历史，恰在这个时候选择了张居正。
书生报国，惟以智慧。还有就是——“慨然以天下为己任”。
他起自布衣，登入庙堂，“且受深恩，义当死报，虽议谤有所弗恤也！”
人力可胜天，就是在这个意义上说的。难道世路多荆棘，他不知道吗？
他当然明白。
但国家兴衰，不止是一个人的祸福。拯民救时，就在今朝！是五尺男儿，能罢得了手吗？
正所谓“无限沧州渔父意，夜深高咏独舷鸣”（张居正《泊汉江望黄鹤楼》）。
这内心里最深刻的啸声，有谁听，有谁听！
【金戈铁马入梦来】
张居正的“江陵柄政”十年间，最值得人称道的还有善用将帅、安定边陲之功。
在隆万交替之际，大明的天下还不能算四方晏然，各处仍时有闻警。这都是正德、嘉靖两朝留下来的烂事。
那两位自我感觉良好的皇帝，在国防决策上实属低能儿，对外战略完全短视，忽战忽和，缺乏长期打算。对所启用的边将也是信疑不定，让人很难愿意卖命。仗要是打输了，那就都是下面的错儿，蓟州前线在十七年中，竟更换大将十人，没有一个不是获罪撤职的。总督王忬与杨选两人，还因吃败仗而被皇上杀了头。
只有低能的下属，没有低能的上级。皇帝的心理倒是平衡了，但事情却毫无起色。
兵备松弛，到了近乎儿戏的程度。
军官们普遍强迫士兵服劳役，十分残苛，导致兵卒大量逃亡。当官的正好吃空饷。以京军、边军的编制论，合计有百万，但实际有多少鬼才知道。以京军为例，嘉靖时的编制14万，按人头一个个数的话，只有不到6万，而能打仗的，大概也就2万。
明初的军屯到后来已经无法生效，军费均由财政支出。一年军费70余万两，一打仗就超过上百万两，占全国年总支出的70%！从太仓发放到边境的军饷，年年不足用。这个大包袱，哪个背得起？
花这么多银子要是养一批精兵，也还不算冤枉。可是大明的军人情况如何？军官都是世袭，吃惯了空饷，骂惯了士兵，哪里懂得带兵。一遇检阅会操，就临时拉来一批老百姓充数。兵部的大员下来，检阅阵前，只见一片嘻嘻哈哈，“呼舞搏笑而已”。兵部官员受了贿，也不见怪：弟兄们好啊！
这就是大明军。无怪在庚戌之变时，京军一听说要出城打鞑子，竟人人号啕大哭！
边防溃烂，这“溃烂”二字一点都不过分。
就在张居正入阁那年，隆庆元年，仍有一次俺答犯境，兵锋直薄北京城。经过张居正与高拱经略，边防才有所复振。到他完全执掌了最高军事权之后，更是加紧调兵遣将，整饬武备。大明的千里边防，画角连营，渐渐的有了一支虎贲之师！
书生稳坐帐中，决胜万里之外。
张居正在入阁后的16年中，与边防将官频频通信，指点机宜，部署措当。这些函件舍弃了公文套路，事无巨细，详为谋划，在他的文集中收录的有百余封。
“燕然未勒归无计”。他知道，在前方的将领选得好不好，是边防安宁不安宁的关键。
他选将，要的是既骁勇善战、又足智多谋。
他用将，是授予大权，坐镇要害，统辖一方，用之不疑，曲为维护。
有了称职的统帅，自会有不怕死的大将。
有了称职的大将，自会有不怕死的雄师。
那时四方皆有将星熠熠：俞大猷、谭纶、戚继光、李成梁、王崇古、方逢时、殷正茂、凌云翼……均为一时之雄。北虏南倭。无不心生惧意。边防上的形势，开始由危转安了。
这其中，张居正对戚继光、李成梁两位著名将领的使用与关爱，不能不细说一下。
戚继光是山东登州卫(今山东蓬莱)人，字元敬，号南塘。他出身于军士家庭，嘉靖二十三年17岁时承袭父职，任登州卫指挥佥事，负责海防，也就是对付“南倭”。曾有雄心壮志曰：“封侯非我愿，但愿海波平！”
嘉靖三十一年，戚继光应考山东武举，在数百人中脱颖而出。次年夏，被提为山东都指挥佥事，参与当地的防海抗倭。此后十余年间，辗转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再到广东，到处留下“戚家军”赫赫威名。
张居正入阁后，调戚北上，总理蓟州、昌平、保定三镇练兵事。这是为戚继光特设的一个职务，本意是能让他带更多的兵，但因和三镇的总兵官权力划分不清，“诸将多观望”。于是兵部将他调任蓟州总兵官，能实际控制一镇的军队。可是这样一来，名衔却有所降低，戚继光为此怏怏不乐。张居正那时还只是内阁的普通辅臣，不能直接改变这一状况，便说服隆庆皇帝改任戚为总理练兵兼镇守，可以节制其他两镇总兵，使之便于练兵。
戚继光是一名罕见的将才，从军“三十年之间，未尝一日不披坚执锐，与士卒共命于矢石之间”（王世贞语）。《明史》上也说：“戚继光用兵，威名震寰宇。”看来他是从没有玩过虚的。
他初到北边，见北地边军纪律松弛，就与谭纶一起调来三千浙兵。浙兵都由他一手训练而成，纪律严整，可充军中骨干。刚到北边那天，正逢大雨，三千兵伫立雨中不动，从早至暮，有如树林。北方边军看见，无不震骇，“自是始知军令”——才知道军令如山是什么样子！
戚继光不负张居正重望，到北方后，轮训三镇边军，使其声威稍壮。又从沿海招募贫民屯垦，解决了军粮问题。
最为天才的是他的两大发明。一是“马、步、车”协同作战。在平原地带，蒙古骑兵锐不可当。戚继光临阵时以数十辆车围成堡垒，马、步军掩藏其中。敌至，则骑兵突出厮杀，车辆趁机列好阵。
一旦敌方大军逼近，骑兵便迅速退入车阵中。待敌骑突入近前，则阵内火器万枪齐发。打得敌人焦头烂额，步兵见机杀出，手持拒马器与竹制锐利长矛，一字排开，敌骑兵顿时人仰马翻，不一忽儿，队形就大乱，纷纷溃散。骑兵便在这时跃出追击，撵他个屁滚尿流。
以此制敌，昔日铁骑闻风丧胆!
第二个发明是修筑空心敌台。原北京一带边墙是明初大将徐达所筑（并非秦长城）。嘉靖年间陆续修过，但年年有所损坏。戚继光认为，蓟镇边防绵延二千里，只要一处有缺口，则整个边墙都是废的，年年修，年年有塌陷，纯属浪费。他提议，最好跨墙修建空心台，也叫做“敌台”。高五丈，中空，里面三层，上有雉堞（枪眼），内可宿百人。里面铠甲、器械、粮草俱全。士兵居内可守望，也可迅速集结成野战军。
本书前面曾经讲过，张居正对此给予了无保留的支持，亲自督促建造。历时三年，从居庸关到山海关，共修了1200个，又从后方调来浙兵9000人负责防守。
巍巍边防，只见千里连营，戚家军大旗猎猎！
大明原来的软腹部——蓟州，成了铁打的壁垒。
史载，北边一时守备坚固，敌不能入，都转到辽东去了。过去俺答入寇北京郊区的事，做梦也别想了。
戚继光不仅会带兵，亦能作文，有诗集名曰《横槊集》。时人说他“军中篝灯读书，每至夜分。戎事少闲，登山临海，缓带赋诗”。好一个能文能武的大将军！
猛士出燕山，万里尘埃静。
可惜的是，按照中国哲学“出头的椽子先烂”的规律，这样的人当然不能安稳。戚继光成名以来，外界非议不断，实际上很受了些窝囊气。若是大家批评他不廉洁或盛气凌人倒也罢了，该人确实有这类毛病。但挑剔他的人，都是武大郎的后代，专从军务工作上故意掣肘。
戚继光刚刚北调时，有的督抚和兵部的一些人，就看不惯。他们无法否认戚的平倭战绩，就说“南兵”不适合北边。张居正明确表态说，戚继光“才智并非拘于一局”，在南方行，在北方为何就不行？
隆庆那几年，由于戚继光治军不合一些要员的胃口，触犯了当道，几乎遭灭顶之灾。张居正坚持“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及时给予了援手，使得戚继光能脱离险境，并有施展的余地。
张居正任首辅以后，把与戚继光惺惺相惜的谭纶调为兵部尚书，又把自己的得意门生梁梦龙调去接任谭纶为蓟辽总督。这样，戚继光上面下面就都有了人，再有什么非议，自然有人给挡住。
对戚继光性格上的弱点，张居正可说是如父如兄，每每去信予以劝导。反复告诫“愿足下自处，务从谦抑”，劝他不要与人争功，不要无谓冒犯上司。这些劝说，使气量狭窄的戚大将军有所收敛，适当地把尾巴夹了一夹，免去了很多麻烦。
士为知己者死，万古如此。张居正不但懂得如何治军，更懂得驾驭人心。以为自己有了点权势，下级就一定要向你摇尾巴的，那是猪头领导，
首辅对一个边将能如此耐心指点的，为前代所未有。戚继光一个武夫，怎能不甘愿效命？
戚继光乐与士卒同甘苦，每战之后必亲自慰问伤残，祭奠亡灵，全军为之泣下。他镇守边关16年，虏不敢犯。在张居正执政时期，以军功升左都督，加太子太保，又晋升太保，终成一代名将。
张居正倾注心血最多的另一员猛将是李成梁。
李是朝鲜裔人，内附大明已有四代之久，世袭铁岭卫指挥佥事。他自幼生长在辽东，深谙鞑靼土蛮部的虚实。隆庆元年时间，土蛮部进犯永平府，他援救有功，以参将升副总兵，协守辽阳，从此崭露头角。隆庆三年，斩敌酋张摆失。隆庆四年，俺答的儿子辛爱大举入侵辽东，大明总兵官王治道战死，辽东全线告急。李成梁继任总兵官，坐镇辽阳，他临危不惧，积极修工事，选将校，招健儿，稳住了局势。
《明史》上说他“英毅骁健，有大将之才”。此言不虚，他确实有一番奇谋。自此后便转守为攻，于隆庆五年，夹击来犯之土蛮部于卓山，斩首580余级。这在斩杀敌人十数人就算大捷的明后期，简直是盖世奇功！
到了万历年间，他破敌之役更不可胜数。万历三年，泰宁部的炒花纠集两万骑，南掠永平、沈阳，李成梁率火器营迎头痛击，歼敌上千。
万历六年，率军趁夜出塞，长途奔袭200余里，直捣泰宁部与土蛮部进犯大军的营地——劈山营，斩首430级，此为劈山营大捷。
万历七年，土蛮与泰宁部的速把亥两部合驻红土城，分兵进攻锦州、义州（今辽宁省义县）。李成梁趁夜出塞200里，直抵红土城，斩首470余级。此为红土城大捷。
万历八年，鞑靼千余骑从永奠入侵，李成梁又出塞200余里，斩敌人750人，尽毁其营垒。
类似这样奔袭200余里斩首数百级的战例，在这里不可能逐一尽数。
这一幕幕景象，为大明边关百年来所绝无仅有。
辽东平原上，烟尘滚滚，大明军旗所向披靡。土蛮精锐全没了惯常的威风，被杀得七零八落，只恨爹娘少生了两条腿。昔日明军被动挨打的局面，已恍若隔世。
这里面，也有几次战役是张居正亲自筹划的，但能够在前线取得如此惊人战绩的，非李成梁莫属。张居正深感李成梁“忠勇可用”，屡次请旨为其加官进爵，并不吝惜封赏
李成梁的战绩，也使万历皇帝大为开心，曾为此告谢郊庙，在皇极门向百官告捷。在张居正的数次提议下，李成梁一路高升，先后加太子太保、太保，世荫锦衣指挥使（子孙可任此职），封宁远伯。
李成梁的两个儿子也是久经沙场的军人，能独当一面，且屡有战功。
李氏父子率重兵，犹如铁打的堡垒雄踞辽东22年（至万历十九年），威震绝域，鞑靼各部望之无不心惊！
封爵后，李成梁遂了平生心愿，更是勇猛异常。于万历十年，在镇夷堡设下伏兵，将来犯的速把亥斩首，灭掉了这个骚扰辽东20余年的心腹大患！
天赐勇将与大明，亦赐良相与中国。
李成梁在张居正的掌控下，功绩非凡，标炳史册。《明史》本传在写到他的功绩时，真是不吝赞美之词，其中说：“成梁镇辽二十二年，先后奏大捷者十……边帅武功之盛，二百年来未有也。”
但正像所有的王牌都有其丑陋的背面一样，李成梁这个人也有他的阴暗面。史载，他“贵极而骄，奢侈无度”，对辽东的军费、马政、盐业、政府采购无不包揽，以此中饱私囊，以至“全辽商民之利尽笼入己”。在战功方面也有水分，仗着边地遥远不易核查，经常谎报战功；若敌人已从别处突入内地，他则拥兵观望，并不出手；有时甚至掩败为功，放纵部下杀良民以取首级冒功。
擅杀平民冒功，是大明军队流行了百年的弊端，无人能够制止。到了李成梁这里，更是肆无忌惮。士兵们在战事结束后，成批杀害边境平民，割下脑袋，按蒙古习俗重新结辫子，冒充敌首。兵部人员论人头点数，其他不问。早在严嵩当政年间，边兵擅杀就是边民的一大害。被严嵩害死的锦衣卫官员沈炼曾有诗咏及，至为沉痛：“割生献馘古来无，解道功成万骨枯。白草黄沙风雨夜，冤魂多少觅头颅！”（《感怀》）
草民读史至此，则有许多感慨：在某种意义上，历史真不是善良人创造的。军队本该保民，区区平民何辜！李成梁若只有镇辽之功而无其他，也许可算得上是大明少有的圣贤了，可惜，人性的黑暗，就是如此无所不在。
李成梁的所作所为，只瞒过了高高在上的阁部。地方督抚若有异议，一概被他排挤而去。当时也有言官交章弹劾，却奈何不得他。
张居正对这个桀傲不驯的武夫，当然有清醒的认识。首先，他极其清楚李成梁的存在，对辽东防务乃至大明的安危都有重要意义，所以从未动过撤换之心。这样的猛将，可抵雄师百万，不是随便哪个就能取代的。鉴于大局高于一切，张居正对李的污行劣迹做了不少让步。但对李部的所有动向均了如指掌，决不放松。
若李大总兵实在闹得不像话，张居正也决不给他好脸色看。恩威并用，把这个家伙牢牢攥在了手心里。
万历三年五月，李成梁脑袋不知转了哪根筋，听到风就是雨，报称土蛮部拥兵20万来犯，前锋已至近边的大凌（今辽宁锦州东北），“请兵请粮急于星火”（《万历起居注》）。
辽东巡抚张学颜连忙飞报兵部，兵部闻讯张皇失措，一时竟拿不出办法来。连万历皇帝也被惊动，屡问张居正：“虏情如何？”
张居正却保持了异常的镇静，他对局势做了估计：此时正当暑天，又大雨连绵，不利于骑兵作战，根本不是北虏进犯的恰当时机，土蛮部不大可能愚蠢若此。他一方面令戚继光严密防守并派兵应援，一方面让宣府巡抚吴兑探查敌情。
不久，两方面都有情报回馈：边境上鸟也没有一个！纯属李成梁闻风生事，想自抬身价，趁机杀几个老百姓冒功。
张居正接报大为震怒，请旨对兵部和李梁成严词申斥。他批评兵部“彼己虚实茫然不知，徒借听于传闻耳，其与风声鹤唳、草木皆兵者何异？似此举措，岂能应敌？”
张学颜与兵部尚书杨博，两人都是张居正素所倚重的大臣，但张居正并未稍作宽容，同时对李成梁也狠狠敲了一下。
万历六年三月，有鞑靼一部因得罪了土蛮，一行七百余骑东来准备投明。李成梁部一名游击想冒功，竟挥军掩杀，斩首470级，掳掠大批牛羊，谎称获得“长定堡大捷”。结果又是一番告庙、颁奖、晋爵等等，不亦乐乎。当时张居正请假回江陵葬父，在家接到报告，大为疑惑，写信给时任兵部尚书的方逢时说：“辽左之功，信为奇特。”敌人来就来么，还带着牛羊干什么？七百余骑偷袭，必有周密准备，怎的我军偏师一击，他们就四散溃逃？
事情最后是调查清楚了，但因皇上已下了“圣谕”表彰，一切都无法更改——天子还能被愚弄吗？张居正只得向有关边镇督抚透露了一个信息：我这里是洞若观火的！李成梁大约也知道瞒不过张首辅，此后加了小心，若干年里未敢再次犯混。
从明末崇祯时期辽东的用将与防务谋略看，张居正对李成梁的倚重与优容，是具有战略眼光的。那句著名的浅显唐诗，包含着与国运相联系的真理——“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
谁不服这个气，谁就自尝苦果。连皇帝也不能例外。
至于边民与降人的冤魂，历史说到这里就说不得了。滚滚车轮总是要踏着一些冤魂前进的。
千载悲歌皆如此。
张居正除了叹息“乖谬如此，殊为可恨”之外，又能有什么更好的办法！
从全局来看，张居正对戚继光、李成梁青眼有加，委以重任，一举扭转了大明边防的颓局，是极富战略头脑的。明代史家谈迁论及此时，高度赞赏，说“江陵能尽人之才”。
对两位的器重，张居正曾多次对人剖白，说自己从中并无私人好处，无非因为他们是“为国任事之臣”，所以才“视之如子弟”，“奖提爱护”。
两位名将的结局，很不相同。这里不妨多说两句。
张居正死后，又有人重弹老调，说戚继光不适合于北方，旋被调任广东总兵，第二年又被弹劾，致仕还乡。三年后又被夺俸，于同一年郁郁而终。著有《纪效新书》、《练兵纪实》，为后世兵家所重。
李成梁虽卤莽，但结局却相当风光。张居正死后，他仍留任辽东，至万历十九年解职。子弟皆列高位，连仆人都跟着显贵。他离开后，辽东凡十年竟易八帅，看来是谁也玩不转了。万历二十九年，时年78岁的老将军又被启用，重回辽东，边境立刻安定。又干了8年，共在辽东称霸20年。后以93岁高龄辞世。
阎崇年先生在《明亡清兴六十年》里说，李成梁在古勒城肆意屠城，误杀了努尔哈赤爷爷和父亲，种下了仇恨的种子，导致努尔哈赤立志灭掉大明。此说我不能赞同。
这段公案史书上记载得很清楚，以当时女真的情况看，努尔哈赤不可能是因此事而与大明反目的。他是一个有宏大政治抱负的人物，迟早都会崛起。个人恩怨不足以解释他的动机。
史载，万历二年李成梁攻破建州女真部，斩杀了建州女真酋长王杲。万历十一年初，李成梁率军攻打王杲之子阿台盘踞的古勒城。当时努尔哈赤的祖父觉昌安为明军做向导而被阿台软禁在古勒城中，努尔哈赤的父亲塔克世随明军前往，先于明军进入城中搭救其父。后来明军攻破古勒城，射杀了阿台。遗憾的是，此役中觉昌安和塔克世都为明军误杀。
战后努尔哈赤和兄弟混迹于乱军，归附了李成梁。《清史稿》本纪中说，“成梁妻奇其貌，阴纵之归。”是李成梁的老夫人把他给放了回去的。后李成梁送回了觉昌安、塔克世的尸体，并赐银给努尔哈赤厚葬其父祖。这一点，李成梁做的还是很有策略的。
明朝在此之后赐予努尔哈赤敕书三十道、马三十匹，允其承袭父、祖之建州左卫都指挥使。明朝的这次封赏，才是努尔哈赤兴起的关键原因。此时努尔哈赤虽极弱小，但有了天朝的封赏在身（在所有女真部落里是唯一的），他就以此为号召，开始聚集政治和军事实力，逐渐坐大。
努尔哈赤开始称王，“定国政”，大败海西女真九部，统一建州女真，成为一方势力的整个过程，恰是在李成梁卸任期间完成的。其间，万历二十三年，明朝还以努尔哈赤守边有功，封他为“龙虎将军”，证明那时大明与努尔哈赤的关系还相当默契。
李成梁起码对努尔哈赤的崛起无须负什么责。至于后来努尔哈赤终于统一了女真三十部，国力大盛，以“七大恨”为理由兴兵反明，那只是借口罢了。狼想吃羊了，谁还有什么办法？
人之在世，常有无数的错谬纠缠。有时候，“时代”这个词，也成了某种不负责的借口。其实无论什么时代，智慧是不能少的。因为所有的悲剧，其实都来自愚蠢。
避免愚蠢的方法之一，即是读史。
青灯黄卷总有味。
在对以往的任何事情似乎都已解释清楚了的当代，我们来读史，往往会有意外触动。毕竟我们精神的血肉，是来自那些尘封中的纸页中间。
今人未可笑古人啊！尤其读张居正治国的史实，心头时常会弹出一些惊喜。
书生治国，他有着书生的优长，却没有迂腐之气。
在他治下，大明边防的重振，除了审慎用将之外，还得益于正确的战略思想。之所以说是正确，就在于“实事求是”。
这四个字，当已说滥了的时候，就等于没说。
我们往往会看到，中国哲学“瞪着眼睛说瞎话”的原则好象要更流行一些。
张居正当国之初，他对大明的国力有过很客观的估量。鞑靼虽然已由强转弱，但大明自己亦是千疮百孔。举大兵，征漠北，灭胡虏，无论如何也只能是千年大梦。因此，他制定的国策是以抚为主，以战促和。
你不闹，就行了。我们各自放牛羊、种庄稼。这也很符合现代的地缘政治理念。
他看到，蒙古诸部也不是铁板一块，各部时合时分，彼此也有攻杀。这就完全可以分而制之。他的策略，简略地说，就是“东制西怀”——拉住一个打一个。
西怀，就是对俺答诸部的怀柔。俺答基本可以说是老实了。封王满足了他的生平心愿，互市解决了饭锅的问题，他自然愿意长期纳贡就封，打仗对他并无好处。张居正就尽量满足他的要求，甚至赏赐给俺答部的丝绸、铁锅、茶叶，都要亲自去验看，不能有假冒伪劣。俺答的儿子黄台吉（体面一点儿的译法是“皇太极”）、弟弟昆都，都不大听老俺答的，时附时叛。张居正对这两人就实行又打又拉，还告诉王崇古要使离间计。总之，能吓唬住就行。
大明首当俺答部的要冲，是蓟门。张居正告诫边将：“在他镇以能杀敌为功，此地以贼不入为功。”因这地方离皇陵乃至京城太近，不是打仗的好地方，所以千万“毋轻与战”。
近忧没有了，远忧也就不怕了。张居正的“东制”，是指对集中在辽东的土蛮等部要狠狠地打。
对鞑靼的这两大势力，采取冷热截然不同的对策，就能保证他们永远合不到一块儿，彼此心怀怨望。有了“东制”，“西怀”的这一部分在对比之下，就更为珍惜和平。有了“西怀”，横亘在蓟州、宣大之北，与大明形成呼应，“东制”的那一部分轻易也不敢杀过来。
张居正对这一套战略颇为得意，称“东制西怀，自有妙用”（《答吴环洲》）。
“西虏”的封贡是经过苦苦恳求才得到的，所以他们一般不会背弃。而对“东虏”那帮家伙，就是他们来恳求封贡，也决不能同意，就是一个字“打”。假如同意了“东虏”的请求，鞑靼东、西两部就可能同时都看轻了这封贡，反而一个也拉不住了。
张居正自夸道：“一举而树德于西，耀威于东，计无便于此者矣！”
读史到此，又忍不住要拍案！大国战略，太愚蠢或太坦诚了，都是不行的啊。
即便对已经臣服了的俺答，张居正也不敢掉以轻心。俺答于晚年信奉了喇嘛教的黄教。黄教于明初兴起于青藏，后传入蒙古，信仰者众。俺答成了坚定的信徒之后，不失时机地利用宗教影响来扩大势力范围，让自己的一个儿子宾兔台吉在甘青一带建立佛寺，以笼络当地部落。
张居正看出了俺答的用意，便在这方面尽量优容，以此把这老英雄拴得更紧。明廷经常赐给俺答一些佛经；万历三年，还将俺答建立的新城“库库河屯”赐名为“归化”。归化在汉语里是“归化远人”之意，有民族歧视色彩，所以后来不用了，而使用了它的另一个古老的译名“呼和浩特”（青色的城）。
万历五年三月，信仰愈坚的俺答向明廷提出，要去青海做佛事（设醮）。四月，俺答的儿子宾兔台吉在青海也已建好了寺。兵部和张居正都认为俺答这样做，是事先征得朝廷同意的，便请旨予以批准，由万历皇帝亲自为西海寺赐名“仰华寺”。
谁想到，到了万历六年初，俺答竟带领大队人马浩荡西行，几乎是倾国而去。张居正觉得事态非同寻常，立刻命令三边总督和甘肃巡抚做好应变准备，留心俺答这家伙在历来无事的西北惹出什么麻烦来。又让宣大总督吴兑出面，劝俺答快快返回。
俺答哪里肯听？继续带领数万大军西行。
俺答此行，一方面是拜佛，另一方面也想劫掠西边的瓦剌部落，伺机占点儿便宜。但英雄毕竟老矣，在甘肃境外，他被瓦剌给打得灰头土脸。撤回来后，俺答向甘肃巡抚借道，要去乌斯藏(青藏)见活佛。甘肃巡抚哪里挡得住他，只得任鞑靼大军穿越甘肃向南到了青海。
五月，俺答和活佛索南嘉措在青海湖畔的仰华寺会面，汇聚“诸酋”，召开了有蒙古、藏、畏兀儿、汉等族十万人参加的法会，举行入教仪式。蒙古人有千人受戒。俺答此次尊索南嘉措为“圣识一切瓦齐尔达喇达赖喇嘛”。其中“瓦齐尔达喇”是梵文“Vajra-dhra”的音译，意为“执金刚”；“达赖”是蒙文音译，意为“大海”；“喇嘛”是藏文音译，意为“上师”。这就是达赖喇嘛活佛称号最初的由来。
张居正见俺答新败不久，拜佛也拜得差不多了，就命甘肃巡抚劝俺答早回故地，善始善终。俺答这才心满意足而还，幸而没惹出什么大乱子来。只是青海一带的藏人，被他骚扰得够呛，“益遭蹂躏，多窜徙”（《明史》）。
万历九年，俺答病重。张居正担心老王万一去世，诸部必生乱心，若大部归顺了土蛮，那就危险了！他极为警觉，拟诏命边臣练兵积粮，加意警备。万历九年十二月（1582年1月），俺答去世。北边的形势骤然紧张，将士们昼夜戒备，谁也说不上会发生什么。
在此风云难测之时，张居正指示边将厚抚士卒，做好战备，静观其变。
幸亏天佑大明。此时，一个蒙古族的巾帼人物出面挽救了危局。她就是早年引发俺答绯闻事件的主角——三娘子。
三娘子又称“钟金夫人”、“也儿克兔夫人”，真实姓名已不可考。“三娘子”这个名儿，是蒙汉百姓对她的昵称。她不仅美艳，且文武双全，精通蒙文，手不释卷，又十分仰慕天朝文化。俺答对她信任有加，诸事都交由她裁决。俺答与大明化干戈为玉帛，三娘子在枕头上没少吹风。隆庆五年，明廷封她为“忠顺夫人”，大名响彻塞上。鞑靼各部与大明互市多年，相安无事，三娘子也是从中出力不少。
据记载，每逢开市之日，三娘子总要亲自主持，每每只见她“勒精骑，拥胡姬，貂帽锦裘，翱翔塞下”，简直是天人风采！她与明朝宣大总督等一干官员往来密切，友情甚笃。以至在宣大总督向朝廷的报告中都要题上一笔：“得三娘子主市，可以宁边。”
俺答死后，子黄台吉继承了老爹的汗位，并袭顺义王。出于政治上稳定诸部的考虑，黄台吉提出，要娶三娘子为妻。这个做法在鞑靼高层习俗中并不为怪，父死嫁子，称为“顺继婚”。三娘子大约瞧不上这位老“台吉”，不答应，负气率部西去（据说领走的都是娘子军）。
大明与鞑靼之间，骤然失去了一个纽带人物，双方关系日趋紧张。黄台吉是个脾气暴烈的武夫，对通贡互市并不赞成，过去“只为父兄所强”而勉强就范，今后怎样就不好说了。
张居正和兵部看得明白，能挽回局面的，只有三娘子了。
于是大明方面，由时任宣大总督的郑洛出面，劝三娘子按习俗下嫁黄台吉。郑洛是个很会说话的人，他说：“汝归王，天朝以夫人封妆；不归，一妇人耳。”又说：“若三娘子别属，我封此黄台吉何用？”三娘子权衡再三，只好从大局出发，做了第二代顺义王夫人。明廷也第二次封她为“忠顺夫人”。
在三娘子的规劝下，黄台吉改弦更张，再未违约。后黄台吉病痛日多，大汗的权力实际上落在了三娘子手中。在她主持下，有鄂尔多斯等蒙古各部共47支前来通贡互市。
如此三年过后，黄台吉去世，其长子扯力克袭顺义王。三娘子说自己老了，便练兵万人，筑城别居。明朝此时担心又要出问题，于是再做月老，要求三娘子下嫁扯力克。三娘子也就再次屈从，当了第三代顺义王夫人（到此时才算嫁了个平辈的人）。
扯力克对三娘子也是迷得很，“尽逐诸妾”，忠贞不二，与天朝互市的事情都交给三娘子打理。明廷又第三次册封三娘子为“忠顺夫人”，并提出：凡顺义王向朝廷呈禀的公文，都要有忠顺夫人的共同签署。三娘子由此正式成为鞑靼各部的核心人物，曾成功地阻止了扯力克向明朝挑衅。
明人有好多咏三娘子的诗，都不吝赞美之词。其中一首说：
氍毹春暖锁芙蓉，
争羡胡姬拜汉封。
绕膝锦褴珠勒马，
当胸宝袜绣盘龙。
红妆一队阴山下，
乱点酡酥醉朔野。
塞外争传娘子军，
边头不牧乌孙马。
（冯琦《三娘子画像》）
遥想当年塞上，怎会有如此人物！
三娘子前后掌军政实权达40余年，逝世于万历四十一年（1613）四月，享年64岁。葬在今包头市萨拉齐镇东20公里处，现在这个地方的“太后庙”里尚存有她的骨灰塔。因三娘子曾参与创建呼和浩特，所以呼和浩特又被称为“三娘子城”。
三娘子，绝代风华也！虽然我们也有王昭君，但……确实不可同日而语.。
历史为我们送来了非凡人物，不但是国之幸，也是万千苍生之幸。
张居正自隆庆元年入阁，主持北方防务16年，没有哪一年不是在军书旁午、羽檄飞传中度过的。
文渊阁内，那张静静的书案上，常有听不见的渔阳鼙鼓隆隆卷过。
将军白发征夫泪……
书生的肩头亦是关山万重！
他自诉：“外忧边境，一日之内，神游九塞，盖不啻一再至而已！“（《答吴环洲论边臣任事》）
金戈铁马，就这样夜夜破梦而来；吹角连营，亦在飒飒秋寒中挥之不去。
俺答封贡后，蒙汉的对峙虽已冰消，但张居正未敢有一丝放松——没有强势的防务，哪里会有一厢情愿的和平？军威不壮，大国又能怎样？君臣就是再吞泪，也万难阻吓住人家的觊觎之心。
张居正不会让宋代的悲剧在大明重演，他常以“八事”课考边臣，即积钱谷，修险隘，练兵马，整器械，开屯田，理盐法，收塞马，散叛党。并且规定，每三年派遣大臣巡阅边防一次，各处成绩如何，要如实进行考评。万历七年春，他派给事中戴光启、王致祥、姚学闽分阅九边，历时近半年。至九月方回京复命，将九镇的各项优劣逐一呈报，边臣皆不敢弄虚作假。
从万历元年起，他两次下令修边墙，筑敌台，增堡寨。由于财力紧张，戚继光原设想的3000座敌台，最后只完成了1200座；原定5年的工期，竟然连绵拖了10年。
但毕竟在蓟镇千里边墙上，每隔三里，就立起了一座敌台。边墙大多是沿山脊最高处修建的，本就气势宏大，再加之敌台高矗，蜿蜒呼应于天地间，就更是壮观之至！
草民我年轻脚力尚健时，曾数次登上过八达岭“长城”的最高处。从第三个敌台再往上，目睹过别有洞天。这里，是未经修复的原生态边墙，虽然偶有倾颓，荒草萋萋，但砖石依然牢固如昔。俯瞰塞外，平川漠漠，烟霭处无限苍凉。此时天地岑寂，耳边惟有风声，想那明代戍卒，不知是怎样在这里度过冬夏的？
男儿有志，势必登此处。
这就是，我的中华！
置身深秋暮色里，怎能不“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由戚继光提议、张居正支持建立的“敌台”与明边墙一道，现在已成了固定的“长城形象”。后人可知，这与秦长城完全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在明边墙附近，至今还可以看到战国长城的残迹，经历两千年岁月的冲刷，那已只是一道不太高的土楞，外面由碎石块垒成。
而大明的边墙，至今巍然！在近世抗日的烽火中，也曾一度是阻敌的雄关。
大明从立国后200多年来，北边饱受强敌袭扰，边民时遭屠戮、生不如死。在张居正这一代，这种屈辱终于结束。
张居正死后，他的改革措施大多被废弃，而他亲手制定的防务策略却延续了下去，惠及后来的几代百姓。
“绵绵忆远道，悠悠恨河梁。”
斯人已去，400年了，何处可寻一缕踪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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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治国就是要敢打真老虎
【执政者怎么能杀鸡取卵】
我们在品评历史上的执政者的时候，常常会赞美他的一些个性与才华。
其实，对于一国之主来说，无论他的位置是怎样得来的，继承来的、夺来的、还是被人家推上去的，历史都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他是否做到了国强民富？
他只须有这一件功劳，他也只能有这一种责任。
历史不需要他有别的才华。
如果这一点做不到，那么还有什么颜面自吹自擂？还怎能指望不教后人耻笑万年？
这就是我敬佩张居正的原因。
在中国的皇权时代，罕有他这样的清醒者。国强与民富，是担在他双肩的两副沉重担子。别人想不起来做的，他想到了，别人不想去做的，他偏要做好。
一代代的王朝，几乎都在走一个路子。开国之初，因殷鉴不远，前朝垮台的景象还能使新主有所克制，所以一般尚能爱惜民力，少收赋税，少设官职，百姓能过几十年安稳日子。到了王朝中后期，国家养官愈多，胃口愈大，钱就越来越不够花了。财政危机，是它们的癌症。
如何把这样大一个王朝养起来？怎样才能搞到够用的钱？
不同的执政者，有截然不同的招数。
头脑简单的一种，就是提高赋税，从老百姓那里刮！一道公文下去，不管他下面如何哭爹叫娘，钱是可以收上来了，国库满了，朝廷与官员也有钱花了。但百姓何以堪？揭竿而起的事，往往就发生在刮得太狠的时候。
明君唐太宗了解这一点，他说：“若损百姓以奉其身，犹割股以啖腹，腹饱而身毙。”（《贞观政要》）
这并非什么天才之见，只不过说了一个事实。
中国的成语也有“杀鸡取卵”一说，其意荒诞，不过仅是个比喻。可是，现实中蠢到这个程度的居然也有。杀了鸡，取了蛋，还要沾沾自喜。
聪明一点的执政者就不会靠提高税率弄钱，而是“轻徭薄役”。百姓的负担不重了，自然会加紧大生产。不要小看小老百姓的经济繁荣。百姓经济一发达，土地就开垦的多，人口也就繁殖得多（养得起了）。田亩多了，人头多了，国家即便不增税种或税率，税收也能增长。这就是很简单的“放水养鱼”。
张居正就是属于较聪明的那一类的。他说：“古之理财者，汰溢浮而不骛厚入，节漏费而不开利源。”
什么意思呢？把你的臃肿机构减一减，把你的奢侈开支压一压；不要想着怎么从老百姓那里弄到“厚入”（很多很多的钱），尤其不要变着法地“开利源”（新增收税收费渠道）。
张居正对一些官员的麻木不仁尤其不齿——应该为百姓做什么，一窍不通，但是对如何从百姓身上弄钱，却有超常天赋。嘉靖年间，因国用不足，朝廷在江南一带加赋，地方各级官员趁机多征（公私兼顾），民不堪其苦。当时请假在家的张居正，目睹民间疾困，就曾说过：“欲物力不屈，则莫若省征发。”
官员们要是互相比着看谁征的税多，那百姓还能喘得过气来吗？
究竟是以征税多为荣，还是以征税多为耻，就看这把尺在谁手里拿着了。
大明帝国的钱为什么老是不够花？《明史》上说：“国家经费，莫大于禄饷。”也就是养官和养兵的花费太大。明中期以后，官俸的支出有时甚至占全年财政开支的30%。
官多，花费当然要大。洪武年间，设立官职还比较实事求是，务求精简，全国的文官只有5000多人。到后来，当官成了一种优越的生存方式，可以靠着当官过上好日子，人人就都想往里面钻。冗官冗员像泡沫一样疯涨，文官到正德年间就涨到了2万多名，百年间增加了3倍。
明朝的武官就更不得了。武官因为是世袭制，子孙后代只要通过了考试，国家就得授官。编制满了怎么办，只好添加大批无实职的带俸武官——反正得养着。明初武官有28000人，到正德时猛增至10万。
这样多的官，有什么用？没用。朱老皇帝的时候，官员数量少，机构简单，但是“当时政无不举，令无不行，事妥民安，未尝失误”（徐恪《修政弭灾疏》）。如今疆土未扩大，人口未增加，倒是官员繁殖得快。“况一官之来，有一官之费。食有俸粮，居有廨宇，一分一毫，皆取给于民。”（《明会典》）
除了官员的工资，老百姓还要负担官府的大量劳役——给官员当皂吏（勤杂工）。多半官员使役的人数都比规定的要多，有时一个官要用七八十人服务。老百姓连干自家活儿的时间都没有了，甚至“一家当三五服役，一户遍三四处”（《成化实录》）。最极端的例子是“朝为轿夫矣，日中为扛夫矣，暮为灯夫矣。三夫之候劳未已，则又为纤夫矣”（顾炎武语）。这还让不让人家活了！
明朝的宦官，也是一群能吃的蝗虫。史载，南京守备太监一人上任，允许带家人、兄弟、子侄一百多人到任，全部由国家供养。真是“阉了我一个，保障全家人”。到嘉靖年间，大明的宦官已经达到12600人之数。这么多人，国家要从头管到脚，每年光吃米就要吃掉6万石，另外还要领走俸米15万石。
这么多的官，怎能不把国家吃穷？国家又不是生产机构，最后的负担还不是落在在老百姓身上！
嘉靖皇帝登位之初，脑袋还算清醒，他说：“今天下诸司官员，比旧过多。我太祖初无许多，后来增添冗滥，以致百姓艰窘，日甚一日。”这还算句人话，可惜他后来越来越糊涂。
隆庆年间，朝政初现清明气象，徐阶、李春芳和高拱都曾进行过一定规模的缩编。但反反复复，割了的韭菜又长，共净裁28个职位，效果不很大。
张居正当国，下手的力度就大了。首先是对南京的闲衙下手。国初，成祖迁都北京后，在南京留下了一套与中央机构大致相仿的留守机构，这就是明代独有的“两京”制度。不过南京的所谓六部九卿，有高位而无实权，多半是养闲官的。张居正指示吏部，南京官职如果出缺，“非紧要者，不必一一推补”，以“虚其位”而达到了裁员的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