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的史书，对民生问题一般都没有系统的介绍和评价，但史家对某个朝代的民生情况往往有两个评价参照指标，一个是物价，一个是人口增长率。
武则天时期的一前一后，贞观和开元，是唐代物价低廉的黄金时期。史载，贞观三年（629年）斗米三、四钱，到十五年（641年）更降至两钱。高宗时期封泰山之时，因年景较好，斗米也才五钱。女皇时期米价多少，没有记载，据说从高宗晚期起至武周一朝，是物价上涨时期。到了开元，才降下来，斗米十余钱。
很显然，从高宗时期起出现了通货膨胀。通涨的原因是高宗时期出现了民间私铸钱，那时中国人的通货，用的不是银子也不是纸钞，而是铜钱。商业发达以后，国家铸钱的铜不够用，货币供应不足，有老百姓就私铸成色不足的钱以供流通，从中谋利。这就是“恶钱”，放到现在来说就是假币。
政府曾经以一好钱兑换五恶钱，收回劣币，后来更是抬高到以一钱换两钱的标准。又发行了新钱投放市场，还曾经严刑惩罚私铸，但都不起太大作用。
伪币一多，等于现代的滥发钞票，钱肯定要不值钱。但是，这不等于经济萧条，或者老百姓的物质生活水平很差。如果由此得出结论说，女皇时期的经济状况远远不如贞观和开元，那是不够有说服力的。
另一个指标——人口增长，则完全能说明女皇时期百姓生活得很不错。
唐初经过战乱，户数仅有200余万，比隋炀帝时期的890多万户少了四分之三。贞观时期，四海安定，流民回归。贞观结束时，户口为380万。经高宗、女皇时期，到神龙元年（705年），也就是武则天统治的最后一年，户口已增至615万余。这个数字，还没有把大量“逃户”计算在内，但已很可观。也就是说，50年间增加了接近一倍。
我们知道，人口增长速度，跟人口基数的大小也有关系。有人统计过，高宗、女皇时期的年平均人口增长率，比后来人口基数大得多的玄宗时期还要高！这是武则天时期民生问题解决得好的一个证据，不大容易被推翻。
考察女皇执政的这一时期，民生之所以解决得好，有几个因素。首先是天公作美，高宗时期尚有很严重的自然灾害，皇帝都要到洛阳去“就食”，而到了武则天临朝之后，就再没有频繁的灾害，连年丰收。这样，靠天吃饭的老百姓当然过得就好，这是武则天的幸运。
其次是武则天劝农桑、修水利、重屯田，以政策手段鼓励农业生产，造成了一种社会氛围，即劳动是一件有利可图、有面子、能改变命运的事。于是大家都热衷于生产劳动，日子自然越过越好。
再次是朝中斗争虽然严酷，杀得人头滚滚，却与一般老百姓无涉，并没有影响到老百姓的正常生活。两次局部叛乱也迅速被平定，没有酿成全国性的内战，使百姓得以连续80余年安居乐业。
最后是武则天对豪门的打击，抑制了土地兼并的势头；整肃吏治，也多少遏制了官僚集团对平民的“灰色”掠夺，使得老百姓有合法致富的较大空间。
话说到这里，我们要谈谈武则天时期民生问题的另一面。说起来，我们都是辩证论者，也就是认为：凡硬币都有两面，既有光明的正面，也有阴暗的负面。尽管有些辩证论者只愿谈正面、不愿正视负面，谁谈了负面就要下禁令——他们的硬币只有一面，但不妨碍大家心里有数。
武则天时期的民生状况，被后人垢病的问题主要有两个：一个是“逃户”，一个是大兴土木、劳民伤财。
我在这里只讲“逃户”问题，劳民伤财的事留到下一章去讲。
史家纠缠不放的武周后期人民大量逃亡的现象，据有人考证，主要是依据三个人在上疏中的言论。第一个是陈子昂，他几次上疏谈到垂拱年间蜀地、关中、山东一带的流民占百姓的“十之四五，可谓不安矣”。之后圣历元年（698年），他又提到蜀地诸州有逃亡问题。第二个是韦嗣立，他在圣历二年（699年）说过“今天下户口，逃亡过半，租调（赋税）既减，国用不足”。第三个是狄仁杰，在神功元年（689年）谈到了“关东饥馑，蜀汉逃亡”的问题。
首先我们要有一个概念，就是古人说话有时不免夸大，特别是上疏谏言时，为了引起皇帝注意，就更是如此。比如陈子昂在垂拱元年说，各地流民占居民的“十之四五”，这情况如果属实就相当恐怖了，但是到第二年，他又上疏赞美大好形势，说“中国无事，阴阳大顺，年谷累登”，“今天下百姓思安久矣”，真不知应该听哪一个？
因此这些资料要好好辨识。
据当代专家分析，狄仁杰在神功元年所说的“关东饥馑，蜀汉逃亡”应是事实。因为那一年契丹进犯，大周将领王孝节在抗击中战死，突厥也趁机来勒索。武则天为安抚突厥，给了他们不少东西，都是由关中老百姓负担的。由于战争侵扰和负担加重，关中出现了流民。此外，突厥犯境后，曾经驱使了一批大周的百姓卖命，突厥退去后，这些人怕朝廷追究卖国罪，便纷纷逃亡。
这个事情，后来经过狄仁杰安抚民众、召回逃亡、赦免租赋，得到了很好的处理。
再来看陈子昂说的两次逃亡事件，他在垂拱三年（687年）说的“关陇弊，历岁枯旱，人有流亡”，是指关中地区连续三年的旱灾。关中地区是原京都长安所在，历来负担就重，更禁不起灾害打击。这种状况自隋文帝时起就很严重，并不是从武周时期开始的。隋开皇十四年（594年），关中大旱，出现饥荒，连隋文帝也被迫跑到洛阳去“就食”。这就是史上有名的“天子逐粮”现象。到唐初，这个情况就更甚。
对于关中的疲弊，武则天是采取办法了的。在大旱之年，除了皇室减膳、赈济灾民等例行措施之外，她还开创了由国家组织大规模移民的先例，于天授元年（690年）和天授二年（691年）两次将关内各州数十万户迁入洛阳一带。
对于这些移民，不仅国家给予舟船之便，还派出清正官员一路护送。人到了新居住点后，免税一至三年。没有田地者，“任其所欲”，也就是可以从事任何产业谋生。有愿意在当地落户的，则允许编入户籍。
这个措施，使关中地区的人口压力大大减轻，同时促进了神都的经济发达，据说大周人口的激增，就是从实行移民以后开始的。
至于“蜀汉逃亡”的问题，则主要是出于人祸。陈子昂做过分析，说是由于当地“官人贪暴，不奉国法；典吏游客（小官与幕僚），因此侵渔（仗势盘剥）。剥夺既深，人不堪命，因而逃亡。”
这个问题既然有陈子昂公开提出，可见当时已发现了问题，而不是一个普遍于全国、贯穿于大周的顽固性弊政。
另外，现代也有人提出了一个新观点，是说武周时期出现流民，是百姓愿意流动，官府乐助其成，因为双方都从“逃亡”中发现了新的经济增长点！
这一观点认为，均田制是北魏在战乱之后土地大量抛荒的前提下实行的土地制度，目的是让土地有人种。但是在80年的安定之后，富人想兼并土地，农民想摆脱户籍另谋发展，于是离土农民就形成了庞大的流动群体。
土地兼并，就是两极分化；逃民出现，就是农民到外地谋生。据说，武则天政权并没有采取严厉措施维护均田制，对土地兼并和农民逃亡都采取了宽容态度。
土地集中了，证明经济繁荣了，这不可怕。另一方面，农民虽然有的逃亡了，但他们是以另外的身份回到了土地上，一是去给大财主当佃户，租种土地；二是到荒山野岭去开荒，成为新的自耕农。这种“逃户”，严格来说并不是无业流民，他们有稳定的经济来源，是从事正当生产的人。而且逃户们的流动走向，是朝向偏远地区，从而也振兴了偏远地区的经济。
据说当时全国有四分之一以上、乃至三分之一的人口为“逃户”。这个概念，是指四分之一以上的人口是迁移人口，不等于四分之一的人吃不上饭。当时社会稳定，农商发达，有些人变换了劳动地点或调整了生产结构，并未引起什么动乱。这就说明这个变动是合理的。
武则天时期对于逃户的政策，一开始还是沿用了老法子，命地方州县搜检，查出来就遣返原籍，但是执行得并不彻底。到后来，地方官府发现，流动人口是当地经济繁荣的一个新因素，有自己的利益在内（可以增加政绩），于是就采取了暗中保护的政策。
在武周后期，武则天也发现了这一问题，她采纳了凤阁舍人李峤的建议，干脆把逃户合法化了，搜检还是要搜检，但允许逃民在新逃入地入籍。这样，逃民又回归到国家掌控的户籍中了。这样做，是必要的，免得税源流失。
在武周时期，一方面有很多逃户，一方面户口又在激增，后一个现象就能说明，逃户并没有逃到哪里去，还是在国家户籍的掌握中，不过是换了个地方谋生而已。武周时代，边远地区新设置的州县很多，就是逃户带动地区经济发展的结果。
客观地说，武周时期总体上社会稳定，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前接贞观之治、后启开元盛世，是初唐老百姓有幸遇到的一个黄金时代。
大周的商业、手工业、建筑、交通、外贸等，都有可圈可点之处。那时的宫廷作坊尚方监，有各类工匠5700多人，大多为纺织工匠，蔚为大观。在民间，私人纺织作坊的规模也不小，家有织机500张的大户不乏其例。丝绸制品质地优良，享誉海内外。
大周的都城洛阳，于长寿二年（693年）由李德昭主持增建了外城，“城内纵横各十街，凡坊一百十三，市三”。街坊整齐，市场繁荣，乃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堪与西京长安媲美。
长安城内的大雁塔，是为安放玄奘从印度带回的佛经所建，始建于永徽三年（652年），曾一度倒塌，在武周长安年间重建，迄今已1300余年，仍屹立如昔。
大周时期，以神都和长安为中心的驿路四通八达，重要敕书日行五百里，朝令夕至。武则天自创的新字，在敦煌、吐鲁番都得以广泛推行。
其时，海外贸易，盛于广州；内河航运，遍布江河。时人称“七泽十薮，三江五湖，控引河洛，兼包淮海。弘舸巨舰，千舳万艘，交贸往还，昧旦永日”。
大周的疆域盛极一时，东至海滨，西邻波斯，南抵林邑，北迄大漠。在这片令人惊叹的辽阔国土上，在女皇武则天的治理之下，生民有幸，算得上是百业兴旺吧。
武则天身后的名声，虽然毁谤颇多，但也不乏美誉，人们所称道的，多半还是她让百姓过上了衣食无忧的日子。
执政者的最大美誉，莫过于此。
34、圣明的君主也免不了好大喜功
前面我说过，凡是硬币都有两面。譬如一个执法严正的机构，如果没有监督和制约，它就会自发地滥施权威、侵害百姓。古代的君主也是这样，普天之下，无出其上者，谁也管不了他，那么他就再是仁圣英明，也难免要胡作非为，劳民伤财。
他在胡作非为的时候，没有人能挡得住他，他也意识不到自己是在做坏事，尤其那些雄才大略之主。
武则天虽然是一个自律性比较强的君主，但毕竟不是颜回那样的道德楷模，不是一瓢水就能满足的。
她在年轻时，就表现出事事都要拔尖的性格，当了皇后以后，无论是营建宫室，还是出游大典，都要搞成空前绝后的。至于搞这些名堂是否会增加民力负担，是不是无谓消耗财力，那就不在考虑之列了。
武则天有伟人思想，总想建造与自己的胸襟相称的宏大建筑。搞起这些大而无用的“意识形态纪念碑”来，她好像有无穷的想象力和劲头。
结果盛世之中，就出现了爱惜民力和好大喜功两种主旋律并存的现象，主政者丝毫察觉不到这有什么荒谬。
前面我们提到的明堂——“万象神宫”，就已经是超越前代的标志性建筑了，武则天还不满足。又下令由她的情人薛怀义主持，在明堂的后面造一座五层的“天堂”，供一尊超级大佛像。
这个人间天堂，高得无与伦比，爬到三层就可以俯视整个明堂。这个中国的“巴比伦塔”，大概是古代中原地区除了塔以外的最高建筑。因为实在太高了，刚一建好就被大风摧毁。
伟人们都有“人定胜天”的倔强劲儿，失败了就再干，从头建起。武则天自恃国富，挥金如土，每天使役上万人，从山中采伐巨木运回，数年之间耗费钱数以亿万计！
这个薛怀义，堪称古代最伟大的工程师之一。他不仅能领会伟人的意图，而且有能力造出气势磅礴的建筑来。
据说，天堂里的佛像，高二百五十尺，仅佛像的一个小指头里面，就能装下几十条汉子；整个佛像的肚子里，大概能塞下一个军团了！
巍乎高哉！天堂！
不过以我看，凡是号称要建天堂的时代，老百姓到最后是捞不到享受天堂滋味的，只有付出滚滚血汗而已！
古代的史书，对民生问题一般都没有系统的介绍和评价，但史家对某个朝代的民生情况往往有两个评价参照指标，一个是物价，一个是人口增长率。
武则天时期的一前一后，贞观和开元，是唐代物价低廉的黄金时期。史载，贞观三年（629年）斗米三、四钱，到十五年（641年）更降至两钱。高宗时期封泰山之时，因年景较好，斗米也才五钱。女皇时期米价多少，没有记载，据说从高宗晚期起至武周一朝，是物价上涨时期。到了开元，才降下来，斗米十余钱。
很显然，从高宗时期起出现了通货膨胀。通涨的原因是高宗时期出现了民间私铸钱，那时中国人的通货，用的不是银子也不是纸钞，而是铜钱。商业发达以后，国家铸钱的铜不够用，货币供应不足，有老百姓就私铸成色不足的钱以供流通，从中谋利。这就是“恶钱”，放到现在来说就是假币。
政府曾经以一好钱兑换五恶钱，收回劣币，后来更是抬高到以一钱换两钱的标准。又发行了新钱投放市场，还曾经严刑惩罚私铸，但都不起太大作用。
伪币一多，等于现代的滥发钞票，钱肯定要不值钱。但是，这不等于经济萧条，或者老百姓的物质生活水平很差。如果由此得出结论说，女皇时期的经济状况远远不如贞观和开元，那是不够有说服力的。
另一个指标——人口增长，则完全能说明女皇时期百姓生活得很不错。
唐初经过战乱，户数仅有200余万，比隋炀帝时期的890多万户少了四分之三。贞观时期，四海安定，流民回归。贞观结束时，户口为380万。经高宗、女皇时期，到神龙元年（705年），也就是武则天统治的最后一年，户口已增至615万余。这个数字，还没有把大量“逃户”计算在内，但已很可观。也就是说，50年间增加了接近一倍。
我们知道，人口增长速度，跟人口基数的大小也有关系。有人统计过，高宗、女皇时期的年平均人口增长率，比后来人口基数大得多的玄宗时期还要高！这是武则天时期民生问题解决得好的一个证据，不大容易被推翻。
考察女皇执政的这一时期，民生之所以解决得好，有几个因素。首先是天公作美，高宗时期尚有很严重的自然灾害，皇帝都要到洛阳去“就食”，而到了武则天临朝之后，就再没有频繁的灾害，连年丰收。这样，靠天吃饭的老百姓当然过得就好，这是武则天的幸运。
其次是武则天劝农桑、修水利、重屯田，以政策手段鼓励农业生产，造成了一种社会氛围，即劳动是一件有利可图、有面子、能改变命运的事。于是大家都热衷于生产劳动，日子自然越过越好。
再次是朝中斗争虽然严酷，杀得人头滚滚，却与一般老百姓无涉，并没有影响到老百姓的正常生活。两次局部叛乱也迅速被平定，没有酿成全国性的内战，使百姓得以连续80余年安居乐业。
最后是武则天对豪门的打击，抑制了土地兼并的势头；整肃吏治，也多少遏制了官僚集团对平民的“灰色”掠夺，使得老百姓有合法致富的较大空间。
武则天的崇佛到了此时，已不加节制。正是有了佛经上的“理论根据”，她才能堂而皇之做女皇，她当然要感激不尽。延载元年（694年），她为自己加上了一个不伦不类的尊号“慈氏越古金轮圣神皇帝”。
所谓“慈氏”，就是指“弥勒”；所谓“金轮”，就是指《大云经》里说的“女转轮王净光天女”，这都是佛教概念，而“圣神”又是儒家概念。总之，只要帽子高，就都给自己戴上。
这年八月，武则天的另一侄儿武三思，投女皇之所好，又纠集部落酋长请求修建一座歌功颂德的“天枢”。
这个东西，在中国古代建筑中极为罕见，是由铜铁铸造成的图腾柱，选址就在神都皇城的南门——端门之外。
武则天欣然接受这个建议，即令宰相姚璹为督作使。武三思便号召各部落来洛阳的使节与外族商人捐款百万亿，收购天下铜铁。武则天是比较优待外商的，曾在洛阳置“来庭县”让外商居住，让他们享有一定特权。于是，外商乐于常驻洛阳做生意，大周的外贸触角也伸到了今意大利、法国、伊朗、伊拉克、印度等地。对此，外商还是心存感激的，捐钱没费多大的事。
这个“天枢”的柱基由铁铸成，其形如山，周长一百七十尺。柱为铜铸成，高一百零五尺，直径十尺，蟠龙麒麟围绕柱身，顶端为承露盘，直径三丈。武三思亲撰铭文，称颂大周之功德，贬低大唐之旧政，镌刻于柱，并刻百官及四方国君的姓名于其上。又由武则天自书"大周万国颂德天枢"几个大字，也铭刻其上。
经过一年的折腾，天枢方铸造完毕。因消耗的铜铁量太大，所募之钱购之不足，又在民间强行搜刮，把农民的农具、器皿也无偿征调，闹得百姓家败人亡。
武则天到了晚年，虚荣心大增，她的情人薛怀义给她出力不少，她对薛也就信任到无以复加。延载元年，武则天甚至让这个和尚任代北行军道大总管，领兵去讨突厥。薛怀义由此成为中国历史上军职最高的一位和尚。
和尚出征，威风凛凛，下辖18位将军，连宰相苏味道、李昭德这样显赫的大臣也随军听他调遣。前面说过，薛怀义的运气好，不等大军开到，突厥就退了，但和尚大帅却出尽了风头。在军中，因与李昭德一言不合，薛怀义还抽了李昭德几鞭子。像李昭德这样的强人，竟然也服了软，因惶惧而请罪。
薛怀义越发有恃无恐，伸手向女皇要起钱来理直气壮。每做一次无遮大会，就要费钱万缗，还要向民众散发功德钱十大车。在撒钱的时候，万人哄抢，甚至导致踩踏死人！
到后来，薛怀义嫌宫中拘束，又恼很大臣们老是弹劾他，就不常进宫去陪女皇了，整天呆在白马寺与千名武僧舞枪弄棒。
不仅如此，薛怀义还经常带领这群年轻僧人四处作恶，白日呼啸于街市，殴打百姓，凌辱妇女，引得洛阳百姓怨声载道。
这还了得！有人便怀疑他“潜图不轨”。
这个人，就是殿中侍御史周矩，他奏请女皇，要求调查薛和尚。
在此之前，已有御史冯思勖弹劾过薛怀义。薛怀义知道后，就每天骑着高头大马，在朝臣们出入的宫门前徘徊，伺机寻衅。
这一日，两人狭路相逢，薛怀义骑着快马冲到了冯思勖面前，故意口出狂言，以图激怒冯御史。他拉着缰绳，趋马围着冯思勖转圈圈儿。
冯御史是个硬骨头，既然敢做就敢当，他傲然而立，毫无惧色。薛怀义气急败坏，一声令下，那些随从僧人立刻冲上来，围住冯思勖猛打，直打得这个文弱书生满身是血，几近断气。
薛怀义要让天下的士民知道，能吃女皇帝软饭的人，自古以来也没有几个！你们惹得起么？
但薛怀义的气焰，并没有吓倒周矩。周矩想扳倒薛怀义，那可不是一时的激忿，他为此已准备了将近十年。
周矩提出请求后，武则天考虑到薛怀义在拥立问题上出力甚大，又怕追查薛怀义会牵出她的宫闱暧昧之事，影响不好，就表态说：“不可。”
周矩一再坚持，不肯让步。武则天考虑了一下，便说：“你先退下吧，朕马上让他到你那里去。”
武则天这么做，是给了周矩一个面子。这样做，算是煞了一下薛怀义的威风，如果周矩知趣，就应该按照官场对等交易原则，也给薛怀一个面子。
果然，待周矩回到御史台，薛怀义跟着也就到了。
可是，薛怀义不能理解女皇的苦心。他向来是个不讲规矩的人，其身份又如此特殊，哪里会把什么御史放在眼里。到得衙门口，踏阶下马，傲然而入，也不搭话，就坦腹靠在了床几之上。周矩正要审问他，却见这“薛师”又腾地起身，出门跃马而去！
周矩无奈，只得向女皇告状。武则天说：“此道人患风，不须苦追。他所度的那些僧人，就任凭你穷追到底吧。”
什么叫“患风”？就是疯疯癫癫，做事异于常人。这并不是个免于追究的理由，不过是给了周矩一个台阶下。
周矩动不了薛怀义，但处置那一千多个恶僧还是绰绰有余，把这帮小子一古脑都流放到远州去了。
武则天也知道自己这样处置，对周矩不公，就把周矩提拔为天官员外郎，以示安慰。
薛怀义的羽翼被翦除，忿恨不已。过了不久，便找机会构陷周矩。结果，周矩的结局是“下狱死”。
女皇也是女人啊，再怎么样也还是袒护自己情人的。
武则天也遇到了她的色与戒之两难处境。这个薛怀义，实在是可爱又可恨。
他在工程技术上才华横溢，又富于奇思妙想，传说中的鲁班爷也不过如此。他在万象神宫做无遮会，想出来的花样儿匪夷所思。无遮会是佛教的一种法会，是向各地僧人与普通民众（包括乞丐）布施财物的大会，举行的时间长、人数多。“无遮”，意思就是无论贫富贵贱，都没有限制，可以平等参加。
薛怀义为了制造惊人效果，命人在地上凿了一个深五丈的大坑，上面用彩绸扎成宫殿，将佛像置于坑中。举行法会之时，用机械装置将佛像徐徐抬起。众人远远看去，犹如佛像从地底冉冉升起。周围又有上千支腊烛同时点燃，将佛像照得金光熠熠。
中国人习惯于偶像崇拜，民众们看到这庄严神奇的景象，无不为之倾倒！
薛怀义的奇思层出不穷，他还在一幅巨幅的布上画上了佛像，高张于天津桥南，然后设斋会，把僧人召集起来吃斋饭。
这幅巨画，高有两百余尺，仅佛像的一只鼻子，就有一条船那么大！画是用牛血做颜料画成的，薛怀义则声称：是他刺破自己的膝盖，取了自己的血画成的。
这副中国史上罕见的户外广告一经挂出，立刻轰动洛阳，人人称奇，都以为是逢到了五千年未有之盛世！
可是，此时薛怀义与女皇的关系，已经比较微妙。武则天虽然感念他有拥戴之功，但也越来越不喜欢他的蛮横狂野。
据说就在薛怀义领兵出征的两个多月里，女皇耐不住寂寞，就召御医沈南缪（此字为王旁）顶岗，成为女皇新宠。御医看病看成了面首，这在古代医疗史上大概也比较罕见。
这个沈南缪，据说在房中术上的功夫不如薛怀义，但在理论上相当有一套，并能炮制独门春药，可以博得女皇欢心。
薛怀义班师回朝后，发现武则天对他的态度冷淡，远不如从前。心中便有些不快。但他还不知道沈南缪已经接了他的班。这段时间里，倒是太平公主和他有了一腿，让他心中才略略找回了一些平衡。
太平公主自从再嫁之后，就有些不大守妇道了，多有出轨的绯闻。不过，她此次把母亲的情人搞到手，倒还不是横刀夺爱、饥不择食，而是见母亲冷淡了薛怀义，怕这个胆大的和尚一旦闹起来，大家都不好看。此外，她也确实很喜欢这个孔武有力的野和尚。
薛怀义一开始，并不知道有这么多曲折，只是以为武则天年事渐高，已经没有什么性趣了。母亲不行，还有女儿接替，也还算不错，因此薛和尚倒也没有什么太大意见。
后来，薛怀义听说了武则天宠幸沈南缪的事，这才恍然大悟，“恨怒颇甚”。想来想去，想不通，就由着性子撒起泼来。
他在白马寺奢华的寮舍中，喝了几大碗酒，借着酒劲就直奔天堂而来。
由于他身份特殊，没人敢拦阻他。他坐在那尊二百五十尺高的巨型佛像下面，越想越气，索性放起了一把大火。
天堂紧挨着万象神宫，两座土木建筑一着起火来，势不可当！巨大佛像的内部，又是用贮麻填满的，本来就易燃。火一点燃，整个大佛瞬间就变成了一尊极为壮观的“火佛”！
这天晚上，恰逢有风，火借风势，一举冲天。火光照亮了整个洛阳城，如同白昼。那幅世界第一户外巨画也被引燃，折成几百段飘落而下。
大火整整烧了一夜，其间虽然也有人救火，但杯水车薪，无济于事。众人只能拼命泼水，护住周围的宫殿，眼睁睁看着巍峨的万象神宫和天堂被烧成一堆废墟。
天堂失火时，武则天正在端门外赐宴官员与百姓，这下看到了好大一场烟火表演。有人赶来向女皇报告薛怀义放火的真相，武则天听了大为尴尬。这个真相，怎能向百官言明？
她只好向众官宣布：在天堂里干活的工匠，在烧剩余的废料时，不小心失火，点燃了佛像，延及天堂和明堂。
左拾遗刘承庆认为这是不祥之兆，便请求停止宴会，以答天谴。武则天本想同意，但是宰相姚璹却反对，说不必大惊小怪。武则天也就改了主意，赐宴如故，又亲自到城门外去看望正在大吃大喝的官民。
但是这把火不能就这么白放了，武则天几次下密诏召薛怀义进宫，想教训一下他，让他放老实一点儿。薛怀义却以种种借口就是不来。
武则天这下动了怒，想除掉这个无法无天的和尚。然而薛怀义的身边有上千名武装僧人，还有50名“亲兵”，不易近身。无论是公开逮捕或是密捕，都会引起轩然大波。而这事，恰恰又不能闹大，一旦闹大了，太失体统。
武则天生平第一次遇到这么棘手的事。五湖四海都可以踏平，一个和尚却除不掉了。她不由得犯了难！
这时，她想到了视之为心腹的女儿太平公主，就派人把公主召进宫来，商议对策。
关于薛怀义的结局，史书上的说法略有歧异，但可以判定，大致为如下的情况——
武则天母女最后商定，薛怀义最近的行为已走火入魔，很难揣测下一步还能干出什么来，须严加防范为妥，并且有机会就应下手除掉。武则天便命女儿挑选几十名健壮的宫女，在自己身边作为防护。
《旧唐书*薛怀义传》记载，不久，有人告发薛怀义谋反，“太平公主乳母张夫人令壮士缚而缢杀之，以辇车载尸送白马寺”。
但也有说是太平公主这里布置好了以后，于天册万岁元年（695年）的二月初四，派了一个从前与薛怀义关系不错的心腹出面，去宣薛怀义入宫。
薛怀义听说女皇宣召，不疑有诈，大摇大摆地就入了宫。
过去女皇密宣薛怀义入宫，薛总是疑虑重重，不肯去。但这次为何欣然前往？史书不载，可能是太平公主方面来的人，使他放松了警惕。
这位花和尚刚刚步入后宫，几十名壮硕的妇人就一拥而上，将他按倒在地，绑在了瑶光殿的树下。紧接着，太平公主的丈夫武攸暨的哥哥、建昌王武攸宁带领卫士赶来，将薛怀义殴杀，尸体送到白马寺焚烧。
据说，花和尚化为灰后，被混入泥土，烧砖造屋了。
彼时太平公主通过政治联姻，已与武氏子侄结为联盟，她秉承母亲的意图，利用这一势力灭掉薛怀义，是比较可信的。
大概是这个恶僧死前的胡闹让武则天羞愤难当，当月十六日，她去掉了“慈氏越古”这一富有佛教意味的尊号。
崇佛使她蒙羞，但儒家意识形态的活动还是要继续搞，而且规模要大，名堂要多，不然怎能有统治的合法性？于是她下令重建明堂。
四月，天枢建成，费去了民间铜铁二百万斤。
九月初九，女皇合祭天地于南郊，加号为“天册金轮大圣皇帝”，赐群臣宴会九日，改元“天册万岁”，大赦天下。
“天册”，这已是儒家的概念了。这一系列举动，表示武则天已经渐渐疏远佛教理念，在向本土意识形态靠拢了。这一思想转变，我以为，直接影响到了她不久后对于身后事的安排。
第二年的腊月初一，武则天又开始了一次谋划已久的大典，前往中岳嵩山封禅。她亲率百官、宗室、部落酋长从洛阳出发，浩浩荡荡来到嵩山脚下。十一日，封嵩山为“神岳”，改元“万岁登封”，改嵩阳县为登封县，改阳成县为告成县。一切都照搬当年的封泰山之仪。
当年封泰山固然显赫，但她那时还是作为高宗的皇后参加的，这次则是她独立的功绩。女皇当国，到此时可谓登峰造极。武则天一高兴，就免了天下百姓当年的租税——她知道，百姓都是现实的，只有给点儿看得见的好处，他们才能从内心感恩戴德。
在中国本土神话中，有一位周灵王的太子，叫王子晋，相传曾在嵩山修炼30余年，后升仙而去。这次，武则天还特意追尊王子晋为“升仙太子”，单独立了庙。武则天亲自撰写了《升仙太子碑文》，文为骈体，字为飞白体。此碑至今犹存，就在今天河南的偃师县。
据《偃师县志》评价，“其行书有丈夫气”，端的是字如其人！
这年的三月十六日，新明堂建成，规模略小于旧者，但也高达294尺，名曰“通天宫”。新明堂显然没有薛怀义建造的那个那样壮丽，但武则天还是很满意。四月初一，她举行了亲享之礼，改元“万岁通天”，大赦天下。
神功元年(697年)，武则天又铸九鼎。所谓“九鼎”，也是中国本土意识形态“礼乐”中的重要一项，是象征国家权力的镇国之宝。与当时天下的“九州” 相对应。分别是：冀州鼎、兖州鼎、青州鼎、徐州鼎、扬州鼎、荆州鼎、豫州鼎、梁州鼎、雍州鼎。九鼎上铸着各州的山川名物、珍禽异兽。其中豫州鼎为中央大鼎，即表示豫州为天下中枢。
相传最初铸九鼎的是大禹，九鼎集中放在夏朝的都城阳城，表示天下从此一统。诸侯来朝见时，都要向九鼎顶礼膜拜。后来夏朝为商所灭，九鼎迁于商朝的都城毫邑。商朝为周所灭，九鼎又迁于周朝的镐京。后来周成王在洛邑营造新都，又将九鼎安置在洛邑，谓之“定鼎”。这就是所谓的“鼎在国在，鼎失国亡”。
周王朝末期群雄争霸，战乱不已，九鼎也就神秘失踪，至今不知所踪，成为千古之谜。成语中的“一言九鼎”、“问鼎中原”，都源出于九个宝贝。
到了武则天时代，九鼎当然早就没有了线索，女皇就决定自力更生。当年四月，鼎铸成，其中豫州鼎同样也是最大，高一丈八尺，容1800石；其余均高一丈四尺，容1200石，共用铜56万斤。从这些数字看，简直是一批用青铜铸成的巨无霸了！
武则天还嫌不够气派，想融化黄金千两，为九鼎涂一层金。宰相姚璹这一次总算没有迎合上意，提出反对意见说：“九鼎神器，贵于天质自然。本已五色夺目，不须再饰以金。”武则天这才没有多此一举。
九鼎铸好后，武则天动用了军队的牛和白象，将这些大家伙从玄武门拖曳到“通天宫”。运输途中，牲畜与人一起用力，宰相与诸王都在现场指挥。武则天为了鼓舞士气，还自创了“曳鼎歌》，命乐工谱曲演唱。一时间人喊马嘶，好不热闹！
武则天还为九鼎亲制铭文曰：“神农首出，轩昊应期，唐虞继踵，汤武乘时，天下光宅，域内雍熙，上玄降鉴，还建隆基。”
后来，她的孙子李隆基称帝后，把这段铭文作为自己受命的符瑞诏告天下。因为铭文的最后两句可以理解为希望上天鉴别人才、以“隆基”为帝之意。武则天当时是否果真有此意，难以考证。但在亲制铭文时，李隆基已有12岁，受到女皇的特别宠爱，所以这一说法也不是完全没来由。
武则天是个有文化根底的皇帝，她治下的大周，在文事方面非常鼎盛。她大兴土木、铸铜铸铁，当然是瞎折腾，劳民伤财，但是她在振兴文化方面，也还是有大功劳的。
由于她本人的爱好与影响，她执政时期，经学、史学、文学、音乐、舞蹈、天文、数学等事业都非常发达。国史馆编修了《高宗实录》一百卷和一部未完成的《唐史》。私家史著也极为兴盛，有姚璹著《时政记》，专记军国大事；有刘知几著《史通》，阐述史学理论。
特别是刘知几在当时提出的史观：“良史以实录直书为贵”，史官要“不虚美，不隐恶”，史书应“文约而事丰”（议论少而史实多）等等，迄今仍是史学圭臬，映照出了一些现代史学家的羼弱与浅薄。
武则天还下令编辑了一套大型类书《三教珠英》。类书，就是百科全书汇总；三教，就是儒、佛、道。这部《三教珠英》，是收集三教名人名言的总集。她命张昌宗召集李峤、阎朝隐、徐彦伯、张说、宋之问、沈佺期、富嘉谟等26人，“分门撰集，成一千三百卷”。
这些参与编辑者，人称“珠英学士”。珠英学士皆为诗人兼学者，在修书其间，“日夕谈论，赋诗聚会”，是武则天时期宫廷诗人的盛大聚会，极一时之风光。崔融编集他们所作诗，集成了《珠英学士集》五卷。史载：“当时文人，以沈、宋为杰出，每以丽词，邀女后欢喜，上官婉儿又为之染翰着色，朝野争羡，故一时化之。”
武则天时期，是唐代文学摆脱六朝积习、焕然一新的时期。武则天本人就会做诗，现存尚有46首。她的诗，也有清新可诵的诗句，比如“酒中浮竹叶，杯上写芙蓉”之类。当时她经常出游，一旦看到好景色，自己即兴作诗不算，还命令臣僚奉和。
当时还有大型的诗歌赛会，其中“龙门夺袍”就传为诗坛佳话。武则天在游幸洛阳龙门时，命群臣作诗，左史东方虬先成，武则天以锦袍赐之。后来宋之问诗成，武则天读了，大为赞赏，认为超过前者，就夺下锦袍转赐宋之问。
上有好者，下必甚焉。武则天对诗歌的爱好、对诗人的礼遇，直接影响到整个社会的风气。
武则天在改革科举制度时，决定以诗赋取进士。结果，作诗之风，风靡全国，上至朝廷大僚，下至五尺孩童，作诗蔚然成风。史称武则天君临天下二十年，“公卿百僚，无不以文章达，因循日久，寝以成风。”
以诗歌作得好而选官，并且成为长期制度，这在人类史上大概绝无仅有！
百官以作诗为荣，学子以作诗为务，草民以作诗为乐。此风气一开，唐初诗风为之一变，完全脱出了宫体诗风格，格律渐趋完备。齐梁猗丽渐消，汉魏风骨重振。出现了李峤、苏味道、崔融、杜审言、沈佺期、宋之问、杨炯、卢照邻、陈子昂等一批明星级诗人，为盛唐诗歌的繁荣铺下了一条开阔大道。
唐朝，何以成为“诗国”？唐诗，何以成为巅峰？
武则天，功不可没也！
女皇不仅喜欢作诗，也擅长书法，尤精于“飞白”与行书。所谓“飞白”，是指笔划中露白的一种书法，十分苍劲典雅，但书写起来不易。她的行书，学的是“二王”，极有造诣，群臣是非常服气的。
她还规定，“善书”也是选拔官员的一个重要条件。当时，涌现了一批大名鼎鼎的书法家，有陆柬之、贺知章、孙过庭、李邕、王知敬等。
那时的画家阵容也是不得了，有薛稷、殷仲容、曹元、李思训、吴道子、李嗣真等人。其中的吴道子，为古代赫赫有名的“画圣”。
武周时期的音乐舞蹈，也因盛世降临而兴盛。武则天曾亲撰舞蹈乐曲多套。有一支《鸟歌万岁乐舞》大有来头。其时，宫中养有一种鸟，南人呼为“吉了”，样子颇像八哥，会模仿人语，常呼“万岁”。这支舞曲由三人表演，伶人皆穿大袖红抑，戴鸟冠，学鸟步，腾跃起舞。乐曲中还夹杂着“能言鸟”呼喊万岁的鸣声，是典型的太平时代歌舞。
武则天还叫人组织撰写了《乐书要录》十卷，这是一部系统的音乐理论书籍，后失传，仅在日本存有三卷。
那时的文章，也处在一个鼎盛期，名人甚多，其中“青钱学士”张鷟(zhuó，音卓)尤为特异。史称，他下笔敏捷，言词诙谐，著述颇多，天下知名，无贤不肖皆记诵其文，所作大行于时。时人赞他“文辞如青铜钱，万选万中”。“青钱学士”即由此得名。新罗、日本、东夷诸蕃尤重其文，每遣使入唐，皆争相以金币购置他的文章。这已经是国际知名作家了。
他用骈文写的传奇小说《游仙窟》，是用第一人称的手法，自叙奉使河源，途经神仙窟，投宿某大宅，受到女主人十娘和五嫂的柔情款待，宴饮欢笑，以诗相调，宿一宵而去。小说中的“仙窟”，实际是指妓馆，这是以委婉手法写了士大夫的潇洒生活。
这篇传奇小说采用通俗的骈体，韵文散文夹杂，间杂着民间俗语、谚语，十分活泼。《游仙窟》在中国久己失传，但从唐开元年间起，即已流行日本，对日本文学的发展起过一定的影响。直到清朝末年，此书才倒流回中国。
唐初科举里还有“明算”一科，也就是数学科。由于数学著作深奥难懂，明算科时兴时废，到了武则天这里，她始终坚持保留数学考试。
武周时期，张文仲精通医术，任尚药奉御。武则天重视医学，召集张文仲等名医撰写了《新本草》等医药书籍，凡十八种。前面提到的乐工安金藏自杀以明志，五脏皆出，医官都能把他给救活了，可见当时的医术已非常高明。
武则天对天文学也很热心。时有道士尚献甫，精通天文历算，武则天特地召见他，任命为太史令。这尚献甫是个超脱之人，声称“不能屈事长官”，武则天为了留住人才，就把太史局更名为浑仪监，变成独立单位，不再隶属于秘书省。
唐初的贞观年间，平复战乱创伤是主旋律，文化的恢复与重建还不具备规模。到了武则天执政时，文化才勃然兴盛，百花齐放。盛唐时期的文化繁荣，有很多能在大周这里找到源头。
盛世，那不是随随便便叫的。没有雄厚的文化打底，谁敢妄称盛世？
35、大周朝被边境战争折腾得焦头烂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