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是改元、改正朔。永昌元年十一月初一日，宣布改元“载初”，并以本月为“正月”，也就是一元复始之月。而第二年的正月，改叫一月。这个改动也有典故，据儒家传说，三代夏、商、周各承天命，所以正朔不同。夏以一月为正月，商以十二月为正月，周以十一月为正月。
武则天的家族，自认是汝南郡望。这一支武氏，出自周平王少子姬烈，姬烈是周朝大夫，因其手掌上有一“武”字形状纹路，故被赐为武氏。后来他的子孙，便一直以武为氏，史称武姓正宗，是为河南武氏（见《姓纂》）。武则天立志“造我旧周”，所以从周俗，以十一月为正月。
意识形态的东西，在儒家传统范围内能玩的花样，也就到此为止了。你建明堂也好，受河图也好，用周历也好，固然是把武氏地位抬到了一个吓人的高度，但是，何曾有一部经典里说过：女人可以当皇帝？
——这才是问题的死结！
不解开这个疙瘩，武则天不敢贸然称帝，不然就是大逆不道。她知道，如果篡逆的名字一背上，那就是一万年也卸不下来。
其实，就在她的同时代，大唐的东、南、西三面，都女主当国的事例。东面，是新罗。史载“新罗王真平卒，无嗣，国人立其女善德为王”（《资治通鉴》卷一九三）。这是贞观五年（631年）的事。
还有一个是日本，出了一位“推古女天皇”，为日本史上第33代天皇，也是日本第一位正式称为“天皇”的人（以前的都叫“大王”）。她既是公主，也是皇后（被自己同父异母的哥哥纳为妃，后升级为皇后），丈夫死后，以太后身份控制朝政而当上天皇，在位期间进行了日本史上第一场影响深远的改革。她死的时候，是大唐的贞观二年（628年）。
不仅如此，在日本的历史上，居然一共出现过8位女天皇，仅隋唐时期就有6位，这段时间被日本人称为“女帝时代”。看来，东瀛国民接受一位女天皇，在心理上是没有任何障碍的。
南边，有林邑（今越南中部，秦汉时为象郡之地），史载林邑王范头利卒，几经内乱，国人立头利之女为王，只不过这位女王不会治国罢了。这一年是永徽四年（653年）。
在西方，有“女国”（也称“东女国”）。史载“女国在葱岭之西，以女为王。每居层楼，侍女数百，五日一听政。其王若死，无女嗣位，国人乃调敛金钱，还于死王之族，买女而立之。其俗贵女子，贱丈夫，妇人为吏，男子为军士。女子贵者，则多有侍男；男子贵，不得有侍女。虽贱庶之女，尽为家长，犹有数夫焉。生子皆从母姓。”（《唐会要》）
贞观八年（634年），女国曾有朝贡使到长安。
这个古国，不知其位置今天的什么地方。在历史上曾有这样一个国家存在，对当今饱受二奶之辱的妇女同胞们，倒是一个安慰。
武则天所处的时代，简直是个女人当家的时代。就是在咱们的大唐，在武则天称帝之前，也早就出了一位女皇帝。
睦州女子陈硕真自幼父母双亡，和妹妹相依为命，尝尽人间辛酸。后妹妹被乡邻收养，她自己到一户乡宦人家帮工。某年当地发生洪灾，民不聊生，饿殍载道。陈硕真不忍见此惨景，擅自打开东家的粮库救济灾民。管家发现后，将她捆绑起来毒打，当夜被乡人救出，逃入山中隐迹。
此后，当地民众不时听到陈硕真"升仙山、受仙法"的传闻。众人对她为民众造福救难都抱有很大希望。
永徽四年十月初六夜，陈硕真顺应民意，在淳安农村率众起义，当地百姓群起响应，队伍几日内竟扩大至数万人。陈硕真仿照唐朝官制建立了政权，自称"文佳皇帝"，以妹夫章叔胤为仆射，总管各项事宜。于十月二十五日夜，兵分两路出击，章叔胤率众攻陷桐庐；陈硕真亲自带兵两千连克睦州治所淳安（今杭州西南）及于潜（今浙江昌化东南），此后义军进攻歙州未克，又进袭婺州（今浙江金华）。
惜乎义军最终为婺州刺史崔义玄与扬州长史房仁裕联军所败。当年十一月底，数万义军大部战死，陈硕真及章叔胤在激战中被俘，英勇就义。那时，武则天还是个昭仪，跟王皇后斗得正激烈呢。
女人做国主，看来不稀奇。可是上面列举的几个例子，大多为外邦小国，没法作为武则天的援例——天朝哪能向外藩看齐？至于本土的“文佳皇帝”，就更不成了，她只是一位未成功的绿林女杰而已，更不能作为范本。
必须在权威的理论体系里找到根据，以塞天下之口。
老祖宗的儒家经典看来是不行了，因为儒家理论不仅不支持女人主政，而且旗帜鲜明地寓意反对。比如，《尚书*牧誓》就说：“鸡之晨，惟家之索。”《诗*大雅*瞻邛》说：“妇无公事，休其蚕织。”此外本朝比较推崇的道家理论，也没有支持女人主政的说法。
西方不亮东方亮，这难不倒武则天，她最终从佛教经典中找到了有力的根据。
武则天与她母亲杨氏两代人，与佛教都甚有渊源。她小时候就很信仰佛教，后来还在感业寺当过几年尼姑。她的印象中，佛经中有女王转轮的典故，于是就叫薛怀义发动人去找。
薛怀义回到白马寺，组织一帮僧人查了个人仰马翻，终于在北凉时的高僧昙无谶翻译的一部经书里找到了。
这部经书名为《大方等大云经》，里面白纸黑字提到一条预言：“尔时（到那时）众中，有一天女，名曰净光。”在佛出世时，净光深得大义，舍弃了天赋之形，以女身当了国王，得以管辖转轮王统领之地的四分之一。
《大云经》在另一处还预言说，佛死后七百年，南天竺有一个无明国，国王有一女儿名为“增长”。这为增长姑娘“实为菩萨，为化众生，现受女身”；并预言，无明国王死后，“诸臣即奉此女以继王嗣。女既承正，威伏天下。阎浮提（意指人间）中所有国土悉老承奉，无违拒者。如是女王，未来之世，当得作佛。”
这两条经文，简直是救了命！
佛教自汉代传入中国后，经过南北朝时期的发展，已经树大根深，到隋文帝时，据记载“天下之人从而风靡，竞相景慕。民间佛经，多于六经数十百倍。”（《隋书*经籍志》）声势上已经远远压倒儒学。唐朝虽然独崇道家，但也不排斥佛教。
因此，佛教的理念，在大众中甚有市场。
武则天便叫薛怀义和东魏国寺的僧人法明，给《大云经》作疏（即做注解）。两人心领神会，巧为附会，说武则天就是弥勒佛下生，为天下女主。这个引申，就不免有点儿夸张了。弥勒是个菩萨不假，而且是释迦牟尼的大弟子之一；但是《大云经》并没有说女王就一定是弥勒佛转生的。薛怀义他们之所以要这样说，是因为南北朝以来关于弥勒佛救世的信仰在民间极为流行，就连起兵造反的人，也多有以弥勒佛为号召的。
所以，一提弥勒佛，老百姓就欢迎，因为这是救世主啊！
这个《大云经》，是武则天可以当皇帝的唯一理论支点。所以两《唐书》和《资治通鉴》对此嗤之以鼻，都认为是法明和尚伪造的。
但是宋代的赞宁在《高僧传》里驳斥说：“此经晋朝已译，于是（在那时）岂有天后耶？”近代更有人对敦煌出土的《大云经疏》残卷作研究，发现薛怀义所引的《大云经》经文，与南北朝时的两个译本几乎全部符合，故伪造之说，不能成立。
《大云经疏》的扯淡，主要在它胡乱附会的那部分。法明和尚在向武则天进呈新刻好的《大云经疏》时公然建议：太后是弥勒转世，应代唐为“阎浮提主”（大地之主）。他所作的“疏”里还讲到，北魏有位道士寇谦说过：“火德王，王在止戈。”止戈，武也！大唐的土德，也该到换一换的时候了。
这个搞法，实际与佛教真义无关，相当于近世的“假某某某主义”。在千百部佛经中寻章摘句一二，就证之自己掌握了真理，只能说这是唐代的活学活用。
不过，武则天多少年来等的就是这个。她一高兴，就赏了法明一个“县公”的待遇。
《大云经》跟着也就走了鸿运，由官府刻印颁行天下。又令两京与各州都要建大云寺，收藏《大云经》，还要请高僧登坛宣讲。经过两个月的普及教育，大唐人都知道了：圣母要受命，女主要当国了！
在此之前，继“宝图“出来之后，曾有人又伪造了一块“瑞石”，装模作样从汜水里打捞出来，发现上面竟然刻有完整的一首诗，这就是《广武铭》。其诗曰：“发我铭者小人，读我铭者圣君。……三六年少唱唐唐，次第还唱武媚娘。……化佛从空来，摩顶为授记。光宅四天下，八表一时至。民庶尽安乐，方知文武炽。千秋不移宗，十八成君子。歌曰：非旧非新，交七为身，傍山之下，到出圣人。”
这首诗，语句怪诞，有如《推背图》，但所含的信息实在太多了！隋朝时曾有《武媚娘》乐曲，流传至唐，唐宫廷的春节宴会也曾以琵琶演奏此曲，这里显然是附会武则天应成为女主。其他如“化佛”、“光宅”“授记（预言）”、“八表”等等，无不与《大云经》所载菩萨转世典故相吻合，不能不令人怀疑，这一系列名堂是早就统筹策划过的。
经过普及教育之后，唐朝人民的思想基本都转过弯来了，武则天代唐自立的时机已完全成熟。但是，还缺少一个环节——臣民劝进。古来做皇帝的，无论是合法继承还是篡位，都需要经过这一程序，很少有人无耻到抢了座位就坐的。
但是莫担心，这事似乎也有人在策划。载初元年（690年）九月初三日，东都开始上演一系列狂热大戏。
这一天，关中耆老九百余人自发来到洛阳诣阙（叩拜宫门），说是要“请革命，改帝氏为武”（《新唐书*则天传》。有个左肃政台御史名叫傅游艺，这天正在值班，他本人也早有劝进之心，于是就抓住大好机遇，领衔上表，称“天无二日，土无二王，皇帝嗣武……岂不宜乎”，请求改唐国号为“周”，赐睿宗皇帝姓武。
这是舆论上的破冰之举，是公开提出要改朝换代。没点儿胆量，是不敢出这个头的，傅御史也因此千古留名。但是，仅仅劝这一次是不行的，被劝人一般都是“三劝而允”。于是武则天不允，只是把傅游艺连升了十个官阶，由原来的从七品上的御史，擢升为正五品上的给事中。
这是什么意思，连白痴都能明白了。
后世有的史家很怀疑这次请愿是出于民众自发，他们怀疑是武氏外戚在幕后进行了组织。但是接下来的活动，可能就是完全自发的了。
从这一天起的七天之内，是唐朝人民盛大的“革命”狂欢节。九月初八，二劝紧跟着就来了，这次是神都耆老、四方蛮夷、道士和尚共一万二千余人诣阕，请神皇登正位，要求把睿宗皇帝降为皇嗣，并赐他姓武。
武则天认为火候尚欠，还是“谦而未许”。
九月初九，开始三劝，其声势更加浩大，请愿队伍中既有远近百姓、四夷酋长、沙门道士，也有文武百官、李唐宗室，人数共有五万！他们不再是表达完了意思就走，而是“守阕固请”——守在宫门不走，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三劝上表的言辞，也比前面的更为强硬：“臣闻圣人则天以王，顺人以昌。今天命陛下以主，人以陛下为母。”又说，“陛下不顺天、不应人，独高谦让之道，无所宪法，臣等何所仰则？”——您若是不当皇帝，我们可就没有了指路灯呀！
在这种轰轰烈烈的情势下，睿宗迫于压力，也上表自请赐姓武。
这一天正逢上朝，有群臣上奏，说有凤凰从明堂飞入上阳宫，然后飞往东南方。又有赤雀数万只自东而来，飞集朝堂，另有黄雀在后跟随之。这不是预兆火德（赤色）要革土德（黄色）的命么？大家坚请太后赶快称帝，以应吉兆。
消息传开，大众嚣声雷动，欢庆天人之应！群臣也争相议论道：
“天物来，圣人革时哉！”
“天意如彼，人诚如此，陛下何可辞之？”
“陛下若遂辞之，是推天而绝人，将何以训？”
武则天也为这气氛所感染，兴奋不已，说：“俞哉！此亦天授也。”于是欣然批准“革命”，命有司准备改朝礼仪。
初九日，武则天登上宫城正南的则天门，宣布革命，改元天授，“建大周之统历，格旧唐之遗号。在宥天下，咸与惟新。”（《全唐文》）
九九重阳，66岁的武则天做成了中国历史上最离经叛道的一件事。此刻她登高远望，不知心情如何？
父母九泉之下若有知，是该喜还是该惧？丈夫李治若起于地下，是该惊愕还是愤怒？
九月十二日，大周皇帝武则天上尊号为“圣神皇帝”；原睿宗皇帝李旦降为皇嗣，原皇太子降为皇孙。
次日，立武氏“七庙”于神都，追尊周文王为始祖皇帝，而武则天真正的五代祖宗在庙中均有位置，后来三代祖也都追尊为皇帝。
武氏子弟熬了这么多年，终于混成了宗室，共有13人封为王，姑姊皆为长公主。
中枢行政机构也响应进行了调整，有武氏宗亲和武则天的亲信各据要津，以保证新的核心能够令行禁止。岑长倩、史务滋、宗秦客、傅游艺、张虔勗、丘神勣、来子珣等纷纷被提拔，且都赐姓武。其中傅游艺的迁升最为眩目，从一年前最初的八品小官，直升为三品大员。
当然这帮“假武”风光了没多久，第二年都因罪被杀。官场潜规则的作用无处不在，如果不是凭能力与威望，而仅仅靠政治上的投机而成功，不见得是什么好结局。
第二年正月，旗帜颜色改为赤色，正式定都洛阳，将社稷坛从长安迁移到神都，武氏祖宗迁进太庙，原来在长安的李唐太庙改为“享德庙”，四时仍祭高祖、太宗、高宗，其余人就不祭了。
今日大唐天下，已是赤旗世界！
武则天之所以能如此顺利地完成体颜色革命，群臣的拥戴不可忽视。前面提到的诗人陈子昂，现在就是一个狂热的拥戴分子，他抓住时机，进献了《大周受命颂》和《神凤颂》，把武则天吹捧了一通，说自己是：“亲逢圣人，又睹昌运，舜禹之政，河洛之图，熟悉皆洞见，幸而多矣！”
不知他为何激动成这样？
原先忠心耿耿的大唐臣民，现在成了拥戴女皇积极分子，许多朝士的变化，与陈子昂的心路历程很相似。
另一位唐代著名诗人李峤在《请立周七庙表》中，也是激情澎湃，称武则天是“纂祖宗之洪绪，资圣神之睿问，乾坤合德，日月在躬，利泽浃幽显，光明烛宇宙”，称今日盛况是“神灵扶更始之运，亿兆庆维新之业”。（《全唐文》）
光芒照耀了神州还不算，直至照遍了全宇宙！这样的事屡见不鲜：当时的颂歌和后世的评价，往往有宵壤之别。看来，文人在写赞美文章时，还是笔下省点儿力气为好。
李峤，字巨山，赵州赞皇（今属河北）人。少有才名，20岁进士及第，任长安县尉，后历任监察御史、给事中、凤阁舍人，甚得武则天赏识，“朝廷每有大手笔，皆特令峤为之”。在武周、中宗朝官运亨通，屡居相位，竟然封了赵国公。到睿宗二次当皇帝时，开始走背运。后来玄宗即位，被贬为庐州别驾，但他没去赴任，告老还乡了。他的生卒年份不详，据推测起码活到了七十开外。
李峤对唐代律诗的成熟，有一定的贡献。他前接王勃、杨炯，又与杜审言、崔融、苏味道并称“文章四友”。在当长安县尉时已是文名大振，据说在县尉这一级官员中，李峤与骆宾王齐名。诸人死后，他成了文坛耆宿，为时人所景仰。其诗绝大部分为五言近体。
他还有一首七言歌行《汾阴行》，写盛衰兴亡之感，最为当时传诵。据说唐玄宗在安史之乱中逃离长安前，登花萼楼，听到歌者演唱此诗的结句——“山川满目泪沾衣，富贵荣华能几时。不见只今汾水上，唯有年年秋雁飞”，心有所感，悲慨多时，赞叹李峤是“真才子”。
在文人的一片赞美之中，堂堂大周就这样应运而生。不过这里面有一个理论上的悖谬，周代唐立，根据的是“五行相生”学说，可是五行里只说火可以生土，现在土怎么生出了火来？
这也难不倒高智商人士，陈子昂等人解释说：“土则火之子，子随母，所以篡母姓。”黄雀追随赤雀而飞，就是子随母。因此五行中的逆向运动，也就说得通了。
武则天之所以对“周”这个国号情有独钟，除了前面讲到的武氏源出周平王之子外，还有两个因素。一是武士彟曾在高宗时期被封为周国公，现在以“周”为国号，表示新国家是有渊源的。二是武则天对上古三代的盛世一直很向往，国号取名为“周”，显露了她的宏大抱负。
国家的新首都洛阳，经武则天多年的经营，现已是政令所出、人文荟萃的首善之区。“革命”后，武则天又加强了神都的军事防卫，驻扎在新首都周围的诸军人数，约在30万左右。武则天以此居中御外，万无一失。
从嗣圣元年（684年）的废帝政变，到今天不过才6年时间，武则天恩威并施，操纵大局，以一女子而登帝位，不出宫闱而易社稷，手段之高，确实令人惊叹。
陈子昂曾赞美道，武则天“不改旧物，天下惟新，皇王以来未尝睹也。”
其实，她哪里是不改旧物？三皇五帝到于今，中国最大的礼教叛逆者，非她莫属！
30、辉煌历史必有它阴惨的背面
这样轰轰烈烈、花团锦簇的一场“革命”，与那些民众自发地掀翻一个皇朝的革命不同，这其实是在强力人物操纵下的体制变革，其过程中必然伴有高压、钳制和大量冤案。后人决不该只看见表面的欢呼拥戴，而忽略了背后的凄惨血泪！
骆宾王当年的檄文不幸而言中了——今日之域中，竟是武家之天下！
此时最尴尬的一个人，恐怕就是前睿宗皇帝了，当了几年傀儡皇帝不算，还要遭遇改朝易姓的厄运。从皇帝位置上跌落下来，当了一个不伦不类的“皇嗣”，这个称号前无古人，跟皇太子完全是两码事。如果身份是太子，那就预示着将来一定会继承帝位，可是这皇嗣，只不过意味着他是女皇的儿子而已。
女皇的位置将来由谁来接替？不一定就是“皇嗣”。
大周在礼法上的这一个空档，武氏的那些子弟们当然要打主意。这里面最想、也最有资格谋得皇储身份的，要数武承嗣了。一是他身份过硬，是武士彟家族嫡系的袭爵人，现已被封为魏王；二是他官职最高，现已是文昌左相，也就是首席宰相了，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三是他拥护“革命”出力最多，请愿之事十有八九是他一手谋划。
人之欲望，从来就是个无底洞，武承嗣不会满足于这“三个第一”。他现在最想的就是“夺嫡”，由自己来当皇太子。
考虑到前面的几次群众运动都见了效，武承嗣就发扬光大，密令凤阁舍人张嘉福再组织一次父老请愿。于是不久，由洛阳人王庆之牵头，有数百群众上表请求立武承嗣为皇太子，废去李旦的皇嗣身份。
女皇这会儿还不糊涂，她专门召见了王庆之，问道：“皇嗣我子，奈何废之？”
王庆之的回答也很厉害，他说：“今是谁有天下，而以李氏为嗣乎？”
他提出的这个命题，正是武则天永远也没解开的一个死结。母亲当了皇帝，这没有问题，但是，皇帝位传给谁？假如传给儿子，尽管李旦现在姓了武，可毕竟是李氏血脉，传给他就等于又轮转回去了，谁能保证在武则天身后，他还甘心姓武？
那么传给武氏子弟怎么样？武则天还没有想好，因此，她拒绝了王庆之的建议，令他回去。王庆之不肯走，以死泣请（我就指望这个飞黄腾达呢）。
女皇见他态度诚恳，就给了他一张“印纸”，说：“今后想来见我，以此出示守门者。”有话，我们以后再慢慢聊吧。
在这个过程中，女皇就此事征询了文昌右相岑长倩的意见。这个岑长倩也是个拥戴功臣，如今也被赐姓武了，按理说他应该支持把革命进行得更彻底。
但是，同是拥护革命一派，在这个问题上，态度却很不同。岑长倩表示坚决反对！
这个岑长倩，是武则天一手提拔起来的新人，曾任征讨越王李贞的后军大总管，现在的位置又是如此之高，仅次于武承嗣，显然是武则天身边的红人之一。当初他也曾奏请将睿宗改姓武，作为大周的皇嗣。不过在他的概念中，皇嗣就是太子，无须多说，因此他不同意另立武氏子弟为太子。
他提出，皇嗣就在东宫，臣民不宜有此议，请切责上书者，出告示让他们解散，死了这份心吧。
女皇又征询另一位宰相、地官尚书同平章事格辅元的意见，格辅元也不同意。两位宰相都拒绝在请愿奏表上签名。
武承嗣没有办法，只好奏请通报批评张嘉福等人，但也没给他们什么处分。
由此，两位宰相大忤武氏子弟之意，估计女皇也为此很不高兴。加之早先武则天诏令天下普建大云寺的时候，岑长倩曾表示反对，即得罪过武则天，现在恐怕要新帐老帐一起算了。
果然过了不久，也就是天授二年（691年）的六月，岑长倩被罢相，改任武威道行军大总管出征吐蕃。走到半途，又突然被召回，逮下诏狱。由来俊臣主持审理，竟平地兴起大狱，把格辅元、欧阳通等数十族也给牵了进来，用尽酷刑，诬以谋反，于当年十二月统统给杀掉了。可怜岑长倩的五个儿子，同时被害。
岑长倩的家族很有来头，叔叔岑文本是太宗时的宰相、侄儿岑羲是后来睿宗复位时的宰相，三人为唐代有名的“一门三相”。 岑长倩早年是孤儿，由叔叔岑文本抚养成人。唐朝著名的边塞诗人岑参，也出在这一门。
这样看起来，岑长倩虽是武则天的红人，但家族中的贞观渊源终究对他有影响。在关键时刻，他力保李旦的嗣君地位，也许是有一番苦心的。可叹稍忤圣意，竟遭灭族！
也是岑长倩时运不济，此时女皇刚登极，对李唐宗室及旧臣可能的反扑极为敏感，对宰相团队也格外戒备，不惜屡起大狱予以震慑。岑长倩这是撞到刀头上了。
后来睿宗复位后，在景云元年(710)追复了岑长倩的官爵，备礼改葬，算是对他表示了追念。
却说这武承嗣志在必得，他知道历史的机遇就这么一次，一旦错过，此生就再不可能有君临天下的机会。于是一手请愿，一手整肃，直逼那个连皇嗣座位都坐不稳的李旦。
可是冥冥中似有定数，越是急功近利想爬上去的人，往往越是不成。因为其咄咄逼人的态势，会使别人感到威胁，于是就惹得人家来反制他。
在前台为武承嗣卖力的那个王庆之，虽然第一次请愿未成，但显然受到女皇温和态度的鼓励，就再三求见，固执己见。最后终于惹恼了武则天，叫来了凤阁侍郎李昭德，让他好好治一治这个不识趣的白痴，打一顿棍子再说。
李昭德是有政治头脑的人，也是个强悍的人，他把王之带到光政门外，对公众说：“此贼欲废我皇嗣，立武承嗣！”
说完，令人把王庆之痛揍一顿，直打得耳目出血，然后杖杀。围观的“请愿党”一看，大惊失色，一哄而散。
而后，李昭德向武则天进言，讲了一个道理。他讲的这个道理，非同小可，直接影响了武则天和大周后来的命运。
他说：“我听说文武之道，贵在方略，岂有侄为姑立庙乎？以亲缘而论，天皇乃陛下之夫，皇嗣乃陛下之子，陛下合该传之子孙，方为万代计。”
这里，李昭德很巧妙地向武则天强调了私有制的核心——“亲不亲，一家人”。只有把江山乃至一切值钱的东西，传给一亲等的亲属，才最牢靠。同时他也强调了父系社会的关键，子孙一系才是可靠的，娘家那一头的侄子，弄不好就是外人了，能把姑姑的牌位供到太庙里吗？
大唐所有的旧臣，对唐王朝的挽救，都没有李昭德的这一句话有力。武则天听了以后，有所觉悟，废立皇嗣之事也就搁置下来了。
李昭德并未就此满足，他再接再厉，密奏武承嗣权太重，似有不妥。
武则天对李昭德已经相当信任，于是推心置腹地说：“承嗣，吾侄也，故委以腹心。”
李昭德要的就是这句话，他施用攻心战术，晓以利害：“侄之于姑，何如子之于父？子犹有篡弑于父者，何况侄乎？”
武则天闻之不禁变色。
李昭德又补上一句：“承嗣为陛下之侄，又是亲王，不宜更在中枢。且自古帝王父子间相篡弑，何况姑侄，岂得以重权委之？若他趁机而起，帝位可安乎？”
说得武天倒抽一口凉气：“我未之思也！”
这一堂权谋教育课，使武则天刻骨铭心，此后就开始考虑是否要收回武氏子弟的实权。
武承嗣有所察觉，便也跑去告李昭德。但女皇已有了主见，只说：“我自任用昭德，高枕无忧，此人是代我劳苦，非汝所及也！”（《旧唐书*李昭德传》）
古来以疏间亲的，少有成功，弄不好还可能掉脑袋。而李昭德却做的很漂亮，他巧妙地在武则天的子与侄之间做了个亲疏的划分，使得敏感的武则天对武氏子弟大起戒心。
第二年八月，武承嗣和武攸宁同时罢相，而李昭德以夏官侍郎拜相，也许跟这次谈话很有关系。
在整个大周时期，武承嗣、武攸宁、武三思等人虽然贵为宗室，先后几度拜相，但时间都不是很长，累计起来也不过两三年，未能对政局产生什么影响。
武则天对诸武总体上是控制使用，起用他们的意义，在于壮大自己的“宗枝”，同时也让他们起到耳目的作用。至于大政方针和治国实务，却不大让他们插手。在特权上对他们也有限制，原先唐诸王的封邑之租，是由王府自己征集，而对武姓诸王，武则天则改令州县征送，以防止诸王额外盘剥。
对诸武的限制，好歹减轻了他们这一伙的危害。但是在“革命”前后，酷吏的作用却大大加强了。
酷吏是些什么东西，武则天心里是大致有数的，但是新朝初立，旧党待除，不养一批恶狗是不行的。酷吏以用法严苛搏取名声，以图厚赏，武则天也知道这里面冤案大概是少不了的，但为巩固政权计，也就不想多加干预。所以自永昌元年（689年）平定了宗室之乱后，酷吏们已经开始把黑手伸向了朝中大臣和李唐宗室，成为一股能影响政局的疯狂力量。
几年间，由于酷吏的作用，先后以各种罪名处死或流放的唐宗室有十数家，牵连家属数百人。倒了霉的大官也为数不少，上有宰相魏玄同、尚书张楚金、侍郎元万顷，下有刺史郭正一、长史刘易从、都督李光谊等，共有大臣数十家，刺史郎将以下不计其数。就连战功赫赫的名将黑齿常之，也被周兴诬陷与右鹰扬将军赵怀节谋反，在狱中被逼自缢！
一代将相，如落叶纷纷！
当年作为武则天辅政时期的基本力量“北门学士”，也几乎被酷吏们赶尽杀绝。人世无常，福祸难料，站“错”了队的自无话说，站对了队的竟然也性命难保，政治这碗饭，真是不好吃啊！
永昌元年七月，徐敬业的弟弟徐敬真从流放地逃回，想去投奔突厥。途径洛阳时，洛州司马弓嗣业和洛阳令张嗣明送钱资助他出逃。待逃至定州（在今河北）被逮住，牵连到两位资助者。弓嗣业被缢杀，徐敬真和张嗣明贪生怕死，竟然诬攀多人，其中就有那位在平定越王李贞之乱时专横跋扈的“元帅”张光辅。
两人诬陷张光辅在征越王时，“私议图谶天文，阴怀两端”，结果现任内史的张光辅有嘴说不清了，三人一齐被处死。
最为荒谬的是，武则天的亲信元万顷、郭正一，以及平定徐敬业之乱的大功臣魏元忠等，竟被诬陷与徐敬业通谋，判了斩刑。这真是“狡兔死，走狗烹”，啥人也免不了这铁律啊！
对这几个人，武则天多少还是了解的。他们真的会和徐敬业联谋？武则天难以判定，犹豫不决。
直到人都被拉到刑场上去了，她才下决心要保下这几个人，于是，令凤阁舍人王隐客快马前去传旨：要刀下留人！
王隐客领命后，生怕去得迟了救不了人，女皇要怪罪，于是一路扬鞭纵马，狂呼：“有旨免罪，刀下留人！”引得一路行人惊讶不止。
刑场上待决的犯人张楚金等人听到呼喊声，都不禁欢呼雀跃，惟有魏元忠仍跪于地上，神态如常。众人唤他起来，他淡淡答道：“虚实未知。”
王隐客勒马而下，请魏元忠起来，魏元忠却说：“宣敕后再起不迟。”
待读罢敕书，魏元忠才缓缓站起，舞蹈谢恩，脸上看不出任何忧喜之色。这人实际上已经参透了政治的清浊，一切置之度外了。
后来，这批人都免死流放到了岭南。
徐敬真案牵扯进来的人，也有没能逃脱的，彭州（今四川彭县）长史刘易从就是在当地被诛杀的。他在彭州官声很好，吏民皆怜其不幸，在行刑时纷纷解衣投地，称：“为长史之灵求福。”事后，衙门把这些衣服估了估，约值十余万钱。
到九月，周兴又诬告宰相魏玄同谋反。他这一告，纯属个人恩怨。早先在高宗时，周兴为河阳县令，高宗有意提拔他，但吏部认为周兴是“流外官”，即不入流的杂职，连九品都不是呢，不好提拔，于是否决了皇帝的提议。
这事的内幕，周兴无从得知，几次到朝堂去痴等任命。几位宰相见了，谁也不屑跟他说一声。魏玄同当时是代理宰相，见状有所不忍，就说了一句：“周县令可去矣！”
周兴不领情，反而以为是魏玄同从中阻挠，便记恨在心。眼下周兴已今非昔比，就要来算这笔老帐了。他知道魏玄同曾与裴炎交好，就跑到武则天面前诬奏：“魏玄同曾与裴炎合流，近日对臣说：太后老矣，不若侍皇嗣富贵持久。”
这是揣摩过武则天心理之后的诬告。武则天此时万事如意，只是年近黄昏，最忌讳别人提及，于是一怒之下赐魏玄同死。
前来监刑的御史房济，对魏老爷子的遭遇很同情，就劝魏玄同：何不以告密为由求见女皇，以期自辩。
魏玄同不听，叹道：“人杀与鬼杀有何分别？我不能为告密之人！”说罢，从容就死，死时已是73岁高龄。
对酷吏的横行霸道，朝中也有非议，陈子昂就是敢说话的一个。他那时年轻，口无遮拦，又是拥护武周革命的热心分子，所以敢于极言酷吏滥刑之弊，主张“抚慰宗室，各使自安”，不赞成把旧唐宗室搞得那么惨。
永昌元年三月，武则天特意召见陈子昂，询问为政之要和哪些弊政需要革除，让他详细写来，不要引用古典，空发议论。
陈子昂就写了一份三千言的建议书，提出了八条：一措刑，二官人，三知贤，四去疑，五招谏，六劝赏，七息兵，八安宗子。
在“措刑”一条里，他提得很有见地，说严刑峻法是用来禁乱的，乱子平了就应该息刑，严刑不是为承平时代而设立的。太平之人，喜德政而厌刑罚，刑之所加，人必内心惨痛，所以圣人用刑罚非常审慎。近日诏狱大兴，钩捕支党，株蔓推穷，都是因为狱吏不识天意，所以才如此惨刻。最好是敕法慎罚，省白诬冤，这才是太平安人之务。
对于用人，他也说得好。他说。政治政治，政所以能治，在于用人惟贤。君子小人各分其类。要是陛下好贤而不用，或者用了也不能信，信了又不能善始善终，或者用完了不加奖赏，那么虽有贤人，终不肯至，即便贤人当了官，也不肯用力。如此，怎么能行？（见《新唐书*陈子昂传》）
对安抚宗室诸子一条，武则天当然听不进去，但也没恼怒。她知道陈子昂敢这么说，就是没有包藏什么心机，同时她又有爱才之心，很快提拔这年轻人为右卫胄参军（专甲仗等）。
武则天当然知道他说的是什么，但此时她还不想收拾那些酷吏，狗虽恶，毕竟是我的狗，等狡兔死光了再说吧。于是，女皇虽然数次召见陈字昂，谈的也很详细，可是每次都是谈完了就算完事。
陈子昂的上表至今我们还能从史籍上读到，可称得是见解不凡，不是书生空论，他也因此被提拔为右拾遗（正八品上）。但他“居职不乐”，革命后的严峻形势让他很感失望。
反观酷吏，却是越来越得意了。有个醴泉人侯思止，早先以卖饼为业，后投到索元礼门下为仆，也学到了陷害人的一手。他有个朋友被恒州刺史裴贞因故杖责，他为了给朋友出气，就出头告裴贞与舒王李元名谋反。
革命是好事，拥护者也多，可是革命后的谋反案为何又如此之多！
侯思止一告就准，李元名被废，流放边地州县，裴贞掉了脑袋。侯思止因告发有功，授了游击将军。
可是他还不满足，嫌游击将军是个散官，没有实权，就向女皇求为监察御史。
武则天对要官的甚为厌恶，就问道：“卿不识字，岂堪御史？”
侯思止答道：“獬豸（传说中的独角异兽，见人相斗，便以角触无理者）何尝识字，却能触邪呢！”
这花言巧语，哄得女皇大喜，果然给了他朝散大夫、侍御史的官做。
还有一个衡水人王弘义更霸道，比侯思止的发迹还要不可思议。他素来无行，曾向邻舍乞求吃两个瓜，人家不给，他就告诉县官说瓜田中有白兔（天降祥瑞？）。县官派人搜捕，践踏瓜田，顷刻立尽。
他后来出游赵州（今河北赵县）等地，见乡间的耆老聚会作邑斋，就告以谋反，致使二百余人无辜被杀，他也因此得授游击将军，不久又升为殿中侍御史。
后来有人诬告胜州都督（在今内蒙）王安仁谋反，武则天叫王弘义去审这案子。王安仁被冤枉当然不服，王弘义就在枷上把他脑袋割了下来；又下令去捕王安仁的儿子。其子是军人，刚巧来到堂上，王弘义不由分说，也把他脑袋割下，装在盒子里回京复命。至于这父子俩反不反，那就在于报告怎么写了。
回京途中路过汾州（今山西汾阳），司马毛公请王弘义吃饭，吃了不大一会儿，王弘义忽然喝叱毛公滚下去，命人斩之，用枪挑着砍下的脑袋回洛阳，沿途百姓见者无不震栗。
那时武则天的中央监狱——“制狱”是设在丽景门内，凡入狱者，非死不出。王弘义竟然戏呼此门为“例竟门”，意为照例都得死。
恐怖政治到了如此地步，朝士人人自危，相见不敢寒暄，只能道路以目。因入朝时经常有人密遭逮捕，所以每次上朝，官员们都要和家人诀别：“未知复相见否？”
当时的法官，竞相以酷为荣，只有司刑丞徐有功、杜景俭办案还比较平恕。以至于被告者都说：“遇来、侯必死，遇徐、杜必生。”（《资治通鉴》）
这徐有功，也算是武周时期的一个异数。他常跟家人讲：“今为大理寺命官，人命所系，不能因顺从皇上而妄杀无辜！”
他起初在蒲州任司法参军，审案从来不用刑罚。以至于他手下的小吏相约，如果有犯人被徐大人下令用刑，那么咱们就往死里打。结果直到任满，也没打过一人。
武则天在起用一批无赖酷吏之外，还用了一两个这样正直的刑官，对当时的妄杀多少有所阻遏。
其时，魏州有人告发贵乡县尉颜余庆，说颜是琅琊王李冲的同党。武则天就把这案子交给来俊臣去审。
这个小小的县尉，当年能跟李冲谋反有什么瓜葛呢？原来李冲曾在贵乡县放债，到期以后，就派家奴去收债。几个家奴图方便，在出发之前给县尉颜余庆先送去一封信，请他帮忙。
亲王的事，颜余庆当然要给面子，于是先就帮忙收了一部分。其间，与李冲也有过通信。
所谓跟李冲有瓜葛，也就这些。
不过这案子到了来俊臣的手里，审讯的结果不问可知，当然是反叛有据、应定为死刑。
但是在永昌元年，武则天曾有过一个敕令，对李贞父子造反案有一个政策规定，就是“魁首已伏诛，支党未发者赦免之”。也就是说，元凶被处决后，其余胁从同党即使未被举报，也一概赦免了。
当时做这个规定，是为了安定人心，不至于牵连太广。
御史台根据这个永昌敕令，便改判颜余庆为流放。
这么改判是否妥当？武则天拿不准，就召集了官员来商议。
当时侍御史魏元忠认为：“颜余庆助李冲收债，且有通信，谋反证据俱在，并非支党，该判死刑并籍没家产。”
武则天深以为然。
但是徐有功反对此议：“颜余庆在赦免令后被举报，可称支党。今以支党为魁首，是以生为死；赦而复罪，不如勿赦；生而复杀，不如勿生。我以为朝廷处置不当。”
武则天很恼怒，问道：“何以为魁首？”
徐有功从容答道：“魁者，大帅。首者，元谋。”
武则天又问：“颜余庆何以不是魁首？”
徐有功答：“若魁首者，虺贞（即李贞）是也，已然伏诛。而余庆今日才治罪，不是支党又是什么？”
听了这话，武则天怒气稍平，说了一句：“卿等再议吧！”
最后讨论的结果，是免去颜余庆的死罪。
在徐有功与武则天争论的时候，朝堂上官员和侍卫有好几百人，众人鸦雀无声，连大气都不敢出，只有徐有功一人镇静自若。
类似的传奇事迹，他还有很多。在酷吏横行的年代，这么干无疑是逆风而行。他两次因有人进谗言而被罢职，但时过不久，武则天总还是念及他的忠直，觉得有一个敢唱反调的人在身边也好，就又把他召回，授予更高的职务。
《旧唐书》载：“时远近闻有功授职，皆欣然相贺。”恐怖时期的官民，把他视为救星。无处可以诉冤的时代，就是一座暗无天日的铁屋子，哪怕是一缕星光，也是莫大安慰。人们只能祈愿：有此一人在，正义就不可能完全泯灭。
此后，他在仕途上就再无挫折，直到68岁死在任上。
这是一位唐代的“护法英雄”。
但是，这样的“好官”，这样的青天大老爷，只能是社会紧张气氛的缓释剂，而不可能是安全阀。武则天有意制造的高压态势照旧存在着。
她如今在海内已无敌手，为什么还要这么紧张？这是因为，她面对的是一个无形的敌人——旧唐正统观念。这个顽固的观念，在现实中的载体就是李唐的子孙们和那些心怀不满的李唐旧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