俺答封贡后，外部威胁解除，军政大事减少，张居正认为解决冗官的时机已经到了，于是开始了大规模的精简机构。万历八年十月，他令吏部遍查两京衙门，“有冗滥者裁之”。随后，大检查在各省也渐次铺开。万历九年正月，裁两京户部侍郎以下156个职位，同年还裁撤郧阳巡抚、顺天巡抚、湖广总兵等地方高级大员职位。“江陵柄政”十年间，除去后来又增加的，部、院、都抚共净裁215个职位。
万历九年，裁去各衙皂隶编制194名，加上因裁官而无形中裁去的皂隶编制，等于当年共裁减皂隶622名。当时每个皂隶的劳务。每年需要约30个丁壮轮流无偿负担。这就等于一年减少了18000多丁壮的徭役。
经张居正的厉行裁减，大明的全国官员总数，大大减少了。万历初年文武官员的总数究竟是多少，史籍上没有统计资料，后来有人估计比正德时约减少了20%以上。即文官减少了5000人以上，武官减少了17000人以上。文武官员总数从12万余人压缩到98000人以下。
张居正裁减冗官，为国家省了俸饷，为老百姓大大减轻了徭役负担，上与下都还是高兴的。但是，你夺了人家的金饭碗，也就是触犯了利益集团的利益，这是要老命的事。此举在部分官僚中所引起的怨恨，于江陵柄政期间也不断在积蓄，形成了对新政的阻力，并在张居正死后爆发了出来——这是后话了。
在新政时期，张居正为节省国用，还下力气整顿了驿站制度。
明代在全国都建有驿站，称为“驿递”，是个相当大的交通与通讯网络。全长14万多里，沿线每60－80里设一个驿站，全国共有驿站1936个，此外还有一些急递铺和递运所。帝国就靠它们传送公文和转运粮物。驿站还有一个重要功能，就是接待出公差的官员。
驿站由当地官府管理，经费由官府向当地百姓摊派，过往官员住这种招待所，用马用车用人，全免费。正因如此，使用它的官员越多，当地百姓的负担就越大。朱老皇帝考虑到了这点，曾规定，凡是驿伕和马伕，所承担的其他赋役就要适当减免。同时控制使用驿站的官员人数，以免百姓负担过重。
所以开国的时候，不论多大的官，不是出公差，就别想使用驿站，而且所带随员也有人数限制。驿站见到兵部或巡按开出的“符验”（勘合），就予以接待。符验上对职务、到达地点、往返日期、应享受的费用、准许使用交通工具数量等都开列得很详细。
洪武八年，开国功臣延安侯唐胜宗因违犯驿站条例，曾被革去爵位；吉安侯外出擅使马车，也曾被朱老皇帝申斥。可见当初这制度执行得还是很严的。
但制度只是制度，挡不住人腐败。时间一久，官员们都看上了这块免费的香饽饽。白吃白住还能领出钱来，天下哪里还有这好事？假公济私乱开验符，超标准使用民夫的情况愈演愈烈。到正德年间，所有条例俱成一纸空文。官员往来，可着劲儿用人（不用白不用）。一官出行，要用轿子一二十顶（连二奶都抬上）、杠箱八九十台。这么多的人和东西，大概须用民伕约300人、马50匹。
这个负担，放大到全国去看，那就太重了。时人有曰：“民财既竭，民力亦疲，通天之下，莫不皆然。”
应天府的龙江驿，是负责输送官方人员和物资过江的，这里的情况很典型。仅负责运输江南鲥鱼的尚膳司太监，就长期占用船伕120名，所夫297名。其他针工局、巾帽局、提督织造、乐器监造等部的太监也频频追逼人伕和船只，外加勒索。递运所大使李臻、李福无力应付，竟被迫上吊死了，妻子儿女流离失所。
那些不是出差而是干私事的官员，也盯上了这块肥肉。正德年间，宦官势力强大，一些大宦官的仆人外出办事，凭一张条子就可以从兵部拿到符验。百官也群起而效仿。兵部和抚按干脆把开通行证当做了人情来送。符验上，不写身份、事由，又无人数限制，甚至连缴还日期都没有，而是永久万能的。
官员们用这通行证，就可办私事，比如让亲友沾光，夹带私货，或者干脆转借给商人，捞他一票好处费。有更恶劣的，还每每超标准支取费用，其实就是变相勒索。本书前面所提到的，江南总督胡宗宪的儿子，就是因为勒索不成而吊打驿卒的。
一个公共服务系统，哪禁得起这么压榨？站银不够用，就在本县加征，苦的还是老百姓。夫役们也忍受不了这重压，纷纷逃亡。一些地方的驿递系统几乎瘫痪。
这个为帝国行政服务的机构，就这样成了官员们的免费午餐。
驿递制度的弊政，影响可不小，说它已引发了帝国的财政危机也不为过。
张居正当然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万历三年，他严令“凡官员人等，非奉公差，不许借行勘合”。“虽系公差人等，若轿杠夫马过溢本数者，不问是何衙门，俱不许应付。”（《明会典》）要求兵部与抚按要敢于抵制非分要求，按章发出和收回勘合，如有违规，严惩不贷。驿递官吏如遇到过往官员勒索，可以举报。抚按也要及时对违纪者进行弹劾，不许向小官吏身上推责任。张居正利用考成法，逐级有效地监督，奖罚随之，收效很好。
但是，慷国家之慨，讨好上司，笼络同僚及下属，已成官场潜规则。你不让我借花献佛，难道让我自掏腰包拉关系不成。官场的惯性，不是发个文件就能制止得住的。光发文件（比如“今年春节不送礼”），不逮住几个处罚，等于“此地无银三百两”。
重申驿站条例的第二年，不少地方官在进京述职途中，还是违规使用驿站。张居正请旨予以训斥。但，大明官员中，有人违纪的胆量大过天。万历八年，仍有官员陆续违纪。这一年，张居正因此降了一批部、省级官员和知府的职，其中云南布政司左参政吴孔性因擅用驿站被罢官。他张居正采用的手段很猛，原则上是省部级降三级，知府降六级，知县革职。
南京兵部主事赵世卿，似乎脑袋生了锈，在这一年，居然上疏要求放宽“驿传之禁”，要捍卫行之已久的潜规则。张居正拟旨严厉驳回。
对于权贵扰驿，张居正也做了必要的抑制。孔子后裔“衍圣公”孔尚贤有特权可以乘驿，而且是一等勘合，国家待他不薄。可是这个孔圣的后代，遗传不大好，每年进京朝拜皇帝，都要带一百多人服侍。且必夹带私货，沿路又搜刮不已。到京朝觐完毕后，并不马上走，非把私货卖完再走。驿站不胜其苦，民间更是倒霉，“圣公所过，百姓如被虏贼”。
张居正对这个不争气的孔氏后人，也没给面子，拟旨予以批评。并和山东巡抚商量，将衍圣公朝贺由每年一次改为三年一次，省得年年来骚扰。
“为政必贵身先”，张居正知道自己作为首辅举足轻重，一举一动都是人家的榜样，所以他对自家人约束得很严。两个儿子回乡应试，是自雇车马。他的老父张文明过生日，他打发仆人背着寿礼回乡祝贺。弟弟有病需要回乡调理，保定巡抚听说后，把勘合送到门上。张居正给退了回去，说：“欲为朝廷行法，不敢不以身先之。”（《答保定巡抚张浒东》）
经过一番雷厉风行的整顿，驿站负担大为减轻，站银需要量也跟着减少。这就意味着加给老百姓的摊派也减少了。据《国榷》里面的统计，从万历四年至万历十年四月，全国共减免站银89.56万余两，折米200万石。仅京畿一带驿站开支就省去80%。张居正对此很得意，说:“小民欢呼歌诵则不啻管弦之咈溢矣!”（《答应天巡抚论大政大典》）
是啊，好事自有百姓发自内心的欢呼，用不着天天自己抬自己。
大明的财政危机，还有一个原因，是宫廷消耗太大。国初朱老皇帝出身低微，尚能讲究艰苦朴素。改建一座宫殿，他都要教训大臣：“朕今所作，不事华饰，惟朴素坚固，可传永久，使吾子孙守以为法。”（《明会要》）
可惜他这个传统传了没两代，到英宗时就开始奢靡，至嘉靖时登峰造极。宫廷的费用，最大的支出是造宫殿。武宗时，乾清宫失火，重建大概需要银200万两，工部估计，要是向群众摊派的话，最多刮上来20万两，所以提议借支内帑（皇帝的私房银子）。武宗这个混小子哪里舍得，只叫工部自己想办法。工部又不能生钱，就只好加重摊派，闹得“海内骚然”。
此外就是吃喝穿用，一大帮子人在皇宫里，大部分东西都要靠民间供养。那时，向民间征用食品、器具、燃料，叫“上供”；向老百姓购买物品叫“采造”，也叫“采办”或“买办”。成化年间，每年上供给光禄寺的鸡鸭羊猪达12－16万只，果品、物料等年消耗126.8万斤！
这皇家人也真是能吃啊。下面的数字就更惊人：仁宗时，光禄寺的厨子有6300名，宪宗时增至7800名，武宗时达到9400名。什么样的国家能架得住这么吃啊？政府财政困难，是因为吃给吃穷的，这也是我们的一大发明吧？
明代皇家的用度，钱从三个地方来，一是“太仓”，由户部掌握的国库；二是皇庄、皇店，皇家企业；三是直接从州县拿，也就是“上供”和“采造”。前面两个渠道，财力都有限；后面这一个，则是无限的，只要有人活着，我就能搜刮。
上供不说了，白拿。这采造，也有猫腻。从表面看是朝廷拨款，派官员到民间去买，实际是根本不按价值规律办事。向商人强行摊派商品数额，压价购买，所支付的钱有时不足市价的十分之一。“名称买办，无异白取”。有的名义上按市价收购，而支付的却是一钱不值的“大明宝钞”（成祖时期的纸币），也等于白拿。搞得工商业者倾家荡产。
这个买办的过程，往往是宦官最容易捞钱的机会，所以历朝宦官都愿意鼓动皇帝买东西。张居正执政的当年，又有宦官崔敏建议买珠宝。张居正坚决压住了。
他考虑到，奢靡之风，总是从皇家兴起，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皇帝就得换换脑子。好在万历还小，孺子可教，于是他利用“帝师”的身份，不断教育皇帝要省钱。
万历是个典型的“小时了了，大未必佳”的人物，当学生时还比较听话。张居正、冯保和李太后都用“礼教”牢牢地限制住了他。因此他初期的用度还是比较节俭的。
所以古代的“礼教”这东西也不是完全不好，“吃人”是一方面，“不许吃人”是另一方面。不可一概而论。
完全的张扬天性，也未必就是进步。明朝中后期的皇帝，个个都“张扬天性”。其行为足资证明，完全没有了“礼教”的制约，天性也就是兽性，没有太大区别。
本书在前面已经讲过，张居正对小皇帝关于爱惜民力的灌输，不遗余力。
他的话，至今读起来，仍震撼人心：“明主不应以天性所爱为乐趣，而应该以命运无常为恐惧。不应以天下来侍奉自己，而应以自己供天下驭使。”
俯首甘为孺子牛也。可惜，有几个“明主”真能做到？
新政之初，张居正反复对万历唠叨的，是孔孟之道中唯一有价值的部分——“民为贵”。他说：“民常安乐而无患难”。国难，不是缘自外侮，而是出自“民不安”。还是那句话，“百姓安则邦本固，外侮可无患也”（《答保定巡抚孙立亭》）。
百姓是牛羊，吃草挤奶，根本用不着防。要防的是自己！
民力有限，自己的贪欲无度，总有一天这绳子要绷断。
张居正教导万历，对秦始皇、隋炀帝之流，要“视其恶者，用以为戒，畏之如探汤”（《进帝鉴图说疏》）。
像他们这样的恶政，为何轰然倒地？因为“命之靡常”，因为天厌之，天厌之啊！
民固然无力，然而天行健，天道有常。
为政者，你不能不惧！
小万历可谓相当懂事，常为张老师的话“嗟叹之久”。
万历初年，小皇帝打算派宦官到江南、广东采买丝绸和香料，都因有大臣劝谏，大大削减了原定的数量。
万历五年五月，万历为表孝心，想要重修太后寝宫。张居正立刻劝阻，说：“今壮丽如故，足以娱圣母。”不同意大动土木，万历也就作罢。
万历七年，皇帝向光禄寺索要节余的十万两白银，张居正劝阻无效，只得拨给，但上疏说：“若再征金，臣等不敢奉诏。”
什么叫“不敢奉诏”？就是下次我要拒绝执行！
不当家不知道柴米贵。张居正让户部进呈了财政支出的揭帖（抄本），让万历放在御座旁随时看看。他劝告说：“一切无益之费，可省者省之。……庶国用可裕，而民力亦赖以少宽也。”（《看详户部进呈揭帖疏》）
强国是节省用钱省出来的。如何大家都比着疯狂花钱，国家反而就能因此强大？
这是什么道理？古今异同，真是要让人“嗟叹之久”！
在张居正的坚持下，终“江陵柄政”十年，宫内的花销一直有所控制，财政危机得以缓解，民力也得以休息。
从明末清初起，张居正的名声之所以越来越大，是因为，人们对执政者的成功与否，只有一个衡量标准，那就是看他是否做到了“安民”。
当百姓入不敷出时，为政者却华衣广厦，还要以搜刮甚巨为荣，难道真的以为天道不存了么？
张居正不会如此发昏，在他执政期间，为彻底整顿国家的财政，他还将有一番大的作为。
【孔老夫子只讲了一句真理】
历史是一种非常奇妙的东西，你越深入探究它，就越觉得它并不遥远。那些峨冠博带、衣袂翩翩的古人们，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古板，更不像有些人想象的那样愚蠢。他们的喜怒与今人同，他们的好恶也和今人无异。
历史的烟尘后，都有同样的人性。
而且，我尤其觉得，古人中的精华又远远聪明过我们。那时的科技水平如何，其实是与智慧程度无关的。
那些线装书、雕版印刷，那些纤秀小楷、豪放草书，承载的是我们学不完的智慧。我们没有笑话的资格，我们惟有低首下心。
一个对自己的祖先不敬的民族，难道能指望得到后世的尊敬？
张居正在短短的十年执政时间里，以一人的智慧与执着，扛起了一个老大帝国的没落之门，放万千的生灵到富庶、平安、有序的光明中去。
这不是舍身饲虎？这不是荷戈独战？这不是为民立极？
这些赞誉，他应该是当之无愧的，因为他做到了。
空言人人都会，能做到一二件事的，方为民族的脊梁。张居正为百姓做到的，就不止一件两件了。
他当年面对的，是连年的国匮民穷。嘉、隆年间，太仓岁入不过200余万两，支出倒有400万多两。年年亏空，政府还在运转，也真是够难为宰辅的了。
两大问题，如椎刺骨。
一是钱不够怎么办？二是钱从哪里来？
若是庸人治国，那想也不用想，就是一个“刮”！盯住的是普通老百姓的钱袋子。
而张居正的所为，则是盯在了达官与富户的身上——在钱多的地方才能找到钱嘛。
他承袭了汉代理财家桑弘羊的思路-——“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也就是，不给老百姓加税也一样能弄到钱。
自推行考成法以后，张居正十分有信心。一套有效率的行政机构，就是对财政改革的有力保障。他说：“考成一事，行之数年，自可不加赋而上用足。”
为何不加税，钱也可以够用？张居正摊出的底牌是两个：“惩贪污以足民”，“理逋负（清理逃税）以足国”。
官不贪，百姓就松口气；有钱人把应缴的税缴足，国家就松口气。
又是一个竖鸡蛋式的简单解法！
——不是人们想不到，是根本没往那个方向上想。宁愿拿刀去剔鹭鸶腿上的肉，不愿意去割肥猪身上的膘。
自负的执宰其实就这么愚不可及。
向谁下手，张居正有数。
大明的赋役，田赋占了大头。滚滚银钱须从田亩上来。那么，天下的家底究竟有多少，从王朝的中期开始，就是一笔糊涂帐了。
国初的时候，朱老皇帝为征税，创立了“黄册”，相当于户口簿，包括每户的丁口、田宅、资产，都全部列上。黄册一式四份，布政使司、州、县各保留一份，另一份以黄色封面上报户部存档，故名“黄册”。
洪武二十年，又用了十年之力，把全国的耕地丈量了一遍。根据测量结果制定了“鱼鳞图册”，将业主姓名、土地四至、土质等级详细登记，一乡一册，州、县各有汇总的总册。凡有土地买卖，要在官府办赋役随转手续。这个图册上，因为画的土地形状似鱼鳞，因而得名。
田赋的数额、劳役的摊派，都要根据这两个册子。
但这些册子到了后来，就没用了。很多土地悄悄玩起了隐身法。
原来，明代由于官俸微薄，与大宋差了十万八千里。皇帝也知道干部靠工资八成是吃不饱饭，就特许官员及其亲属可以免除徭役和一部分田赋。包括未入流的教官、举人、监生、生员，连带光荣致仕、免官在家的，都有不等的减免（优免）。以四品京官为例，北方籍在家的，可以每亩五升免300亩，江南籍的可以每亩三斗免50亩。在职官员免的就更多。
只要有特权，权就能变钱。皇帝的这一开恩措施，在明中期以后，也成了来钱的途径。
由于赋税日重，那些没有优免特权的富户不愿意承担，就开始玩起了隐身法。将田地挂到官绅、监生、生员、吏丞名下，这叫“诡寄”，只须向官绅等交“私租”就行（又是潜规则）。把田地分散挂在乡邻、佃户、仆人名下，这叫“花分”，让这些贫户替自己交税、当差。将自己的田产请缙绅冒认，这叫“投献”。几种方法，都可以逃避国家的赋税。
有的官绅享受了特权还嫌不足，又将自己名下的良田谎报为荒地山林，或者干脆以多报少。做这类事情，需要与当地官府勾结，父母官少不了又可以捞上一票。
每年编审黄册的时候，官府门庭若市。富户行贿，官员包庇，大家一起造假哄国家。结果，经常是“无田之家册乃有田，有田之家册乃无田”，形成典型的“放富差贫”现象。大户占田越来越多，交税却越来越少。小民没有土地，赋税却越来越重。这黄册，已经是扯淡。“名为黄册，其实伪册也”（顾炎武语）
如此，国家作为赋税主要来源的土地，总数就在一年年缩水。
洪武二十六年，全国土地有8.5亿亩；弘治十五年，6.2亿亩；正德五年，4.5亿亩。少掉快一半土地，皇帝不奇怪，大臣也不说破，地方官死也不说。大家一级哄一级，哄住最后的那个就行。
隆庆元年，高拱执政，清查了苏州、松江、常州、镇江四府的造假，查出“诡寄”和“投献”田共199万多亩，“花分”田331万多亩。
富户的地少了，也就可以少交税，但一个地方的赋税总额是减不下去的，结果他们逃掉的那部分就要让贫户来交。有一部分贫户交不起，就拖欠，导致国库年年亏空。
到嘉靖初年，江南与北直隶有一批官员决心清理积弊，开始清丈土地。海瑞是最积极的一个。但引起官绅大哗，说他“偏执”、“疯癫”、“见识短”，最终以“鱼肉缙绅，沽名乱政”罪名而罢官，只做了七个月应天巡抚。当时张居正只是普通阁臣，无力救助，只能写信去表示爱莫能助。
早在执政之初，张居正就打定主意要清丈土地。他说：“上损而下益，私门闭则公室强。”——砍了上流社会的非法所得，才能让下面小民宽松一点。官吏不营私，国家才能强盛。
当时有人反对清丈均赋，说如果“吹求太急，民且逃亡为乱”。查的太紧太严了，老百姓会闹乱子。
张居正严词驳斥——这都是睁着眼睛胡扯，打击富户为何有人这么心疼？他质问：“曾有官清民安、田赋均平而致乱者？”
什么是真理？这就是真理！
到万历五年十一月，张居正已将吏治整顿好，便腾出手来，公告：今后将要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清丈。包括皇庄、屯田，只要是大明疆土内的土地，不许有一点隐瞒。并言明：“有敢挠公法，伤任事之臣者，国典具存，必不容贷！”官绅富户谁敢武力抗法，大刑伺候。
号令一下，“天下奉行懔懔焉”——没有谁敢不执行的。
清丈以福建为试点，第二年中，张居正派湖广老乡耿定向出任福建巡抚，打头阵。并写信告诉他说：“苟利社稷，死生以之。仆比来唯守此二言，虽以此蒙垢致怨，而与国家实为少裨。愿公之自信而无畏于浮言也。”
到万历八年，福建清丈完毕，共清出隐漏土地23万余亩。
随即全国清丈开始，限期三年。张居正和阁僚及户部尚书张学颜制定了八项注意，颁行全国。
一时间，万里大明河山，量田测地真忙！张居正也大为振奋，称此事为“百年旷举”。
清丈中，果然遇到预想中的阻力。
有宗室（皇亲）出面阻挠的，张居正回击得相当严厉，拟旨予以处罚，或废为庶人，或夺去宗俸。
有官员敷衍了事的，拿以往的黄册一抄了事。科道立即弹劾，给予夺俸、降级处分。
还出现了事先没料到的过激倾向，有的地方官为了追求虚名，凭空虚增田地亩数，或将荒地算成良田，还有的用缩小了的弓尺进行丈量。张居正发现问题后，提出只论当否，不论迟速，适当放宽了期限，不使运动走到反面。
丈量是用一种像巨大的弓一样的尺子。先由业主自报亩数，然后由业主和官府指派的弓尺手先行“自丈”，最后官府来人核查。两下里吻合后，在图册上盖“丈验相合”章。以此为根据，编制出新的“万历鱼鳞图册”。
这个图册，相当精确，直到清初还在使用。
清丈结束后，官田、民田一视同仁，按照肥瘠程度分为上、中、下三等课税，比较接近实际情况。史载：“清丈之后，田有定数，赋有定额，有粮无地之民得以脱虎口矣！”（《沧州志》）
那么这老虎是谁?
上流社会。
这些隐身的土地，多为勋戚所占，这是一群有着血盆大口的老虎。他们终于遇到了剋星，这下子都要乖乖纳税了。
正如张居正事前所料，只要清查，就会有大量隐占土地浮出水面。清丈前全国土地5.1亿亩，清丈查出来隐漏土地2.67亿亩，总数达到7.85亿亩。虽尚不及洪武时期，但亦相当可观。土地总数一多，自然就实现了“民不加赋”而财政吃饱的目的。 聪明人聪明办法，笨人笨办法，历来如此啊！
到万历九年，清丈大功告成。张居正认为，帝国的家底既然已经摸清，全面改革赋税制度的时机也就成熟了。于是，他下令在全国推广著名的“一条鞭法”（也称“条编法”）。 “一条鞭法”这个概念，现在已和张居正的名字紧紧挂勾，其实这并不是他本人的发明。他的功绩，就在于将其推广到了全国，解决了大明赋税制度上的顽症。 这么大个帝国，全靠税收养着；税收制度要是长了瘤子，帝国肯定要患营养不良症。 大明帝国的赋税，分为田赋与徭役两大部分。田赋制度的改革，在嘉靖时期已经实行，基本趋于合理。现在的问题在于徭役。 作为向国家纳税的一种方式，大明的百姓都要服劳役。以里甲为单位进行摊派。里甲就相当于现在的居民组，110户为一里，下辖十甲，一甲含10户。担任里长的，是其中田多丁多的十户。每年由一名里长率一甲服役。服役又分为正役和杂役两种。正役是替政府催征、解送粮钱，传达法令这类事。杂役是给官府和官员提供服务，包括门子、厨役、膳夫、狱卒、马夫、水手、脚夫等等，无所不包。 这里面的问题在于，由于江南一带征发税粮的任务太繁重，里甲原先的每十年轮一次正役，渐渐变成了每一年轮三役，百姓不堪其苦。杂役方面也有问题，因为是按丁摊派，官绅可以免二丁至三十丁的杂役，这么一来，负担全压到了那些无田而靠劳动力谋生的百姓身上。 有权有势的，可以免税免役；无权无势的，负担反而越背越多。 于是富的就越富，穷的当然也就越穷。 谁说苍天有眼？哪有？ 孔圣人只说过一句真理：“苛政猛于虎”！
在苛政之下，彼为刀俎，此为鱼肉，何来“民为贵”？
不过，在大明的官员中还是有正直的，并未被“利益”的猪油蒙住了心。从嘉靖初年起，就有人不断对这种“不均”提出抗议。 徐阶执政后，毕竟是老成谋国，知道这问题的利害，便有意改革赋税制度的弊端，他大力支持巡抚庞尚鹏在浙江推广一条鞭法。 一条鞭法是个什么东西？好处在哪里？如何就能便民？ 简言之： 一，就是劳役折银，老百姓交钱顶劳役，谓之“丁银”，官府拿这个钱另外雇人应差。同时增加有田户的丁银，减少无田户的丁银，使赋役有所均平。 二、将差役与田赋“合编”在一起，简化了手续，减少了官吏与乡绅从中作弊的机会。 三、将田赋中的大部分实物纳税变为货币纳税，也就是“田赋折银”。把粮卖了再交钱，促进货币流通，有助于刺激当时的商品经济。
其中最关键的，是征税由“度人而税”，变成了“度地而税”，达到了“轻重通融，苦乐适均”，不再是富人欢乐、穷人愁了。 隆庆三年，海瑞在南直隶也开始推广一条鞭法。次年，江西紧接着跟进。两地效果都不错，“从此役无偏累，人始知有种田之利”；江南一带“田不荒芜，人不逃窜，钱粮不拖欠”（《天下郡国利病书》）。 看来农民种田养不活自己，很少是因为种粮种菜卖不出钱的，关键就是征税太重。 这道理，有人不知道，有人知道了也不说。 徐阶时代，推行一条鞭法的阻力极大，有人说该法大有问题，建议废除。徐阶是个中庸的人，没下令取消，也没有再扩大推广。 到万历初年，又有人旧话重提，说一条鞭法“害民”、“不便”。屁股决定脑袋定律，在此看得很清楚。张居正此时态度比较谨慎，他在观察。 一直到万历五年，推行一条鞭法的地区没有什么“不便”。这一年，山东东阿知县白栋也开始推行此法。这是第一次在北方实验，反对者众声喧哗。张居正派人调查后，认为“法贵宜民，何分南北”。遂下了决心在全国范围推广一条鞭法。 一条鞭法的实行，首先是小老百姓高兴。人称“盖自条编之法行，而民始知有生之乐”。为政者一句话，就解民于水火之中，有如再生。百姓之草芥命运，真是令人感叹。直至20年后，于慎行还说，他的家乡东阿至今“邑民皆称其便”（《与宋抚台论赋役书》）。 张居正死后，一条鞭法侥幸得以保留，并继续扩大实行，到万历十五年，云、贵、川、陕、晋诸省也已推广，大明的赋税制度彻底变了样子。 瑞士经济学家西斯蒙地(1773－1842)曰：“赋税是公民换得享受的代价，所以不应该向得不到任何享受的人征税；就是说，永远不能对纳税人维持生活所必须的那部分收入征税。”他还说：“征税办法越使纳税人感到方便、且有能力缴付，则越是好税。”（《政治经济学新原理》） 一条鞭法就是好税！ 它的实质是什么，古人看得清楚——“徭役公平而无不均之叹”（《明世宗实录》）而已！只有公平，只有消灭了“不均”，人才有积极性搞生产，国家才因此有源源不断的财政之“血”。 谁说古人没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概念？此处就是一例。可叹的是，有人就是看不得“平均”二字，以为一平均，一公平，效率就没有了，就要拉了生产的后腿。 公平居然能影响创造财富的积极性？ 荒谬以真理之名而行啊…… ¬ ——真乃空前绝后！ 以往的“干多干少一个样”，其实枉称平均，那是一种“劳与酬不对等”的不平均。而钱多产业多的人多交税，钱少无产业的人少交税，这才是令人心服的“平均”。 张居正在经济改革中，倡导“平均”，厉行“公平”，国家也为之大收其利。前有节流，后有开源，财政赤字化为乌有。史称“太仓之粟可支数年，冏寺积金不下四百余万”（《国榷》）。 且张居正的改革成果，并未及身而止，而是惠及后世。万历时代由此成为大明王朝财政最富裕的几十年。前无古人，而后无来者。 如若没有张居正，大明的“豪强之兼并”必将很快就致帝国“失血”而亡，其“贫民之困”则又不知何日得解放了！ 其实，大明的赋税改革早就势在必行，然而谁来干，谁能干，谁想干？嘉靖以来就无人能够破冰。 此人要能总揽全局，无人可以掣肘。此人要有匡济天下之心，不因私利而退。此人要天性稳健沉毅，不轻率冒进变改革为祸害。 天降大任于斯。 惟有张居正！
苛政猛于虎，他就是打虎的英雄。
十三、孤绝者高处越发不胜寒
【当政者为何要与文化为敌】
张居正有句名言：“创始之事似难实易，振蛊之道似易而实难。”（《京师重建贡院记》）
非亲身参与除弊兴利者，很难有这样的沉重之慨。
朱老皇帝打天下、坐天下，前朝权贵已经一扫而空。他的左右也无非贩夫走卒、乡间塾师之类，本无特权可以维护。新制度的建立，无伤他们一根毫毛，所以几乎没有阻力。
然而张居正的改革，却屡次触犯了权贵的利益。这些人，必然要以“多事”而肆意阻挠。
在张居正执政期间，帝国的国家机构试图站在“中间立场”，平衡权贵阶级与贫民之间的利益冲突。
这样的角色不好扮演。
另外，张居正也并不是个完人，他也有私利、也有执政失误，也有倒行逆施。这些，都必然会授人以柄。
因此，在他执政期间并不都是颂歌盈耳，反倒是常有“浮言四起”，平地里陡起一场又一场政坛风波。
张居正在改革中的唯一“逆行”，在这里应当特别说说，那就是文化专制。
本书在前面说过，张居正崇尚实学，对嘉隆以来的空谈学风颇有不满，认为“比来士习人情，渐落晚宋窠臼”（《答少司马杨二由》）。加之当时有些生员包揽诉讼，挟制官府，欺凌百姓，俨然成为“学霸”。为此，张居正曾制定了18条规章，严厉整顿学政。
打击学霸，制止生员干政，自然是没有话说。但规定中有一条，是“不许别创书院，群聚徒党”。
这一条煞是厉害。
万历七年正月，有诏下，令毁天下书院。当年，共毁天下书院64处。
这当然是钳制言路，引起了许多士人不满，而且直接激发出一桩何心隐事件。
这个事件的主角何心隐，原名梁汝元，字夫山，江西永丰（明代属吉安州）人。后更名为何心隐。他以诸生的身份，放言时政，品评学术，其思想富于乌托邦色彩。在家乡倡建“聚和堂”，以族长身份打理本族事务，延请塾师教育本族子弟。全族的婚丧赋役，一律互助，并且想把这种“大同”模式推向全国。他认为这才符合《大学》里的先齐家、后治国原理。
他蔑视君臣、父子、夫妇等所谓万世伦理，认为它们都不如朋友这一伦。
他还非常热衷于政治。据说嘉靖年间蓝道行智逐严嵩，就是听从了他的密计，人谓“以计去宰相”。后来的宰辅均对他有所忌惮——这是个翻天覆地手啊。
张居正禁讲学后，何心隐撰长文《原学原讲》予以驳斥，并且还拟伏阕告状，要与张首辅辩论一番。
禁学令下，他视若无物，仍在湖北孝感聚众讲学。他还倡导建立独特的公社式团体，名之曰“会”，提倡在会中“老者相与以安，朋友行与以信，少者相与以怀”。因为搞这一套，他难免被一些人目为“妖人”与“狂狷”。
张居正早就认识这个特异人物。
在任国子监司业时，张居正曾在当时的御史耿定向处偶遇何心隐。何非常突兀地问他：“张公您执掌太学，可知道太学之道么？”张居正博学，却对这个“太学之道”闻所未闻，知道这是胡扯，便瞪着何心隐，没有好气地说：“你时时都想飞，却是飞不起来吧！”（《明儒学案》）
张居正走后，何心隐大感沮丧，对耿定向道：“此人能操天下柄。”又说，“你记着，此人必杀我！”
何心隐以布衣倡道，且极端狂热，这对当时处于疾苦之中的民众，不妨说也是一种安慰。张居正却对他不能容忍，授意湖北巡抚陈瑞将其逮捕入狱。陈瑞调走后，王之垣继任，于万历七年九月，杀何心隐于狱中。史书上说是“拷死”或“毙之狱”，也就是活活打死的。
何心隐一死，名声反而越响亮。当时著名的思想家李贽写了一篇长文悼念他，称“人莫不畏死，公独不畏死”，“武昌上下，人几万数，无一人识公者，然无不知公之为冤也”。他高度赞美何心隐“斯道之在人心，真如日月之不可覆盖矣”。还说，大众虽然深信张居正“有大功于社稷，亦犹然以此举为非是”（《焚书》）。因为耿定向未能援救何心隐，李贽遂愤然与之断交。
晚明的书院，虽不免有空谈的毛病，但却是清流所在，保留的是文化一脉。张居正想靠高压手段来禁绝，不可能有长期效果。他身死名毁后不久，各地书院便纷纷复燃，最终汇成了明末的清流大潮。
张居正的新政因触及了利益集团，且力度甚大，遭到顽强抵制并不足怪。另一方面，自执政后，与太后、冯保相安无事，小皇帝更是在其卵翼之下，在没有权力制衡之后，人性中恶的一面也十分易于滋长。他素有刚愎自用的特点，此时就更为独断专行。这也引起了一些言官的不满。从万历三年起，弹劾张居正的风波便先后不绝。
第一个跳出来挑战的，是南京户科给事中余懋学。万历二年五月，翰林院有白燕，内阁有碧莲早开，张居正以祥瑞呈献给皇帝。冯保则不以为然，对张居正说：“主上幼年，不可用异物让他有玩物丧志之心。”
此事由万历下诏予以通报批评。
张居正拍马拍到了马脚上，自然无话可说。余懋学跟着就奏了一本，说张这样做，有失大臣风范。
小小的给事中也来说三道四。张居正心里恨恨，但忍下了没有发作。
第二年二月，余懋学又上疏议事，批评考成法太过苛刻，并暗讽张居正是阿谀之臣。张居正看了奏疏，大怒。随后万历下诏，给余扣了一顶“此必是受了富豪贿赂”的帽子，予以革职，永不叙用。
余懋学这人，其实很清廉，只不过有些不识时务罢了。
这个小小的风浪刚过，到年底，更大的风潮又来了。
河南道侍御史傅应祯上疏，讽谏万历失德，实际是暗指张居正误国。他提出，王安石曾以“三不足”误宋神宗，皇上可千万不要自误。他还为余懋学喊冤，认为一个言官以忠言上谏，竟然终身不用，“远近臣民不悟，遂谓朝廷讳直言如此，其逐谏官又如此。相与思，相感叹，凡事有关于朝政者，皆畏缩不敢陈矣”。
——你做得好，自然不应该怕人说；你做得不好，难道说说还不行吗？
哪个当头儿的愿意听这话？傅应祯这下可惹火了万历，要动用“廷杖”伺候。张居正则表示反对，说圣旨一下，人心自当畏惧，就无人再敢于妄言了，劝皇上还是“行仁行义”。于是万历亲笔批示“着锦衣卫拿送镇抚司好生打着问了来说”。镇抚司是属于锦衣卫的机构，专管诏狱，直接奉旨办案，用刑尤其惨酷。傅应祯被打成重伤，到年底发配浙江定海充军。
在这个事件中，大明官员敢于“批逆鳞”的倔劲儿又表现了出来。给事中徐贞明心生不忿，半夜光着脚悄悄潜入诏狱，给傅应祯送去药粥（国家监狱看守似乎也不严）。御史李祯、乔岩也毅然前往探监。三人均被锦衣卫告密，被贬官。
此时是万历三年，张居正的专横之态还没有达到膨胀的程度，傅应祯因此躲过了廷杖这一劫。
但不怕死的仍然有，这一次，蹦出来的人叫人大吃一惊。此人居然是张居正的门生，也是傅应祯的老乡——巡按辽东御史刘台。
刘台，字子畏，江西安福人，隆庆五年的进士。张居正不但是他的会试主考、廷试读卷官，还曾举荐他当了现在的这个官。但刘台认为张居正钳制言论、斥责言官、结党营私，都是动摇国本的行为。虽然自己是张一手提拔的人，但也不愿坐视不问。他声称：“忠臣不私，私臣不忠。终不可以荐举之私恩，忘君父之大义。”（《安福县志》）
就在傅应祯被发往福建一个月后，万历四年正月二十三日，刘台上了一道著名的《恳乞圣明节辅臣权势疏》。不再拐弯抹角，而是直呼其名，谴责“大学士张居正作威作福，蔑祖宗法”。其言辞激烈，且条分缕析，把张居正执政以来的专横与不检点之处，大加鞭挞。
刘台首先从内阁权限说起，他说，国初设置内阁，官职不高，因此没有总揽之弊。二百年来虽有作威作福者，总还是怕人议论，惴惴然避宰相之名。惟独“大学士张居正专政以来，每每自当必曰：吾相天下，何事不可作出，何人不可进退？”致使大小臣工，不是惧怕他的威势，就是感怀他的恩德。
接着的驳难几乎势不可当。他说，既然张居正自称“吾守祖宗之法”，那么——
兴王大臣狱，诬陷高拱又是何企图？高拱擅权是有的，谋逆则闻所未闻。先是诬之逐之，逞宰相之威；后又私下里写信安慰，布宰相之恩。“祖宗之法”有这样的吗？
如今一有诏旨下，如果是严厉的，则张居正曰，我费力多少才不至于更严厉，于是人不敢不先谢他。如此，人们畏张居正甚于畏陛下。如果诏旨是温和的，则张居正曰，我多少费力方如此，人们又不敢不先谢他，于是人们感激张居正甚于感激陛下矣。“祖宗之法”有这样的吗？
张居正又设立考成之法，使内阁权力在部、科之上。本来内阁是没有大印的，官职属于翰林，不过是聊备顾问而已，不能直接处理政务。张居正创立考成法，是想辖制科道大臣，令他们只听他一己之令。“祖宗之法”有这样的吗？
而后，又将张居正的“劣迹”逐一开列——
逐大学士高拱去国，竟然不容旦夕之缓；
引用阁臣张四维、吏部张瀚，均不通过廷推；
贬斥言官余懋学、傅应祯等，几乎扫空了言路；
为固宠计，献白燕、白莲以为祥瑞，招致严旨切责，传笑天下；
为夺好田宅，授意地方府道诬陷辽王，滥加重罪；
为让家族子弟连中乡试，许诺御史某人以堂官、布政使某人以巡抚；
起大宅于江陵，费资十万，规模直逼皇宫，且派遣锦衣卫官员监造；
天下哪个不知，江陵地面膏血已枯，有人还在大起违禁宫室！
我看，张居正贪污的来源，不在文吏而在武臣，不在内地而在边鄙；否则，何以入阁仅仅几天，即富甲全楚，究竟是用何法致富？华屋宝马，妻妾成群，有如王侯，究竟又是谁人供给？
——刘台的这个奏疏，虽然炮火猛烈，但也不是蛮干，他多少用了一点策略，就是刻意离间万历与张居正之间的关系。
他说：当此之时，给皇帝提意见易，给大臣提意见难。当大臣的，每听到有人批评，则借着皇帝宠信，激怒皇帝，或加罪一人以警告众人，或株连多人以杜绝后来者。如此，大臣之恶日益滋长，天下国家之事大势去矣！
这简直就是一篇讨张檄文，虽有夸大，但也其源有自，并非捏造。尤其是辽王府邸一事，把陈年旧事也牵起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