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徽六年（655年）的八月间，处于劣势中的王皇后又出昏招。她因“惧不自安”，也就是害怕武则天动摇她的皇后地位，便与母亲魏国夫人柳氏秘商，求巫婆施用“厌胜”之术。
“厌胜”之术，也叫“巫蛊”，是一种以诅咒害人的巫术。这在科学昌明的今天，是迷信手法中的小儿科，可是历来在宫中搞政治的，都不断有人尝试。民间人家搞争风吃醋的妇女，也爱用此法。具体做法是，用纸人、草人、木偶、泥俑、铜像乃至玉人，作为被施术者的替身，刻写其姓名或生辰八字，或者把被施术者的衣物、毛发乃至指甲，埋入土中或以针钉相刺，巫师再来一番画符念咒。据说被施术者就会有感应，心智昏迷，直至发狂，甚或不明不白地死去。
这不是中原地区的老传统，据说起源于胡人的萨满之术。
历来在宫中搞这个东西，都是大忌，惹出大乱子的都有。汉武帝征和元年(前92年)爆发的“巫蛊案”，就曾杀掉数万人，逼得太子造反，长安城血流成河。
王皇后这是挺而走险，却又搞得事机不秘，“事发，帝大怒，断柳氏不许入宫”（《旧唐书*高宗废后王氏传》）。
老妈因为这事被撵走了，舅舅也跟着倒了霉。在此前一年，宰相之一的柳奭因为外甥女失宠而不自安，请求罢相获得批准，仅任吏部尚书。现在，又丢了尚书的官儿，给贬到遂州（今四川遂宁市）去任刺史，走到中途，又贬到更远的荣州（今四川荣县）去了。
这事是谁告发的？《旧唐书》里没提。后来司马光等人不相信王皇后能昏到这个程度，便说是武则天诬陷。千年疑案，今天不可能搞清楚了。但武则天起了某种作用，大概是可能的。
出了这样的事，废后问题也就公开化了。后宫的问题成了政治问题。
年轻一点儿的读者可能会认为，政治是一种理想。其实，在中国，政治就是一种私欲，自古皆然。凡有理想而玩政治的，几乎没有不身败名裂的。
武则天现在已经在娴熟地玩政治了。
高宗准备废后的想法，立刻引起两大政治势力的对峙。站在保卫王皇后一边的，是以长孙无忌为核心的贞观元老，他们这一伙，是关陇集团——士族官员的代表。一方面，他们是在忠实执行唐太宗的临终嘱托；此外，也是为了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
在另一方，阵容没这么整齐，倒像是散兵游勇，但不乏机智之人。其中只有一个有份量的，那就是李勣。李勣是曹州离狐（今山东东明县）人。他本姓徐，也就是《隋唐演义》里大名鼎鼎的徐懋公。该人是土豪出身的草头王，隋末投了农民起义的瓦岗军，瓦岗军垮了后，他率部下降唐，受到高祖、太宗两代皇帝的器重，是“凌宵阁二十四名臣”之一。
因这一伙反王皇后派是以李勣为头儿，所以有今人称他们为山东集团，代表的是庶族官员。他们最恨长孙无忌的专权，要为自己争利益、争发言权。就连李勣，堂堂的开国名将，，因为出身寒微，也不对长孙无忌讳退避三舍，只挂了一个空衔，不问政事。他当然有想法。
长孙无忌也确实霸道，因为他有那个资格。他是鲜卑贵族出身，家族原姓拓跋氏，自幼就和太宗是朋友。在“玄武门之变”中，他力主发难，把太宗推上了帝位。在太宗时期曾一度独揽相权，又是拥立晋王李治为太子的发起人。两代皇帝之所以能当上皇帝，都借了他的光，他能不牛吗？
就在柳奭被罢相之后不久，高宗曾召集朝中五品以上官员开会，发感慨道：“贞观时，五品以上论事的，终日不绝。今日怎会无事？诸公为何都不说话？”从中可以看出，五年无人敢于上书言事，这些顾命元老是何等专制了！
这个专制，高宗要打破，武则天要打破，李勣与其他不是贵族出身的官员，也都憋着劲儿要打破！
王皇后这个冤大头，就成了他们的发起攻击的突破口。女人争宠，就这样成为了严肃的政治。
武则天现在的目标已经很清晰：她要扳倒王皇后，取而代之。这倒不完全是野心越来越大的问题，而是倘不如此，“惧不自安”的就该是她自己了——王皇后开门延敌是愚蠢，我要是做东郭先生软心肠，那就是我愚蠢了。
她知道，这个问题的彻底解决，不能靠什么女人魅力，而是要靠“政治解决”。
参与政事、物色羽翼，就是她在这一时期不动声色地干的两件事。高宗被贞观老臣牵制得太苦，她就鼓励高宗树威。皇帝嘛就要像个皇帝样！
这是从更深的层次抓住了男人的心。高宗对武则天“亦母亦姊”的依赖感，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
此刻，有一个关键人物浮出了水面，为武则天所瞩目。她要图大事，太需要人才了。
郑州刺史许敬宗，上表请求告退。高宗对这份辞职书拿不准主意，就来征求武则天的意见。由此，武则天注意到了这个人。
许敬宗也是士族出身，但他不是关陇一派，而是杭州新城（今浙江富阳县）人。祖上是“南渡衣冠”，世代在南朝做官。许敬宗本人是个好笔杆子，太宗未做皇帝时就久闻其名，把他召为秦王府十八学士之一，与房玄龄、杜如晦、于志宁、虞世南这样的大名人共事。贞观初年，任著作郎，参与了修国史。
在太宗时代，许敬宗还是太子李治的侍从——太子右庶子。在太宗征高丽，李治监国期间，曾经参与过中枢事宜。
他也算个老臣了，与高宗渊源又很深，是个宰相材料。但是高宗即位后，他受关陇派的排挤，反而地位有所下降，仅仅是礼部尚书，与相位完全无缘。后来又因嫁女给南越部落首领冯盎之子时，收了人家太多的财贿而被弹劾，贬到了郑州，心灰意懒。
他是高宗的亲信，这个告退的奏章，其实是以退为进，暗示皇帝：是否应该重新起用我啦！
对这个人，武则天主张施以援手。她给高宗提了个建议：将许敬宗调回京，引为左右，但仍然修他的国史，估计朝臣们对此议论就不会太大。
高宗觉得很好，就把许敬宗调了回来，安排得也不太显眼，只是个管理仪仗的官儿，兼管图书和修国史。事情办完，武则天派人跟许敬宗打了个招呼。许是老官僚，当然明白这是昭仪在向他要人情。经过考虑，他做了回复，表示可以效忠。
许敬宗走出这一步，就算踏上了武则天的船。后世史家因为他的投靠，对他评价极差，《旧唐书*许敬宗传》说他“自掌知国史，记事阿曲”，不是个好史官。在他的传里，连他儿子许昂与他小老婆私通的事，都记录进去了。
武则天此时已不是初入宫廷的天真小姑娘了，她对朝中各派的实力、诉求、优劣都了如指掌。抓住许敬宗这个人后，她觉得可以放心利用，就于永徽四年（653年）秘密召见了许。这次秘谈，武则天亮出了她的政治诉求，一是争夺后位，二是立自己儿子李弘为太子。
两件事，图谋都甚大。许敬宗毕竟老辣，只是劝武则天勿太心急，目前仍以网罗人才、收罗人心为主，伺机再动。他还特别劝武则天，要多看历代《实录》，知古而鉴今。
此后不久，房州刺史、驸马都尉房遗爱与妻子高阳公主谋反事发，长孙无忌在处理这件事上的一系列表现，更坚定了武则天要干预朝政的决心。
房遗爱是贞观宰相房玄龄之子，高阳公主是太宗的第十七女。这两人谋反，高阳公主是主谋，房遗爱是个没头脑的纨裤，跟着跑而已。
这高阳公主也是当今文艺题材关注的名人了。她生性聪慧，备受太宗宠爱。由太宗做主，嫁给了房遗爱，但高阳公主对这个夫婿不感兴趣，夫妻关系不谐。后来高阳公主与会昌寺僧人、玄奘的高徒辩机有了私情。事发后，太宗大怒，下令将辩机腰斩。连带高阳公主的数十名侍女也全部被处死。后来高宗即位，高阳公主又犯了老毛病，找僧人寻欢作乐。其中有三位僧道不安于本份，怂恿高阳公主造反。
事情就这么闹起来了。这夫妻俩联络了另外两个驸马都尉薛万彻（高祖女丹阳公主之夫）、柴令武（太宗女巴陵公主之夫），密谋要掀翻高宗，另立高宗的叔叔、荆王李元景为帝。这其实还是“玄武门之变”的榜样在发挥作用。
但一帮金枝玉叶，搞不成什么事。事情败露后，高宗命长孙无忌来收拾他们。
然而，对这件事也有另外的说法。即所谓“谋反”完全是冤案，是长孙无忌为排除异己搞的一次政治大手术。
事发时，根本就没有什么谋反，只是房家自家的一桩家庭纠纷。此乃房遗爱两口子谋夺哥哥房遗直的梁国公爵位，他们俩在太宗时期就干过一回，被太宗责骂了一顿。现在，他们又来生事，由高阳公主出面诬告房遗直对她“无礼”，究竟是不尊重还是有非礼行为，不得而知。
高宗对这事情也很头痛，就叫长孙无忌去处理。不知大家是否还记得，当年与太子承乾争位的魏王李泰，也曾有一批支持者，房遗爱就是其中之一。长孙无忌没忘这个旧帐，加之对高阳公主的胡闹也十分厌恶，于是在审案子的时候，就完全朝向了另一个方向，审出了公主借僧人的占卜之术，来揣测宫中的人事变动。
这个行为虽属不法，但还远够不上谋反之罪。长孙无忌却不管那个，立马坐实两人谋反。而且，李泰已经贬死，长孙无忌深恨当年怂恿李泰夺嫡的一班人，于是索性把案件扩大化，将当年李泰一党统统牵进，捎带把平日与自己及褚遂良不睦的人也一同搞死，这就扯出了三驸马拥立荆王李元景谋反案，成为永徽期间震惊朝野的第一大案。
除了这几驸马几公主外，倒霉的还大有人在，最冤的是太宗第七子、吴王李恪。李恪文武兼备，素孚众望，太宗曾有意立他为太子。这样一个人如果登了大位，那长孙无忌还能有什么戏唱？于是长孙表示激烈反对，太宗也只好作罢。
太宗死后，高宗封了李恪为司空，这是正一品的荣衔，此外还有实授的都督任命，看来是较为信任。长孙无忌看在眼里，害怕李恪得势以后会报复他，就一直在找机会打击李恪。恰好谋反案发生，就干脆一勺烩了吧。
被牵进来的无辜，还有江夏王李道宗等人。
高宗虽然相信有这个谋反案，但毕竟还是心肠软，念及叔叔和兄弟之情，提出能否免李元景、李恪之死。
罗织大狱还能讲这个？长孙无忌当然不肯松口，串通一些人几次上表说：“如或谋反不诛，如何惩后？”
此案审到第二年正月，有了结果。高宗拗不过长孙无忌，下诏将三驸马砍了头，二王二公主赐死。
可怜房遗爱，还是太宗当年兵变的五大功臣之一，在狱中为求活命，违心地按长孙的暗示，将吴王李恪诬攀进来，仍是不免一死。
薛万彻至死也不能瞑目，临刑前叹息：未为国而死，却死于房遗爱。
吴王李恪就死之前则大骂：“长孙无忌窃弄威权，构害善良，宗社有灵，当族灭不久！”
太宗庶弟江夏王李道宗流放象州（在今广西），病死于半途之中。
一干人犯的家属，皆流放岭南，入官为奴婢。
人头滚滚，哀声遍地。被翦除的这一帮，无不是皇亲国戚，影响巨大。长孙无忌制造的这一冤案，震慑了整个唐朝，他与褚遂良已成天下无敌之势力。
威权震主，这其实已经犯了做人臣的大忌。但长孙无忌环视朝中，觉得并无危险，因为没有哪一个人可以对他们构成威胁。
造成这一畸形政局的责任，还在太宗对身后的安排，他是可以料得到这一点的。但太宗实在是太不放心懦弱的李治了，宁肯把江山交给自己的大舅哥去照应，也不想留下一个各方势力均衡的班子。
但是，长孙无忌忘了一点：就算是再懦弱的人，也有他的尊严，何况是当今皇帝！
长孙无忌搞的这一套，武则天默察于心。她看出了长孙骨子里的残忍，也学到了长孙构陷政敌的招数。日后她在处置长孙时，用的就是其人之法。后世许多史家都认为，这是长孙株连无辜的报应。
武则天越想越感不寒而栗，于是开始频繁地同高宗议论朝政，为高宗点迷津，鼓励他一定要树起君主的权威来。
就在谋反案审结的同时，高宗方面也开始了平衡各派势力的动作。首先是封李勣为司空，让他与长孙无忌同为“三公”之尊。得到这一荣衔的人，开国以来也寥寥无几，皆为皇帝最信任之人，这就是一个明白的信号。
第二年，也就是永徽五年（654年）三月，又追赠武士彟等十三人官职，以示恩宠。
长孙无忌方面一直陶醉在胜利之中，没大留神就同意了这个举措，稍后才发现不对。追赠武士彟与王皇后失宠，原来是有连带关系的！柳奭就是在这个时候感觉大事不好，便自请罢相以求自保的。
高宗与武则天在这一时期，配合得相当默契。高宗已然铁了心要废王皇后，把武昭仪扶上去。这不过是第一步。紧接着，他们就考虑：由昭仪而皇后，中间还差了一格，不十分便当。于是高宗就提出，在“四妃”之外，再封武则天为“宸妃”。
唐有制度，四妃为贵、淑、德、贤四妃，本无宸妃名号。这不过是个权宜之计。
但是这一提议，遭到门下、中书两省首长——侍中韩瑗、中书令来济的反对，他们以为“妃嫔有数，今立别号，不可”（《新唐书*武后传》），不要因此乱了大唐的规矩。
反对的人很有地位，反对的理由也很有力。高宗不能霸王硬上弓，只好放弃了。
谋封宸妃不果，高宗和武则天也没了办法，想想，就干脆直截了当，去向长孙无忌行贿说情。这大概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皇帝向大臣行贿的案例之一。
高宗与武则天乘坐便辇，专程来到崇德坊长孙府。长孙一见，连忙置酒招待，双方畅饮尽欢。席间，在武则天的提议下，高宗又当场封了长孙宠姬生的三个幼年儿子为朝散大夫。这是个散官衔，没有实职，是从五品。一般唐代授予散官衔，起封点都很低，就是国公的儿子荫封也仅能从正六品封起。这三个黄口小儿一家伙就当上了从五品，显然是高宗刻意笼络。就连封官的对象也都别有深意——我特别给你的小老婆面子。
然后，高宗不经意地在酒席间提起：“皇后无子，又无后得，何如？”
长孙无忌收了礼，也谢了封荫之恩，但就是避而不答。一场假惺惺的感情酒席，最终不欢而散。
高宗在这以后，又秘密遣使，给长孙送去金银、珠宝各一车，绸缎十车，作为贿赂，但仍换不来长孙的一个承诺。
武则天忍住性子，又叫母亲杨氏亲往长孙府第，多次请求，长孙还是坚不吐口。
这一来，闹得高宗和武则天面面相觑，没办法了！
这个顽固的石头，不搬掉看来是真的不行了。
然而，就在此时，又有一个关键人物浮出水面，抖着胆子，把废后立武的事从地下搬到了地上，让局面转眼间柳暗花明！
10、皇后废立之争进入短兵相接
一个看准时机趁势而起的小人物，掀动了永徽末年的政坛波澜。
他叫李义府，也是一个知名于当时的好笔杆子。他是瀛州饶阳（在今河北）人，出身寒微，擅长文字。当年有人把他推荐给太宗，太宗要考考他的才学，即令他赋诗，他援笔立成，内有“上林许多树，不借一枝棲”之句。太宗呵呵大笑，曰：“吾将全树与汝，岂唯一枝？”
他在贞观重臣刘洎、马周的推荐下，连任监察御史、太子舍人，算是李治一系的旧人马。到了高宗时代，水涨船高，升为中书舍人，成为草拟圣旨的圣手书生。其文名与中书令来济不相上下，时人并称“来、李”。
但是他的后台刘洎，在贞观末年遭褚遂良诬陷而被赐死，马周也病死。所以在高宗时期，李义府的官虽然升了，长孙一派却老压着他，没有什么安全感。
李义府为人阴柔，面常带笑，内心却颇狭隘猜忌，人送外号“李猫”。这著名的“李义府之笑”却打动不了阅人多矣的长孙。长孙对他心甚厌之，准备把他贬为壁州刺史。壁州在今天四川的通江县，山高水远，是唐代的“老少边穷”地区了。
这消息被李义府提前获悉，不由惊慌失措，只好问计于同僚王德俭。
王德俭是许敬宗的外甥，从许敬宗那里多少知道些宫廷内幕，便怂恿李义府道：“皇上欲立武昭仪为后，直恐宰相掣肘而已。君何不出面建言，富贵立至！”
哦！这倒是！
就在说话的当夜，李义府代王德俭在中书省值宿，越想越是个好机会。于是说干就干，趁夜将表写好，天一亮就递了上去。他在表中声称：请废王皇后、立武昭仪，以应兆民之心。
高宗见了这表，喜出望外，马上把他唤来面谈，赐给珠宝一斗以资鼓励，原拟贬他职的敕令也作废了。
武则天也大悦，派遣密使前去勉励了这个小秘书一番。
两人为什么这么高兴？
因为废后一事，到现在都还只能偷偷摸摸地进行。本想通过暗箱操作，以减轻舆论压力，但长孙无忌又臭又硬，就是不同意。这事情竟然就卡壳了。
李义府是第一个把这事公开挑明的朝官，这表示了废后也是有人拥护的。话一旦可以公开说出，局面就会有松动的希望。
为了嘉奖他的首倡之功，不久，高宗就把他提拔为中书省的副职长官——侍郎，正式进入了中枢，由小臣翻为大臣。前几天对于贬窜巴山蜀水的忧虑，立刻一天云散！
“李猫”的这一声叫，石破天惊，朝中立刻就有响应的，忽喇喇冒出了一大批敢淌浑水的激进派。
长孙无忌精心构筑了近七年的权威堤坝，出现了第一道裂缝。
有了李义府劝进而升官的榜样，出头“申劝”的人就多了起来，慢慢地聚集起了一批力量，他们是许敬宗、崔义玄、王德俭、侯善业、袁公瑜等。他们的身份，多为寒族出身的小臣，成了武则天图谋“大业”的第一批功臣。
废后的舆论渐渐公开化，长安县县令裴行俭听到，认为是国家之祸端，便与长孙无忌、褚遂良私下议论此事。裴行俭是将门之后，多才且擅草书，当年正值年轻气盛。他们几人的行为，被大理寺丞袁公瑜探知，便告诉了武则天之母杨氏。不久，裴行俭就因故被贬到西州任都督府长史去了。这一脚，可就把他给踹得远了——西州在今天的新疆吐鲁番。
武则天，已经开始向不可一世的长孙派挑战了！
永徽六年（655年）九月初一日，是个可资纪念的日子，高宗和武则天酝酿了许久的摊牌行动，就在这一天退朝之后正式展开。
当天，许敬宗被任命为礼部尚书，成了堂堂的部长大人。这是摊牌行动前的先声夺人。
退朝后，高宗传出话来，要在内殿召集部分宰相议事。名单是：太尉长孙无忌、司空李勣、左仆射于志宁、右仆射褚遂良。这里面，没有地位相当的侍中韩瑗、中书令来济和崔敦礼。前两位，就是曾明确反对封武则天为“宸妃”的那两个。
所议何事？退朝后正在门下省政事堂里议事的七大宰相议论纷纷。
首先大家肯定：“当是与昭仪事有关。”
有人便提议：“长孙太尉当先言之。”意思是说，等会儿在议废立事时，长孙应该先表态。
然而褚遂良不同意，他说：“太尉是今上之舅，议事若有不如上意，则使今上有怒舅之名，不可。”
于是有人再提议：“英公李勣，上之所重，当先言之。”
褚遂良还是不同意：“司空乃国之元勋，若有不如意，使上有责功臣之名，不可。遂良是奉遗诏的顾命之臣，若不尽愚忠，他日何以于地下见先帝？”（见《唐会要》）
褚遂良这是想要自己来打先锋。这一决定，注定了他后来的悲剧命运。
众人就这么商定了，要与皇帝死扛到底！惟有李勣不是关陇一伙的，因此没有表态。
等到众人来到御前，高宗见气氛严肃，忽然感到难于启口，对着长孙无忌凝视良久，才鼓足勇气说：“莫大之罪，以绝嗣为重。今皇后无嗣，昭仪有子，今欲立为皇后，公等以为如何？”
褚遂良早有思想准备，随即朗声道：“皇后出自名门，先朝所娶，无愧妇德。先帝疾甚时，执陛下手以语臣：‘我好儿、好新妇今将付卿。’陛下也曾听到，言犹在耳。皇后无过，恐不可废！今不敢违先帝之命。”
这是对高宗的当头一棒，首先搬出先帝来压压你的气势！
高宗要休正妻，多少有点儿理亏，因此底气也确实不大足。随后他提出反驳，说可以根据《唐律疏议》中的“七出”原则来执行。所谓“七出”，是指中国古代丈夫休妻子的七种理由，即：不孝顺父母、无子、淫乱、嫉妒、恶疾、口多言、窃盗。这七大原则，早在汉代就有。
但是他没有大臣们精通法律。因为《唐律》中还有所谓“三不出”原则，也就是有三种情况丈夫不能出妻。一、妻曾为公婆持三年之丧，不能出；二、娶时男方贫贱，后来富贵，不能出；三、有所娶而无所归（即娘家已无人），不能出。这也是汉代起就有的规矩。
王皇后的情况，起码符合“三不出”的前两条。
褚遂良当即以“三不出”来应对你那个“七出”。
长孙无忌早就有态度，当场虽没发话，但沉默也是态度。
高宗大不高兴，只好宣布散会。
对这一情节，台湾的雷家骥先生发现了一个破绽，就是高宗并没有把“杀昭仪女”和“厌胜”作为王皇后的罪状，可见这两件事，起码是没有坐实王皇后有罪（见雷家骥《武则天传》）。
这不算完，次日下朝后，高宗再次召集宰相，开了第二次会。李勣借口有病，躲了。
高宗又提起话头，问大家意见。于志宁首鼠两端，看看皇帝，又看看长孙无忌，不发一言。褚遂良仍以前言相对，高宗不听。
褚遂良急了，声色俱厉道：“陛下若必别立皇后，请选天下令族。武昭仪昔事先帝，众所共知，陛下岂可掩天下人耳目？今若复立为后，岂不遗讥后世？陛下若亏人子之道，自招不善之名，败乱之端，自此始也！今天臣迕圣颜，罪当万死，倘得不负先帝，则甘从鼎镬！”——这是说，你就是把我烹了我也愿意！
这是揭了高宗的老底，高宗一时无语，面色尴尬。
褚遂良还不罢休，把大臣上朝拿在手上的笏板往台阶上一放，道：“还陛下此笏，乞放归田里！”
说完，他解下头巾，伏地叩头至流血。
高宗也来了火，喝令来人，把他拉出去。
武则天一直在帘中观战，终于也按捺不住，大声道：“何不扑杀此獠！”
强人性格，一语即见。
在此危急形势下，长孙无忌连忙阻止道：“遂良顾命先朝，有罪不可加刑！”（见《资治通鉴》、《唐新语》）
太尉大人的这一句话，才算把局面暂时稳住。此时有太监上来，将血流满面的褚遂良带出去了。
协商会开不成了。没参加会议的侍中韩瑗，这时恰好有事进来奏报，便借机流泪谏道：“皇后是陛下在当太子时，由先帝选定，今无过错，却要废黜，四海之士，谁不惶然？且国家若屡有废立，非长久之术，愿陛下为社稷考虑！”
高宗仍然不听。
九月初三日，韩瑗又为此事进谏，悲泣不能自胜。高宗听得烦了，大怒，急令人把他带出去。
长孙无忌集团知道已到了最危机的关头，此时若不奋身一搏，则全线崩溃。于是韩瑗被带出来后，又上了一疏，来济也在同时有密表上奏。两大宰相的观点相当一致，他们在原来的立场上略做退让，只说选择皇后要慎重，武则天身份不正，资质不够，恐怕对国家会有不利后果。还用了妲己、褒姒、西施、赵飞燕来加以影射，分明就是将武则天指为红颜祸水！
慷慨陈词，言之凿凿。总之选了这个娘们儿，国将不国，指日可待！
老臣们的态度如此顽强，这让高宗在盛怒之下，也不禁心生踌躇。国家政权的运作，至今还在这批贞观老臣的掌控之下，对方固若金汤，他作为新君，要是真的掰了脸，能有多大的胜算？
据说，高宗为此而甚感沮丧，差一点儿就要放弃立武则天为后的打算了。
但是，就在此时，元勋李勣的一句话，起了一语定乾坤的作用。
总攻未果，高宗和武则天都很郁闷，忽然想到李勣称病不朝，其中是否大有深意？于是，第二天高宗密召李勣入见。
面对这几乎是唯一可信赖的开国老臣，高宗自然而然就向他袒露了心曲：“易后之事，遂良固执不从。遂良既是顾命大臣，事若不可，当止乎？”
李勣对双方的态势、实力和意图，都了然于心，只轻轻松松说了一句：“此是陛下家事，何须更问外人？”（《唐会要》）
快哉！人真是不点拨不透啊。高宗精神为止一振，明白了——
必须将废后进行到底。
刚刚荣升尚书的许敬宗，此时也勇气大增，居然几次跑到太尉府中，劝说长孙无忌回头是岸。终于把长孙说恼，把他骂了个狗血喷头。
许敬宗见硬攻不成，就在朝中散布舆论，说：“田舍翁积得十斛麦，尚欲换却老旧妇，况天子富有四海，立一皇后，有何不可？”古之计量制，十斗为一斛。大概是有了一年粮就想包二奶，自古已然。
武则天闻言，也颇为振奋，叫左右把许敬宗此话去说给高宗听，让高宗知道废后行动并不孤立。
有了臣下支持，高宗胆量愈壮，没几天就下诏，把褚遂良一脚踢到潭州（今湖南长沙）当都督去了。
长孙派折损一大将，人人心里都明白，改立皇后的事已是呼之欲出了。
九月初的这三天决战，以武则天大获全胜而收束。她此时的力量已不可小瞧，不单是一个最高权威站在她身后，外朝内廷处处有她的眼线；庶族官员中有不怕当出头鸟的斗狠之士，元老之臣中有李勣表态力挺。整个拥武阵营人数虽少，但有皇权做后盾，前景乐观，气势相当高昂。
反观长孙一派，虽位高权重、经营多年，但目前正处于逆势，且因专横导致众臣离心，无法一呼百应。他们固然是在极力维护贞观政治遗产，其心不二，但由于永徽以来的政坛夹杂了他们太多的私货，贞观时的清明政治已蜕化为单纯利益格局，因此在反废后的抗争中，无法举起令人信服的正义旗帜。没有正义做号召，没有群臣的道义支持，在皇权与相权的决战中，他们转瞬间就有可能从巨人变为土偶。
永徽六年（655年）十月十二日，盖子终于揭开，高宗下诏正式废后：“王皇后、萧淑妃谋行鸩毒，废为庶人。母及兄弟并除名，流配岭南。”连带王皇后父亲王仁祐的所有尊号，同时除去。所幸老头儿已死，才得免去一场屈辱。
接下来的五天，皇后位置出现了真空。
这宝座为谁而留？
武则天的脸上有世间最甜美的笑。
这位少妇，明天就要母仪天下了。她在这一年，不过才31岁。而此时距她迈出感业寺大门的那一天，也不过才4年整。
11、她志得意满戴上巍巍凤冠
可怜王皇后、萧淑妃，在4年前还是全唐朝最尊贵的女人，一个跟斗栽下来，竟成了阴谋“鸩毒”皇帝的罪人。高宗的这道废后诏大概是在盛怒之下草就的，为了堵住长孙一派的嘴，索性把问题说得严重，以使之没有反覆的余地。
“厌胜”或有，“鸩毒”何辜？
两个紧紧依附于皇帝才得以享尽尊贵的女人，有什么理由要谋害皇帝？政治的逻辑，有时真就是不讲逻辑。
失败者的身家性命，永远是成功者的垫脚石。
王皇后与萧淑妃接到诏书后，如雷轰顶，相对而泣。争宠争出了滔天大祸，此时还有什么话说？紧接着，两人就被置于别院，形同禁闭。外家的亲属，原来鸡犬升天的，现在一切都被剥夺，只待踏上漫漫的流放路。
这时他们才会有几分清醒：由裙带而来的显赫荣华，老天把它收走也很容易！
大局已定。百官们知道时代变了，纷纷上表顺应潮流，请立昭仪为皇后。
高宗于是做出顺应民意的样子，于十月十九日下诏，称：
武氏门著勋庸，地华缨黻，往以才行选入后庭，誉重椒闱，德光兰掖。朕昔在储贰，特荷先慈，常得待从，弗离朝夕，宫壸之内，恒自饬躬，嫔嫱之间，未尝迕目，圣情鉴悉，每垂赏叹，遂以武氏赐朕，事同政君，可立为皇后。（《立武昭仪为皇后诏》）
这当然是一篇神圣的谎言。
武则天的出身门第平平，不过就是本朝新贵，何以就成了人杰地灵的显赫家族？太宗时期一个默默无闻的低级妃嫔，何以就成了宫女而且是道德榜样？本是先帝病榻边两人就已定情，何以成了太宗的慷慨赏赐？
先帝的老婆如何成了自己的老婆？就这么寥寥几字，给说通了！
要骗别人，先骗了自己再说。
两天后，高宗又按例大赦天下。武则天在此时，做了一件出人意料的事，显出她非同一般的城府与老辣。她上表说：“陛下前以妾为宸妃，韩瑗、来济面折庭争，此既事之极难，岂非深情为国！乞加褒赏。”
要求奖赏政治对手？这是何意？
高宗看了，心里有数，把这表章拿给韩瑗和来济观看。韩瑗、来济是何等人物，立刻就看懂了：这哪里是请求表彰他们，分明是炫耀，是示威，是警告：这笔帐，早晚要算！
看罢，韩瑗、来济忧惧不已，屡请辞职。高宗当然不许，在这个时候，就不要有太大的政治震荡了，你们知道厉害就好。
到十一月初一日，一切准备就绪，武则天也出宫，回武氏宅邸暂住。太极宫和武宅两处都张灯结彩——皇帝要迎亲了。
这一套手续，跟老百姓娶媳妇也差不多，只不过极之隆重。高宗派了李勣、于志宁为正副使，乘车持节，带领仪仗，煞有介事地来到武宅，举行了“求婚”和册封仪式。
武则天仪态万方，正是天下第一新娘的模样。司仪宫人为她戴好首饰、穿上凤袍，面北而立。双方工作人员经过一系列繁琐的程序，由武氏一方的人接过皇后任命书和皇后大印。武则天遥向宫中拜谢，然后升座，接受宫女、太监们的祝贺。礼毕，她就随着两位婚礼大使，浩浩荡荡回宫。
百官则在肃义门齐集，朝见新皇后。百官朝见皇后，这是本朝开国以来所未有的典礼，自这一次创新起，竟然成为惯例。妇女地位，因之提高！
这是一次极有份量的政治秀，使得百官对新皇后的威严印象深刻。
女人上升，就要先挫一挫男人们的锐气。
一切进行得都很顺利，再没见有什么企图阻挡巨流的石头滚出来。
武则天神态怡然，俯看伏地跪拜的群臣，大约是抑制不住有心潮激荡——
男尊乎？女卑乎？不一定吧。从大唐永徽年间起，事情可能要起一点儿变化。各位，你们就请看仔细了！
【母仪天下】
11、清除宫中隐患不讲任何温情
武则天如愿以偿入主后宫，她那位死去的老爸也跟着借光。不久，高宗追赠武士彟为司徒，封爵周国公，配享高祖庙，荣耀已达到顶点。活着的母亲杨氏也不错，再封为代国夫人。
新皇后的住处掖廷宫，现在是风光无限。
但是武则天并没有刀枪入库。她知道，所有的政敌，只是被她暂时逼退，还没有被粉碎。只要他们人还在，心就不会死。事竞全功者，一般都是做得彻底的人。不要怕杂草多，把它们划分成片，一片一片地来拔。
最大的威胁，还在宫中。王皇后、萧淑妃虽然已禁闭在后宫别院，但这两棵草是最容易“春风吹又生”的。
她的警惕不是没道理。
据《资治通鉴》载，王皇后、萧淑妃被囚，高宗还是经常想念她们。与关陇大佬们的僵持告一段落之后，也许，高宗觉得对两个女人处理得有些过狠，感到歉疚。
他有一次散步来到御花园，触景生情，想起两个可怜女人，便信步来到关押她们的别院。
不来则罢，一来让他大吃一惊。只见它们的居所“封闭极密”，只在墙壁上有一个小孔，可以送进去饭食。
这哪里是人待的地方？高宗恻然伤之，对着屋子喊道：“皇后、淑妃安在？”
王皇后听出是高宗来探视，忍不住哭道：“妾等罪为宫婢，如何还用尊称？”哽咽中又道‘“皇上若念往日恩爱，使妾等再见天日，就请将此院名为‘回心院’吧。”
话说得辛酸，高宗心里大不忍，急忙说：“朕即有处置。”
哪里知道，宫人中有武则天的眼线，随后就把这一情况报告了回来。
新皇后武则天闻之，大怒，马上去找高宗，追问他去了哪里？
高宗懦弱，竟矢口否认去了别院。
武则天一股气冲上头顶，数落道：“去便去了，岂非遗笑于人！”
说完，她立刻派人前去杖两人各一百下，截去手足，放在酒瓮中，曰：“令二妪醉骨！”两人受此酷刑，捱了数日才死，尸体还被斩首。
据说，当行刑的人去宣读诏敕时，王皇后拜了两拜，说：“愿皇上万岁。昭仪得宠，我自然只有死的份了。”萧淑妃则破口大骂：“阿武妖猾，乃至于此！愿来生我为猫，阿武为鼠，生生扼其喉！”
王皇后其言也哀，萧淑妃其言也烈！
据说，武则天此后就禁止在宫中养猫。但她还是时常见到二人以披发流血之状前来作祟，只得搬到东面的蓬莱宫去住。
处死二人后，武则天还觉不解气，遂令王氏家族改姓“蟒”氏，萧氏家族改姓“枭”氏。以泄其愤。
《资治通鉴》的这段描写，采集自《旧唐书》、《新唐书》，仅仅情节略有差异。有今人怀疑这故事的真实性，认为高宗既有悔意，新皇后武则天何以能促其下诏将二人处死？且“断手足”、“投瓮”等细节，显然是抄袭吕后残害戚姬之事。是两《唐书》的编修者编出来泄愤的。
《旧唐书》在说这件事时前后矛盾，先说武则天派人缢杀二人，后面又说是塞进了酒缸。因此有人猜测：二人之死，应该是高宗应武后所请，下诏让她们自缢的。
但愿如此，否则真是太惨！
但是雷家骥先生却认为其事可能真有。因为南北朝至唐代，公主妒忌之风大盛，对丈夫的“小蜜”使用割耳剜鼻、剖腹实草酷刑的都有，武则天以上述手段虐杀最具威胁性的政敌，当不足为怪。
这个新登台的武后，其政治风格与其丈夫的优柔寡断大不同。灭掉了废后、废妃，后宫其他妃嫔只有战战兢兢的份儿，哪里还敢存非分之想？也就不怕再有人乘虚而入了。以女色而进取的政治家，就要把别人以女色惑主的路堵死！这是根本。
接下来要处理的问题，是太子问题。这个问题的凸显，实是眼中之刺，不得不拔。现在的太子李忠，是在永徽三年（652年）七月立的，那时他才10岁。按说10岁的孩童，不可能有政治企图，他也仅仅是个象征。
当年王皇后惧怕武昭仪的节节上升，与舅舅柳奭商量好，说服长孙一派将没有什么根基的燕王李忠推上了太子位。由于这个背景，这孩子就是再小，也是王皇后族属与长孙一派手中的一张牌。只要把眼光稍稍往远看一下，如果这个太子将来接任了皇帝，那后果，傻瓜也能猜得出来。
因此，这个瘤子即便是良性的，也要切掉！
而从另一方面说，武则天已今非昔比，是个堂堂正正的皇后了。皇后之子，乃为嫡子。古代在皇帝继承人的顺序上，向来有“有嫡立嫡，无嫡才可立长”的原则，因此武后的儿子，已是名正言顺可以当太子了。
武则天到目前为止，生有二子。长子是李弘，封为代王，那还是在二度入宫后怀孕生下的，也有人认为早在感业寺时代就已珠胎暗结，是高宗跑去与武媚娘偷情的结果。武则天运气好，不仅适时生了头胎，在当上皇后的这年，又添了二胎，是为李贤，封为潞王。新皇后有这两个生龙活虎的儿子，要把现任的太子换掉，完全有充足理由。余下的问题，就在于有人出头提出，且需要堂而皇之走个程序罢了。
跳出来当这个出头椽子的，又是许敬宗。他揣摩高宗和武后都有此意，自己又是礼部尚书，职权范围内恰好可以说的事，何不抢个头功？
于是，在武则天正式当皇后的第三天，许敬宗就上奏，大谈换太子事宜。奏章做得古香古色，大意是说：今之太子，原非嫡子。因为永徽之始，国本（真正的太子）未生，所以从权安排了。现皇后已生子，是为正统，那么皇统问题就不可浮滥。我既然是负责礼仪工作的，便不敢失职，一定要说。
高宗看了，大喜，马上召见他，夸道：“卿，朕之伯夷！”忠到你这个份儿上，罕见呀！而后，又不耻下问：“立嫡之义，在礼如何？”
许敬宗振振有词：“皇太子，国之本也。本犹未正，万国系心（全天下都担忧）。东宫者（现在的这个太子）所出甚微，今知国家有正嫡，必不自安。窃位而怀疑（占据了位置而心怀疑虑），恐非宗庙之福也！”
他说的这些，正是武后换太子的礼法优势之所在。高宗放心了，于是说：“阿忠已有意自让。”
许敬宗立即跟上：“太子明智，愿速从之。”（《唐会要》）
谋私利也要披上“天下为公”的外衣。君臣俩的这番对话，好像是一场表情严肃的游戏。这事，就这么定了。
两个月后，即显庆元年（656年）正月初六日，《降太子忠为梁王诏》颁下，大夸了一番李忠，说他主动提出让贤，“前后数四，情辞恳恻，义高旷古，道迈前修（道德超过前贤）”。为成其美事，特封梁王，出任为梁州都督。——孩子，这一捧大甜枣儿，你都拿去吧！
同一天，册立代王李弘的诏书也颁下。次日，又下诏大赦天下（不知是否还有犯人可放？），改元“显庆”。百姓们，今个儿都来高兴吧。
正月二十三日，为了讨武后喜欢，高宗又亲临大慈恩寺，办无遮大会，召集5000名僧人为新太子设斋祈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