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边境战火稍歇，晚年的武则似乎越来越胸无大志了。宴乐，游幸，养生，成了她主要的生活内容。
在她身上，有几点明显的变化，首先是价值观发生了很大变化。
武则天晚年改元频繁，雷家骥先生认为这是由于她有负罪感（称帝、杀戮过多），为了缓解内心压力，就频频改元。这个说法，有一定的根据，但从她晚年的一些年号看——“如意”、“长寿”、“延载”、“久视”、“长安”，其价值取向非常明显，就是渴望长生。
她除掉酷吏，把朝政交给狄仁杰等贤明大臣，去掉“天册金轮”的尊号，回归一个凡俗的皇帝身份，这都说明了他价值观基点的大转移。
其次，因为张易之信奉的是道家的那一套，武则天大概是爱乌及屋，开始改变她在登极之初崇佛抑道的立场，开始提倡“道佛齐重”。她晚年屡游嵩山，是因为嵩山曾有过王子晋骑鹤成仙的故事。她后来甚至还起用嵩山山人什方为相，这个什方大有仙风道骨，自称生于三国时代。还有自称700岁的洪州道士胡超，也深得武则天信任。这两人都为女皇制作了长生药。
道家飘逸、空灵、幽远的想象世界，是她晚年莫大的慰藉。她所钟爱的年轻人所供职的地方，叫做“控鹤府”，这也是道家的概念。控鹤，骑鹤也。女皇大概很想永世与两个年轻男子骑鹤乘风，优游在白云飘渺间，无冷无暖，万年如一。
再有，武则天越到晚年，心境就越是平和，不再有滥杀事件出现，对臣下的谏言大多也都能听进去了。
长安二年（702年）年末，监察御史上表，请求为以前来俊臣等酷吏所罗织的冤案平反。女皇此时早已耳顺，欣然同意，下令逐案复审。许多冤案就此得以昭雪，朝中的暴戾之气一扫而光。
就在内外一片祥和之际，女皇与她信任的大臣魏元忠之间，却突然爆发了一场冲突。事因二张而起，险些酿成大狱。
魏元忠这个名字，在本书的前面已经出现过几次了。他是宋州宋城（今河南商丘）人，太学生出身，性情独立不羁，并不把谋官当回事，所以长期不得征用。他热心跟随左史江融学习，对古来用兵成败之事多有留意，终于学成了一个能文能武的人。
仪凤三年(678)，这位不得志的太学生向皇帝投密信，畅言唐屡为吐蕃所败的原因，受到高宗与武后的赏识，给了他一个“秘书省正字”的官做，入值中书省，算是一个高级智囊了。后又升为殿中侍御史。
光宅元年(684)，徐敬业作乱，武则天认准魏元忠是个军事人才，就任命他为李孝逸讨伐大军的监军。果然在其后的进军途中，他计无不成，简直是料事如神了。胆小谨慎的李孝逸也多亏了有他，才完成了平叛大业。魏元忠随后因功升为洛阳令。
不久，他为酷吏周兴诬陷，在临刑前夕侥幸始免死，远贬岭南。一年多后，被召回任御史中丞，结果又被来俊臣、侯思止陷害。但武则天终究是爱惜人才，没有杀他。
老魏的仕途如此倒霉，连武则天也觉得甚为奇怪，有一次她问道：“卿如何累陷狱中？”
魏元忠答：“臣就像一只鹿，罗织之徒要用此鹿熬肉汤，臣如何得免？”
武则天明白了，叹息良久，颇有悔意。圣历二年(699)，她就把魏元忠提拔为凤阁侍郎、同凤阁鸾台平章事，列入了宰相队伍。
魏元忠个性鲜明，史书上留下不少关于他的掌故。
据说说，以前高宗巡幸东都洛阳时，正逢关东大饥。高宗考虑到路上草寇盗贼太多，就让时任监察御史的魏元忠做车驾检校官，负责整个车驾队伍的安全。魏元忠受命后，就马上去视察了监狱，见一个在押的盗窃犯神采语言不同凡响，就给这人打开镣铐，换了衣服，戴上帽子，让他坐着驿车紧跟在自己后面。在路上，魏元忠与他一起吃饭睡觉，将治理盗贼的事情委托给他，那人欣然同意，一路卖力。车驾在去东都的往返途中，随从高宗的上万随行人员，没人丢失一个铜板。
张昌宗兄弟受宠，魏元忠却不买帐。他兼洛阳长史，对洛阳令张昌仪的为人很不齿，常常给予训斥。张易之的家奴在洛阳市上欺凌百姓，魏元忠也毫不客气，下令杖杀之。
他性格刚烈，嫉恶如仇，且驭下过严。这等人物，历来在中国官场上都是倒霉蛋。武则天在晚年尽管平和了许多，但也还是很难容得下魏元忠的刚直。
事起张易之的另一兄弟、歧州刺史张昌期，武则天拟将他升为雍州长史。在征求宰相意见时，诸宰相都说“陛下得其人”，而魏元忠独独反对，说：“昌期不堪为长史。”他历数张昌期在歧州任职时治理不当，致使当地户口几乎逃亡殆尽的事，说这小孩子哪里懂政事，雍州是长安帝京之地，事重而繁多，他绝对干不了。魏元忠极力推荐薛季昶可胜任此职。
女皇心里不大高兴，但还是听从了这个建议，重用了薛季昶。
魏元忠对二张这不男不女的一对面首十分厌恶，甚至到了仇恨的程度。曾向女皇进言：“臣自先帝以来，蒙陛下恩宠，如今位列宰相，却不能尽忠死节，听任小人在陛下之侧，此乃臣之罪！”
武则天听了，很恼火：这岂不是在说我年老昏聩？这个魏元忠，谁叫你管得这么多！
张氏兄弟最为担心的，是一旦武则天“不在了”，像魏元忠这样的重臣若还在朝中，就会要他们俩的脑袋。于是他们决定先发制人，诬奏魏元忠与太平公主的情人、司礼丞高戬有密约，说“天子老，当挟太子为长久计。”
这种议论，是女皇最忌讳的，人还没死，这么一催还不真的就催死了？她当下大怒，想到魏元忠还是太子的左庶子，这种事还真是不得不防。
不过女皇现在处理问题，已经比较重证据了，她把太子、相王、诸宰相和二张都叫到朝堂上，令双方当众对质，魏、高自然说没有此事，二张则一口咬定有。事情陷入了僵局。
据说，张易之揭发道：某月某日，魏元忠到礼部视察，司礼丞高戬负责接待，两人站在司礼府的二楼上，指点着皇城说的那番话。
高戬反驳道：“司礼府楼宇年久失修，我和魏相说，想请他批些钱来维修，何时说过悖逆之语？”
张易之辩道：“此话肯定有。司礼府之人都见你二人上楼。司礼少卿张同休也想随同登楼，被高戬阻拦。”
高戬说：“张同休言语粗俗，我怕他惹魏相生气，故不让他上楼。”这张同休，是张易之的哥哥，的确是粗人一个。
武则天见双方争得不可开交，就问：“谁能作证？”
张易之眉头都不皱，就溜出一句瞎话：“凤阁舍人张说亲耳闻听。”
原来这张说在官场上是个雏儿，也是奉宸府的帮闲，一向与二张走得近。张易之就找到了张说，引诱他做伪证。张说经不起诱惑，答应了。
次日，女皇帝召张说当庭对质。一大早，张说快要走进朝堂时，他的同事、同为凤阁舍人的宋璟把他拦住，说道：“名义至重，鬼神难欺，不可党邪陷正以求苛免！若你获罪流窜，其荣多矣；若你事有不测，我当叩阁力争，与子同死！努力为之，万代瞻仰，在此举也！”
宋璟刚说完，殿中侍御史张廷珪在一旁背了一段孔子语录：“朝闻道，夕死可矣！”
这两位先生的意思，简直就是让张说要舍身成仁。
紧接着着，张说的老师、右史刘知几也拄着拐杖，在众人的搀扶下走上前来，以杖捣地曰：“勿污清史，为子孙累！”
张说听了这几个人的劝说，内心受到极大震动，一个劲儿地点头，但并不搭话。
魏元忠见张说到了，忽生惧意，便孤注一掷道：“你想与易之、昌宗一起罗织我魏某么？”
张说一惊，这才想好该怎么说。他对魏元忠说：“公乃丈夫也，位列宰相，何出此无赖小人之语？”
上了朝上，张说向女皇和诸臣行礼如仪，似乎并不着急说话。
张昌宗早就急不可耐，催逼张说赶快作证。
张说还是欲言又止，二张心急火燎，凑近来围着张说，扯着他的衣袖威逼。
在再三逼迫之下，张说终于开口，但说出的一番话让二张瞠目结舌：“陛下视之，在陛下前，犹逼臣如是，况在外乎？臣今对广朝，不敢不以实对。臣实不闻元忠有此言，但昌宗逼臣使证之耳！”
朝臣们闻言，一时大哗，纷纷谴责张易之、张昌宗太霸道。
二张回过神来，才醒悟到张说已经“叛变”，于是气急败坏，朝女皇喊道：“张说与魏元忠同反！”
朝堂上的这出戏，把女皇也搞糊涂了，她当即问二张：“反状何在？”
二张相互低语了一阵，说：“张说曾说魏元忠为伊、周，伊尹放太甲，周公摄王位，这不是欲反是何？”
女皇便质问张说道：“这话你讲过？”
张说老老实实地承认：“这话我是说了。”
而后，他当着女皇的面驳斥二张道：“易之兄弟小人，徒闻伊、周之语，安知伊、周之道！昔者魏元忠初任宰相，臣以郎官身份往贺，元忠对客曰：‘无功受宠，不胜惭惧。’臣实说过：‘明公居伊、周之任，何愧三品？’伊尹、周公皆为臣至忠，古今仰慕。陛下用宰相，不让他们学伊、周，又让他们学谁呢？且臣岂不知今日附昌宗立取高官，附元忠立致诛灭，但臣畏元忠冤魂，不敢诬之耳！”
张说能被选入奉宸府，也端的是有一些才华，这番话说得逻辑严密、高屋建瓴。看来，他经过反复权衡，已决定改邪归正。
诸朝臣听罢，都长出了一口气，一齐向女皇乞求道：“案情已大白，请圣上恕魏元忠等。”
武则天觉得张说如此出尔反尔，似不可信，脸色就一变：“诸卿想同反么？”
众人只得沉默。
次日，武则天把张说从牢里提出来再次讯问，张说仍是不改旧词。可是女皇对他还是有疑心。
魏元忠与高戬终究还是被下狱,。至于张说，武则天把他交给了河内王武懿宗去审问。武懿宗本是个杀人不眨眼的恶徒，但此时他也在考虑后路。女皇来日无多，后事难料，武懿宗觉得没必要去得罪那么多大臣，便草草审了一场，没挖出什么新东西，把案件又推回给了女皇——这是张说的侥幸。
魏元忠被冤枉，也有一些人敢于为他说情的。宰相们大多不敢作声，惟有正谏大夫同平章事朱敬大胆辩冤，上表道：“元忠素称忠正，张说所罪无名，若令其抵罪，恐令天下人失望。”
冀州有一儒士苏安恒，以前曾投书女皇建言，受到过女皇嘉许，现在也上书说：“陛下革命之初，人皆以为纳谏之主；暮年以来，人皆以为受佞之主（愿听谗言）。今元忠下狱，百姓街谈巷议，皆以为陛下委信奸宄，斥逐忠良。而今忠烈之士亦缄口不言，惟恐悖逆陛下。如今赋役繁重，生民艰难，更有谄媚小人专恣，刑赏失当，只恐人心不安，别生变乱，陛下将何以措置？”
这个布衣书生，话说得很不客气，对形势的评价也很悲观，但是女皇读了以后，却受到某种触动，心下稍平，对魏元忠的敢言也不那么恼恨了。
二张见到这份奏章，大为恼火，劝女皇杀了这个妄议时政的白丁算了。女皇没有答应。
魏元忠的命是保住了，且武则天对他也有了比较透彻的认识。但是，执政者考虑问题，往往是由利益决定，公平不公平在其次，女皇觉得魏元忠直声满天下，性子又急，留在朝中，万一生变，就是一个可能危及她皇权的因素。考虑再三，还是把他打发到岭南高要县去做了一个小小县尉，先把他冷藏起来再说。
女皇对高戬的处置，也没给太平公主留面子，把他与张说一起流放到了岭南。
二张的这一次攻势，可说是基本获胜。但是，他们这次把太平公主的情人也加以整肃，等于与太平公主的势力宣告决裂。而太平公主此时早已与武氏联姻，二张的这一举，触犯的等于是整个武氏集团。
女皇行将就木，二张即将失去唯一靠山，他们却不惜得罪朝中忠直大臣，同时也得罪了潜在势力很大的邪派势力，把两边的人都得罪光了，完全把自己孤立了起来。
这一伏线，在日后的政局中，终将会爆发出意外效果。可叹的是，古今中外的邪恶之徒，都愿意如此在火山口上跳舞，概莫能外！
魏元忠远赴贬所之前，来向女皇辞行，曰：“臣老矣，今至岭南，恐不得回，陛下或有思臣之时。”
女皇问道：“为何？”
魏元忠指着伫立一旁的二张说：“此二小儿，终成祸源！”
二张顿时惶恐不已，连忙伏地叩首，连呼冤枉。
女皇倒也没往心里去，一笑了之。
魏元忠转身离开，渐渐走远。女皇却倏然起身，往前踉跄几步，似想送行，口中喃喃道：“元忠去矣！元忠去矣！”脸上竟有茫然之色。
魏元忠此次触礁，不单是因为得罪了二张，还缘于女皇怀疑他与太子李显合谋。那个时候说二张坏话的，大有人在，女皇一般不予理睬，惟独在魏元忠事件上反应过度，证明她对权力问题还是相当敏感的。
优游卒岁，愉悦身心，不等于连权力都不要了。
魏元忠离开神都前夕，太子仆（官名，掌太字车马仪仗）崔贞慎等八人曾在郊外为他饯行。二张侦知此事后，化名“柴明”投密信于铜匦，称崔贞慎与魏元忠谋反，反状已明。
武则天接到这个情报，再次起了疑心。太子仆——魏元忠，这两者之间的联系果然可疑！于是她命监察御史马怀素去审问当事人。
女皇对马怀素也不十分放心，派了人去监督审理，并再三催马怀素，要尽快问出结果来。
不过，据崔贞慎等人所供，当天他们去，就是饯行，绝无他事。马怀素觉得办案不能造次，就向女皇提出，请将“柴明”传到，以便对质。
女皇哪里拿得出证人来？只说是按照举报内容来审就可以了。马怀素便以审讯实情相告。
女皇发怒了，问道：“卿欲纵容谋反之人耶？”
马怀素说：“臣不敢。元忠以宰相身份而被贬，故旧老友相送，乃是常情。若诬以谋反，臣实不敢。陛下操生杀之权，欲加之罪，陛下可圣断也。然臣不敢！”
见马御史说得这样斩钉截铁，女皇心里有了底，不疑有所谓谋反之事。一天阴霾这才散去。但是，一切可能的危险因素都要排除，魏老头儿冤枉也就冤枉了吧。
老头儿忠直能干，足可倚重，但是放在身边又不放心。这就是武则天在魏元忠离去时的矛盾心理。
魏元忠这一去，还真的就再也没见到女皇。直到中宗复辟时，才被召回，提升为中书令，再次拜相。不过，被贬的这一段经历，大概是让他刻骨铭心，老爷子性情大变，从此随波逐流，不再直言。后来，因牵涉到节愍太子起兵反韦后及杀武三思一事中，被贬为思州（在今贵州凤冈、务川一带）务川尉，行至涪陵而死。年七十有余。
皇权专制，历来就不是把人百炼成钢的制度，而是一个把人化铁成泥的高压制度。
这个制度之所以如此，是为了葆其千秋万代；然而正因如此，它就决不可能千秋万代！
二张费劲九牛二虎之力，扳倒了一个魏元忠。可是在女皇统治的晚期，大臣中的正直之人已为数不少，如韦安石、唐休璟、崔元暐、姚崇、宋璟、桓彦范、袁恕已等，人才济济。要想把他们逐一扳倒，几乎是不可能。
从长安四年（704年）初起，女皇的身体有了大问题，二张虽然没有掌实权的职务，但由于他们与女皇的特殊关系，实际上成了女皇某种意义上的代理人。
他们狐假虎威，居中弄权，不仅拉拢了武三思、李峤、苏味道、李回秀、韦承庆等权要人物，还把他们的几个兄弟也活动到重要位置。张昌仪从洛阳县令做到了司府少卿、尚方少监，张昌期自歧州刺史升为汴州刺史，张同休为司礼少卿，都是三、四品的高官。
而在另一阵营，部分大臣已看好时机，正在密谋复唐。复唐当然还只能是非常隐密的潜流，现在大家能做的，就是打压二张。
于是，二张与大臣之间的矛盾，就越来越尖锐。
这个局面，本来是女皇尽力要避免的，但二张毫无远见，不知激流勇退，反而愈加猖獗，激起了正直势力的强烈反弹。
这年七月，大臣们发力，揭出二张的三个兄弟张同休、张昌期、张昌仪式贪赃，三人被下狱审讯。同时有人告发，二张也有牵涉，应一同问罪。
女皇不想担徇私枉法的恶名，就颁下敕书，说张易之、张昌宗专行赏罚，独揽威权，应与张同休等人并案审理，但她私心里当然想放他二人一马。
二张于第二天也被下狱。
反张的力量眼看要大功告成！
审讯了两天后，司刑正贾敬言上奏说：“张昌宗强买民田，应向他征收黄铜二十斤。”武则天下诏说：“可。”几天后，御史大夫李承嘉、御史中丞桓彦范又上奏：“张同休兄弟共贪赃钱四千余缗，依法应处张昌宗免官。”
张昌宗不服，上奏申辩说：“臣有功于国，所犯之罪不至免官。”
武则天正要给张昌宗一个赦免的合法理由，就故意问各位宰相：“昌宗有否功？”
滑头宰相杨再思立即答道：“张昌宗炼制神丹，陛下服后确有效验，此乃莫大之功。”
武则天大悦，借着这个台阶，就下令免了张昌宗的罪，恢复原官；只把张同休和张昌仪外贬了事。
杨再思在关键时刻表现恶劣，正人皆不齿，左补阙戴令言为此写了一篇《两脚狐赋》，大加讥讽。杨再思恼羞成怒，上了谗言，将戴令言外放为县令。
此时宰相韦安石又上奏检举张易之有罪，武则天下令将张易之等人交付韦安石和唐休璟审讯，但韦安石很快就在八月初一被任命为检校扬州长史，唐休璟也外派为幽州\营州都督、安东都护。史称二人在审查张易之时“未竟而事变”。事变的缘由不详，唐休璟临行前对太子李显密言：“二张恃宠不臣，必将为乱。殿下宜备之。”
可以判断出，这次突然调动，是在张昌宗在恢复官职后，对反张势力的一次反扑。
朝中形势变得非常微妙,双方都在加紧活动。
九月，姚崇被任命为灵武道行军大总管和安抚大使，出使西北边陲。临行时，武则天让他推荐一个中书、门下两省以外的官员做宰相，姚崇便说：“秋官侍郎张柬之沉着有谋，能断大事，且其人已老，惟陛下急用之。”于是，年近八十的张柬之就在十月二十二日当上了宰相。
这个年迈的张柬之,不仅是反对二张的激进分子,而且是一个极有胆略的人.他的入相,大大增强了反张势力的分量。
长安四年最后的这几个月,武则天一病不起,卧倒在床，长期住在长生院，宰相一连几个月都见不到她。只有张易之、张昌宗在她身边伺候。
待女皇病况稍愈,宰相崔玄暐就奏道：“皇太子和相王，一向仁孝，足可以侍奉汤药。宫禁事重，请不要让异姓人士出入。”这是明明白白让女皇提防二张.
武则天倒也领情,说：“多谢卿的厚意。”
张易之、张昌宗见武则天病重，怕她一死,祸延及己，就串通同党，暗地里做好了应变准备。
他们的担心不是没有根据,一段时间以来,屡次有人作”飞书”或在街头张贴榜书(传单)，说“易之兄弟谋反”，但武则天皆不信,不予理睬。
十月二十日，许州人杨元嗣指控张昌宗曾召见过一个名叫李弘泰的江湖术士,给他看相占卦。李弘泰说,张昌宗有天子之相，劝他在定州修建佛寺，可使天下百姓倾心归附。
此言一出,形势骤然紧张。一张“潜图谋反”的大网,扣在了张昌宗的头上。
话说得有鼻子有眼,不由得女皇不起疑,就命宰相韦承庆\司刑卿崔神庆和御史中丞宋璟共同审理此案。韦承庆一向与张氏兄弟友善,初审过后,就上奏道：“张昌宗招供说,‘李弘泰说过的话，我当时就向天子奏明了。’依律，张昌宗自首当免罪；李弘泰妖言惑众，当逮捕治罪。”
宋璟与大理丞封全祯有不同意见,他们上奏道：“张昌宗受陛下恩宠如此，还要召见术士看相占卦，意欲何求！李弘泰说他为张昌宗占得纯《乾》卦，此乃天子之卦。张昌宗若认为李弘泰是妖言妄行，何不将李弘泰执送有司！虽说已将此事上奏天子，但终究是包藏祸心，依法应处以斩刑，籍没家产。请逮张昌宗下狱，穷究其罪！”
哦?这样一弄,这小伙子不是要死?武则天闷了好大一会儿,没有作声。
宋璟又说：“如不拘禁，恐动摇众心!”
武则天说：“卿等且停审，待我仔细看看文状再说。”
宋璟只得退出。左拾遗李邕跟着向女皇进言：“闻宋璟所奏，志安社稷，非为身谋，愿陛下准其奏！”武则天不听。
事情看来急矣!
武则天也没有别的好办法,只有耍赖。不大一会儿,就先后连下三道敕令,让宋璟到扬州审理案件，又敕命宋去审理幽州都督屈突仲翔的贪污案，接着又敕命宋璟作李峤的副职,前往安抚陇、蜀之民。
----还是走吧你!你不走,我这里连缓手的工夫都没有。
但是宋璟拒绝接受这些任务，不肯出行，他上奏道：“依惯例,州、县官吏有罪，官品高的由侍御史审理，官品低的由监察御史审理，非军国大事，御史中丞都不应出使地方。现陇、蜀二地并无事变，我不知道陛下让臣外出是何原因，因而臣不敢奉诏.”
大臣抗命,不卑不亢.病中的女皇竟也没有办法。
反张阵营趁机掀起又一股大潮。司刑少卿桓彦范上疏道：“张昌宗无功受宠，却包藏祸心，自招其咎，此乃皇天降怒；陛下不忍加诛，则违天不祥。且张昌宗既然已奏明陛下，就不应再与李弘泰来往，让他求福禳灾，这明明白白是毫无悔心。以前之所以奏明陛下，是准备一旦事发则可以说事先已奏陈，若事不发,则待机谋逆。此乃奸臣诡计，若说此也可赦，那么谁当受刑?况其事已两次暴露，陛下皆放手不问，致使张昌宗愈加自负得计，天下也以为他天命不死，此乃陛下养成其乱也。若逆臣不诛，社稷亡矣!”
可是,这道疏上去以后,还是没有任何回音。
现在,就是各方在比韧性的时候,谁能坚持住,谁就是最后的得胜者。反张的大臣们看准了女皇已病入膏肓,不可能再复元。此时若不冲击,稍后局势就很难预料,弄不好,很有可能"牺牲"在黎明前的黑暗里。
因此,他们的攻势相当坚定。
宰相崔玄暐在此后屡次进言,说应当依法处置张昌宗。女皇迫于舆论压力,只好让法司议张昌宗之罪。
恰好崔玄暐的弟弟是司刑少卿，因此报上来的处理意见是处以大辟，没有任何悬念。大辟，也就是死刑，砍脑壳。
大臣们的紧逼，真是刻不容缓。
现在三方的力量是在打一场“三岔口”。
二张这两个人，对武则天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并不糊涂的女皇晚年何以如此信任这俩绣花枕头？
而正直大臣的一方，又何以放过诸武，单单把矛头指向政治色彩并不浓厚的二张？
这个问题，在当代学者中也有一些争议。
洛阳师范学院的郭绍林先生最近提出，二张实际上并不是千年以来人们所认为的那样，是两个“面首”。他们二人，一是承担着女皇的保健任务，二是女皇有意培植起来的私人政治势力，作用是防范倾向李唐的“正统派”大臣与太子联手图谋复辟。
这当然是个标新立异的说法，但我以为根据还是不足。
女皇信任二张，实际上就是当今社会很时髦的老年人心理寂寞问题，她召二张到身边随侍，又没有给名正言顺的政府职务，如何能防范得了大臣们的异动？
二张的品质和政治能力如此不堪，成为舆论攻击的靶子，连女皇都陷入了被动，又能起到什么耳目作用？
女皇晚年疏远诸武，任用能臣，在用人方面已经比较客观公正了，为何惟独要不顾一切地袒护二张？
她是需要二张给她带来快乐，无论是色，还是情。
这一点，女皇不能明说。
她对二张的袒护，几乎是无原则的，就是出于这个原因。老年人，生之乐趣渐少，而女皇恰恰在晚年又开始耽于享乐，二张的出现，是恰逢其时。
两个小白脸的定位，在武则天那里，就是面首。保健不保健的，倒是其次。身心感到愉快，就是最大的保健。
而武则天想不到的是，在皇权独裁政治下，亲密私人这个位置，本身就具有巨大的政治能量，哪怕他并不是一位高职衔的官员。
二张不是政治素质很高的人，若是的话，也不见得愿意充当玩物。地位的急升，使他们尝到了身居显要的荣耀。他们为了保住这个位子，主动介入了政治圈子，充当了女皇的代理人、联络人和私人秘书的角色，使自己处在了险恶的旋涡中心。
在所谓“正统派”大臣那里，诸武的力量已不是太大的障碍。女皇在时，诸武就处在边缘状态，女皇若撒手而去，诸武的能量恐怕还比不上西汉时的“诸吕”。
眼下比较难缠的，就是二张。两个小子既然最接近权力中心，就有可能在女皇弥留时期操纵政局。他们可利用的人虽然不多，但也具备一定能量。万一得手，等待着正统派的就会是一场屠杀。
为此，必须先拔掉这两根刺。
反观二张这边，武则天的威权尚在，二张就曾两次下狱，屡遭危机。他们所采取的攻击行动，却常使自己陷入更加危险的状态。从此也可看出，他们根本就不是玩政治的人。打击正直大臣，只是为了自保，并未有通盘的考虑。
最可奇怪的是诸武集团的态度。他们中除了武三思有所介入之外，其余人皆置身于政争之外，一点儿也意识不到：二张倒台，下一批被宰的，就该是他们了。
诸武之所以对二张不施以援手，有可能是二张因整肃高戬得罪了诸武集团；也可能是二张的地位早已引起诸武的嫉妒，所以他们乐观其败。
总之，在女皇时期，二张与诸武的势力没有合流，这是李唐的幸事，也是正统派大臣们的幸事。
判处张昌宗死刑的意见报上来后，宋璟又紧逼了一步，再奏，请求收张昌宗下狱。
武则天只好说：“张昌宗已自行奏报过了呀！”
宋璟对曰：“昌宗为飞书所逼，穷而自陈（没有办法了才自首），势非得已。且谋反大逆，无容首免（不容许自首者免罪）。若昌宗不伏大刑，安用国法！”
女皇竟低声下气地请求：“且饶恕他这一次。”
哪知道宋璟却声色愈厉：“昌宗分外承恩，臣知言出祸从，然义激于心，虽死不恨！”
臣下能如此疾言厉色与皇帝抗争的，史上也不多见。在一旁的杨再思怕宋璟忤旨惹怒了女皇，急忙宣读敕令，令宋璟先退下。
宋璟却翻了他一眼，道：“圣主在此，不烦宰相擅宣敕命！”
碰到这样迂直的大臣，头痛，实在头痛！武则天没有办法，只好准其奏，打发张昌宗去御史台受审。
在御史台，宋璟摆足了驾势，当庭而立，讯问案情由来。问话还没完，只见女皇派来的黄衣使者翩翩而来，宣读敕书：特赦张昌宗。
宋璟顿足叹道：“不先击小子脑裂，负此恨矣！”
女皇太后知道宋璟气大，便又叫张昌宗去宋家谢罪，宋璟拒不见。
两派争斗到此，互有胜负。二张方面显然处于劣势，他们只扳倒了一个魏元忠，却激起一批正统派的顽强反弹，竟然几次下狱和受审，也是够凄惶的。
女皇此时的性情，与革命之初已大不相同。现在，她认准了朝中大臣都是才堪大用的人物，即便对自己有所冒犯，那也是忠直本性的流露，而不是什么阴谋。因此，朝堂上才会出现大臣犯颜直谏而不受责罚的情景。这在十多年前，是不可想象的。
正因为女皇对自己早年的苛政有了负罪感，所以酷吏时期的那些老帐，也有了机会来清理。先是李峤、崔玄暐上奏：“往昔革命之时，人多逆节（不遵守原则），遂致刻薄之吏，恣行酷法，其周兴等所劾破家者，并请雪免。”
司刑少卿桓彦范也就这个话题连续上奏，表疏前后竟有十余道。女皇终于同意。于是，凡是酷吏时期被判刑而家破人亡的，无论有没有罪，一律赦免。
那时候杀，现在平反，都是形势的需要。
皇权统治者，永远有理。
女皇在观念上的改变，于正统派来说是一大喜事。就连千年以后的历史看客，读史至此，也不禁大松一口气。
不过，这里面也有一个不容忽视的关节点。
宽刑仁政，信用正人，固然是国家之福，但是，在一家一姓的皇权制度下，这种平恕宽容对武则天这种“来路不正”的最高统治者来说，却恰恰隐含了巨大的风险。
以威严驭下的女皇，一旦变得仁厚，危险就要悄悄逼近她了。
这是武则天的悲剧。
这也是女人在中国做皇帝的悲剧。
【被迫逊位】
38、这万里江山究竟托付给谁？
晚年的武则天，曾被一个问题困扰了好久。那就是，将皇位传给谁？
这是一个皇权时代的智力迷宫，武则天怎么也走不出来。
她成功地做了几件开天辟地的事，以一个女人身份当了正式的皇帝，把一个皇朝改变了名号。但是，任何伟人，就是再有魄力，也改变不了习俗，改变不了文化传承。
社会是一驾依惯性而行的马车，你硬去拉它改变方向，难免要把这车上的东西颠得一无所有。
武则天遇到的是强大到无人可敌的一道藩篱——父权社会。
所有财产、姓氏、血统、文化的继承，都是以男方为主。
在这道栅栏前面，女皇几乎束手无策。
古代是一姓一皇朝，罕有例外；因而武则天在唐朝的天下，是做不了皇帝的。她在唐朝的身份，永远是李家的儿媳、大唐的太后。后来的史家也不承认她的皇帝身份，凡是高宗死后有关她的记载，一律以“太后”名之。
所以，她要改天换地，另起一个大周朝的炉灶，另开一个武氏皇室的户口。
可是，她应该把皇位传给谁，才能维持住现状？
曾经有一度，她想把位置传给侄子武三思。
这个武三思，是武元庆的儿子，与武承嗣是堂兄弟。他善于逢迎，心思诡诈，女皇对他很看重。武三思想借武后出幸时在朝中擅权，就在嵩山建了三阳宫，在万寿山建了兴泰宫，请女皇每年临幸。
武三思因外戚身份，在年少时就是大唐的武官；太后临朝以后，升至夏官尚书，革命以后封梁王，历任天官和春官尚书，是唯一一个能参预军国大事的武氏诸王。
当时的人们，对武三思极为鄙视，将其比做篡政的曹操、司马懿。
雍州人韦月将、高轸曾上书，说武三思将来必乱。武三思得知，就串通有司将韦月将杀死、将高轸流放岭南。当时还是黄门侍郎的宋璟，对此案说了两句公道话，也就被贬为外官。
武三思是很典型的中国官场劣质分子，凡是刚直的官员，他就猜忌；凡是心术不正的，他就拉拢。他有一句名言，《资治通鉴》里收录在案：“我不知世间何者谓之善人，何者谓之恶人，但于我善者即为善人，于我恶者则为恶人耳。”
真是透彻，直白，入骨。
中国官场，像这种人是死不绝的！
他与武承嗣一样，垂涎太子位已久，多次唆使人向女皇吹风，说古来天子没有以异姓为子嗣的，陛下姓武，当立武氏为储。
女皇被说动了，就来征求大臣们的意见。
诸宰相大多没有意见，认为武三思当之无愧。惟有狄仁杰默然不语。
女皇很诧异，追问其故。狄仁杰说：“太宗栉风沐雨，亲冒锋镝，历尽艰辛而得有天下，理应传于子孙，陛下却拟移赠他人，臣以为难合天意，大违人心。臣观天象，并未有易主之象，且察民意，亦皆思大唐功德！”
说这样的话，是要有一些胆量的，在此之前，谁敢提一句前朝好？
狄仁杰又搬出高宗来，进一步施加压力：“天皇将二子托付陛下，陛下不立二子，却欲将储位转赐他人，臣以为不妥。”
他的话，既有原则，又有策略。搬出的两个幽灵，都是武则天的丈夫，武则天想发火都不成。
这前后，大臣王方庆、王及善也劝女皇还是召回庐陵王为妥。
狄仁杰等人的话，点醒了武则天。
古之皇室的太庙，是以父系为主线的，爷爷——父亲——儿子——孙子，这样轮下去。母亲只是做为外嫁进来的配偶，占一个配享的地位。一句话，女人是男人的附庸。
在大唐的太庙里，武则天死后可以高宗皇后的身份配享，这没有问题。可是如果把大周皇位传给诸武中的一个，麻烦就来了。
在太庙里，只能以父亲一系来表示传承，比方说武三思接了班，做了新皇帝，他就应该追赠自己的父亲为皇帝，把老爹加入这一链条。而武则天只是姑姑，不是任何武氏男性皇帝（包括追赠的）的配享，那么，尴尬的事情就出来了：武则天在大周的太庙里，将来就会无一席之地！
那么，把皇位传给自己亲生的儿子呢？也大有问题。那就是，在延续了几千年的父权社会氛围里，无论是李显，还是李旦，他们任何一个做了至高无上皇帝，凭什么还要延续武家的香火？
到那时候，一纸敕令，就可以把大周转回大唐的轨道，一点儿障碍没有。
如此，为“武周革命”所付出的心血，就会付之东流！武则天仍然进入不了大唐太庙里的皇帝世系里去。
这是一个两难选择，让武则天想破了头。
为什么在当今为万民景仰的皇帝，死后却无法被后人承认？荒谬究竟出在什么地方？
当然，若要彻底解决问题，也有一个办法。那就是，从根本上移风易俗，将父权社会转变为母系社会。
这，有谁能做得到？把皇位传给太平公主？那不又成了姓李的做皇帝？且还有一系列社会问题根本无法处理。
女皇晚年时期，能为她多少缓释一下这个困惑的，是狄仁杰。从革命那时候起，武则天为继承人的问题，犹豫徘徊了多年。是狄仁杰在关键时刻的一番话，促使她迎回了庐陵王李显，定为正式接班人。
据说，那是武则天有一晚梦见一只美丽鹦鹉，心甚喜之，却不料鹦鹉忽然双翅折断，坠于地上。武则天第二天说给狄仁杰听，狄仁杰便借题发挥，说“鹉（武）者，乃陛下之姓也，断翅乃陛下两子。今起用两殿下，断翅则复振矣！”
恰好过了不久，契丹以“还我庐陵、相王”名义起兵做乱，女皇认为狄仁杰占梦的一番话很有道理，才下了迎回庐陵王的决心。
庐陵王是在极为秘密的情况下，从软禁地房州被召回的。
女皇先派了十几个宫人前往房州，其中一人换上庐陵王服装，留在当地，庐陵王则换上宫人的服装，随队潜回宫中。当地州县官府对此毫无察觉。
待还宫后，武则天将庐陵王藏于帐中，又召狄仁杰前来议庐陵王事。
狄仁杰慷慨陈词，女皇遂唤庐陵王出帐，笑着说道：“还卿储君！”
狄仁杰惊讶万分，喜极而泣。
女皇便对庐陵王说：“速拜国老，乃国老令你返。”
狄仁杰摘去头冠，叩头不止。女皇也为之动容，令人扶起他，叹道：“真乃社稷之臣！”
为了维持大周皇统，武则天做了最后的努力，赐李显姓武，尽管这是掩耳盗铃。
女皇不愿意为此动脑筋了，她决定把问题留给子孙去解决。自从迎回庐陵王为太子之后，她再没有追究过大臣心系李唐的问题，也没再兴起过大狱，完全投入了俗世的享乐。
对后事，唯一采取的防范措施，是加强了“武李合一”。
她把太子、相王、太平公主和武攸暨等武氏诸王召集到一起，为他们立下誓文，监督他们在明堂敬告天地，保证两枝之间永不残杀。又将誓文铭于铁券，付之史馆。
对这问题，武则天就算尽了人事。至于天命如何，就管不了那么许多了。
也就是从这时候开始，武则天做出了一系列颇有意味的决策：为过去的冤案平反昭雪，废除临朝以来新设的一些官职，将周历恢复成夏历。
她这是明白了，她自己的这个大周，跟上古的那个周，差得远去了。她本人，也根本不可能成为继唐尧虞舜之后的“第三高峰”。
是她自己主动走下了神坛。
应该说，武周后期的政治清明，跟老臣狄仁杰的功劳是分不开的。促使武则天立李显为太子，为恢复大唐铺平道路，这是一功；有知人之明，以举贤为意，为大周选了不少栋梁之材，这又是一功。
除了前面提到的张柬之外，他还先后举荐了桓彦范、敬晖、窦怀贞、姚崇等数十位廉洁、干练的官员，这批人被选拔上来后，大周的政风为之一变，朝中出现了一种刚正之气。再以后，他们大都成了唐玄宗时期的名臣。
由此看来，武周时代最终能成为“上承贞观、下启开元”的一段黄金时代，狄仁杰功莫大焉！
对于外族将领，狄仁杰也能公正举贤。契丹猛将李楷固曾经屡次打败周军，后兵败来降，有司主张斩之。狄仁杰认为李楷固有骁将之才，若恕其罪，必能感恩效节，于是奏请授其官爵，委以专征。武则天接受了这个建议。此后李楷固率军讨伐契丹余众，果然大胜，武则天在庆功宴上，举杯对狄仁杰道：“公之功也！”
有人当着他的面赞美道：“天下桃李，悉在公门矣！”狄仁杰答：“举贤为国，非为私也”。
狄仁杰为相数年，武则天对他信之不疑，常称“国老”而不名，这在有唐一代，绝无仅有。狄仁杰曾多次以年老告退，武则天就是不许。狄仁杰上朝，武则天常阻止他下拜。每见狄仁杰下拜，她都十分不安。为了不让国老太辛苦，武则天曾告诫朝中众臣：“非军国大事，勿以烦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