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番见解，至为精当，他看重的是首战得胜之后的士气。
两边的军师，无独有偶，都姓魏，也都以文官而知兵。可是此魏的运气，实在是大大好过彼魏。
李孝逸这人虽然优柔寡断，但唯一优点是能够采纳正确意见。听魏元忠这一说，当下敲定：先灭韦超，再灭敬猷，最后击敬业。于是引兵出击都梁山，激战一整日，终于荡平都梁义军。韦超乔装改扮，趁夜遁逃。
这是自讨伐以来的第一个大胜仗，三军无不欢呼雀跃。李孝逸也来了精神，乘胜趋进，直击淮阴。
淮阴城在淮水之南，城池险固，但守将徐敬猷只懂玩牌，哪里见过这阵仗，吓得不知所措。
李孝逸统军，还是有一套的，他督军大举攻城，一鼓作气拿了下来。徐敬猷从暗道溜出城去，仅以只身脱逃，回到了徐敬业的军营。
徐敬业本是一员猛将，一生胜多败少，此时连闻败报，不胜其愤。于是沿下阿溪布防，要与李孝逸一决高下。
那边厢，李孝逸也领兵进入扬州府地界，直抵下阿溪北岸驻下，两军隔溪相望。
生死决战，就在明朝！
到了晚上，官军的后军总管苏孝祥率兵五千，乘小船悄悄渡河，抢先偷营。
那徐敬业久经战阵，早料到官军会有这一手，天罗地网已经布下。等官军接近，一声号炮，义军伏兵铺天盖地杀出，将渡河官军杀得大败，苏孝祥死在乱军中，果毅成三郎被俘。其余残兵被逼至水边，不肯降者，投水而死过半！
这一仗，打得太惨烈。义军一扫多日颓靡，士气顿然高涨！
李孝逸急率诸军赶到，战又不利，便又有了胆怯之意，想退守石梁。
恰在此时，有探报来说，徐敬业的营地上空有许多乌鸦噪集。魏元忠与行军管记刘知柔不愿意撤军，就对李孝逸说：“这是贼势将败的预兆。乌鸟集幕，势必空营。然而徐敬业尚未退，鸟已先集，岂不是将覆灭么？”随后献上一策，就是用火攻。
此时讨伐军的位置，在义军西北方向，正好借冬天的西北风放火。李孝逸听了，极口称善，于是命军士各持火具，跨溪再战。
这边徐敬业正要挥军截击，不意对面官军强弓火箭接连射来。溪边芦苇甚多，正值冬天干燥，朔风猛厉，一霎时四面延烧，卷入阵中。义军立足不住，纷纷退后。
徐敬业还想抵抗一阵，急命部下调整位置。这却是一着致命错棋：紧急中临时调动军阵，反而闹得自己营垒大乱。李孝逸见义军混乱，便督军疾进，一顿乱杀，斩义军七千余人。直杀得溪流皆赤，岸草尽红，另有掉进河里溺死的无算。
这一仗，义军的主力彻底崩溃。
徐敬业等一干首脑人物狼狈逃入江都。李孝逸哪里肯放过残贼，紧接着就追踪而至。徐敬业料知江都不能再守，于是焚去图籍，携了妻小，带着一队人马奔往润州，要去义军刺史李宗臣那里落脚，以图东山再起。
此时，官军和义军残部的战线已经打乱，徐敬业怕在途中被官军截击，就先潜入蒜山。写了信让李宗臣发兵来接应。可是，这一行人在慌乱中将原定的联系信物丢失，小卒只拿了手书信件跑去润州，李宗臣以为有诈——别不是官军使的调虎离山计！于是不理。
徐敬业一行见没有回音，以为李宗臣已经降了官军，大感绝望。连忙乘舟潜入长江，意欲顺流出海，东奔高丽避难。十一月十八日，航行至海陵（今江苏泰州）地界为风所阻，船不得行，而追兵将至。
穷途末路至此，就是有信念的人也不免恐慌，况且众人造反，大多还不是为了谋个更好前途。徐敬业的部将王那相，生了叛变之心，鼓动兵士杀了徐敬业、徐敬猷，以及徐敬业的妻儿老小等，共砍下25个首级，拿到李孝逸军前投降。
其余唐之奇、魏思温、韦超、薛仲璋等人逃散，也被李孝逸部下捕获，全部砍了脑袋，传首东都。
这里要特别说一说骆宾王的结局。
据说，义军决定南下后，魏思温和骆宾王认为，历代谋大事者，不取京都而在外府盘踞的，没有哪个能成的。两人因此很沮丧，不去匡复府议事，只在酒家流连买醉。徐敬业也听之任之，他们不去，也不派人来叫。
就在海陵败亡的这一天，骆宾王下落不明。
但是史书上也有各种不同的说法，《资治通鉴》说他与徐敬业同时被杀，《朝野佥载》说是投江而死，《新唐书》本传说他“亡命不知所之”。
而孟綮《本事诗》则说，徐敬业败亡后，“与宾王俱逃，捕之不获。将帅虑失大魁，得不测罪。时死者数万人，因求戮类二人者，函首以献。后虽知不死，不敢捕送。故敬业得为衡山僧，年九十余乃卒。宾王亦落发，遍游名山。至灵隐，以周岁卒。当时虽败，且以兴复唐朝为名，故人多获脱之”。这个说法，或许能给人一点儿安慰。，
另有人考证，在南通东郊的狼山山门右侧，有一座不起眼的小坟，墓碑上赫然写着“唐骆宾王之墓”。据说事变那天，有人救了骆宾王，因江都一带李孝逸正在大搜义军余党，骆宾王就流落到了这里，并卒于此。
总之，他当时死了还是没死，是一件无法确定的事。
这样一个传奇才子，以“下落不明”作为他人生最后的收梢，我以为，是最符合他的性格的。
后来中宗复位后，心里还是感念匡复军这帮兄弟吧，曾下诏广求骆宾王的文稿，竟得数百篇。时人郗云卿辑成文集，但后来散失了。明、清时期骆宾王的文集流行有4卷、6卷、10卷本三种，以清人陈熙晋的《骆临海集笺注》最为完备。
骆宾王这个名字，也有点儿怪。这是他饱学的爸爸为他取的，源自《周易》中“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之意。原文意思是说：体察民情这种方法，有利于辅佐君王。
君王没有辅佐成，但是大名毕竟垂了宇宙。他曾经有一首《于易水送人》，很像是对自己一生的写照。诗曰——
此地别燕丹，
壮士发冲冠。
昔时人已没，
今日水犹寒。
前后才44天，一场悲壮的大戏就落幕了，惟余水畔哀诗一缕。
待到大将黑齿常之带援军来到江都，已是乱党肃清，不劳他动手了。
武则天随后下令，尽杀徐氏宗族。只有那个不降叛贼的李思文，给放出了江都监狱，没有被连坐，并且因功官拜司仆少卿，后来又升了春官尚书。
武则天专门召见了这老头子，面谕道：“敬业改卿姓武，卿可便姓武吧。”——我也跟徐敬业的幽灵开个玩笑。李思文当然只有拜谢。
后来有人举报说，这个李思文原本是与徐敬业同谋的。这个说法，可能会有些蛛丝马迹，于是，“武思文”被免官，还是恢复徐姓。后世有人叹道“可怜李勣百战功劳，只剩了思文一线，留遗曹州（今山东荷泽）”。
徐敬业起义之所以迅速败亡，除了他在兵力部署、战略方向上犯了诸多错误之外，最大的问题还是名不正言不顺。若讲匡复、废武氏专政而恢复李唐正统，最恰当的首倡者应该是一位或几位亲王。若以勋臣身份造反都很勉强，更何论勋臣的孙子——号召力差得远了。
没有各地豪杰蚁附，没有百姓簟食壶浆，那还不是如同草寇？
再有就是此时大唐的局势，仅仅是上层的政治空气有些紧张，老百姓却是已经安居乐业60年了，没有充足理由去跟着造反。所以这是一场没有民意基础的作乱，影响出不了扬、楚两州。
尽管有的士族人士或地方豪族对武氏强烈不满，但这种矛盾颇类似“党争”，不需要暴力解决。很多朝中大臣，你让他参加反武氏的政变都可以，但让他加入造反队伍，他就会赶紧打住。
所以说，徐敬业的孤立，还在于“革命”的条件不成熟。近代曾有伟人很精辟地总结过革命的必要条件，那就是：下层百姓再也不能以原来的方式生活下去了，上层人士也不能用原来的方法统治下去了，革命才可能到来。这意思是说，或是上层搜刮得太厉害了，或是统治方法太落后于当世了，百姓活得憋屈、甚至活都活不成了，才有可能揭竿而起。
我们华夏民族的主体汉民族，是个在上古时代没出过长篇史诗的民族。像这样的民族，一般都是世俗民族，老百姓所崇尚的无非是求财和升官。就连游手好闲或淡泊名利者，都要被众人目为异类。至于想当英雄、想轰轰烈烈干一场以搏青史留名的人，那就更是万不及一。
因此，徐敬亚虽是一时豪雄，想到了就敢出手一搏，但无奈潮流不跟他走，只能落得海陵道上荷戈独彷徨。
反观武则天，则是比对手不知高出多少个级别。在这次平叛行动中，她沉着冷静，把一切做得有板有眼。比如：不惜以多出征高丽一倍的兵力去对付内乱，借机除去朝中掣肘的权臣，只抓首恶分子其余凑热闹的不问，等等，都表现出了高超的政治艺术。
尘埃落定后，事实发展跟她所设想的一样：海内既平，她本人的声威也就如日中天了！
谢谢青山豢鹿朋友提醒!我现在把这一细节补充如下:
徐敬业终于露了一手，得意洋洋。
官军的果毅成三郎被擒，送到了江都。义军统帅唐之奇为激励士气，指着他对部众说：“此李孝逸也！”随后下令斩之。
哪知道这成三郎是个不怕死的硬汉，临刑仍大呼：“我果毅成三郎，非李将军也。官军今大至矣，尔曹破在朝夕。我死，妻子受荣；尔死，家口配没，终不及我！”
其凛然正气，威慑敌胆，最终不屈而死！
这位忠勇的成三郎，是幽州渔阳（今北京密云）人。光宅年，任“左豹韬卫长上果毅”。 这个所谓的“左豹韬卫”，就是守卫皇城的十二卫之一,是中央警卫部队。在唐代原来叫“左右威卫”， 武则天在光宅元年改叫“左右豹韬卫”（见《新唐书*百官志四上》）。
而成三郎的官职“长上”,是“卫”里的低级武官，一个卫里就有25名。“果毅”是级别，全称为果毅都尉，相当于大唐几百个外军折冲府的副职，类似于现代的副团级。
这个普通军官，却有如此之高的觉悟，实在令人慨叹。相反的，征伐军的主将，倒显得欠缺那么一点儿阳刚了！
26、四方来上访者有如过江之鲫
叛乱平定后，恰逢年末，武则天环顾海内，一则以喜，一则以怒。喜的是小试牛刀就把内外的敌对势力给翦除了；怒的是她深为倚重的权臣，居然就在眼皮底下公然与她为敌。
据此，她采取了两个行动，来宣泄自己的这种复杂心情。
一是改年号。平定叛乱是件值得纪念的事，她将新的一年改元为“垂拱”。垂拱一词，来自《尚书*武成》篇，原文为“谆信明义，崇德报功，垂拱而天下治”。 垂拱的意思就是“垂衣拱手”，形容做事毫不费力。
这一年，武则天62岁，从少女时代奋斗到此，她既有睨视当世的自信感，也有不愿再起风波的渴望。“垂拱”这个年号，恰好代表了她此时的心情。
另一件事是，她要好好训斥一下群臣。多年来，她信任和提拔有才有德的大臣，视如心腹。但是这些人里面，有不少是穿起官服做官、脱下官服骂娘的角色，就是不与她同心同德。
她知道，问题的症结就在于“女主当国”。假如她是个男人，能做到今天这个地步，朝士早就会颂歌盈耳了；但可恨礼法衡量明君的标准，有一个附加条款，那就是“女人除外”。
对此，她决不让步。特别是经历了这一场叛乱风波，她就更不能“高枕深居”去当甩手掌柜的，仅为博得一个“贤明”的虚名而丧失对国事的控制。
在杀了程务挺之后不久，她特地把群臣召集起来训话。劈头就问道：“朕并未辜负天下，也未辜负诸大臣，尔等可知？”
群臣回答：“是。”
武则天这天似乎有千思万绪，她说：“朕辅政先帝二十余年，一心为天下事操劳。公卿富贵，皆乃我赐与；天下安乐，皆乃我治理。先帝弃世，将天下交付给朕，朕不敢爱己身而爱百姓。如今为首叛乱者，皆出于将相，辜负朕何等之深！你们中有受遗命之老臣、倔强难制逾于裴炎的么？有将门贵种、可纠合亡命逾于徐敬业的么？有握兵宿将、攻战必胜逾于程务挺的么？此三人在群臣中素有威望，因不利于朕，朕乃杀之。”
群臣听到这里，已是战战兢兢，大气不敢出。不知道太后这一番疾言厉色是要干什么？
最后，武则天恶狠狠地说：“卿等有逾此三人的，可及早反叛，不然，就须革心事朕，勿令天下人耻笑！”
这是在敲山震虎了。在历史上，最高柄政者跟臣子这样叫板的情况，十分罕见。经过数次风波，武则天与群臣的关系似乎越来越紧张，有些话，必须撕开面子说了。
当然她也知道：人都是被“整”怕的，不是被吓怕的，于是在改元第二个月，她以公开手段，开告密之风，用以监视内外臣子的言行。
在唐初，依照前代旧规，在西朝堂设有“登闻鼓”，也就是一面悬挂的鼓。百姓或臣子有谏议、有冤情，都可以击鼓，以达天听。在东朝堂设有“肺石”，也就是在地上立一块石头，因颜色赤红而得名。百姓如果想告发地方官渎职，就可以来到这里，站在石上，皇帝闻报可以立即处理。
但是，由于朝堂重地日夜有兵卒把守，老百姓即使有情况要上诉，也无法靠近。所谓“登闻鼓”和“肺石”，成了粉饰太平的摆设。
武则天现在则下令：“登闻鼓和肺石无须派人看守，有人击鼓立石，即取状纸交给朕。”
这一措施，在后世长期被人垢病，说她鼓励告密就是钳百官之口，以便行独裁之实。但是在皇权制度的背景下，没有哪一个皇帝不独裁的，只是程度不同而已。我们同时也要看到，这个思路，实际上是古代面向最广大百姓的“大接访”，是民意上达、开拓言路的一个方式。
鼓励上访的口子一开，战战兢兢的并不是老百姓，而是各级官员。以后，不仅涉及太后专权的话题要小心，其他的言行也都要小心了。
这是武则天动用非体制手段来控制官员的一个办法。
一年后，她的高压手段逐渐见效，国家已完全稳定下来。她为了缓和内外矛盾，同时也体现不食前言，于垂拱二年（686年）正月“下诏复政于皇帝”。
睿宗这一年已经24岁了，在古代这已是非常成熟的年龄了，说他不想执政，那是假的。但他深知太后的这一宣告很可能是做个姿态，自己若真的答应下来，也许就是第二个中宗。于是他不但不喜，反而大为惊恐，上表坚决表示推辞。
于是太后也表示“为国家社稷计，复临朝称制。”
这种双方的辞让，其实已经毫无意义，朝野基本上没人相信武则天会真心交权。这个时候的情况是，一方面武则天在不断加强政治高压，另一方面，群臣内心的抵触情绪始终顽强地存在。
这种天长地久的角力，还将持续下去。
就在垂拱年间，太后也还是不能垂衣而治，接连有人公开表示对临朝称制不满。武则天采取的处理手段也比较狠辣。
垂拱二年十月，雍州新丰县（今陕西临潼）有山涌出，估计是地壳变迁，侍臣当然要说这是祥瑞。于是武则天大喜，改新丰县为庆山县，四方的官员也纷纷上贺表、拍马屁。
但民间有脑筋转不过弯的的直率者，不信这一套。江陵人俞文俊上书说，地上冒出个土山来，那就跟人脸长豆豆一样，是地气不和所致。为何地气不和呢？是因为“今女主处阳位，反易于刚柔，故地气塞隔，而山变为灾。太后谓之庆山，臣以为非庆也！”
这话说得赤裸裸的，把武则天气个半死。由于这人只是个“白人”，胡说八道也仅仅是思想认识问题，跟朝士没有联系，所以只判了流放岭南。不过到后来还是没逃过一死，为“六道使”所杀。
垂拱三年（687年）五月，被武则天一手扶起来的宰相刘祎之，在和凤阁舍人贾大隐闲聊时，说了一句：“太后既废昏立明，安用临朝称制？不如返政，以安天下之心。”
这个贾大隐，翻手就把自己的长官给卖了，向太后告了密。武则天很生气，恰在此时，有人诬告刘祎之受贿，并和许敬宗的小妾私通。武则天就命肃州刺史王本立去拘捕刘祎之，审问这事。
王本立见到宰相大人，拿出武则天的敕令要宣读。刘祎之冷笑道：“不经凤阁鸾台，何名为敕？”
凤阁就是中书省，是专门出旨的地方。刘祎之是凤阁侍郎，工作就是起草诏敕的，所以他根本就不承认太后之敕的权威性。武则天恨之，以抗旨的罪名，将他赐死于家中。
这刘祎之在上元元年（674年）就被召入禁中，是赫赫有名的北门学士。他笔头子快，倚马可待，那时朝廷所有的诏敕，都是出自他一人之手。武则天对他也相当器重，曾密令他参决时政，以分宰相权，临朝后又把他提为宰相。
这件事，说起来有两奇。一是，这样一个出身的人，居然也不赞成太后临朝；二是，武则天对这样有过拥戴之功的大臣居然也不怜惜。
这一年，不光是死了个宰相，还有人要学徐敬业。虢州人杨初成诈称自己是郎将，伪造圣旨招募义士，要迎庐陵王于房州，而驱逐武氏和睿宗。事泄，被武则天下令处决。
从垂拱元年（685年）起，武则天对得到“正人君子”真心拥护的期望，开始大大动摇。她的忍耐已达到一个限度，不再指望人们的服从是否出自衷心了，只要能压服就行。因此，她觉得那些“登闻鼓”之类的还不足以构成巨大的威慑力，“大接访”必须成为一种常规制度，成为一个法。
垂拱二年三月，她沿着登闻鼓的思路想到一个办法，命令侍御史鱼承晔之子鱼家保特制了一个铜匦。这东西十分奇特，是一个内部结构复杂的意见箱，内有四隔，四面都有小门，分为青、红、白、黑四色。将它置于朝堂，用来搜集天下普通人的意见书。
其中青匦在东，名为“延恩”，收集“养人及劝农之事”的建议以及献颂赋、求仕进的帖子；红匦在南，名为“招谏”，收集“论时政之得失”的各类意见；白匦在西，名为“申冤”，百姓有要陈述冤屈的，可以往这里面投书；黑匦在北，名为“通玄”，有言天象灾变或要进献军机密计者，可以往这里投书。
这个东西的颜色和方位，与春夏秋冬及“五行”中的木、火、金、水相合。
太后又下令设置“知匦使”，专门指派正谏大夫和垂拱元年新设立的补缺、拾遗各一名，来掌管此事。凡有投书者，经他们检验了身份之后，才允许投入；“每日有所投书，至暮并进”。另外又设“理匦使”两名，由御史中丞等官员来处理收集到的意见。
意见箱设置好了，还要保障想提意见的人能够到京师来，不能让他们穷困于途、潦倒于街市，也不能允许地方官从中起阻挠作用。于是太后下诏，规定凡有告密者，臣下不得过问，沿途还要为告密人提供驿马、供给五品伙食，到京后安排在客馆住宿。这些来自民间的告密者，即使是农人、樵夫，太后都要亲自接见。
如果所告的情况属实，可不按等次授予官职；即使不实的话，也概不问罪。
此例一开，等于赋予了大唐百姓以完全的言论自由权，做到了真正的言者无罪。上古三代设立“诽谤木”（即“华表”的前身）的目的，就真正达到了。
上面有太后提倡，下面的百姓当然踊跃进言，一时之间四方告密的人蜂拥而来。所告之事，当然不止是反武言行，更多的是告地方官员贪污弄权、怠政渎职、欺压百姓之类的事。
有了这个空前普及的信访制度，武则天的耳目就遍天下了，坐庙堂而洞察江湖，“由是人间善恶事多知悉”。
在历史上，最高统治者与官僚集团之间不睦的情况，比较少见，一般都是由于主政者与文官系统的理念有矛盾冲突。而像武则天这样因身份问题而得不到官僚集团拥护的情况，就更罕见了。
主政者要想解决这样的矛盾，以体制外的管道广开言路，发动群众监督来制约官僚，是一个常用的办法。
这个铜匦告密的办法实施以后，还出了一个很搞笑的插曲。事情因铜匦的发明人鱼家保而起。鱼家保的父亲鱼承晔，是审理裴炎的审官，显然深受太后信任，然而这个儿子却是个扬州事变的拥护者。
鱼家保看来是个心灵手巧的技术天才，但政治敏感性却未免太差。据说他曾经教徐敬业制造刀剑弓弩，造出的东西十分精良，在战斗中给官军以极大杀伤。徐敬业败亡后，因无人告发而幸免于被追究。
按理说，在事情平息后，这样的人就应该低调一点儿，省得惹麻烦上身。但他不甘寂寞，当得知太后想详细了解民间事后，就上书建议，可以创立这么一个投诉箱，接受天下人的密奏。
武则天对这个创意大为赞赏，就责成他去做。做出来的铜匦在设计上很巧妙，从小洞口投进疏表后，别人就再也拿不出来了，只有负责官员通过机关打开铜匦才能取出，具有很高的保密功能。
结果铜匦刚一设置，就有人投书告发鱼家保“通贼”，结果，鱼大发明家因此而掉了脑袋。估计告发者并不是拥护武则天的人，而是对临朝称制不满的人，过去之所以不告发，是因为念鱼家保赞助起义有功，而现在这小子居然又去帮助独裁者，那就请你自食其果实吧。
所谓“作茧自缚”的例子，最恰当的可能就要数这一个了！
告密制度一兴，对整顿吏治、控制群臣当然会有很大作用，但是这种办法对任何体制来说都是灾难性的，因为它会产生巨大的负面作用，很难避免——有人为了邀功，就会利用这个制度，成批地制造冤案，从而造成人心恐慌、统治基础不稳定。
历代皇朝的实践证明：官员的忠诚，一是靠信念来培养，二是靠有凝聚力的制度来培养，而靠整肃打击的办法，只能使整个官僚集团心怀不满，随时都可能抛弃主子。
武则天现在还看不到打压官僚的负面作用，既然已不指望官僚们对她从内心忠诚，索性就放手狠狠给予打压。她一生中最为人垢病的起用“酷吏”的做法，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开始的。
高层的这种政策漏洞，小人看得最清楚，一些心术不正的人揣摩武则天的意图，把告密当成了改变命运的阶梯。
胡人索元礼是第一个发现这个阶梯的。他看准了时机，跑出来告密，受到了太后的召见。因所告之事经查属实，武则天就直接把他拔为五品散官游击将军，让他来负责审理钦定的“制狱”。
这个索元礼根本就不是一个有政治信念的人，他性格残忍，本质上就是一个流氓。首次告密撞上了大运之后，他总结出一个经验：靠“整人”也能发迹！于是，他每审一人，必牵连出数十乃至上百人来，锻成大狱。
武则天却认为他办案得法，屡次召见，大加奖赏，以树立他的权威。
他的成功，给了一批奸诈之徒以启示，小人们群起而效仿。其中后来居上者，是尚书都事周兴和来俊臣。他们为了争功，蓄养了几百个无赖，专以告密陷害为业。想要整一个人，就派几个人到分别到不同的地方告状，告的都是同一件事，以增加诬陷的可信度。
周兴、来俊臣和司刑评事万国家俊还总结经验，写了一本几千字的《罗织经》，也就是诬陷诀窍，发给手下的人学习。里面讲的是，什么样的人最合适诬陷，怎样把他给套住，怎样让他牵出更多的人，怎样诱使他自己承认反状，等等，都有一套行之有效的程式。
周兴因为整人有功，竟升至秋官侍郎（刑部侍郎），来俊臣也当了御史中丞，都成了高级官员。
此后，太后只要得到密状，就叫周元礼等人去审。犯人一到他们手里，基本就没有生还之可能了。他们擅长的一套刑罚，堪称古代的刑罚极品。只听听名目，就能吓破人胆——比如，“定百脉”、“突地吼”、“死猪愁”、“求破家”、“凤凰晒翅”、“驴驹拔橛”……等等，不一而足。
每有犯人押到，他们先摆出刑具来，让犯人参观。犯人看了，无不胆战心惊、汗流浃背，不用上刑就会自动招认。
如此害人无数，直到杀人杀上了瘾。假如碰到朝廷有大赦，酷吏们就叫狱卒擅自将犯人杀死。
这么干，对社会的震动非常大，天下之人无不屏息重足，道路以目！
武则天在这里想学秦始皇，以恐怖手段维持专政。但她没明白一个道理：恐怖、高压，这些手法不但不能让人老实，反而会让人很不老实。因为一个社会的常态，不可能是高压状态，一旦实行了高压统治，人们就会起颠覆之心。
古代的社会，并没有“公平律”，尽管一部分人穷奢极欲、一部分人吃糠咽菜，这社会也还是照常运行。但是，这个社会却有一个“活命律”，如果人人忧虑不知哪一天就死，或者生活艰难到了奄奄待毙，就很可能有一种颠覆的力量出来，对现状加以修正。
所以古代的暴政，很难延续十年之久。
武则天任用酷吏，跟秦始皇的“峻法”还有所不同，比秦代暴政好一些的是，酷吏打击的对象一般是官僚，且不管再怎么枝蔓牵连，打击的范围总还是有限；而秦法则是针对天下百姓的，平民动辄就可能成为罪人。
而武则天用酷吏比秦法不如的是：秦法毕竟是法，是明摆在那里的，对大家一视同仁，不愿犯法的还有规避的可能；而酷吏要陷害谁，你是防不胜防的。这是蛮不讲理的恶政。
虽然天下屏息，但也有不怕死的，初唐著名的大诗人陈子昂就是一个。他当时正担任麟台（秘书省）的正字，是个九品小官，却能斗胆上书给太后，公开反对酷吏滥刑。
他说：东南有微孽（徐敬业）谋乱，陛下顺天诛除，恶人皆服，这岂不是天意在彰显陛下的神武之功！但是具体执行者不察您的心思，却穷究其党羽，使陛下大开诏狱，重设严刑。对逆党亲属和有交往的人，只要有涉案嫌疑，就互相牵连，莫不穷究拷问，枝蔓不绝，致使朝中人士皆惶惶不能自保，海内传闻所至，无不惊恐！几年以来，我见各地告密，关押起来的不止千百人，所告的皆为扬州事变之事，及至穷究，则百无一实。等陛下您宽恕了这些冤枉的人，有奸恶之徒有给他们安上别的罪名，致使眦睚之嫌，即称有密；一人被讼，百人满狱；被捕之人，冠盖如云！大家都说，陛下你这是爱一人而害百人。天下哭泣，不知何处才是安宁之地？我以为，只要大狱一起，怎能不滥？为何呢？因为刀笔之吏，心中从来没有全局；凡是以断狱而出名的人，无不以严苛为能事。他们抓捕得越多，人们越说他们是至公之人，而上头又称赞他们执法严格。于是他们也明白了，利在杀人，害在宽恕。于是狱吏都相约：杀得越多越好！不是因为他们仇视人，而是有利益在里面。得利既多，则刑罚怎能不滥？一滥，就害及无辜，这就是所谓“淫刑”了吧！
陈子昂就是登幽州台而放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的那位。他这首千古名句，就是在屡次谏议不被采纳后，有感而发的。
陈子昂字伯玉，梓州射洪(今属四川)人，青少年时是富家儿，轻财好施，慷慨任侠。成年后才开始发愤攻读，博览群书。24岁时中进士，后来升至右拾遗，所以后世也称他为“陈拾遗”。
他在高宗驾崩的那年从蜀中来到东都，正好碰上太后下诏招贤，他就以“梓州射洪县草莽”的名义，上了一道《谏政理书》，劝武则天“为大唐建万代之策”。
他那时没能看得清武则天的真实意图，而现在上书劝禁止滥刑，也没看清楚太后究竟要干什么，还以为是太后对徐敬业的事不能释怀，一定要穷追到底呢。
不过这道书把滥刑的根源分析得很到位，直称酷吏为“寡识大方”的刀笔吏，是“图荣身之利”的小人，还指责太后信任酷吏是“爱一人而害百人”。这些话说得都够大胆的。
他在书中还说，经十年的东征西讨之后，天下疲极；不幸又连遭荒年，人民“流离饥饿，死丧略半”。近年来好不容易才得休生养息，所以扬州之乱长达五旬，而海内晏然，纤尘不动，这就可知百姓思安久矣！而现在滥施淫刑，大伤和气，天下不安，都怕无辜被陷，人情之变，不可不察！
话虽说得激烈，但因为他是公开上书，而且还带有浓厚的迂夫子气，所以武则天也没有怪罪他。
陈子昂是一位不世之才，大概也是几千年才出一个的那种，若生在盛唐，大名不会比李杜二位差。可惜生不逢时，最终还是死在了武三思的手里。
当然，这一时期武则天虽然用了酷吏，所针对的主要还只是下层官员，也波及到一些无辜百姓，而上层官员暂时还没有受滥刑的危险。对于高官中的反对力量如何处置，还是武则天自己说了算。
她有一个原则，就是：当面提意见的，不管多难听，都能包容或给予宽大处理，一般不会因言论而掉脑袋。她坚持认为，只要当面提出，那多少还是有点儿忠心的。而背地里捣鬼说怪话的，就是搞阴谋，务必予以严惩。如前面提到的刘祎之，就是因私语临朝之非而被赐死的。
当时武则天对白马寺主薛怀义相当看重，认为他擅长营建宫殿，就让他随意出入宫中。薛怀义是个莽汉，五大三粗。大臣们认为，高宗才死了仅一年，就有这么一个大男人私入禁中，其中一定有秽乱宫闱之事。
武则天和这个莽和尚两人，这时是否已经犯了生活作风错误，不可考，估计有八成的可能吧。
补阙王求礼是一位讲死理的监察官，对太后的不检点上表进行了批评，他说：“太宗时有名为罗黑黑者，善弹琵琶，太宗将其‘去势’，成了宦官，命他进宫去教宫女奏乐。陛下若以为薛怀义有巧性，想在宫中驱使，则可阉之，以免秽乱宫闱。”
这话说的，几乎是指鼻子骂娘了，但太后也没怎么样——绯闻也不怕，有话说出来就好！
27、李唐宗室做最后的困兽之斗
武则天究竟是什么时候开始想当皇帝的？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命题。
从她在垂拱年间的一系列作为来判断，起码在改元“垂拱”之前就已经很清晰了。这个年号，寓意是她自己垂拱，而不是指那个傀儡皇帝睿宗垂拱。
至于她为什么有了做皇帝的念头？这也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问题。有人说，她是被“三从四德”的儒家观念给逼的。只要她是个女人，就不能执政，否则就“一从不从、一德不德”了。如果想执政，就必须忍受“母鸡司晨”的舆论压力。无论是辅政还是摄政，都有人顽强抵制，甚至还闹出了造反事件来。
那怎么才能摆脱这困境呢？一个办法，是放弃权力，但她不能这样做。另一个，就是干脆自己来做皇帝。做了皇帝之后，她就可以用儒家的“三纲五常”来压制“三从四德”。
不要忘了，“三纲”的第一纲是什么？君为臣纲！
如果我这个女人做了君主，按照儒家礼法，所有的臣子就必须无条件服从——你不让我做小恶，我不妨就做大恶，从儒家意识形态上取得合法性。
对于武则天来说，在对最高权力的控制上，无论是摄政、还是做皇帝，都是一样的。她想当皇帝的目的，并非为了更大的权力。而是她不愿意在死后像临朝听政的吕后一样，被万世嘲骂。
自己当了皇帝，那就大不同了，只要自己的皇朝寿命足够长，后人总要承认开国皇帝是正统——哪怕是一只母鸡。
做出了这样的决定之后，她在垂拱元年（685年）之后所做的一切，就都是为当皇帝而进行预热了。
这期间，她也不是一门心思用酷吏整人，而是实实在在做出了一些政绩。未来的皇位，不是谁传给她的，也不是打江山打出来的，因此，必须有过得硬的政绩做基础。
第一件事，是大开仕途。武则天想做公鸡报晓，官僚集团基本上不支持，那么，她就得有自己的队伍。而这个忠于自己的队伍从哪儿来？惟有破格聘用！
唐代的仕进之途，在前面已经讲过，无论门荫还是军功，都是士族优先。唐初实行了科举之后，寒门上进算是有了条路子，但是还是士族上进比较快，因为“朝中有人好做官”。
武则天急需人才，仅有的这几条路太狭窄，就只能从体制外去招。垂拱元年五月，她正式实施了太宗曾有过的打算，允许百姓和低级官员自荐，下诏对“内外九品以上及百姓，咸令自举”。这是中国历史上针对性最广泛一份求贤令。
以我们今人的眼光看，入仕就是捧了金饭碗，升官就是“悠悠万事惟此为大”，怎么能敞开口子随便来？
那不是鱼鳖虾蟹都可以当官了，这世界还成什么体统？
不怕，这一措施是有制约条款的，《新唐书*则天传》上说：“太后不惜爵位，以笼四方豪杰自为助，虽妄男子，言有所合，辄不次官之（破格授官）。至不称职，寻以废诛不少纵，务取实才真贤。”
进来容易，当不好这个官儿，那就有掉脑袋的危险，一点儿也不宽容。有了这一条限制，还不至于连阿Q这样的也都来报名。
凡是最高统治者觉得手下的官僚集团不能为我所用了，那就只有摈弃考试，从低级官员和白丁中选拔中上层干部，逐步换血。所以大换血不管名义上叫做什么，实质上都是为了建立一支新的“自己的队伍”。
第二件事，就是抓吏治，干部要像个干部模样。一个政权，不管后代对它的合法性如何评价，如果吏治好，那么它的功绩是怎么也抹煞不了的。历代农民造反，有成的有不成的，除了战略原因外，还有很关键的一点，就是有没有一个正规化的官员队伍来管理行政。一味做山大王、流寇，能捞一把就捞一把，那没有不失败的。
武则天抓吏治，就是普及她主撰的《臣轨》。《臣轨》这部教材，还不完全是老生常谈，里面有点儿新东西，甚至于可以拿来鉴今。其中，“十大标准”很引人瞩目，这里不妨略述。
一曰“同体”；为臣者要与君王同心同德，爱国恤人，尽职尽责。
二曰“至忠”；要以谦虚谨慎为本，功多而不言，不要天天讲我干了什么什么。要“推善于君”，把功劳记在君主的领导上；“引过在己”，勇于承担失误的责任。
三曰“守道”；做官要有“大道”在心，也就是辅佐君王、匡正时弊。要清心正身，做到“名不动心，利不动志”，勿以捞钱升官为第一要务。
四曰“公正”；其中包括三项基本原则，即“理官事、而不营私家”、“当公法、而不阿亲党”、“举贤才、而不避仇雠”。这三条，其实最难做到，官员若都能做到，那就都成了圣贤。君不见，从小小芝麻官，到三四品大员，谁不是一掌权就引用私人？
五曰“匡谏”；要敢于矫正君主过失，以谏为忠，不避斧钺。不过，这个要求不大好办到，以掉脑袋的代价来尽忠，这是理想主义。说到底，人有脑袋几何啊？
六曰“诚信”；对君主要以诚信作为忠的基础，对下属要以诚信作为笼络的手段。“上下通诚，信而不疑”。这基本是和谐大同的蓝本了。
七曰“慎密”；不泄露禁中之语；非所言者，勿言。
八曰“廉洁”；要“奉法以利人，不枉法以侵人”，不属于自己的，决不要拿。
九曰“良将”；这里的“将”，是指“将作”。也就是要多才多艺，机智果断，不能当只会吃喝、泡妞的庸官。
十曰“利人”；其中包括“禁末作”，少修建没用的东西，少搞没用的庆典；“兴农功”，多关心百姓民生；“省徭轻赋”，不以征税多为荣；“务使家给人足”，也就是不要有太多低保户。堂堂大国，竟有百姓不能自给自足的，更有何夸耀？
这本《臣轨》，于垂拱元年写成，发给官员人手一册，据说功效很好。起码能让官僚们知道，上面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
第三件事，是重新规定律令格式，也就是文件规范化。这是一个政府的行政基本功。所谓“律、令、格、式”，是指四种性质的文件。律，是国家律法条文；令，是等级制度规定；格，是皇帝诏令；式，是行政法规。
唐代的律令格式在高宗即位后，就有了大体规范，颁定了《永徽疏律》等，现在则进一步严格化。武则天命内史裴居道、夏官尚书岑长倩等十余人，对旧条文重新删定，还制定了《垂拱格》和《垂拱式》以作为文件汇编。
说到这里，我想到一个问题。文件文书，上传下达，历代都有固定格式，“等因奉此”必不可少。一直延续到清代，无不要求格式严谨，用语清晰；所述问题，一目了然。只可叹当代行政文书，各赖秘书班子循经验而拟，多有废话连篇不知所云者，如“抓住机遇”、“明确职责”、“真抓实干”之类，可称为超级模糊语言。
第四件事，是赈济灾民。垂拱年间，不知怎么搞的旱灾连年，武则天惦记灾民的生活，不能释怀。垂拱四年（688年）二月，山东、河南百姓因为前一年遭受旱灾，粮食不够吃，出现了大饥荒，武则天就命司属卿王及善、司府卿欧阳通、冬官侍郎狄仁杰前往灾区巡抚赈给。
总之这一时期，武则天一直是在扎扎实实做事，威望也有所提高。同时，她称帝的野心也就一天天在加大。
一方面她仍然优待李唐宗室，继续做姿态；另一方面，却一改以前排斥外戚的做法，开始尊崇武氏，为自己称帝夯实人事基础。
垂拱三年（687年），她及时封了几个皇子（也就是她的孙子、睿宗的儿子）为亲王，将李成义封恒王、李隆基封楚王、李隆范封卫王、李隆业封赵王。
到了垂拱四年，一切条件都已成熟，太后当皇帝的舆论就开始冒头了。这个浪潮，也许是武氏子侄辈在发动，也许是武则天自己授意，
事情是很巧妙地开始的。这年正月，武则天下令在神都建高祖、太宗、高宗三庙，仿京师太庙之例四时享祀。
就近祭祀祖宗和先帝，这没有什么说的。但是太后还有一个动议，就是在神都建立武氏宗庙“崇先庙”，同时也享受香火。
她让礼仪官员们去讨论一下：要建的话，建多少间房子为好。
这显然是在放试探汽球。
司礼博士周悰嗅觉灵敏，马上就建议：这没问题，请立七室，减太庙（李唐宗庙）为五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