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一听，呆住了，半晌说不出话来。三千年历史啊，居然有这种小子！
随后下旨，将海瑞下诏狱，“究主使者（把幕后人物揪出来）”。锦衣卫遵命出去后，黄锦弯腰把海瑞的奏疏从地上捡起来，又放到嘉靖的座右。
嘉靖拿起又看了一遍，心有所动。想想，那严嵩的党羽蓝田玉、陶仲文的徒弟胡大顺，也确实拿了些假冒伪劣的仙药哄我，海瑞说的话，不无可取之处。随后，叹口气说：“此人可与比干相比，但朕却不是商纣呢！”便把奏疏压下了（留中不发，也就是不交给内阁票拟意见）。他不想落下个杀忠臣的万世骂名。
嘉靖提到的这个“比干”，是商纣王的叔父，官居少师。因纣王淫乱的作风问题，曾屡次强谏。他说:“君有过而不以死争,则百姓何辜！”纣王听得烦了，将他残忍地掉杀。把海瑞比做“比干”，还是满恰当的。
海瑞的案子，后来由嘉靖下旨移到了刑部，你们看着办吧。
由于假药吃多了，导致铅中毒，嘉靖的身体愈加坏了。他百般无奈，把徐阶召来商量，想去一趟承天府老爹的陵墓，取药补气。徐阶劝道：保重要紧，不宜出动。
嘉靖更加心灰，说干脆“内禅”算了，让儿子继皇位，自己不干了。徐阶慌了，说那哪儿成呀！嘉靖此刻又想起了倔海瑞：“海瑞说的全对啊，我病得这么久，怎么能办公！”想振作，但力不从心啦。“真是的，我不知道自己珍惜，病成这样，假使有力气去便殿办公也好，也不至于挨这人这么骂啊！”
徐阶连忙予以缓冲，说：“海瑞这人，说话一贯愚憨，明朝人都知道。其心还是可谅的，请陛下对他格外宽恕。”
此后，刑部的意见上来了。刑部尚书黄光升（就是要了严世蕃小命的那个）居然认为无法可依，只好比附（参照）“子骂父律”，罪应论死。嘉靖略略一瞧（子骂父？当斩？黑色幽默啊！），当即搁下，不批。一直到死，这份意见他都没批。
海青天海大人的脑袋，就此保住了。
从嘉靖四十一年严嵩倒台到现在，三年多了，徐阶就这么左顾右盼，小心伺候着皇帝，操纵着中枢的班子。好在棋局还是活的，可以容他走动。好不容易摆平了海瑞的事情后，内阁的人事又急需做调整了。
从夏言的前任首辅张璁起，内阁就是个生事的地方。迄今所有的首辅，下场都是灰溜溜的，尤其夏言和严嵩的结局更让人不寒而栗。徐阶不得不留出自己的后路。因此，在网罗人才入阁时，便用尽了心计，只求能保证一条：将来能让我体面地退休、体面地养老。
前一年（嘉靖四十四年）三月，那位青词宰相袁炜病重，再也写不了“万寿无疆”的贺词了，退出局去。徐阶不敢“独辅”，马上主持选人。明代的选阁臣制度，叫做“会推”，也叫做“廷推”，就是集中各部各科臣僚开会，推选出2-4名候选人，交由皇上决定。参加会议的成员涵盖很广，但大多只来走走过场，主要是由六科“都给事中”（中央六大监察组的组长，那时候俗称“科长”，权力极大）说了算。
自嘉靖一朝起，皇帝不大管事儿，首辅的权势大增，不仅能压得住这些科长，连吏部尚书（中央组织部长）都压得住，所以，会推基本就是按首辅的意思办。
这次引进了严纳和李春芳两个人。这两人，和刚刚致仕的袁炜，还有在他们之后入阁的郭朴，共四个人，就是当时人们所说的“青词宰相”。
词臣入阁，固然是嘉靖之所好，但也有徐阶的考虑。他本人还在位，能做实事，干脆就选点儿只会玩花活儿的进来，省得碍事。不过，他对李春芳还有特别的一层意思，因为李年轻，又是状元出身，声望很高，为人宽厚。将来如果是这人接任首辅，最理想不过。李春芳一定会对此感恩，那么我老徐退休后的待遇就一定没问题了。
推举严纳，其实没有什么意义，只是给李春芳当个陪衬，而且排名还在李春芳的前面，别人看不出什么来。
果然，入阁当年严纳就因病退休了。李春芳接任次辅，接班没有问题了。
严纳一走，又缺人，于是嘉靖四十五年春，又一次会推。
这次徐阶又从他的口袋里摸出他的“棋子”来，还是两个人，郭朴和高拱。
和前两个人一样，徐阶实际上要推的是高拱，郭朴是陪衬。不过，高拱可不是什么青词宰相，也不是徐阶的“夹袋中人”，他是未来的皇帝裕王的老师，是和张居正早就“相期以相业”的不安定分子。用他，似乎不太合乎徐阶的逻辑。
嘉靖四十五年春，徐阶走的这步怪棋，牵动甚大，甚至预设了后来万历初期的政局。可他当时完全预料不到后果。
他是这样考虑的：裕王是早晚要继承大位的，裕王一当皇帝，高拱势必入阁，这个趋势，傻瓜都能看出来。那么，我徐阶先走一步，先把你提拔进来，卖你一个人情，你高拱肯定要心怀感激。就此，把你收入我的门下。将来换了皇帝，我还是有保障。
徐阶啊，是华亭人，算盘打得太精了！
可是高拱哪里是那么好收服的？
高大人不仅仅是皇子的老师，他在仕途上的其他资历也够格，最高的职务还当过礼部尚书。在当时，进内阁一定要会写青词，这个，高拱也能。
入阁，是高大人的铁定前途。既然傻瓜都能看出这一步，那我为什么还要领你徐阶的情？
你徐大人是否多此一举了？
嘉靖四十五年三月，高拱高昂着头颅进了内阁，时年54岁，气势凌厉。
徐阶有意将高拱延至门下，因而对高拱就特别热情。高拱是怎样聪明的一个人，他当然感觉到了，但他不高兴，甚至很不高兴。
徐相爷，你未免太自作多情了。我高拱是什么人，既有奇貌，又有奇才，人事背景在将来是无人可比的。我还想做个当朝大佬吆喝一批人呢，怎么可能当您的马仔？
高拱在入阁以后的情绪，徐阶很快有所察觉。他知道糟了：走了一步大大的臭棋！
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智者徐阶也难免千虑一失。
他在紧张地转脑筋，既然事不可追，那就要有个法子来补救。
他，忽然想到了一个人——张居正。
【恩师提前铺下红地毯】
在我们中国古代，师生关系、师徒关系都有点儿像父子关系，民间既有“一日为师，终生为父”的说法，庙堂上“天地君亲师”的排列，也暗示着一种伦理纽带。老师，往往就充当着“精神之父”、“人格之父”的角色。
今日当然不同了。有的地方，我看师生关系就好比训兽员和野兽之间的关系。老师视学生为野马(敢不戴笼头我抽死你！），学生视老师为屠夫（干嘛每天都宰杀我的灵魂？）。
我认为，徐阶对于张居正，自在翰林院结缔师生关系之后，一直就扮演了“政治人格之父”的角色。
张居正在选了庶吉士后，发奋研习国家典章制度，不吟风弄月，不“交通”权贵，表现特异。据王世贞回忆，那一批同年进士多沉迷于古文诗赋，以汉唐大家相砥砺，“而居正独夷然不屑也，与人多默默潜求国家典故与政务之要切者。”
明末还有人说，他在这个时候就有志于宰辅，将“户口、扼塞、山川形势、人民强弱、一一条列”（林潞《江陵救时之相论》）。并且逢到盐司、关司、屯马司、提刑按察司等官员任满还朝时，就携带一壶酒、一盒菜去拜访，死缠住人家，详细询问关隘要害。回到公寓后，挑灯记下，“其精意如此”（王思任《与周延儒书》），非腐儒可比。对这样的有志青年，《明史》上说，“徐阶辈皆器重之”。
徐阶很早就开始有意引导张居正担大任，期望值很高。在翰林院看见张居正写的文章，虽然也引用子史百家的话，但并不脱离治国之本。对此，他深感满意，曾亲口对张居正说：“张君，将来一定要尽忠报国啊！”（《文忠公行实》）
当然，对于老师的一套政治谋略，年轻时的张居正，也有个理解的过程。
徐阶老成谋国，有人不理解。严嵩时期，有人讥他是“四面观音”、“一味甘草”。其中，被他救了命的海瑞就是反映最强烈的一个。但徐阶仍不改隐忍作风，“碌碌无奇”。对严嵩这条毒蛇“阳柔附之，而阴倾之”，终于得以保全自己，等到了翻手的机会。
张居正起初对老师的一味隐忍也是气闷的。三十三年他请假归籍之前，给徐阶的信里，就显出了一股急躁。他对老师说，你固然内心有想法，但外表却随波逐流，想用这个办法等待时机，不亦难乎？这样等下去，什么时候是个头儿啊，不如“披腹心，见情素，伸独断之明，计捐流俗之顾虑，慨然一决其生平”，与严嵩大干他一场算了！如果老天有眼，青史留名指日可待；如果这路走不通，“即抗浮云之志，遗世独往，亦一快也！”
这时候的张居正，还有很浓的名士气，慷慨任事，看不得老师那样的窝囊。
但这只是私人之间的通信，不是公开的政治姿态。从张居正以进士二甲九名的好成绩跨入仕途之后，到如今，已是19年蹉跎过去，中间除了在嘉靖二十八年给皇帝上了一份《论时政疏》之外，再没有露过任何一点锋芒。
他的身份，是词臣、文字匠。他的官场形象，是沉默，无所作为。官场上的时光，一刻值千金，他却整整沉默了19年。
这里面，徐阶潜移默化的影响，不可低估。
其实徐阶与张居正，根本是两种类型的官员。人们对徐阶的责难，多半有道理。他乐于居间调停，玩平衡；一遇险阻，立刻后退。海瑞说他是“甘草国老”，“畏威保位”，大概是不错的。他的原则，就是要把事情干成，否则就不干。
杨继盛上疏倒严嵩，他不赞成，认为无益。杨继盛因上疏得罪嘉靖而下诏狱，他不援手，认为事情已不可为。张居正对他的麻木不满，他却不无幽默地让居正自己去试试。——不用真的去说情，只让你设身处地体会一下难度。
而张居正，则与高拱是一类人物。他们俩都是要做事的，剑在匣中则鸣不平。所以才有相期“以平治天下为己责”，要做“救时宰相”。他的原则，是要干事，对“无为”的状态感到难以忍受。
老师的传授，对他，显然起了作用，张居正接受了徐阶的策略。就是，将“要把事情干成”作为第一原则。
因此，在张居正“刚”的一面上，又加上了“柔”的色彩。直到嘉靖四十五年他即将踏入内阁的前夕，都处在“守雌”状态，养精蓄锐也。进入内阁后，开始也很谨慎，直到大权独揽为止。
先柔后刚，是他仕途生涯一条明显的曲线，这也是他和高拱日后的命运有天壤之别的关节点。
我可以等待，我甘愿沉默，但不是无原则的，为的是拿到“干事的权力”。
张居正说过，徐阶“沉机密谋，相与图议于帷幄者，不肖一人而已”。很多机密的国家大事，徐老师只和他一人商议。比如，嘉靖皇帝曾经怀疑过裕王的接班能力，让徐阶去查成祖是怎么看待太子的。成祖故事，就是老皇帝老是想换掉太子。徐阶会意，做了很好的解释，打消了嘉靖的疑虑。张居正说，“此一事惟臣居正一人知之”。
徐阶这样做，自有他的用心，是刻意培养居正成大器。
这些熏陶日久，就让张居正学会了掩盖住本色，先随波逐流，后中流击水，免得尚未有所举动，就被滔滔大水呛死。
但是，张居正从本真上，是一个“贵乎自我”的人，倾心向往“竹林七贤”那几个人“有谤牍盈于一世，而独行者不以为悔”的气概（《七贤咏•序》）。他只要一得手，就会“欲报君恩，岂恤人言”！才不管你同代人、还是后世人怎么说三道四。
徐阶把他作为“图穷匕首见”的一个人物，在最后拿了出来，以挽回自己招揽高拱的失败，这是一个大智慧。但徐相公绝然想不到，他一下子就为大明帝国放出了一头潜在的雄狮！
要让张居正尽快入阁！
这是徐阶头脑中电光火石的一闪。这位老先生，现在的思维完全集中在具体的人事问题上了，其实也难怪，中国的政治，历来就是人事问题、权力分配的问题。至于主张些什么东西，倒成了其次的。今天说这样，明天说那样，不过是拿到权力的一个手段而已。
徐阶目前最看重的，恰好是张居正所具备的人事上的条件。首先，他跟李春芳——目前的次辅——是同科进士，李是状元，张是二甲九名。同年，成绩又都很好。徐阶想：两人彼此可能会服气、会相处得很好，不至于两个接班人在内阁里掐起来。
其次，张居正和高拱都曾是裕邸的僚属，在国子监和修《永乐大典》时搭档多次，高拱不会有抵触，张居正的进入可以很顺利。
三是，高拱和张居正之间关系微妙。两人有过一段情谊不假，但高拱这人心高气盛，没有真正把张居正当个人物。以他看来，张居正才具平平，辈份又晚，根本不在自己的这一档次上。当个副手，还可以。别的，看不好。因此徐阶想：高、张二人不大可能结成联盟来对付我徐阶。
张居正和高拱交往，是忍让的时候多，压在心里不说而已。高拱对此一点也察觉不到，但是徐阶却看出来了。而且徐阶对两人水平高下的评价，与高拱本人完全相反。徐阶看张居正，其才干、胸怀、气度，无一不比高拱强。把张居正收进内阁来，由他来制约高拱，是决无问题的。否则，我老徐一退，靠一个好好先生李春芳根本压不住高拱，说不定还会被干掉，那样的话晚年就别想平静了。
明代的官员薪俸都极低，京官不受贿、外官不从赋税上抽取“常例”（捞油水）是活不下去的。像海瑞那样两袖清风，自己种菜吃，冬天披着被子御寒，那是疯子所为。贪污受贿，人人心知肚明。但是政治上不能倒台，一旦倒台了，贪贿就成了个问题；不倒呢，就不是个问题。
退休，也就是失权。失了权跟倒台有点类似，万一人家借什么风潮追究起来，就会有尴尬。因此，退休了，台上也得有自己的人，作为防火墙吧。这就是徐阶从张璁、夏言、严嵩的结局上悟出的道理。他要跳出这个宿命的怪圈。
他在执政的最后这几年里，主要考虑的事情，就是选人。
老官僚，看人往往凭直觉，这次他完全看对了。以张居正的能量，对高拱岂止是制约？人们不会想到，低着头做人的汉子一旦爆发起来，会有何等惊人！
因为老马失过一次蹄，这次徐阶小心多了。在引进张居正的问题上，他当然也要卖个人情，好为自己的将来做铺垫。但是前次的教训是要吸取的，所以这次他的行动不露声色。
他开始频频地去探望张居正，表面看来，只是欣赏他的才干——我，嘿嘿，不过是个老伯乐而已。
张居正当然感到欣喜，知我者，徐公啊！两人之间的走动，从这一年的夏季开始频繁起来。《明史•张居正传》上所说的“阶代嵩首辅，倾心委居正”，当是指这一阶段。
张居正在这一年，已从裕邸讲读(从五品)位置上升为侍讲学士、掌翰林院事，成了翰林院代理院长了。这个“学士”，是个正四品官，品级还不是很高，距离入阁的资格还差得远。且看这高高的龙门，张居正将怎么来跳？
徐阶自有办法。
老徐现在是皇帝身边唯一的肱股大臣，嘉靖的情况他心里有数。从这年8月起，皇帝看上去要不行了，自己开始在安排后事了，把那个一块儿玩火烧了房子的尚美人赶紧封为妃子。眼看要上西天了，唯有美人忘不了。
秋来，好歹熬过了六十大寿。嘉靖简直不能相信，春秋还正盛着呢，又求了这么多年神，怎么眼看着就黄泉路近了呢？
嘉靖迷信丹药不是一般的痴迷，几乎是他的生之唯一意义。他是由藩王入继大统的，骤然君临天下，生杀予夺了一辈子，很快意。登位以后天下也还算是承平，就欠一个长寿了。
吃丹药，可让他遭了不少罪，甚至还吃了一些乱七八糟连猪都不想吃的野草。为理想付出的代价，外人不可想象。仙药都是他召来的方士们献的，人可疑，药更可疑。服了以后，急火攻心，“火发不能愈”，身体彻底垮了。
10月，他挣扎着去万法坛祈祷，老天又捉弄他淋了一场冷雨，回来后就彻底倒下了。
难忘的嘉靖四十五年，12月14日，躺在西苑的嘉靖熬不过去了。徐阶很着急：以前武宗就是死在大内之外“豹房”的，没法向后人交代。好在皇帝已经没有意志了，太监们不管三七二十一，把他急急忙忙抬回大内，寿终正寝。总算“崩”于乾清宫，圆满解决了。
人总是要死的，但皇帝死了，人民总有天塌地陷的感觉。宫里一片忙乱，人人都像死了父亲一样。这时候，徐阶的位置就凸显出来了。
嘉靖先后有过三个皇后，被他喝斥吓死一个，废掉并“幽禁”死一个（别人不能再用了），还有一个失火时被困，他却没有让人去救，活活烧死了（就是把无辜的曹端妃给杀了的，那个方皇后）。此刻宫中等于没有主人，徐阶在这几天，暂时代替了全国人的“父亲”，请裕王入宫、办丧事、继位、改元……时候都进蜡月了，太紧迫！
这次改元，是将“嘉靖”年号改为“隆庆”。转过年，就称为“隆庆元年”了。不到半个月，换了新天，在有明一代里是最快的一次。换皇帝时，按例是等第二年的元旦改年号，旧年号有时还要用很久。这次是逼到年跟前了，说换就换了。
嘉靖在皇位上折腾了45年，“骑鹤”走了，被尊为“肃皇帝”、庙号“世宗”，长眠在天寿山永陵（在今北京昌平）。
徐阶还干了最重要的一件事情，草拟遗诏。遗诏名义上是老皇帝的意思，顾命大臣执笔，但皇帝仅有一息尚存，遗诏的内容，都是首辅说了算。
这个遗诏实际成了徐阶对嘉靖朝政的一次拨乱反正。以先帝名义检讨了诸多错误，对“朝讲之仪久废”表示痛心；对“建言得罪诸臣”予以平反，活的要起用、死的要抚恤；对那些搞怪的方士“查照情罪各正刑章”，也就是要杀要判；“斋醮工作”等劳民之事，全部停止。
以前那个胡闹皇帝武宗死的时候，也是由首辅大臣杨廷和起草的遗诏，把那些乱七八糟的“工作”全都给废掉了。这次的情况很相象。
这个遗诏，并不是徐阶一个人写的。参与起草的，还有一个人。
谁呢？翰林院侍读学士张居正。
此时的内阁，除了徐阶外，还有三个人，李春芳、郭朴与高拱。论资格、论才具，拟遗诏找他们三个哪个帮忙都行，犯不着找一个没入阁的正四品官员来掺和。惯例上，首辅忙不过来的文件，可以找阁僚、一般是次辅代拟。徐阶这一次的举动，可以说是完全坏了规矩，让人吃惊。而他的猫腻也就在这里。
找张居正参与拟遗诏，是一箭三雕：可以提高居正的地位，为他尽快入阁造势；可以在高拱和张居正之间起到微妙的离间作用，不至于出现张居正一旦入阁后跟高拱成了铁哥们儿的可能；还可以给高拱这个不吃素的一点小小的颜色看看。
徐阶的暗箱操作，果然达到目的。李春芳对此没有什么态度，高拱却气得要跳起来！原本以为不会怎样的郭朴，也有很强烈的反应。
高拱与张居正之间，从此就有了暗暗的裂隙，终于没有结成长久的联盟。
从更广的范围来说，这份遗诏的出笼，对徐阶来说，真不知道是得大还是失大。由于《遗诏》否定了嘉靖时期的弊政，揭示了新政的大致走向，且概括得十分到位，公布后“朝野闻之，皆号痛感激”（《明通鉴》）。显然，它顺应了人心，给徐阁老带来了巨大的声望。甚至后世有人怀疑这是出自张居正的手笔，我认为也极有可能。
但另一面，遗诏对先帝的谴责，毕竟是对皇帝的不恭，这就预伏了日后有人借此发难的潜在危机。
最直接的一个后果是，直接引发了高拱、郭朴与徐阶的严重对立。
徐阶在严嵩专权时期，曾经不得不忍辱负重，“肩随嵩者且十年，几不敢讲钧礼”（《明史•徐阶传》），也就是不敢平起平坐。因之他对门派斗争深恶痛绝，在用人上小心谨慎，决心想消除门户之见，造成和平内阁。可是嘉靖遗诏一出，内阁就开始纷争不断。
隆庆一朝，先后共有九人入相。可以说，其中无一人是奸佞之徒。隆庆皇帝本人木讷、怠惰，“委政台阁”，自己不大管事，对待阁臣的进退处置，又十分的理智和宽容（这一点很难得）。“九相”虽有进退，内阁始终是强势内阁。本可以有一番大作为，一洗嘉靖时期的沉疴，但可惜，阁臣相斗，犹如车轮，使得隆庆新政大打折扣，徐阶本人也险些翻车。
种瓜得瓜。徐阶玩的小计谋，坏了他的大布局。
但是目前还看不出什么来。在这“嘉隆之交”，正是张居正青云直上的瞬间——好运来了，真是挡也挡不住。从夏秋间起，不仅徐阶常常造访翰林院，在徐阶的值班室——直庐，也常会看到张居正的身影。两人频频谋于密室，说得好听点儿是“运筹于帷幄”。转轨前后的国家大事，张居正不仅了然于心，说不定还出了一些很具体的主意。
国之器也，练兵就在此时。年长于张居正22岁的徐阶，对张居正的通透与沉稳显然真的是很赞许，渐渐有了依赖感。后来张居正回忆说：“丙寅之事，老师手扶日月，照临寰宇”，而参与其事的，只有他张居正一人。
这个庞大国家的升沉，就在徐阶的股掌之间。而徐阶身边，无其他任何阁、部大臣。只有这个年仅42岁的异才。
人的差别，何其之大！其实正如张居正所说，今日帝国的高官“冠缨相摩，踵足相接”，“然而未必皆可与之言也”。酒囊饭袋辈，跟他们有什么可说的？
这也是国家的不幸啊。本来，官员就是吃皇粮，为皇帝做事的。官员的生涯，应该是一种尽职的过程。官员在从政中应有一种以一己之力提升万民生计的乐趣。可惜的是，大明的官员，永远是庸碌的比尽责的多。庸官们把做官当成了一种享乐。官的涵义，成了权与利两个字。汲汲于贪贿，是逐利，把仕途看成了商场。热衷于进官，是恋权，在高人一等的感觉中体会所谓的尊严。他们的人格就是官阶，将乌带换成金带、金带换成犀带，人格也就逐渐高大——比自己品级低的小官们的逢迎，就是尊严的基础。
张居正却是个异数，他在这些浊流中拔地而起。品级不很高的他，以一个中级官员的身份与当朝首辅结成了莫逆，参与国家大局的运筹，赢得了远超过他品级的巨大声望。当年王世贞的一句话，可以为证：“中外目属居正，谓必大用矣。”（《嘉靖以来首辅传》）
恩师提前为他铺好了红地毯。随着隆庆元年（1567）元日的到来，这位深藏不露、智勇沉毅的未来之星，就要在龙虎风云的内阁登堂入室了！
六、在紫禁城的曙光中冉冉上升
【吉星照我上殿阁】
岁交冬至，寒风凛冽的北京城，人心里却涌动着莫名的暖流。一条病龙终于升天了（龙驭上宾），冥冥中的机括忽然弹开，有些人压抑了许久的命运，随之急剧跃起。
在那个岁末，偌大的北京有三个人的命运，就发生了这样的变化，让他们本人也感到头晕。首先一个，当然是裕王。在主持了父皇的丧仪后，他便有了一个新的身份：皇帝。因年号的关系，后人称他为隆庆皇帝，有时也叫他“穆宗”（其实这是他死后为他定的庙号）。
他再也不是一个“小心敬畏”、“朝夕危惧”、不受父皇待见的藩王了。在此之前，他这20多岁的藩王着实令人可怜。自从进入裕邸后，嘉靖“惑于二龙不相见之说”，怕儿子剋了老爹的寿，除了年节问安，再不与他见面。骨肉父子，却“生不得见，死不得诀”，大臣们都为他酸鼻子（《万历野获编》）。
中国人都喜欢多子多孙，老嘉靖却由于过于珍爱生命，忌讳儿孙到了畸形的程度。裕王生了儿子（就是后来的万历皇帝），也不敢向嘉靖报喜，甚至连小孩的名字也不敢取。
如此皇子，何如平民？
仅仅被冷落还罢了，地位又朝不保夕。他的生母已死，在皇帝身边没有奥援。比他小一岁的景王，其母尚在，条件比他好多了。嘉靖对景王“爱幸日异”，再加上小人为谋私利，暗地鼓动“夺嫡”，裕王怎能不日日活在恐惧之中？
当年连严嵩父子辈，也要来欺负，常常截留给王府的例行赏赐，有时一拖就是三年不发，裕王还得低三下四地去求严世蕃。
如今这一切屈辱，一扫而空。他大步走上龙庭，威加海内外。
与他相关的裕邸旧人，也通通加官。这就是一个命运中的机括，张居正就是借这个机缘在官阶上得以一步三跨的。这一点，我们稍后再说。
还有一个人的命运，也是天翻地覆。他就是人们首先要想起来的——蹲在大牢里的海瑞。
老皇帝驾崩，铁窗内的海瑞一无所知。提牢主事（监狱长）得知宫中遗诏里有“开释言官”的说法，便知道海瑞此番要重归大海了，前程未可限量。于是备了酒菜，与海大人共饮。
海瑞见牢头忽然这个态度，大惑，心想今明两天必是要押赴西市砍头了。罢罢，他生未卜此生休！我海瑞好歹没算白来人间一场。他面不改色，喝着小酒，谈笑如常。
毕竟是要上奈何桥了，海瑞忽而又有些伤感，向牢头托付后事——老婆孩子还在家里苦熬着呢。牢头这才道出皇上晏驾的实情，然后哈哈大笑说：“先生不日必有大用，我这是祝贺大人要升官呢！”未等牢头说完，海大人竟一头栽倒，喊了一声“哀哉”，为那咽了气的嘉靖哭了个死去活来，吃下去的酒饭，全吐出来了。
果不其然，第二天，诏下，海瑞出狱复了原职。几天后又升为大理寺丞，当法官去了。此后官职节节上升，一直当到了应天巡抚、省级干部。此是后话。
鲠直的人，处事往往异于常人，不干正事的老皇帝死了，合朝都振奋，你哭个什么劲儿？这就是直臣常被人目为笑柄的原因所在。直臣的作为，无法融入一个准则很混沌的体系，因此，也就被批评为不具备可操作性。只有清誉，没有效益。
张居正不想做只有清誉的人，他想做出效益来。归隐林下，只是他在严嵩专权时期曾有的一念而已，20年的养精蓄锐，他的才具与声望已积累到一定程度，如今箭在弦上，用不着再“病夫空切杞人忧”了。
元日一过，雄鸡高啼。吉星光芒万丈地照在他的云锦官袍上。新春，张居正由翰林院侍读学士升礼部右侍郎（副部长，从二品）兼翰林学士。也就是副部长兼了正式的翰林院院长（过去只是代理），晋升为显赫的高级干部。这一步实在迈得惊人，年前他还只是翰林院的侍读学士，不过一个正四品的中级官员，此次竟一下连升三级！
这是新皇帝对裕邸旧人的“佣酬”，是惯例，也是皇上的青眼有加。而且，大家且慢惊叹，这只不过是小小序曲，入阁才是大戏，现在不过是资格已全部具备了。
二月，吉星又增加了一个耀眼的亮度。由隆庆特批，张居正晋升吏部左侍郎（常务副部长）兼东阁大学士，光荣入阁。同时入阁的，还有原裕邸讲官陈以勤。
张居正这是把“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改元，是大吉大利的事，内阁按例要添新人，这是个好时机。裕邸旧人，这是谁也无话可说的好身份。新皇帝对张居正原本印象就不错，徐阶的推荐很容易奏效。此外还有一个有利因素，就是原裕邸大太监李芳现在也水涨船高了，成了司礼监掌印太监，内廷大总管，权力无边。他在裕邸就是张居正的密友，自然也会极力推举。
这次入阁，是不用群僚“会推”的，而由皇帝“特简”，这是会推之外的一个选拔阁臣的方法。皇帝直接下手谕，吏部备案就是了。住院皇帝选什么人，除了征求首辅意见外，还可能征求掌印大太监的意见。
“好风凭借力”。看来，人的飙升，确实是这个道理。
张居正后来也不讳言这一点，他承认这是“因缘际会，骤步崇阶”，一步登天了。原因就在于圣主念旧，师翁引荐（《答中丞洪芳洲》）。
身份的急升，他并没有得意忘形，“仰天大笑出门去”那毕竟只是贫寒文人对骤然暴发的反应。一个百病缠身的大国需要打理，同时今日内阁也不是个省事的地方，张居正此时还是惶恐的心情多一些。
不过，今日登阁，毕竟是他多年夙愿，走上文渊阁的台阶，胸中还是有一股豪气——他要“竭一念缕缕之忠，期不愧名教，不负于知己耳”！
初进内阁，不知道“画眉深浅”，张居正的忐忑不安是有道理的。论资历、论年龄，论拜相时间，他都排在6名阁臣之最后，暂时还没有傲视群雄的资本，只有夹起尾巴做人。
那时他给友人写过几封信，都流露出这种心情。比如“仆以浅薄，骤冒非份，日夕惶惶，罔知攸措（不知所措）”；又比如“仆以謭薄，获依日月之末光，猥从末阶，骤侪三事”等等，都是如履薄冰的样子。
但《明史》张居正本传却有完全不同的记载，上面说，当时徐阶以宿老身份居首辅位置，与次辅李春芳皆能“折节礼士”，对同僚彬彬有礼。而张居正是最后入阁的，却独独有一副宰相的样子，“倨见九卿，无所延纳”。人比较沉默，但每说一句话，就一语中的，闹得人极为怕他，对他的敬畏重于其他各相。
什么叫“倨见九卿，无所延纳”？
“倨见九卿”，就是对待九卿态度很傲慢。九卿那可是不得了，全都是正部级的高官，叫做“堂官”，包括六部尚书、都察院都御史、大理寺卿和通政司使（皇帝的秘书长）。而“无所延纳”，是不拉帮结派的意思。不拉帮结派，是有可能的，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他在隆庆内阁的混战中，一直是没有清晰阵线的。但初入阁就倨见九卿，这怎么可能？
据朱东润先生讲，《明史》的这个说法，完全来自王世贞的《张居正传》，王说张居正虽然最后拜相，但自称宰相应有宰相的尊严，所以倨见九卿。
朱先生说，这是乱说。张居正入阁之初，吏部尚书杨博、户部尚书葛守礼官都比他大，能力和官声都相当不错，居正要是“倨见”的话，人家也不可能买账。这两人，都是张居正平时比较敬畏的大佬，资历就在那里摆着，张居正一日蹿升，就敢慢待人家，是决不可能的。
朱先生还举了日后发生的一件事为例，说后来万历即位的时候，张居正当国（做首辅），启用陆树声为礼部尚书。陆是嘉靖二十年进士，比张居正早两科（早六年），张居正见陆，用的是后辈见先辈礼。一次，老陆到内阁拜访张居正，见待客的座位放得太偏，这礼部首长就是不肯落座（因为不合乎礼）。张居正连忙改正了座次，老家伙才坐下来。此事也见出张居正是个知道深浅的人物。我以为朱东润先生说得有道理。
张居正入阁后不久，就担任了《世宗实录》总裁（总编辑），为死掉的嘉靖写编年史，这又是隆庆皇帝的特别看重。
到了四月，春暖花开，面向龙椅，吉星又一次爆发出强光。隆庆皇帝以重校“永乐大典成”的功劳，升张居正为礼部尚书（正二品），兼英武殿大学士。正二品的官儿，已经赶上当年赏识他的那个顾璘大人了，可以挎着犀带而招摇过市。
然而势头还没有停止。到隆庆二年正月，又加少保兼太子太保，这已是从一品的虚衔了！
当当当当！
张居正真的是吉星高照，额头放光了！从一个以前的从五品侍讲，仅一年多的时间，就顶上了从一品的荣衔，这是连升八级。就连为他写明史本传的人，在写到他的迁升之速时，也禁不住用了惊叹的笔调——“去学士五品仅岁余”！
且惊且叹。可以想象得出，执笔人在烛光下使劲拍桌子的那种样子。
令人惊奇的还有呢，按照明代的官制，大学士这一职务的品级是有弹性的。它本身的官阶仅有正五品，不高。但如果兼任了尚书、侍郎，则品秩可加得很高，从武宗时期起固定加官为正一品。也就是说，张居正的入阁，是以侍郎兼大学士的，官阶是正一品！“从五品”——“正一品”，这是整整升了九级！
在中国近代的戏文中，“连升三级”，基本就是个理想化的概念，甚至带有荒诞意味，但在张居正的身上，荒诞变成了无法摇撼的事实。
当然，这仅是金光闪闪的一面。
我们再来看另一面。自嘉靖年间起，内阁地位空前提高，六部尚书完全沦为内阁的属吏，事事须向阁臣请示，内阁成了一块香饽饽。而在内阁的内部，也分出了首辅、次辅、群辅三个档次，首辅的权力远高过其他人，诸阁臣只能望其项背。
这样失衡的权力设置，相差如此悬殊的政治地位，必然引得很多人去争首辅之位。因此阁臣之间“内相猜若水火”的事，就接二连三地发生。有人说，嘉靖以来的首辅，莫不是依靠倾轧排挤得来的，这完全是事实。政坛老将张璁就曾哀叹：“从来内阁之臣，鲜有能善终者。”（《明神宗实录》）
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玩火者的终局是自焚——没有人能笑到最后。
所以，入阁实际是一场悬崖之舞，很少有人不失手的。
最可怕的是，皇帝对于内阁的授权或放权，是没有法律界定的，全凭一己的好恶。皇帝对于辅臣的评价，也是非理性的居多，有如小家千金豢养宠物。大臣地位甚至不如宠物，锦衣卫、东厂（秘密警察）就是对付大臣的。辅臣的言行，甚至辅臣家中仆人的举动，都在被监视之中。高官之途，就是一条钢丝绳，“荡呀么荡悠悠”，险象环生。
一旦帝眷衰退，或者什么言论触了“逆鳞”（触犯了皇帝的脾气），那就会失权、丢位、甚至掉脑袋。如夏言、严嵩那样的行政高手，也都在所不免。
所以入阁就是一场赌博，是皇帝拿着殽子，让大臣下注，输赢是皇帝说了算，而不是你自己玩得高明不高明。
在职的辉煌和失位的仓皇，构成了一个最有吸引力的赌局。不断有人甘愿飞蛾扑火。
这就是人性。
这就是“权力尊严”的魅力。为看到属官的谄媚，为看到贿金源源不断，人们只迷醉于这只夜光杯美酒荡漾的时候，不大考虑它被粉碎的时候。
张居正眼下踏入的，就是这种高处不胜寒的地方。
他考虑到后果没有？他预测过前景没有？他究竟有多少胜算？客观地说，他有过考虑，但不可能清晰地预见到来日的祸福。
他的选择，是一往无前。因为他所尊崇的人生哲学，与他的老师大不相同。徐阶崇拜的是“陆（象山）王（阳明）心学”，认为凡事“当自求诸心，不当求诸事物”、“心之本体即是天理”，主张“致良知”。
什么叫“良知”？天知道！大概就是前几年我们这里流行的“人文关怀”吧？反正是求诸个人道德净化，遇事可以权变，不要固执，不能硬来。治国，讲究一个静，一个平衡，维持现状为好。老宰相“一味甘草”的外号，就是这么来的。
而张居正不同。他是讲究“实学”的，痛恨“士习人情，渐落晚宋窠臼”（《答少司马杨二山》）。他说，现在的迂阔虚谈之士，动不动就拿宋末的乱政来影射现在，然而都是别人嚼过的糟粕，无助于实用。
尽管他在徐阶影响下，曾深受阳明心学熏染，又与阳明后学多有私交。但他观察“心学”的拥护者却别有眼光。
他说，我也曾经周旋于他们之间，听其议论。然而发现他们的真实目的，就是沽名钓誉，为爬上去找个捷径罢了。他们所说的人文主义（“道德之说”），就是佛祖所说的“虾蟆禅”，以“趋异”为能事，专门滥用新名词。其实王学末流，已显出空疏之弊。
他说，近时的学者，皆不务实，不求真正的效果，只在言辞概念上下功夫，讲的虚无缥缈，都是大而无当的东西。
这真是一个奇怪的逻辑——“今世谈学者皆言遵孔氏，乃不务孔氏之所以治世之立教者。”说起来都有主张，但如何实行，无人感兴趣。
张居正本人，却是要“治平天下”的，一贯研习的，则是经世之学。何谓“经世”？也许两句话就可以概括，即“安民生，饬军政”。为了富国强兵，就要“尊主权”、“振纪纲’”。要使人们有所敬畏，大家才能做事。
刚进内阁的时候，他就想做一二件实事。有人对他失望，议论说：“我以为张公掌了权，能行帝王之道，然而看他的言行，不过富国强兵而已，太令人失望了！”张居正听说后，一笑：“您过誉了！我怎么能有本事富国强兵？”他说，孔子、舜帝、周公，开口说的都是“足食足兵”这两件事，他们的理念就是所谓帝王之道了吧，他们又何尝不想富国强兵！
他自称所本的是：“仆今之学者，以足踏实地为功，以崇尚本质为行，以遵守成宪为准，以诚心顺上为忠。”（草民慨叹：这样的人物，当今已是很罕见了。人人都无所崇仰，唯一己之利是图，幸福也就愈加渺茫矣。）
张居正在很早就形成了这样的一套“实学”理念，而且准备把它付诸实践。他在内阁中，有时也痛感“人事不齐，世局屡变”，导致匡济之业宏图难就，但他并不畏惧失败。他曾在一封写给徐阶的信中说，如果万一失败，那么就是“天实为之，谓之何哉！大丈夫既以身许国、许知己，惟鞠躬尽瘁而已，他复何言！”
“敢于任事，不避毁誉”，这就是张居正。其勇气的来源，就在于他的理念。
不是说“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吗？心怀天下与苍生，这就是张居正的鸿鹄之志！
【内阁里掀起一场车轮混战】
与张居正踏上内阁红地毯几乎同时，隆庆初年的内阁陡起一场风潮，水火相剋，很像一场擂台赛。结果是，不断有人滚下台去。
导火索当然是《嘉靖遗诏》。前此，徐阶与高拱的矛盾，还是在内心里暗较劲儿，《遗诏》一出，火就压不住了。高拱等人被排斥在密议起草之外，“惘惘若失”，自然大为不忿。
看似老实的郭朴，竟然跳起来骂：“徐公诽谤先帝，可斩也！”高拱也是恨恨的。
这两位是河南老乡，郭朴死心踏地愿意跟高拱走。
在《遗诏》正式下达之前，徐阶曾把草稿给高拱过目。高拱看了，认为语气太过。之后他与郭扑对桌而坐，说：“先帝是英主，在位45年，干的不全是坏事吧。当今皇上是他的亲儿子，30岁登位，不是小孩子了。你把先帝的罪过昭示天下，不是寒碜先帝呢么？那斋醮的事，是谁在帮着干？那大兴土木的事情，还不都是他父子在筹划，这都成了先帝的罪？装模作样地附和于身前，人一死就骂，我不忍也！”说完，与郭朴相对落泪。
这话当然有点矫情，嘉靖的胡闹，徐阶当初的无奈，高拱怎能不清楚？他这样说，主要是对徐大老爷有怨气，借题发挥罢了。这话传了开去，不少人侧目而视——这人怎么这样? 其实，矫情的言语，我们现在也还在天天在说，不能苛求古人。不过高拱确实是有些心胸不宽，否则，内阁的战火点不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