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十年（1582年）六月二十日，张居正溘然长逝，时年58岁。
悲风骤起，盛暑寒彻。
整个大明的疆土都在抖瑟。
万历十分哀伤，下令缀朝一日。第二天，派司礼监张诚主理治丧，万历、两宫、皇后都有赏赐下来。
谥号也定了，赐“文忠公”。并赠上柱国衔，荫一子尚宝司丞，赐祭16场。一切可谓备极哀荣。谥号中的“文”，是曾任翰林者的常用谥法；“忠”是特赐，意谓“危身奉上”。这个谥号真是至为贴切。
灵柩即将启程归葬时，申时行等上疏请派员护送。万历照准，派太仆少卿于鲸、锦衣卫指挥佥事曹应奎护送回江陵。七十老母赵太夫人也坐驿车回去。
这是嘉靖以来唯一死于任上的首辅，死后仍威仪赫赫。
一支浩大的队伍缓缓南行，随行人员共乘坐了70条船，使用船夫马夫等3000余人，船队迤逦十余里。
“必然不得生还”，真是一语成谶啊。
——江陵青山，此生永无得见！
世事轮转如流水。谁也料不到，张居正尸骨未寒，身后就骤起一场又一场是非。
历史的走向，开始诡密地转弯。
所有的问题都因人事问题而起。张居正生前推荐的人当中，入阁的潘晟，是大有来头的。此人是张居正中进士时的座主，两度出任礼部尚书，是个老奸巨猾的官僚。为人庸碌且不廉，两次都是被劾罢职的，此时正在浙江新昌老家闲住。
在内阁里安插潘晟，是冯保为应变而走的一步棋。他见张居正不行了，想在内阁预留后路。内阁是他权力地位的一个支撑，不能因张居正的离去，就失去这一面的力量。
潘晟入阁，从资望上确实勉强，但冯保极力怂恿病中的张居正向皇上推荐。估计张居正开始亦是犹豫，在临死前两天的半昏迷状态中，才拗不过，考虑到冯保的因素，只得照办。所以，这个推荐显得异常的仓促。
冯保是个只有小聪明的人，独自玩大的场面，经常要出败招。张居正的存在使他在万历的头十年安稳如山，权力幻觉让他看不到这一点，以为今后剩下自己也是一样。
这个极不明智的推荐，引发了张居正身后的一场政争，其势头凶猛，最后发展到冯保完全控制不了的地步。
张居正死后，将升为首辅的，是现在的次辅张四维，冯保不去拉拢张四维，却要安插一个官声并不好的潘晟做内应，不知是出于什么考虑。也许，他还想玩一玩高拱下台的那场戏，打下一个，再提起来一个，以显示自己的权势，并保证新来者永远感恩戴德。
这样想，当然也可以，但所选非人。潘晟哪里能比得上张居正的百分之几？
也活该这位潘晟倒霉，按他的资格入阁后要排在申时行的前面，这就一下触犯了两个现任阁臣的利益。
张、申两位，既然能进得了阁，政治头脑自然都不一般，立刻看出冯保向内阁安插亲信的用意，两人迅速结成新的同盟。张四维深知申时行以屈居于潘晟之下为耻，便鼓动申一起向言官吹风，要把潘晟这个不要脸的拒之门外。
六月二十三日，也就是张居正死后第三天，御史雷士桢首先闻风而动，上疏弹劾潘晟秽迹昭彰，不足以委以重任，请皇上收回成命。
万历接到奏疏后，有点犯难，考虑到不能元辅刚走就否定其遗疏，便下诏驳回，说过去的事就别再提了。
但言官是早已准备好的，第二天，给事中张鼎思、王继光、孙玮、牛惟柄、御史魏允贞、王国等人接连开火，形成了巨大声势，
那边潘晟已经离开原籍就道，来上任了。在半路听说消息，知道这批言官的后台一定很硬，便很知趣，连忙按被参的惯例上疏请辞，停在杭州待命。
张四维不容他喘息，立刻拟旨：“放之归！”
万历拿到拟票，感觉到不大好驳回，只好同意了。
潘晟入阁拜相的美梦刚开个头，在杭州就收到“着以新衔致仕”的诏旨。
万历这是给了他一点面子，退休待遇提到辅臣级了，但对潘晟来说，则是奇耻大辱——被人当猴耍了一通。天下皆知，颜面何在，只能垂头丧气地折返新昌。
历史的大转折，往往在一件微妙小事上发生。这期间的冯保，偶染小疾在家休息，没能在“倒潘”攻势中发挥批红的阻遏作用，因而让张四维的第一招得了手。
此战非同小可，如果冯保当时在上班，以他对万历的威慑力，上下其手，完全可能把张四维压下去，使得新内阁从此不敢小瞧他。
但首战轻易取胜，张四维他们也就看轻了冯保，以后还会有动作。
冯保知道事情结果后，跺脚大骂：“我小恙，遽无我焉？”（《明史》）我刚得了小病，你们眼里马上就没我啦？
——这病来得真不是时候。
冯保主持内廷10年，深得李太后信任，外面又有张居正罩住，位高权大，让他失去了应有的敏感。潘晟入阁失败，实际是一个信号，表明后张居正时代已经开始了，原有政治格局发生了根本变化。一个新的、能量很不小的政治集团业已形成。
他完全看不到这个迹象，未能调整战略，只是沉浸在欲图报复的仇恨中。
掀掉过高拱的人，没把初出茅庐的新首辅放在眼里。冯公公犯了跟高拱当年一样的错误。
三个多月后，冯保精心策划的反击开始了。
十月十三日，云南道御史杨寅秋发难，弹劾吏部尚书王国光滥权纳贿。两天后，御史曹一夔跟进，在弹劾王国光之外，还烧到了张四维。
这个王国光是管干部的，目前追随张四维、申时行，正在悄悄清洗张居正时代的原有队伍。
冯保这次采取的策略是，先拣软的打，然后牵出对方主帅。
王国光果然被拱倒，由冯保推荐梁梦龙继任吏部尚书。
小胜一局。
但是有个情况他没有料到——他主持内廷，呼风唤雨，因而也就结怨甚多。内廷里也有要趁机掀翻他的人。
此人就是内廷“二把手”司礼监秉笔太监张鲸，就是那个在张居正死前两天代表皇上来看望的那个。
密谋几乎是半公开地在进行。
另一个老太监张宏得知此事，大为不解——阉竖们从整体上来说，利益都是一致的，为何要自相残杀？他劝告过张鲸：“冯公公是个有骨力的人，留着他多好！”
但张鲸是另外一个思路。冯公公当然能干，可我现在就要学冯公公当年的样儿，联络外廷，赶走上司。他让自己的门客乐新声，赶紧把倒冯的风声散布到外廷去。
这样，对冯保来说，内外已成两面夹击之势。
万历这方面的态度如何呢？
他在坐山观虎斗。对冯保以往告他刁状的一箭之仇，他是一定要报的，然而在张居正的影子仍然笼罩朝中的此刻，他不会轻易出手。他只是命亲信太监张诚继续秘密监视冯保。
三面是敌！
冯保现在应该做的，不是进攻，而应是退却了。他还有唯一的一道防线——李太后的信任。这时候就应该对外让一让，加紧巩固一下宫里的这个关系，大概还不至于有大危险。
但他昏了头，仍想决定人家外臣的去留。小人的心胸就是如此，地位再高也是小格局。
他发动了取胜把握不是很大的反击，挑起了最不应该挑起的战火。
次辅申时行认定冯保是杨寅秋等人的幕后主使，便对张四维说：“事迫矣！”
新内阁的力量实际上还是脆弱的，因而也格外敏感。前哨战让他们很紧张，为了维护刚到手的权力，他们必然不惜殊死一战——以快打慢！
两个人商量好，分头去物色言官。
十二月初七，山东道御史江东之上疏，弹劾冯保的亲信书记官、锦衣卫同知徐爵。
十二月初八，又有江西道御史李植上疏，直指冯保“当诛十二大罪”。
决战，开始得迅雷不及掩耳！
江东之首先揭了徐爵的老底，指徐爵是一名以诈骗被充军，后从戍所逃出的逃犯，混到了冯保的门下，成了锦衣卫南镇抚司军官。身为军官，却没有一天到锦衣卫机关去上班，反而是随便出入宫禁，在宫内日夕与冯保密议，不知道要干什么——“为谋叵测”。
又揭发吏部尚书梁梦龙以三万两银，托徐爵贿赂冯保，谋得此职。任命下来后，竟然前往徐爵家拜谢——“受命公朝，拜恩私室”。
江东之感慨：“清明之世，岂容有此举动”。如此狐假虎威，“人心由之不正，节气渐以堕颓”！
此疏名义上指向徐爵，处处又烧到冯保，意在火力试探。
万历大概觉得他搬开冯保这座大山的时机已经成熟了，便毫不犹豫，批示将徐爵逮入诏狱审讯，后移交刑部拟斩。
徐爵这人，史称“善笔札”，也就是擅长写公文，熟悉公文套路，以前凡是皇上表扬张居正的手敕，实际都是由他拟的，世称“樵野先生”。论大辟（砍头）之后，他给关死在监狱里了。
对梁梦龙，万历则暂时没动。但又有人穷追，万历不想再保了，勒令其致仕，回家去算了。
徐爵一倒，张四维一派马上就料到，冯保基本上是完了。所以李植的上疏，尤为狠毒，件件指控都是要命的。
这里选几个来说。
其一，冯保的亲信张大受、徐爵都是逃犯，冯保明知道还收为心腹；
其二，徐爵参与批阅奏章，凡重要机密，紧急军情，皇上还没看，徐爵都知道，抢先泄露于外。在宫内窥伺皇上起居，打听圣母动静。听到宫内的戏言亵语，就出去宣扬。人家以为他好大神通，争相攀附，竟致其门庭若市；
其三，公主选驸马，入选者是靠贿赂冯保才被顺利选中的；
其四，皇上赐给乳母田庄银两，冯保先勒索两千五百两；
其五，御用监买来的珠宝，冯保挑选低劣的给皇上用，贵重的尽入私囊。连罚没的赃物他也窃为己有；
其六，冯保的房子店铺遍布京师，数不胜数。原籍深州造有私宅，规模之大，可比王府，有房间五千多间；
其七、冯保之弟冯佑在太后居所内高声辱骂太监，冯保之侄冯邦宁兄弟在皇帝所选的九嫔之中，挑了两个绝色美女做妾（享受皇上级别待遇）；
其八、冯保竟敢僭用皇上才能用的黄帐。
奏疏还捎带了一笔，说冯保“密迩辅座，掌握中枢”。就是亲近辅臣，控制外廷。这是明显向已故张太师的威名挑战了。
万历拿到奏本后，同样反应很快，马上有批示下来。据说他大喜，连拍膝盖说：“吾待此疏久矣！”（《国榷》）
万历此时究竟是何心情，后世史家多有推测。一般都是说冯保对万历管束过严，引起万历反感，必欲除之。这个因素是有，但另一个因素也不可忽视。万历此时已开始亲政，他急于想打破原有政治格局，自己来放手施展一番。张居正未死时，因有李太后钳制，万历不敢做如此想。现在，只要把冯保逐出政治中心，就可如愿以偿。
因此对冯保的处置，就很耐人寻味。
万历批示，冯保罪恶深重，本该杀头。但念他是先帝托付，效劳日久，姑且从宽，发往南京闲住。而且还令“赏银一千两，衣服两箱”（穷人要是犯这罪那就发了）。
这个处理的实质，是褫夺权力，算不上什么严惩。后面的那个赏赐就更有意思了。以明代皇帝的吝啬来说，这简直就是慷慨施舍。万历大概以为冯保靠些钱就可以养老了。
弹劾冯保的罪状多涉及宫闱事，万历并未反驳，可见是事实。这样的罪，只判了个回南京闲住，如何说得上是严惩？其余冯佑、冯邦宁都革职发回原籍为民，张大受发往南京“净军”司香火，处理得都不是非常重。
野史上还提到，即使冯保到了临近败亡的关头，万历对这位严厉的“大伴”仍是心存畏惧。李植的奏疏上来后，冯保正在休假。万历颇为踌躇，不大敢就此下手。张鲸则在一旁添油加醋，建议万历把冯保赶跑算了。
万历担忧：“大伴来了怎么办？”
张鲸说：“怎么会？”
万历半信半疑：“若大伴来了我不管啊。”
张鲸说：“既奉了皇爷处分，他怎么还敢来？”
于是对冯保的处分就发下去了，冯保果然没敢闹，乖乖地下台了。
但是仍有言官嫌处分太轻，浙江道监察御史王国上疏，又举出冯保“十大罪”，要求比照武宗时处死权阉刘瑾之例，处死冯保。王国的这个奏疏没有太多新的东西，不过是表示穷追而已。
万历哪里会接受这建议，见王国没眼力，罚他到南京的衙门待职去了。
后又有御史李廷彦继续弹劾冯保，万历恼火了，让他停职反省。
因为诸人的奏疏里都提到了冯保敛财的事，万历独对这个很感兴趣，几天后下令抄冯保等人的家。
可是，冯保的田产房产变卖后，仅仅折银八万余两，与奏疏揭发的数字差得甚远，万历不禁大失所望。据说，是各犯的家属贿赂了负责查抄的锦衣卫都督同知刘守有，把绝大部分财产都转移走了。不久事发，万历命提督东厂的太监张诚将刘守有贪污的珠宝收回，又干脆把几个贪污分子的家产也全部没收。万历才觉得差不多了。
不过，有人估计，冯保诸人还是把大约十之八九的财产都转移出去了。《万历疏钞》里说，冯保抵达南京后，仍带着随从数十人、锱重骡车20辆，俨然一富翁。
冯保的命运，非常奇特。他最辉煌的政治生涯，是和张居正的首辅生涯相始终的。他就好像是上天派给张居正的一颗政治伴星。
张居正陨落了，他也熄灭了。
最后冯保无声无息地死于南京。
雪落无声，万物萧杀。京城的千门万户一派沉寂。
万历十年的这个腊月，呼啸的寒风有不祥之兆——
【身后果然是百年沉冤】
冯保的全线崩溃，使张居正的死后名声受到了直接的威胁。
有三股力量正在蠢蠢欲动：新崛起的政治势力张四维集团；急于显示独立操控政治局面的万历皇帝；以及昔日对张居正的施政方法极为不满的一批官员。
为了一扫旧局，开创新天，树立起自己的威望，他们都想到了一个办法，那就是——打倒张居正。
朔风在骤然间卷地而起！
十二月十四日，倒张的第一枪打响。陕西道御史杨四知上疏，论已故太师张居正十四大罪，“大略言其贪滥僭窃，招权树党，忘亲欺君，蔽主殃民。”（《明神宗实录》）
就在四年前，傅应祯、刘台上的就是类似内容的奏疏。那一次的攻势，是绝望的反抗，攻击者的结局很惨。
而今天，天平已向相反方向倾斜。万历欣然接过了这个球。
这对他来说，又是一个“吾待此疏久矣”的好机会。但是他现在处理政务已较为成熟，没有太任性，而是做了一个非常有策略的答复：“居正朕虚心委任，宠待甚隆，不思尽忠报国，乃怙宠行私，殊负恩眷。”——先定下一个基调，对张太师的评价已经变了！
然后，再讲处理办法：“念系皇考付托侍朕冲龄，有十年辅理之功，今已殁，故贷不究。”——他是老爸给我留的顾命大臣，十年辅佐的功劳总还要念及，人都死了，就宽恕了吧。
对于张居正的亲信庞清、冯昕、游七等人，万历没有放过，下令逮入诏狱严刑审讯。
这是在比照冯保的处理办法，不同的，就是已经不能把死人打发回家闲住了。
不追究，这究竟是不是万历的真心话？
显然不是，从“夺情”事件起，万历就知道，张老师在朝中结怨甚多。不是有皇权在压着，反张的浪潮是一天也不可能停的。
这样一道圣谕发下去，会不会有言官继续穷究？那是肯定会有的。
张太师的势力，人还在，遍布满朝中，下一步就是要把这势力彻底驱散。因此，定了基调就会有人继续炮轰——张居正的阴影，只有在一种比较强烈的舆论下，才能完全扫掉。万历显然有所期待。
但是，过去的十年，张居正与万历，在施政方针上，可说是个重合的概念，怎么能够一下子分开。张居正的专横跋扈，不都是万历在背后无条件支持的吗？这一幕，人们大概还没忘，万历也很不好自圆其说。因此，他先在打击范围上筑了一道防火墙——我是不主张追究的。
谕旨在最后特别强调：“仍谕大小臣工，其奉公守法，各修职业，以图自效，不必追言往事。”（《明神宗实录》）
抽象地否定掉，就算了。
但是任何历史的大翻盘，其猛烈、彻底和无理性的程度，都不是按动机括的那个人所能掌握得了的。水出闸门，咆哮如雷，良莠无一得免。
四天之后，四川道御史孙继先上疏，继续“追言往事”，请求将先前因弹劾张居正而得罪的吴中行、赵用贤、艾穆、邹元标、余懋学、傅应祯、王用汲等一干人召回复职，刘台等已被冤死的，给予恩恤。言官陈与郊、向日红等亦上疏跟进。
先批判，后平反，这是政局反覆的一个规律。
万历皇帝这时候感到有点棘手。魔瓶是自己打开的，让魔鬼出来玩玩再回到瓶子里去——既弄坏张居正的名声，又不牵涉其他——看来已经无望。
所有被罢了官的这些人，都是你万历爷亲自裁决并下的诏，那时候你没长脑袋吗？
他只好先打几下自己的脸。
对平反，他同意了，下诏说：“朕一时误听奸恶小人之言，以致降罚失中。凡是这奏本上列名的因建言得罪的，俱起用。其余有类似的，吏部都查明报来。”
他要争取主动了。
平反的事情倒好说，关键是目前还在台上的张派余孽。舆论已造足，冤案已昭雪，跟着来的就是人事大清理。你皇帝不想这么做，言官们也不能放过。只想搬倒一个幽灵张居正，其余的照常，那怎么可能？
打倒张居正！据当时的过来人说，这个举动，被大小官员视为一个“奇货”，谁都想来插一手。
腊月里，万历住的乾清宫飘起了另一场“雪”，弹劾奏章纷纷扬扬地飞来。
这一阶段，有了新特色，是官员们互相弹劾。
——你为什么不忏悔？
——你才为什么不忏悔？
先有山西道御史魏允贞，弹劾张居正时代前后几任吏部尚书张瀚、王国光、梁梦龙，说他们是靠拍张的马屁过日子，吏部选官全是张的授意。会推之前名单就已拟好，九卿、科道的会商那全是扯淡，走过场。
再有御史张应诏，弹劾刑部尚书殷正茂、兵部尚书兼两广总督陈瑞曾贿赂过张、冯。这两人的名声本来就不是很好，万历当即勒令致仕。
又有御史黄钟揭发湖广巡抚陈省曾重金贿赂张居正，还派遣兵卒数百名守卫江陵张家，每年费银数千两。万历马上将陈省削职为民。
张居正的这一系人马，历经了几个月的风雨飘摇，终于被逐一打落。此外几任兵部尚书张学颜、吴兑，礼部尚书徐学谟、工部尚书曾省吾、刑部尚书潘季驯、吏部侍郎王篆、蓟永总督戚继光、陕西总督高文等，皆或贬或免。
王篆、陈瑞人品不好，被拿掉不足惜。但戚继光、吴兑、潘季驯都是极有才干的人，是天赐大明的一代人杰，竟然因政局转向而跟着垮台，不能不令人扼腕。
人事，往往也就是政策的走向。
万历新政，随着这批人的离去，无形中已告瓦解。
这就是“人亡政息”。
张居正不是不知道这是皇权专制下的铁律，他在生前是决心有所突破的，哪怕是局部也好。在生命的最后一年中，将丈田结束，在全国强力推广一条鞭法，就是企图形成“不亡”的制度。以朝廷、官府、百姓皆称便的舆论，以国库丰盈的既成事实，来保障考成法与新赋税制度的延续。除此而外，更有何法？
可是，他在安排“接班人”的问题上，犯了跟诸葛先生同样的错误。在十年柄政中，自视过高，择人太苛，没有设法物色一两位能力超群、志同道合的后备人选插入内阁，直到最后一刻都还要事必躬亲。
他一走，自然“蜀中无大将”。新的内阁，甚至远不如诸葛亮留下的班底——连对前任忠心耿耿都做不到。
至于皇帝，就更是完全辜负了张最初的期望，连基本的责任心都没有，败自己的家，犹如劫别人的财。
君臣两个积十年之功，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政治经济体制，就为了发泄昔日被压抑的积愤，就为了享受“我也可以使你狼狈”的虚荣，竟任其崩溃。
在万历的纵容下，对张居正的攻击还在升级。南京刑科给事中阮子孝弹劾张居正的三个儿子及王篆的两个儿子“滥登科第”，说他们的学位是作弊得来的。万历即令将这五个小子全部革职。
首辅张四维此时，却没按这个意思拟票，因为他自己也不干净，他的儿子在科举中也有过猫腻。他怕产生连锁反应，所以提出折衷意见，说张居正的儿子连中高第，肯定是有问题，但达到录取程度应该没什么问题，也即是说做官的资格还是有的。因此建议不要革职，在翰林院工作的那两个，只需换换单位就行了。王篆的儿子水平如何，谁也不知道，可以复试。
万历不接受这建议，坚持要革职。他说，冯、张的罪过是一样的，既然冯保的弟侄都革了职，那么张居正的儿子也不能例外。
按照中国的“墙倒众人推”铁律，到现在，倒张已经形成狂潮。不管是否有利益关系，大家都一齐上。政局显出一种狂欢的色彩。
——痛打落水狗啊！
这里面，有想撇清的，有想建功的，有想出风头的，有想挟嫌报复的，还有……想“不打白不打”的。
昨日之大江南北为张公含泪祈祷，今日之义愤填膺诉权臣斑斑劣迹——这中间，无须进行反省，瞬间变脸。确实没见有什么人忏悔。
万历仍在放纵言官拆毁往日的大厦，快感当前，日日有惊喜。他根本没考虑，今后的施政走向与新格局应该是个什么样子。
万历十一年三月，在杨四知打响倒张第一枪后的三个月后，万历下诏宣布，追夺张居正所有官衔，包括上柱国、太师兼太子太师的荣衔，并革去其子张简修锦衣卫指挥同知职。到八月，再夺张居正“文忠公”谥号。
昔日本朝第一大臣，在地府里被剥夺成普通老百姓了。
一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弹冠相庆吧，弟兄们。
张四维的门生李植再次站出来，揭发张居正有“篡逆”之心，“即斩棺断尸，尚有余罪”，其言辞之激烈，登峰造极。他还与江东之等勾结起来，一唱一合，交章弹劾吏部尚书杨巍等人是张居正余孽。他们这样丧心病狂，意在兴起大狱，搞死一批人。
声讨的规模又上了一个台阶，进入了“后现代”的荒诞阶段。
有人揭发，张居正的长子张敬修，曾于张居正死后，以名琴七张、夜明珠九颗、黄金三万两、银子十万两贿赂冯保——可是抄冯保的家，并未抄出这些东西来。
有人检举张居正家有银火盆三百个、张家几位公子胡闹打碎的玉杯玉碗有好几百只——这怎么可能？除非张居正想退休后做古玩生意。
有人控诉张居正在归葬途中，五步挖一井，十步盖一庐——信不信由你！
大量这样的奏章堆在万历的案头，每一件，都需要有个批示。
万历终于发火了。
他要开展他自己的新政，不想再看到乱哄哄。
为此他接连下诏，说了如下的一番意思：
先前权奸当道的时候，科道不置一词；等到罪人已被逐斥，又纷纷攻击不已，实在有伤国体。言官论人，就应该实事求是。不知道事情的始末，不分人品的高下，动不动就肆意诋毁，弄得大臣人人自危，成何体统？奸党现已斥退不少了，今后要为国家爱惜人才，讲究“和平之道”，再有违旨追究往事的，定重治不饶！
他终于知道，逞一时之快是没有用的，毫无建设性。大家不过都是在唱道德高调，以泄私愤而已。
万历是个执拗的人，不知他后来是否后悔过“倒张”。这个运动，是他自己放弃了一个道德制高点，自己把自己降为曾受坏人蒙蔽的君主，成了在这次运动中唯一不得不做“忏悔”的人。
倒张是很痛快，但万历没想到，这无疑是一次自污行为。
张居正已经走了，昔日的桎梏已消失，前首辅的身后名声是无害的，何不继续打他的旗号，在原有的政治轨道上推进。必要时也可做大幅度修正，甚至口喊前进而倒行逆施也不妨。这样做，不仅自己昨天正确，今天也正确，又何乐而不为？
放弃现成的合法性不用，非要否定与自己脱不开干系的过去，以取得新的合法性，不是多此一举么？
过去局面也曾经乱过，但张居正是个镇得住外廷的首辅。君臣俩一唱一合，乱局很快就能弥平。
而现在，张四维不具备镇住全局的能力，且还在和皇帝斗心眼，乱糟糟的局面需要万历一个人来对付，不胜其苦。这不是正合了中国的“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规律了么？
在倒张运动中，“三百银火盆”之类是信口开河了，一旦查不到东西，谣言会自消自灭。可是，有一件事，是铁案如山的，人们至今记忆犹新，它被适时翻了出来——
这就是“废辽案”！
这件案子，在万历六年的时候，刘台在弹劾张居正的奏疏里就曾提到过一次。那时张居正如日中天，大家也没敢多想什么。
这一次，最先翻起这旧账的，是兵科给事中孙玮。他于万历十年十二月就紧随杨四知之后，弹劾原福建巡抚劳堪秉承张居正之意，于隆庆年间将秉公调查辽王案的刑部侍郎洪朝选下狱逼死。
万历看后，只把劳堪罢官了事，并未追究张居正在其中的责任。他大概不想利用一个废掉的藩王做什么文章。
到了万历十二年，洪朝选的儿子洪竞上疏，字字泣血，要求惩办冤案的制造者。都察院副都御史丘橓也上疏，提到了应该对劳堪定罪。
万历仍未同意，只叫法司去查，看已故侍郎洪朝选还有什么遗漏的冤枉没有。
所谓废辽案的余波，本来就到此为止了。可是，冷不防却跳出来一个云南道御史羊可立，无中生有，诬陷“已故大学士张居正隐占废辽府第田土”。
还是废辽案，但是攻击角度变了，变成了经济问题。万历有了点兴趣，命湖广抚按核查。
看来这问题有所松动，怀恨多年的辽王家属也开始发动了。辽王宪节早已死掉，他的次妃王氏呈了一本，要求调查“大奸巨恶”设计陷害亲王、强占王坟、霸占产业、侵夺皇室的罪恶。这个奏本，是要全面地翻废辽案。里面还特别提到了一句，即：辽王家财“金宝万计，悉入居正府”。
从年龄上推测，这个辽王的遗孀年纪不会很大，大约不超过28岁，复仇的勇气确实可嘉。她的奏疏，估计是羊可立之流给出了主意，说到了要害处。
只要提到财产，万历眼睛就会放光。
一年前倒张运动刚刚发动时，恰逢潞王要结婚，李太后与万历商量筹措费用的问题。万历就曾埋怨。以前官员们只知道给冯、张送钱，财富都跑到他们两家去了。
对张居正家的财产，估计万历是有过想法的，不过在政治上已经把人家剥夺得干干净净了，再打人家财产的主意，总要有个像样的理由才好。
现在，就有了理由。
这次万历有了明确态度，下旨曰：“张居正侵盗王府金宝（开宗明义第一条），其父墓地侵占王坟，掘人坟墓，罪恶深重。你等如何不究治？”然后下令派人前去照着奏本内的原王府所有财产，包括湖泊水田，一应财产，全部抄没入官，变卖后将银子拿回来（这才是实质问题）。金银财宝也要查明白，都追缴上来，不许隐瞒、包庇（吸取查抄冯保家教训），如有人敢，就要拿来重治！
圣旨的最后一部分才提到，将废革辽府的情况也要从公勘明（“从公”二字堪可玩味），汇报上来。
派去抄家的人，有司礼监太监张诚、刑部侍郎丘橓、给事中杨王相、锦衣卫都指挥曹应魁，到湖广后，会同抚按一起查抄。
圣旨一下，天下震惊。一年前免去张居正各职衔的时候，还仅仅是个犯了错误的官，现在，则是拿他当罪人看了。
昨日热泪涟涟阿谀张公的，现在都缄口无言了——阿谀就这么一钱不值，可惜张公已经看不到了。但朝中仍有“敢抚哭叛徒的吊客”，都察院左都御史赵锦逆潮流而动，上疏谏阻。他以当年查抄严嵩家产为例，惟恐查抄会累及当地百姓。当年查抄严嵩，因为嘉靖事先把严氏的家产估计过高，结果抚按抄不出那么多来，怕担包庇的罪名，就在江西株连搜求，抄没的财产多半出自无辜百姓。
赵锦是个偏不服从“墙倒众人推”铁律的人，直言张居正不可能有太多财产，说他家有三百银火盆之类，都是由于人心愤恨，言过其实。要是这么兴师动众地下去，“流毒三楚更有十倍于江西之民者”。况且对张居正惩罚如此之重，也没有必要，今后大臣哪个还敢做事？张居正因为平生操切，擅权专职，与名教决裂，惹恼的人太多，可是绝对没有异志。受顾命之后，辅佐皇帝您于幼龄，日夜勤劳，中外安宁，这功劳安能泯灭！
说来，赵锦并不是张居正一系的人。相反，在万历初年他看不惯张居正的那套霸道作风，提出过意见。张居正授意言官弹劾他“妄议朝政”，迫使他挂冠而去。
现在，他敢如此仗义执言，也是有这一段坎坷做本钱。否则“余孽”的帽子立刻就能戴上几顶。
万历此时财迷了心窍，根本不听。
派去查抄的两个主事者，张诚和丘橓，也是万历精心挑选出来的。张诚是长期负责监视张居正和冯保的宦官，万历的狗腿子，没受过张、冯的什么恩惠。丘橓为人“强直好搏击“，爱弹赫别人，张居正一向厌恶他，不予起用。
万历的考虑是，这两个人去办差，下手一定会狠。不狠，财产就弄不上来。
时任侍讲官的于慎行，知道不好，很为张家担心，便写信给丘橓，请他务必手下留情。这于慎行，也不是张居正的人马，当年也是反对“夺情”一派的。张居正对他说：“我待你甚厚，你也这么干？”于慎行答曰：“正因为张公对我好，我才这样做！”张居正拂袖而去，老于知趣，没几天就自己辞职了。直至张居正死后才复职。
他写给丘橓的信里，有几句话是在后世广为流传的，堪称千古名言，他说：“江陵……当其柄政，举朝争颂其功，不敢言其过；今日既败，举朝争索其罪，不敢言其功。皆非情实也。”（《国榷》）
——是啊，颂歌文章，少几篇也罢，无须日日盈耳了！
于慎行的劝告，丘橓不可能听。
丘橓是山东诸城人，嘉靖二十九年的进士。这人很耿直，初任刑科给事中，曾上疏言“权臣不宜独任，朝纲不宜久弛”，直接批评严嵩，也不怕掉脑袋。被他弹劾倒的官员不计其数。嘉靖末年又迁兵科给事中，莫名其妙地得罪了嘉靖，被打了60下屁股，斥为民。离京的时候，身边仅有“敝衣一箧，图书一束而已”。 隆庆初年，任南京太常少卿，后又进升大理寺少卿，因病免职。
万历即位后，言官纷纷推荐他，然而“张居正恶之，不召”。万历十一年秋，张死后才被起用，任左副都御史，上任时“以一柴车就道”。他虽然强直好搏击，但“其清节为时所称云”（《明史》）。
看来，这是个海瑞式的清官，万历派他去，放心，金银财宝不至于流失了。
果然，张诚、丘橓受命后，决心甚大。一行人立即驰往荆州，准备要穷搜极治，挖地三尺！
丘橓出发前，先派人通知荆州地方官员登录张家名册，一个不能让跑了。
地方官员谁也不敢怠慢，把张家人赶到旧宅里，将门封住，禁止出入。当张诚等赶到开门查抄时，里面老弱已经饿死十几口人了。死人骸骨也被饿狗食尽。
两位钦差到后，死命追赃，广事株连。他们按照万历的思路，预先估计的财产，大约有银200万两。
几日内，便将查抄结果上报：江陵宅内，大概有金2400两，银107000两，金器3700两，金首饰2400两，等等。北京这边的府第，刑部也报上来，折银10600两。
这个数额，和万历想象的相差天地。哪里能跟当年“严嵩跌倒，嘉靖吃饱”那个程度相比。而且，荆州的财富多为张居正的老爹、兄弟平日搜刮来的，严格来说，并不是张居正所为。
三百银火盆乎！何在？
这台阶怎么下？
丘橓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他下令严刑拷打，追逼到底。
张居正三子懋修受刑不过，诬陷称有大约30万两银转移到了曾省吾、王篆、傅作舟等家。
张居正长子敬修（原礼部主事）实在熬不过，上吊身亡。临死时写绝命书一封。
绝命书也是字字血泪——
忆四月二十一日闻报，二十二日移居旧宅，男女惊骇之状，惨不忍言。五月初五，丘侍郎到，初七日提审敬修，其吏卒咆哮之景，皆平生所未经受者！更有身被刑具，头戴蒙布，死命拷打之苦！
敬修受难固不足惜，但非要诬陷先公以二百万两数。先公自任官以来，清介之声传播海内，不仅是变卖财产达不到此数，就是粉身碎骨也难以充数！又要我诬陷寄放在曾大人那里十万两，王大人那里五万两，傅大人那里五万两。
丘大人还说：“从则已，不从则奉天命行事！”恐吓之言，令人丧胆！
可怜身名灰灭，骨肉星散，且来日会审之时，又要罗织锻炼，命运皆不可测。人非木石，岂能堪此！
今被囚禁仓室，风雨萧条，青草蛙鸣，令我不胜悲哀。故告之天地神明，决一死而万古不愧！
天哪！人孰不贪生怕死，而敬修遭遇如此，想日后亦必无生路。
先公在朝时，有位高招嫌之惧，想去位，又有忧国之虑。惟思顾命之重任，只得以身殉国，不能先机远害，以至于斯。而其功罪，自有天下公论！
家中祭祀祖宗的事，给祖母与老母喂粥饭的事，有诸弟在，我死可放心。
丘侍郎，任抚按，活阎王！你也有父母妻子之念，奉天命而来，看见我家如此情景，有何值得高兴的，为何忍心陷人如此酷烈！三尺童子亦皆知道怜悯，今不得已，以死明心。朝露散时，生平已矣，能不悲哉！
——这样的血书，真是不忍读，不忍想象。愿中华吾土，永无这样绝望的呼告！
张敬修自杀，满朝震惊。
刑部尚书潘季驯闻讯，悲不自胜，毅然接连上疏，请求保释居正家属，直言“治居正狱太急”，提醒说张氏家属已有数十人毙于狱。
当时的首辅申时行也上疏道：“现籍没其家，国典已正，众愤已泄。若其老母衣食供给不周，子孙死亡相继，皇上您也有不忍吧！”
后潘季驯终因说情一事，被李植弹劾，最终革职为民。他是深受张居正器重的治河能手，感念恩公的栽培，于人情汹汹之际，能出来说一句公道话，免去了张家更大的灾难。让人看到，人心里毕竟有一点点暖色！
万历饶了张家的家属，但是对于财产仍抓得一丝不苟，特别叮嘱张诚马上把荆州抄出的财物押解进京，不便于运输而又来不及变卖的（如石牌坊等），交由当地巡抚来办。在北京，刑部等衙门把张居正在京的财产110扛，尽数解入内库。到当年十一月，张诚也将荆州抄到的100扛财物解回北京。
财产虽然不像想象的那么多，也可尽管拿来用，废辽不废辽的，就是一篇文章罢了。
辽王的小老婆眼巴巴地望着，却不知就算是当年张首辅侵夺了您家的财产，如今也不可能返还给您了——宫内急等着要用呢！
兴师动众地抄了一回，连房子带地，全部折成银子，总共不超过20万两，不及严嵩的十分之一。
这事情实在难以塞天下人之口，辽王财宝在哪里？被侵夺的辽府又在哪里？
这被人纠缠了多少年的辽王府，据记载，是建在荆州城北城墙根下，永乐年间开始修建，历代又不断加建，极为豪华，内有著名的藏书楼——“味秘草堂”。荆州府衙的大小官员每逢初一、十五早上，都要到北城墙根下列队，拜谒辽王。
这块宝地，岂是20万两银子能拿下的？
所谓侵夺辽王财产之事，最初是由李植提出来的，他只是说，张居正侵夺了辽王家的坟地“以窃王气”。这个谣言，还算有一点“原型”，因为万历赐给张居正亡父的太晖山墓地，与辽王的祖坟毗邻。至于羊可立所说侵占辽府田宅事，基本就是瞪着眼睛在胡编。
据今人陈礼荣考证，荆州的张宅是在城东。
陈先生说，张居正当年为向小皇帝表忠心，也是为在家乡父老面前夸耀，请万历给他新盖的荆州新宅院里一楼一堂题赐额名。万历欣然为他拟写了楼名“捧日”、堂名“纯忠”。
推测起来，张居正在老家荆州建的这个宅子，最引人注目的建筑当数“捧日楼”和“纯忠堂”了。在史志《江陵志余•卷五•宫室》中，收有“纯忠堂”的词条，曰：“纯忠堂，在城东，张文忠公敕赐堂也；万历元年，御题楼名‘捧日’ ，堂名‘纯忠’，御书大字对句一联，云：‘尔唯盐梅，汝作舟楫’（前一句出自《尚书》，意为“你是必不可少的调料”，离开你生活就谈而无味；后一句出自《书经》，意为假如我要过河，“需要你来做船”；也就是说，你是我的好帮手）。事变楼圯，唯堂独存。”最后一句说的“事变”，就是指抄家事件。事变后“捧日楼”被毁，但“纯忠堂”一直到清初都还在。
位于张宅内院的捧日楼、纯忠堂既然被明确标注为在荆州城东，那么，荆州张宅的地理方位，无疑就在城东了。与之相印证者，还有本书的“龙山书院”词条称：“龙山书院，在城东，察院前旧射圃（骑射练兵场）也，嘉靖三年置。张江陵建第，取土于此，事变宅废，书院之基，即捧日楼台也。”
这本地方史志《江陵志余》成书于明末清初，里面将张居正荆州家宅的沿革表述得一清二楚。今日，在荆州古城东门内建有仿古建筑一条街“张居正街”，可证张宅的位置久已被确认不谬。
当年，荆州的地方官不可能不明白这事，但谁敢说话？
抄就抄了，打击坏人怎么做都有理。这之后，“复辽”的舆论甚嚣尘上。不“复辽”，怎么能说明张居正罪大恶极？万历对这个，似乎兴趣并不很大，事情拖到万历十二年八月，才算有了说法。
八月九日，万历下诏，指示各衙门堂官会商辽王案件处理事宜，同时他提出了自己的意见：“拟复辽爵，及重论居正之罪。”
辽王宪节是没有儿子的，要“复辽”，可从旁支过继一个来，这个封号就还可以由这个家族承袭下去。
不过，恢复一个被废的宗室封号，对前任首辅再加重论罪，两件事都可能会有难以预料的影响。“复辽”，有可能助长宗室气焰；加重张居正的罪，将使此后所有的执政大臣胆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