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狄仁杰陪女皇郊游，狂风吹落了狄仁杰的头巾，惊了他的坐骑。女皇赶紧命太子上前勒住惊马、拾起头巾，为老爷子戴上，她才觉放心。
久视元年（700年），狄仁杰病故，卒年60岁（另有一说93岁，不确）。噩耗传出，朝野凄恸，武则天哭着说：“朝堂空也！”以后每遇朝中大事，众臣不能决断时，武则天都要叹息：“苍天无眼，何以夺我国老？”
像这样关系融洽、互信无猜的模范君臣，中国历史上仅有五、六对而已，堪可比唐初的太宗与魏徵。
狄仁杰死后，追赠文昌右丞，谥曰文惠。中宗复辟后，追赠为司空。到睿宗二次为帝后，又封为梁国公。身后荣誉，无与伦比。
在当代，拜电视传媒之赐，狄仁杰的美名几乎是妇孺皆知了。老先生辅国安邦、一生清正，这也算是历史对他的最好回报了。狄仁杰的故乡在今太原市南郊区，至今，其故里狄村尚有一株古槐，枝叶繁茂，世代相传为狄母手植。而古槐旁仍有石碑一座，上刻“狄梁公故里”。
槐叶萧萧，犹思故人。抚今追昔，惟慕先贤。
看来，做人、做官，还是要顾及身后的名声为好！
对于武则天的身后事，在那时还有两个人进过言，都在史上留下了一笔。
一个就是宰相吉顼。吉顼是洛州河南人，进士出身。此人高大魁梧，“刻毒敢言”，据说办案时擅长诬陷诱供，严酷暴虐。因依附武则天，正史上对他的评价多有不好，《旧唐书》干脆将他列入《酷吏传》。不过他和来俊臣者流还是有区别的，本书在前面已经介绍过他的一些事。
吉顼在武周后期，已是很明显地倾向李显。一次突厥犯境，攻入定州、赵州，朝廷人心惶惶。武则天派武三思募兵，一个多月只招到几百人。危难之际，武则天让吉顼代理相州刺史，出任“监军使”，借他的声威来阻嚇敌人。他便以庐陵王名义作号召，不出两旬，很快募到了五万人，顺利退敌。
突厥可汗是从赵州退走的，这一带的官军首领是吉顼和武懿宗。战后，两人在朝堂上争功，为此撕破了脸皮。
吉顼伟岸善辩，武懿宗矮小驼背。在廷辩中，吉顼傲视武懿宗，声色凌厉，把武懿宗搞得很是狼狈，武则天的脸面挂不住，不高兴地说：“你在朕的面前，犹敢卑我诸武，假以他日（我不在了），如何可以倚重！”
过了些时日，吉顼奏事，正在援古引今、滔滔不绝之际，武则天怒道：“卿说的，朕早就不知听了多少遍了，不要多说了！太宗有一匹马，名叫师子骢，肥壮任性，没人能驯服。朕那时为宫女，侍奉太宗，就对太宗说：‘妾能制之，只需三物：一铁鞭，二铁挝，三匕首。铁鞭击之若不服，则以铁挝击其首；又不服，则以匕首断其喉。’太宗听了，壮朕之志。今日卿莫非要污朕匕首么？”
吉顼历来是女皇的心腹，像杀来俊臣这样的大事，女皇都要与他讨论。女皇疏远诸武，他也是心中有数的。劝女皇传位于儿子的建议，也是他第一个提出来的。
但是，天心历来难测。女皇心里固然想的是这样，做臣子的却不能领会得太快、做得太过。
老太太目前求的还是一个平衡。反右，更要反左。
吉顼是会错了意，倾向性表现得太过了一点儿。
见龙颜大怒，吉顼吓得汗流浃背，伏地请求免死。武则天当然不会杀了他，见他那个样子，也就渐渐消了气。
但诸武却看出了吉顼失宠的苗头。以往他们就恨吉顼依附太子，于是趁势发难，联手揭发吉顼的弟弟假冒官吏的一件旧事。由此吉顼连坐，被贬为安固县尉。
从宰相的位置上跌下来，这个小官职就跟老百姓差不多了。
吉顼辞别京师之日，武则天召见了他。吉顼流着泪对武则天说：“臣今日远离宫阙，恐永无再见陛下之日。今愿陈说一心愿。”
武则天就赐他坐，问他想说什么。
吉顼说：“合水土为泥，有争乎？”
女皇答：“无之。”
吉顼又问：“分半为佛、半为天尊，有争乎？”
女皇答：“有争矣。”
吉顼便离座，伏地叩头道：“宗室、外戚各当其分，则天下安宁。现在太子已立，而外戚还在为王，这是陛下驱李、武两家日后争斗，两不得安呀！”
女皇一声叹息：“朕也知此事难处。但事已至此，即便不好，又该如何呢？”
向来以果断著称的武则天，面临这样的问题，也是无计可施，只能因循下去，得过且过。
高高在上者，就一定知道方向吗？不。
混过一日无事，也就多一日平安，这大概是古代的唯物主义。
对于武则天的身后事，在那时还有两个人进过言，都在史上留下了一笔。
一个就是宰相吉顼。吉顼是洛州河南人，进士出身。此人高大魁梧，“刻毒敢言”，据说办案时擅长诬陷诱供，严酷暴虐。因依附武则天，正史上对他的评价多有不好，《旧唐书》干脆将他列入《酷吏传》。不过他和来俊臣者流还是有区别的，本书在前面已经介绍过他的一些事。
吉顼在武周后期，已是很明显地倾向李显。一次突厥犯境，攻入定州、赵州，朝廷人心惶惶。武则天派武三思募兵，一个多月只招到几百人。危难之际，武则天让吉顼代理相州刺史，出任“监军使”，借他的声威来阻嚇敌人。他便以庐陵王名义作号召，不出两旬，很快募到了五万人，顺利退敌。
突厥可汗是从赵州退走的，这一带的官军首领是吉顼和武懿宗。战后，两人在朝堂上争功，为此撕破了脸皮。
吉顼伟岸善辩，武懿宗矮小驼背。在廷辩中，吉顼傲视武懿宗，声色凌厉，把武懿宗搞得很是狼狈，武则天的脸面挂不住，不高兴地说：“你在朕的面前，犹敢卑我诸武，假以他日（我不在了），如何可以倚重！”
过了些时日，吉顼奏事，正在援古引今、滔滔不绝之际，武则天怒道：“卿说的，朕早就不知听了多少遍了，不要多说了！太宗有一匹马，名叫师子骢，肥壮任性，没人能驯服。朕那时为宫女，侍奉太宗，就对太宗说：‘妾能制之，只需三物：一铁鞭，二铁挝，三匕首。铁鞭击之若不服，则以铁挝击其首；又不服，则以匕首断其喉。’太宗听了，壮朕之志。今日卿莫非要污朕匕首么？”
吉顼历来是女皇的心腹，像杀来俊臣这样的大事，女皇都要与他讨论。女皇疏远诸武，他也是心中有数的。劝女皇传位于儿子的建议，也是他第一个提出来的。
但是，天心历来难测。女皇心里固然想的是这样，做臣子的却不能领会得太快、做得太过。
老太太目前求的还是一个平衡。反右，更要反左。
吉顼是会错了意，倾向性表现得太过了一点儿。
见龙颜大怒，吉顼吓得汗流浃背，伏地请求免死。武则天当然不会杀了他，见他那个样子，也就渐渐消了气。
但诸武却看出了吉顼失宠的苗头。以往他们就恨吉顼依附太子，于是趁势发难，联手揭发吉顼的弟弟假冒官吏的一件旧事。由此吉顼连坐，被贬为安固县尉。
从宰相的位置上跌下来，这个小官职就跟老百姓差不多了。
吉顼辞别京师之日，武则天召见了他。吉顼流着泪对武则天说：“臣今日远离宫阙，恐永无再见陛下之日。今愿陈说一心愿。”
武则天就赐他坐，问他想说什么。
吉顼说：“合水土为泥，有争乎？”
女皇答：“无之。”
吉顼又问：“分半为佛、半为天尊，有争乎？”
女皇答：“有争矣。”
吉顼便离座，伏地叩头道：“宗室、外戚各当其分，则天下安宁。现在太子已立，而外戚还在为王，这是陛下驱李、武两家日后争斗，两不得安呀！”
女皇一声叹息：“朕也知此事难处。但事已至此，即便不好，又该如何呢？”
向来以果断著称的武则天，面临这样的问题，也是无计可施，只能因循下去，得过且过。
高高在上者，就一定知道方向吗？不。
混过一日无事，也就多一日平安，这大概是古代的唯物主义。
另一位向女皇进言、规劝女皇处理好接班问题的人，就是在前面讲到的，冀州武邑平民苏安恒。
从皇帝到平民，以现代人的常识来猜度，不知隔了多少级别。山遥水远，他们之间怎么会有政治上的联系？
此人不是武则天的亲戚或者老乡，也没有什么特长值得天子垂顾，他就是凭着直觉，给武则天投了一封很不客气的意见书。女皇也就很认真地读完了他的意见，特地召见了他，赐给宴席，慰谕有加，然后让他高高兴兴地回家了。
在我们的印象里，从唐代开始，古代中国就是个文凭社会，没有功名的人，几乎不是人，更不用说参政议政了。但是，武则天时期不同，她安置的铜质意见箱，是面对全国臣民的。有冤可以诉，有话可以说，有情况可以举报。
其中意见中肯、情况重大的，女皇还要亲自接见。
这就是古代中国的民意渠道，这就是古代的全民议政。独裁体制下竟有如此通畅的民意渠道，人民有如此切实可行的意见表达权，实在是超乎想象！
一个高高在上的皇帝，如何知道草芥百姓的想法，如何了解辽阔国土上实际发生的情况？如果没有这类的渠道，下面的情形经过层层过滤，到了上面，还不知会扭曲成什么样？
那个金字塔尖上的人，恐怕也就与一个盲聋差不多了。
所以我们不可鄙薄祖先。即使是古希腊的全民政治，也只是特定人群才有权议政。而武则天，却是给了所有的人以说话权。
苏安恒的上书，只有一个主题，就是劝武则天下台，还政于太子。她说：“陛下受圣皇之托，受嗣子推让，执政已二十余年，今太子仁义孝敬，春秋既壮，若让他驭使天下，与陛下有何区别？陛下年事已高，倦于宝位，何不禅位太子，自怡自乐？臣闻以往之明主治理天下，不见有二姓俱王也。今武氏诸王蒙陛下庇荫，恐陛下千秋万岁之后，于事不便。请降他们为公侯，授以闲职（这样将来能保住命）。臣又闻，陛下有二十余孙，皆未封王，此非长久之计。还请给他们分土封王，以藩屏皇家。”
这个上书，已经说了很多犯忌的话，但是苏安恒并不知足，在女皇接见一年后，又上了一书，干脆谈起了恢复大唐的事。
他说：“陛下虽居正统，实为大唐旧基。今太子已追回，年纪德行正盛，而陛下却贪恋宝位，将来以何面目去见唐家宗庙？以何身份去谒大帝（高宗）陵墓？臣以为天意人心，将归李家。陛下天位虽安，然而物极必反、器满则倾。陛下何故要日夜积忧，不知老之将至呢？”
既然早晚要变，还拖着干什么呢？
这简直就是言论上的逼宫了。
出乎意料的是，武则天并未治他的罪。——我可以不听你的，但是你尽管说。
古代君主，有此雅量的，不多。
确实，一个坦坦荡荡的社会，就不该有那么多关于说话的禁忌！
江河滔滔东流而去，它绝不会因为某个强势人物的好恶取舍而西流；硬要让它西流的话，少则十年，多则九十年，它终归要掉头而东！
武则天在暮年，内心已经明白了这个道理。她已经知天命、已经耳顺、已经从心所欲而不逾矩。
该发生的必将发生。
她选择了让李显做太子，而没有让李旦做太子，也就是意味着她全都考虑成熟了。李显虽然任性，但毕竟有一点儿刚烈之气，比文弱的李旦更适合做未来天下的主人。
到此为止，除了她本人的皇帝名号和大周这个新国号，一切都已经不逾矩了。此后的天下，究竟属谁，武则天不再去考虑了。
她只想做个百事无忧的富家婆。
可是，她能安安稳稳当个富家婆吗？
38、女皇惊起时见到的是满院兵卒
在武周末期，急剧扭转历史方向的的，是一位80岁的老人——张柬之。
耄耋老人以莫大的勇气和智慧扭转历史方向，这样的事，在历史上不乏其例。当代人中，大概有半数以上都曾亲历过。
这不是什么奇迹。
是因为他顺应了历史大势和人心。
不是伟人拯救了人民，而是人民成就了伟人。这个因果关系，不能弄颠倒。
上一节所提到的平民苏安恒，就已经说出了真理：“天意人心，将归李家”。而在河北御敌时，太子李贤的大旗一竖，就有几万人踊跃参军，则是对这个真理的印证。
这和前面的叙述似乎有一些矛盾。不是说，武则天时期国泰民安么？不是说武则天为广大下层寒族打开了上进之门么？不是“薄徭役”是武则天一贯的国策么？
为何人心还要思唐？
这是因为：首先，国泰民安是从贞观年代延续下来的，人们至今仍感念大唐。其次，高宗时期虽然灾害连年，但并没有大的政策失误，同时还完成了堪与太宗比美的开疆大业，人们觉得革命的理由不充分。其三，大唐没有武周时期的酷吏和杀戮。一个制造了大量冤案的政权，无论如何不能获得人们的原谅。其四，也是最重要的，就是臣民在文化观念上不能接受女人当皇帝，这件很别扭的事，实际上颠覆了人们的信仰所在——儒家观念。华夏民族是无神论民族，所以必须要有一个神圣化的理论来做精神支撑，否则全体民族都将陷入迷惘和道德沦丧。
由于这些原因，无论是平民的朴素感受，还是士大夫的忠君观念，就都和最高执者别着一股劲儿。
这就是苏安恒所说的“天意人心”。
大家想不通：一个为实践所证明是很好的政体，为什么不去实行它、或者为什么要提前结束它？
人们这种情绪的积累，潜藏着巨大的政治能量。它无时无刻不在酝酿，要挑选一个代表者来完成打破现状、拨乱反正的大任。
就在武则天与大臣和解、倦于政事的六年多时间里，由她亲手培植起来的一批正直大臣却在悄悄地酝酿着政变！
这真是一个很幽默的背谬：她要做一个好皇帝的时候，人们就不想让她做皇帝了。
起决定作用的是狄仁杰。他在武周后期获得了女皇的莫大信任，却不动声色，在隐蔽地做着为大周掘墓的工作。
首先是要保住自己，薪火不能中断。为此他不惜自秽，故意与二张交好，饮酒赌博，似是同流合污。同时又故意表现出贪财好货，以掩盖自己的“异志”。
这是在演戏。无论在当时还是在后世，都有人对他阿附武则天有非议。但若不在其位，就很难理解他的不得已。
他为匡复所做的最大贡献，是人事安排。他向武则天推荐的一批人，无不是志在匡复的正统派，尤其是当做“佳士”特别推荐的张柬之。
狄仁杰的忍辱负重，瞒过了武则天，这一批定时炸弹就稳稳当当地埋上了。
其中张柬之虽然没被马上重用，但狄仁杰对他的评语——“其人虽老，宰相才也”，想必给女皇留下深刻印象，为他将来的入相埋下了伏笔。
到久视元年（700年）九月，狄仁义杰病重，自知不起，就与张柬之密谈了一番。而后，心满意足地告别人世。
匡复的辉煌固然是看不到了，但奠基人是我——这也就够了！
到长安四年（704年）之秋，女皇也一病不起了，她感觉，需要有一个老成之人来充实宰相班子。
当时宰相姚崇受到二张的排挤，为避祸就活动了一下，被任为灵武道安抚大使，暂时离开了中枢。行前，女皇要他推荐一位可做宰相的人，姚崇力荐张柬之：“柬之深厚有谋，能断大事，且其人年老，惟陛下急用之！”
前后两位素所器重的宰相，都推荐了张柬之，女皇终于接受了这个建议，当日就召见了张柬之。
当年十月，时任秋官（刑部）侍郎的张柬之拜相，时年80岁，与武则天同龄。
这是历史最诡异的瞬间之一。两位八十老人在朝堂上相见，一个想的是：你要给我看好家。另一个想的却是：我要让你当不成这个家！
这个新冒出来的政治明星，他一生活了80岁，好象就是为了完成这一使命而活的。
张柬之字孟将，是襄州襄阳人，太学生出身，少时就广涉经史，中了进士以后，任青城县丞，长期不得志。永昌元年（689年）武则天征召贤良，各地推举上来的有上千人，张柬之以65岁高龄考了第一名，得授监察御史，此后才稍微顺利了一些。
圣历年初，升为凤阁舍人，后因为反对武则天与突厥联姻，被贬到边地当刺史。在被狄仁杰推荐时，他正在荆州长史任上。
狄仁杰推荐后，历任洛州司马、司刑少卿和秋官侍郎。后来的官职已是不小了，相当于副部长级，但以他的资历和才干论，还是有些委屈他了。
直至姚崇推荐，张柬之才得以登上舞台中心，发出耀眼的光芒。
他在任荆州长史时，前任是杨元琰，两人曾一同泛舟于大江之中，言及女皇革命、诸武擅权、幽禁宗室之事，都目眦俱裂，慨然有匡复之志。
杨元琰是大姓出身，虢州阌乡（今河南灵宝）人。他身材魁梧，长于理政，曾历任六州刺史、两州都督，所至皆有政绩，是个称职的地方官。加之年届老龄，有相当的经验，武则天曾对他多次褒奖。
张柬之在这时候入相，相当于武周出了个赫鲁晓夫，但是他的胆量比赫鲁晓夫可大得多。上任第一件事，就是任命杨元琰为右羽林卫将军，先在宫廷禁军里布下了一颗重要棋子。
任命一下，张柬之就提醒杨元琰：“使君身当此任，并非无故。月夜江上之言当未忘怀，愿共勉力！”
中央警卫队长里面有了自己人，胜算已多了几分。
除此而外，张柬之还串联了几位愿意共图起事的人，有桓彦范、敬晖、李湛，把他们安排为左、右羽林将军，以便暗地控制禁军。
唐代的禁军，分南北两卫，步骑兵都有，两卫又分为几个部，由六位将军统领。其中南卫相当于京城巡警，北卫则负责皇城警卫。不过，也许有人要问：张柬之刚刚上任，他哪里有那么大能量往禁军里安插那么多人？
原来在这上面，他用了一番脑筋，在中央警卫队里找到了同盟军。禁军里级别最高的将领——左羽林卫大将军李多祚，是一位外族名将，入禁卫军已有20余年。张柬之先去做了他的工作，以大义激之。
张柬之问他：“将军在此间几年？”
李多祚答：“三十年矣，”
张柬之就激他：“将军贵宠当代，位极武臣，岂非大帝（高宗）之恩？将军既感大帝之恩，能否报答？逆贼张易之兄弟擅权，大帝之子现在宫中朝夕被逼。社稷之重，在于将军；诚能报恩，当属今日！“
这一番话，说得李多祚热血沸腾，他表示：“只要是为了王室，惟相公你吩咐，豁出来被族诛了也干！”
两人又对天盟誓，语言激昂，义形于色！
在李多祚的默契配合下，政变分子源源不断派进北军，掌握了部队调动权，事情已基本有了眉目。
张柬之年纪虽大，但久经磨练，办事慎密，行动迅速。他很快组织起了政变的核心集团，即：他本人、宰相崔玄暐、敬晖、桓彦范和袁恕己。
崔玄暐是大姓出身，长安元年（701年）任天官（吏部）侍郎，后又为文昌左丞。他清廉自律，谢绝一切请谒，与当时高层官员的贪贿、应酬之风格格不入，因此深受女皇器重。
他于长安四年(704年)拜相，兼任太子右庶子，为太子属官。前面讲过，他曾经力主让太子和相王来侍奉女皇帝汤药，将二张逐出宫去，显然也是一个死硬的反张派。
此外敬晖、桓彦范和袁恕己三人，都是狄仁杰所推荐上来的。敬晖为洛阳州长史, 桓彦范为司刑少卿, 袁恕己为司刑少卿兼相王府司马。
还有一些其他参预的人，各色人等都有，甚至还包括李唐宗室子弟、女皇的孙女婿和女皇母亲一系的亲戚，作为密谋，其人数相当不少，但行动极为保密，没有走露一丝风声。可见有信仰支撑的密谋到底还是不同。
张柬之大规模地往禁军里安插人，引起了张易之等人的疑惧。为了掩饰自己的目的，张柬之便又奏请女皇，任命武攸宜为右羽林大将军，张易之这才安了心。但是后来政变时，武攸宜根本就没有什么动作。
神龙元年(705年)正月初, 姚崇出使灵武回都，正统派的力量又加强了。张柬之与桓彦范大喜，相互鼓励说:“事济矣!”于是将政变密谋通告姚崇，共襄大计。
而这边武则天则完全丧失了警惕。她以为朝中是老成之人在执政，二张势力已有所抑制，两派的冲突不会很大。另外”李武并贵”的策略也有了收效，儿子和侄儿之间不会发生火拼。除此而外，内政外交，还能有什么大问题呢？
二张那边，也是同样。他们是浮浪子弟，没经过政坛的大风波，以为有女皇在，天就塌不下来。因此对禁军换将的一点儿疑虑，很快也就忘得没影儿了。
张柬之策动的这场政变，矛头所向就是二张。政变的根本目的，是废黜女皇、恢复李唐。前一个是最低目标，后一个是最高目标。
后来的史家对一个问题很感兴趣，那就是，为何要除去二张？难道二张是女皇的政治代表？
这个问题，我以为，是牵扯到了政变必须合乎民心的问题。无论怎么说政变是为了匡复大义，但臣子起兵对付皇帝，终归还是犯上的事，必须有一个能在社会上一呼百应的由头。
二张恰好充当了这个道义上的靶子。
他们劣迹斑斑，大失人望，各派势力均对他们侧目而视。就连诸武集团，对他们也心怀不满。
就在长安元年(701年)九月，发生过一件宫廷惨案。太子的长子、皇孙李重润和妹妹永泰郡主，及郡主的丈夫魏王武延基，在一块儿非议张易之擅权。后来这话传了出去，张易之向女皇告状，女皇就将这三人交给太子处置。
太子李显经过多年的磨难，早已不是当年那个只知道护老婆的废帝了，他在女皇的压力下，将三人一起缢死!
这三个年轻人，当年才不过才十六、七岁.
这是李唐宗室遭受的最后一场惨剧。其中的武延基，就是武承嗣的儿子。
当时武承嗣因为当不上大周的太子，已经忧愤而死，大概没有什么有力的人为武延基说情。
武延基等于因为二张而死，这件事在诸武的心里想必也投下了不小的阴影。事后证明，诸武在政变中态度不明朗，其中太平公主的几个儿子还可能参与了政变。政变结束后，诸武中有一批人受到封赏，据推测是跟倒装有点儿关系。可见诸武对二张也是乐观其败的。
如此看来，二张既失人心，又得不到诸武的支持，力量相当脆弱。既然除掉他们很容易，又能唤起广泛响应，那又何乐而不为呢?
武则天千算万算，没有算到她最放心的一支力量——宰相集团中的几个人，会在她眼皮底下完成了这个阴谋。由于政变集团以“除二张”为号召，成功地离间了诸武与女皇关系，使用得诸武不再成为女皇的屏障。
两股本来应该互相制约的力量，不再互相制约，而是有了某种改变现状的共谋，这时候的女皇，处境确实就非常危险了。
一个病卧在床的老太太，与外界完全隔绝，身边只有两个招万人恨的面首。
这实在是太脆弱了。
在权力巅峰21年的一贯感觉，使她意识不到这个危险。
——谁敢？
是啊，这种政变，说得好是清君侧、为民除害；说得不好听就是谋逆。
在政变集团的核心，一开始，对于应该怎么干，也曾有一定的困惑。
为此，敬晖曾向冬官（工部）侍郎朱敬则问计。
这个朱敬则也是个对二张恨之入骨的人。当年女皇有了二张还嫌不过瘾，下令征召一批美少年，竟然有人以自己的“阳道壮伟”而自荐，时任右补阙的朱敬则忍无可忍，上疏批评道：“陛下内宠已有易之、昌宗兄弟，固应足矣”，现又有人自荐阳道壮伟过于薛怀义，这成何体统？“无礼无义，溢于朝听”！
当时女皇倒也没恼，慰勉他说：“非卿直言，朕不知此！”还赏了他彩绸百段。
朱敬则确实见识过人，对敬晖只轻松点拨了一句：“若借皇太子之令，举北军诛易之兄弟，两飞骑之力耳！”（《唐会要》）
张柬之等人觉得这计策太好了，于是照计而行，开始了对北军的渗透。
当时驻扎在玄武门一带的左右羽林军，统称为“北军”。“飞骑”则是禁军里的一个兵种。掌握了北军之后，政变集团紧接着要干的一件事，是与太子接头。假冒太子的名义还是不行，将来会很被动。
此时，太子每天都要通过玄武门，进宫去向女皇请安。这就是接头的最佳机会。
当了羽林军将军的桓彦范、敬晖，便在长安四年的年末，瞅了个空子谒见太子，向他密陈大计。太子欣然同意。
这就再没有任何问题了。
当年在太后的授意下，裴炎、程务挺带兵入宫，把中宗李显逼得退了位，如今有人主动要求以同样方法助他夺回皇位，这简直就是天意！
长安四年的下半年，实在不是个安定的年月。这一年从九月起，神都一带就总是日夜阴晦，间有大雪雨，城中甚至有人冻饿而死。
女皇在病中，对这些天象颇为惶惧，采取了一些消灾的办法，比如开仓赈济、迎请佛骨，下令禁屠、赦免自临朝称制以来所有的罪人（参预扬州之乱和宗室之乱者除外）。
正月九日，又下诏改元“神龙”。神龙为何意，后人不详。难道是预示着“见头不见尾”？总之是有些奇诡。
女皇是强人，她想竭力消弥不祥之兆，祈求重新振作。
二张的心里，此时却有一种隐隐的末日感。据说，张易之刚刚建好一座府邸，夜间就有鬼在墙上写字：“能得几时？”易之令人刮去，次夜又有字迹出现。如是六、七次，张易之无奈，只得在“鬼书”后面加题了一句：“一日即足。”旋即，“鬼书”便不复再现。
张易之的兄弟张昌仪，也尝与人言：“丈夫当如此：今时千人推我不能倒；及其败也，万人擎我不能起！”
奸贼恶人的这种“迟早要掉脑袋、蹲大狱”的预感，往往灵验。这种事，在近世也有过。
张柬之在这段时间内，还争取了相王李旦、太平公主和洛州长史薛季昶的支持。洛州长史负责的是神都附近地区的军政事务，争取到薛长史的支持，也是为政变成功添加了一分把握。
姜，还是老的辣。在拜相以后的短短两个月内，张柬之就干净利落地完成了所有的准备。
正月初，女皇病情进一步加重，寝宫内传出的消息令人不安。正月十一日，作为迎佛骨的特使崔玄暐还都，朝中一片忙乱。
张柬之认为，政变的时机到了——女皇病重，她采取抵抗的能力就会大大减弱，这是一；女皇病重，二张就可能从中做手脚，万一矫诏罢免了几个宰相，正统派就要失去当前的优势，因此不能再等，这是二；政变集团的核心人物，现在已经全部汇齐，便于统筹，这是三。
若还不动手，更待何时？
正月二十二日，军事行动开始，史称“神龙政变”。
政变部队共分三路——
第一路，由总指挥、宰相张柬之带领，参预者有宰相崔玄暐、检校左羽林将军桓彦范、右羽林将军杨元琰、敬晖、左威卫将军薛思行等，统率左右羽林军开赴玄武们。这是一支主攻部队，他们的任务是包围宫城，攻进皇宫，直捣长生殿，逼迫武则天退位。
第二路，由左羽林大将军李多祚牵头，参预者有右羽林将军李湛、内直郎王同皎，前往东宫，他们的任务是迎太子前往玄武门，与前路会师后，伺机拥太子登大位。
第三路，以司刑少卿袁恕己为主，跟随相王李旦统率“南牙兵”，也就是南军，作为警戒部队，控制皇城，连带监控整个首都。各要害地点，均派兵守卫；特别要前往政事堂，逮捕当天值班的亲二张的几个宰相，切断皇城与宫城之间的联系。并围住二张的府第，防止他们的家丁作乱。
三路之外，洛州长史薛季昶则发动洛州兵马实行警戒，“以备非常”。
在国家最高统治者一无所知的情况下，整个首都全部被政变部队控制，中央警卫队几乎全体倒戈，这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可以见出张柬之是一个十分高超的组织者。
这一天，天气仍是阴冷。各路兵马分头出动，大路上只闻马蹄橐橐、刀剑相撞，一派肃杀之气。
李多祚的一支兵马来到东宫门前，却不料太子事到临头，因疑惧而不肯出。太子不出，则政变师出无名，那不真就是犯上作乱了！他的女婿王同皎倒还有胆量，力劝道：“先帝以国家付殿下，殿下却横遭幽废，此事神人共愤，二十三年矣！今北门、南衙同心协力，诛凶竖，复李氏社稷，愿殿下速至玄武门以副众望！”
太子李旦的那点儿刚烈劲儿，不知跑到哪儿去了，只是搪塞：“凶竖诚当夷灭，然而主上圣体不安，不应惊吓。诸公更为后图！”——这事情各位缓一缓再说吧！
掉脑袋的事，怎么能缓！
正在一旁的李湛急了，说：“诸将不顾身家性命以殉社稷，殿下奈何让他们送死？请殿下自己去制止他们吧！“
太子听了这话，只好犹豫着出来了。
他一出门，王同皎一下就把这不争气的岳父抱上了马。马鞭一抡，一彪人马风驰电掣直奔玄武门奔去。
武则天此时是否完全没有保障了呢？不。
她还有最后一道防线——玄武门。驻守在这里的是一支绝对忠于皇帝的精锐卫队“千骑”。它的前身，是由太宗组建的“百骑”发展而来。百骑士卒都是百里挑一的神箭手，太宗每次出游，他们就簇拥在鞍前马后以为护卫。到武则天时，则扩充为千骑。
此时，千骑的指挥官——玄武门镇守使是殿中监田归道。这是一个立场中立的人，与武三思、二张的关系都不错，但对李唐也似有怀念。
政变发动后，敬晖派人去叫田归道交出千骑的指挥权，田归道不给。等张柬之大队人马开到时，田归道不予放行。
城楼上的千骑卫士，已经剑拔弩张。只要有人敢攀城，就万箭齐发。
政变的主力部队被阻于玄武门外！
自古以来，政变部队因为攻不下宫城而溃散的，何其多也！但是要拿下玄武门，没有攻城的专门装备，也是非常的麻烦。
千钧一发，万物屏息！
田归道已经知道发生了非常事变，他这样做，是忠于职守的。皇帝没发话，即便是正义之师，也不得入。
就在这时，第二路部队簇拥着太子而来。
田归道见状，吃了一惊，原来不仅宰相加入了政变，连太子也卷了进来。他在片刻之后做出了一个选择：放弃抵抗。
他当时是如何权衡这件事的，后人永远无法得知了。无论是对历史大势的一种屈服，还是出于对声势浩大的政变后果的恐惧，他的这一念之转，决定了政变的成败。
见城楼上的千骑不再抵抗，张柬之一声号令，命所部“斩关而入”。
史书上记载的这简短四个字，究竟是什么意思？原来，“斩关”意为砍断门闩，也泛指攻破城门。
士卒顿时大噪，撞开了城门，奉太子一拥而入，直扑武则天所住的迎仙宫。
当时二张正在宫中侍奉，听见动静，出来看时，被士卒逮了个正着。张柬之等即命人将二张拖至集仙殿，斩于殿庑下。
凶竖已除，第一目标已顺利实现。随后，张柬之等又带兵包围了武则天的寝室长生殿，布下了警戒线。
这时已有人告知外面发生了兵变。女皇闻变惊起，问道：“乱者谁耶？”声音一如往日般威严。
张柬之、崔玄暐、桓彦范、李湛等一批政变首领戎装而入。桓彦范答道：“张易之、张昌宗谋反，臣等奉太子命诛之，恐有漏泄，故不敢以闻（不敢告诉您）。称兵宫禁，罪当万死！”
原来如此！
女皇见到太子也跟着进来，掩饰不住一脸的轻蔑：“是你啊！小子既诛，可还东宫！”
太子嗫嚅不能言。
回去？那不就是个死！桓彦范寸步不让，扬声道：“太子安得更归？昔天皇以太子托陛下，今年齿已长，久居东宫；天意人心，久思李氏。群臣不忘太宗、天皇之德，故奉太子诛贼臣，愿陛下传位太子，以顺天人之望！”
政变首领公开了他们的第二目标。
女皇帝知道，今天这一关很难敷衍过去了，但又于心不甘。想不到宰相们能把太子说动，这两方，缺任何一方都成不了事。真是用人不察，悔之晚矣！
她一眼看到李湛江居然也在，不禁诧异：“你也是诛易之将军？我对你父子不薄，却有今日！”
这李湛，是李义府之子。李义府是第一个拥护武则天为皇后的朝臣，他死后，武则天一直感念，登基后不断对李义府追封并加封其妻儿，皇恩可谓浩荡。面对女皇的质问，李湛惭不能对。
女皇一转眼，又看到崔玄暐居然也在，更是又惊又气：“他人皆因别人推荐而提拔，惟卿乃朕所亲擢，亦在此耶！”
崔玄暐上前一步，不卑不亢答道：“臣正是以此报陛下之大德！”
闻听此言，武则天才知大势已去，遂返回床榻而卧，不再说话。（见两《唐书*桓彦范传》）
政变当日，政变集团还派兵到张昌期、张同休、张昌仪的家中，将三人处斩。张氏兄弟五人皆被枭首（死了再砍下脑袋来）于天津桥南。史载，士庶见者莫不欢叫相贺，或脔割其肉，一夕而尽。
亲二张的宰相韦承庆、房融及司礼卿崔神庆被收捕下狱，后遭流放。同时被流放的还有崔融、李峤、宋之问、杜审言、沈铨期、阎朝隐等数十人，皆当时的知名文士。
这是惊心动魄的一天。玄武门的镇守使没有给女皇争取到一个缓手的时间，倘若有一个时间辰左右，女皇就可登高一呼，做一番恩威并施的宣谕，那些听从军令而被调集起来的政变军，能否再服从政变首领的指挥恐怕都要成问题。
兵甲逼到床头，诸武不见影子，加之女皇年老病重，意志力大概也衰退了不少。她就此承认了现实，不再做无谓反抗。
从这一刻起，直到生命的尽头，武则天就都处于被幽禁的状态。
政变次日，张柬之等逼她让位给太子。武则天反复思量，无计可施。她万念俱灰，往日信任大臣、寄厚望于太子，最终竟落得如此结局，现在再变卦立诸武为嗣，已决无可能。如若蛮干，也许这些孤注一掷的大臣会让她也去步二张后尘的。
有了李显这张正统的牌，他们就什么都可能干得出来。
武则天只好先退了一步，同意太子监国，交出了执政大权。
张柬之等立刻代拟了《命皇太子监国制》。
这份文件的内容，包括了谴责二张、肯定政变、大赦天下、命太子监国，并给李显以很高评价，为政变的合法性定下了基调。
比较微妙的是，其中对武周政权的定位，是用了“社稷宗庙，寄在朕躬”的说法，表明武则天改朝换代是临时性质的。这样一来，武周也具有一定的合法性，太子监国也有了充分的理由。这显然是双方折冲的结果。
为安定天下计，当天，太子任命袁恕己为凤阁侍郎、同平章事，成为宰相，随同一批使者分赴十道各州宣慰。
张柬之等还是不肯罢休，继续施压。女皇顶不住，于政变第三天下诏：传位给太子。
政变第四天，太子李显继位，成为新皇帝，按他的资历，同时也是复辟的中宗皇帝。但是此时国号尚未改，甚至李显现在还姓着“武”。
当天，新皇帝给他的弟弟相王和妹妹太平公主都加了尊号，前者叫“安国相王”，后者叫“镇国太平公主”，生怕这国家他一个人镇不住似的。
李唐宗室的解放日也盼到了，所有被流放、籍没者（大多已死），子孙皆恢复属籍，酌情给官做。同时再次大赦天下，惟有张易之党不赦。
时代这驾马车的转轨，在几天之内真是令人眼花缭乱。
政变第五天，新皇帝将女皇徙于上阳宫，外人轻易不得入见，特命李湛负责宿卫——幽默啊，让你最信任的大臣之子来看守着你。
移宫之时，新皇帝率百官前来问安。王公以下诸臣皆欣然称庆，惟有姚崇呜咽流涕。桓彦范与张柬之大为不满，对他说：“今日岂是啼泣时？恐公祸从此始！”
姚崇说：“我服侍旧主年头久了，乍此辞别，情发于衷，悲不能忍。且日前随从诸公诛凶逆者，是臣子之道，岂敢言功？今日辞别旧主悲泣者，亦是臣子之节。若因此获罪，实所心甘！”（见两《唐书*姚崇传》）
女皇被禁，虽宰相亦不易见。姚崇多年受武则天的器重，恩深意厚，因此他的悲伤，倒也是真情流露。为此他马上就付出了代价，当天被调离中枢，贬为亳州(今安徽亳州)刺史。但后来也有人认为，这正是姚崇的聪明之处。他预见到这场风波并没有结束，为避祸而玩了一个脱身之计。虽然不排除有这种可能性，但告别老主子的伤感多半还是真的。
移宫第二天，新皇帝又率领群臣前来，特别向女皇上了一个尊号“则天大圣皇帝”。注意，这是武则天之所以叫“武则天”的最初来历。
这样一来，政变后的大周竟然有了两个并行的皇帝。历代皇朝中，国有两帝的情况并不少见，但其中必有一个为太上皇。而现在，大周的两个皇帝，在法律上却是平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