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条，也多含有法家思想。法家，总是要讲强国、讲实际的，除去那些不尽情理的严酷，我看法家的真理还是多一些。现在常说的“以人为本”，就是管仲曾经说过的。管仲是齐国成就霸业的大功臣，他说：“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要想称霸，大国崛起，不是多生产钢铁枪炮的问题，而是怎么样以人为本的问题。
我们来看张先生的教诲。
张居正首先指出，我听说，帝王之治，欲攘外者必先安内（草民按，彼时之胡说，今日之真理）。《尚书》曰：“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就算是古代大治的时代，也有外患和盗贼，但百姓却能安乐，丰衣足食。为什么呢？因为邦本深厚坚固，所以无虞。如果老百姓愁苦思乱，民不聊生，外患内盗才会乘机而起（江陵先生的意思是说，这个因果关系不要弄反了）。安居乐业的老百姓一般喜好仁义，过不好日子的老百姓就容易为非作歹（危民易于为非），这是必然的（其势然也）。
他说，去年因为是元年，国家减税一半，结果国用不足，边防开支又大，国库空虚，不得已派了四个御史分道去催税款，这虽然是权宜之计，但老百姓就受不了这种搜刮了。臣近日听取了外官的议论，都说这事情办不了啊，原因是御史作为钦差出去了，目睹老百姓穷苦，又没有别的渠道清理欠税。只好将各地官库的储存全部调到京城来，以致各省库藏空虚，一遇到水旱灾害，眼看老百姓饿死而没办法救济。这么搞，国库没等充实，国家元气已经消耗得差不多了。
张居正还教导我们说，臣窃以为，矫枉者必过其正。在当今民穷财尽之时，若不痛加节省，恐怕这局面就不可挽救了。我叩头恳请皇上念惜民穷，多给百姓一点实惠，凡是不急的工程（草民按，譬如高楼宽路广场等等），没有益处的征收摊派，一切都应停免。您本人则应该崇尚节俭，为天下先。
我乞求皇上下令吏部，要小心选择好官，让他们善待小民。考察官员贤与不贤，要把那些律己廉洁、实心爱民的，作为“上考”，也就是称职，尽快给予升官。如果只会巴结上司、企图跑官要官，而无实政惠及老百姓的，即使有才干，也只能给予“中考”。其贪污显著者，严限追赃，并押送到边防管制，什么时候退完了赃，什么时候另行发落。
张居正强调指出，陛下应责令户部反思，为什么天天琢磨来钱的方法却财政匮乏？其弊端何在？现在准备的新举措，是根据什么原则？当今风俗奢侈，官民穿华丽衣服、造豪华大宅都没有什么限制，加上豪强兼并土地，赋税不公平，偷税漏税，恃强不纳，田赋征粮偏重于小民。各衙门小金库到底存了多少钱粮，漫无查稽，谁也不清楚。假公济私盛行，官吏当然要滋生贪污之心。
张居正痛心疾首地指出，上述种种，皆耗财病民之大者。如果能严厉追查那些私吞国家财产的家伙，把他们干掉，又何必求索于穷困之民、而消耗国家的元气呢？
——张居正先生一点也没有危言耸听。明代自正统年间以来，财政情况就一蟹不如一蟹，每况愈下。《真定府志》载，成化以前，民间除了两税、草马（供给边防用）之外，不过给官家服几天役而已。到了弘治以后，中央和地方两级每年增派的税收多了十倍。凡是官员级别高一点的，都盯着下面的财富，公派的私加的，像老鹰攫肉，必获乃已。小民怎能不因贫困而逃走？村里壮丁不足服劳役的数，就加派田赋。这情景怎么得了！
史载，当时的官员考核，就是一个税收情况如何（长吏考课，唯问钱粮），其余公务，不过虚应故事。到了这位隆庆爷，更是专派御史到各地去“清库”，有点钱就运回皇宫来供他玩乐。天天晚上狂游灯会，喝酒取乐，以为盛世已经千秋万代。
真的就千秋万代了么？灯山酒海里，人也难清醒。草莽之夜哭泣，难以越高墙。
可是张先生关于“危民易于为非”的警告，并不是在吓唬他。皇爷，祸起萧墙的时候，上吊可都找不到安静的地方！
最后一条，第六议，讲的是边防的事。这事，也是当务之急。
就在张居正上这道疏的前一年，隆庆元年九月，秋高马肥，俺答曾率6万骑犯边，寇大同，陷石州，另一彪人马土蛮部落犯蓟镇，抵滦河。北京再次戒严，有人甚至吓得弃官逃走。到十月敌人才退去。大明帝国又被折腾一回。
张居正是个博览群书的人，颇知兵事，负责国防后，更是相才将才兼备，确有些诡异的天赋。他对军饷、兵源、选将等诸多事宜都有独到见解，这里就不详述了。同时他还提出了举行“大阅”的建议。大阅，就是大阅兵。一是能够检验官兵能力勇气如何，二是可宣示远近，让人知道皇帝已加紧了军备，以此煞一煞狂虏的锐气。
从嘉靖二十八年张居正上《论时政疏》起，迄今已经19年过去。这19年，官场历练把他造就成了一个真正的相才。当年还不过是书生论政，颇逞意气，现在提出的这几条，都是成熟的治国之道。
《陈六事疏》的命运，也比以前的那一道疏好些，隆庆好歹批了几个字，说“览卿奏，俱深切时务，其见谋国忠恳，该院部看议行”。
奏疏交到各部去议了，有些大臣不禁感到兴奋，总还可以谈论一下实事了。都御史王廷、户部尚书马森、兵部尚书霍冀，都有谈感想的折子上来。不过说一通，也就罢了。
张居正可能会失望，也可能会彻底明白——明朝的变革，靠的不是观念，而是权力。一个末相，说得再多又怎样。当然万历年间也有人看出来了。他这奏疏，虽然没有毛遂自荐，但自我推销的心机已经表露无遗（《国朝典故》）。张居正多年后回忆，说此举是“往者冒昧，妄有所陈，诚激于时弊，不得已耳。”（《答广西熊巡抚》）
冒昧我看倒谈不上，有激情才是真的。
政治上的作为不作为，全在于有没有激情。在位者若没有激情，老百姓也就过闷罐式的日子吧。年年说皇恩浩荡，年年却是积弊如山，河清有日乎——我等到花儿都谢了！连街头贩夫都看得清的事，以皇帝的天纵英明，为什么老看不见呢？
张居正的条陈一上，与高拱的思想不谋而合。高拱在嘉靖四十五年，也有一个《除八弊疏》准备上奏，不巧老皇帝要咽气，就压下一直没交。高拱的条陈，简直就是张居正《陈六事疏》的另一版本。我想，自此他对张居正另眼相看，视为同道，是大有可能的。
《陈六事疏》中法家的痕迹太重，当朝的心学一派和因循官僚自然如芒在背，诬张居正为“小人”的舆论也就从此发端（然忌我者也自此始矣）。
可是张居正白白背了这个黑锅。
条陈在皇帝那里几乎没有反响。但隆庆独独对“大阅”十分感兴趣，他和武宗一样，都愿披战袍、跨骏马，装一回大将军。上疏第二年五月，隆庆下诏要准备秋季大阅。到九月，十多万人马齐集京城，京营、边将、爵爷、锦衣卫特务轮翻操练、比试骑射。“龙旗照耀虎豹营”，一时间也是烟尘滚滚，煞有介事。
当时和后来都有人反对这次大阅，说是劳民伤财，花了二百万（有夸张），摆个花架子；说是张居正为了讨好皇帝才出的这馊主意，天下能有被你大阅兵吓住的敌人吗？有钱还不如接济一下边防军家属。但是阅兵毕竟起了点心理作用，境内就曾一度哄传要收复河套了，估计俺答也知道了风声——汉家郎毕竟不是好惹的。
隆庆初年张居正的这个上疏，不过是他后来龙吟虎啸的一声初啼。入阁后，他这还是头一次露锋芒。昏昏者只见其奇谈怪论，昭昭者却能见出他志在廓清。我们明白了他的抱负之后，也就可以索解他后来与高拱愈走愈近的原因。
大明帝国沉疴在身。这样庞大的一坨，生，生不得；死，死不掉。它等待的就是有回天之力的国手，能给他痛哉快哉地来上一针。
天不负居正，给他送来了一时瑜亮的高拱。自隆庆三年起，一年之内，高拱赶走了内阁里挡道的腐儒，开始了史称“高张联立”或“高张并相”的祥和时期。
我们兄弟俩，终于可以做点事了吧？
有时人曰：“隆万间，所称最名相二，曰高新郑公文襄，张江陵公文忠。两公钟异姿，膺殊宠，履鼎贵之位，竖震世之勋，皆大略相同。”（马之骏《高文襄公集序》）
所言极是。
生也苦短，哪里还能顾及什么“谤牍盈箧”了。有异姿者，必有庸人难以认同的异行。
“当直几番清座久，隔帘时有御香飘”。这样的机遇，人生能有几回？趁着东华门的紫气祥云冉冉飘起，哥们儿，该出手时就出手吧！
八、羽扇纶巾自东华门飘然而入
【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
张居正入阁的头三年，负责的是边防军务。文渊阁里，书香满溢，但边塞的警号却常常扰了他的好梦。
书生报国，也须知兵。张居正年轻时，学的是“万人敌”，兵法谋略读了个烂熟，进翰林院后又研究过山川形势，如何御敌自是了然在胸。此时，正是他施展的时候。
中国的事情，向来是知易行难。经天纬地的法子，说是谁都会说；到了实际去看，你面对的，简直如烂泥一潭。
大明帝国的北边，有凶猛异常的鞑靼。这是大明的百年恶梦。北宋覆灭的悲剧，也是本朝大臣常常要提及的一个话头。为了防备这些虎狼之师，明朝修筑了漫长的边墙。边墙之内，共设有九镇（九大军区）；即，辽东、蓟州、宣府、大同、延绥、宁夏、甘肃、太原、固原。这就是所谓的“九边”。这一线连绵边防，看起来威风凛凛，但实际却挡不住鞑靼的铁骑。
明代的“边兵”，还算是精锐的，可以一拼。“京营”（内含土木之变后于谦组建的“团营”）就要差得多，但也还能打。至于其他各州府“军籍”的兵，全部沦为了杂役，给衙门和当官的人家建房、背粮。那时连一个秀才都可以支使大兵给自己干活。因此全国约270万兵员，百分之七十以上是在当劳工。
国家出了官田养兵，结果给大小官员们养活了百万劳工。要是创建“军籍”的朱老皇帝能起死回生，难免当场高血压发作，还不知道要剥多少人皮才能解恨！
“九边”的兵，却是要用来打仗的。边境一吃紧，兵当然就不够用，要添人。而添人就要花钱，边防军费开支之巨，让张居正无法安枕。嘉靖初年，每年所费才不过59万两，到隆庆这时，早已飙升到260万两以上了。
当时的情况是“边臣日请增兵，本兵（兵部）日请给饷”，张居正头都要大了。不仅如此，他还甚为怀疑：兵马数目是不是实数？军饷是不是都用在了实处？这中间的黑洞究竟有多大？
他在给一位盐务官的信中谈及此事，也只能叹气：“今边费日增，计每岁所入之数，尚少银四十余万两。民力已竭，费出无由，日夜忧之，不知所出，奈何奈何！”（《与应天庞巡抚》）
前方兵不足，将领也有一半是畏战的。俺答部落统共才10万余众，其精锐不过3万，兵锋所及，竟像在自己家里遛马。若不是边将怯战少谋，又何至于此！
中枢发号施令的的兵部，又是油滑官僚霍冀在主政，对边将冒功领赏的睁只眼闭只眼，而真正杀退了敌人的又故意压住不赏，估计全看贿赂多少而定。如此赏罚不公，即使有敢拼的边将也不拼了——人不能太老实！
堂堂大明的国防部，国家安危之所系，居然能任用这样的尚书，大明的所谓国防，不是跟开门揖盗差不多了么？
危若累卵之势，张居正能否撑得住？看他当时给各边将写的书信，不得不佩服他确有指挥三军的帅才。首先，他调派了王崇古、方逢时、谭纶、李成梁、戚继光等将领，各统大军于九边，互为犄角。这些人都是一代名将、国之干城。在后来的表现也相当不俗，不负张居正的厚望，为他扎扎实实守住了最吃紧的蓟辽一线。
张居正是聪明人，他知道，世界上的事情唯有打仗来不得虚的。用将，就一定要用能打的。像严嵩奸滑一时，却只用了个草包将军仇鸾，又有何用？只能是在皇帝面前给自己丢分。
对于前线的军事，即便微末小事他也很留意。国运之所系，在这个时候，赵括是万万当不得的。
他入阁后不久，蓟辽总督谭纶建议，要在蓟镇前线修建敌台，也就是碉堡，每一里一个。台内驻扎兵卒，平时负责瞭望，战时可以出击。张居正立即接受了，并督促操办，用了一年时间，大功告成。他在一开始写给谭纶的信中，问得颇为详细，能看出决不是个粗枝大叶的人。
他问：昨天看到你的建议疏奏，这的确是个“设险守要”的好办法。兵部马上就要批复了。但你说一个敌台需要50个兵，那么1000里就需要5万人。不知这5万人是让原来镇守的兵充当呢，还是另外找。要是用原来的兵，那么城里怎么守？要是新增的话，那么兵又从哪里来？
他又问，看见你说的这敌台，周长才有一丈二，虽然说的是收顶之式，但我揣摩基础也不过比这大一倍多而已，这么小的地方，50个人怎么周旋得开？还有士兵的衣、粮、柴、水之物充塞其间，不是太狭窄了吗？如方便的话还请指教（见《又与蓟辽总督谭二华》）。
再来看一段他关于军粮的询问。
他说：我最近听说蓟镇的军粮，是要求士兵到一二百里之外去支取，士兵颇以为苦。他们一户数口之家，就依靠这一石粮食活命，不仅发放得不及时，且斤两还不足。同时又要他们到数百里之外去等候领取，往返道路，雇人雇车，这钱是谁出？名义上是一石，其实不过八、九斗矣！况且近来又有一些摊派，都在这粮食里出，这么干，想让士兵吃饱、为国家折冲御侮，那能成吗？我听说，按照过去的制度各区驻地都有官仓，仓库如今虽然有损坏，但制度还在，官员也还在。能否修理一下，就近发军粮呢？此事你也不必上疏了，直接和管粮郎中商量个办法就是了。（见《与蓟辽督抚》）
一个总理大国事务的高官，看见下面有报告上来，不是简单批一个“一定要抓紧办好”就算，而是举一反三，穷究根底，心细如同老农。我们能嘲笑古人不会办事么？
对于兵部尚书霍冀赏罚不公的事，张居正也曾据理斥责，予以纠正。兵部是显要部门，并无规定一定要服从大学士指挥。大学士斥责在任兵部尚书的事，在明代极为罕见。张居正就是这样一个“大破常格”的人。心中有郁闷，他就要说。
谈到赏罚之事，他自是不无感慨：“世间一种幸灾乐祸之人，妒人有功，阻人成事。”何时明朝人不再有内斗了，国家也许就不会这么疲弱了。
张居正在运筹边务的过程中，最令人称道的，就是坚决保护了戚继光。
戚继光是一员古今罕见的奇将，号令严，赏罚信，训练士兵的军法和制敌的战术，都空前绝后。士兵皆愿为他效命。中国古代具有个人特色的队伍，除了“岳家军”之外，就是他的“戚家军”了（以义乌募兵训练而成）。不论是抗倭还是御虏，其作为，都是可以让人惊喜的。
这个戚继光，在后世名声之大，达到无人不晓的程度。人人皆以为他是近乎完美的人。其实他个人品质还是很有些问题的，好行贿，好争功，时人对他议论很多。高拱还一度严辞参劾过他。但张居正看准了他是栋梁之材，从中缓解，让他“带病”留任。
当国之后，张居正更是依赖戚继光镇守北方。时人称，戚继光在镇十六年，“蓟门宴然”，啥事也没有。名将名相，相得益彰！
闻道铁骑近神州，杀气遥传蓟北秋。
这还是张居正在庶吉士毕业后做的诗。那时，他只是慨然一书生，而今边塞的防务，就在他的案头处理。遥闻鼓角，北望燕山，回想年轻时的报国之志，总还没算完全落空吧。
此时在关山的那一边，与张居正对垒的，就是威名赫赫的俺答汗。
这个俺答，蒙文史籍把他叫做阿勒坦汗（何其堂皇！过去我们老是不好好翻译别人的名字）。他是一位蒙古族的大英雄，说起来也是需要一本大部头书的。
俺答的世系相当显赫，是土默特蒙古部的头儿，达延汗的孙子，属孛儿只斤氏。这是成吉思汗黄金家族的后裔。他所属的蒙古部落，是由明初被成祖撵到漠北的“北元”延续下来的。明朝人俗称他们为“鞑靼”（达达）。
俺答的崛起，就在嘉靖年间。开始他不过是个部落头领，其部游牧于阴山南麓及河套一带。嘉靖三年后，屡次帮助其兄吉囊攻掠兀良哈部；嘉靖十一年和十三年，两次攻入西海（青海），大败亦不刺和卜儿孩。后又屡次出兵攻瓦刺部（就是逮了英宗做战俘的那个部落）。还多次攻掠明朝的大同、宣府、延绥，战无不胜，渐渐地成了气候。
嘉靖二十一年，哥哥吉囊死了，俺答当仁不让，把哥哥的部众收归名下，控制了蒙古右翼三万户，称“司徒汗”，与大汗（达延汗的继承者，明朝人通称为“小王子”）分庭抗礼，并进而吞并左翼一些部落，迫使汗庭东迁义州（今辽宁义县）边外。
这下，他成了蒙古部落里最有实力的一支。所控制的范围，包括了当时蒙古的大部分，东起宣化、大同以北，西至河套，北抵大漠，南临长城。还曾一度用兵西藏。
俺答部落纵马塞上，感觉什么都好，就是日用品不足。老百姓的铁锅用坏了，得不到更新，贵族的绸缎衣服穿烂了，换不了新的，因为当时明朝执行的是拒绝“贡市”的政策，不允许他们与明朝经济接轨。
所谓“贡市”，意谓“朝贡”和“互市”。 朝贡，就是他们派使者向明朝进贡马匹，明朝给予一定报酬，有时报酬还很丰厚，不一定等值，可算是一种特殊的贸易。互市，就是边境贸易，在老百姓之间展开。
俺答为了让自己的部众有铁锅可用，曾屡次遣使到明廷，请求贡市，都被顽固的嘉靖拒绝。俺答没有办法，不让贸易就只有抢。他乘着严嵩专权时期朝政紊乱，多次发兵攻扰边镇，动辄出兵几万、十多万，杀死明朝总兵官以下的各级武官，先后有23名，让安逸惯了的大明举朝震惊。这种攻掠，也有以武力逼迫明朝开放贸易壁垒的意思。
嘉靖二十九年，10万蒙古铁骑威逼北京的“庚戌之变”，是其中震动最大的一次。
边境的形势为何如此紧张？是因为国防线太脆弱了。
当时北京以北的防务，主要靠辽东、蓟州、宣化、大同这四个镇。明朝设立了蓟辽总督、宣化总督各一名，把守一方，像两个拳头护住北京。辽东方向，起初尚无敌兵骚扰；宣大一带有险要可守；所以最薄弱的就是蓟州。从北京到山海关一线，仅有的屏障，就是一条边墙。蒙古铁骑兵随时可越过喜峰口、黄崖口、古北口打进来。
敌一入境，可在数天之内奔袭至北京城下。蓟辽重镇，瞬间就成了外线，只能远远地干看着。
北京城的几次戒严，就是这么造成的。
一切问题，都是从成祖放弃三大卫引起的。长城以北，没有我方一兵一卒，等于敌人就在窗户底下。也曾经有人提议恢复大宁卫，屯重兵，东与辽东、西与宣府“声援相通”，如果有了这个重要屏障，北京的压力要小得多。
正如后人所说：“明初边备，自辽东而大宁、而开平、而宣府、而丰胜、而大同、而宁夏、而甘肃，东西延亘，指臂相依，称全盛焉。”理想的边防，就应该是这样子。可惜，要恢复大宁，起码要出精兵20万，而且还要打得好。兵从何来？将又安出？豪气今又安在？如今的明朝君臣，再不是成祖征漠北的那一代人了，压根就只能是说说而已。
当然，俺答也是生不逢时。他没有老祖宗成吉思汗那么好的运气。大明不是大宋，大明说什么也是一个强国，首都又在北方边境。成祖当年迁都北京的这一决策，倒还没错。首都在边境，边境的武备相对就强。北京一有警，从各镇赶来勤王的兵到得也快。俺答纵是凶猛，每次也只能打到北京城下。北京拿不下来，往南也不敢再进一步。
到隆庆初年，双方的强弱开始易位。由于朝廷已调谭纶总督蓟辽、保定；王崇古总督宣府、大同、山西；戚继光总理蓟州、昌平、保定三地练兵；北边的防守稍有复苏。
既有名将镇守，又有张居正、高拱在上谋划调度，至隆庆四年，明虏之间的遭遇战，明军已是屡有斩获了。
可是，这片阴云何时能才能彻底驱散？
世代宿仇，不是轻易可以破解的。以明朝目前的国力、兵力与士气，可能永远也别想“封狼居胥”了。
可是，张居正的一生，每一步都似乎有天助。隆庆四年九月，一个千年不遇的机会来了！
边境上突发了一个小小的事件，但是，它猛然间牵动了全局。究其原因，是因为一个漂亮女人。
历史为她陡然改变了走向。
但事情说破了，却十分搞笑。原来这是俺答家族里闹的一次桃色事件。
俺答的三儿子早年死了，留下一个孤儿叫“把汉那吉”（这名字又没给好好翻译）。这个小孙子，是奶奶、也就是俺答的老婆一手带大的。
把汉那吉长大后，娶了妻比吉。可是他又看中了姑姑的女儿——表妹“三娘子”。想必那三娘子一定是漂亮异常，聪明伶俐，同时又解风情，日后才可能惹出这么一场大祸来。
把汉那吉心满意足。但他没高兴多久，一顶铺天盖地的绿帽子就把他给扣住了。给他戴绿帽子的不是别人，正是自己的爷爷——老俺答（见《明通鉴》）。这三娘子是蒙古部落鄂尔多斯的公主，为俺答的长女所生，按说是俺答的亲外孙女。爷爷看上了外孙女，这在我们看来，不可思议。但按当时部落的风俗，这没什么，而且是两相情愿。完全符合李银河老师的私情合法“三原则”。
俺答公然娶了三娘子。
当然，这事情未免太离奇，于是也有另外的说法。即，三娘子并不是俺答的外孙女，她本为鄂尔多斯所聘，可是俺答看上了这小女子，想夺过来，就将把汉那吉所聘的女子，许嫁给了鄂尔多斯，这才惹恼了把汉那吉（见《明史纪事本末》）。
关于三娘子的出身与婚姻，史籍上有多种版本，这里无法逐一考证。但我个人认为，还是俺答看中了自己的外孙女比较具有历史的戏剧性。
被爷爷给抢了老婆，这是奇耻大辱啊，把汉那吉没去反思自己有什么问题，把满腔怒火撒向了爷爷。一赌气，带了大老婆比吉和自己奶妈的丈夫（奶爸），一行8个人，跑到长城边，在大同镇的败胡堡叩关，要投降大明。
把汉那吉声称要去大同镇，指名要见大同巡抚方逢时。
在古代，这叫“降人”。降人到了，大明这边却有一阵慌乱。因为就这么几个势单力孤的降人，后面肯定会有大兵来追还，这不是要惹起战祸？收留还是不收留，众说不一。
巡抚方逢时不敢擅作主张，立刻转报宣大总督王崇古。
王崇古十分机敏，凭直觉感到转机来了。他认为当然可以收留，命方逢时“盛陈兵卫”迎接把汉进关。就这样，500名盔甲闪亮的汉家骑兵，把这倒霉小伙给迎进了巡抚衙门，当起了贵宾。官府对他们“优给衣食”（估计绸子衣服早就穿坏了），但不许乱走动，等于软禁了起来。
当时有部将谏阻王崇古：“一个孤竖，何足重轻，不如勿纳为是。”王崇古说：“这是奇货可居，为什么不收留呢？”
又有部将建议，不如斩首了算了，也挫一挫俺答的气焰。王崇古坚决反对，说，“一个胡人的小兔崽子，斩之何益？北虏内讧，老天送给了我这个把汉（怎么不多出几个三娘子？），正好以此肃清胡尘，说不定这就是停战的机会！”
张居正没有看错人，王崇古的确是眼光犀利。他和方逢时联名草拟了一道上疏，谈了自己的意见。
王崇古考虑的十分周详。他说，这是老天惩罚他们，让他们骨肉叛离，千里来降。咱们应该给这小子豪宅住着，美食吃着，但严禁出入，以防有诈。如果俺答到边境上来要人，咱们就要求开互市，让他们把“板升”逆贼（汉奸）给送回来，还回掠去的人口，然后咱们再把这个小子礼送回去。这是上策。
如果俺答拥兵来犯，不可理喻，咱们就明告诉他要杀把汉，俺答一定怕，不敢太猖獗，这时候咱们再提出条件。这是中策。
还有一策也不错。就是如果俺答不管把汉了，咱们就把他安置在边境外，令他召降部众，犹如汉朝的属国乌桓国。等到俺答老死了，咱们就给把汉一个名号，俺答的儿子辛爱一定不忿，要兴兵来争，那就让他俩打去吧。如果双方僵持，我们就平安无事。如果双方厮杀，我们就声称要派兵去援助。他们根本没工夫来侵犯我们，我们也就可以休生养息了。
要是按照旧例，把降人安置在海滨，俺答就会日日南侵不止。如果分配给诸将，让他随营立功，他一个少爷，受不了约束，日久必然生怨，早晚是要跑回去，说不定会惹出祸事来，得不偿失。这是下策。
——王崇古出身于山西巨商家庭，的确是精于算计。他和方逢时都是嘉靖二十年进士，两人从政后都一直负责军事，一脑袋都是在想怎么不战而屈人之兵。
与此同时，与俺答接洽的事情也开始部署。方逢时准备派百户鲍崇德去和俺答谈。
张居正在事发不久就听到风声，连忙写信去询问。他问：“昨天有人自云中来，言虏酋有孙，率十余骑来降，不知的否。……若果有此，于边事大有关系，公宜审处之。”
接着，王崇古的上疏就到了，高拱和张居正看后，不约而同拍案叫绝！他们都看出了解决问题的契机。高拱在回信时，说这是“盖数百年所无者”。张居正回信说：“顾此事关系至重，制虏之机，实在于此。”
王崇古在奏疏上提到的“板升”，是指一伙汉奸。这伙人以赵全、李自馨（原明朝的生员）为首，投了鞑靼以后，在边境以外诱聚明朝的逃民、降人、乱兵、秘密教众等，渐渐聚起了几万人。又在丰州筑了城堡，开水田，过起日子来了。“板升”是蒙古语“房子”的意思，当时就特指这些住房子而不住蒙古包的汉人。
“板升”的成分很复杂，叛逃的原因也不一，有的甚至颇令人同情。但是他们投降敌人后，出于对明朝的忿恨，常常鼓动和诱使鞑靼杀掠明朝边镇，他们自己也参与其中，这就无可原谅了。
赵全是个极聪明的人，对明虏双方形势洞若观火。俺答视其为心腹，每次出征，都要先到赵全家里喝酒议事，商量完了再依赵全的谋划行动，无有不中者。有了“板升”们的介入，俺答的战略更加高明，明朝边境的形势也就更加严峻。甚至赵全还在谋划称王，准备尊俺答为帝，要学千古逆贼石敬塘了。如其所谋，大明的半壁江山就要危矣！
因此这次解决“三娘子危机”，大明的上下，都把解决板升的问题一并考虑在内。
明朝处理边境危机不当，以往是有惨痛教训的。
早在嘉靖三十六年，俺答的儿子辛爱有个小老婆桃松寨，不知何事与辛爱闹翻，率部前来降明。辛爱大怒，兴兵来讨。其时的兵部尚书和宣大总督惊慌失措，毫无章法。竟然诱骗桃松寨及其部将出塞往西跑，然后密告辛爱将其追上捕杀。此事丢透了大明的国格，不仅令降人寒心，鞑靼方面也瞧明朝不起，气焰更为嚣张。
张居正经过思考，立刻给王崇古写信，详授机宜。
他说：往年桃松寨的事情，中央处置失当，人皆嘲笑，至今齿冷。今日之事，又非昔比，所以决不能草率。刚才我接到情报，说俺来到边境来要人了。我方就怕他不来要，白白扣了人质，反而结下怨仇。“今来索要，我之利也”。
张居正随后把策略详细道来，他说：王公您首先要坚壁清野，守险以待之。然后好言对俺答说，不是我们诱使你孙子来降，是他羡慕我们的先进文化、厌弃了你们的落后文化才来的。按“中国之法”（原文如此），凡是拿下虏酋及其子孙首级者，赏万金，封侯爵。但我不能这么做，因为那吉是慕我教化而来，我不忍心杀掉，而且给他的待遇相当不低。您要是想要人，就端正态度来谈判，如果您斩了叛徒赵全等人之首，与天盟誓，数年内一骑不得入我边关，则我可以礼送您孙子返回。您现在提大兵来要人，难道我怕你吗？如今的宣大人马，又不同于往年了。你要来就来，我伺候着！
张居正又指示，一定要把这个那吉看好，不能让他与外面通声气，以免他又跑回去。对于陆续来降的人，如果是“真虏”的话，就分配给将士；“华人”（原文如此）则让他们各回老家，不宜让他们聚在一起，以免生事……
此后，高拱与张居正的应对策略，可说是有板有眼。俺答这个盖世英雄，完全被他俩的策略牵着鼻子走了。
把汉那吉究竟是不是“奇货可居”？这是处理事件的关键，高拱立刻做了调查。得到情报反馈说，俺答原来是个极怕老婆的人（但又何以能娶了三娘子？），他老婆就是把汉那吉的奶奶。不仅俺答爱这个孙子，奶奶更是爱。老太太得知那吉是因为老爷子的缘故降了明，气晕了，拿起柴火棒子敲俺答的头说：“即中国要汝头，吾当与之，吾只要吾孙也。”（高拱《伏戎纪事》）
这个是没有问题了。高、张二人立即决定，建议授予把汉那吉“中国名号”（原文如此），并鼓励他吸纳旧日部众。因为凡是授予了中国名号的虏酋，威望都能凌驾于所有的大漠部落。这就构成了对俺答的巨大压力，迫使俺答同意我方开出的赎人条件。只要谈判达成协议，“吾中国乃得以日修战备，而享数十年之安”。
第三步，就是要坚守堡垒，“勿与轻战”。即使俺答示之以弱，也不要攻击。而是不断骚扰他的后方，让他来了也掠夺不到什么东西，只能徘徊在野外。
第四步，派人在阵前喊话，说：“那吉来降，我们厚待如此，你不感恩，还敢威胁？你要是有你孙子的远见，慕义来降，待遇又岂止你孙子这样？你拥兵而来，不惭愧吗？”以此瓦解他的心理防线，促使他答应谈判。
第五步，对俺答的气焰，也要适度给予回击。俺答被老婆逼得急了，率最精锐的兵马，大破云中，直抵宣府，“索那吉甚急”。后王崇古派善战的总兵赵岢率兵袭击，趁着俺答在宣府一带往返交涉，心神不安，大败了俺答的前锋。俺答畏惧明军之盛，稍稍退兵，开始有了求和之意。
这个凶悍的蒙古汗王，在老妻的逼迫和大明两个书生宰相的策略面前，完全被搅昏了头，只有一步步就范。
担任此次谈判的明方主官，是一个小人物——鲍崇德。他以前曾被鞑靼掳去服过劳役，精通虏情，和鞑靼方面交情甚密，这次是自告奋勇前往做说客。
到得虏营，他按照既定方针鼓动了一番如簧之舌。俺答见明军不好欺负，又担心那吉的性命，本来就已乱了方寸，听了鲍崇德软硬兼施的说词，不禁心动。
有记载曾把他的表现描述得活灵活现。说是，俺答屏退左右，对鲍崇德说，我本意就是想进贡来的，都是赵全他们哄我，说我该坐天下，唆使我连年用兵，两下里不得安宁。
俺答说：“这次老天爷使我孙投顺南朝，乃不杀又加官，又赏衣服（可怜我还穿着破的呢），恩厚若此……（哽咽几声）若果肯与我孙，我愿执献（绑了他娘的）赵全等赎罪。我今年老，若天朝封我一王子，掌管北边，各酋长谁敢不服？再与我些锅、布等物为生（好多年都没喝汤了），我永不敢犯边抢杀，年年进贡。将来我的位儿，就是把汉那吉的。他受天朝恩厚，不敢不服。”（刘应箕《款塞始末》）
老汗王上了道了，从此放弃了成吉思汗的大梦。
朝中得报，高拱立即主持了汇报会，请隆庆批准同意放人。到十一月十三日，诏下，完全同意高拱、张居正的计谋，授予把汉那吉“指挥使”官爵，那吉奶妈的老公为正千户，其余人也有封赏。这下子，那吉穿上了正三品的大红袍了，煞是荣耀。
六天以后，十九日，俺答就把赵全、李自馨等八名“板升”头目一起绑了来。
二十一日，明朝隆重遣送把汉那吉返回家乡。
把汉那吉又回来了！再不复昨日的狼狈像，一彪人马在大明官兵的护送下，红袍金带，褐冠朱旗，吹吹打打出了关。
大明官员见到俺答，拔高了声音，正色告诫他：“那吉是我天朝官人，不比寻常，着俺答好生看待，不许作践他！”
俺答此时百感交集，连声承诺。一见到宝贝孙子那吉，连忙滚下马来，爷孙俩抱头大哭。
紧接着，高拱、张居正就把“封贡”和“开市”问题提到了日程上。封贡，就是要封给老俺答一个名号，俺答从此算是归附明朝，自认属国，每年进贡马匹。开市，就是在得胜堡开辟集贸市场，蒙古方卖马，明方卖布匹、丝绸、铁锅、茶叶，互通有无。
嘉靖初年以来蒙汉对峙几十年的阴霾，就此消散。
但是，朝中反对势力很大，舆论一片哗然，其中以兵部反对最甚（估计是怕今后无油水可捞了）。
大明的官员，为什么对俺答的态度如此强硬呢？这里面有一些历史渊源。
宋时抗金名将岳飞遭冤杀，本朝民族英雄于谦也同样遭冤杀。这两位“少保”的命运，引起了后人强烈的同情。到了明中期以后，在士大夫中形成了一个情结，那就是对外只能开战，不能妥协。谁也不愿意被指为误国。
但是，仅仅有义愤是不够的，因为我们必须活在地球上。睁眼看看，明朝的军队，实在是没法提了。明中期以后的军务，废弛得一塌糊涂。每镇的边兵里，不仅缺额，且有一半不过是民兵（土兵、募兵），不是正规军，战斗力很低，装装样子还行。
张居正所关注的军粮问题，也是个软肋。常常发放不及时、不足额。当朝的大官又喜欢经手银子，因为便于贪污，所以后来经常按粮食数额折价发银子，折算率又很低，以借此剋扣。发一斤粮食的钱，士兵在市场上根本买不到一斤粮食。饭都吃不饱，又如何打仗？
明初洪武和永乐年间的军队，还叫个军队。而当下军队的装备和士气，只能说是乌合之众了。因为军费不足，士兵们军衣褴缕，形同乞丐。所谓铠甲，就是在衣服上缝点儿小铁片，跟唱戏差不多。甚至还有以纸麻塞在衣服里充数的，称之为“纸甲”。真真闻所未闻！
所以，以如此之军力，去挡俺答的十万雄兵，不是以卵击石？
人们习惯了。自成化年后，凡是能杀得三五个敌人的军队，那就是铁军了。武宗在正德十二年微服出塞游玩，与北元的军队遭遇，损失官兵几百名，杀死对方16名，竟宣布是获得大捷。弘治十五年，杀了达延汗80余人，竟然保举了1563个有功官员。即便在最近，由总兵赵岢打胜的一仗，也不过斩首对方6人！
面对这样的军队，任是什么样的“愤青”，也是没脾气了。因此，在处理“三娘子危机”的过程中，高拱和张居正的一系列策略，都是相当之高明的。
在目前，如何才能“不教胡马度阴山”？
硬打是不可能了，只能智取。张居正坚持“封贡”和“开市”的主张，你总要让人家有饭锅用嘛！他写信叮嘱王崇古和方逢时，在此问题上决不能退缩：“事机所在，间不容发，尊见既定，断而行之！”（《与王鉴川计送归那吉事》）
朝中以内阁与边臣为一方，兵部与言官为一方，形成尖锐对立。反对派无非是认为，议和乃示弱，马市易启边衅。甚至有言官诬告方逢时等通敌，罪不容诛。言之凿凿，就像亲眼所见一样（言官的话，要到爪哇国去听）。
高拱、张居正抓住根本不动摇，命中书官翻出成祖时的老档案，上面载有成祖封北元归顺者“忠义王”、“忠顺王”的先例，堵住了反对派的嘴。
最后由隆庆亲自“上裁”。他说，“此事重大，边臣最明白底细，现在边臣说干得，你们几位爱卿也说有道理，那就干吧，多费点钱粮也罢。”
一锤定音！
隆庆四年十二月，明廷封俺答为“顺义王”，其子弟也各给封赏。同时宣布开市。
明廷对开市也做了一些限制，以防发生负作用。为了防止鞑靼把锅买回去后翻造兵器，特令边贸只能出口“广铁”铸的锅，据说广东的铁锅硬度不行（低档产品），造不了兵器。火药硝磺等严禁流出。至于棉花、衣服等蒙古人民急需之物，全部放开。
十二月二十二日，赵全等“诸逆”从边境押到。隆庆亲自主持受俘仪式。此项仪式之庄重，在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中有极为传神的描绘。而后千刀万剐，传首九边（头颅在九大镇巡回展览）。
祸首伏诛，天下太平。
这样做，其实哪里是多费钱粮？和谈以后，仅宣大三镇，每年就可省下边费60万两，等于明朝年财政收入的五分之一，赚大了。
关键是老百姓可以喘口气了。史书上关于休战后的描述，欢欣之辞令人动容。譬如“自是，边境休息，东起延永，西抵嘉峪七镇，数千里军民乐业，不用兵革”（《明史稿》），譬如“由上谷至河湟万里，居如堵，行如家”（《国榷》），又譬如“九边生齿（人口）日繁，守备日固，田野日辟，商贾日通，边民始知有生之乐”（方逢时语）。
可怜老百姓，“有生之乐”的日子在史上并不是很多。这样喜气洋洋的文字，在史书上也不是很多。
一场“铁锅战争”，化干戈为玉帛，边境此后30年基本相安无事。
今人有曰：俺答的这次归顺，是受降、封贡、互市三位一体，自汉唐以来，中原从未有人做到过。
高拱、张居正，在这件事上居功至伟！
两人联手期间，内乱外患逐一平定，大明的颓势有了复振的希望！
首先“鞑靼”已被死死压住。那时的蒙古，有两大部分，一部是蒙古右翼，就是俺答，他统辖了土默特部和他死去的哥哥吉囊的鄂尔多斯部。另一部，是蒙古左翼的察哈尔部，也就是小王子的土蛮部，这本是达延汗嫡系的继承者，却被俺答从草原撵到了辽东。
蒙古的“左翼、右翼”，有时候搞得我们头晕。其实只要打个比方，就很清楚了——将蒙古比做一个巨人，他面朝我们明朝站着（阿Q说，他必须面朝我们站着）。他的右手，正好就是蒙古的西部（宣大以北），他的左手，就是蒙古的东部（辽东）。
跑到辽东去的小王子土蛮部，不接受明朝的封贡。高拱、张居正启用总兵李成梁，在辽东的卓山打了它一家伙，基本把它打服。
此外广西古田的僮人叛乱、广东的曾一本等叛军作乱和敌视明朝的贵州永西土司，也都逐一被平定。到隆庆六年，大明已经是四海升平。张居正不无得意，谓之“东师奏凯，西虏款关（求和）”。
李贺诗云：“请君暂上凌烟阁，若个书生万户侯？”（哪个书生又成为了万户侯呢？）
张居正，将不会有这种哀叹！
当然，英雄自有过人之处。我在翻拣他处理俺答事件的资料中，发现他基本都是头一天获得边报，第二天就有明确答复。当时的军情和中枢指令，都是由兵部快马递送，昼夜兼程，一来一往不过三五日。军情的报送和回馈，都是随到随办。
可以想见，张居正秉烛伏案的紧迫情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