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高的恩怨，早在张居正入阁之前，就播下了种子。事起吏科都给事中胡应嘉告的一个恶状。
还是在前一年的11月，嘉靖病得快不行的时候，胡应嘉上疏告高拱，说高拱把家安在西安门外，半夜不在西苑直庐值班，偷跑回去跟老婆亲热，根本没有克己奉公的好思想。这个事倒是有，原来高拱五十多岁了，尚无儿子，频频往家跑是为了延续香火，没别的意思，本也是情有可原。这事徐阶也知道，一笑了之。
仅这一件事问题还不大，可怕的是胡应嘉告的第二件事，他说，皇上身体“稍违和”（拍马！实际是病大发了），大小臣工都吁天祈祷，盼望皇上早日恢复健康，高阁老却把值班室的办公用具往外搬，是何居心？
这一箭来得毒！暗含之意是：高阁老是否在准备应变，一心以为皇上要死了，用不着在西苑值班了？
幸亏嘉靖已经病得不省人事了，此疏压下，没有引起风波。隆庆登位后，高拱上疏做了辩解，新皇帝认为这告状奏疏纯粹是扯蛋，自己的老师我还不了解么，怎会如此不堪，便让内阁议议，要把胡应嘉削职为民。高拱和郭朴当然同意，徐阶则主张从轻。高拱便认定了是徐阶在幕后指使，要“深文杀我”（罗织罪名杀我），从此把两人恨之入骨。
徐阶很郁闷（这么坑害人也确实不大像他的风格）。偏巧这胡应嘉又是徐阶的同乡，这就更说不清了。
胡应嘉当的这个“都给事中”，官名挺怪，“给事中”意思是“在内廷服务的”，“都”是“最大的”之意，相当于六科中某一科的“科长”。明代对应着“六部”，有“六科”，对部里起监察作用，并直接对皇帝负责。明代制度，凡以皇帝名义发出的旨意，给事中要对之进行复核，如有不妥之处，可以封还奏报（打回去）。全国各地上报给皇上的奏章，六科要根据分工抄报各部，并提出驳正意见。
六科之官权力极大。皇上交派各衙门口办理的事情，由他们每五天督办一次。倘或有拖缓不办者，由他们向皇上报告。都给事中官阶只有正七品，给事中是从七品。虽然是芝麻小官儿，但不容小视，因为他们对大臣有直接弹劾的权力，对皇帝也有批评的权利。
六科给事中和都察院的御史，都是负责纪检工作的，统称为“言官”，看见什么不对就可以说，而且这意见由皇帝批示了以后，很快就公告满朝文武，形成巨大的舆论监督压力。皇帝就是通过这个机制，来限制大臣少干坏事的，同时有这么一帮多嘴的人，也可以提醒皇帝自己别犯错误。但言官们说得对不对，一般由皇帝来裁决——“说你错、不错也错”，千古定律。
大臣们是比较畏惧言官的，惹他们不起，都千方百计搞好与“言路”的关系。高拱是个倔脾气，主张对言官也应该监督考察，因此惹了一大片，与言官们的关系不怎么样。而徐阶，则考虑到言官们几十年来被嘉靖打压苦了，新政之初，应该爱护言官，造成新气象。他的这个态度，深得人心，所以基本能左右言官的倾向。
这个“言官”的机制我看挺好，起码比媒体的监督有力量。但言官也容易因考虑私利，受人指使或者拉帮结派，无端就掀起政潮。
胡应嘉一败，果然就有打抱不平的。高拱居然敢主张把一个言官削职为民，这还了得。言官们群情汹汹。兵科给事中欧阳一敬跳出来，上疏指责高拱“奸险横恶，无异蔡京，将来必为国巨蠹”，话说得很难听了。此后又有言官纷纷上疏，干脆就说高拱不具备“宰辅器”了。矛盾最后交到了徐阶这里，他建议将胡应嘉贬到福建建宁当个推官（县法院院长）。总算摆平了事情。
刚刚告一段落，不料隆庆元年一月，战端陡地又起，这下闹大了，后果为双方所始料不及。胡应嘉前次被贬后，很快因为几句话的建议受到隆庆的赏识，得以起复，又牛起来了，但马上又因办事违规被皇帝斥责。徐阶让当天轮值的郭朴执笔，他口述，票拟一个处分意见（代皇帝写个处分意见）。郭朴当即拿起笔说：“这个胡，是个小臣，皇上刚即位他就敢越法，罢了他的官得了！”
徐阶知道这是高拱的意思，要报一箭之仇，便拿眼睛扫了扫高拱，见高拱在一旁“已怒目攘臂”——瞪起眼珠挽起袖子，要一触即发了。徐阶便不再说话，任他们去写。而后，他与李春芳等联名写了个奏疏，表示应留下胡应嘉，以利广开言路。
徐阶在写这个奏疏时，高拱故意不说什么，用目光示意郭朴，郭朴便上前与徐阶争辩，双方火气很大，“几失色”，差点儿翻了脸。
王世贞后来在《嘉靖以来首辅传》中对这段冲突的描写，活灵活现，似乎他就在现场一般。想想，五、六十岁的阁老们在办公室为一个七品官的任免，几乎动起手来，那也是很有趣的。
此时两派策略，颇为不同。高拱对胡应嘉事件的态度很不圆滑。因为曾有前隙，在处理胡时，如果是有经验的老官僚，一般就应该回避了——省得背个报复的名。但高拱却任着性子来，激怒了众言官，惹火烧身。
而徐阶则退居二线，一言不发。私底下默许或者鼓动言官万炮齐发（草民我以为，他一定是进行过幕后策划的，否则言官的攻势不会如此有路数）。后来的史家谈迁评论说，新皇帝刚上台，如果把言官处分得太狠，怎么能避免人们在将来议论他？所以皇帝不可能支持高拱。徐阶诱使高拱走进与言官大战这个泥潭，“诚智老而滑矣”！（《国榷》）
徐阶以言官打前锋的策略大获全胜，高拱百口莫辩。当他意识到自己上了套时，已为时过晚，相当被动了。于是大骂徐阶：你结好言路就是为了驱逐我高某！
徐阶马上称病请假，四次上疏请求退休（那我退还不行吗？）。棋路到此，已经相当精彩。
高拱确实是太直了。他想不到，当年徐阶斗倒严嵩，为众官拨云见日，大家能不感恩戴德？不仅如此，现在朝中的大小官员，徐阶在当首辅的6年中，又不知结交或扶植了凡几！这是一个庞大的利益集团。高拱现在公然与徐阶对决，触犯的就不仅仅是言官了。
在他这一方面，也有为他说话的。高拱的一个门生、御史齐康，气不过，拔剑而起，杀入了群殴阵中，向徐阶一阵乱砍（勇气可嘉）。
这下，更加激怒了众官。一时之间，九卿大臣（所有的部长及最高法院院长、复审法院院长）、南北科道（北京和南京的监察系统）一起爆发，交章论奏，弹劾高拱，斥其为“大凶恶”。光禄寺丞（宫廷餐饮司的处长）何以尚，甚至要请尚方宝剑以诛高拱！这人是广西人，和海瑞是至交，两人经常喝着小酒谈论政事。海瑞被关押，他也受到牵连蹲了大狱，是和海瑞一起被平反的，其感念徐阶，自不必言。
在这一阶段，史载“言路论拱者无虚日”（《明史•高拱传》），先后28道奏疏排山倒海压过来。估计隆庆皇帝脑袋都大了。
群情激愤到这个程度，高拱根本就没法儿再干了，只得称病求退。隆庆十分眷恋他的这位老师，但见舆论如此沸腾，只得准了。
隆庆元年五月，高拱灰溜溜下台。
他走了，还有一个郭朴。言官们穷追不放。九月，郭朴被逼不过，也自请退休了。
徐阶大老爷牛刀小试，凯歌以还！
但是，时论对此也有非议。稍晚后有人评论说，高拱是个清廉耿直的人，家里清贫得跟寒士一样。言官们这么攻击，是太过了（支大纶语）。
徐阶这一仗玩得漂亮——前锋搦战，诱敌深入，全面包抄，只牺牲了一个不成器的胡应嘉，就打得高拱全军覆没。然而，当徐大老爷捻须微笑时，他没有想到，隆庆皇帝虽然寡人有疾、毛病不少，可并不是个白痴。
一个顾命大臣，在新君面前显示了如此之大的能量，朝局甚至连皇帝也无法左右，那么皇帝该做何感想？
京中大老们只顾弹冠相庆，大概无不以为10年以内，朝局已坚如磐石了。究竟是不是这样，他们很快就会看到。
混战之间，我们却没有看到张居正的影子。他没有声音。入阁之前，他仅为一个正五品的侍读学士，阁老们打架，轮不着他参与。况且，他与两边，关系都非同寻常，因此所抱的态度是坚不介入。
入阁以后，情况有些微妙。一面是恩师提拔，难以报答于万一。另一面，与高拱有六年之久的袍泽之谊，即我们今天单位里所说的“手足情，同志爱”。因而只能中立，但又不能完全没态度。本身已是阁员了，对双方的执政理念，总要有个倾向，否则不是成了藏头露尾的小人了？
两方面的作派确实大有不同。高拱是个认死理的人，一就是一，二就是二，是个“实事求是”的典范。而徐阶用政，则多从策略考虑，讲究以行政上沿袭的手法婉转达到目的。有时顾虑过多，就不惜放弃原则。
这里仅举一例，一次，有言官提议说，某即将被罢官的高官素有声望，不应该拟去职。而徐阶内心是巴不得此人被干掉的，就提出：那么我们就请皇帝“上裁”吧。高拱断然反对，说：“这个头儿不能开！先帝是因为在位多年，通达国体，所以过去常请他‘上裁’。而当今皇上刚即位，哪里知道一帮下属哪个贤哪个不贤？让他上裁，要么难以决断，要么就是交给别人去办了（指太监）。如此，天下大事去矣！”
此话真是忠直得可爱。张居正素来欣赏这种“实学”精神，对双方的行政理路，他内心实际是有所褒贬的。
在风潮之中，张居正见言官挟舆论以自重，气焰嚣张，甚不以为然。对徐老师使用权术，以舆论丑化政敌而逐之的手法，也不能苟同。他与高拱，毕竟还有很深的情谊，于是“见其状，不平，往请于徐阶，不听。”他在徐老师那里，是为高拱求过情的。
老师不肯收手，作为学生，又不能起而反对老师，张居正只能独善其身。一日，徐阶向他就政争中的某事征询意见。张居正说：“我今日向你提供意见，明日就成了中伤他人的材料。”老师啊，打死我也不能说。（《国榷》）
这位时年43岁的内阁“末臣”，彼时政治品质还丝毫未被权力腐蚀，应该说，是相当光明磊落的。
对老师，只能是这样了。但对言官的嚣张无度，他这回既然领教了，心里就已经有数——来日方长吧。
尘埃落定。张居正才稍喘了一口气，总算是两边都未得罪。既未负师恩，也未负“同志之爱”。
可是，这口气还没有喘多久，朝局又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大佬徐阶，摇摇欲坠了！
几乎是高拱前脚走，后脚，徐阶就面临着失宠的尴尬。隆庆皇帝与徐阶的关系骤然紧张。
虽然徐大老爷在“嘉隆转轨”中功劳甚大，朝官一片拥护，新皇帝也是认账的。但徐阶忽略了他与“中官”（太监）的关系，同时与隆庆之间的君臣位置也没摆好。事情就麻烦了。
隆庆这个人，也是个甚为稀奇古怪的皇帝，需要在这里说说。
他在做藩王的时候，位置不稳，所以人倒还老实。可能是由于压抑太久，反弹得就很厉害。一登大位，毛病就出来了。用三句话可以概括：不理政、好色、贪财。样样都到了极端的程度。
理政方面，后世史官给他的评语是“端拱寡营”（《明史•穆宗本纪》）。什么叫“端拱”？形同木偶也。“寡营”，什么也不做。朝会时见大臣，一言不发。一连三、四年都是如此，简直匪夷所思，连朝臣都感到忍无可忍，上疏批评道：“岂无所以致之耶？”——您倒是说句话呀！
那时候，朝鲜国派来晋见的使臣赵宪在《朝天日记》中记载道：“隆庆视朝的时候，东张西望，没个样子。且发言甚少，都是太监在传呼。”大使先生的这个描写，颇为传神。
祭祀祖宗的事，也懒得去参加，往往派人代行，即便参加，也是敷衍了事。朝鲜使臣说，隆庆即或是偶尔参加，也极不耐烦。仪式刚完，就令把宫门大开，他拉过一匹快马，骑上就飞驰进宫。扈从的诸臣，屁滚尿流，撵也撵不上。
政事上不上心，女色上却孜孜以求。即位之初，还服着重孝呢，就“日为娱乐，游幸无时，嫔御相随，后车充斥”（《明穆宗实录》）。其丑态，宫内外都传遍了。
刚一当上皇帝，他就下诏增选宫女。吴妈、小尼姑什么的，多多益善。礼部尚书高仪上疏力阻，说，现在宫里边还积压着宫女好几千呢，您还是开恩，把她们放归乡里为好，就别再滥收了。隆庆的批示反应极快，圣旨第二天就下来了，几个字：“宫女不多罢！”高部长当场没晕死！
皇帝好色，民间就恐慌。隆庆二年初春，江南一带谣传要选宫女，引发“拉郎配”的狂潮，“女子十二三以上，婚嫁殆尽”（叶权《信博篇》）。谁也不愿意让自己的女儿一辈子“幽在深宫”，成个“白头宫女”。就连官宦人家也稳不住了，纷纷嫁女。女婿一时极为紧俏，在街上随便拉到一个，问问是光棍就行。大街之上花轿相连，贫家女子因涨价租不起轿子，就徒步上门入洞房。那时，穷汉娶到富家女易如反掌，不过，野史笔记上说，这样“婚姻往往不谐”。
一开始，地方督抚也不辨真假。后来弄明白了，官家就赶紧辟谣。但“官愈禁愈为实”。官方发言没有公信力，你越辟谣，老百姓越相信是真的。一直持续到次年春天才平息下去。
隆庆在贪财上也可称为一绝。他不经过内阁，直接派太监向各部索要金银。各部不足，就下令停发工资，把国库（太仓）的银子也调进宫来，并急如星火向下摊派，致使南方几省数年内加征税款几百万两。
左右太监又撺掇隆庆搜罗珍宝，下诏让各地大量采买。“买珠买玉，传帖数下，人情惶骇”，基层干部叫苦不迭。甚至有的地方官员怀疑，这圣旨是不是假的呀？（《明通鉴》）
朱家的皇帝，换了一个，仍然是很有特色的嘛。
当然，这个皇帝也有他的优点，那就是在政治上很宽厚，或者说怠惰。他的习惯，是完全放权给阁臣去操作。
对于这个特点，后代治史者有不同的评价。朱东润先生在《张居正大传》里认为：“不幸他连驾驭大臣的威柄，也一齐放手，因此穆宗（即隆庆皇帝）一朝，内阁里面只看到不断的混乱。”朱先生为此感到痛惜。
而专治明清史的韦庆远先生，在其七十高龄之年写出的巨著《张居正和明代中后期政局》中则认为：“这样一个庸懦的皇帝，客观上亦为徐、高、张得行其策，得遂其谋划提供了条件。”
前辈见仁见智，我是赞同后者的。
固然隆庆内阁的混斗，耗去了明朝当时最精英分子的一些精力，耽误了明朝又快又好发展，但这个时间不很长。自隆庆三年以后，秩序便稳了下来。因为“混斗”也是一种特殊的淘汰机制，“混斗”选择了最适合领导明朝前进的精英。
此外，隆庆皇帝决不是有人怀疑的那样，是个智障病人。他在选择肱股辅臣时，不管是出于直觉还是理性，最终选的还是很准。
可以庆幸的是，隆庆的老师是耿直而想有所作为的高拱。由于历史的因缘，隆庆皇帝无比信任这位老师。高拱在隆庆后期所做的一切，恰恰为张居正的大展身手铺好了路。张居正的改革，实际是从隆庆年间就已经发端的，在其后，以张先生为品牌的十年“万历新政”，并不是没有来由就横空出世、天降狂飙的。
大国，就是大国。它永远会适时产生出与之相称的“人中蛟龙”！
徐阶，并不是这样一条“蛟龙”。
他固然已升到了一人之下的高位，但在专制的官员体系中，爬到高位而掌控了国家权柄的，不一定就是政治家。很可能，那仅仅是一个权术高手，甚至就是个庸常官僚。
国家的经济、民生、兵备如何统筹？体制痼疾源于何处？如何拔除腐败以起衰振惰？一个政治家是要会下这盘棋的。
而行政官僚，却只懂得人际关系这一步棋。如何固宠和如何安插亲信，乃是他们的全部本领。
大国如果由这样的超级官僚来领导，其结果必然是超级稳定。像明朝这样一个版图超大而兵备疲弱、人口众多而榨取过甚的大国，稳定就意味着正在没落下去。
历史不想等待，它马上就要请徐大相国出局了，用的是非常突兀而奇诡的方式。
徐阶太热心了，也太大意了。他以为，以其拨乱反正的功劳，新君能容忍他一反往日的曲从，不断对皇帝指手画脚（这是为你好啊）。可隆庆并不这么想，江山是我家的江山，做臣子的吃的是我家的饭，老说我不爱听的，烦不烦？
自高拱被“拱”走了以后，徐阶更加看重言官的作用。当他发现，新君的身边竟然渐渐聚拢了一群瞎胡闹的太监时，他又故伎重演了。在朝中，不断公开支持言官，谏阻太监操控京城“团营”、在宫内校场操练军士等等荒唐事。这，自然惹恼了“中官”。
这些太监，可不要小瞧。在大人物身边，总有一些不起眼的小人物得宠。也许，皇帝对能干的大臣潜意识里就有些嫉妒：我贵为天子，为何才干不如你？好，就算我才干不如你，但我可以让你难受。皇帝对太监，心里就没有什么芥蒂——你们他娘的下半身都没了，我还嫉妒什么？因此，皇帝总是在折辱大臣，而极少折辱太监。当然，大部分以吃拍马饭为生的太监，轻易也不会惹恼皇帝。
徐阶这一来得罪的是整个“中官”群体。老东西还管到宫里来了！耳边风当然就吹得紧了：皇上，这老家伙为什么不让我们过幸福生活呢？
皇上的脸色极不好看，几次批示近乎呵斥。徐阶只好“乞休”。
休就休吧，隆庆也来了拗劲儿，只给了老相国回家可以乘坐驿车（公家邮车）的待遇，其余的，没有了。经过李春芳的说情，才勉强给了退休金和奖状。
什么“先朝元辅，国之大老”？大臣就是我皇家的狗，太监才是我哥们儿！
隆庆二年七月，徐阶17年的大学士、7年的首辅生涯，就这么结束了，距离他“完胜”高拱仅有一年多。而且，这一去就再也没有返回政坛。这里面，不能排除隆庆是在为他的老师高拱出气。
临走时，徐老爷子把朝政大事和家里的事，都托付给了张居正——这是他布置下的最后一道防线。
国家的事，其实不用说了。退休了，跟你还有什么关系？大佬习惯了操心，一时还改不过来。倒是他的三个儿子，应该让他担心。徐老虽然是个讲“心学”的君子，但儿子们却是乡里的一霸，强占民田，为非作歹，乡民对其恨之入骨。
老子高唱“孔孟”，儿子狂刮民财，明朝的好处真是都让他们占完了。徐阶一退，会不会有人追究这仨小子，徐阶没底，只能拜托张居正好生留意。
徐阶这次，是被“中官”坑了。张居正对此事的心情比较复杂。一则，本应该出头为老师讲两句话，但他估计了形势之后，觉得这么做无益，只能把自己也搭上。二来，老师如果继续干下去，朝局还是温吞水，他张居正天大的雄心壮志，也只能在老师的“心学”影子底下，不得伸展。所以他没有说话。几年后，他在写给徐阶的信中，略表示了忏悔，说自己懦弱。这是虚套，还是实话，真是不大好分辨。
最重要的是，张居正因此看到了“中官”的力量。他决不能重蹈覆辙，对那些没有下半身的，今后一定要拉拢好。除非是皇帝换了脑子。
内阁在这之后，论资排辈，由李春芳顶上，为首辅。李春芳这个“状元”首辅，是个庸才，一级一级升上来的。又信奉“心学”，一味以静制动，根本不知道怎么做最高行政官。张居正对李同学的这种无能，几乎是公开蔑视。
徐阶走后，李春芳心理压力极大，曾叹息说：“连徐公都退了，我也长不了吧！”张居正说：“那不正好？可以保全你的名声。”李春芳目瞪口呆。据说，为此事曾经三次上疏求退。
另一个大员，陈以勤，人还不错。淡泊，低调，但同时也就没有很大的气魄。他们做人都是好人，做官都还欠点执政理念。张居正呢，位列末相，还轮不到他过多表现。于是，内阁有点儿撑不起架子来。
隆庆在在这时，便又调了个礼部尚书赵贞吉入阁。
赵贞吉，字孟静，号大洲，四川内江人，是嘉靖十四年的进士。也是一位“心学”门徒。他可是有个性，敢想敢干，然而却是个向后看的人，动不动要人家“守祖法”。因为自己的科场辈份高，不免就气盛，并不把张居正等小辈放在眼里。在办公室，直呼张居正为“张子”（你去给我倒点水来），并且当面说张的学问不过是“浅学”。
这个赵贞吉，人际关系的学问实在是太差，与各部官员都有些抵触。
张居正当然感到很不舒服。
据说，他在这个时候想起了高拱。《明史•张居正传》上说，因为张居正受了赵贞吉的气，就去找司礼监掌印太监（太监头子）李芳，策划让高拱回来，“以扼贞吉，而夺春芳政。”
高拱果然就是在这个时候回来的。难道张居正真的参与了人事更替？
这是谁也闹不清楚的千古之谜了。
朱东润先生却不信，他考证，那时李芳因为得罪了隆庆，正蹲在监狱里等候判决呢，不可能再推荐阁臣。再者，李春芳又能碍着张居正什么事？张居正如果想引进高拱来抵制赵贞吉的话，无异是“引虎拒狼”，他不会那么笨的。
草民我认为，这事情极有可能。朱先生还是没有吃透张居正啊！
张居正当时在班子里，是负责国防事务的，谁说秀才不知兵？张居正就是一个。他在翰林院里没白白研究山川险要，深谙地缘政治和边防战略。这在他以后的施政手段上可以看得出来。
在边防上，与俺答的或战或和，其实与整个国策的特色有关系。是隐忍韬晦，还是示敌以强，都要与国策吻合，才能做得下去。
而眼下这个班子的构成，不大像能让张居正施展拳脚的样子。李春芳是靠写青词得宠的，“凡六迁，未尝一由廷推”。6次升官，全是皇上一手提拔（《明史•李春芳传》）。入阁后，唯徐阶马首是瞻；徐阶走后，推行“没有徐阶的徐阶政策”，主张休生养息、“优柔宽政”。他虽没有主见，但毕竟是首辅，你总不能越过首辅去改变国策。
这不是绊脚石是什么？
陈以勤，说来还是张居正的“房师”。也就是说，张居正是陈的“门生”。这是个什么关系？即张居正考进士那年，“经科”考的是《礼记》，由陈以勤批卷子。在过去，这层关系可不得了，是做官的一个重要关系网。所谓“门生故旧满天下”，就是指这个。
这层关系，又死死压住了张居正，意见不一致也不能太冒犯房师，总要有所顾忌。再说，陈以勤与高拱一样，是隆庆多年的老师，当年顶住严嵩的压力，对裕王的皇储位置“羽翼有功”（《明史•陈以勤传》），离权力中心比张居正要近得多。张也不可能摇撼他。
这两个人，主张“祖宗立业、子孙承之”，“苟非至于大坏，固未易变更也”。视励精图治为“躁竞”，视革除陋习为“紊乱成法”，你还好意思越雷池一步吗？
明朝的发展，其实已经很成问题了，积弊如山，财力枯竭，外敌窥伺，哪里还容得你休生养息？再不振作，再不根除顽疾，就没有时间了。什么“宽政”？无非是放纵贪官污吏；什么“和揖中外”？不就是挨打了也忍气吞声！
国人啊，“渐已醒”了吗？
再说这个赵贞吉，他倒是一条汉子。嘉靖二十九年，俺答袭北京那时候，严嵩、丁汝夔按兵不动，敌势铺天盖地。嘉靖问计于廷臣，久久无人一语。赵贞吉却力排众议，坚决反对议和，并请命上前线劳军。嘉靖一见，心情大振，立刻升了他的官，让他奉旨前去“宣谕诸军”。
史载：“贞吉廷议罢，盛气谒严嵩，嵩辞不见，贞吉怒叱门者。适赵文华（严的干儿子）至，贞吉复叱之。”这个细节，在当时也真是大快人心（《明史•赵贞吉传》）。
严嵩当然为之恼怒，在票拟时故意不写授予督战权，让赵贞吉到前线一个兵也调不动。当时京城附近敌骑充斥，赵贞吉居然敢一个小卒也不带，单骑出城，驰入军营。持节宣慰诸路勤王军，诸军无不感动泣下，愿意杀敌报国。“北虏”听说之后，有所收敛，稍微后撤。赵贞吉大名一时传遍天下。
功臣往往都是白干。敌人退后，严嵩立马构陷赵贞吉。结果，赵老夫子被打了一顿屁股（廷杖），贬到广西去当了典史（明代的县看守所所长不乏名臣啊）。
这样一个人，名气大，辈份高（比陈以勤早两科，比张居正早四科），所以敢于指陈各部、科道失职违纪的猫腻，人得罪光了都不怕。他为官40年，一点儿不懂官场潜规则。书生本色，不给人一点儿面子。
张居正受他的气大了。每每议论话题，老赵总是朝小张子挥挥手：“这不是你们小辈所能理解的。”一谈到经史、玄禅，就笑问张居正：“怎么样，深奥吧？你们光知道韩、柳文（韩愈、柳宗元文章）！”
张居正，能不郁闷乎？
四位阁臣，莫衷一是，这还怎么干？
他一个人，拿这三个人根本没奈何。虽然张居正也当过裕邸的讲官，与当今皇上有一点儿渊源，但权力资源还差得远。怎么才能让这两个没用的离开茅坑，让那个不懂事的闭住嘴？怎么才能让自己离权力中心更近一点，能有个搭档联手做事？
他不会不想到“相期以相业”的高拱。徐相已远走，在朝中，高拱最大的劲敌没有了。普天之下的王臣，谁还能比高拱离权力中心更近？
借助高拱，可做大事。这一定是张居正最后的结论。
高拱的回来，已经具备天时。但张居正不大可能直接居间活动。活动这事，已不是外臣所能及，须得有近侍太监说话。李芳已经失势，张居正在中官那里的能量恐怕还很有限。
具体的操作，是由一名外号叫“邵大侠”的人主动发起的。张居正，最多是从中策应。这也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从这时起，我们就可看出他的一个人格特点，就是为了达到做大事的目的，不妨在必要时刻用一点儿权术。关键是，要用得恰到好处。
“邵大俠”名叫邵方先，丹阳人，涉黑分子，能量之大相当惊人。他居然能为阁臣一级的官员“跑官”。张居正与邵大俠事先有没有勾结，没有证据，但不排除在事情进程中有呼应。
隆庆三年，大俠先跑去与徐阶商量：您老愿不愿意复职？徐阶不干（我不愿看皇上那张冷脸）。邵回头又找到高拱，两下里一拍即合。大俠立刻进京，找了当时权势熏天的中官滕祥、孟冲、陈洪，上下其手，把事给办妥了。
这三个“没下边的”，都是鼓动皇上一到晚上就泡宫女、观灯、熬夜喝扎啤的主儿。太监们为什么要管高拱的事？这就是所谓的“内外勾结”。一是可能当场收钱，二是高拱肯定承诺了将来会投桃报李（后来的事情可资证明）。
于是，我胡汉三又回来了！
世界上的得意事，最美不过当“还乡团”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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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文渊阁终于飘起一片祥云
【1569年的最后一场雪】
隆庆三年（1569）十二月，白雪覆盖了静静的北京城。与这瑞雪一同到来的，是一阵强劲的政治旋风——高拱重归紫禁城。
“高老又回来了！”京中官僚们对高拱的称呼，显示了这个人的分量。
高拱的回来，同时也显出了政治游戏的诡异。民间都知道，是“邵大俠”使了回天之力，才有高拱咸鱼翻生的奇迹。这件事史有记载，说是邵大帮主因此“名倾中外”（《明史》），估计今后可以以此为生了。但是，我以为，隆庆可能不这么简单，几个太监不大可能把他唬住。当时情况是，吏部尚书杨博因徐阶下台的缘故致仕，朝中需要有一个能压得住的人来管人事，隆庆便选了高拱，让他既入阁，又管吏部。
吏部尚书这个官，是六部首长中地位最高的，俗称“太宰”，主宰一切官员的命运。首辅弄不好是辖不住他的。到后来的万历年间，首辅地位略跌，吏部尚书就完全不听首辅的了。
高拱回来，以大学士兼掌吏部事，这在明代是破例，非常少见。因为这样一来，该大臣的权力就太大了，大政方针和人事考核任免全在一个人手里，要是把江山给颠覆掉了，皇帝也有可能还不知道。
但隆庆百分百地相信高老。我就这么用他，天下人你们就看着吧，这就是我的擎天巨柱！
至于张居正如何对待高拱的复出，恐怕很难以猜度。他是一个日夕忧虑国事的人，看问题往往看大局，因此期待的成分大约多一些。
在高拱刚回来时，他在给一个地方官的信中说：“喜高老起用，素在同心，世事尚可为也。”他没忘记，这是他一生中仅见的一个与他气味相投、旗鼓相当的人。
后来在共事了几年后，他在对高拱贺寿时说：“即余驽下，幸从公后，参预国政，五年于兹，公每降心相从。”像我这样的低劣之才，有幸跟着高老您参与国家大事，五年来（实际只有四年多一点）您老总是放下架子跟我交往——这当然是客套话，但多少透出，他还是很感激高拱给了他一个施展的机会。
待高拱死后，张居正对他们之间的关系，评价就更高了，达到了“生死之交”和“虽子弟父兄，未能过也”的高度。人死了，生者自然是其言也善，但他感念高拱的一份同僚之谊，还是真实的。
相比之下，他对李春芳、赵贞吉之类的书生宰相，则嗤之以鼻。他后来在万历初年回忆，隆庆四年一次“北虏”犯蓟州，京城戒严。堂堂金銮大殿之上，朝臣们就研究起如何守城的技术问题来了。赵贞吉甚至私心庆幸有敌人来犯，以证明不按他的主意整军，就没有好结果。首辅李春芳呢，不知所措，控制不了会议局面。大家七嘴八舌，提出的措施都极为可笑。最后敌人连影子也没来一个，京城防守了一个月后，解严了，白白花费了几十万两银子。
很难以想象，当时地球上最大的国家，竟是由这样一群废物在管理。一次小小的边境战役，就闹得中枢乱了套，还有脸说什么天朝上国？历来，只有主政者如虎，国家才能虎虎有生气。主政者若是如绵羊，国家就等于置身于狼群之中，你就是喊一千遍“公理在上”又能奈何？
基于这个背景，张居正对高拱的回来，是忧是喜，就不难判断。即使高拱是虎，也暂时威胁不到他张居正什么。在隆庆一朝，高拱根本不屑于向张居正下手。他们虽然同气相求，但政治份量并不在一个等量级上。
真正感到忧虑的是徐阶。他素来知道高拱是个眦睚必报的人，当年拱掉高拱确实是做得狠了点儿。
徐阶的三个公子在乡里胡闹得够了，也遇到了大麻烦。铁面清官海瑞，于隆庆三年六月任应天巡抚，开始清理大户兼并民田事宜。他脖子一挺，放出话来：“法之所至，不知其为阁老尚书家也！”巡视所过之处，向他告状，自诉被乡官夺了田产的老百姓，竟然有几万人！
海瑞平日最恨的就这个，你肉山酒海的我管不了，居然还不让老百姓吃口饭！于是,他“力摧豪强，抚贫弱；贫民田入富室者，率夺还之。”（《明史•海瑞传》）这景象我们现在很难想象：一群穿制服的公差，如狼似虎地闯进大户家，掀桌子，抖手拷，勒令退田——这实在是超越了人们的“常识”。
徐家三位公子急忙向张居正写信告急。张居正回了一封意味深长的信，他说：“群众情绪近来是比较厉害，等海公到了你们那里，我当写一封信给他以委婉疏通。至于师翁，他年纪大了，可能会受不了这场面，你们千万要日夜好好保护。”然后是一句很含蓄的警告，“事有可了者，宜即自了之。”不要给自己带来后患。
言之凿凿，你们听不懂就算了。
不管张居正是如何赞同海瑞的做法，老师的面子还是要顾及的。高拱“复辟”以后，张居正得知徐阶终日惶惶，还特地去信嘱咐后任的应天巡抚去登门安慰一下。至于前任海瑞嘛，“其施虽若过当，而心则出于为民。”他退田是为了老百姓。老百姓不容易啊！知道吗？“霜雪之后，少加和煦，人即怀春”，你总要给人家一点点温暖呀。
应该说，张居正在处理这些事上，原则与人情都照顾到了，无可挑剔。
不出徐阶所料，高拱回来的第一件事，就是清算前徐大相国的所作所为。高老只有一个原则：一切反其道而行之。明朝的官官相轧，好像世世代代都是这一个原则。
你徐阶启用的人，不论好赖，我通通给你拿掉。你徐阶逮捕了许多方士，说他们制作假药害死了前皇帝，我就偏要为他们说情：“先帝晚年有病，毕竟是善终，不是暴卒。说先帝为方士所害，天下后世将怎么看待先帝？我高某请求法司改判！”
他把徐阶赖以立足的根基《嘉靖遗诏》全盘推翻，那是假的！之所以敢这样做，是因为他摸透了隆庆的心理——先帝虽然毛病多多，但批评多了，皇帝还有什么权威？所以，今后再不许批评！
所幸隆庆头脑还是清楚的，他也就做到放了方士为止，并没有兴起反攻倒算的大狱，从而把高拱的清算活动大大打了折扣。当年追随徐阶的人，一个也没受到追究。
可怜当初最先跳出来攻击高拱的给事中胡应嘉、欧阳一敬，听说高拱大人要出山，都因忧虑过度，给吓死了。
看来，隆庆还是很不错的。生活上腐败得一塌糊涂，政治上清明得洞若观火，这是一个奇皇帝！
但是风向毕竟变了，朝中一些原来依附徐阶惟恐不及的官员，现在立马掉头，猛拍高拱马屁，拼命罗织徐阶的罪名，以洗刷自己，以表示咸与维新。人间的老套大抵相似，“恶政”一除，我们居然发现全是受害者！昔日穷凶极恶之徒，今日也来控诉受迫害的委屈，人之善变，不亚于乌龟穿马甲。
徐阶与高拱两人，都还不是恶徒，互相较量，即使落败了也还可不失绅士风度。反倒是他们各自养了些有奶便是娘的东西，致使他们在狼狈时，被这些“叭儿狗”再三折辱。恶狗总是比主人还凶，何朝何代，无不如此。其丑态百出，令当时的人也感叹：“宦途真市道哉！”（《国榷》）做官也是有行情的啊，看涨时有多少人趋之若鹜，看跌时就有多少人弃你如破鞋！
海瑞也加入了倒徐的大军。但他与众人有所不同，打出的仍然是信念的旗号，对昔日曾为他缓颊的大恩人徐阶，一点也不留情面，对徐家夺人田产的事“痛裁之”。这个人，当初读书时可能读得太专注了，到现在还以为——既然讲孔孟，就不应该害民。他哪里知道，孔孟也有真孔孟和假孔孟之别，而且数来数去还是假的居多。
退田的官司接二连三，公差不时上门来逼。徐阶的儿子哪里见过这个，从来没想过自己也会受压迫。于是慌了手脚，嚷嚷着让徐阶想办法，弄得老爷子狼狈不堪。徐阶原想，只象征性地退一点了事，但海瑞不干，坚持起码要退回一半。他开导徐大人说：“你不这样，这些‘刁民’怎肯罢休？为富不仁，对您又有什么好处？”
我们海大人是很懂得逻辑学的——有豺狼心肠的富人，才有不讲理性的“刁民”。人之初，性本来并不是这么恶的。
看见刚退职的大学士尚且不保，江南一带的豪强知道大势不好，纷纷远走边地，以避群众运动。太阳终于打西边出来了，“小民始忻忻有更生之望矣！”（李贽《续藏书》）
千年的秩序，就这样被海大人一朝颠覆。如此看来，海瑞之所以流芳百世，自有着人心的向背。世世代代真心感念他的，恐怕都是些草芥小民。小民们没读过孔孟，但他们也知道“民为贵”的说法。可是，三千年啊，有多少官升官涨，蘑菇一样生生不息，肯这么为老百姓做主的，怎么就这么一个海青天？
不过，小民的欢乐，总是转瞬即逝的。盘根错节的老树，绝非一人两人之力就可以拔除。海瑞领导的退田运动，到隆庆三年底，遭遇了豪绅的强烈抵制。徐阶的三个公子以重金买通言官，反诬海瑞是“沽名乱政”。当惯了大少爷的他们，依然狂妄，说：“千金能去一抚臣，则钱亦神矣！”
有钱就能把省长扳倒，无怪公子们要丧心病狂地敛财。
转过年，到了二月，海瑞果然被罢官。这位海大人，连皇帝他都不怕，面对一个庞大的利益集团，却只能连呼“奈之何！奈之何！”
只有高拱根基牢固不怕事，他接过手来，继续清查。对海瑞，他也说了几句公道话。
他说：海君做的事，说完美无缺，当然不是；说它一无是处，也不对头（好个辩证法）。他过激、不尽人情，当然不可；但凡是他为民做主的举措，就全部废掉，则尤其不可。要是全部翻过来，弊端仍将在，而民心则尽失，这绝非国家之利。
作为一个当国者，高拱是清醒的。谁在动摇这个国家的基础，他一清二楚。“民心”这个东西有多重要，他也一点儿不含糊。只是，不知道为什么有些人，总认为天底下最可恶者，恰恰就是“民心”。人和人，一样的脑组织，产生出来的思想真是有天壤之别。
对于徐家的不法情事，高拱让言官出头向皇上检举，随后应天巡按就逮了徐家的三个小子。高拱又专门委任了一个人来穷追到底。这人是他的门生，前苏州知道府蔡国熙，此时正离职在家。高拱将他起复，不久又升为苏松兵备。高拱指示应天抚按，凡是控告徐阶父子的事，都交给蔡大人来办。
官府严厉，百姓汹汹，徐大老爷算是掉进深渊里去了。几次自杀，所幸未遂。徐阶的儿孙被整治得昏天黑地，牵着他的衣襟号泣。徐阶仰天叹道：“我不过勉强逃过一死，哪里还能保你们活啊！”悲惨之状，如坠地狱。
徐阶在做官之前，家里不过一普通读书人家，17年大学士当下来之后，家中田产竟累积到二十万亩，其富甚至超过严嵩。他虽然不收贿赂，名誉尚属清白，但时人对他以权势谋财的行径，还是早就有非议的。
昔日权倾一时，今日被人追索，分明是冰火两重天。不知他心中可有悔恨？
当官当昏了头的人，从来不认为自己会倒，以为全世界的人都只会朝他笑。今日事，够他铭记三生的。只可惜，这个宝贵教训对他已经永远没用了。
清查进行了两年多，前首相徐阶贪财之名，哄传天下，三个逆子也被发配戍边。一世的清名，全毁了。所幸高拱还是个讲“费厄泼赖”（绅士风度）的人，后来决定收手。张居正此时也极力主张罢休，多少对他也起了一些作用。
于是高拱屡次致信苏松地区的当道者，要求对徐阶与其儿子给予宽容，其辞颇恳切，说是“必望执事作一宽处，稍存体面，勿使此公垂老受辱苦辛，乃仆至愿也”。
高拱之所以没有“追穷寇”，就在于他认为目的已经达到。徐老大人既已尝到欺辱百姓而遭的报应，也就算了。
他在与别人谈及此事时，曾经说道：“华亭（徐的别号）之事，一切忘却。”徐阶已不复当日气焰，“黄粱已熟，大梦已醒”，让他自己回味去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