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知道，咸亨二年（671年）揭出了此女被武敏之给玷污过，于是大婚泡了汤。婚事拖了两年，又给李弘物色到了左金吾卫将军裴居道之女。这年李弘恰是22岁。
裴氏女出身于河东名门，彬彬有礼。高宗甚为喜欢，对近侍说道：“东宫内政，吾无忧矣！”（《旧唐书*高宗纪》）咸亨四年（673年）十月，太子李弘终于成婚。
可是迷信治不了病。小日子过了一年多，到上元二年（675年），李弘来到东都，住在合璧宫，病情猛然开始恶化。四月二十五日，死在倚云殿。
高宗对此悲痛欲绝，大病了一场，破例追赠李弘为“孝敬皇帝”，从而使李弘成为唐代第一位死后谥为皇帝的太子。
在高宗发布的悼念诏书《皇太子谥孝敬皇帝制》中，有一个细节，是高宗在探望李弘病情时，曾明确告诉儿子：“庶其痊复，以禅鸿名。及腠理微和，将逊于位”，也就是等李弘病稍好，就要禅位于他，高宗自己要去当太上皇了。
而李弘由于“天资仁厚，孝心纯确”，听了这消息的反映是，“既承朕命，掩欻不言，因兹感结，旧疾增甚”。因为思想压力过大，想得太多，结果病情加剧，一命呜呼。
当然，这仅仅是官方的说法。但李弘自幼多病，长大了之后更严重，这是有他自述为凭的。而说他被武后鸩杀，凭据何在？没有。道听途说而已。
比较可信的《旧唐书》上只是说：“上元二年，太子从幸合璧宫，寻薨，年二十四。”这只是一个陈述。“寻薨”，也就是很快就死了，没说什么“鸩杀”。《旧唐书》成书时，大唐早已往事如烟，著者没有必要为武后忌讳什么。在一般情况下，没说，就是没发生过。
那么宋人欧阳修老先生，是从哪里挖到的“武后怒而鸩杀李弘”的猛料呢？
据与他同时代的司马光考证，此说有两个来源，一是根据唐人柳芳编著的《唐历》上的一句话，即李弘“不以寿终”而来。但是，不以寿终，是短命的意思，怎能拿来做鸩杀的依据？二是根据李泌和唐肃宗的一段对话而来。
这又是一个有趣故事了，涉及到一首“黄瓜歌”。在《新唐书》里，有这样一个记载，说是李泌对饱受皇嗣问题困扰的唐肃宗说到前朝事，讲了一个故事——
高宗时，李弘仁孝，而“（武）后方图临朝，鸩杀之。”李弘死后，李贤代立为太子，每日恐惧，不敢多言，就做了一首歌，叫《黄台瓜》。歌词曰：
种瓜黄台下，
瓜熟子离离。
一摘使瓜好，
再摘令瓜稀。
三摘犹尚可，
四摘抱蔓归。
李贤叫乐工在宫中唱这首曲子，以期感悟父母双亲：可不要一再残害儿子们了。
李泌讲完了这个故事后，正色告诫唐肃宗说：你现在已经一摘了，可不要再摘了！肃宗“愕然曰：公安得是言？”您怎么说这样的话？
以皇子比瓜，不可一摘再摘，免得最后闹个没有接班人。这典故十分动人，歌词也写得好。可是，唐肃宗和李泌是什么时候人？
唐肃宗李亨，是大名鼎鼎的唐玄宗的第三子。安史之乱爆发，玄宗在马嵬驿兵变后西逃入蜀，李亨就在灵武即位，他是唐朝第一个在京师以外登基再进入长安的皇帝。他登基之日，正是安史叛军攻陷两京之后；后来他病死于长安之时，安史之乱仍未荡平，在位共6年。
李泌则是个江湖异人，曾在衡山学道，后入朝为官，当到了宰相高位，算是肃宗的朋友兼军师吧。他对平叛战争极富战略眼光，出过不少好主意。
算一算，两人上面的那段对话，发生于李弘死后80年！
于是有人怀疑，这《黄台瓜》词作得这么好，酷似曹植《七步诗》，比喻、格调都像，怎么未见当时有记载？会不会是李泌自己编出来的？
因为就在上面的那段对话后，《资质通鉴》中还记了肃宗的一句话，是说：“你把歌词录下来，我要写给大臣们看。”
似乎肃宗对这首歌一无所知！
《新唐书》如果是以这个作为武后毒死李弘的证据，那基本可以断定是一条假料了。
李弘死后，备极哀荣。高宗在《孝敬皇帝睿德记》里称他具有“九德”：至德、至孝、至仁、至明、至俭、至正、至博、至直、至睦、至通。当然这是溢美之辞，但都还沾点儿边。
既然追谥了皇帝名号，这位没登过极的皇帝，就要有相应的陵墓，命名为恭陵。原本打算葬在长安昭陵附近，但武则天考虑节约民力，就安葬在了洛阳，成了唐代在洛阳少有的帝王陵之一。选址就在洛州的缑氏县（今河南偃师）的景山，至今仍有遗址。
恭陵“制度尽用天子礼”，陪葬甚厚，这大概是寄托了高宗和武后的哀伤。民间传说道，由于陪葬的珠宝既多又好，唯恐被盗，所以，派兵卒从洛河取沙，堆成了一座山，表面再用泥封固，若有盗墓者必被流沙活埋。
陵工由武则天亲自主持，先调蒲州刺史李仲寂监工，限期四个月完工。一座皇陵，历朝修几十年的都有，四个月期限，等于要民工的命。其间民工不堪劳役，发生过骚乱，投乱石击伤监督官员，烧营而逃。后来起用司农卿韦弘机来监工，才如期完成。
太子妃后来被追号“哀皇后”，死后也葬在恭陵附近，因此现在当地人这里称为“太子坟”和“娘娘坟”。陵前神道十分开阔，翁仲、天马、望柱两两相对，气势不凡。神道一侧，有高宗亲撰的《孝敬皇帝睿德记》石碑，高约6米。
历经千年，恭陵至今完好无损。而娘娘坟却在当代遭了厄运。1998年1月末，太子妃墓被一伙盗墓贼用炸药炸开，盗走国宝级珍贵瓷器等60余件。此事惊动了国务院，所幸案件很快破获，国宝追回，11名盗墓贼也在恭陵前被就地正法。
李弘死后无子，那么就“兄终及弟”，由他二弟李贤继为太子。李贤此时已封雍王、任幽州（今北京一带）都督，时年22岁。
这个李贤，是个很有性格的皇子，后人把《黄台瓜》歌词编排到他身上，也是有一定道理的。
他小时天资聪颖，阅读典籍和诗赋能过目成诵，成年后“容止端雅”，似乎是个素质极高的公子型人物。
他的幽州都督只是遥领，自小没离开过京都，从18岁起，高宗就有意让他也学习处理政务。现在顶哥哥的班做太子，也还不算突兀。
高宗在李弘病逝的前后，病况加重，感觉撑不下去了，一度想让天后摄政，可是这个想法，遭到宰相郝处俊的激烈反对，因而作罢。现在，高宗当然对李贤寄予了厚望，马上就让他监国。
新太子的属官，也配备得非常强，先后有郝处俊、高智周、薛元超、张大安、李义琰、戴至德等，都是位居宰辅、德高望重之人。
李贤在好学方面，酷似哥哥，但要比哥哥更聪明。此外他天性活泼、不拘礼法，又不似他哥哥那样胆小谨慎。这种性格，在男孩子来讲是求之不得的，可是李贤上升到太子这个敏感位置，性格还是不变，结果就种下了他日后悲剧的种子。
刚开始时，苗头还不错。李贤本人表现很好，众大臣也很捧场，都说他处事审明、礼敬大臣。高宗、武后很满意，次年，高宗还对他优诏褒扬，说李贤自监国以来，留心政务，工作做得到位，听政之余还能诵习经典，思考问题。
“家国所寄，深副所怀！”这就是高宗对新太子的评语。
李贤在这一时期还有一个引人瞩目的成就，就是召集太子左庶子张大安、洗马刘讷言、洛州司户格希元及一班学士，注了《后汉书》。著作完成后，呈给天皇天后御览，二老很高兴，对学者们“赐物品三万段”以示嘉奖。这里顺便提一句，这个本子，到今天仍为史家所重视。
可惜事情并没有善始善终。后来发生了两个情况，导致李贤与母后的关系骤然紧张。
一个是，李贤兢兢业业的时间没保持多久，就开始放纵自己。经常在长安四郊飞鹰走马，整日游猎。又在东宫和倡优、奴仆们吹吹打打，当音乐发烧友。
生活作风上就更不检点了，纵欲无度，热衷于泡妞。更要命的是他还颇好男风，宠爱一名娈童赵道生，动不动就赏给金帛。
我们现在来研究这个时尚青年，其实他很有特点。李贤的年纪不过22、3岁，正如当今的“80后”，有叛逆性格是难免的。好学和好玩这两面，是汇聚在一个矛盾体中，并不为怪。
但是他身为太子，不走正道，对政局和他自己的影响就太大了。他一胡来，周围的大臣就比较难办。太子属官多为正人，内心都不大赞成武后专权，对李贤的太子地位十分在乎。可是太子这个鸟样子，让他们既失望，又恐惧。他们看在眼里，去不敢劝谏，因为一旦写出谏议报告来，太子的名声就完了，李家的这颗“黄瓜”恐怕又要被摘去。
只有司仪郎韦承庆不管那些，上书给太子力谏。李贤这时候玩得正疯，根本不听。
一班乐户、奴仆见主子这般潇洒，都挖空心思捧着他玩，“亲左右，承颜色”，一派乌烟瘴气。东宫的有些低级属官也投其所好，刘讷言就是其中一个，专门撰写了《俳谐集》、也就是搞笑文章来讨好太子。
这样一来，李贤成了又一个李承乾。江山还没开始坐呢，就迫不及待地玩，实在是悬啊！
韦承庆的上书，是在仪凤四年（679年）五月。这个月份，是风流太子李贤的多事之秋。韦承庆的这个上书，其实并没有什么背景，是他个人的性情与责任感使然。韦承庆过去就是李贤的幕僚，为人恭谨，现在的职务太子司议郎又是专掌规谏的，他站出来说话，是理所当然。他劝告李贤“居处服玩必循节俭，畋猎游娱不为纵逞”，这也是让人无话可说的。
就这样，李贤的另一面被揭出来了。然而，事情如果到此为止，问题还不大。
此时高宗和武则天都巡幸在东都，武则天大致知道了情况，就命北门学士写了《孝子传》和《少阳正范》，赐给太子阅读，还写信对李贤提出严厉批评。
李贤对母亲的干涉大为不满。他本来就觉得母亲对后辈过于严苛，这么劈头盖脑的批评，他更接受不了，于是干脆不予理睬，母子关系就此开始恶化。
这个事情，我以为武则天没做错什么。她是一个高度政治化了的女人，对待子女也不免从政治出发。平时不溺爱，不放纵，只希望在他们中出一个像太宗那样的经天纬地之才。这大概是她最大的心结。儿子们如果对此不理解，当然要生出怨恨来。
武则天和儿子之间的代沟，和今天应试教育下的代沟是太相似了。
但是不知为什么，台湾的史家雷家骥先生却要指责武则天没有妥善处理好这件事，说她不该如此刺激李贤，使其不安。这大概是雷先生过于仁心宅厚了，用了新时代的观念来评价这件事。不过，新时代在教子这方面也不见得新。
儒家教子，历来严厉，余韵至今犹在。眼下“望子成龙”的家长，家家皆有也，具有自由开明思想的家长反倒是凤毛麟角，因此我认为武则天此举不应受到责备。
就在李贤与母亲有了嫌隙时，各种不利于武则天的舆论又深深影响到李贤，令他对母亲的专制和冷酷越发不满。这些流言，据说一个是大臣们传说李弘死得可疑，一个是有大臣认为高宗已完全被武后控制，失去了自主权。
此外，在太子属官中，有一个典膳丞高政，是长孙无忌的外甥，他向李贤讲了不少长孙一系当年如何被整肃的事，对李贤的震动很大。
最后，还有一个最致命的流言，就是宫女中有人传说：李贤并非武后所生，而是武后的姐姐韩国夫人生的！
这还了得！李贤听了，更感到疑惧。他联想到母亲的种种严苛手段，对此深信不疑，认定了这位非血缘的母亲将来一定会对自己下狠手。
那么李贤究竟是不是武则天所生？这，又是一个千古迷案。
我们来看，李弘生于永徽三年（652年）七月以后，李贤生于永徽五年（654年）十二月，两人出生相隔两年，这中间还有过一个早夭的公主（就是传说为武则天闷死的那个）。这三个孩子，一年生一个，在武则天当时那个年龄上不是不可能的。
而且，那时武则天刚从感业寺回来，正受专宠，还轮不到韩国夫人钻空子。因此，李贤的身世，看不出有什么问题。
台湾的雷家骥先生就是持这种观点。
另外也有持怀疑态度的一派，他们分析如下：据《旧唐书*高宗纪上》记载，永徽五年（654年）十二月十七日，武则天生李贤于去昭陵的路上，是早产。这一派认定，武则天是在永徽四年（655年）年初生的李弘，此后又生一女，再生李贤，就等于是在两年里生了三个孩子，似乎太过密集。他们推测，这个数九寒天在拜谒昭陵的路上所生的早产儿，很可能并没活下来。极有可能是与高宗有私通关系的韩国夫人，把自己刚生的儿子拿来顶了缸。
他们提出的证据是，李贤降生仅一个月，高宗就给他封王，如此匆忙地要确立这个孩子的地位，似乎是有什么隐情。至于武则天，出于对巩固自己在后宫地位的考虑，也不会反对这么干——多一个儿子，就多一分权力保障。但是当李贤成年后，武则天就越来越不放心这位冒牌的儿子了，对立他为太子，曾经显得很勉强。
这后一种说法，推测多于论证，我们权且当个故事听吧。
就在这流言四布的敏感时刻，又出了一件事，使太子问题这个火药桶，在瞬间被引爆！
事情缘于一个装神弄鬼的正谏大夫明崇俨。他是皇帝侍从，专掌讽谕的，可是他不好好给皇上提意见，老爱玩相面术、预测学。古代士大夫对这种旁门左道不屑为之，一旦有人会这个，就很显眼。天皇喜欢听他胡侃，因为能解闷儿，天后也很敬重他。
不知这人是出于什么动机，借着相面，对诸皇子做了一番品评。他说：“太子福薄，不堪继体；惟英王（李显）貌类太宗，相王（李旦）貌当大贵，两子中择立一人，方可无虞。”
武后对他虽然很信赖，对太子也有些失望，但并未把这话当真。据后世史家分析，明崇俨敢于这么胡说八道，可能是打探到了武后对太子有所不满。他这么说了，也没受什么斥责，说明他的观点与武后的态度暗合。
但是，有人却把这话当了真。李贤知道后，当然把这个明崇俨恨之入骨。
调露元年（679年）五月，明崇俨从东都到京师去办事，走在半途，夜遇刺客，被杀死。皇帝的座上宾，竟然就这么稀里糊涂的死了，天皇、天后不禁大怒，下令追查凶手。逮起来不少嫌疑人，但始终没找到真凶。
当时就有人猜测，是太子李贤恼怒明崇俨多嘴，暗中派人杀了他。武后也有些怀疑是太子干的，但拿不到证据。
事情拖到第二年春，太子李贤随二圣去游少室山，一家三口看起来仿佛其乐融融。可是，一回到东都，武则天就开始摘瓜了！她派人向天皇告发了太子李贤的诸种“阴事”。
捅出来的具体是什么事，不载，无非是声色犬马之类。尤其李贤与娈童赵道生欢狎之事，使高宗大为震怒，于是案发，太子及其同党被拘。武后便命宰相薛元超、裴炎、御史大夫高智周与法司官员同审。
这么高级别的特别审判庭，意味着武则天要起大狱了！
果然，法司在东宫马坊里搜出了惊人的物证——“皂甲数百领”！
藏这几百套甲胄干什么？难道李贤要谋反？
这时候，娈童赵道生在审讯中的招供，又给这事雪上加霜。他招认：是太子让他带人去杀的明崇俨。
所有情节，全部对上了榫！可怜李贤枉读了那么多诗书，搞到这地步，已是逃无可逃了。
明崇俨究竟是不是被太子唆使赵道生所杀？史无明载。这也许是事实，也许是薛元超等人为自保，按武后意图用了酷刑，是逼供逼出来的“自诬服”。这个疑点，肯定是永远也搞不清了。
但这个罪，对太子来说并不太严重，不过就是唆使杀人罪。
严重的是——几百领甲胄缘何而来？
如果藏盔甲是事实，那武则天就不是小题大做。按照唐律，严禁个人与单位私藏武器，甲胄也在禁止之列。包括府兵，平时都不能存有武器，武器全部存于兵器库，出征打仗时再发给。冷兵器时代，谁要是藏个大刀长矛什么的，犹如现在民间私藏飞机大炮，那是相当危险的。《擅兴律》规定，百姓私藏盔甲一领，判徒刑一年半；若私藏三领，就处死——再爱民的皇朝，也怕草民造反啊。
这次在东宫一下搜出几百领盔甲，李贤是无论如何也洗不清的。
历朝历代，确实可能有对政敌栽赃谋逆罪的，但大不了是唆使司法人员在被查抄者家中偷偷塞入龙袍、印玺、文告这类小玩意儿。而现在的这几百领盔甲，用一队兵卒搬也得搬一阵子，现场栽赃如何能掩人耳目？
当然，藏盔甲不等于就是谋逆，但说你谋逆，你是无法辩解的。以此废你为庶人，也属天经地义。
高宗平素很喜欢李贤，现在看看事闹大了，心又软了，想宽恕他。但武后坚决不同意，她说：“为人子而怀谋逆，天地所不容。大义灭亲，何可赦也！”
于是李贤被定罪，于八月二十日宣布被废为庶人，并派遣兵将把他押送回京师，幽禁在一处地方。
李贤的那些狐群狗党一个没跑得了，全部伏诛。盔甲在东都洛水的天津桥南公开焚毁，以示士民。
这个风流公子哥儿，就此在政治舞台上谢幕，旋起旋落，颇令人叹惋。
武则天对李贤的这个处理，被后世有些史家激烈抨击，说是“居心狠忍”。从人伦之常来看，当然可以这样说，但此事涉及的是古代的“政治正确”，武则天这样做，不仅在那个时代有她的法理依据，而且与今日很时髦的“程序正义”也很吻合。况且，接班人不合格就搞掉，这种事情还罕见吗？我们后人似不应大惊小怪。抓住这个做文章，来苛责武则天的，我看是有点儿故作天真了。
这大概是人之常情吧：一般人在仕途上因无背景而受阻，就要大骂裙带关系误国；可是真正遇见大义灭亲的，又要大骂人家蛇蝎心肠；评价标准上的这个矛盾，自己是不易察觉的。
东宫的相关官员们，也受到不等的处分。刘讷言的《俳谐集》在这次查抄中也被搜出，高宗翻阅过后，大怒，说：“以《六经》教人，犹恐不能教化，以此鄙说呈进，岂是辅导之义？”这个不尽责的刘老师，因此被打发到振州（今海南三亚）反省去了。
高政，就是给李贤痛说长孙家史的那个，他不光是长孙无忌的外甥，还是高士廉的孙子。高宗念及这双重的亲戚关系，就饶了他，把他交给他父亲高真行去教育。这高真行担任左卫将军，很受信任；现在家中出了这么个逆子，真是又恨又怕，竟然和几个亲族一起，动用家法把高政给活活打死了！
负责注释《后汉书》的左庶子张大安，以阿附太子罪被贬为普州（今四川安岳县）刺史。
对李贤一案之所以处理得这么重的原因，在后世也有一个说法，是说张大安等在注《后汉书》时，有抨击母后临朝、外戚专权的议论，引起武则天的猜忌。从属官中张大安被处理得较重的结果来看，这也可能是一个原因。
其他的东宫属官，可能是由于罪责不大，皆免罪，各复本职。薛元超等长出一口气，舞蹈谢恩。惟有李义琰心情不好，因自责而泫然泣下。他深悔未能引导太子走正道，又没能瞒得住武后，以至李贤垮台，武后专权的局面一仍其旧。以后他每见高宗，便伤心得哽咽不发一言，但高宗对他的暗示一点儿也没领会，只是奇怪这人怎么患了忧郁症？
李贤被废的次日，三弟英王李哲(即李显)被册立为新太子，第三个瓜又结出来了。为庆贺大唐有了新的接班人，宣布改元永隆，大赦天下。
这件事的处理，本不为过，但是在武后专权的背景下，有的大臣就不免要嘀嘀咕咕。高层的事确实令人担忧：高宗看样子撑不了多久，太子的黄瓜又一再被摘，武后的权势越来越大，这该如何收场，如何是个了结？大家说什么的都有。
武后知道了有这舆论，但也毫无办法——防人之口，就像堵黄河，没有哪个统治者能办到。她只有采取缓和措施，上表请求免去庶子李上金、李素节原来的罪，分别给了刺史做。又请给义阳公主和宣城公主的老公授官，以此来冲淡紧张气氛。
后来在永淳二年（683年），也就是高宗去世的那年，李贤又被迁徙至遥远的巴州（今四川巴中）幽禁。那一带，草民我年轻时曾经去过，是在万山丛中，有强烈的与世隔绝感。
走的时候，太子妃和三个儿子也随行，一家人行装简陋，衣衫破旧，仆人们的装束就更狼狈了。以至于新太子李哲心里也不忍，上表请求，每年春秋由官府发一点儿衣服给他们一家，以示照顾。
昨日鲜衣怒马，望之若仙；今日鹑衣百结，不及匹夫。政治，真是不大好玩啊！
在李弘暴卒和李贤被废的前后，舆论之所以汹汹，是有直接诱因的。李弘病危之前，曾发生过这样一件事：武则天曾经把“三瓜”周王李显（即英王李哲）的妃子赵氏幽禁致死。这是两《唐书》和《资治通鉴》都予以确定的事，没有疑义。
赵氏之死是无辜的，她本人并没犯什么大错儿，主要是受她母亲牵连。赵氏姑娘的来头很大，祖父赵绰是唐开国功臣，父亲赵瑰是左千牛将军、皇帝的贴身侍卫；母亲就更厉害了，是高祖李渊的第七女——常乐长公主，论辈份，这位老公主是高宗的姑姑，而赵氏姑娘则是高宗的表妹。
周王李显娶了赵氏，是与表姑母结婚，差了一辈；但这在当时，不成其为障碍。
据说，两人是很有一段因缘的。赵氏姑娘小时常随母亲来宫中走动，与李显是青梅竹马之交。成年后，二人又常在一起参加庆典、筵宴与游乐，有时还在一起读书，渐渐的就互生爱慕。太子李弘看在眼里，有心撮合，就在父亲面前为他们做了“大媒”。
高宗对这姑娘当然了解，非常满意，当即向武后提起，做主敲定了李显的这门婚事。
但是，武后的感觉又不同了。因为常乐长公主素为高宗所敬重，两人关系很密切，武则天对此十分忌惮。只是此番亲事高宗本人看好，武后不好反对。
但是，她不能容忍高宗和自己儿子身边有如此亲密的异己力量，马上就采取了反制措施。
武则天处理这事的手段非常狠毒。在周王婚后三天，周王妃按例去向婆婆请安。当时武后还没起床，周王妃并不知道，就直接进了内寝。武后借故怒斥周王妃“失仪”。周王妃吓懵了，下意识地辩解了两句，武后便大怒，以忤逆为名将她软禁在内侍省，不准出屋，每天只给点儿米粮让她充饥。
几天后，卫士发现周王妃住的地方烟囱不冒烟了，就开门进去看，原来人已死了多日，连尸体都腐烂了。之后，武后下令把周王妃匆匆埋了，埋到了什么地方也没有记载。
周王妃的父亲赵瑰受女儿之累，被贬为寿州（今安徽寿县）刺史，常乐公主也被勒令随行。这股危险的势力，就这样被武则天果断地击垮。
周王妃被人发现死亡，是在四月七日；18天后，太子李弘死于合璧宫。两件事隔得实在太近，无怪乎要引起诸多关于太子被害的流言。
武则天的这种狠，一方面是缘于她的性格，“驯狮子骢”的那股劲儿始终没消退；另一方面，也是她在皇权专制下出于自我保护的反应。你不狠，人家就要狠，史上的教训已经有成千上万个。虽然她在这方面理应受到指责，但也应把这个问题放到专制背景下去看待。
疑神疑鬼，凡是柄政者都在所不免！
而在政治高压之下，有的臣僚为了避祸，也有过度反应。前面提到的那个李贤党羽高政，高宗并不想处理他，只是把他交给家长教育，但高政的长辈们却慌了神儿。高政一回到家，他父亲高真行就用佩刀刺中他的喉管，高政的大伯、戶部侍郎高审行又把佩刀刺入他的腹部。高政痛得哀号不止，堂兄高璇再用佩刀砍下他的头，然后把尸首拋到路上。高宗闻之，大为不悦，认为做得太过，于是贬高真行为睦州（今浙江淳安县）刺史，贬高审行为渝州（今重庆市）刺史。
亲生骨肉，如何下得了手去？只能说，极端的专制足以泯灭人性！
一场惨烈的风波过去，“第三瓜”的命运又将会如何？实在令人悬心。
这个现在叫李哲的新太子，也是一位性情中人，比二哥李贤还要喜好玩乐。他和李贤原本都没受过当太子的教育，养成放逸享乐的性格是必然的。而且，据说他在做亲王的时候，性格中还有十分“勇烈”的一面。
如何把这个公子哥儿扶起来，高宗、武后也是动了一番脑筋的。他们之所以没有因李贤案惩罚原来的宰相兼东宫班子，而让他们继续留任，就是想用一班老成之臣来辅佐新太子。高宗夫妇到东都去，留李哲监国，就专门指令薛元超辅佐。高宗还殷切叮嘱道：“吾子未娴庶务，关西之事悉以委卿。所寄既深，不得不讲！”《旧唐书*薛收传》）
所幸，李哲因为有了哥哥的教训，也有前妻（周王妃）被废的教训，对母后还比较恭顺，在当太子期间，与武则天的关系也还算融洽。关于他未来的命运，要在后面再来交代了。
一年后，当年激烈反对天后摄政的中书令兼左庶子郝处俊被罢相，中书侍郎兼右庶子李义琰也因故受到高宗谴责，托病致仕。当初郝处俊对高宗说：高祖太宗之天下，只该“传之子孙，诚不可持国与人，有私于后！”中书侍郎兼右庶子李义琰也曾大力附和（《旧唐书*高宗纪》），一时形成强大舆论，致使武后摄政之议流产。
那么，出来混，现在就该来还了。
武则天仍然不断在做排除异己的工作，但客观地讲，她这时还不能说就有了“篡位”野心。她现在所做的，仍然是想让自己的一个儿子能够立得住，并且和她一条心。
24、高宗在忧心忡忡中一病不起
日子渐渐来到弘道元年(683年)，一直病歪歪的高宗大限到了。这一年，武则天对高宗的健康还抱有一定信心，她亲自给高宗侍奉汤药，并有一个宏愿，想在高宗有生之年封遍五岳，创下前无古人的记录。
为了封嵩山，还在嵩山之南特别筑起了一座“奉天宫”。
监察御史李善感不同意这样做，他上表劝谏说：几年来灾害不断，饥荒遍野，又有外族侵入，交兵不止。陛下却劳役不休，太令天下人失望了。
这种尖锐的谏言，据说朝中已有二十年听不到了。群臣颇感振奋，称此谏为“凤鸣朝阳”。
李善感并没有夸大其词，当时的内外情况都不太好。但武后二十多年顺风顺水，自我感觉太好、对民间的疾苦也看得轻了，执意要完成封五岳的大业。
在弘道元年正月，高宗夫妇就前去视察了刚建好的奉天宫。七月准备封山时，高宗身体突然不好，于是把时间推后。到了十月，高宗和武后再幸奉天宫时，高宗病情急剧恶化，头部沉重难忍，眼睛几乎看不见了。在这种情况下，只得下诏暂停封山事宜。
武后急召御医秦鸣鹤、正文仲前来诊疗。秦鸣鹤看了后认为，高宗的病症是“风上逆”，要用针扎一下，“刺头出血方可愈”。
武则天在帘后听到这主意，大怒，说：“此人可斩也，乃欲于天子头刺血乎！”
秦鸣鹤吓得要死，只顾叩头求饶。
高宗的脑筋倒还清醒，他说：“御医议病，不可加罪。且我头重闷，殆不能忍，出血未必不佳，但刺之。”
有了最高指示，秦鸣鹤才小心翼翼地在高宗的百会、脑户二穴上各扎了几针。
不一会儿，奇迹出现了。高宗说：“吾目明矣！”
武则天大喜过望，在帘中再三向秦鸣鹤拜谢道：“天赐我师！”然后又亲自搬来一百匹彩缎，赏给了秦鸣鹤（见《旧唐书》、《唐新语》）。
但是高宗的这条命，人留天不留。无论武则天多么虔诚，妙手回春终究是有限的，高宗还是进入了病危状态。在奉天宫一躺躺了20多天，眼看再呆下去，皇帝就要死在外头了（这在历代皇帝是大忌），于是到十一月下旬，车驾返回东都。
消息早已传开，百官都自动汇聚在天津桥南拜迎。但是高宗实在是太虚弱了，还都后连宰相都没有谒见的机会。
熬到十二月四日，在武则天建议下，下诏改元“弘道”，并大赦天下。武则天提出这个建议，是为祈求上天赐福，同时也是尽人事而听天命。
改元的意思，也就是要让官民弘扬道家宗旨，崇尚简朴，咸与维新。诏书还特别肯定了武后的政绩，说她“言近而意远，事少而功多”。这些内容，应该说是高宗在为稳定身后的局面而造舆论了。
高宗极为重视这道诏书，想亲自登上宫城的正门——则天门去向百姓宣读，但在被扶出宫门后，却因气逆不能上马，登城楼那就更不可能了。
于是改行权宜之计，召百姓到殿前宣读之。宣读完毕，他问侍臣：“百姓们都高兴么？”
侍臣答道：“百姓蒙赦，无不欢欣。”
高宗叹道：“苍生虽喜，吾命危笃！”想想然后又说，“天地神祗若能延长吾一两月之命，得还长安，死亦无憾！”
当晚，急召宰相裴炎入贞观殿，授遗诏辅政。把后事交代完毕，高宗也就不行了，于当晚驾崩，享年56岁。
这一年，武则天60岁，太子李哲28岁。
就这样，侍中裴炎成了宰相中唯一的顾命大臣，他也由此卷入了高层政治旋涡的中心。
这里要提到的是，他亲领的这道遗诏，为日后政坛的诸多波澜埋下了伏笔。
这道遗诏，去掉那些冠冕堂皇的自我吹嘘，实质就两条，一是死后七天就要出殡；天下之大，继承人的问题不能拖，太子就在灵柩前即位。二是新皇帝执政后，“军国大事有不决者，兼取天后进止”。
一切问题，都出在第二条上。
这句话看似简单，其实有严格限定，是说国家大事如有决定不下来的，再按照天后的意见定夺。
那么，高宗在临死前，究竟是怎么安排身后这盘棋的？
究其内幕，他左右为难！
首先是对武则天的考虑。他对武则天的执政能力自然是一百个放心。自显庆五年（660年）以来，他和老婆互为表里，把一间夫妻店开得很好。但是武后势力日益坐大，有可能会引起难料的后果，他也是有所警觉的。
高宗在病重期间，他深为器重的尚书左丞冯元常曾上密言，说：“中宫（皇后）威权太重，宜稍抑损。”（《资治通鉴》）高宗对这个意见深以为然，但他病体支离，哪里还有精力来压制武后，于是就没有下文。
不过，对武则天的防范心理，却直接体现在这道遗诏上了。
我们的读者中，如果有公务员身份的，马上就能看出：遗诏中最厉害的一点，是剥夺了武则天的执政权。不仅没有让她摄政（临朝称制），甚至不让她再过问政事——军国大事，如果新君能“决”，那就无须请示天后了。那么，天后平时干些什么呢？退休！
高宗在生前无力完成的事情，他想借皇位更替的机会一举解决。
白纸黑字，一句话，就让武则天退居二线。
其次是高宗对储君李哲的考虑。这个接班人，也让高宗十分头痛。李哲是个资质平平的人，远不及李弘、李贤，高宗与武后也并不溺爱这个“第三瓜”。李哲的浮出，完全是论资排辈，轮到他了而已。
在李哲监国期间，顽心不改，仍然大肆游猎，不像个干大事的样子。高宗与武后对他费尽了心思，除了加强东宫属官的力量之外，还特别立李哲之子李重照为皇太孙，目的就是让李哲安心，好好学习政务，多少要有个登大位的准备。
可是李哲对父母的这一番苦心并不领情，依然我行我素。在三年半的太子期间，几无长进。
高宗和武后大概也考虑过再摘瓜的问题。但是，太子是国本，目前已三易其人了，再换，不利于天下安定。况且四子豫王李旦年纪尚幼，又无特殊功绩，没什么过硬的理由可立为太子。李哲再不行，也得是他。
正是出于对接班人的忧虑，高宗才提出了“如大事不决，以武后意见为准“的原则，这是一种不得已的制衡措施。
以上的种种，是高宗考虑了多时，在临死前与裴炎定下来的。
对武后的防范和对李哲的制约，考虑得不可谓不周全。但是，高宗人在的时候都无力解决的事，死后凭一纸遗诏就能定下乾坤吗？
我们再来分析武则天这时的心理。
武则天当然看明白了这遗诏的奥妙，知道自己的权力已基本被剥夺。她当然大为失落。以她的性格和20多年来的习惯，如何能甘心就此放弃，去当一个甩手太后？
她在这一期望间，所思所虑只有一个，那就是：如何能获得独立的执政权。她的势力，已经大到完全可以这样做，但要是公开违背遗诏，总还是有所顾忌。
事态进入了最微妙的状态。
客观地讲，在高宗驾崩之前，武则天并无更大野心，她对夫妻店的模式十分满意。虽无最高统治者之名，但有最高统治者之实，又何乐而不为？所以，她还是真心希望高宗能好起来。因为高宗一走，局面会怎样？谁也不好估计。
她对权力的更进一步的野心，应该是在高宗驾崩之后。失去权力的危险和获得更大权力的机会，同时降临在她面前，她决不会犹豫！
当然，这种思想转变，不是在一夜之间发生的，而是在高宗死后的一系列事件中完成的。
中国的政治，就是人的政治。人在与人不在，大不一样。一些诡异之事，在高宗的丧期里就开始频频发生。
按照高宗遗诏的部署，太子李哲应在十二月初六在灵柩前继位，七天后正式册立为新君。按照古代惯例，在这几天的过渡期内，虽然还没正式册立，但只要嗣君是成年人，就可以发号施令。国家事务，也一天也不能停转。
可是谁也料不到，唯一的顾命宰相裴炎，在这时候忽然插上了一杠子。他在嗣君即位的第二天忽然提出，嗣君既然还没正式受册，也没开始听政，那么就不宜发号施令。这几天的国家大事，应该由宰相奏议，然后由武则天以“天后令”的形式，下达到门下省执行。
这个建议，石破天惊，使裴炎一下就成了改写大唐历史的人物之一。
他这个建议，其实并没有前例可循，以前都是老皇帝一死，太子就成为实际上的新皇帝并开始执政，大臣们哪里会有异议？而且，更为可怪之处是，他的建议与遗诏的关键点正好背道而驰。高宗遗诏说“军国大事不决”之时，才听取天后的意见，而裴炎的建议则是任何事情都由宰相议定，呈报天后，再由天后发话。
而“天后令”又是下达到门下省的。裴炎这个侍中，恰是门下省的首长，同时宰相班子的“政事堂”也设在门下省。
这样看来，这个建议是大有来头！
这个裴宰相，到底要干什么？
后世史家多指出，裴炎的这一建议实在是没有道理。他之所以这样做，有三种可能：一是为讨好武后；二是对武后的参政已习以为常了，认为今后继续下去也无妨；三是裴炎自己想避专权的嫌疑，拉上武后来平衡一下。
而实际上，这是一场静悄悄的政变！
本来高宗去世，最高权力者应为嗣君李哲。现在裴炎无中生有，让宰相和天后瓜分了最高权力，嗣君竟完全被架空！
据说，武则天正在为失权而闷闷不乐，裴炎此议一出，她精神为之一振！
这究竟在搞什么名堂？
我们先来看看裴炎这个人——
裴炎，字子隆，绛州闻喜（山西闻喜县）人，史称他“寡言笑，有奇节”。他出身于当时的名门“洗马裴”家族，其父裴大同，曾任洛交府（今陕西省富县）折冲都尉。裴炎幼时就勤奋好学，在被补为弘文馆（设在门下省的贵族子弟学校）学生后，每遇休假，其他同学大多出去游玩，他却苦读不辍。
弘文馆的学生谋官很容易，但他志向远大，在学馆发奋读书十年之久，精通《左氏春秋》和《汉书》。
他的仕途也相当顺利，明经及第之后，最初任濮州（山东省鄄城）司仓参军，后历任御史、起居舍人，黄门侍郎，于调露二年(680年)入相。
从这个人后来的言行看，他是忠于李唐、反对武氏专权的，并以此殉国，死得很壮烈。可是，为什么在这个关键的时刻出了这么一个大昏招？
这不是给武则天送去了一个求之不得的机会？
唐人的思维方式，真是让我们万难猜度！
今有论者分析，说裴炎集团此次是在利益上与武则天不谋而合，即，都是想废掉嗣君。裴炎是想立李旦，而武则天是想夺回失去的权力。两方有所默契，便联手来对付新皇帝。
这个说法，可以聊备一说，但我以为，事态后来的发展是一步步形成的，说裴炎早就为立李旦而与武后勾结，有些勉强。裴炎此举，很可能是为了加强宰相班子的权力，恢复以往的议事权。但是，如果动机仅在于此，那么白送给武则天这样一块大饼，实在是风险太大了。不知裴大人是如何想的？
七天之后，李哲继承了皇位，是为中宗，并更名为李显。“李显”这个名字，也是为了应谶意。据民间传说，这是老子降临人间的另一个化名。
所以有人讲，在李显更名的问题上，可见出武则对新皇帝还是寄予厚望的。母子俩的冲突，是因李显后来的不慎而引发的。
天后现在被尊为太后。裴炎所请，被武则天欣然接受，可是权力并没在七天之后还给即位的新皇帝。大小政事仍取决于武则天的意见，“太后令”仍然是最高号令。
这个状态，也还有理由能说得过去，因为在十二月底之前，是嗣君的守丧期。在非常时期，有非常措施，别人不好说什么。
月底之后，武则天要不要还政？这是各方都关注的一个问题，恐怕也是武则天考虑得最多的一个问题。
但是在这段时间内，武则天很稳得住，马上着手做了几件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