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一件事，是安抚地位尊崇的宗室诸王。给韩王元嘉、霍王元轨等一大批爷爷辈、叔伯辈的亲王加封了一品荣衔。
历来新皇登极后，辈份高的亲王都是不稳定因素。武则天谙熟历史，先就把他们按住，不使其生乱。她明白：自己再怎么尊贵，也只是李家的媳妇，万一长辈闹起来，脸面上太不好看。
第二件事，是调整宰相班子。此时朝中一批名相都已先后病死或致仕，可称重臣的只有刘仁轨和刚任宰相的裴炎，其余郭待举、岑长倩、郭正一、魏玄同，刘景先等，都是一拨新人，且都是低品级的宰相。这样一个班子，看起来怎么都有点儿弱。
她首先把太子少傅刘仁轨改任左仆射，仍让他留守西京。再把裴炎从门下省调到中书省来，转为中书令，让他掌握出旨权。以前宰相们都在门下省议事，现在也都随着裴炎改在中书省议事。
既然遗诏是任命裴炎辅政，同时裴炎也很知趣——白送我一块大饼，那么就让他掌握出旨权，有事好商量，不会在出旨上卡壳。
其余新人都有不等的提升或者改任，且统统升级为“同中书门下三品”衔，变成了资深宰相。官帽子一加高，他们自会感恩效力。
最后一件事，是派出一批将军，前往当时最重要的并、益、荆、扬四大都督府，与各府司共同镇守，以防变故。
这是武则天成为太后之后的三把火——干净、利落、周全。
新君即位，天下晏然。从这几手，能看得出武则天已是谋国的老手了。
25、中宗面对一场军事政变瞠目结舌
按照历代皇朝的旧例，即位的皇帝若年纪太小，太后可以摄政，这就是“临朝称制”。太后临朝，是一件光明正大的事，而武则天临朝，却为何遭后世非议颇多？原因就是，她的临朝“不合法”。
天皇在遗诏中没有说要太后临朝的话，新上来的中宗也没有委托母亲临朝，所谓“太后令”并没有体制上的依据，是典型的人治。
到弘道元年（683年）十二月三十，嗣君的服丧期满了，但是武则天就像不知道一样，照旧临朝。转过年，改元“嗣圣”，大赦天下。次日，太子妃韦氏也正式成了皇后。武则天只是在此时对中宗夫妇稍微做了一下安抚，把韦氏的一个远亲韦弘敏提拔为太府卿（掌国家财物），位列宰相。
这是中国政治中的交易原则，虽然双方交易的筹码很不对等，但强势者做了这个姿态，总比强抢要好一点儿。
武则天本想平稳一个阶段，过了这个过渡期，再从长计议。但就在这时，朝政陡然起了一场大风波！
“性勇烈”的中宗却对母亲的安抚极不满足。或许是有心讨好老婆；或许是对太后临朝不满，他做出了一个抗争举动。次日，他提出：要把自己的老丈人韦玄贞提拔为侍中，来顶替裴炎调走后的缺。
此外，还要把奶妈的儿子也封个五品官。
敏感时期，他这个举动究竟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还是脑袋一热就提出来的？我看像是后者。
中宗李显这个人，《旧唐书》对他评价不高，说他基本是狗屎糊不上墙：“志昏近习，心无远图，不知创业之难，惟取当前之乐。”
这幅画像应该不错，都28岁的人了，刚一开始做皇帝就要提拔老岳父，就算这是有所图谋也不免太幼稚。
皇帝要下令，就要中书令来出旨，这就显出裴炎这个中书令的重要性了。他面对中宗的旨意，感到很荒唐。这个韦国丈，估计也没什么能力，原先不过就是普州（今四川安岳县）的一个小小参军，开耀元年（681年）五月，因为荣任了“太子岳父”，已升任为豫州刺史了，管的是东都附近的大州。这已经够照顾的了。到现在三年尚未满，寸功未建，又无其他三品官资历，怎么可能一下就提拔为宰相？
裴炎提出劝谏，坚持以为不可——我的好皇帝吔，您可不要闹笑话了！
这个中宗，大概也是“耙耳朵”，惧内。一看跟老婆要交代不了，不由得大怒：“我让国于韦玄贞又有何不可，何为吝惜侍中耶？”
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中宗这话说得过了！他当然是赌气说的这话，但可以听出对老裴极为不满。老裴以“太后令”做交易，为自己揽权，让新皇帝当了无权的傀儡，中宗还不至于傻到毫无察觉。
不过，他之所以要提拔老岳丈，我分析也不大像要扶植外戚与母后抗衡的意思，不过就是满足一下虚荣心。母后的权力有多大，裴炎的势力有多大，他还是基本有数的。别说一个老丈人，就是有十个老丈人，也未见能斗过对方。
他只是恨裴炎的张狂！
——你到底还是个臣子，我们家的事你少管！
裴炎看到皇帝发火，害怕了。这笔帐，将来要让我还怎么办？他没有别的办法，转身就把此事禀告了太后。
武则天闻报，也大吃一惊：这个李显，太没有城府！如此任性，怎能做一国之主？
她是一个很警觉的人。在中宗的话里，有借外戚以自重的意思，这是一个极其危险的信号，她不能不认真对待。
经过考虑再三，她决定废帝！这第三“摘”的决心很不容易下，因为前面的两摘，舆论就已经很大。现在高宗不在了，“三瓜”刚坐满一个月，再次下手的话，宗室、朝野会怎么讲？
舆论狂潮能不能顶得住，出了大乱子能不能应付得了？
放到别人身上，也许会举棋不定。
但武则天办事果决，她想好了就干——风险固然有，总要比养虎遗患强。就冲着中宗的那句话，他小崽子就不可一日为君！武则天想好之后，就把裴炎找来密议。恰好裴炎也有此意。他想废掉中宗，是公私两方面的因素都有。
两个人为此策划了一段时间，将所有部署逐一安排好，废黜中宗的“太后令”也由裴炎起草好了。
就等着看戏吧，各位大人！
如果说，裴炎在一个月前奏请太后问政，是一时糊涂，那么这次他与太后居然密谋废立，那就决不是糊涂了。利益所致，鼠目寸光！我们真是无法断定这位老先生在想什么。
高宗有遗诏，明令“王公卿佐，各竭乃城，敬保元子，克隆大业”。裴炎作为唯一顾命大臣，即使有异议，也要尽量扶一扶中宗这阿斗再说。高宗尸体骨未寒，就公然违背最高指示，那是死人活人都对不起的。
也许他深知中宗是个昏人，不足以当大任，维护中宗就等于毁了大唐，与太后专权比起来危害更大；也许他还看不出武则天专权的发展方向……总之，他不仅没有按照高宗的意图充当嗣皇帝的保护者，反而“开门揖盗”，把历史生生扭了个方向。他忘记了：能谋废立的臣子，脑袋一般都不会稳，除非他想篡逆！
因此，后世对他与武则天合谋的动机，有过如下分析：一、真有篡位野心，只不过没料到武则天比他强硬得多，结果他成了为人作嫁。二、他确实是李唐死党，废中宗是因为他怕大唐天下落入韦后一族手中。三、他只是贪恋权位，参与废中宗是为了防止相权被削弱，或是希望自己看好的李旦能当上皇帝，以加重自己的分量。
我的意见，前两条都有些极端化，可能性不大。想篡逆，裴炎的条件还远远不够，他不至于狂妄到那种程度。怕韦后干政，也不必把皇上就给废了，况且太后干政同样对大唐不利。所以极有可能就是贪恋权位，想扶起有书生气的李旦，自己好扬眉吐气。只不过他错了一点，就是小瞧了武则天的能量。
他哪怕是能预见到几个月后的事态，情况也会大不一样。
人，就怕钻进了思维的死胡同！
双方密谋了近一个月之后，大幕拉开。
二月初六日，太后在洛阳宫的正殿乾元殿召集百官开会。
这个紧急会议，开得有些蹊跷：一是自打显庆二年（657年）五月起，因天下无虞，皇帝就是单日上朝、双日休息了。初六是双日，如何要突然上朝议事？二是这天上朝的地点，是在用于大朝会的乾元殿，似是有非常之举。
中宗与百官到会场一看，情况确实有异：负责左右羽林军的将军程务挺、张虔勖竟然带了兵入宫警戒，现场总指挥是裴炎和曾是北门学士的中书侍郎刘祎之！
大殿里刀光耀目、铠甲鲜明，一派肃杀气氛。
这是要干嘛？
中宗和百官都在闷葫芦里，面面相觑。
只见裴炎出班，高声宣读“太后令”：嗣皇帝昏庸无德，不能为一国之主，着废为庐陵王，恢复李哲原名。念完，立刻命卫士扶中宗下殿。
中宗表现还可以，并没被吓傻，在这紧急关头抗声问道：“我何罪？”
帘子后，传来太后的威严之声：“汝欲以天下与韦玄贞，何得无罪？”（《资治通鉴》）
李哲顿时就没了话说。押下殿后，被幽禁在别殿，韦后和皇太孙李重照也同时被废，其余韦氏家属流配岭南。——天下暂时轮不到你们韦家，先尝尝荔枝去吧！
在大唐宫廷史上，这是继玄武门之变之后的第二次成功政变。不同的是，玄武门是以弱胜强，流了血的；而这次是以强胜弱，兵不血刃。
太后这次的成功，首先是笼络住了宰相集团；具体参与其事的裴炎、刘祎之、程务挺、张虔勖等大臣都具有浓厚的李唐色彩，所以没人敢说这是武氏政变。其次是抓牢了近卫武装；左右羽林军都是成立时间不长的禁军，太后没忘了把这两支武装牢牢控制在手里，急需时，就能做到刀剑出鞘，而中宗仅有一个皇帝名号是不顶用的。三是抓住了对方的致命短处——政权归属问题岂能戏言？说你不够格，你也不好反驳。
此外高宗遗诏中“兼取天后进止”这含糊的一条，也给了她一定的法理依据。
她的突然出手，成功几乎是没有悬念的。
但是，政变的目标因受遗诏精神的制约，也只能是换一个皇帝，而不是由武则天直接坐天下，否则她将立刻失去最有力的支持，而陷入“大唐逆贼”的泥淖。
出于合法性的考虑，政变第二天，武则天就迅速宣布，她的幼子豫王李旦为新的嗣君。这个李旦，原来名叫李轮，武则天现在赐了他这个新名。
李旦时年22岁，早已成年，当皇帝在身份上没有任何问题。他的王妃刘氏，就是被吐蕃俘虏后死在异乡的将军刘审礼的孙女，同时也被立为皇后。长子李成器被立为太子。当年改元为“文明元年”。
——武则天喜欢改元，凡有所动作，总要改元以资纪念。不过，以“文明”二字来纪念一次武装政变，也是大有幽默意味的哦！
新的嗣君就是睿宗。这“第四瓜”的情况又如何呢？《旧唐书》说他“谦恭孝友，好学，工草隶，尤爱文学训诂之学”，
为人谦虚谨慎，显然比“第三瓜”强；好学多才，又类似“一、二瓜”，但就是缺少大哥二哥的胆略，对政务既没经验也没兴趣，是个典型的文人。
皇帝最忌由文人来当，这武则天心里是有数的，她压根儿就没想睿宗一上来就能管理天下。从这一天起，她就让睿宗居于别殿，不得干预政事。
当月十二日，武则天大驾光临武成殿，李旦率百官给她重上尊号。十五日，武后临轩称制，派礼部尚书武承嗣正式册立新的嗣皇帝。双方完成了互相确认的程序。从此武则天以61岁之高龄，开始了长达6年的垂帘听政。她的问事地点，就在乾元殿后面的紫宸殿里，垂下一幅浅紫帐来，坐在那后面视朝。
睿宗，你就是再“睿”也没有用，关起门来，好好读书吧！
这次废中宗事件，虽说是裴炎昏头昏脑送来的一个大礼，但无疑也触动了武则天最敏感的神经：最高权力，一天不可远离！于是，她在理应含饴弄孙之年，反而冲到了最前面，当上了不是皇帝的皇帝。以我看，她在后来的更大的政治野心，完全可能是由此事而激成。
像李哲这样一个不成器的皇子，尚且知道蠢蠢欲动，未等龙床坐热，就要扶植外戚。这事使武则天想起了被流放到巴州去的李贤。李贤虽是个“白人”，但他的危险性，又远大于李哲，不可轻忽。在政变的第三天，武则天就派左金吾将军丘神勣赶赴巴州，检查软禁中的废太子李贤住宅（看是否又藏了盔甲），以备外虞。
这位丘神勣将军跑得倒也快，不到20天就到了巴州，不仅检查了住所，还把李贤“幽于别室”，逼令李贤自杀。二月二十七日，李贤死在巴州公馆，两《唐书》和《资治通鉴》都言之凿凿，说是“逼令自杀”，三者的资料来源都是《则天实录》，此事应该没有什么疑义。
这个所谓金吾将军，不过是个管治安的武将，高级警督而已，怎么有胆量逼死故太子？所以逼迫死李贤，毫无疑问是武则天授意。后来的处理恰也证明了这一点。丘将军三下五除二完成任务，还都复命，武则天却又宣称他擅杀，把他贬为叠州（今甘肃迭部县）刺史，当然很快又官复原职了。
如果真是擅杀，他丘将军就要脑袋搬家，哪里还会有什么刺史做？
显然这是武则天在非常时期的过度反应，怕废中宗会引起宗室和朝野不服，有人可能会利用李贤之名造反，李贤本人也可能趁势而起。
李贤安然度过了高宗驾驶崩的国丧期，却为一场与他毫不相干的政变而送了命。他之死，武则天决不会有什么怜惜，因为“四瓜”中惟有这一瓜，才是真正有一点儿反骨的。
这就是武则天夺权史上著名的“废帝杀子”事件。
后世也有人反复研究过几部史书所载，认为是丘神勣将军做事做得太认真了，把李贤关到了石室里，看管甚严。李贤不管怎么有反骨，总还有一些名士气，不像政治家那样抗折腾，一看如此，以为永无出头之日了，于是自杀。但即使是这样，也等于逼死，不能为武则天开脱些什么。
对武则天来说，人死了，也就好办，死后的文章可以好好做。武则天专门在显福门为李贤举哀，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仪式，一年后，又追赠李贤为雍王。这事，就这样做了个了结。
李贤的家人，却一直留在巴州不许回来。一直到武则天死后，“三瓜”李哲复辟，才把李贤尚存的唯一儿子从巴州接回。又后来，到了“四瓜”李旦二度登基，才追赠李贤为太子，谥号“章怀”，陪葬乾陵，可以去跟老爸在地下诉诉冤了。后世也就习惯把他称为“章怀太子”。
庄子的书里说过：“山中之木，以不材得终其天年。”李贤是武则天四个儿子中最有才气的一个，风流倜傥，千年之下也可以想见。可是不仅皇帝没捞着做，而且又死得最冤。
圣贤说的对啊：有才犹如红颜，福祸真的太不好说了！
顺带说一下，1971年陕西省博物院在乾陵东南方挖掘了章怀太子夫妻合葬墓，可惜墓已经被盗墓贼光顾过，陪葬损失了一些，章怀太子夫妇的骸骨也残缺不全。但仍有一批陶俑和三彩殉葬品，墓中壁画也保存完好。
此次还出土了神龙二年（706年）的《雍王墓志》与景云二年（711年）《章怀太子墓志》。其中，《章怀太子墓志》以骊姬谗害太子申生、江充谗害太子据的典故，比喻李贤谋反案的冤情。墓志文辞华丽，记录了章怀太子的准确死期。斯人逝时，年31岁。
今人若读到《后汉书》中有“章怀注”的词条，即是李贤带领儒士们撰写的。这位在历史上电光一闪的人物，留给后人的似乎惟有伤感。
再说那位被当今年轻人说成“中国历史上十大搞笑皇帝”之一的中宗李哲，现在已是庐陵王了。在被软禁三个月后，于当年四月与老婆孩子一起被迁到房州，到了地方，屁股还没坐热，四天后又改迁于均州（今湖北丹江口），幽禁在他已故伯父李泰的故宅里。前面我曾提到过，太宗之子魏王李泰争皇位失败以后，就是被贬到这里的。
武则天让这一大家子人辗转于途，又安排了这么一个灰暗的地方落脚，就是要从精神上摧垮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儿子。
这位心里只装着老婆的废帝，果然沮丧得很，想死。多亏他那漂亮而又富于心计的老婆韦氏给他鼓劲，说：“祸福倚伏，何常之有？岂失一死，何遽如是也？”意思是说，倒霉最多不过倒一阵子，不可能一辈子翻不了身。谁都免不了一死，你急什么？
患难见真情啊！经过开导，这位废帝稍有振作，随之立下毒誓：“一朝见天日，势不相禁忌！”（《旧唐书*中宗韦庶人传》）我若翻了身，你愿意怎么干就怎么干！——他又开始搞笑了。
韦氏在流放地生了小女儿，就是后来的安乐公主，也大受李哲溺爱。李哲的宽纵，成为后来韦氏和安乐公主乱政的远因，那已是在本书叙述范围以外的事了。
李哲这个废帝，被废得也很冤，他极力抬举的老丈人韦玄贞，还真就不是个热衷于权谋的人。
据说，这老人家为人很淡泊，喜欢游山玩水，且原先不过就是个小小的文吏，估计性情跟陶渊明差不多。因为搞笑皇帝的一句话，韦玄贞一家也跟着倒了大霉，被流放到钦州，他后来就死在那儿了。老伴更惨，被当地首领杀死。韦氏的四个兄弟中，有两个弟弟不禁折腾，也死在了钦州。直至捱到母亲死后，废帝做梦似地复辟了，才把老丈人的其余家属接了回来。
——嫁女儿，看来也得小心点儿，尤其不能嫁给搞笑的皇子！
事态发展到此，武则天下一步想要干什么，许多人都有所预料了。她的“废帝杀子”，在当时就有人在背后嘀嘀咕咕，直到如今，也还有人说她有权术、心够狠。
她的这几颗宝贝瓜蛋儿，到现在是被摘得七零八落了，皇子们的坎坷命运也博得了不少人的同情，不然后来不会有《黄台瓜》出来。
但是，个人的命运有时与历史的轨迹并不一致。
在一个皇朝新开基业、大有希望向上走的时候，往往会有一种潜在的“历史期待”，那就是国家渴望强人，百姓渴望明君。可是专制制度却决定了，这种期待本身没有什么作用，谁能最后站出来，完全出于权谋、时势和机运。在那种体制下，不会有代表全民意志的选择机制。因此，国家的命运如何，就要看揭幕以后，是哪一个人站出来了。
秦灭六国，隋定天下，基业不可谓不大，但是紧跟着雄主后面站出来的人，实在太糟糕，因此国运转瞬而衰。古代中国的事情就是这样，君主的性格、能力和品质（在商业用语的意义上），决定了一个国家的兴衰。
大唐也有这个问题。从开国时起，到“开元盛世”，李渊、李世民、武则天、李隆基，就是四座首尾相连的桥梁，一步步把国运渡向上去。
很难想象，在太宗之后，高宗抑或李贤、李哲、李旦，他们哪一个人可以完成这个任务。因此武则天的“冲上前来”，无疑是应合了历史的期待。说她夺权的动机是个人欲望也好、是帝王野心也好，但只要是于国家有好处，我看，就不应受到那么多的指责。
在帝王中，没有私欲，单纯要为人民做个好皇帝的，百无一二，为什么独独要苛求武则天？
如果她在揽权之后不思进取，那么说她不过就是个权谋家，也还有道理。但是，这位六十老妇在完全掌握政权之后，还是有一番大作为的，大唐盛世的帷幕，就是由她亲手拉开。仅此一点，她就足以屹立于历代“英主”的群像之列！
在临朝称制之后，对付潜在不满的舆论，她使用了恩威两手。对政变功臣委以重任，对不满者给予无情打击。
政变过后，曾有参与废帝行动的十多个飞骑（皇家卫队）军士在坊间饮酒，其中一人发牢骚说：“早知道没有封赏，还不如拥戴庐陵王当皇帝。”座中一人起身偷偷溜出，直奔北门告密。酒席未散，在场者即全被逮，囚禁于羽林军监狱。次日，太后下诏，非议者斩首，其余知而不报者处以绞刑，独告发者授以五品官职。据说，告密之风就由此兴起。
武则天一向信任的老臣刘仁轨，对临朝称制也有看法，曾上表劝谏，还举了吕后任用外戚被后世嘲笑的事做例子。他认为，现在应归政给睿宗，才是正道理。老刘的态度很坚决，并提出要告老还乡以明志。
武则天知道刘仁轨道的分量，也知道他提这建议是大公无私，于是以出奇的温和态度予以劝解。她派侄子、秘书监武承嗣持她的亲笔信，专程去长安安慰老刘。
信中辞意恳切，甚至把老刘比做萧何，说：“昔汉以关中之事委萧何，今托公亦犹是矣。”她特地解释：自己临朝，是因为皇帝还不懂事，所以只是“且代亲政”。至于提到的吕后事例，武则天也没恼火，反而说“引喻良深，愧慰交集。公忠贞之操，终始不渝，劲直之风，古今罕比。初闻此语，能不罔然；静而思之，是为龟镜。”也就是说，你提的意见我一开始很茫然，但仔细一想，可以无则加勉啊！
最后，武则天劝老爷子还是以匡救天下为怀，就不要以年老的借口告退了。
至尊者把话说到了这个份上，老刘也就不好意思再坚持，于是再无话，继续为太后守好西京。刘仁轨德高望重，他一给安抚住，舆论也就渐渐平息了。各地官员见风使舵，竟争言祥瑞，以表示衷心拥护太后临朝。
此刻风平浪静，万里山河可谓都在股掌之中。且看下一个篇章，一位踌躇满志的老太太该如何书写。
【垂拱而治】
功臣之后徐敬业突然发动叛乱
皇权的治下，一个草民要是死了，不过像一个无声的蝼蚁。一个皇帝要是死了，国家这条船就有可能要晃几晃，弄不好，还会翻掉。高宗虽然只是个平庸的皇帝，但他死后的局面也是够复杂的。好在，武则天还压得住这条船。
这年五月，高层的事情摆平了，武则天腾出手来，要好好安葬自己的大恩人、亲爱的老公高宗了。
十五日，她提出要亲护高宗灵柩西返长安。群臣不同意，纷纷谏阻。武则天于是让睿宗扶灵回去，并主持安葬事宜。这个小子从一个皇子直升皇帝，连太子都没做过，正需要历练历练。
灵柩离开东都的时候，高宗率千骑缓缓而行，队伍左右一片哀哭，气氛突然变得悲壮。武则天遥望灵车远去，忍不住泪流满面。
翠微宫，感业寺……那些岁月不知不觉已过去30多年了！
春华依稀仍在，秋实零落不堪。
武则天此时是真的动了感情。只有这个男人，才是她今后永不能忘记的人！
六月，睿宗抵达长安。因为乾陵还在修建，灵柩停于太极殿西侧；到八月十日，才移灵于乾陵（在今陕西乾县）。下葬之日，武则天亲撰的《哀册文》就摆放在高宗的梓棺前。册文里充满了“瞻白云而茹哭泣，望苍野而摧心”、“泪有变于湘竹，恨方缠于谷林”、“寄柔情于素简，播天音于金石”这类的句子，华美而又哀伤。
后世史家一般都认为，这文章的凄切，是真情流露，不是做官样文章能硬做出来的。
武则天还打破历代皇帝陵前不竖碑的惯例，为高宗树立了一块巨型石碑。据说碑石取自西域于阗，高七米多。碑身有七节，榫眼扣接，俗称“七节碑”。碑文乃是《述圣记》，是由武则天亲撰、废帝李哲还没废的时候书写的。武则天在碑文中，把永徽以来的政绩，统统都归于了高宗。
斯人已逝，一个新的时代也就随之而来。安葬事毕后，武则天这时候想让睿宗临朝理政，实习一下，自己退下来，在旁边辅导。但是睿宗不敢，表示还没那个能力。鉴于此，武则天决定继续临朝称制。
这下，武则天是明白了：这个局面，暂时没法改变了；走了一步，就要接着走下去。她这次下的决心很大，表示要“励精为政，克己化人，使宗社固北辰之安，区寓致南风之泰”，要上对得起高宗的顾托，下对得起天下的拥戴。
九月六日，武则天宣布大赦天下，改元“光宅”。这样一来，这一年就有了“嗣圣”、“文明”、“光宅”三个年号。第一个，是表示那个废帝上台；第二个，是表示睿宗即位；最后一个，则代表武则天名正言顺地临朝称制。
所谓临朝，就是上朝处理政事；所谓称制，就是自称为“朕”，以皇帝制诏的名义发号施令。这是太后代君执政的合法形式。
值得注意的是，“光宅”这个年号也非同寻常。《尚书*尧典》里有一小段序，是说“昔在帝尧，聪明文思，光宅天下，将逊于位，让于虞舜，作《尧典》。”西晋著名才子左思的《魏都赋》里面则有“暨圣武之龙飞，肇受命而光宅”之句。
“光宅”的意思，是指“光大所居住的地方”。《尧典》里说的是尧禅位的事，而《魏都赋》说的那个“圣武”是指什么呢？是指“魏太祖武皇帝”。这是谁呢？曹操！
看到这个词的渊源，可以窥见，武则天想当皇帝的念头，在此时已经相当明确了！
与此同时，一系列“改革”也同时推出，全都涉及意识形态。武则天是历代执政者中少有的意识形态专家，每走一个“虚”步，都要求产生一个“实”惠。不懂的人以为她在玩花活儿，懂的人才知道她大有深意在内。
首先是易旗色，他决定把大唐的旗帜颜色从红色改为“金色”，也就是白色，仍饰以紫，画以杂纹。旗帜的颜色及标识，历来是一个政权的象征，政权更迭有时就叫“易帜”。武则天此时已在做易帜的准备了。
其二，是改东都为“神都”，改洛阳宫为“太初宫”，以提高新都的政治地位。这其中还有一个隐蔽的因素是，东都曾经是上古周王朝的东都。武则天已经在考虑如何“重造大周”了。
其三，再次更改官职和官署名称。改门下省为“鸾台”，中书省为“凤阁”，御书房为“麟阁”，尚书省为“文昌阁”。六部尚书也改了名字，各以“天、地、春、夏、秋、冬”等六官名之。尚书省首长左右仆射改称“左右相”，门下省首长侍中改称“纳言”， 中书省首长中书令改称“内史”。这次改官名，是依据《周礼》而改，武则天表示要“因时而立号”、“适事而标名”。但当今也有人说她的这一套有仙家色彩，把大唐中枢搞得跟西王母的瑶池差不多了。
其四，改御史台为左肃政台，负责监察在京各衙门、监军和出使。同时新设立一个右肃政台，负责对州县的按察。这一条倒是很实，就是把监察部的腿儿伸到了地方。
其五，尊李唐皇家的“祖先”老子李耳的妈妈为“先天太后”（一说是尊老子的夫人），规定“先天太后”的像要进老君庙。这一条，当然是影射。唐开国时，高祖李渊就认了老子李耳为远祖，后又尊为“太上元元皇帝”，立老君庙，几乎把道教尊为国教。现在武则天又抬出老子的老母亲来，其用意不言而喻。
总之这一套，是以《周礼》夹杂着神道仙家学说，推出来的一整套意识形态改革。可以看出，武则天这时主意已定，不仅要大干一场，也决心要“从头再来”。
这一系列动作中隐含的意图，让李唐宗室和朝中一些官僚们大惊失色。高宗入葬后，按理说就应该归政睿宗，现在不归政倒也罢了，还要大肆更改本朝的老规矩，这不是要变天么？
最为失望和愤怒的，大概要属裴炎了。他支持太后废中宗和临朝听政，本意是立李旦为帝，希望在睿宗的治下，宰相集团能有更大的施展空间。
而现在的情况，与他当初的设想是越来越远了。
武氏家族势力在急剧地增长，朝中的格局也有了很大变化。这使得裴炎集团感到极度不安，他们与太后短暂的蜜月期也宣告结束，双方开始产生裂痕。
就在改元十天之后，武则天之侄武承嗣上表，请太后追尊武氏祖先，立武氏七庙。这“七庙”是个什么东西呢？在古代礼制中，这是天子才享有的权利，即建立四亲（父、祖、曾祖、高祖）庙、二祧（高祖的父和祖父）庙和始祖庙。也就是《礼记*王制》里说的“天子七庙，三昭三穆，与太祖之庙而七。”到后来，也泛指帝王的宗庙。
武承嗣的意思很明显，他是想顺势而动，鼓动太后建立新的“领导核心”。武则天也恰有此念，她认为，自己贵为太后，按礼却只能立“三庙”，显然是男女不平等，但是如果建七庙，那就成了天子之礼，属于僭越，又容易授人以柄。
在犹豫之中，她将此议交给大臣们去讨论。
裴炎对这个提议坚决反对。他现在已经完全看明白了：武则天绝非等闲老妇，而是一个千载罕有的政治女强人。大唐天下，危矣！他对武则天说：“太后母仪天下，当示以至公，不可私于所亲。独不见吕氏之败乎？”
这话说得很不客气了。但武则天似乎也有思想准备，振振有词地答道：“吕后以权委生者，故及于败。今吾追尊亡者，何伤乎？”死了的人就是抬得再高，于今天还能有什么大碍吗？
裴炎则坚持：“事当防微杜渐，不可长耳。”
武则天不听，下诏追尊自己的五代祖以下至父亲，各为国公和郡王，配偶为夫人或王妃，并决定在故乡文水立“五庙”。按古制，“五庙”是诸侯之礼，逊于天子，这也算是她稍稍做了一点儿让步。
武氏的侄儿一辈，武三思、武攸暨、武攸宁、武攸归、武攸望等，随后也都统统加官进爵。
在此之前早已得势的武承嗣，在政变之后就已被提拔为礼部尚书。当年二月太后册立“嗣皇帝”睿宗时，就是由武承嗣主持的典礼，其地位已明显在裴炎和刘仁轨这班老臣之上。
立五庙这件事，成了裴炎与武则天决裂的导火索。武则天对老裴倒还好一些，虽然有所疏远，但还是比较倚重。而裴炎则不再抱任何幻想了，他认定：一个当代的吕后，已经出现了！
这件事，也直接催化了武则天与宗室及部分大臣之间的矛盾。面对武氏咄咄逼人的进取态势，心向李唐的一派人不胜愤惋，同时也不甘束手待毙。
政治气压之低，已是山雨欲来。
人心里的牢骚怨恨，如果压之过甚，就会喷发而出，由无形的情绪变为有形的行动。只是主宰者往往不大在乎绝望的人的心理。
令武则天万想不到的是，就在她兴致勃勃地导演托古改制大戏的时候，徐敬业“据扬州起兵，自称上将，以匡复为辞”。
“匡复”也就是要恢复大唐旧制。不意在繁华之地，陡然竖起了反武大纛！
这个徐敬业是谁？他就是武则天的得力臂膀、已故英国公李勣的孙子。因为爷爷李勣本姓徐，是被唐廷赐姓李的，所以当时叫“李敬业”。
这位功臣之孙，并不是个纨绔，还是有一些真本事的。他自幼就练武，走马如飞，射艺过人。长成后曾随李勣南北征战，勇猛异常，历任太仆少卿、眉州刺史等职，袭爵英国公。
此人有一点儿胆气，但他爷爷认为他未免太过狂妄。据说，高宗时，有“群蛮”聚众为寇，官军讨之不利，于是派了徐敬业去做刺史。州府派了兵卒在郊外迎接他，徐敬业让这些士兵们统统回家，自己单骑到了府衙。“贼”听说新刺史到了，都很紧张，磨刀擦枪严阵以待。
徐敬业对贼事却一无所问，待处理他事完毕，才抬头问：“贼安在？”部下答道：“在南岸。”于是徐大官人就带着两名下属前去查看，观者莫不惊骇——这刺史胆也忒大了！
“贼”们手执兵器远望，只见官船里中没藏人，也没有武器，不知刺史是什么猫腻，于是把营门一关，都藏了起来。徐敬业直入其营内，告之曰：“国家知汝等为贪吏所害，非有他恶。可悉归田里。不走的，那可就是贼了。”然后召其“大帅”来问话，责备他们为何不早降，各打了数十板子，都遣散回家了。从此以后境内肃然，再也没人闹“贼”了。
李勣闻之，壮其胆略，叹道：“吾不办此，然破我家者必此儿！”（见《隋唐嘉话》、《唐语林》）功臣毕竟见多识广，早就看出来苗头不大对。
史载，此次起兵，主谋者是徐敬业和骆宾王，此外还有唐之奇、杜求仁、徐敬猷等。
这二号人物骆宾王的名气就更大了，他是初唐赫赫有名的大诗人，就是与王勃、杨炯、卢照邻合称“初唐四杰”的那一位！
骆宾王是婺州义乌人，7岁就能诗，有“神童”之称。据说，那首神童诗《咏鹅》就是他此时所作。“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迄今我中华妇孺，人人皆会背诵。
他父亲曾是博昌（今山东博兴）县令，死在任上。父亲死后，他颠沛流离，早年的日子比较困苦。
在“四杰”中，顶属他的诗作最多，尤擅七言长诗，名作《帝京篇》为初唐罕有的长篇，当时以为绝唱。他还曾久戍边城，写有不少边塞诗，诸如“晚凤迷朔气，新瓜照边秋。灶火通军壁，烽烟上戍楼”之类，气魄很浩大。在中国古文学史上，少不了这位大才子的名字。如今的中学课本上，也收有他的《与博昌父老书》。
然而才高不等于运气好，他在仕途上颇不顺利。高宗永徽年间，曾是道王李元庆府属，道王叫他陈述才能，他耻于自炫，拒不奉命。后来当了奉礼郎、东台详正学士。
仪凤三年(678)，调任武功主簿、长安主簿，又入朝为侍御史。武则天当政，骆宾王曾上书讽刺，得罪入狱。他在狱中写的《咏蝉》诗云：“露重飞难进，风多响易沉。无人信高洁，谁为表余心？”就是抒发那时悲愤的。次年，遇赦被释放。
调露二年(680)，骆宾王又出任临海县丞，世称“骆临海”。但这种高人，终不是县城官场中的人物，郁郁不得志，遂弃官游广陵。他的仕途坎坷，既是因为爱说真话，也跟他恃才傲物有关系。据说，他的上级一般都认为他华而不实，行为不检点，好与下九流的人交往。估计他与他上司的关系，也就是互相鄙视吧。
这样一个怀才不遇的文人，是怎么和徐敬业这个功臣之后搅到一起去的呢？他们又是因何缘故，都凑到扬州那个地方去举义旗的呢？
说来很富有戏剧性。
就在这一年初，徐敬业因坐赃（贪污受贿罪）被贬为柳州司马。这一处分相当严重，司马不过是州刺史的一个小小属官，地位还在别驾、长史之下。他的弟弟徐敬猷，原为周至（在今陕西）县令，因受牵连也被免职。兄弟二人就带了前周至县尉魏思温一道南下。
此时，另外的两个角色，原给事中唐之奇也因事被贬为括苍（在今浙江丽水）县令，原詹事府司直杜求仁被贬为黔县（在今安徽）县令，此时也正好在南行途中。
也许是命中注定，这几个官场失意的人，在赴贬所的途中，在扬州鬼使神差地碰到了一块儿。骆宾王也不早不晚，从临海弃职后，游历来到了扬州。
伤心人对伤心人，话就说得不好听了，“各以失职怨望”。大家都不是庸碌之辈，落到这个地步，完全是苍天无眼。眼下万里投荒，前途渺茫，倘或不去赴任，则又有杀身之祸，体制内的生活真不好过啊！
渐渐地，众人又说到了时势，都觉得大唐今日外疲于戎狄、内困于水旱。朝中又是武氏临朝，杀太子，废皇帝，李唐已是名存实亡了！说到激愤处，有人就提议，干脆反了算了。眼下太后正在忙于安葬高宗，无心他顾，只要打出“匡复”旗号，宗室旧臣必会响应，天下可传檄而定。
即使拿不下天下，总还可以算是匡复功臣，青史上会留下一笔，岂不快意？
这几个热血分子，把一件押上脑袋的大事，就这样在酒桌上定了。
于是，几个人就都不走了，滞留在扬州，日夜密谋起兵！
这一伙人里，徐敬业兄弟、唐之奇、杜求仁都是士族出身，家族是上了《姓氏录》的，但现在已然落魄。而骆宾王、魏思温则是庶族分子，始终不大得志。大凡人到了途穷，就想思变，他们想用武器改变命运。
这里面的魏思温虽是个最小的官儿，但是很有政治头脑，被大家公推为军师。
密谋酝酿了很长时间，这些人不是揭竿而起的农民，也不是民间地下宗教团体，都是被降职使用的官员，徐敬业还是位居公卿之首的国公，所以策划水平还是一流的。
首先他们选择的起事地点还不错，扬州远离京都，又是富庶之地，朝廷的政治触角在这里不很灵敏，便于前期活动；而在举事之后，招兵筹粮又很容易。
其次是他们考虑到了要在朝中找到内应的问题。
他们的目标，盯住了当朝大佬裴炎。
24、扬州烽火连累宰相裴炎被诛杀
起兵举事，等于造反。徐敬业这次造反的成功系数不是很大，因为造反也要有条件。最易成功的有两种：一种是在皇朝末世，皇帝昏聩，民不聊生，老百姓为奔个活路愿意跟着闹，这是有民众利益做基础。另一种是军阀坐大，拥兵夺天下，这是有实力作为基础，当然也要在末世才容易成功。
而大唐此时正处于上升期，政治大厦并没有朽烂，应对地方叛乱的能力绰绰有余。百姓也没有吃不上饭的问题，不可能出现一哄而起、传檄而定的局面。
徐敬业手中也没有现成的兵马，临时招募来的“义兵”，战斗力和忠诚度都要大打折扣。
唯一可利用的条件，就是朝野都有一批对武氏专权不满的人。但这仅仅关涉到信念或者意识形态，有多少人愿意为意识形态而死战，这很成问题。
况且，武则天在历次清除异己的行动中，打击面都很有限，定点清除往往只限于一两个家族，并没有出现士族阶层利益大面积受损害的情况。至于百姓，只要有粮食吃，生活安定，那么谁来做皇帝他们一般不在乎。
因此，徐敬业起兵，缺少强大的民意基础。
尽管如此，他选择的时机还是相当不错的。武则天刚刚建立权威，遇到的阻力正大，她忙于安抚内外，想不到脚下会有政治地震。天时、地利都有了，徐敬业急需的是“人和”。
这个争取“人和”的机会也给他抓到了：武则天与朝中最重要的一股政治力量——裴炎集团有了裂隙。
见缝就要插针！
据唐人张鷟《朝野佥载》和《新唐书*裴炎战》所说，裴炎确实被他拉下了水。
徐敬业不知用了什么手段，先把裴炎的外甥、监察御史薛仲璋发展成了党羽。有的后世史家认为，没有裴炎的默许，薛仲璋决无胆量参与密谋。
此外，唐之奇、杜求仁都与左武卫大将军程务挺关系不错。程务挺是手握军权的实力派，连武则天也要高看他一眼。
这一文一武两位大员，就成了徐敬业的主要拉拢对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