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对待旧唐势力方面，武则天很懂得分清主次矛盾。她把李唐宗室的枝蔓差不多都削去了，留了自己生的几支族系，也都死死地看守住，局面就变得可控了。相对而言，对大臣的控制便不妨放松一些——臣下没有了其他的偶像可以尊崇，就只能忠于现在的最高统治者了。
武则天熟读经史，又曾亲炙太宗的施政之风，她在建立了大周的权威之后，知道该用什么样的人来治国。但是由于政治上过度敏感和偏爱法家手段，结果导致朝中佞人与贤臣并立的复杂局面。
正邪两股势力此消彼长，颇不平静。
革命后不久，两股力量的翘翘板就开始起伏。武则天先后干掉或拿掉了四拨宰相，即岑长倩、格辅元等一拨，乐思晦一拨、狄仁杰、裴行本等一拨，李游道、袁志弘等一拨。最后，又起用了李昭德和娄师德等一批干练之臣，做为行政骨干。
娄师德的浮出水面，也是大周的一大幸事。他的名字在本书前面已经出现过，就是在李敬玄被吐蕃重创后，出头收拢散卒御敌，又受命“宣谕”、一番话把吐蕃大军给说退了的那位。
娄师德，字宗仁，是郑州原武(今河南原武西)人，自幼才思敏捷，年及弱冠就中了进士，授江都(今江苏扬州)县尉。从军的那年，他是监察御史，虽是文官，却应“猛士诏”投笔从戎。
这是个奇才，文武两手都硬，可比以前的裴行俭和刘仁轨。武则天曾一度干脆就把他当武将用，任命他为左金吾将军兼丰州都督。
自此，李昭德、狄仁杰、娄师德相继受到重用，使大周的朝政稍稍有了点儿样子。
这三人，在史上各有逸闻，可见出当时风采。
先说李昭德。武则天在“革命”前后迷上了“符瑞”，就是上天降下的吉祥物，喜拍马屁的人也就投其所好。当时有人献白石一块，上有赤色纹路。百官不解，问此石有何来头？献石者说：“此石赤心。”李昭德素来痛恨阿谀，不禁大怒：“此石赤心，别的石头皆欲造反么？”说得众人哄堂大笑，连女皇的面子也有些挂不住。
又有人献乌龟一只，背上书有“天子万万年”几字，也称是祥瑞，天生就有字的。这种小把戏，君与臣一般都心照不宣，大家图个乐呵也就得了。但李昭德不听邪，找来刀子刮。那字原来是红漆写的， 一刮就掉。李昭德说：“此乃欺君，请予严处。”武则天也不好说什么，便说：“此人亦无恶心，就放他去吧。”献龟人吓破了胆，抱头鼠窜。
再说狄仁杰，前面我们说过，他在任豫州刺史时，收拾越王造反后的烂摊子，曾经谴责过跋扈扰民的行军元帅张光辅，被张光辅告了一状，结果被贬为洛州司马。
那次平定叛乱，张光辅是功臣，武则天处分了狄仁杰，是给张光辅一个面子。但是女皇对狄仁杰印象极好，到天授二年九月，就把他提拔起来做地官（户部）侍郎。这是狄仁杰第一次拜相。武则天觉得前次贬他有些过分，想安慰一下他，就问：“卿在汝南，颇有政声，卿欲知是谁害你么？”
狄仁杰心里明白，但是却拜谢道：“陛下以为臣有过，臣当改过自新；陛下知晓以大义 臣无过，乃臣之大幸。臣不愿知那人的名字。”
几句话说得光明磊落，武则天听了大为赞赏。
“七人案”后，狄仁杰再次被贬，为彭泽县令，从总理直贬为县长。武承嗣曾多次奏请把他杀了算了，但武则天就是不允。
万岁通天元年（696年）十月，契丹攻陷冀州（今河北临漳），河北震动。为了稳定局势，武则天起用狄仁杰为与冀州相邻的魏州（今河北大名）刺史。狄仁杰到职后，一改前任刺史把四乡百姓驱赶人城、充当防守力量的作法，让百姓全部回家去耕作，先解决民生问题。
百姓为之大悦。契丹部闻之，也颇受震动，自动撤军了。当地百姓感念狄公，，为他立了碑以记恩惠。不久，狄仁杰又升为幽州都督。
狄仁杰的声望因此而鹊起，武则天更是激赏，特赐他紫袍、龟带，还亲手在紫袍上写了“敷政木，守清勤，升显位，励相臣”十二个金字，期望甚殷。
果然，到了神功元年（697年）十月，狄仁杰被召回，官拜鸾台（门下省）侍郎、同凤阁鸾台平章事兼纳言，再次做了宰相，成为辅佐武则天的一代名相。
狄仁杰在高宗时，曾任大理丞，为官刚正廉明，执法不阿。这个经历，甚至使他于后世扬名欧洲。
在近代，荷兰汉学大师高罗佩以狄仁杰的事迹为蓝本，写了侦探小说《狄公案》，风靡欧洲。
这个事，在这里多说两句。高罗佩，原名罗伯特*汉斯*范*古利克。“高罗佩”是他来中国后取的名字。他1910年出生于荷兰，从小就对中国事物感兴趣。后进入当时荷兰的汉学中心莱顿大学，专攻中文与法律，经过一番苦读，通晓了包括中文、日文、藏文、梵文在内的15种语言。
1935年，此君进入荷兰外交界供职，1943年任荷兰流亡政府驻重庆使馆一秘。后来，娶了一位22岁的中国女士——使馆女秘书。
在重庆，高罗佩读到一本清初的公案小说《武则天四大奇案》，爱不释手。把玩之余，索性用英文译了出来，出版后大受欧洲欢迎，这就是早期的《狄公案》。
1952年，高罗佩又到荷兰驻印度大使馆任参事，在那里，他以《狄仁杰奇案》为书名，用中文把原作改写成章回体小说，在新加坡出版。小说共有52回。西方人用中文写章回体小说，这是绝无仅有的一例。
从1954年至1967年，他又用英文撰写了十几个同类题材的中短篇小说，编成了一部百余万字的宏篇巨制———《狄公案》。
《狄公案》的英文名字是《Judge Dee》，直译为《狄法官》，出版后立即征服了西方读者，“Judge Dee”（狄公）从此成为欧洲家喻户晓的传奇人物，成了西方人心目中的“中国的福尔摩斯”。
再说娄师德，此公的境界和处世方法，又要高出前面两位，在史上以忍让出名。其弟曾任代州(今山西代县)刺史，将要赴任时，娄师德问他：“我位登宰相，你又为州牧，荣宠过盛，人所嫉也，将何以自免？”其弟跪下说：“如今虽有人唾我面，我拭之而已。”
这个回答本不为错，但娄师德却面有忧色：“此所以为我忧也！人唾汝面，怒汝也；汝拭之，乃逆其意，更加重其怒。应是，唾，不拭自干，当笑而受之。”(见《资治通鉴》)
这就是成语“唾面自干”的来历。娄师德可谓吃透了中国官场“树大招风”的规律，考虑得万无一失。性格决定命运，正因为这种谨慎，他才能在大周时期，始终受到武则天的信任。
他最有风趣的几件逸闻 ，都涉及到吃饭的问题。娄师德在任监察御史时，正是武则天禁屠令已下。一次他到陕县视察，吃饭的时候厨子给他端上了羊肉，娄师德责问：“何为有此？”厨子说：“豺狼咬死了羊。”娄师德心知肚明，但事已至此，也只能幽默：“这豺很懂事啊。”过了一会儿，又上来了鱠鱼。再问，厨子又答：“豺咬死了鱼。”
见这谎撒得太拙劣，娄师德便叱道：“智短汉，何不说是水獭？” （《古今笑史》）
据《朝野佥载》记载，娄师德任兵部尚书时，曾巡视并州(治晋阳。入境后，附近一带的县吏都来迎接并随行。中午到了驿站，娄师德怕人多打扰，就让大家在一起吃饭。娄师德见自己吃的是精米饭，别人的却是糙米饭，便把驿吏叫来，责备道：“汝何为两种待客？”驿吏惶恐，答道：“遍寻浙米不得，死罪。”娄师德便说：“同食，亦复何损。”便换了黑米饭和大家一起吃。
娄师德到梁州(今陕西汉中)考查屯田，有一与他同乡同姓的人因犯罪，都督许钦明准备杀之以儆效尤。那人便来见娄师德，请他说情。娄师德说：“犯国法，师德当家儿子，亦不能舍，何况你。”
第二天宴会上，娄师德对许钦明说：“听说有一人犯国法，说是师德乡里，师德实不识，但与其父为小儿时共牧牛耳，都督莫以师德而宽国家法。”
许钦明立即让人给那个人去了刑具，带到厅堂。娄师德见了那老乡，斥道：“汝辞父娘，求觅官职，不能谨洁，奈何？”说罢，拿了一盘饼给他，说：“吃吧，作个饱死鬼去！”许钦明经过权衡，最终还是开释了那人。
娄师德善于举谏人才，狄仁杰在当宰相之前，娄师德曾在武则天面前极力推荐他，但狄仁杰对此事却一无所知。武则天便问狄仁杰：“师德贤乎？”狄仁杰只觉得娄师德作为一个将才还行，就说：“为将谨守，贤则不知也。”武则天又问：“知人乎？”狄仁杰说：“臣曾与他同僚，未闻其知人也。”武则天笑道：“朕用卿，师德荐也，诚知人矣。”
女皇随手拿出以往娄师德推荐狄仁杰的奏章，让狄仁杰看。狄仁杰看后，十分惭愧，叹道：“娄公盛德，我为所容乃不知，吾不及他远矣！”(《新唐书*娄师德传》)
三人中，比较有争议的是李昭德，结局不好的也是他。他虽然敢于直言，顶住了诸武的压力，但是对下却过于专擅，引起很多中下级官僚的不满。武则天自唐至周，对执政大臣的使用向来控制得很严，李昭德能在女皇眼皮底下成为一位权臣，也堪称是奇人了。
但李昭德的结局却很惨！
这宰相，真不好当啊。
据史家推论，李昭德的失势应在延载元年（694年）左右，前鲁王府功曹参军丘愔参了李昭德一本，说他专权擅事。
然而，在武则天这样个强势君主的手下，就是专权又能专到哪里去？
在众人心目中形成李昭德专权的原因，有人做过分析。
一是他树大招风。武则天一度对他极端信任，超过了对武氏诸王的倚重，这引起了一些人的嫉妒。
二是他锋芒太露。当时罗织正盛，大多数官员为之侧足，而李昭德独独敢挑战歪风邪气，比方在殿外杖杀王庆之、堂上奏责来俊臣、当众嘲笑侯思止、怒斥所谓“赤心石头”等，都是惹祸之举。众人不敢挑战诸武，让他一人去斗，结果嫉恨都集于他一身。
三是欠缺城府，说话伤人。一次李昭德和娄师德一同上朝。按礼数，两位宰相要并排走，但娄师德体肥胖、行动缓慢，李昭德久等他也不上来，便怒骂：“被田舍夫拖了腿！”
田舍夫，唐时的口语“乡巴佬”也。
好在娄师德脾气好，一句幽默应对了过去：“吾不田舍，复在何人？”（《新唐书•娄师德传》）
娄师德与李昭德可说是平起平坐，且又年长，李昭德尚且如此不敬，那么他对其余人则可想而知。
丘愔在参他的奏疏中，说李昭德“性好凌轹，气负刚强”，也就是欺负同僚和下属，是抓住了要点。
这份奏疏中写得汪洋恣肆，应该说是好手笔：“陛下天授已前，万机独断，发命皆中，举事无遗，公卿百僚，具职而已。自长寿已来，厌怠细政，委任昭德，使掌机权。然其干济小才，不堪军国大用。直以性好凌轹，气负刚强，盲聋下人，刍狗同列，刻薄庆赏，矫枉宪章，国家所赖者微，所妨者大。天下杜口，莫敢一言，声威翕赫，日已炽盛。臣近于南台见敕日，诸处奏事，陛下已依，昭德请不依，陛下便不依。如此改张，不可胜数。”
这一大段，总的就是说，相权已经压倒了皇权。这是典型的攻心战术——你怕什么我就说什么。
自古以来的皇帝，最忌讳的就是这个，除了昏君，稍有想法的君主，都不能容忍有个权利比自己还大的权臣在眼前晃。
接下来，奏疏更是危言耸听，把李昭德比前代篡逆之臣：“书曰：知人亦未易，人亦未易知。汉光武将宠庞萌，可以托孤，卒为戎首。魏明帝期司马懿以安国，竟肆奸回。夫小家治生，有千百之资，将以托人，尚忧失授。况兼天下之重，而可轻忽委任者乎！今昭德作福专威，横绝朝野，爱憎与夺，旁若无人。陛下恩遇至深，蔽过甚厚。臣闻蚁穴坏堤，针芒写气，涓涓不绝，必成江河。履霜坚冰，须防其渐，权重一去，收之极难。”
这文章写的，说理严密，针针见血，不由武则天不动容。
紧接着，又有长上果毅邓注，写了《石论》数千言，描述李昭德专权之状。凤阁舍人逄弘敏把它拿来，向女皇帝奏上。武则天看了，对纳言姚璹说：“昭德身为内史，备荷殊荣，诚如所言，实负于国！”
谗言只要打在领导的软肋上，没有不起作用的！
史载“太后由是恶昭德”。 延载元年（694年）九月，李昭德被贬为南宾县尉。南宾县辖属钦州，在唐时是瘴疠之地。随后，又追论为免死流放，连官员资格都被剥夺了。
李昭德在那个蛮荒之地徘徊时，不知总结出教训来没有？
好虎架不住一群狼，在中国，想不搞好人际关系就把事情做好的，难！
与此同时，他的老对头来俊臣也因受贿被贬出京都。后人有言：假若李、来二臣如此客死他乡，也不失为善终的结局，但两年后，女皇觉得还是离不开这二人，便把他们召回京都，任命李昭德为监察御史、来俊臣为司仆少卿。
这是命中注定的一对冤家！
据说，李昭德这次发现了来俊臣比以前更为严重的索贿罪证，正欲告发，却被来俊臣先下了手。
来俊臣与李昭德的另一仇人秋官侍郎皇甫文备联手，诬告李昭德谋反，先把李昭德打入了大狱。李昭德的最后厄运，就此铸成。
不过，来俊臣螳螂捕蝉，最后也难逃一劫。正是由于这次得手，让他利令智昏，才起意要以同样手法除掉武氏诸王。他与心腹密谋，欲以武承嗣逼抢民女为妾之事发难，告发武氏诸王意欲谋反。不料，他的心腹之一卫遂忠，却将此事密报给了武承嗣。
武氏诸王于是成了那只最后的黄雀，他们先发制人，指使司刑卿杜景俭和内史王及善等几位朝臣，上表女皇，揭发来俊臣贪贿事实，要求对来俊臣处以极刑。
一下子要干掉两员能臣，武则天着实定夺不下。在一段时间里，她寝食不安，情绪波动，对处李昭德和来俊臣以极刑的奏表迟迟未予敕许。
女皇这时向一个人征询了意见。这个人，就是在后世名声甚大的上官婉儿。
上官婉儿是高宗时宰相上官仪的孙女。前面已经讲过，麟德元年（664年），上官仪因替高宗起草废后诏书，被武后所杀，家族籍没。尚在襁褓之中的上官婉儿与母亲郑氏同被配没掖庭。
上官婉儿14岁的时候，出落得花容月貌，且文采过人。仪凤二年（677年），武则天召见了上官婉儿，当场命题作文。婉儿须臾而成，不仅文辞华美，且书法也极好。武则天大悦，免其奴婢身份，令其掌管宫中诏命。此后，武则天所下制诰，多出于上官婉儿的手笔。
虽是政敌的孙女，武则天却将上官婉儿倚为心腹。她对上官婉儿说：李、来二臣都是可用之材，杀之令我有切肤之痛，然不杀又不足以平众心。我怕杀错人，如何能知谁该杀、谁不该杀。
上官婉儿说：难矣！群臣评议人物，向来众口不一，真伪莫辨。
据说，女皇沉吟良久，才说：或许惟有将二人弃市，百姓面对尸首，好恶自然不同，孰好孰坏任由百姓去定评吧。
于是就有李昭德和来俊臣同赴刑场的戏剧性场面。
时逢六月炎夏，大雨如注，洛阳百姓在雷鸣电闪中观看了一代名臣李昭德和酷吏来俊臣的死刑。李、来二人死前始终怒目相向，假如不是含着口枚，怕也是要互骂着一块儿踏入地府。
老百姓的反应如何呢？史载：“是日大雨，士庶莫不痛昭德而庆俊臣也。相谓曰：‘今日天雨，可谓一悲一喜矣。’”
惜哉！敢讲真话、敢抗上的直臣李昭德，就这样与来俊臣同归于尽。
直到神龙年间，中宗复辟，才给李昭德平了反，评价甚高，追赠为左御史大夫。后来到唐德宗建中三年（782年）时，又加赠司空。这个80多年后迟来的荣誉，已经是顶天了。
从武则天对这三位名相的使用上，能看出“中国式领导”在用人上的矛盾心理。
在这样的领导面前，你是废物不行。武氏诸王自革命后的身份已从外亲戚转为宗室，应是武则天最可靠的政治力量了，但她仍不放手使用，因为她知道武承嗣等人除了搞“符瑞”，别的本事不大。
但你太有棱角也不行。武则天本人固然很有个性，不大按照牌理出牌，是个反潮流人物；但是有个性的领导不一定就喜欢有个性的下属，李昭德栽就栽在锋芒太露了。
最好是既精通业务，又小心谨慎、本份宽厚的。娄师德之所以屹立不倒，就得益于此。当然，这只是你给领导的印象，其实处事谨慎和处事圆滑，有时领导分不大出来。那时还有一个宰相苏味道，就是以明哲保身著称，凡事不趟地雷，处事模棱两可，人送外号“苏模棱”，也混得很好。
总之，“革命”成功后，干部是关键。武则天深知没人不行，也知道人才不能在最忠诚的人里去找，因为“忠诚”往往与“无能”是同义词，因而要在最能干的人里去找。从前面的几则逸闻中我们可以看到，她对三位名相都有明显的笼络甚至讨好的举动，很耐人寻味。
中枢选人如此，中下层选人也如此，说那时武则天“求贤若渴”决非溢美之辞。她在选拔人才上，有几项名垂青史的首创。
首先是创立了“殿试”这一程序。天授元年（690年），她在洛阳南门内的洛成殿亲自策试乡贡（通过了州县考试的举人），也就是亲自担任监考官，一连考了数日才考完。这一程序，原本是由尚书省或者礼部来完成的。
虽然殿试在唐朝未形成制度，但启迪了宋太祖于开宝六年（973年）正式开殿试。自此以后，殿试成为科举制度中最高一级的考试，州试、省试和殿试三级考试制度正式确立。进士及第后，不须再经吏部考试，就直接授官。这样，所有及第的人都成了“天子门生”，给了知识分子以极大的荣宠，有利于增强官员的忠诚度。
武则天在长安二年（702年）又设立了武举科，应武举的考生来源于乡贡，由兵部主考。考试科目有马射、步射、平射、马枪、举重等等。“高第者授以官”，为选拔军事人才开了一个通道。这个制度，一直延续到晚清才被废除。
尽管武则天时期，科举录取人数远超过太宗时期，但老太太还是感到人才不够用。“革命”大业，用人当然应该多多益善，于是就在科举之外广搜人才。除了老百姓可以自荐做官以外，她还派出存抚使，分赴十道，搜罗那些进士、明经科的落榜生，甚至乡村私塾的民办教师也不放过，不经考试和培训，就直接授官。
她在皇宫前设立的那个铜箱子，朝东面的叫「延恩」，就是让自荐做官的人把自己的诗赋文章投进去，只要确有才能，马上就可被试用。
“白人”做官，又没经过考试，有可能流于浮滥，武则天就特别创立了“试官”制度，先给他们一个临时的官做做，以便考察。长寿元年（692年），武则天特别召见了由十道存抚使选来的人才，一律给了官做。原先就有官职的，试用为凤阁舍人、给事中；原先是白丁的，试用为员外郎、侍御史、补阙、拾遗和校书郎。
当时有人对这么大批的落榜生涌入干部队伍不满，就做了打油诗讽刺，诗曰：“补阙连车载，拾遗平斗量，耙推侍御史，椀脱校书郎。”这里的“椀脱”，就是说像一个模子里倒出来的。儒生沈全交又在后面加了一句：“糊心存抚使，眯目圣神皇。”这也算是周朝的政治笑话了。
左肃政台御史纪先知，查出了最后两句的作者，就把沈全交抓了起来，要以诽谤朝政罪进行惩罚。他提议，先当着百官打板子，而后交刑部处置。
武则天当时笑了笑，说：“只要你们选人不滥，何畏人言乎？”纪先知听了，为之惭愧不已。
后来明代的思想家李贽读史，看到这一节，拍案叫绝，在书上批道：“胜高宗十倍，胜中宗万倍！”
是啊，“何畏人言乎？”——不要说皇帝，就是单位小官儿，又有几人能有此雅量？
武则天知道，一个身居高位者，就算是千年出一个的天才，终不能独理天下。一天能弄明白五、六件事，就算高效率了，“日理万机”那是专门造出来哄皇上的谀词。
她在临朝称制时，就曾多次下过《求贤制》。登极后，更是连下几道求贤诏书，要求凡是“长才广度，沉迹下僚”者，或“英谋冠代，雄略过人”者，内外官员都要注意搜罗。哪怕这些人隐迹市井、托身乡闾，行为有违流俗的，也不要嫌弃。
举荐的对象不论门第高下、贫富贵贱；不限部落族属、离京远近；甚至“逆人”族属，“能公勤清白者，自当随才擢用，不以为瑕”。这在“一人犯罪、祸及全家”的古代来说，是相当宽容的了。
总之，她的看法是：“十室之邑，忠信尚存；三人同行，我师尤在。会须搜访，不得称无。”
她不光笼统地号召官员举荐，有时还特别点名叫某些大臣举荐。如果“所荐不虚”，则荐者给予记功；若“非举其士”，则荐者要受贬责，有人就因举荐了“犯逆者”而被杀。
在她的倡导下，官员们以荐贤为忠，有才者多被荐于朝廷。《朝野佥载》载：“并州人毛俊诞一男，四岁，则天召入内试字，千字文皆能暗书。赐衣裳放还。人皆以为精魅所托。” 《唐诗纪事》载：如意年间，有女子年九岁，能吟诗，武则天试之，皆应声而就——连神童她都注意到了，可见当时荐才的范围之广。
当时很有一批善于荐才的官员，狄仁杰就是其中一例。自从他知道娄师德曾多次举荐他之后，深受触动，他本人后来也推荐了不少贤才。
《旧唐书》上所载的一件事，颇能说明他在这方面的执着——
仁杰常以举贤为意，其所引拔桓彦范、敬晖、窦怀贞、姚崇等，至公卿者数十人。初，则天尝问仁杰曰：“朕要一好汉任使，有乎？”仁杰曰：“陛下作何任使？”则天曰：“朕欲待以将相。”对曰：“臣料陛下若求文章资历，则今之宰臣李峤、苏味道亦足为文吏矣。岂非文士龌龊，思得奇才用之，以成天下之务者乎？”则天悦曰：“此朕心也。”仁杰曰：“荆州长史张柬之，其人虽老，真宰相才也。且久不遇，若用之，必尽节于国家矣。”则天乃召拜洛州司马。他日，又求贤，仁杰曰：“臣前言张柬之，犹未用也。”则天曰：“已迁之矣。”对曰：“臣荐之为相，今为洛州司马，非用之也。”又迁为秋官侍郎，后竟召为相。柬之果能兴复中宗，盖仁杰之推荐也。
他推荐的这个张柬之，可是了不得，后来成了大周末期举足轻重的人物。谁也想不到这个长史出身的老爷子，能够一举扭转了历史走向。
武则天还首创“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这一制度，也就是由四品以下官员来担任宰相。她为树立权威，频繁地更换宰相，为防止中枢削弱，就提拔这种低品宰相来补充，一旦合适就扶正，不合适就走人。由于采用了这一制度，在她临朝称制的20年里，始终保持了一个干练的宰相集团在处理朝政，一切都井井有条。
后世对武则天不拘一格选拔人才这事，有着不同的评价。正面的评价是说：她为庶族人士开辟了宽阔的上进之途，是历史的进步；同时也为后来的开元盛世储备了大量人才，姚崇、宋璟、张说等名臣，就是武则天发现和提拔起来的。
负面的评价则说，她为收买人心、打击李唐宗室，开了滥官滥阶的恶例，导致唐朝官僚体制紊乱，直到开元时代的姚崇、宋璟出来，才收拾了局面。
这就是所谓“横看成岭侧成峰”。同一件事，就看你怎么说了！
关于用人过滥的问题，当然是存在的。真理超越一步就是荒谬，这一点，现代人见识得多了。
前面我们提到的政治打油诗，不是没来由的。乾封年以前，吏部选人每年不过千人，到了垂拱以后，每年竟然达到5万左右。编制不够用，就创置里行、拾遗、补阕的官职来安排。
要知道，古代中国的官员人数，大大少于现代，全国约有10余万在编文官，就绰绰有余。所以这个数目可以说是惊人的！
更惊人的是，自女皇提倡官民自举以来，官员的录取率也大大放宽了，原来大约为十之六七，现在则是十不汰一，几乎是敞开大门招聘干部了。
上有所好，下必趋奉。当时人见有此好事儿，更激发了人性中的卑劣一面，士民以跑官为时尚，自夸其能，大言不惭，把钻营求官称之为“觅选”。有能耐的，自然可以显示一下；没能耐的怎么办，只有靠告密、诬陷、整人以表现“革命态度”，希图封赏。酷吏的大批涌现，其源盖出于此。
对于这些弊病，当时就有人提出批评。倡导自举后不久，就有鸾台侍郎魏元同上表，说现在官员“淄渑既混，玉石难分；用舍去就，得失相半”（《唐会要》）。
获嘉县主簿刘知几也上疏说，过去唐朝太过惜官，现在陛下改革整顿，很好，但矫枉过正，也未免太过了一些。以至六品以下的编制外官员，多如土芥沙砾。德行上连邻居都没听说的，忽而就侧身朝官；见识上不能举一反三的，转眼就加入干部队伍。这样的情况“比肩咸是，举目皆然。”（《唐会要》）
他的名言“绯服众于青衣，象板多于木笏”，就是在这一奏疏里提出来的。
武则天也知道官多必滥，里面肯定有不行的，所以她罢起官来也相当厉害。在大周一朝，宰相集团成员的更换之频繁、平均任期之短暂，实为史上罕见。
对中下级官员，那就更严厉了。为整肃吏治，她不惜杀戮。史称女皇诛杀刺史、郎将以下不可胜计。到后来，每任一官，宫女们就私语：“鬼朴又来矣！”果然，“不数月，辄遭掩捕、族诛。”
鬼朴，是指“做鬼的材料”也。
形势严酷如此，仍挡不住人们做官的热情。那么，现代人也就可以理解了：如果做了官以后，只上不下，又有诸多隐性特权，那还能挡得住天下汹汹跑官、买官的么？
值得一提的是：为防止官员腐败滥权，由她亲自撰写的教育材料《臣轨》和《百僚新诫》，还是很有一些现代管理思想的。
她说：“夫事君者以忠正为基，忠正者以慈惠为本。故为臣不能慈惠于百姓而曰忠正于其君者，斯非至忠也。所以大臣必怀养人之德，而有恤下之心。”
这是说，真正的忠君就是对百姓好，这讲的是民本思想。
她说，好的大臣要能做到“不面誉其君以求亲巳也”，“不苟悦君心而与之合”。什么意思呢？就是不要老拍上级的马屁。武则天从一个低级嫔妃扶摇直上，其间马屁赞美听得多了，她不会当回事。她要求的忠诚标准是“忠也，上足以尊主安国，下足以丰财阜人”。
她把老百姓能不能过上好日子，作为衡量政绩的唯一标准，说大臣若能“助君而恤人者，至忠之远谋也；损下而益上者，人臣之浅虑也”。
什么才是老百姓的好日子，就是“田畴垦辟，家有余粮”，当官的能让百姓达到这一步，就可以高升。反之，如果“为政苛滥，户口流移”，那就不可能是好官，要受到贬责。
武则天为什么把民生问题看得这么重要？因为她知道“衣食者，人之本也；人者，国之本也”。那么，老百姓为什么是国之本呢？很简单——“家给人足，则国自安”。
这里，我们可以把武则天治国理念的脉络看得很清楚了，她就是一个孟子民本思想的忠实信徒。
在我们过去的习惯思维里，皇帝，就是大地主大官僚的代表，天经地义；但历史决不是那么简单的，有些皇帝，偏偏就不代表上层阶级。他们知道，什么是国家的基础，所以决不做“损下益上”的蠢事，比某些自以为聪明的现代执宰者不知强了多少倍！
我在本书开始的时候，说武则天是好皇帝，根据就在于此。武则天执政也确有严苛的时候，但她的矛头是指向宰相集团这一类上层官僚，不是老百姓。古代的官僚士大夫，就是现代概念里的知识分子。自古凡得罪了知识分子的皇帝，多半没有好名声；因为史籍是知识分子写的，结论是知识分子做的。武则天是大大地得罪人了知识分子，所以千年以来，对这位唯一的女皇帝的评价自然也就毁誉参半。
也正因为如此，凡是“聪明”的皇帝，无不懂得要虚心纳谏，善待大臣。只要把大臣笼络好了，不管是否杀兄逼父，武力篡位，在后世留下的都会是明君的美誉。
历史，是很有点儿意思吧！
武则天在《臣轨》中要求大臣“助君而恤人”，就是要帮助皇帝减轻百姓负担；那么她本人能否能在这方面虚心纳谏呢？
能！
在大周的中后期，她在这一点上是做得比较突出的。“革命”时期的疾风暴雨过去后，政权趋于稳定，她的心态也就平和下来，不仅能远小人、亲贤臣，而且能从谏如流。因为这时候臣下的谏言，多不涉及“基本路线”问题，不大有人在女人能否当皇帝的问题上叽叽咕咕了，意见多半是技术性问题，武则天当然乐于采纳。
在古代，臣僚向皇帝提建议，我以为，一类应叫建言，就是撺掇皇帝去做什么事，搞工程、搞活动，那是烧钱的。另一类，则应归类于谏言，是劝阻皇帝不要去做什么，罢土木、废冗政，那是省钱的。
对于谏言，武则天觉得是多多益善，养了那么多拾遗、补阕，就是想听到意见和反映。人家说你的事情没办好，这是把你当回事，并不等于恶意攻击。她数次下诏，在全国范围内让九品以上官员“极言时政得失”。所谓“极言”，就是鼓励放开了说，不以言论治罪。
这方面的事例多得很。延载元年（694年）九月，武则天以梨花一枝出示宰相。秋季里有春花盛开，宰相皆以为祥瑞。但杜景俭独不以为然，说：“今草木黄落，而此更发荣，阴阳不对，咎在臣等。”说完，就向女皇表示谢罪。武则天听出他话里有暗讽，便叹道：“卿真宰相也！”
圣历年间，武则天打算把讲武活动从例行的冬季改到春天去搞。凤阁侍郎王方庆上疏切谏，认为这样会妨害农时。武则天知道自己错了，就亲笔写了诏敕，如其所请，打消了这个念头。
久视元年（700年）四月，有胡僧请求建庙宇存放舍利，武则天答应了，但是狄仁杰不同意。武则天听他陈述意见到一半，就肃然起身聆听，并解释说：这样子是“以成吾直臣之气”！
这年七月，武则天下令天下僧尼日捐一钱，准备造一尊大佛。狄仁杰上疏极谏，认为这有损于百姓，且无益于国家。武则天爽快地接受了意见，说：“卿教朕为善，何得相违！”
十二月，凤阁舍人崔融上疏，认为全国禁屠宰于民无益。武则天欣然接纳，下令复开屠宰，让大家敞开吃肉。
女皇乐于纳谏的特点，到晚年越加明显，这与秦始皇、汉武帝、隋文帝、唐太宗等雄主截然不同。那几位，到晚年功成名就之后，耳朵就听不得杂音了。就连以纳谏博得千古美名的唐太宗，到晚年也变了，老是想法子“杜谏者之口”，只想听好话了。
武则天早年受太宗纳谏之风的影响，暮年的表现颇为人称道，这就是她在后世也博得了一些美誉的原因。
我于读史时会联想起，统治者在这世上统治了一遭，都不免有志得意满的心态，想刻石勒碑以流芳百世。其实，真正不朽的纪念碑，绝不是什么与世纪永存的建筑物，而是老百姓的口碑，是千万人的人心！
普希金有一首诗说：“我为自己竖起了非人工的纪念碑，通往它的路将人流络绎永不荒芜！”
这才是真正的自信，这才是真正的明智。
强权之下为自己树的碑、立的传，能在身后永远不倒么？
很多人在这方面，其实是唯心论者而不自知！
33、武则天最大的功绩是搞好了民生问题
中国古代的历史，就是一场大戏，其中有剧本可读的，大概有两千多年吧。在这些戏里，皇帝也是一个角色，而且是被规定好了的角色。尤其在儒家学说成为正统后，出演这个角色的人是不能胡来的。尽管在240 个皇帝中，敢于瞎胡闹的大有人在，可他们也为此付出了代价——世世代代被人骂作昏君、暴君。
皇帝到底是个什么角色，皇帝本人也是要好好掂量掂量的。
武则天以女人身份做了皇帝，就特别要考虑这问题。如何才能不被后世代代唾骂，如何才能让人承认自己是合格的皇帝，她肯定没少动脑筋。
她在临朝称制以后写的《臣轨》，表达了她对什么是好皇帝的看法：“王天下者，必国富而粟多；粟生于农，故先王贵之。”
这是她对孟子民本思想的铨释。孟子提了一个神圣的命题，说老百姓的地位高于一切。那么，民何以贵过社稷、贵过国君？因为民是创造基本财富的人。做皇帝的，不把民生问题搁到第一位，那就是存了心要把国家搞垮。
武则天本来没有做皇帝的资格，她处心积虑登上这个位置，心中肯定有宏图大志。但是她也知道，硬道理纵有千万条，让百姓过上好日子才是最硬的道理，其他的道理都要让让步。
她执政以后，固然做了不少荒唐事，也有很多残忍之举，但“民为贵”这条基本路线始终没动摇过。
反之，她对官僚集团的态度就很不同。她可能从来没有把官员集团看成是“咱们一伙的”，前面说过，她的概念里，大臣就是“助君而恤下者”，是帮皇帝照顾好老百姓的，是跑腿儿的、帮忙的、办事的，不是什么不得了的精英。因此，她整肃起官员来从不手软，也看不出有多怜惜。
执政者，要站在大地上；这个大地，就是万万千千的草民，而不是别的什么人。终武则天一朝，她没有纵容官员们杀鸡取卵——鸡杀光了，还能有蛋吃么？这还用得着经济学家来解释么？
鄙人我年轻的时候读史，最喜欢看的是大人物经天纬地的功业，最不耐烦看的就是历代的民生问题。待年纪到了中老年之交，遍尝了谋生之不易，才对历史中的民生问题也有了兴趣。
“生活”这两个字，对平头百姓来说，份量重矣！生怎么生，活怎么活，油盐柴米价值几何，那是悠悠万事中的大事。百姓是没有几个能奢望青史留名的，他们日日考虑的就是怎么活！
因此，在这一节里，我要讲讲武则天是如何解决民生问题的。所涉及的，无非农商，也许会枯燥一些，但读过后，大家也许会有意外的感慨。
武则天的政绩最可称道的，是她重视农业、关心农民。她说：“建国之本，必在于农。”一个农业国家，农民就是最先进的生产力，不爱护不行。
她刚一当上皇后，就上了“建言十二事”，这是她的施政纲领。其中头一条就是“劝农桑，薄徭赋”。劝农桑，就是鼓励农民干活儿。怎么才能鼓励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她认为就是减轻负担、少收赋税。盘剥得少了，大家才愿意干活儿。她对州县官员的政绩指标有规定，哪里的百姓“家有余粮”，哪里的官员就称职；哪里的官员“为政苛滥”，横征暴敛，那么不到任期就得拿下来。
轻赋税，就是施仁政，这是古代明君贤相的普遍认识。征税越少越光荣，这是好官和清官们骄傲的资本。但是到了近代，不知为何这观念整个给倒过来了！
武则天关注农民，不光是每年春天赶两鞭子耕牛意思一下，而是有实在措施。垂拱二年（686年）四月，武则天把她亲自撰写的农书《兆人本业记》发给各州县主官，命他们在当地刻印颁发。
这是我国历史上唯一的一本由最高统治者亲撰的农书，现已失传，据后世专家分析，按照武则天的写作习惯，这大概是集前人农书之大成删削编篡而成。此后，唐历代皇帝都很推崇这部书，以至形成定制，每年二月初一，州县百僚都要向中央进呈一部当地翻刻的新版《兆人本业记》，以示上下都很重视农业。
劝农桑的效果非常明显，她的统治期内，粮食打得多，这是有实例为证的。1971年，考古学者在洛阳发现一座唐代大型粮仓——含嘉仓。在这个仓库里，挖出了登记粮食入库的铭砖，上面刻的的年号有天授、长寿、万岁通天、圣历等，全是女皇的年号。这个仓库的规模大得惊人，共有290个仓窟，每窟可藏50余万斤粮。
据《唐会要》所载，长安四年(704年)洛阳都尉杨齐哲上书云：“神都帑藏储粟，积年充实，淮海漕运，日久流衍。”长安四年是武则天统治的最后一年，这则史料可以证明，那时粮食充足并非虚言。
此外，武则天还是一位兴修水利的热心倡导者。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这句老话现在感兴趣的人不是太多了。但是，据说我们这个古老国家之所以成为大一统国家，就是为了能集中民力兴修水利之故。武则天时期，全国水利建设可以用“蓬蓬勃勃”一词来形容，仅《新唐书*地理志》中，就有20项大型水渠建设的记载。
在土地制度方面，武则天也做得非常严谨。据敦煌资料记载，武则天时期曾有力地推行过均田制。唐之均田制，规定“丁男中男以一顷，老男笃废疾以四十亩，寡妻妾以三十亩”。这个土地分配制度，自北魏时推行，被证明是当时较好的土地制度，可保证近代“民生主义”的所谓“耕者有其田”。
武则天还特别重视屯田。屯田，就是军队自己种田，自己养活自己，减轻人民负担。娄师德在外任武将的时候，起码有一半的任务就是屯田。名将黑齿常之曾任河源军经略大使，那时曾屯田五千余顷，一年能收获500多万石粮食，娄师德是他的副手，且专管营田一事，是行家里手。他在河套地区屯田效果显著，史书上说他 “率士屯田，积谷数百万，兵以饶给，无转饷和籴之费”。
转饷，就是运送军粮。在古代，这历来是老百姓的义务，也是老百姓的苦恼。《汉书*高帝纪上》就说过：“丁壮苦军旅，老弱罢（疲）转饷。”
娄师德有此善政，武则天大为满意，特下诏予以慰劳。武则天还经常叮嘱娄师德说：“大军在边疆，必依赖营田，公不可惧怕操劳。”后来索性让他当了河源、积石、怀远军及河、兰、鄯、廓诸州的“检校营田大使”。
凉州都督郭元振也是当时的一位营田有功者，他在防守凉州（今甘肃武威）时，不仅开拓州境一千里，令突厥、吐蕃不敢深入，而且指示甘州（今甘肃张掖）刺史李汉通施行屯田。连续几年丰收，积军粮可用数十年！郭元振由此军威大振，凉州一带的老百姓也跟着借光，“牛羊被野，路不拾遗”，过了几年的好日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