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朝野佥载》记载，为了拉裴炎下水，徐敬业让骆宾王想办法鼓动裴炎反叛。这骆宾王不愧是当世才子，他一足踏于墙上，沉思一顿饭的工夫，精心炮制出一首童谣来：“一片火，两片火，绯衣小儿当殿坐。”
“一片火，两片火”，这就是“炎”字；“绯衣小儿”，就是“裴”字。当殿坐，也就是当皇帝。
古代谶语，大多以童谣形式流传。骆大才子编的这童谣，直指裴炎的内心，不怕他不上钩。歌谣编好后，徐敬业就派人去裴炎家乡，教小孩们唱。这歌谣朗朗上口，很快连神都的小孩也都满街唱开了。
裴炎有所耳闻，就想找学者来问问歌谣的玄奥。因为骆宾王名气大，裴炎就把他召来，给了他不少礼物，请他解释歌谣之意。骆大才子却不吭气。裴炎知道这一问的分量，便又送了伎女和骏马，骆宾王仍不说话。
裴炎便拿出古时的大臣图像来，与骆宾王共赏。等看到司马懿的画像后，骆宾王忽地站起来，欣然道：“此英雄丈夫也！自古大臣执政，多能谋夺社稷。”
裴炎闻言大喜。骆宾王看看已经做足了戏，这才开口，请裴炎把歌谣内容说一说。裴炎说了，骆宾王便故意急忙离座，伏地下拜，说道：“此真人主也！”
就这么，把裴大人给套了进来。
上述情节，酷似笔记小说，但也有今人说，此类记载可信度较高。
另外还有一个说法是，徐敬业把入朝拉拢内应当做了头等大事，派了骆宾王前去联络。可巧，骆宾王与程务挺也是老相识，于是就先去拜访了将军大人。然后通过程务挺的介绍，面见裴炎，谈了匡复大事。
裴炎不是热血青年，他考虑的就比较多一些。当初他和程务挺力助太后废中宗，目的是要挺李旦，现在眼见得睿宗只是个傀儡，当然愿意促使太后归政。可是作为朝中大佬，与小儿辈谋这些事，不免要为天下笑。且徐敬业这个人桀傲不驯，一旦扶佐睿宗成功，这小子还不是要一人独大？裴炎想到这儿，就不打算介入。
再者，千里传信，这犯上作乱的勾当，万一泄露了怎么办？
于是他表态说，匡复是人心所向，现在高宗入葬事紧，待山陵事毕，太后若再不归政，尔等不妨放手去做，老臣自会料理。
这是什么滑头态度？骆宾王大失所望，临离开洛阳时，给程务挺留了一封信，劝他还是以忠心辅佐皇上为念。
回到扬州后，骆宾王把在都中活动的结果一讲，徐敬业居然还很满意。接下来，这个造反统帅就考虑起如何建立基本队伍的事了。
几个光杆儿文官，要想拉杆子起义，人在哪里？刀枪、马匹、经费在哪里？这是需要好好筹划的。
军师魏思温这时候开始显示作用，他拿出了一条妙计。那个裴炎的外甥薛仲璋，过去曾经跟他共过事，两人意气相投——这次能拉他入伙，显然主要是魏军师的功劳。
薛仲璋久已对太后专权不满，也愿意共举大业，不妨就让他请求出使江都（今江苏镇江一带），等他到了江都，再派雍州人韦超到他那里去告变，就说扬州都督府长史陈敬之谋反。然后让奉命出巡的薛御史大人把陈敬之给逮起来。扬州的军政大权，就握在匡复党手中了。那时候，有权、有兵、有粮草、有行政机构，还愁何事不成？
此计可称是历史上“空手套白狼”的最佳案例之一。
再说到了八月中秋，高宗入葬的事情弄完了，武则天连连打出一套改旗易帜、追王其祖、更易官名的组合拳来，哪里还有归政的意思？据《新唐书》载，裴炎面争无效，知道局面万难挽回了，就与程务挺策划实行兵谏，想趁太后出游龙门时，以武力胁迫她交出政权。
这是真正高明的逼宫计，可是天不灭曹，那一段时间阴雨连绵，武则天顿时没了兴致，取消了游龙门的计划，因此兵谏计划泡汤。
这一条记载，可不可信我们可以存疑，但是薛仲璋却的确是在裴炎的帮助下，才如愿以偿赴江都巡视的。因此后世史家普遍认为，裴炎即使没有“暗通”徐敬业，内心也是有所期待的，希望扬州举事能给武则天带来巨大压力，他也好趁机有所动作。
这之后的九月，武则天突然派程务挺去当单于道安抚大使，以防御突厥侵扰。据说，程务挺一走，裴炎感到鼓掌难鸣，才开始与徐敬业秘密联络。
这边徐敬业在八月迟迟没等来裴炎的消息，以为宰相大人还在犹豫，于是也就不再等什么内应了，先扯起大旗再说。
一切都按照军师魏思温的妙计执行。
就在九月初改元“光宅”之后没几天，匡复党的党羽韦超就跑到薛仲璋在江都的临时官衙告变，说扬州都督府长史陈敬之谋反。本书前面曾经提到过，都督府是一方军政机构，都督一职一般由亲王在京遥领，真正掌权的就是副职长史。长史要造反，这还了得吗？
薛仲璋心领神会，立刻下令把陈敬之收捕入狱。如此一来，扬州的兵马群龙无首。匡复党立刻抓住了这个空档登场。
徐敬业早已准备妥贴，几天后，在一队仪仗的簇拥下，堂而皇之来到扬州都督府门前，自称是奉密旨前来担任扬州司马。薛仲璋闻讯，也装模作样前来迎接。
杨州都督府的僚属不敢怠慢，赶紧好酒好饭的招待。一个失意官僚，就这么不费吹灰之力，掌握了扬州的军政大权，为匡复党白拣来一个指挥部。
随后，徐敬业矫诏杀了陈敬之，又诈称高州（在今广东）酋长冯子猷谋反，皇帝有密诏要他“募兵进讨”。他召集群僚，当众宣布平叛事宜，要求立即准备出兵。
这谎越撒越大了，扬州官员也有闻出不对味儿的。事参军孙处行拒绝执行命令，立刻就被拉出去砍了脑袋示众。其余官佐吓得皆不敢作声。
当日，徐敬业命人打开府库（内有武器）、释放囚徒，开始招兵买马。招募了在押犯、民工、壮丁百余人，统统发给武器盔甲。
有了基本的武装力量，又能够调动扬州一州之兵，就有了起事的本钱。徐敬业以武力胁迫官员，正式打出了“匡复”旗号，宣称要起兵勤王，匡复社稷。他训令众官：如敢不听命，一律军法从事。
到这时，官僚们才如梦方醒，但生米已经做成熟饭了。徐敬业宣布从即日起“复称嗣圣元年”，志在匡复中宗。他还在扬州同时开三府，即：匡复府、英公府、扬州大都督府。徐自任匡复上将，领扬州大都督。一帮同党也各有分工，唐之奇为左长史，杜求仁为右长史，薛仲璋为右司马，骆宾王为记室（秘书长），魏思温为军师。其余党羽也各授了“伪职”，迅速搭起了一个领导班子。
他这里义旗一举，临近的楚州（今江苏淮河以南）司马李崇福也大为激动，带领所辖三个县响应。
唐代史上著名的“扬楚事变”就此爆发！
造反可真是一件大大快活的事。所有因各种缘故对当局不满的人，都为之一振。据史载，旬日之内，徐敬业竟招募、裹胁了十几万人！据说，大量农民为赋税所苦，能逃避一天是一天，纷纷涌入匡复军中，一时造反队伍声势大振。
官有了，兵也有了，徐敬业就要开始造舆论了，他决定“传檄四方，疏武氏过恶”。这写檄文的任务，骆宾王自然是当仁不让。
燎原之火已经起，武氏大厦将倾！
人在狂热的时候，文思更是十倍的活跃。骆宾王本来就是满腹锦绣，当此之际更是挥毫如飞，倚马立就，下笔如有神助。
这文章仅五百余字，却写得翻江倒海，狂舞龙蛇。文章为骈体文，词双句偶，字字金石，历数武氏乱伦犯奸、妒杀皇后、鸩死皇子、杀姊屠兄、废帝窃国的种种大罪恶。
开篇一句，就大义凛然，说“伪临朝者武氏，人非温顺，地实寒微”，这是说她性格不好，出身微贱。接着就是一句批判武氏的千古名句：“入门见嫉，蛾眉不肯让人；掩袖工谗，狐媚偏能惑主”。然后说她豺狼成性，残害忠良，包藏祸心，窃窥神器，以至“神人之所共疾，天地之所不容”。
接着，又申明徐敬业先生是“皇唐旧臣，公侯冢子”，此次起事乃“气愤风云，志安社稷，因天下之失望，顺宇内之推心，爰举义旗，誓清妖孽”。然后介绍自己队伍之声势，说是“南连百越，北尽三河，铁骑成群，玉轴相接”。而后又展望匡复大业的前景，说是“海陵红粟，仓储之积靡穷；江浦黄旗，匡复之功何远？班声动而北风起，剑气冲而南斗平。喑呜则山岳崩颓，叱咤则风云变色。以此制敌，何敌不摧！以此图功，何功不克！”
再下来，是对大唐衮衮诸公使出攻心战术，说你们“或膺重寄于话言，或受顾命于宣室。言犹在耳，忠岂忘心！一抔之土未干，六尺之孤何托？”
而后又给诸君指出一条“转祸为福”的光明大道，就是“共立勤王之勋，无废大君之命，凡诸爵赏，同指山河”。
最后，骆大才子激情奔涌，气吞山河，以无比豪迈之句收篇：“请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
这一篇煌煌檄文，端的是人间极品！既文辞华丽，且气势磅礴，晓以大义，诱以大利，做足了讨逆先攻心的文章。
当然，今日里也有史家认为，这里面多华而不实，捕风捉影者有之，无限上纲者有之，夸大其词者有之。但是檄文就是檄文，自然要挑有利的说，只要能煽动人心，就是好檄文。实与不实，彼时彼地谁还能去细究？
徐敬业等一干义军头领看了文稿，都赞叹不已。
是啊，他们怎能不赞叹？他们读到的，乃是古今第一檄文——《为徐敬业讨武曌檄》。
这文字，简直当得百万雄兵。徐敬业不由大喜，命善书者抄写数千份，发往各地。
雄文一出，应者影从，一些对武氏专权不满的官员与士绅也被打动，纷纷前来投效。扬州这猗丽繁华地，一时势倾东南，震慑神州！
十月初，事变警报传至神都洛阳，朝野气氛骤然紧张；但武则天却镇静自若，无事一般。原来，徐敬业的叔叔李叔文素来敬仰太后，当得知敬业即将叛的消息，马上就密报太后。武则天知道这场风暴迟早要来，已有充分的心理准备。
据说，当《讨武曌檄》传至京都，武则天初读时微露讥笑，但读到“一抔之土未干，六尺之孤何托”一句时，不觉耸然一惊，问侍臣：“此语谁为之？”有人答曰：“骆宾王之辞也。”武则天便叹息道：“此乃宰相之过，安失此人？”其惜才之心，溢于言表。
然而夸是夸，对方既然把挑战书都传到大殿上来了，军情就不能不认真对付。武则天此时显出相当稳定的心理素质，指挥若定。她令左玉钤卫大将军李孝逸为扬州道行军大总管，御史魏元忠为监军使，责成他们在七日内调集30万大军，前去征讨。
为给徐敬业以心理打击，又下诏削夺徐敬业已故祖父李勣的官爵，把个忠心老臣的坟也给挖开了，砍烂棺木，复其徐姓。按古代皇朝律法，一人谋逆，殃及上下几代，即便是曾经的肱股之臣，也不能免死后之辱。其余徐氏家属更是给杀个一干二净，连个苗苗都不留。有个别侥幸逃脱的，甚至吓得跑到了吐蕃，终身不敢返回。
事情到了这个地步，武则天觉得，必须对内外都得施展一点儿铁腕，才能一劳永逸地把反对势力压下去。对外要镇压叛乱，对内要清洗高层。
而对高层的清洗，首先就拿了当朝第一宰相裴炎开刀。
武则天起了这个念头，是由于两件事激成。第一件事是，扬州兵变警报传来后，武承嗣和武三思几次劝太后，找个借口把威望很高的韩王李元嘉、鲁王李灵夔等人给杀掉算了，以绝宗室之念。武则天就此事征询宰相意见，刘祎之、韦思谦都不敢表态，独有裴炎力争不可。武则天对此相当恼火。
第二件事则是整肃的真正导火索。
徐敬业起事已闹得如火如荼了，裴炎作为朝中地位最高的辅弼之臣却不着急，“不汲汲议诛讨”。他此时的真实想法，是想给叛军一点儿时间，待事态闹大后，他再相机行事，逼武则天交权。
首席大臣不急，别人当然也不好发话。武则天等得心焦，也感到有些疑惑，但对裴炎还是表示信任，特地召开军机会议，问计于他。
裴炎这时候脑袋一热，想孤注一掷，以当前危局来要挟太后。他不谈如何平叛的事，反而对太后说：“皇帝年长，却未能亲政，这才使竖子得以为辞。若太后还政，则此贼不讨自平矣！”
这话说的，简直太不是时候！若义军已占了半壁江山，说此话也许有出奇制胜的效果。现在形势尚未分明，大军已经集合，说这话不是自找倒霉么？
他太不了解武则天这样的女强人了，不要说扬州的区区10万叛军，就是吐蕃倾国来攻，她也不会眨一下眼的。
这样的要挟，当然没有效果，反而暴露了裴炎的真正立场。
这个裴炎，真是白读了一肚子典籍，自他在最高舞台上亮相以来，几乎没做对一件事。他忠于李唐，抵制武氏，其精神固然可嘉，但考察其前后作为，总是想以阴谋取胜，尤其在叛乱爆发后还想首鼠两端、坐收其利，这就几乎是政治上的小儿科了。
在叛军和太后这两个势力之间，他本应该迅速决定靠向一头，促其速胜，这样在今后他就有会相当大的施展空间，因为胜利者肯定会把他视为第一功臣。
可惜，他把这个机会丧失了。
监察御史崔察，不知怎么知道了这次军机会议的内幕，向武则天上奏说：“裴炎伏事先朝二十余载，受遗顾托，大权在己，若无异图，何故请太后归政？”
武则天对裴炎的磨磨蹭蹭早已有疑，这话一下把她点醒，于是不顾平叛战争在即，“攘外必先安内”，下令把当朝第一执宰收捕入狱，命御史大夫骞味道、御史鱼承晔严加审问。
唐代的御史（肃政）台，职能相当于监察部，设有专门的诏狱，关押和审讯被弹劾的官员。首相裴炎因为“异图”罪，一夜之间就沦为了这里的阶下囚。
裴炎初被逮时，他的下属们都劝他对审官说点儿软话，以求保命，裴炎却叹道：“宰相下狱，焉有更全之理！”（《旧唐书*裴炎传》）他知道，这一关是过不去了，竟不低头屈服。
当初扬州叛乱的消息传来，朝士们尚能稳得住架势，待宰相裴炎入狱，他们却如同炸开了锅，在朝堂上与太后发生激辩。凤阁（中书省）的一二把手纳言刘景先、侍郎胡元范，都以身家性命担保裴炎无罪，奏道：“裴炎乃社稷忠臣，有功于国，悉心奉上，天下所知，臣明其不反。”
武则天不听，对他们说：“裴炎有反端，卿等不知耳。”
两人急了，竟然说：“若裴炎为反，则臣等亦反也！”
武则天一笑，说：“朕知裴炎反，知卿等不反！”
一时间，文武大臣证明裴炎不反者甚众，但是“太后皆不纳”。
当然，另外一种表现也有，凤阁舍人（正五品、掌起草诏令）李景谌就极言他的老长官裴言必反。下级官员为利益所驱动，有时的疯狂表现会出人意料！
裴炎到底有没有反迹？两边的人都只是推论，没有事实，没有物证人证。这个案子，是唐朝的一桩“莫须有”。
武则天也并不是糊涂，而是她在关键时刻看出了裴炎的用意，不能容忍自己一直倚重的大臣竟存有逼宫之念。她明白，当日废中宗时的盟友，现已成为抵制她临朝称制的大敌，不除掉裴炎，则国无宁日。
本来，拿掉裴炎，也可以简单地摘了他的官帽子就是，之所以要诬以谋反、通敌，是为了杀一儆百，震慑朝臣。否则，外有叛乱，内有贰臣，临朝恐怕就真要临不成了。
武则天做事，快刀斩乱麻，她不能容许朝堂上这样纷争不休。时隔不久，她就将刘景先、胡元范一并下狱（你们不是也要反么），又命骞味道以本官代理内史，取代裴炎的位置。那个狂咬旧上司的李景谌，则升为同凤阁平章事。两人都一下子就晋升为宰相。
尤其是李景谌，居然以五品官拜相，为大唐开国以来的首例。
武则天惯于使用这种官场升降术，来操纵政局、引导人心。果然，这一褒一贬之后，汹汹朝议有所平息。但是此刻，一封从灵武飞递而来的密信，却让武则天大为紧张。
这是在边防对付突厥的左武卫大将军程务挺上的密表，内容是为裴炎申冤。
程务挺，是洺州平恩(今河北曲周)人，其父程名振远为窦建得部属，后归唐，为唐太宗部将，龙朔二年(662年)去世，赠右卫大将军，谥曰烈。程务挺从自幼随父东征西讨，以勇力闻名军中。
早年，程务挺作为裴行俭的副将，在平定漠北突厥叛乱中立下大功。废中宗的时候，又曾领兵入宫助裴炎一臂之力，是拥护太后临朝的功臣之一。
废中宗的前后，武则天是把程务挺作为心腹来倚靠的，专门调来洛阳保驾。后来武则天觉得形势平稳了，就派他去灵武镇守，还给他升了一级官职。
程务挺是军界实力派人物，又素与裴炎友善，他的表态，给了武则天不安小的压力，也引起她一定程度的警觉。
武则天早已铁了心，要杀裴炎，为平叛祭旗。但是朝中文武的态度，她不能不有所顾忌，为防不测，她决定争取老将刘仁轨的支持。刘仁轨此时正留守长安，这里是唐主力军——“府兵”的驻扎地，大唐的安危，就系于老刘一身。
在此之前，刘仁轨曾明确反对太后临朝，但武则天知道他的分量，特别予以优容，两人最后达成了谅解。有了这个前提，此次她寻求刘仁轨的支持，竟非常顺利，因为老刘一直遭裴炎等人的排斥，对“红衣小儿”的专横跋扈早就不满。
有了老将军的支持，武则天心里便有了底。
光宅元年（684年）十月十八日，就在骞味道、李景谌拜相的第九天，她终于出手了，下令斩裴炎于都亭驿之前街，并籍没其家财。令人无比慨叹的是，等到法司派人前去裴炎家登记财物时，才发现，首席宰相家中竟无一担米的存粮，穷得基本是家徒四壁！查抄之人莫不怜之敬之，暗自叹息。
担保裴炎不反的那两位，结局也不好。刘景先被贬到吉州（今江西吉安）做长史，胡元范被判流放琼州（今海南海口），后死于流所，凄惨之极。其余宰相郭待举、韦弘敏也都贬到外地做刺史。
裴炎空怀辅佐睿宗的大志，走到了生命的尽头。他在初唐政坛上，是个很难评价功过是非的人物。不过定他谋反罪，显然是冤枉。《新唐书》说他有意趁武则天出游龙门时发动兵变，此说已有司马光的《通鉴考异》确定为不实。
另外，关于他与徐敬业是否有过暗通，也很成问题。唐开元时期的文人张骛所撰的《朝野佥载》载：徐敬业约裴炎为内应，裴炎书“青鹅”二字作答复。事泄，信函落入朝廷，但无人解得“青鹅”二字含意，惟有武则天一下就猜出谜底，说此乃“十二月（青），我自与（鹅）”之意。也就是裴炎将于十二月在朝中发动政变，以响应扬州叛军。
《朝野佥载》是一部稗史笔记，虽然总体上可信度很高，但这个段子却不免太像个文学故事。
裴炎其实是死在他的原则立场上了。他作为朝廷最高位置的命官，显然不可能去参与一个局部的地方叛乱；但他又很希望这场叛乱能起到迫太后还政的作用，所以不肯为太后去当平叛的前驱。
他试图两面取利，可是自身的回旋余地实在太小，因而竟然被逼死！
他死时，还是相当有骨气的。
大丈夫，事不成，慨然一死而已，哪有什么软话要说！
当今也有学者分析道，武则天杀裴炎，内心实际上还是甚惜之的。按理谋反是要族诛的，而裴炎“谋反”，却只死了他一人。也许，武则天此举，就像曹操伐袁术时做的那样——借你的人头以安军心。
在此之前，裴炎曾因嫉妒，排挤过在平定突厥中立有大功的裴行俭，后来更是参与了太后的废帝密谋，所以当时人对他评价不是很高。他死了，有人还觉得他这是活该。说他居中掌权，亲受顾命，却未能尽到匡救时局的责任，只顾行伊尹、霍光之谋，将国家大权拱手让人，为虎狼添羽翼，现在死了，也是应得的（见《唐新语》）。
惟有他一心想扶起来的睿宗，对他念念不忘。睿宗二次当皇帝后，给裴炎以极高的评价，说他是“望重国华，才称人秀。宜追贲于九原，俾增荣于万古”，追赠他为益州大都督。裴炎的两个儿子，长子彦先后来当了太子舍人；次子伷先当了工部尚书，都还相当不错。
如果说裴炎被斩，以及几个和他同气相求的宰相被贬，还算是事出有因。那么，大将程务挺被卷进此案，则完全是冤枉的了。程务挺在那样一个时刻写密信给武则天，为裴炎说情，正显出他的坦荡和顾全大局。如果他真是裴炎的同党，那时候就应该避嫌，稳住阵脚看看风向再说，但他却是直言不讳地表了态。此外，用密信的方式，也说明他不想给武则天添麻烦，并没有公开自己的态度，免得推波助澜。
当然，这事他也可以完全撒手不管。但是程大将军性格刚直，兔死狐悲，为国为己他都是非说不可的。
他的悲剧，正是天所注定！扬州叛军中的两位头领唐之奇、杜求仁，又恰好与他友善。本来他的密信，就使武则天内心感到不悦，此时便有人进谗言，说：“程务挺与裴炎、徐敬业通谋！”
这一下，武则天不能不感到极度震惊。程务挺位高权重，手握重兵，于西北独当一面，在文武大臣中威望甚高，万一真的是也有“异图”，其能量将远超过一介文士。对这一说法，武则天并未去求证，因为她认为，如果是真，求证无疑于逼程务挺速反。反正程将军与裴、徐两股势力都有扯不清的关系，干脆宁信其有，一起收拾掉算了。
为避免引起更大的震荡，对程务挺的处置，错后了一个多月。到十二月二十六日，徐敬业叛乱已完全平息后，武则天方才秘密派遣左鹰扬将军裴绍业，在军中斩了程务挺，同时诛连全家。
可怜将军为国戎马一生，死得不明不白。他在前线，一向威震敌胆。东突厥闻程务挺死，都喜出望外，欢宴相庆，然而他们对将军又非常敬佩，为他建了祠堂，每次出师征战，必先来此祷拜。
《旧唐书》里对程务挺评价很高，而且对他的死因也有独到的分析，说是“务挺勇力骁果，固有父风，英概辅时，克继洪烈；然而苟预废立，竟陷谗构。古之言曰：‘恶之来也，如火之燎于原，不可向迩。’其是之谓乎！”
程将军的忠勇是没什么可说的，错就错在不该贸然参与废立。他之横死，进谗言的人也许并非阿附太后之徒，而很可能是憎恨太后临朝的人——他们要替中宗被废出一口恶气！所以，凡是恶事，千万不要干；干了，就总有一天要还！
此案中最为冤枉的一个，是夏州（今内蒙白城子、亦即“统万城”旧址）都督王方翼。他与程务挺同守西疆，因职务关系与程素来友善，他本人又是废王皇后的近亲，武则天怕他生变，便也将他下狱，后流放至崖州（今海南琼山东南），最后死在了那里。
两员优秀武将，就这样，成了武则天过度反应的无辜牺牲品！
裴炎全案，到此落幕，令后人欷嘘不止！
至于在本案中因告密、审案有功的人，其结局也很有戏剧性。
本书前面说过，武则天对于“正人君子”的期待、与正人先君子们对女主当国的拒斥，两者有无法调和的矛盾。但是此时，武则天对于正人君子拥戴自己还抱有很大的期待，她目前的整肃还是比较克制的，主要是为了震慑，并不是想全部铲除大臣中的异己。
她还幻想着有一天，人们能适应、接受，进而衷心拥护她的临朝。
因此在本案中，对那些无良小人的提拔与任用，几乎是昙花一现。她从心底里还是看不上这些杂碎人物的。首告者李景谌拜相不到半个月，就给罢了职，让他去做司宾（鸿胪寺）少卿，这只比他原来的职务高一品。
那位诬陷裴炎有异图的崔察，被提拔为同平章事（低品宰相）后，也被罢职。
武承嗣曾经在此期间曾任同凤阁鸾台平章事，也就是当了宰相，也因太后觉得他才能不及，一个多月就免了。
主审官骞味道出任内史之后，恰逢有人因事被贬，到他那里去申诉，他竟然说：“此事乃太后所定。”而对同一件事，宰相刘祎之则坦然告诉来人：“你有过失，改任他职，这是臣下我奏请的。”
武则天闻知此事，立即贬骞味道为青州（在今山东潍坊一带）刺史，加赠刘祎之为太中大夫。
谁良谁莠，她很明白。她亲自主持编过《臣轨》，对近佞小人玩的那套把戏，是太熟悉了！
朝中的乱局，就这样逐渐摆平了，而扬州那一伙愤怒造反者的命运，又将如何呢？
25、徐敬业因一念之差兵败被杀
徐敬业虽是名将之后，不乏勇气，但是揭竿而起做扫荡天下的大事，才识显然不够。扬州起事，从一开始他就犯了两个方面的错误。
首先是起义的名义上有问题。
徐敬业祖上是开国功臣，本人又袭爵国公，这在和平时期堪称光环夺目；但是要想以此名义来造反，还欠缺点儿分量，不比得亲王造反那样理直气壮。所以他一定要打“匡复李唐”的牌。
从骆宾王的檄文看，“匡复”宗旨主要是为了恢复中宗，求其次是逼迫武则天归政于睿宗。这两个理由本来都堂堂正正，但徐敬业毕竟心虚，又从民间找了一个长相酷似故太子李贤的人，声称李贤未死，已来扬州入伙。匡复军把这个假李贤当成金字招牌，“因奉以号令”。
这个把戏，唬一唬目不识丁的老百姓还可以，但是怎能唬住朝臣及天下有识之士？李贤于年前死在巴州，朝廷是隆重发了丧的，朝臣们都知道，这事不可能有假。现在突然冒出来个假太子，只能让朝中的人看轻了匡复军的地位，认为不过是一伙假冒伪劣的乌合之众。这么干，等于义军自行放弃了舆论上的优势，自陷宵小之途。
此外，这个画蛇添足的假李贤，也使义军的政治意图处于严重的混乱状态，究竟要扶谁？如果就像一开始申明的那样，就是要扶中宗复辟，那么裴炎的残余势力就有可能给予或明或暗的支持，而现在冒出来这个“影子李贤”，裴炎集团当然有所疑虑，觉得这明明白白就是倡乱，谁还敢来趟这道浑水？
其次是在战略上也犯了致命错误。
在进军方向的问题上，义军首脑人物先就陷入了激烈的争论。北上还是南下，争个不休。
军师魏思源不愧是位小诸葛，头脑清晰，所图者大。他提出，义军应及早渡过淮河北上，纠集山东河北豪杰，兵锋直指神都洛阳，在都门与政府军决战。他说：“明公以匡复为辞，宜帅大众鼓行而进，直指洛阳，天下知公志在勤王，必四面响应矣！”。
这个设想，有较大的取胜把握。因为义军突起，天下汹汹，想跟着闹事捞一把的，大有人在，只要大军向西北一动，声势就会越来越大。且匡复军初起，士气正旺，又有吊民伐罪的堂皇理由，在气势上是占优势的。朝廷方面仓促应战，内部纷争，虽兵多但不一定占强势地位。一战之下，义军或许可以凭着旺盛气势破敌。
他的理论，就是趁着人心可用，速战速决。打下或者围住东都，逼迫武则天下台。特别要避免打长期战，以免义军后劲不支。这是很有眼光的看法。
骆宾王虽是文人，但毕竟读的书多，知道一些兴废韬略，所以极赞同此策。
但是魏军师的那位旧友、裴炎的外甥薛仲璋，却有不同的看法，他说：“金陵有王气，且大江天险，足以自固。不如先取常（今江苏常州）、润（今江苏镇江），为定霸之基，然后北向以图中原，进无不利，退有所据，此良策也！”
他这一策，是谨慎的打法，先占住一块地盘再说，不能胜则可割据。这种战略，在历代末世都有枭雄采用过，有的还据此成了大事。这一战略的根据是，义军兵弱，以不硬碰硬为好，先经营一块地方，待天下形势进一步大乱，再伺机北上问鼎中原。
但是，这一战略若要取胜，需要有一个前提条件，那就是天下已经大乱，朝廷无力顾及地方上层出不穷的叛乱。义军本身又不是朝廷要打击的主要目标，在义军根据地和京都之间，有其他更强的割据势力给你做屏障。
本朝的高祖和600多年后的明太祖朱元璋，就是以这种策略，最终拿下天下的。
而匡复军不同。此时天下的愤怒者也许不少，但是造反者仅此一家，因此扬州义军就成为朝廷要全力打击的唯一目标。朝廷方面，不会让你慢慢去经营一个什么根据地，在短暂的筹备之后，雷霆打击会紧随而至。
义军虽然指望天下响应，但是你停留在长江以南，徘徊不进，那么有反心的人也必然要观望观望再说。
时间一长，最初的那股劲儿一凉，双方拼的就是实力了。朝廷方面，现在是个高效政府在执政，调集几十万大军并不费力。试想，义军就是再能打，能比雄踞辽东500年之久的高丽国还厉害么？
等朝廷征剿大军以泰山压顶之势杀过来，义军又靠什么来抵挡？
所以，这个主意，实质上是个坐等挨打的计划。
魏思源深知其弊，便反驳说：“山东豪杰以武氏专制，愤惋不平，闻公举事，皆自蒸麦饭为粮，伸锄为兵，以候南军之至。不乘此势以立大功，乃更蓄缩巢穴，远近闻之，其谁不解体？”
两种意见，摆在徐敬业的面前。这是检验王者抑或流寇的试金石。
最终，徐敬业毕竟还是目的不纯，胆气不足，惑于所谓“金陵王气”，选择了薛仲璋的意见。他令左长史唐之奇守扬州，又令弟弟李敬猷屯兵淮阴、韦超屯兵都梁山（今江苏盱眙县），自己亲率主力渡江，猛扑润州。
魏军师的绝妙主意不被采用，情知前景不妙，忍不住对右长史杜求仁叹道：“兵势合则强，分则弱，敬业不并力渡淮、收山东之众以取洛阳，败在眼中矣！”（见《资治通鉴》）
既想匡复，又想称王，本身这就已经乱了，想竞全功，可得乎？徐敬业仗着过去有不败的记录，手下又有十万狂热的义士，终于向称王的方向偏斜了。结果，你往南一动，所有的人就都等着看热闹了。当时就有敏锐之士看准了：“是真为叛逆！”（《资治通鉴》）
起事后，在扬州蹉跎了一阵儿，徐敬业终于动起来了。
他第一个进攻的城池润州，担任刺史的不是别人，正是他的叔叔李思文。李思文若立场是反武的，那徐敬业就可以旗开得胜了。可惜，他叔叔不赞成叛乱，早就告了密。得知叛军来攻，就和司马刘延嗣一起发动百姓修城墙，训练士卒。
此时润洲的唐军只有五千人马，城池也是自开国以来就没修过。
难道大唐根本就没有地方防务吗？
原来，唐代实行的是府兵制，征来的兵都集中在约380个“折冲府”中，这些折冲府主要分布在三个道，即关内道（拱卫京师）、河东道（防守太原）和河南道（拱卫神都）。其他地方的兵，非常之少。这就是所谓“强干弱枝”部署，即：保住了朝廷的中枢和北边就好，其他地方等出了问题再说。以扬州都督府为例，举全府七个州的兵力，还不及关内道兵力的百分之一。所以，润州被困，还要靠自己军民的力量先抗上一阵儿，等候朝廷发兵来救。
匡复军来到润州城下，先是侄劝叔降。李思文虽然年已过六旬，但仍披挂上马，前去迎敌。据说，李思文明明白白地告诉侄儿：只要你领兵北渡淮河，我这里的五千人马就统统交给义军，连粮草也都给你，但是义军一日不北伐，我就要一日为朝廷守土。
徐敬业见叔叔没有降的意思，就发起猛攻，但遭到的抵抗十分顽强，城内死守了几十天。不过义军首战，气势还是很凶猛，加之城里的士卒中，有不少原本在思想上是做好了投义军的准备的，所以战到最后，已有人在暗中帮助义军。到十月十四日，义军终于拿下城池。
李思文、刘延嗣和领兵前来支援的曲阿（今江苏丹阳）县令尹元贞战到力竭，都当了俘虏。
三人忠于朝廷，威武不能屈，惹得徐敬业大怒，把小小县令尹元贞杀了泄愤，魏思温请求杀了李思文，以警告其他敢于顽抗的州官，减轻今后攻城的难度；但徐敬业没答应，只是令李思文改姓“武”（跟太后老太婆开开玩笑），以示侮辱。
徐敬业还非常城恳地劝刘延嗣入伙，刘延嗣不干，说：“延嗣世蒙国恩，当思效命，州城不守，多负朝廷。终不能苟免偷生，以累宗族。岂以一身之故，为千载之辱？今日之事，得死为幸。”徐敬业大怒，要把他当场斩了。魏思温说刘延嗣是自己的旧交，出面讲情，才免了刘延嗣一死。随后，李思文和刘延嗣一起被关进了狱中。
这边欢庆胜利的锣鼓还没等敲呢，情况发生突变。就在润州失陷的同时，李孝逸率领的三十万征剿大军，已经逼近了叛乱的另一重镇——楚州。
魏思温担心的情况终于发生了：金陵的王气尚未借着，要杀草头王的政府军却已经开到！三十万对十万哪——我拿什么来拯救你？
徐敬业也知道不好，收编了润州的兵马，留下一万人马守润州，自己慌忙率军回江都去布防，同时把李思文和刘延嗣也押回了江都。（但也有史书说，徐敬业拿下润州后，是斩杀了李思文的，不知何据？）
有两个地方更正一下
1、举全府七个州的兵力，还不及关内道兵力的百分之一。
应为“举全府七个州的兵力，还不及关内道兵力的三十之一。”
2，前文的“军师魏思温”，有几个地方因疏忽写错了他的名字。
徐敬业不杀叔叔，魏思温见出他的优柔寡断，便又有了叹息：“不顾大义，专徇私图，恐败亡即在目前，我辈无死所了。”当然，后世也有史家很纳闷儿：他怎么光叹息，却不及早抽身呢？
其实，魏思温的见解，也不一定都对，他可能是对匡复军目前的状况过于悲观了，对北伐的前景又估计得太乐观了。
匡复军固然有诸多劣势，但一般民众义军，都有机动和亡命这两大特点；而政府军则都有迟钝和患得患失这两大弊端。所以义军并不是不可以一搏。
此外对北伐也不可太一厢情愿。徐敬业、薛仲璋见一个小小的润州都不肯投降，哪有什么百姓拿着锄头自动来当义务兵的？从而悟到：若北上，一路的恶战还不知道有多少，根本别指望山东民众能闻风影从。自此，他们就把关于北伐的最后一点幻想也放弃了。
徐敬业任命了李宗臣为润州刺史，自己则来到前线，屯兵在高邮的阿溪（在盱眙和江都之间），来对付这个朝廷派来的李孝逸。
李孝逸的大军这时已开到临淮，与盱眙隔河相望。两雄对决，必有一场恶战了！
那么，征讨军的主将李孝逸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他是宗室淮安王李神通的儿子，颇受武则天重用，军事才干也有一些，但是胆小无勇，过于谨慎。
首战，他派偏将雷仁智与义军交战，不利。义军气焰大盛，李孝逸心中害怕，于是按兵不进。两军在前线演开了“静坐战争”。
这个情况很快传到神都，武则天大怒。她知道对付匡复军非要下狠手不可，就在朝中做了一系列部署，为前线大军造势。她斩裴炎、削徐敬业爷爷的官爵、挖徐家祖坟、夺李姓复徐姓等，都是在这一时期做的。
此外，她还准备召集增援军队，下诏赦免匡复军中被胁从的百姓，悬赏授官三品、要徐敬业的脑袋。
这都是在制造舆论，打心理战。
对前线征讨军的情况，她不大满意，派了专人去联络。
当时担任监军的侍御史魏元忠，虽然是个文臣，却颇知兵。他见战况胶着住了，心里很急，就对李孝逸说：“朝廷以明公是王室亲属，故派了来主持征伐。天下安危，实赖此一决。且海内承平日久，忽闻变乱，朝野莫不倍加关注，就等着他们伏诛。今大军逗留不进，远近都失望。万一朝廷换他人以代明公，你将以何辞逃避逗留之罪？最好是从速进兵，以立大功，否则祸患将至矣！”
这样一番连劝带威胁，惊出了李孝逸一身冷汗！他想想说得不错啊，便急忙下令继续进军，直奔都梁山，去找义军大将韦超交锋。
征讨大军的副帅——副总管马敬臣憋了好长时间，现在总算可以放手一搏了。他奋勇当先，在阵前斩义军别将尉迟昭、夏侯瓒于马下。
大军千里而来，首次获胜！
这一仗，赢得很关键。从此，征讨军声威大振，义军渐渐有些不支了。
时间已经到了十一月初，武则天又对前线施加压力，派名将黑齿常之任江南道大总管（比李孝逸的扬州道大总管高了一个级别），统辖诸道援军，开赴前线。
李孝逸这回心里更发毛了：黑齿将军此来，简直是杀鸡用牛刀么，是不是有取代前线主将的意思？显然太后对前线战事已有所不满，必须得主动一点儿了。
于是李孝逸再发兵攻都梁山。所谓都梁山，是盱眙县城及其周围山陵的统称。韦超前面败了一阵，不敢冒然接战，就仗着山势险要，坚守不出。
这块顽石太难啃了，还要不要再打下去？府兵又不是山地作战旅，这么顿兵于险地，不是把什么战机都给耽误了吗？
李孝逸又犹豫了。
他拿不定主意，召集众将商议。有人提出：“韦超凭险自固，我步卒无所施其勇，骑兵无所展其足，且穷寇死战，攻之徒然多损士卒。不如分兵困之，大军则直取江都，覆其巢穴。”
这个建议，用的是刘邦攻咸阳之计，主张直奔主题。但刘邦那时是避实就虚，现在的情况很不一样，高邮是徐敬业重兵所在，不那么好啃。
主管军资的支度使薛克渺持反对意见，他说：“韦超虽然据险，但其众不多。若多留兵在此，则前军势弱；若少留兵在此，则有后顾之忧。不如先击都梁山之敌，一击必克。都梁若克服，则淮阴、高邮望风瓦解矣！”
一番话说得李孝逸开了窍，遂决定先拿下都梁。
但诸将尚有异议，说是：“击淮阴或都梁，徐敬业必来引兵来援，我将两面受敌，如何自全？”
魏元忠反驳道：“避坚攻瑕，是兵家至计。徐敬业精锐，尽在下阿溪，只求与我速战，我若一败，大事去了。而李敬猷原是个赌徒，韦超等人也非宿将，兵又单弱，易为我克，徐敬业虽欲往援，势必赶不及，我得乘胜前进，彼方虽有韩信白起，也恐不能抵挡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