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唐子孙是摆在明面上的，能肉体清除的都清除掉了。天授元年（690年）七月，周兴诬告高宗的两个庶子，也就是过去离皇位最近的两个亲王——泽王李上金、许王李素节谋反。武则天诏令两人到朝廷受审，素节被缢杀，上金随后因恐惧而自杀。到八月，又有南安王李颖等宗室12人被杀，故太子李贤的两个儿子也被鞭杀。
侥幸没死的废帝李显和现皇嗣李旦，是因为身上有一半武则天的血统而不便于杀，或者武则天考虑他们还不至于翻天，所以勉强保住了命。
可是李唐旧臣就不同了。因为大周是从大唐脱胎而来的，中间没经过大动乱的清洗，革命后从白丁提拔起来的官员毕竟极少，官员们人人都可以说是李唐旧臣。那么谁心怀不满？大家都没在脑门上贴着标签，不好辨认也不好防备，所以只能以高压态势（妄杀无辜者）来加以震慑。
凡事都有因，这就是武则天在“革命”前后青睐酷吏的根本原因，不能说她生来就有嗜杀的本能。但是，她这样做，无疑也是踏进了历史的地雷阵：为了巩固政权而采用恐怖手段，政权虽然暂时稳住了，却使得这个政权在名誉上蒙尘。
批量制造冤案，这不仅授人以柄——给了反对派将来“变天”的理由，也在身后留下了万世骂名。
是耶，非耶？
大概武则天自从有了当皇帝的念头那天起，就准备好了任万世的人去笑骂评说。
这个女人的性格，是典型的“抓住机遇派”，宁为执掌权柄而做冒死一搏，也不愿老死窗下求个平安一生。
历史常常因为有了这样的人而发生转折，多走了弯路或者抄了近道，是功是过有时候是不好说的。
31、酷吏们终于尝到了“请君入瓮”的滋味
天授三年(692年)四月，武则天的心情好，改元“如意”。改了不到半年，老人家身体健壮，容颜如春，竟然“落齿复生”，她一高兴，又改元“长寿”。结果这一年就有三个年号。
从新改的年号能看出女皇心满意足的心态，也能看出革命已基本成功。
在这个背景下，酷吏集团的存在，就不是一个有利于政权稳固的因素了，反而成了社会动荡之源。
由于他们的手伸得太长，使官僚集团感到人人自危；因为他们陷害无辜，使起码的公平正义荡然无存。这样一个社会，不可能是一个常态的社会。
古代人把管理国家比喻为“牧羊”，这个说法非常贴切。划定一个圈子，不得超越，然后就让羊儿吃草挤奶，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各得其所。偶有越界的，执鞭而警告之，这就能维持住基本的秩序了。
但是若把国家变成屠宰场，依靠今天杀一批、明天杀一批来震慑，臣民们必然会聚集起越来越强的反抗心理，社会也将弥漫着不祥的戾气，焉得长治久安？
那么，垂拱至天授年间的酷吏集团猖獗到了什么程度呢？
十分可怕！
据中宗复辟以后的清算，这个“妄滥杀人”的集团共有26人，他们“以粗暴为能官，以凶残为奉法”。无辜官民“倏忽加刑，呼吸就戮（眨眼之间就被杀掉）。暴骨流血，其数甚多。冤滥之声，盈于海内”。
革命之前，制狱（也就是诏狱）尚无固定地点，革命后，来俊臣等把诬陷人当作了一项事业，案子越来越多，女皇就在中枢机关的集中地——皇城之南的丽景门“别置推事院”，这就是新开的制狱。
制狱设在这里，是为了便于逮捕中央高级官员，借上朝之机就把你给逮了，不须惊动地方。
到后来，抓的人太多了，连丽景门这里的地方都不够用了，就又在司刑狱设立“三品院”，关押三品以上的大官。
以来俊臣为代表的酷吏所使用的酷刑，在中国历史上也堪称极有创意，或以醋灌鼻，囚禁于地牢中；或装入瓮中，用火来烧烤；或断其口粮，令犯人吃棉絮以充饥；或令犯人睡在粪秽之中，备受荼毒；或将铁圈套于人头之上，加插木楔，直至脑袋破裂……
种种惨毒之刑，不是肉身可以承受得了的。史称“但入新开狱者，自非身死，终不得出。”
酷吏们的为非作歹，引起了大臣的强硬抵制和抗争。天授二年（691年），继宰相岑长倩、格辅元等被杀后，另一宰相乐思晦和右卫将军李安静也被杀。李安静的得罪，不过就是当初不肯在劝进表上署名。来俊臣在审问他的“反状”时，这位李将军毫不屈服，怒喝道：“以我唐家老臣，要杀就杀！若问谋反，实无可对！”
如意元年（692年）初，肃政台中丞魏元忠等七人被控谋反，侯思止奉命审案。他事先对魏元忠说明，不承认就要吃棒！
魏元忠不肯承认。
侯思止就叫人把魏元忠倒曳起来折磨。
等放下来后，魏元忠站起来说：“我薄命，如乘恶驴坠倒，脚为镫所挂而被拖曳！”（《旧唐书*酷吏传》）
侯思止目不识丁、满口土话，本来就被人视为滑稽人物。审这一案，被魏元忠一顿臭损，更是传为笑谈，连武则天听了都大笑。
这个所谓的七人谋反案相当经典，首告是来俊臣，被告里面头一位就是宰相狄仁杰，两个赫赫有名的人物撞到了一起。
为了减少审案的难度，来俊臣事先奏准，只要承认谋反的，可以免死罪，也不给上刑。狄仁杰与魏元忠的斗争策略不同，他不愿受酷刑，就自己承认：“大周革命，万物维新，唐朝旧臣，甘受伏戮。反是实！”
好，只要承认就好。不过这案子当然不能这么痛快就完了，另一个酷吏王德寿又诱供，要他最好把女皇母亲方面的亲戚、冬官尚书杨执柔也牵扯进来。狄仁杰坚决不干，说：“如此，皇天后土，必将谴我！”说罢以头触柱，血流满面。
王德寿怕事情闹大了，赶紧抱住狄仁杰，说：“不牵扯就罢了，狄公何必如此？”此后，王德寿再见到狄仁杰，态度就尊敬多了。
狄仁杰乖乖认了罪，对他的看管也就不十分严了。他趁机把被面撕下，写了冤状塞在棉衣里，以天热为由，托付王德寿交给自己的家人带回，让家里人把棉花掏空了再送来。王德寿自然很乐意去办。家里人收到棉衣，知道有名堂，在衣服里找到了密状。狄仁杰的儿子狄光远马上拿着状子，前往皇宫告变。
按照当时规定，凡是告变者，都可得到女皇召见。女皇听取了狄光远的汇报，又看了冤状，非常惊讶，就把来俊臣叫来问：怎么能对狄仁杰逼供？
来俊臣巧言令色道：“狄仁杰等入狱，臣未尝去其巾带（还让他们穿着官服），起居妥为安置，若无谋反之事，他们怎么肯招认？”
女皇不信，知道这个事光问是问不出名堂来的，就派通事舍人周琳前去监狱视察。来俊臣连忙把监狱现场伪装好，但是这个周琳畏惧来俊臣之威，根本不敢去见狄仁杰，回去就对女皇说监狱里一切都很好。来俊臣见有机可乘，就叫人以狄仁杰的名义，写了一份“谢死表”（认罪书），还假冒狄仁杰签了名字，进呈给女皇。
正巧在这时，刚刚被冤杀的故宰相乐思晦，有个未满10岁的儿子被籍没在司农为奴，不甘心受屈辱，也告变诉冤。
女皇召见这个小崽子，问他有何事要告发。
小孩子说：“臣父已死，臣家已破，但陛下之法也为来俊臣所玩弄。陛下若不信臣所言，可择朝中清正可靠之臣，试以谋反按之，只要经来俊臣鞠问，无不承认谋反！”
武则天大惊：“竟有此事？”
她这才有所悟，想想狄仁杰不正是这种情况么？于是马上召见狄仁杰，问他：“卿为何要承认谋反？”
狄仁杰回答：“不承反，臣已死于拷掠矣！”
女皇又问：“那么，为何要作谢死表？”
狄仁杰答：“没写。”
女皇向狄仁杰出示了谢死表，经辨认笔迹，才知道是由他人冒签的。经过再三考虑，武则天最终赦免了这七人，只是统统都贬为了县令。
对于这个结局，来俊臣、武承嗣大为恼怒，一天几次坚请杀了他们这批人。但武则天终究没答应，只是说：“诏令已下，如何能返悔？”
武承嗣见无法说动老太太，只得退下，又密嘱台官联名上表，力求杀掉这七人。来俊臣则改变思路，能杀一个算一个，他上奏道：“七人之中的裴行本，叛迹已露，其罪犹重，请诛之。”徐有功当场反驳说：“明主已有再生之恩，而俊臣等却欲违背上意，执意诛杀，岂非欲置主上于无恩无信之地？”
最后还是武则天拍板：“吾意已决，众卿勿再争。”
这边刚告一段落，那边又冒出来一个。在“七人阴谋集团”中，有一个司农卿裴宣礼，他的外甥霍献可，是朝中的侍御史。这个霍御史鬼迷了心窍，非要让女皇杀了他舅舅不可。他伏阕面陈道：“陛下不杀裴宣礼，臣请死于阶前。”说罢，以头触殿阶，血流沾地。
霍献可这么做，既是为了表示“为人臣不私其亲”，企图邀宠；同时也是为了讨好武承嗣，做个远期的政治投资。至于舅舅的脑袋掉不掉，他一点儿也不心疼。
对于这种矫情到违背常理的“忠诚”，武则天心甚厌之，根本不理。但这个霍献可并不灰心，常以绿帛裹其伤，微露之于幞头之下，“冀太后见之以为忠”。
为了向上爬，连良心也不要了、脸也不要了。我们的民族中，世世代代这样的“官瘾一族”何其多也！也许是——文化不断，官迷就不绝？
这个“七人事件”，我认为，极有可能是酷吏问题的一大转折点，聪明如武则天，不可能从中没领悟到什么。酷吏们的作为，是否已超出了她的容忍限度？他们的作用，是否已从必要走向了多余？有没有必要将他们彻底铲除？这些问题，女皇已经在考虑了。
这一时期，是两股力量在交错起作用。一方面，在正直大臣的抗争下，酷吏开始受到抑制，另一方面，滥刑之风仍在蔓延。
其实，事情早在天授二年（691年）就有了微妙变化。当时御史中丞李嗣真曾上表反对告密，他说：“近来狱官单人奉命，鞠问既定，便不再复审。刑法操于臣下，若有妄杀，陛下如何得知？且九品之官操生杀之权，不经秋官（刑部）与门下省，国家之利器转入个人之手，他日恐成大患！”
这一番话，说得武则天心动。此后，她为了遏制酷吏、挽回舆论，就采取了一个幽默办法：让酷吏去整治酷吏。
恰在此时，左金吾大将军丘神勣在博州平叛时，妄杀已经反正的官民千余家的暴行被人揭了出来。当年二月，事情被查实。
好，这条倒霉的走狗就该被烹了！
武则天下令，将这个屠夫将军斩首示众。这家伙自从迫害故太子李贤起，不知滥杀了多少无辜，现在是该还的时候了——以自己的人头来还。
将军断头之日，朝野为之鼓舞！
一个倒下去，就有人趁势而上，再揪出一个来。
有人接着告发，文昌右丞周兴与丘神勣合谋，陷害无辜，罪在不赦。武则天此次发挥了高度的政治幽默，把周兴交给了来俊臣去审。
这是两只老虎面对面。
其结果，极富有戏剧性，创造出了一个千古不灭的成语——“请君入瓮”。
周兴资历很老，在酷吏当中官位最高，素来擅长罗织罪名，陷害无辜。他的崛起早于来俊臣，可以说是来俊臣的老师了。
来俊臣受命后，充分理解了女皇的幽默，就很正式地在下班后宴请周兴。席间，两人相谈甚欢。
忽然，来俊臣虚心向老师求教：“近来囚犯多不承认罪名，当为何法？”
周兴不知就里，大咧咧地说：“此甚易耳！取一大瓮，以炭四周烤之，令囚犯入其中，何事不承？”
来俊臣拍案道：“妙哉！”
于是他马上命人抬来一个大瓮，依周兴之法，架起木炭烤热，然后徐徐起身对周兴道：“有‘内状’要我审问老兄，请兄入此瓮！”
周兴大惊失色，吓得一个劲儿叩头伏罪。不用入了，我全招！
武则天念及周兴也还有点儿功劳吧，就没要他的命，判他流放岭南。但是，皇帝饶了他，仇家却放不过他。在流放途中，他被仇家杀死，碎尸万段。究竟是谁杀的？魔头千夫所指，死了也就死了，没人追究这事。
同年九月，那个领衔劝进的酷吏傅游艺，也被人告发，说他曾自述梦中登上湛露殿。好家伙，做什么梦不好，做这样的梦，不是谋反是什么！结果他被逮入诏狱，受不了苦而自杀，殉了他自己一手催生的大周朝。
大约就在此时，为抚慰众望，武则天还下令，将酷吏的祖师爷——索元礼也下狱。进了制狱，自然有别的酷吏来收拾他，三下两下，就给折腾死了。
酷吏接连毙命，朝野无不拍手称快。
这一时期，史称“制狱稍衰”。但是，典型人物仅仅倒了几个，酷吏作为一个群体仍然存在并发挥着作用。尤其是来俊臣，独得女皇信任，继续作恶了多年。
那一年的八月，来俊奉命审问玉钤卫大将军张虔勖。这个张虔勖，就是当年跟随裴炎勒兵进宫、参预废中宗的两员大将之一（另一个是程务挺），后来被赐姓武。此次他犯了什么事，不详，只说是被人告发傲慢自得，言语不逊。
他是拥戴太后临朝的大功臣，傲慢并不奇怪，不过因为傲慢而获罪，倒是古今罕见。女皇现在不给他留一点儿情面，估计还是记着裴炎的那笔老帐呢。
张虔勖知道不好，怕自己受不了酷刑而被问成死罪，就跑到徐有功那里去自讼（坦白交代），以求公正。
来俊臣闻讯大怒，把张虔勖逮到，一款不问，就命卫士乱刀斩杀，枭首于市。而后，伪造了口供报了上去。
可怜当年可以胁迫皇帝下台的大将军，竟被一个小小法官杀鸡一样给剁了，这也是“出来混，都是要还的”一例。
来俊臣再接再厉，眼里也没有了什么大将军不大将军，杀起武将来毫不手软。他向左卫大将军泉献诚索贿，被拒绝，就诬告泉大将军谋反。伪造了证据，先斩后奏。可怜泉献诚，乃高丽泉男生之子，归唐后为一代名将，就这么不明不白死了。其他的，还有契苾何力、黑齿常之、李多祚、李谨行等外族名将，在唐为将十多年，也都为酷吏所杀。
要是只杀几个文官，国家一时还乱不了套，但是对赫赫有名的武将大开杀戒，那纯粹就是自毁长城了。酷吏在这个问题上的恣意妄为，并没有引起武则天的警觉，其后果就是：堂堂的大周朝在对外战争中饱受屈辱、狼狈不堪。这都是后话了。
这年五月，据说武则天听了一个道士韦什方的马屁进言，为了礼尊佛教，要把大周变为弥勒净土，遂下令禁止屠宰和捕鱼虾。道士出了个佛家的主意，这也是大周的奇闻之一。
这个禁屠禁捕令意味着什么呢？就是全国军民皆不许吃肉，渔民也不能打鱼。馋肉的，还可以忍一忍，但是渔民的生计怎么办？女皇已经想不到这些了，“革命”原则超过了民生要义。这项禁令一直到八年后，才因凤阁舍人崔融的劝谏而被废止，这其间，真是苦了大周的万千臣民。
其时，左拾遗张德添了一个儿子，为了庆贺这事，他在孩子生下三天后，偷偷杀了一只羊，请同僚及好友到家里喝例行的“三朝酒”。所请的几位当中，有个叫杜肃的补阙。拾遗、补阙这两种官职都是谏官，所以杜肃和张德是同事。这本是一次范围极小的私人宴请，大家凑个热闹，吃完抹抹嘴走人，就算完事。
却不料这位杜肃先生，吃了人家的肉，也不嘴短。他趁人不备偷偷带走一块肉饼，回家后便写了告密奏表，附上肉饼作证据，上呈武则天。
第二天，武则天临朝，把张德叫到前面来问话：“听说爱卿生了儿子，向你贺喜啊！”张德赶忙拜谢。武则天接着就问：“请客的肉是从何处得来？”
这一问，把张德唬得魂飞魄散，连忙叩头伏罪。
武则天说：“朕禁屠宰，但红白喜事的宴请并不限制，此乃人之常情。惟爱卿今后若再宴客，对客人也须有所选择！”说完，拿出了杜肃的奏疏给张德看。
杜肃顿感羞愧万分，满朝文武也都恨不得往他脸上吐唾沫。
狄仁杰获救，杜大人受辱，这种种迹象都表明：风向已有所变化！众臣受到鼓舞，掀起了第二次反酷吏的舆论攻势。
同月，万年县主簿徐坚上疏，痛陈死刑覆按制度（即死刑复核）遭破坏之弊，他说：“《周礼》上有审案‘五听’之道，今亦有三次覆奏方能定案之令，而今敕令审谋反案者，陛下仅遣使者去查问后，即可处斩。此极不妥！人命至重，死不再生，万一蒙冤，只能饮泣吞声；合族受累，欲诉无路！此不足肃奸逆而明典刑，只能助长酷吏福威，令天下臣民生疑惧。臣万望禁绝此种处分，还是依法覆奏为妥。”
右补阙朱敬也在这时候上疏，他提出：严刑是为了禁异议，现革命已成，众心已定，就应该绝酷吏、省刑罚。
朱敬是望族出身，“倜傥重节义，早以辞学知名”。他的奏疏写得特别透彻，用了汉高祖“马上得天下，礼仪治天下”的典故，劝女皇抛弃那害人不浅的法家思想。他说，用严刑固然好，否则平息不了暴乱；但是，路走远了就没有好的足迹，琴弹快了就没有悦耳的和声。昨日之善政，很可能成为今日之恶政，还望陛下详察。
看了这篇充满辩证法的奏疏，武则天大为赞赏，赏了朱敬三百段丝帛。对他的意见也基本采纳。史籍上记载，自此之后“制狱稍衰”。
紧跟着，侍御史周炬也上疏，直指酷刑之非。他说：“刑官常以酷刑待囚犯，无所不用其极。囚犯之所以承认罪名，因其既非木石，且救目前，苟求暂时不死而已。臣窃听舆情，皆称天下太平，何苦须反？难道被告尽是英雄，皆欲为帝王耶？只不过不胜虐待而自诬罢了！”
他还把批评矛头直指女皇：“今满朝文武屏息而不安，皆以为陛下朝与之密、夕与之仇，不可保也！”这样翻脸不认人的君主，怎么伺候？他提出希望说，“周用仁而昌，秦用刑而亡，愿陛下缓刑用仁，天下幸甚！”
这几人敢说话的人，有一些共同特点：一是地位身份都不高，不过是谏官而已，并非朝廷重臣；二是他们讲的都是常识、常理，并非精深的哲理高论；三是其中有两人都引用了秦用严刑而速亡的典故。
三个人的话，发生了作用，说动了女皇。使她终于发生了一些转变，不至于成为历史上的“女秦始皇”。
这段历史，现在读来颇令人感慨。在古代的皇权制度下，人君虽然独裁，但是进言和纳谏的途径是畅通的。只要是官员，不论职务高低（有时甚至白丁也可以），都可对国家大政方针提意见；而且是随时提、君主随时就可以听得到。这多少能够纠正独裁政治中的偏差。
进入现代以后，政治体制从整体上有了进步，君主变成了共和，一人独裁的事是不常有了；但下情上达的直接渠道同时也取消了。下级官员一般不得越级谈问题，更何论谈国家大事？政府没有了保障直接提意见的运作系统，官员们也无法随时随地提意见。整个国家机构的纠错功能，远远落后于古代。
我的第二个感慨是：君主所出的偏差，往往犯的都是常识性的错误。在政治旋涡中混了多年的武则天，难道不知道苛政失人心么？但是一旦坐到了高位之上，就耳也不聪、目也不明了，把绝大部分臣民视为潜在的谋反者。
正如周炬所说，无论是臣还是民，都以平安为人生目的。和平年代里，哪来那么多的图谋造反之人。统治者的过度警觉，根源还是对自己统治合法性的不自信。这在各个方面都能表现出来。比如，大周朝固然伟大，难道非要把它的母体大唐说成是万恶的，才能显出当今之伟大来么？
这几个小人物的忠告，终于使武则天有所转变。她决心对酷吏加以限制，派出了监察御史严善思去按问那些告密的人。严御史素以公直敢言著称，经他追查审问，竟查出有850多个告密者所告的事，纯粹是虚构的。
这些诬陷者自然都受到了严厉惩处。这以后，罗织之党为之不振，再不敢肆无忌惮了。
这一年里，万人切齿的酷吏又倒了几个。来俊臣因贪污被贬为同州（今陕西大荔县）参军。王弘义被判流放琼州，在半路诈称有敕令追还，偷偷跑回来，被人发觉，当场杖毙。侯思止也因违反法令被李昭德举报，女皇下令，将这个连“官话”都说不标准的家伙在朝堂上活活杖杀。
但是女皇稍有回心转意，并不等于从此就春风化雨了。在两股势力的胶着状态中，恶势力仍然以惯性作用在前行。
就在长寿二年（694年）的二月，一场大屠杀骤然爆发。事起有人告发“岭南流人谋逆”，所谓“流人”，就是正在服流刑的官员或者犯人家属。
这件事，是谁告的？告的是什么阴谋？正史上并无记载。但有人考证，这事与补阙李秦授有关，因为他曾经上奏说：“陛下自登极，诛斥李氏及诸大臣，其亲人家族流放于外。据臣估计，有数万人。如一旦同心，招集为逆，出陛下不意，臣恐怕社稷必危。今有谶言曰：‘代武者刘。’刘者，流也。陛下不杀此辈，臣恐为祸深也！”（《通鉴考异》）
这纯粹是诛心之论，有罪推定，根本没有事实。据说武则天深信谶讳，看了这道奏疏，不由不信，连夜召见了李秦授，把他提为考功员外郎。
紧接着，女皇就派出了使者，分赴剑南、黔中、安南、岭南等六道，手持“墨敕”（女皇直接发出的公文），名为去安慰流人，实为相机杀之。——这就是有名的“六道使”。
最先出发的是司刑评事万国俊，以代理监察御史身份前往广州。女皇授权给他“若得反状，便许斩决”。这个授权，简直是无限授权，只要一经授予，哪还有不杀人的？
万国俊领会到其中奥妙，到了广州，就将流人集中起来置于“别所”，假传圣旨，赐令自尽。流人皆号哭，称冤不服。万国俊就将他们都赶到水滨，挨个儿杀死，一时间三百余人同时毙命！
而后，他伪造了谋反状上呈，说：“诸流人都有怨恨，若不追究，为变不远。”
这也是推论，但是女皇深信之，为嘉奖万国俊杀人有功，特将他提拔为侍御史。
接着，“六道使”中的右翊卫兵曹参军刘光业、司刑评事王德寿等人也陆续到各地审查流人。
这些官员都是小官，此次执行任务只是暂代一下监察御史职，因此个个升官心切，看到万国俊杀人如此之多，居然得了恩赏，便也都放开手来杀。据说刘光业杀了700人，王德寿杀了500人，其余也都有滥杀，最少的也在百人以上。另外，不光是因反对“革命”的流人遭此一劫，连一些早年的流人也未能幸免。
此次“六道使”之祸，估计共杀了2000人之多。万国俊首开恶例，连走过场的审问都略去了，一纸矫诏就几百几百地杀人，这在和平时期真是骇人听闻。
但是，目前的时势毕竟是不同了，六道使的残暴很快被人揭发。武则天一下被点醒了，知道这又是酷吏们在杀人邀功，不禁有了悔意，便另外派了使者去各道安抚侥幸逃生的流人，公开承认六道使的做法酷暴之极。并下令将他们全部用枷锁枷起来，押解到各道他们滥杀的地方处斩，以慰亡灵。幸存的流人，则允许他们统统返回故乡。
这个惨痛的事件，若追究源头的责任，女皇将责无旁贷。她授权从重从快杀人，连覆按的手续都免掉了，焉能不出冤案？专政机器，只要一放松制约，它本身就有自行滥权的倾向，历史的实践已屡试不爽，这跟具体执行人员忠诚不忠诚没有关系。
到此为止，酷吏作为一个集团，已经被武则天杀的杀、贬的贬，势力大大地削弱了。惟有来俊臣不知用了什么方法，独享恩宠，始终没有倒。他在革命后，一直猖獗了7年。此人既贪且淫，不光是喜欢受贿，还酷爱美色。只要知道官民家中有姿色出众的妻妾，就要设法搞到手。或者是出面强索，或者是罗织夫家的罪名，把丈夫抓了，再抢人家老婆。
只要他相中的女人，他都志在必得，不管人家的丈夫官有多大。
后来到了万岁天通年间，监察御史纪履忠忍无可忍，上疏弹劾当时已是御史中丞的来俊臣“五大罪状”：一曰专权擅国；二曰谋害良善；三曰赃贿贪浊；四曰失义背礼；五曰淫昏狼戾。他认为，来俊臣罪恶滔天，合该下狱处死。
武则天没有采纳，对来俊臣纵容依旧。她这时仍护着这个著名酷吏的原因，可能是考虑：手中总要有一把刀吧。
但是来俊臣却没有什么深谋远虑，他不能理解女皇总体考虑，只以为自己地位稳固，恩宠不衰，越发地肆无忌惮起来。
到万岁天通二年（697年）六月，这个酷吏利令智昏，竟然想诬告武氏诸王、太平公主和女皇新物色到的情人张易之和张昌宗，同时又诬陷皇嗣李旦和废帝庐陵王李显，说他们勾结南、北衙共同谋反！
这南衙，指的是中央机关和京都卫军；北衙，指的是北门禁军。
看看他告了一批什么人？
除了两个皇子之外，其他都是与武则天关系最密切的人，是组成大周政权金字塔尖的人与机构。他们要是都想反，大周还能是大周么？
从逻辑上说，皇帝只能有一个，如果掀掉武则天，他们绝大多数人的地位也未见得能比现在更高。那么他们谋反，所图何为？
南衙，北衙，都是武则天全力控制的部门，两个不成气器的皇子能否勾结得上，武则天的心里能没数吗？
来俊臣由于长期得宠，手握生杀予夺之权，渐渐形成了权力幻觉，以为自己永远不会倒。在此次发动攻击之前，竟没有掂一掂自己与对手的分量，犯了“疏不间亲”的大忌。
——狗，永远不要想去取代主人！
如果他没有这一击，其命运也许能与大周相始终；但只要一出手，就等于自己往无底深渊里纵身跃下。
可叹的是：恶人，永远也掌握不了科学的世界观。
来俊臣的这个举动，使得武氏诸王和太平公主大为惶恐，他们是亲眼见过这条恶狗是怎么咬人的。过去咬咬李唐旧臣和无关紧要之人，倒也好玩，今天居然要咬到女皇至亲的身上来了，这还得了！
他们深知，老太太喜怒无常、威福莫测，万一听了来俊臣的谗言，他们这金枝玉叶的脑袋就要搬家了！
于是武氏诸王和太平公主这两股势力联起手来，共同检举来俊臣的种种不法行为，轻而易举就把他弄到监狱里去了。
入瓮之鳖，还有何能？酷吏再酷也是肉身，一用刑，照样也是顶不住的。很快，有司就审结，拿出了意见：应处以极刑！
武则天对这把曾经用过的刀子，犹存怜惜之心，想保下他的一条命。判决奏疏上去，三日没有批出来。宰相王及善进谏道：“俊臣凶狡贪暴，国之元恶，不去之，必动摇朝廷。”但武则天还是犹豫。
这天，武则天在宫苑中游玩，为她牵马的，恰是另一位宰相吉顼（读xu）。
吉顼是洛州河南人，身长七尺，高大魁梧，为人“刻毒敢言”，在大周时期是个功过参半的人物。他同样也名列酷吏，据说为巴结武承嗣，把自己的两个妹妹也白送了，但是另一方面，也做过一些很明智的事。
武则天就在马上问他朝中的事，吉顼说：“外臣只是奇怪，判决来俊臣的奏疏为何还不发下？”
女皇说：“俊臣有功于国，朕正在考虑。”
吉顼一听，就来了劲儿，话说得无比刻毒：“俊臣聚结不逞之徒，诬陷良善，赃贿如山，冤魂塞路，如此国贼，有何可惜！”
几句话，掷地叮叮当当响！
武则天被他说动，终于批准把来俊臣处死。
这个来俊臣，可称大周朝第一酷吏。他过去当过响马、入过狱，因缘际会，被武则天看中，做了官。在20年的酷吏生涯中，他似乎与所有的官员和皇亲有仇，冤杀了大小官员近2000名，灭族1057家，杀掉的人总计有好几万。其中，有李氏宗室的亲王、郡王、国公、郡主、县主等几十人，还有宰相5名，大将军十几名……
汉语里“血债累累”这个词，只有他来顶着才是最贴切的。
此外，来俊臣还娶了十多个官员的女眷，都是官员们的老婆、小妾、妹妹、女儿、孙。抢了人还不够，还要这些官员们拿钱来养活她们。
变态魔头终于就戮，人心怎能不大快！
行刑这一天，脑袋刚砍下来，仇家们就扑上去，争着咬来俊臣的肉，挖其眼珠，剥其面皮，剖其心肝，须臾之间一抢而空！
武则天为收拢人心，立刻下诏，历数来俊臣的罪恶，并说“本应加灭族之诛，以雪苍生之愤，现准籍没其家”。
士民奔走相告，相贺于路，都说：“自今眠者，背始贴席矣！”——可算能睡上个安稳觉了！
唐周时期的酷吏史，以来俊臣的被诛为标志，可以说是渐渐落下帷幕了。
但是，若追究酷吏产生的源头，武则天罪无可逃！正如《新唐书*酷吏传》所言：“吏非敢酷，时诱之为酷”。
武则天要“革命”，要巩固政权，就纵容酷吏滥杀，以震慑异己。现在政权巩固了，她为安抚人心，就诿过于酷吏。
她可不是天真少女。这些权术，她全懂。
当然，我们也不妨把她想得好一些：有些情况她不了解。
至于她和秦始皇不同的地方，就在于，她还没把事情做绝。
恶狗一群，是她自己动手收拾掉的。
女皇有经验，她知道身后名声的重要，也知道该如何作秀。于是，在来俊臣被灭掉后，就有了一场戏。
武则天对侍臣说了一番话，算是对自唐至周的酷吏史做了一个总结。
她问大家：“以往，来俊臣等审理制狱的案件，下狱的朝臣互相牵连，都承认自己是反逆。国法昭昭，朕如何能干预？这中间，朕也疑有冤枉滥刑，派了近臣到狱中去亲自查问，但犯人们的手状，都承认有罪。自来俊臣死后，就听不到有谋反之事了，那么以前已受戮者，岂不是有冤枉的了？”
夏官侍郎姚崇过去曾在刑部干过，知道里面的猫腻，便对奏：“自垂拱以来，被告家破人亡的，都系冤枉自诬。告密者因此而立功，天下号为‘罗织’，甚于汉朝党锢之祸。陛下派近臣到狱中查问，但近臣自身也难保，又怎敢动摇原案？被问之人若要翻案，又恐遭毒手。今全赖天佑，陛下有所悟，诛杀奸人，合朝安定。自今以后，臣以一门百口性命，担保现在内外官吏再无反者。恳求陛下再收到告状，只管收存，不须再追查。若以后发现证据，真有人谋反，我甘受知而不告之罪。”
姚崇，字元之，原名元崇，陕州硖石（今河南陕县）人。他在贞观年间应举，从濮州司仓干起，升至夏官郎中。到大周时契丹袭扰河北，姚崇剖析军情，应对如流，武则天奇之，遂将他提拔为夏官侍郎。
这个人，既才干超群、又忠于女皇，注定了是大周朝的栋梁人物。
姚崇这次对武则天的批评，一点儿没留情面，但武则天不仅没有发怒，反而大悦，说：“以前宰相都顺成其事，陷朕为滥刑之主。闻卿所言，深合朕心！”（《资治通鉴》）
读史，常令人感慨：什么叫天理？没有。
政策变了，在上者说话的调子也就变了——以前的宰相，想要不“顺成其事”，谁敢呢？
32、生在帝王家究竟有什么好处?
大周拨乱反正，朝臣们算是解放了，但是李唐皇子皇孙们的“接受改造”还未有穷期。
说来难以置信，华夏民族最堂皇的一个朝代——“唐”的名字，有那么十几年的时间，竟然是“反革命”的文化符号，人人避之惟恐不及。
李唐旧臣，毕竟还可以洗心革面，或者忍耐一下耻食周粟；而李唐的金枝玉叶们则全无这个出路了，自身的血统怎么能改变？该着死的，跑不掉；侥幸未死的，也成了大周朝身份最可怜、处境最危险的一小批人。
当革命后的情势稳定下来后，为安抚人心而保留的皇嗣李旦，地位就更加无足轻重了。长寿二年（693年）的元旦，女皇按例在“万象神宫”（明堂）祭祖，她本人为“首献”，也就是带领一批人第一轮拜祭，而“亚献”（第二轮）却没像以往那样安排皇嗣，而是安排了魏王武承嗣，“终献”（第三轮）则由梁王武三思主持。
可怜的正宗嫡子，现在却几乎等于“后娘养的”了。
皇嗣的地位被边缘化了不算，还随时都有性命之忧。史载，女皇有个很受宠信的户婢叫团儿，这女子大概也看准了“干得好不如嫁得好”的真理，竟然要主动献身于皇嗣，也想捞个皇嗣妃当一当。
皇嗣是有老婆有孩儿的人，没同意。可能是他正统观念较强，也可能是怕惹是非。
团儿被拒，恼羞成怒，就做了木偶偷偷摸摸埋在皇嗣的两个妃子刘氏和窦氏的宫中，然后在元旦这天去诬告，说二妃使用“厌胜”之术，诅咒女皇。
两个妃子根本不知内情，第二天去嘉豫殿朝见女皇，从此就一去不复返，被女皇下令杀死，埋在了宫里，具体地点在哪儿无从得知。
皇嗣知道老妈这是做给他看的，心中畏惧，很怕祸及自己，就强装什么事都没发生，举止如常。
团儿学酷吏学得挺像样子，一击得手，大为得意，还想继续陷害皇嗣。幸亏有人举报了她诬陷的事，才引起女皇警觉，将这个没出息的女流氓给杀了。
从血缘上来说，皇嗣之贵，应该仅次于女皇，可是他眼下连老婆都保护不了。不止如此，祸端还延及窦妃的家里人，窦妃的老妈庞氏因为惧祸，晚上偷偷摸摸地祈祷，结果被家奴告密，被判处斩刑。多亏窦妃的兄弟向徐有功诉冤，徐有功据理力争，才得免死，母子四人一道被判了流刑。徐有功本人也因这个案件得罪了女皇，被除名。
两个月后，又有更凶险的事发生了，前尚方监裴匪躬、内常侍范云仙因私谒李旦，竟然被腰斩。
唐代法定的死刑处置方式，一般是斩首和绞刑，腰斩并不多见。由于采用此法，犯人所受的痛苦更甚，所以一般多用于罪大恶极者。女皇此举，就是要震慑百官：看谁还敢跟皇嗣勾搭！
自武则天临朝听制以来，李旦无论是当皇帝还是退居皇嗣，实际上都形同软禁。这一来，就更是这样雪上加霜，公卿以下从此再也没有人敢去探望他。李旦与朝中文武官员的联系通道，完全被切断，平常只有一些太常乐工在他身边。
皇家的显赫，那只是平民的想象，李旦落到这个地步，还不如笼中的鹦鹉——鹦鹉起码还有言说的自由！
李旦的五个儿子，原本和武氏族子侄一样封王开府，就在二妃被害后，全部被降为郡王，女儿也一律降封为县主。女皇还把他们召还“入阁”，随父幽于深宫。据说看管得极为严厉，想到庭院里去散一散步，也是不成的。
那一年，皇嗣的长子李成器15岁，三子李隆基、也就是后来的唐玄宗，才9岁。
这个可怜的李旦，从当上皇帝那天起，就失去了自由，一直到后来的圣历二年（699年），他将皇位继承权交给了三哥废帝，受封为相王，才有了一点点自由。这一段时光，是从他22岁起，到37岁止，想想都让人不寒而栗！
在宗室里面，惟有李千里的脑筋活络，知道武则天好哪一口，千方百计地讨好，让自己的儿子也跟着大伙献“符瑞”。
这世界总是小人活得好些。为何？因为人之弱点，本无区别。不光昏庸的上级喜欢小人，就是英明的上级也喜欢。女皇对他，果然“稍见亲近”。
加之李千里只是郁林县侯，任的又是闲职，地位不重要，女皇也就放了他一马，成了例外。后来，此人在唐室匡复时起了作用，据说有如汉代的陈平、周勃，因而被封为成王、授左金吾卫大将军。
史官不能原谅他一度丧失原则，故而对他评价不高。但他的墓志铭却称：他虽然承蒙“稍见亲近”，却心怀复兴大业，在建言献计之际，为保存大唐余脉起了作用。唐之大业未沦，全赖他这一忍。所以对他的盖棺定论，是“圣期千载，功业一匡”（《成王千里墓志铭》）。
这我们就无话可说了：历史怎么打扮都行，关键在是谁来打扮。
李千里肯定没有那么伟大。不过，皇嗣李旦岌岌可危之时，也确实有人舍生忘死起而维护。这人却不是金枝玉叶。
当初裴匪躬、范云仙因私谒皇嗣被腰斩后，皇嗣遭软禁，唯有一帮太常寺乐工（史称“工人”）在其左右。这时候，武承嗣认为夺嫡的时机已到，就唆使人诬告皇嗣“潜有异谋”。武则天很警觉，叫来俊臣审讯皇嗣的左右。
来俊臣求之不得，立刻用上了酷刑，皇嗣的左右开始不承认，但不胜拷打之惨毒，都想自诬参预了皇嗣谋反，以求解脱。
惟有太常乐工安金藏性格刚直，不忍看到皇嗣被害，大呼：“若不信金藏之言，请剖心以明皇嗣不反！”随即拿佩刀自剖其胸，五脏迸出，流血遍地，气绝而扑！
来俊臣几十年来所逼死的人何止千百，但如此刚烈之举，却是闻所未闻，一时竟张皇失措。
有人见状，立刻飞报女皇。
武则天闻之，感到十分震撼，连忙下令用轿子把安金藏抬进宫里，派太医抢救，为其收纳五脏，以桑白皮为线缝合，敷之以药。一夜过去，安金藏方得苏醒。
女皇颇不心安，亲临探视。安金藏动弹不得，女皇就令他一概免礼，并感叹道：“吾子不能自明（我儿子自己解释不清），使汝至此！”
随后，她传令来俊臣停止审讯，并将诸人释放。
武则天见一个平民的反应都如此激烈，心知对皇嗣不能再逼迫了。史载“睿宗由是免难”。
仗义执言的“工人”安金藏，在后来唐玄宗即位后当上了大官。玄宗追思早年安金藏的忠烈之举，授予他右骁卫将军，并下诏褒扬，令史官编撰其事。开元二十年（732年），又封他为代国公，后以寿终，赐兵部尚书。
由此，安金藏成为中国古代最成功的一位工人。
顺带提一句：安金藏先生的墓至今仍存，就在陕西永寿县监军镇的永安村。该村村民皆姓安，自称是安金藏的后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