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夜闻刁斗, 军声壮若何?
古人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不讲效率。而我们今人，若被告之“二十个工作日即可答复”，竟不免感激涕零，仿若格外开恩。
古今异同，不亦悲乎！
【这注定是一条缠身的厉鬼】
张居正在隆庆年间的大事不多。除了处理俺答归顺一事，在他的年表当中，往往还有一条：“隆庆二年，废辽王。”
这件事，与张居正有何干？
各位，这短短的一句，挖掘开来，实是有历史令人惊恐的乖戾。一个平民出身的权贵，与一位皇族子弟，生生死死缠了一辈子的恩怨，就在这一句话中！
这个辽王，可能大家还有印象。他的王府，就在张居正的家乡江陵。张居正的爷爷张镇，就在辽王府做护卫。所谓“护卫”，就是警卫人员，站岗放哨的。
两家从此开始了一段纠葛。
辽王的名字挺古怪，里面有一个字是“火+节”，太生僻，我们姑且简化，就叫他“朱宪节”吧。
辽王这一世系，祖上为朱元璋的第十五子朱植，原来封的是卫王。洪武二十六年改封辽王，封地在广宁府，就是今天辽宁省的北镇市（至今北镇还有一个街道办事处叫广宁）。建文帝时，“靖难”役起，辽王不愿意跟着瞎闹，渡海南归，从此被安置在荆州。
嘉靖三年，第六代辽王袭封，王妃毛氏不能生育，因此辽王一直没有孩子。好在袭了王位第二年,小老婆给生了个儿子，与张居正恰好同岁，只大张居正两个月，这就是宪节。按古制，毛氏算是宪节的嫡母，掌管小孩的一切起居教育事宜，视同己出。
到了嘉靖十六年，老辽王死了，宪节年幼且又守丧，所以暂时不能袭封，只能继续做王子。
这个宪节，是个典型的纨绔子弟，资质一般，学习不上进，十多岁了，《四书》还背不下来。小孩子臭毛病不少，自我感觉却是很不错（这我们应该不陌生）。而同龄的张居正，早就是名满荆州的神童了，两下里的差别实在太大。
张居正小时常跟爷爷到王府玩，与宪节也可称得上是朋友了。
在王府,毛氏一直是执掌大小事务的，见张居正聪明伶俐，便不时招居正入府赐食。一次，她让宪节坐在下首，谆谆教导说：“你这样不上进，终有一天要给居正牵着鼻子走呀！”
望子成龙，古已有之。
宪节哪里受得了这个，满脸涨红，好歹还没有当场发作。从此，在两个小孩友谊的后面，就因嫉恨而埋下了一颗诡异的种子。
嘉靖十九年，十六岁的宪节三年丧服已满，照例袭封，成为第七代辽王。张居正也恰在这一年考中举人。
宪节袭了王位，还是咽不下少年时的气——我是谁，还赶不上个平民？
小辽王以庆贺自己袭封王位为名，把护卫张镇召进王府，赐他喝酒。这宪节存了歹毒之心，强灌了老头一顿。结果，张镇竟活活醉死！
张居正此时已通世故，人给害死了，又害得冠冕堂皇，如何办？他只有隐忍。从此与辽王结下隐蔽的深仇，竟一直埋藏了快30年。
辽王生来就跋扈惯了，他哪里知道，与匹夫之仇也是结不得的。两人在表面上，仍是朋友。辽王闲工夫多，学会了作些臭诗，两人常有诗酒往还，显得非常亲近。
嘉靖二十六年，张居正考中进士，入选翰林院。辽王没那个机会，就跟着嘉靖皇帝提倡的潮流走，崇奉起道教来，被嘉靖封为“清微忠教真人”。
明朝发展到嘉靖这一朝，皇室的直系后代与旁系亲戚已发展到数以万计，每个人都有岁禄，从郡王的一万石到旁系最低的二百石不等。这是个帝国的巨大毒瘤，中央财政有一半就消耗在这上面。
此外，宗藩在政治上没出路，但这些废物总要折腾，于是就在地方上狠命兼并土地。惟恐财富不多，带到地狱的时候太寒酸。辽王府亦不例外。
等毛妃一死，小辽王在府内的管理大权到手，立刻发威，养了一批恶奴，打砸抢骗，强买强卖，无所不用其极，成为荆州一霸。地方官员碍于皇上赐的“清微忠教真人”牌匾，只有装聋作哑——孔孟之道确实是真理，但惟独管不了皇亲。
嘉靖三十三年，张居正的元配顾氏病逝，居正不免意志消沉，对朝政失望，告假回到江陵。在三年的休假期间，与辽王走动得比较勤。估计也是辽王强拉他的时候多。
辽王虽然信了道教，但吃喝玩乐、泡女人还是一样不少。现在又多了一样，隔三差五要跑到道教圣地龙虎山去拜访张天师。按《大明律》规定，宗室藩王没有皇帝的恩准，是不得离开封地半步的，违者要削为庶民。但辽王有“清微忠教真人”这块护身符，谁敢阻拦？其实，求仙访道只是堂皇的名义，到几百里外去游山玩水、寻花问柳才是真。
张居正一回乡，辽王就拉着他诗酒唱和。辽王这种人，从小听的就是阿谀奉承，真的以为自己是不世之才，胡编几句臭诗，还要张居正立刻和诗，这几乎就是变相的折辱了。
张居正已在官场混过了几年，知道真就是假、假就是真，便也耐着性子跟这白痴玩。张居正的文集《张太岳集》中就留下了几首这时的应和诗。他跟辽王相处融洽，当面奉承他“英敏聪达，才智绝人”（跟所有过分溢美的话一样，你就反着听吧），跟对付严嵩差不多。但他对严嵩的才气还是真心敬佩的 ，对辽王，则只以废物视之。
嘉靖三十七年，张居正受命到汝宁府（今河南汝南县）去册封崇王。因为离家较近，就顺便回家去看了看父亲。这是父子俩最后一次见面。
这期间，辽王又拿着手写的三大册诗稿，请张居正写序。辽王附庸风雅，自号“种莲子”，张居正也就给他一通胡吹，说辽王在“拈韵限句”的诗会上，因为出的韵太险，别人袖手不能出一语，“种莲子”大人却能“援毫落纸，累数百言，而稳贴新丽，越在意表，倾囊泻珠，累累不匮”——还是领导高明啊！
像辽王这类人，不管他怎么狂，履历上三个字便可归纳：“生得好”。要是他出生在平民人家，那么就得四个字来归纳：“阿猫阿狗”。到了隆庆元年，嘉靖仙逝了，这种莲的王爷也就蹦到头了。
就在当年，湖广巡按御史陈省专程赴京，弹劾辽王横行枉法事，隆庆下诏削了辽王“真人”的名号。现在问题倒还不是很大，但却是一个很严重的信号。但辽王哪里知道收敛，一仍其旧。到了隆庆二年，又有巡按御史郜光先再劾辽王十三大罪。这下，可是严重了，隆庆命刑部侍郎洪朝选前去实地核查。
其时，湖广按察副使（省纪检副长官）施笃臣正在江陵，他对宪节一向极不感冒，趁此机会要搞他一家伙。他假意表示可为辽王疏通，说动了辽王给洪朝选送礼，而后却把礼品全部截获。辽王吃了哑吧亏，耍开了脾气，在王府院里高高树起一面大白旗，上书“讼冤之纛”——我比窦娥还冤呢！
施笃臣去看了看，故意大惊小怪：“辽王造反了！”立刻派了500个法警把王府团团围住。
洪朝选到底是中央来的，比较正派，到现场去看了看，知道是胡扯。还朝后，没有告辽王造反的罪，而是据实奏报辽王“淫虐”之罪。皇族为非作歹，不过是小菜。如果仅此，辽王也没有大问题。
可是有一个人——张居正掌握他的大问题。
宪节无嫡子，想以私生子冒充嫡子做继承人。按例，此事应由王府奉承正（监督官）署名盖印。但奉承正王大用坚持实事求是，不肯署名。辽王就偷出大印私自盖了。后来，王大用竟莫名其妙地死了，有人怀疑是被辽王所害。
张居正与王大用素来交情不错，在三年休假期间，闻王大用死，不胜悲哀。特为他撰写了墓志铭，后来还写了一篇《王大用传》。这件事，他默默地藏在了心里。
洪朝选复命之后，是决定辽王命运的关键时刻。就在此时，张居正突然上疏一道，直斥辽王“嗜利刻害，及长，多不法，常出数百里外游戏，有司莫敢止（地方当局不敢禁止）”，连带将辽王“狸猫换太子”、迫害王大用的事情，一并举报。
顿时，朝野一片哗然。辽王休矣！
很快，隆庆的裁决下来了，说宪节本应当诛，但念及是皇室宗亲，免死，废为庶人，高墙禁锢！
这一禁，到后来就把他给关死了。
事发这一年，距离张镇在辽王府被酒灌死，已经过去了28年。
这个辽王一家，到此就很惨了。他本人死于凤阳的宗室监狱，因无儿子嗣位，朝廷又不准旁支改袭（过继），于是除其封国。这个“辽王”的封号就给取消了。辽府诸宗，都改由楚王管辖，不知后来过得是否惬意。自此，这一家的一切，都被称为“废辽”了。
由这里又引出一段公案，迄今还争纷不休。即是，张居正死后，辽府次妃（小老婆）王氏委托言官代为讼冤，称张居正侵夺（收购）了废辽王府，“金宝万计，悉入居正府”。
这可是骇人听闻！
于是，张居正因羡慕辽府的壮丽，而构陷辽王，就成了一条千夫所指的罪状。同时，也构成了张居正死后风波中的一个大浪头。
百年公案，诉讼纷纭。真相究竟如何？
那座辽王府，确是江陵最为壮丽的一座府邸。府中湖山掩映，长堤翠柳。居正小时候就在这里玩耍过，估计印象很深。如今堂皇辽府归了张家，宿仇又得报，自然是快意无比！
还有人说，因为张居正嫉恨洪朝选不肯诬告辽王造反，所以后来他当了首辅后，于万历八年吩咐福建巡抚劳堪，将洪朝选构陷下狱。洪不屈，绝食三日而死。
孰真孰伪，谁能告诉我？
直到后世，张居正究竟是否谋夺了辽府？收购辽王府的钱又从哪里来？甚至最根本的一个问题——张居正是否参与了扳倒辽王？仍是众说不一。对其他的，本文留待以后再表，这里我仅分析一下，张居正究竟有没有可能告了这置辽王于死地的一状。这一点，对我们了解张居正的政治品格及谋略特色，有很大关系。
且不谈动机问题，仅仅张居正“构陷辽王”这件事是否发生过，到现在还有争论，争论的原因是“证据不足”。
今人有三种说法，一种是理直气壮地承认，认为张居正此举乃冒着风险惩治了豪强。比如刘志琴先生的文章《张居正改革的成败》称：“江陵辽王作恶乡里，鱼肉百姓一案，地方官畏惧辽王府的势力，对辽王的罪行，不敢如实上报，张居正断然处治了失职的官员，甘冒‘谋产害友’的骂名，废去辽王，惩办了江陵一霸。”
从这一段话中，我们似乎感受到了一种非常熟悉的逻辑方法。问题归纳得很明了，因果关系也很简洁，但是，距离事实太远，有太浓厚的“官样”气息。我们要是这样来研究问题或者做工作，难免有人会怨声载道。
首先所述与事实不符，地方官在当时已经不怕他一个正在被调查的亲王了，准备落井下石，搞死他。其次，事情已经如实上报，谁也没有胆量隐瞒造反的事，而恰恰“造反”才是不实的。再次，张居正也没有断然处置某人，洪朝选的被下狱是在12年之后；他更没有权力废去辽王，即使是参与了“废辽”，也是用了一些办法才达到目的。
第二种说法，是断定张居正谋财害命。以蔡东藩《明史演义》为例，蔡先生描述道：“先是居正当国，曾构陷辽王宪节，废为庶人。……居正家居荆州，故隶辽王尺籍，至宪节骄酗贪虐，多所凌轹，以此为居正所憾。且因宪节府第壮丽，暗思攘夺，可巧巡按御史郜光先奏劾宪节淫虐、僭拟诸罪状，居正遂奏遣刑部侍郎洪朝选亲往勘验，且嘱令坐以谋逆，好教他一命呜呼。待至朝选归京，只说他淫酗是实，谋反无据。朝旨虽废黜宪节，禁锢高墙，居正意尚未慊，密嘱湖广巡抚劳堪，上言朝选得贿，代为宪节掩饰。朝选遂因此获罪，羁死狱中。那时辽王府第，当然为居正所夺，遂了心愿。”
这段叙述，是以清顺治年间浙江学政佥事谷应泰总纂的《明史纪事本末》为蓝本，添了一点酱油醋而写成的。
老先生对张居正有看法，整本《明史演义》里，基本上把张居正当反面人物来写。这里面有一处地方值得注意，就是说辽王“多所凌轹，以此为居正所憾”，估计辽王在长达几十年的交往中，也没少从心理和尊严上凌辱张居正，这才是一个真问题。至于其他，也有诸多不合事实处，首先郜光先并未告辽王“僭拟”罪，以私生子冒充嫡子是后来才揭出的，《明史》上说是洪朝选回京后奏报的，也有一定道理。
“居正遂奏遣刑部侍郎洪朝选亲往勘验，且嘱令坐以谋逆”，此一句同样显然缺乏证据。人是皇上派去的，“谋逆”是在核查时由当地官员搞出来的，张居正事先不可能知道会发生“谋逆”闹剧。怎么能先就嘱咐洪朝选要诬陷辽王造反？其二，前面说过，洪朝选被诬，是在12年后，如果张居正谋夺王府是实，最多一两年后就得逞了，与朝选获罪不可能构成因果关系。
此外，高阳先生的《明朝的皇帝》，也是指认“构陷”是实。他写道：“隆庆末年，袭辽王宪节，颇为骄横，不理会张居正已为阁臣，对他家多所侵侮，张居正是个有怨必报的家伙，且又羡慕辽府壮丽，便存下了要扳倒辽王的心思。不久，有人告辽王谋反，刑部讯治，侍郎洪朝选按验并无反迹，坐以‘淫酗’，辽王禁高墙，废府，张居正夺辽府以为私第。”
他这个叙述，相对比较严谨，是反面意见中比较流行的说法。仅仅“隆庆末年”一句，应为“隆庆初年”，二年嘛，当然是初年。
第三种说法，是坚决否认张居正陷害过辽王。其中方舟子先生文章《张居正二、三事》曰：“辽王由于作恶多端而被废，此事发生于隆庆二年，当时张居正还只在内阁中排名第四，要追究责任，也该追到当时的首辅高拱身上。”
方舟子先生是名人，是从事科学打假的，但其人治史的态度实在不敢恭维。这句为张居正开脱的话等于没说。因为废辽王的事是在隆庆二年十二月发生的，高拱早就于隆庆元年五月被徐阶排挤走了，到隆庆三年的十二月才被张居正策应回来。他怎么能对废辽王负责？
持此说法的还有一位陈礼荣先生，他做了一篇考证文章《张宅并非辽府考——为张居正侵夺废辽王府“攘以为第”的罪名辨诬 》，非常漂亮。他说：“说到辽王宪节因罪除国之事，它发生于隆庆二年。其时，张居正入阁未到两年，位居其上的尚有首辅徐阶、次辅李春芳，以及阁臣陈以勤等；以他这样一个新近进入内阁的礼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想要挟私忿扳倒一个亲王，显然还不具备相应的政治能量。因此，连神宗自己在事后也曾有‘辽府废革，既奉先帝宸断（遗愿）’的说法。”
陈先生的文章，考证谋夺辽王府是不可能的，考据非常扎实。但上面这段话，却说得不是很有底气。首先，徐阶在那一年的二月，就不得不彻底退休了，辽王是在年底被废的，徐阶是否参与了废辽王的事还很难说。在决定辽王命运的时刻，可以肯定徐阶已经回老家了，他不可能对此负责。至于李春芳、陈以勤，都是能力较弱的人，在这种问题上，是挡不住张居正出手的。
一个内阁大学士，是否能“挟私忿扳倒一个亲王”？那就要看时机和手段如何。不要说大学士，只要时机对了，连一个七品的言官都可能办得到。
关键是，张居正到底有没有出过手？
对于废辽王之事，《明史》（本纪第十九，穆宗条）上记载很简单，只说“冬十月……己亥，废辽王宪节为庶人”，多半个字也没有。诸王列传里关于他的事多一点，但也很简略。看来这是个微不足道的人物。
《明史》里关于张居正构陷辽王的记载，原来可能还有一些，但在康熙十二年，张居正的曾孙张同奎听说康熙皇帝对张居正说了几句不错的评语，便进京请求皇帝将《明史》里的“构陷”情节予以删除。现在，我们只能看到一点未删干净的影子。就是张居正确实授意过福建巡抚劳堪，要整治一下洪朝选。史书里写朝选死得很惨，死后还不让敛尸，以至腐烂。朝选的儿子进京伏阙告御状，也被刑杖。
再看张居正还在世的时候，就有他的一个门生刘台弹劾他专权，引起过很大风波。在弹劾的罪状里，就有以构陷谋夺辽王府的事。只是当时并未引起人们注意。直到张居正死后，辽王妃再告，才成为一个事件。
然而当时引起义愤的，是谋夺王府一事，而不是“构陷”本身。对于“构陷”，大家都没有异议，包括对张居正尚能持有公论的人。看来，不管是“构陷”还是为民除害，大家早就知道辽王的垮台，张居正是插了一手的。
至于张居正是怎么插的手，是直接上疏，还是利用讲筵的机会（给皇帝办的春秋季短训班），或是通过大太监李芳，均不得其详。我在上面引用的张居正揭发辽王的话，来自朱东润先生的《张居正大传》，原始的出处在哪里，待考。
我认为，既然有史料为证，我们就不必为尊者讳了，这件事情并不影响张居正的整体形象，反而凸显出他的一个很鲜明的个性。那就是，在关键的时刻，给对方一个出其不意的致命打击，干净麻利。对手既想不到攻击会从他这儿来，而且也无法再翻身。
搞辽王，非常符合张居正一贯的政治谋略特色。所以我信其有。
那么，他复仇的动机是什么？是为了谋夺王府后花园，还是因为爷爷张镇的那笔旧账？我看都不太可能。
谋夺王府，我留在后面再谈，根据线索，夺没夺还存着疑呢。爷爷之死，可能会是一个因素，但比重不会很大，因为毕竟只是一个类似恶作剧的行为。皇族，从来就是这套不知深浅的货色。
最重要的原因，是在所谓“诗酒唱和”中宪节对张居正有意无意的折辱。张居正虽不以诗文著称，但也是一翰林才子，整天陪着白痴王爷说违心的话，陪笑脸，这就是不可化解的屈辱。那小辽王说话办事也是没有分寸的，说不定多有嘲讽与贬低。有权有势者的狂，相信大家都领教过一些，
这种折辱，对一个知识分子来说，才是最不可原谅的。张居正对辽王的报复心理或者说“杀机”，就因这一点而发。
张居正平生最痛恨两种人，一是无能的宗族。这些皇亲国戚们把国家都快吃垮了，还要直接欺负老百姓。张居正所痛心的“财货上流”，就是指的这个。二是言官，张居正认为他们只会靠摇唇鼓舌混日子，没什么好作用，所以凡触犯了他的，都不会留情。
只有对于那些有才干的对手，张居正才会存有敬意，不会赶尽杀绝，总是留有余地。对辽王这种除了“生得好”而一无所能的人，死，或者不死，他是不会去考虑的。
这就是张居正！他会为农妇夜哭、老农盼雨而动容，却不会给所谓的“辽王”一个改过的机会。
在被“圈禁”的几年中，辽王死了，辽王的正妃也死了，死于何时，历史没有任何记载，否则，不会是由辽王的次妃出头来告发。
上帝欲灭亡一个人，必先使其发狂。辽王狂够了，自去找窦娥去了。张居正在这件事上，没有什么错。
从这一件事情起，我们开始看出，张居正的内心也有狠毒阴暗的一面。在决断的时候，往往无情。当然，也正是由于这一特点，使他最终赢得了连他自己也不敢想象的大格局。
再看朝局，到了隆庆五年的下半年，“高张联立”的内阁已是祥云缭绕。内有善用大臣之君，外有宿敌低首下心来服；两强联手，又何所不能？
华夏虽号称龙之族，但斗升小民们却没有什么飞翔在天的理想，只求风调雨顺，能人治国，搜刮不急，有个太平日子过就行了。国势稍为安宁，就众人皆有“今儿个真高兴”之态，决无奢望。
但是，朱老皇帝设下的这个内阁，现下却不能平静。本来在漫长的实践中，内阁所形成的首辅制，就含有避免两强掣肘的意思。但，中国历史上的“一山容不得二虎”律，是没有办法消泯的。高、张二人，都是不世之才，却“不幸而以相倾之材，处相轧之势”。在这个多事的平台上，难免日久生隙。
风仍然起于言官之口，他们善于窥人之过，察人之色，一有空隙就出手搏击。或得名，或得利，或灰头土脸而去，都是他们所愿意的。朱老皇帝就给定了他们这样的生存角色。
此时的内阁，高拱风头正健，但也正被虎视眈眈着。他一贯“性强直自遂，颇快恩怨”（《明史•高拱传》），在复归内阁后，借考察言官之机，将触犯过自己的人一律贬黜，而对于门生故旧则着意提拔。就整个言官阶层来讲，自是把他恨之入骨——时候没到而已。
另一边，张居正入阁后却一直小心谨慎。就是到现在，虽是二人“并相”，但他毕竟不过是次辅，并不是出头的椽子，与言官们未结下大怨。正如韦庆远先生所总结的那样，他的为政之道，是“非到关键之时、要害之处，决不伸手”。
荆州人的这种智慧，使他虽处于弱势，但未来胜负已是可以预见的了。明人尹守衡的《明史窃》说到了要害：“拱甚狷浅，居正已经弄于股掌中矣！”
静静的文渊阁，书香依旧。晨露夕烟中，若登上东华门，可俯看千幢万幢的华屋。这是帝国的心脏。未来国柄，操之谁手？也许在这一阶段里，这就是张居正夙夜思虑的一个问题。
可能连他也没想到，一场突如其来的风波，马上就要把眼下的平静打得粉碎了。
政局在一夜之间急转直下。
龙翔于天，谁能擒之？
九、大政变于一夜之间到来
【当人们猛醒时木已成舟】
风乍起，但谁也没想到，到后来竟成了一场席卷“并相”局面的狂风。
高拱与张居正二人，才干相当，可说是不分轩桎。同时又都个性强悍，喜欢操控全局的那种感觉。这样的两个人碰到一起，也可能惺惺相惜，也可能水火不相容。他们恰恰是经历了从前者到后者的演变。
到隆庆后期，高拱的地位已是如日中天。隆庆对他，一万个信任。在如此巨大的恩宠之下，恐怕任何人都难以客观地评价自己了。
据记载，那时高拱在朝中，唯我独大。凡有敢于抵触者，“每张目怒视，恶声继之”，众人皆有惧色。百官没有哪个在他眼里，说捧谁，说贬谁，随心所欲。人到了这个份儿上，其实已经违背了生物的共生原则，就会有一种命定的力量，来毁灭他了。
高拱却感觉不到世间能有这种力量。
能给他致命打击的那个人，此刻也意识不到自己会有这种力量。这就是张居正。他很郁闷，因为祥和的空气越来越稀薄了。
天下已安，他本来心情很好，想想五年多来的苦心经营，边事终于得以澄清，正是大丈夫扬眉吐气之时。
他在给一位地方官的复函中，这种得意心情溢于言表：“盖古今之谋臣策士，所以劳心筹虑，敝口游谈，冀望不可得者，正在于此。今我不烦一士，不役一兵，坐而得之，此天赞我也。”
两个自命不凡的人，在边患已除，都松了一口气的时候，忽然四目相对——究竟是你厉害还是我厉害？
两人的裂隙，就起于这些微末之处。
这时候的朝中局面，非常微妙。从隆庆六年正月起，皇帝开始患病，并且有热疮不愈。什么是热疮？估计是近侍宦官没带他学好，搞性解放惹上的病。不然养尊处优的高等人，怎么会长疮？
从这时起，隆庆的身体每况愈下，竟然预感到来日无多，常常考虑起后事来。有时会对高拱说：“祖宗二百年天下，以至今日。国有长君（成年的君主），社稷之福，怎奈东宫（太子）小哩！”（高拱《病榻遗言》）
这时候的太子，也就是后来的万历皇帝，才刚刚10岁。无怪隆庆要忧虑。孤儿寡母，天下就被人夺了的，不乏其例啊。
其实这一点，他过虑了，在明朝，言官的监督力量很强，谁想专权专到控制了皇帝的程度，比较困难。同时中央军权很分散，分为五军，前后左右中，不相统属，即“五军都督府”，分管全国各卫所的兵。皇帝还有一支绝对听命的“亲军”，那就是锦衣卫，共二十二卫的兵，足够安全。
如果有人要调兵，必须由兵部（管军政）和中军都督府（管军令）各出一块调兵勘合。打完了仗，将军回将军府，士兵回卫所。将与兵是分离的。平时管理部队的各镇总兵官，因为权力不集中，上有总督、巡抚和监军太监制约，比一个军长的权力也大不了多少。所以，大明是没有可能被赵匡胤那样的军头夺了天下的。
而且太子是早就立好的，不至于出现混乱。早在隆庆二年，皇子仅有6岁的时候，是张居正上了一道疏，劝隆庆早立太子。张居正说，他在裕邸的时候，就知道皇子聪明，本朝早立太子的事例很多，望皇帝考虑。
隆庆接受了这个建议。那时皇子是独生子，有个弟弟还没生出来，所以顺利册封。
皇帝的感觉不好，阁臣们就非常紧张，高拱建议，内阁成员在宫内太监的值班室——直庐里值宿，晚上不回家了，保证皇帝随叫随到。他和阁臣一住下，其他六部五都督府的大臣哪里还敢走，就都跟着住下，这叫“朝宿”，集体当了一回太监。
晨钟暮鼓中，高拱与张居正大概都考虑过未来。他们各有依恃，都觉得，下一步自己的根基还是很牢的。
先看高拱这一面。他既是首辅又兼掌吏部，位极人臣，六部九卿无不看他的眼色行事，朝中根基之深，确实无人可比。三年多来，又多少笼络了几个言官愿为之效命，舆论喉舌也不缺乏。对于“外廷”，也就是文官系统这一块，他把持得很死。
国家机器只要想运转，又怎么能少得了他？
而对于“内廷”，也就是太监这一块，他也早就有布局。李芳被罢免后，司礼监掌印太监出缺，这是个统管内廷二十四衙门的总头目，相当于外廷的首辅。依例应由太监的“二把手”、秉笔太监兼提督东厂（特务）的冯保递补。但高拱一向厌恶这个冯保太能抓权，同时也要兑现重回内阁前许下的诺言，对曾经帮过他的太监投桃报李，于是向隆庆极力推荐了御用监老太监陈洪。
可是陈洪是个只会管宫廷家具的老太监，哪能办得了皇帝跟前机要的事，没过多久就被皇帝给撵走了。事已至此，高拱还是不想让冯保蹿起来，就又推荐了尚膳监的孟冲。
这就更荒唐了，让一个厨子来管内廷，本朝是没有先例的。
高拱为何要一再破坏规矩？其实，他是有一番深远考虑的。在以往嘉靖一朝，太监还比较老实，因为嘉靖本人自幼在宫外长大，对太监的霸道有所目睹，所以对太监相当戒备。到了隆庆，这个自幼跟太监混得厮熟的皇帝登了位，太监就又开始胡闹。堂堂两朝阁老的徐阶，都被他们群起而撵走，高拱对此不得不防——必须安插可靠的人。
高拱的这步棋，从动机上讲应该是为庙堂的稳定着想的。可是从人事上，就大大得罪了一个潜在的政治巨头——冯保。两次被排除在候选人之外，这简直就是对他的人格侮辱。
史载：“保由是疾拱”。这个没有下半身的内廷高官发了狠。
然而，高拱不在乎一个缺少零件的家伙有什么感受，他自信得很，因为他看到的是——
内外皆备，稳如泰山。
冯保不是木头，他自有他的一套战法。对他来说，高拱并不可怕，可怕的是高拱身后那座不可逾越的巅峰——隆庆。他自然不会去硬攻，而是绕开了去，对隆庆的家庭成员展开了外交活动，皇帝也有三亲六故嘛。
目标很明确：一个，是日后肯定能做上皇帝的皇子；一个，是皇子的亲生母亲李贵妃；还有一个，是一直被冷落、住在别宫里的陈皇后。
冯保的这一手歪棋，大有收获。皇子虽然小，但毕竟已懂得亲疏。两个后宫的女人也需要有个得力太监引以为援助，她们并不是没有企图的人。于是后院悄悄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势力，在隆庆日近黄泉路的时候蓄势待发。
里面搞掂以后，冯保便把手伸到了外廷。他遇到了一个正好需要他的人——郁闷的次辅张居正。
张居正与高拱之间的裂痕，在隆庆五年底已经非常明显，两人虽没有公开冲突，但人与人只要不对头，从语气、从神态、从肢体动作上都能体现出来。大官有了矛盾，小官的感觉最敏锐，在两人的周围，各自渐渐聚拢了一批言官。两大营垒，在静悄悄中俨然形成。
恰在此时，张居正看到了冯保向他伸来的友好之手。这是内廷里一个与他地位相等的人在示好，以张居正当时的弱势地位，岂能不抓住它？由此，他也就握住了李贵妃的那只纤纤素手（比喻意义上的）。
这就是张居正的底牌，不是很强，但后劲很冲，等会儿我们就能看到了。
这个后院集团，实际上是违反大明祖训的，是个非法集团。朱老皇帝有言，后妃不得干政（老先生很熟悉三国故事），条文列入《宝训》。此外宦官也不得干政，宫门口立有铁牌，上书“内臣不得干预政事，犯者斩”！至于外臣勾结内臣、甚至勾结宫闱，那就更大逆不道了，肯定要杀头的。
但制度与法律，自己并没长手，你就是表决通过一万部法律，也挡不住这些事情悄悄发生。
外臣与内臣结交，一向很为士林所不齿，但张居正去做了。事急矣！他不想被高拱狼狈撵出内阁。有许多事，他还想去做，他认为这些事比保持清誉重要得多。
据万历年间刊行的高拱著作《病榻遗言》说，张居正与冯保拜为兄弟，冯保的一个心腹徐爵，没有一天不到张居正家里去。张居正待徐甚好，三人勾搭连环。冯保是秉笔太监，也就是是代皇帝对内阁票拟“批红”的。冯保想得到什么好处，就告诉张居正，张居正替他想一个名堂，第二天就以皇帝名义批出来了。
而正常的渠道，反而没有这个通畅。现在，该轮到高拱郁闷了。他说：“此事已久，予甚患之，而莫可奈何！”
你看，这是一个奇怪的引力场吧？
《病榻遗言》是高拱晚年所著，全书充满了怨气。对张居正虽未点名，仅以“荆人”代之，但傻瓜才看不出来。该书是否为高拱所写，到现在还有争议，不过它是当时的文字，虽不完全可靠，距离事实应该不是太远。
角力开始了，老套子又要重演，主帅在后，言官打前哨。
首先发难的，居然是反对高拱的一方。人的思维，真的不能以常规论之。
第一炮，御史汪惟元上疏，直斥执政之臣不应“为操切、报恩仇”。——说的就是你眦睚必报的高阁老！
第二炮，尚宝司卿刘奋庸上疏言事，提醒皇上还是要自己看奏章，否则，“恐险邪权势之党转成其奸”。这算是祸起肘腋了，因为刘奋庸不仅是高拱的门生，还是裕邸讲读的旧人。他对高拱的霸道不买账，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
第三炮，也是最凶猛的一炮，是户科给事中曹大焚（“林”下为“土”）点名猛批“大学士高拱不忠十事”。他反映的问题全都有据可查，譬如，提拔门生，打击报复，权力过重，陷害徐阶，党庇太监等，似乎是一个总清算。
前两个冲击波，自有高拱的党羽来招架。这第三波，高拱不能不出面了。
在明代，像这类言官的上奏，内容一般都是要上“报纸”的，也就是所谓“邸报”。这是官方的报纸，内容由通政司（皇帝秘书处）和六科分别收集诏令、奏疏和地方汇报，经过筛选、复制，发传到省，再传到府县，通过辗转抄录，在各级官绅中广泛传阅。邸报最初出现于宋代，是全世界诞生最早的报纸。
邸报的内容相当广泛，包括皇帝起居、官吏任免、刑罚公报；还有受限制发布的战报和臣僚奏章。
有了这张官报，什么事情都瞒不住。假如有人给你奏了一本，你必须得有个说法，否则就等于默认，那脸就丢大了。
看来，古代的行政，对官僚和识字的人来说，是相当透明的。
高拱不想丢脸，他立刻上疏自辩，并且“乞休”。这也是例行公事，表示自己确实有不好的地方，愿退休以谢天下。
据高拱自己讲，这个曹大炮之所以敢于跳出来，是因为张居正的幕僚（师爷）曾省吾给他过了话，说：“老曹，皇上病成这样，大事都是冯公公在办，冯公公跟我们张大人那就跟一个人一样。你现在要是去弹劾高阁老，冯公公不用通过皇上就能批下来，事情必定成功。高阁老一下去，我们张大人秉了政，能少得了提拔你吗？”
曹大炮一想，对呀。就干了。
问题是，这么大的动静，冯保一个人是操作不了的。隆庆一定会看奏本，看了后不禁大怒。他病得不清，心情烦躁，火气也就大，下令要处置这个没心没肺的言官。我还没死，就又开始胡说八道了。
拟旨当然还是由冯保执笔。皇上说，他写：“曹大焚这厮排陷辅臣，着降调外任”，给我滚外省去。
冯公公知道曹大焚是张居正在外廷部署的倒高先锋，有心要保曹。拟旨后，趁着还没发出，冯公公赶紧找张居正商量。张居正看了，稍一沉吟，涂去数字，改成“曹大焚妄言，调外任”。意思还是那个意思，但分量要轻多了。皇上迷迷糊糊的，也就批了，曹大焚受的处罚因而轻了许多。
高拱不肯罢休，策动言官反击。反击的排炮中最厉害的，要数御史张集，他的上疏开口就说：“昔赵高矫杀李斯，而贻秦祸甚烈。”把冯保比做赵高了。同时又提起严嵩勾结中官杀夏言的旧事。
张居正一见这到奏疏，知道是在影射他勾结中官，气得脸都绿了。仔仔细细看过，忽然，奋身而起，拍案大怒：“这御史如何比皇上为秦二世！”
冯保是管批文件的，有上下其手的方便条件。他怕张集的奏疏引起连锁反应，便扣了下来，没有发还内阁（留中不发）。为了防止其他人学样子，就派小太监到内阁去散布，说：“万岁爷爷说了，张集如何比我为秦二世？”他本人也四下里散布流言道：“这回皇上发火了。张御史的奏本就撂在御桌上，什么意思不好说，可能是要廷杖处分，削职为民了。皇上还说，廷杖时我便问他：今日谁是赵高？”
冯保也是隆庆非常信任的一个近侍，他的话，不由得别人不信。
恐吓，有时比真的打击还要令人恐惧。
消息传开，人人心中一震。张集更是吓得魂飞魄散，可怜他，只能天天到朝房里去等候着被锦衣卫捉拿。家中也买好了治疗创伤的蝻蛇胆，备好了棺材，就等末日降临了。
张居正身边的人，当然知道这是扯淡。有门客便问：“相爷，这事儿怎么收场？”
张居正淡淡一笑：“先困他几日，让他尝尝滋味。”
张集的奏疏虽然被冯保扣住，但抄本（揭帖）却流传了开来，各衙门的人都看到了。得知张御史要为此倒霉，高派的众言官群情激愤，商量着要直接弹劾张居正，以此作为反制。
张居正的好友、郎中王篆见局面有些失控，便劝道：“张集这个事一日不了，则一日多个话头。眼下舆论如此，怎么能再去激他们？”
张居正认为有道理，便叫王篆到朝房去跟张集说：“张相公的意思，你就回家吧。你的奏本不准备发下，没事了。”
高拱那边，也不想把事情搞大，毕竟是自己一方的人发的难，万一真的惊了病中的皇上不好。他在朝房间约见了一干科道官员，劝他们以皇上的龙体安宁为重，就此偃旗息鼓得了。
但是高、张两人的矛盾，等于公开化了。时任吏部左侍郎（常务副部长）的张四维，与两边都交好，担心冲突一起大局崩溃，便从中极力斡旋，但不见效。
皇帝的龙体是局势变化的晴雨表，人们盯着的就是这个。一日，隆庆觉得情况稍好，就坐软轿来到内阁。高拱、张居正见状大惊，叩头便拜。隆庆将二人扶起，抓住高拱的手臂，仰望长空良久。北京春天的天空，高朗而阔大。隆庆数次欲言又止，但终无言，默默返身。高拱搀扶皇帝一直走到乾清门，隆庆方说了一句：“你回阁去吧，改日再说。”
张居正在旁，专心留意，见皇上“色若黄叶，而骨立神朽”，知道要不好了。他怕冯保临事不知如何措置，便偷偷写了处理皇上善后事宜的办法十余条，密封后，派办事员去交给了冯保。
此事恰好有人看见，报告了高拱。高拱连忙派人前去跟踪，但密信已进了宫。高拱想来想去，不知张居正搞的什么名堂，越发愤恨。第二天到了文渊阁，便质问张居正：“你昨天密封里说的是什么？天下事不拿来交给我办，而去交给宦官，你什么意思？”张居正愕然，脸不由红了，无法回答，只是干笑。过了一会儿，说：“我每天都和里边交换皇上饮食的情况，高公如何能什么都知道呢？”
高拱想想，也可能吧。遂不再放在心里。
以上这一节，是出于王世贞的描述，当是略有渲染。至于高拱本人在《病榻遗言》里的有关这段回忆，则将张居正描述得更为不堪，说张居正在质问之下，连连求饶，并发誓：“若再敢负心，吾有七子，当一日而死！”不过无论时人，还是今人，都觉得不大可能。
实际情况，可能是千古迷疑了。不过张居正在此时，不太可能像如此嚣张。胜券并非在握，隆庆也并非处于生命倒计时。一切的变化，只是一种可能。从几封私人信函中，可以窥见，他仍是苦闷不已。
春夏之交，天玄地黄。
此时，在他给密友、前礼部尚书潘晟的一封信中，语气颇激切：“自检生平，不敢有一事负国家，不敢有一念负于天下贤士大夫。至于去就，有命存焉！惟静以俟之矣。”（《答宗伯潘水帘》）他只是在等候命运的裁决。
——我以为，自认为机谋马上就要得逞的人，不会有这样的无奈。
在张四维给他的一封信中，也透露出一个信息。那就是，张居正这一段时间里竟然曾萌生去意：“但有秋杪欲归之谕，令人彷徨无措，宁死不愿我翁出此言也！”——看到您说秋末想辞归，这实在令人惶恐，四维我宁死也不愿先生您说这个话！
张四维后来并不是跟定张居正的死党，他保存下来的这信稿，不大可能润色或造假。这应是张居正在大变化之前的真实心情。
这一刻终于到来，五月二十二日，有消息传出，说“上不豫剧增”，皇上的病加重了。三天后，又闻“上疾大渐”，这即是病危通知书了。隆庆在这一天，召高拱、张居正和四月才入阁的礼部尚书高仪，三人到寝室乾清宫接受“顾命”，要做临终嘱托。
至哀无声。此时隆庆靠在御榻上，皇后和贵妃隔着垂帘坐在床边，太子立在一旁。
高拱一行，肃然跪下。
隆庆颤颤地伸出一只手来，抓住高拱的手，一面看着身边的皇后与贵妃，一面对高拱道：“朕……以天下累先生了……”高拱哽咽，哪里能说出话来。隆庆缓了缓，又说：“今后的事情，与冯保商榷而行。”高拱唯是点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