废太子李忠全身而退，倒还算明智。不过当年他一个14岁的小孩，有没有这个觉悟，是好心人提醒，还是迫于压力，抑或根本就是强加给他的？都很难说。
太子李忠被废时，太子的老师之一、宰相于志宁未发一言。其他长孙一派的人，因为新遭重创，也不见有人出面反对。
只有一个细节令人欷嘘——
诏书颁下时，李忠上朝去听宣诏，还没等回到东宫，东宫的僚属们害怕大祸上身，都一逃而空，四处躲避。惟有右庶子李安仁岿然不动，在办公室坐等李忠回来。见李忠安然无恙后，方才顿首泣别而去。
谁个才是伯夷？怎样才算忠臣？
板荡时见，背运时见，众人皆狼奔惧祸时见！这就是真正的人心。
最让人叫绝的是，武后听说竟有这等忠义之人，大加赞赏，建议高宗给他加官进爵。高宗和大臣们对武后的宽容大度都很感动。这一手，也许就是她当“才人”那会儿，揣摩太宗的政治管理术而学来的。
然而，废太子李忠的事，怕不会到此算完！以我们常人的智慧也能猜到：他起码是要坎坷一生。
完全正确。
到梁州后，还没出显庆元年，武后就又把他打发到房州去做刺史了。唐代的梁州在今陕西南郑一带，离长安不太远，还不算是太大的贬谪。而房州在今湖北房县，那时看起来就远了，是山高荒僻之地。
这一转移，是彻底把凤凰打到鸡群里去了。李忠长大懂事以后，对废太子这个身份的可怕性才渐渐明白，行事极为小心，甚至到了疑神疑鬼的程度。经常穿妇人衣服以防刺客，又迷信占卜，梦到自己为帝或化身菩萨，屡次派人到京城打听情况。
他的神经一有问题，麻烦也就找上门来。结局我们到后面再说。
时不利兮，惟有叹息。出身决定命运，有时候用啥办法也改变不了。有的人终其一生，想改变或者逃避，终不能获成功。这就是我们的文化，如血脉不绝，多说也无益。
这边是废太子落难，那边是新太子次到了天上掉下的大馅饼。老天似乎还嫌武后的命不完美，显庆二年（657年），又让她生了个大胖小子，取名李显。封为周王。这确是要好好显摆一下，京官们为此得到了实惠——统统加勋级。
这叫——武则天生孩子，收买人心吧。有实惠可得，众官更无异议。
据说。自从武则天封了昭仪后，后宫的其他妃嫔就再也没生过子女。武氏把皇帝都垄断起来了，焉得不接二连三生皇子？
看来，人的命运也是有周期率的。武则天自从迈出感业寺，事事顺风，几乎没有想到做不到的。
感业寺，就是武则天的炼狱，人在走到绝望处，在这里的一番思想洗涤，让武则天彻底脱胎为一个冷酷的政治人物——幸福是一块总量有限的大蛋糕，我要想多得，别人就要少得或不得，哪里有什么越来越大、然后大家共享的神话。
那么，谁阻拦我独吞这蛋糕，我就要谁的命！
12、贞观留下来的牛圈也该打扫一下了
后人在读这段历史的时候，很多人不能脱开一个套路，眼光总是放在武则天如何使诈术上面。其实，武则天为何能在贞观后的政坛上迅速窜起，高宗为何独独需要一个武则天来做政治帮手？这问题不可不弄个明白。
这事要从贞观那时候谈起。
唐太宗固然搞出了一个就连现代也有所不及的“贞观之治”来，但这个政治模式，在他的末期与他死后，渐渐有了质的蜕变。早先“贞观”之所以能“治”，是因为皇帝愿意纳谏，诚心诚意实行开明政治。而在太宗晚期，这种优良作风已大为减弱。正如魏徵所说，“渐不克终”，晚节不保了。
比如，在贞观初，太宗乐于听取批评意见，“恐人不谏，常导之使言”，晚期则不大愿意听逆耳之言了，“虽勉从之，犹有难色”。再怎么英明的君主，只要一独断，就什么毛病都来了：早年简朴，晚岁奢靡；以前爱惜民力，后来却热衷于“不急之务”。征高丽，就是他不顾劳民伤财、好大喜功的一个顶点。
皇帝如此，权臣也如此。长孙无忌等一派人，固然对贞观末年的政局稳定功不可没，但是在贞观之后，已经把太宗的开明政治变成了专制政治。五年里无人上书言事，他们并不以为这有什么不正常。
永徽初年，朝中贿赂、谋官、枉法求财（权钱交易）的风气已经很盛，连褚遂良这样的大僚也不能免，一度曾被贬为刺史。
大唐的吏治呈现出了僵化、专制、腐败流行的病态，就连高宗也有所耳闻。他曾经询问长孙：“朕闻京都的衙门，行事互观颜面，多不尽公。为何？”
长孙无忌根本就没当回事，随便答道：“颜面阿私，自古不免。至于徇情枉法，那是言过其实了。稍许收些人情，恐陛下亦不免，何况臣下为亲戚谋私，怎么能完全杜绝？”
对贿赂之风表现得如此麻木，可见当时的政治已有相当大的黑暗面。主宰大臣不以为非，反而认为这是官场常态，这就离贞观精神已有十万八千里了。
高宗上台，肯定是想整顿纲纪、刷新风气的。只可惜他不像乃父，缺了点儿刚烈之气，所以，为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就需要有一个将强悍的政治同盟。这个同盟，非武则天莫属。这就是为什么两位后妃年轻漂亮，却败给了半老徐娘的武则天的原因之一。
武则天得宠的另一个原因，是高宗与长孙一派的君权与相权之争，已经达到了必须解决的临界点。武则天的出现，给高宗“收复失地”带来了巨大的决心，也带来了现实的可能性。
正因为有这些政治因素在，武则天的窜升、以及争宠斗争中的残酷性，才有一个合理的解释，才不至于仅仅是一场低俗的争风吃醋。
也是天佑武则天，恰从显庆元年（656年）起，高宗一贯患有的头痛病加重，“多苦风疾，头重，目不能视”。据今人考证，可能是高血压加耳前庭功能失调。这就给武则天提供了参与政务的更大空间。
据史书载，高宗“凡百司奏事，皆委武后详决”，百分之百地信任武则天的政治判断力。
武则天初登后位，雄心勃勃，也乐于完成这个非凡的使命。按照高宗安排，她与亲信许敬宗每天在武德殿西门值勤（待诏），掌控朝政，了解动向，不知疲倦。
上朝时，夫君在前应答，武后在后决断，形成流水作业程序，纹丝不乱。以致到后来宰相们认为“天下无虑”，竟提出，可以改变以前那种每日视事的制度，改为隔日视事了。
在这种高屋建瓴的态势下，武则天要实施的下一步、也是最重要的“定点清除”行动，当然是以长孙集团为目标。
对长孙无忌的打击，有一系列的前哨战。
比较有意思的是，两军对垒，却是武则天一方的中坚——李义府首先受到冲击。李义府此时是武则天阵营里官职最高的一个，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三品，已经算挤进了宰相队伍。
事情的起因，还在于李义府的人品太烂。这年八月，李义府有恃无恐，闹了个桃色事件。洛州妇人淳于氏，因犯奸淫罪被关进大理寺狱，李义府听说这女人长得美，便垂涎三尺，竟然叫大理寺丞毕正义徇情枉法，把这女犯放出来，好纳为妾（也不怕今后戴绿帽）。
大理寺是古代的终审法院，丞是具体办事的从六品小公务员。毕正义官太小，不敢不听命，更不敢讲什么“正义”。
关陇一派得知这消息，哪里肯放过他！大理寺卿（从三品，终审法院院长）段宝玄立刻将此事上奏。高宗让给事中刘仁轨等人去审理，毕正义也被下狱。李义府害怕事情泄露，竟然逼毕正义在狱中自杀。
这个丑就丢大了，估计武则天也是火冒三丈；但用人之际，不能管那么多，孟尝君、曹操就是榜样。下属私德有亏，无碍大局。也许是她跟高宗吹了风，高宗便不打算处理李义。反正毕正义已死，死无对证，且纳女犯为妾并未成为事实。放一马，也不是不可。
然而侍御史王义方不服，认为不可如此草草，他上奏弹劾李义府“擅杀六品寺丞，罪不可恕”。他还指出，如若放纵，今后生杀之柄将不决于皇上。
高宗此时已经铁了心要维护李义府，撇开这个话头不提，反而责备王义方“毁辱大臣，言辞不逊”，将他贬为莱州司户（掌户籍、赋税的小官）。
软弱的君主也有不讲理的时候啊！高宗从这个时候起，施政上已开始有了明显的“武氏风格”。
这个反击武氏阵营的机会，长孙无忌、韩瑗并没有加以利用。他们仍然保持沉默。后世史家认为，长孙集团这一阶段的应对策略极为不妥，是“前不应当示强，后不应当示弱”。此时再软弱，也没有回身余地了，反而不如绝地一搏有再生的可能。
武则天这边却是进行得有板有眼，对长孙集团的剿灭行动已悄悄开始！
按照武则天的计划，先实施的是外围行动。把长孙无忌的亲戚，一个个调离京城外放。太常寺卿、驸马都尉高履行，被派到益州（今四川成都一带）大都督府任长史；工部尚书长孙祥，被派到荆州大都督府为长史。从表面看，这两位部长级人物虽然外放，但所任的职务也非常重要。这两个州，是天下显要州郡，都督是由亲王在京城遥领，不实际到任，那么副职长史就是实际上的州官，权力很大。
然而，这两个人不是别人，一个是长孙无忌的表兄弟，一个是他的堂兄弟。这一步棋，天下人都看明白了：是未演“定军山”，先演“断臂山”，砍了你的左右手再说！
长孙此时，倒还沉得住气。他自武则天封后以来，一肚子的怨恨，索性不去上朝了，在家编篡《武德贞观二朝史》，以静制动。——反正我是皇帝的舅舅，还能吃了我不成？
统帅隐身于后，避开风险，以免中军动摇。而在前台做困兽犹斗的，是韩瑗、来济。
到此时，褚遂良外贬已有一年多，侍中韩瑗上奏，想说服皇帝把褚遂良召回，以恢复关陇一派的元气。他奏道：“朝廷贬谪贤良之臣，向为风气败坏之兆。遂良体国忘家，乃国之老臣，无闻罪状，即遭贬谪，内外、百姓无不叹惋。遂良虽有迕君之罪，然颠沛经年，陛下何不怜而赦之乎？”
高宗此时情绪还好，平静地说：“遂良之情，朕亦知之。然其悖戾好犯上，故而责之。卿何必言重？”
韩瑗、来济见高宗的话有所松动，便慨然力争：“遂良乃社稷忠臣，为谗谀之人诋毁。陛下无辜弃逐旧臣，恐非国家之福。”
高宗听这话说得无礼，脸色就有些不好。
韩瑗却不察言观色，一时失口，竟然说：“赫赫宗周，褒姒灭之。臣不愿见唐室之衰亡也！”
高宗闻言，勃然变色，吼道：“你下去！”
朝议时，武则天也在帘后，但始终未作一声。她观察得很细，心中已然有数。
韩瑗退下后，立刻上本辞官，但高宗不准。
显庆二年（657年）闰正月，高宗带着武后行幸洛阳宫，在这里住了下来，并于当年底宣布将洛阳定为东都。后世有史家说，因武则天在长安宫中常见王皇后、萧淑妃的鬼魂作祟，故有此避祟之举。而实际上，是因为唐疆土已比前朝有所扩大，政治中心南移，是为便于统治。
到了三月，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关陇一派建议高宗，把褚遂良从潭州（今长沙）调到更远的桂州（今广西桂林）任都督，这也可能是为了让他再远离政治中心一些以避祸。
关陇一派恢复声势基本是无望了，与此相对，拥武一派却在一路猛进。九天后，李义府被提升为中书令。中书省是国家的政务中枢，在唐代也一度有西台、凤阁、紫薇省之称。中书令则是中书省的主官，正二品，是辅佐皇帝执大政的国家重臣。
这个安排，预示着终局一击就要来临！
果然，到了当年七月，许敬宗、李义府秉承武后意旨，突然诬奏：“韩瑗、来济潜谋不轨，与褚遂良朋党为奸，密谋叛乱。因桂州为用武之地，故改授遂良为桂州都督，意在引为外援。”
几个宰相要谋反？荒唐，但也有可能啊！
高宗是经不起吓的，闻奏大惊，也不管有没有证据，立刻贬韩瑗为振州（今天海南三亚市）刺史，来济贬为台州（今浙江临海市）刺史，并终身不许入朝。
褚遂良更是问题的核心，一家伙被再贬到爱州（今越南清化）为刺史。王皇后的舅舅虽然已是死老虎，早就贬到荣州（今四川荣县）了，这次也受牵连，再贬到象州（今广西）为刺史。
至此，关陇集团一朝瓦解。
大唐南疆的化外荒僻地，忽然多了一批国家领导人级别的刺史。
褚遂良这一贬，给贬到如今的外国地面去了，心情恶劣可想而知。他左思右想，再无扳回局面的可能，当初的倔强劲儿早已消失，只有上表乞怜。他说：自己当初是有功于陛下的，曾反对李泰为太子，与无忌等四人定策，要立陛下。先帝临终时，臣独与无忌二人受遗诏，陛下当时哀恸，臣曾加以宽慰，陛下手抱臣颈。臣与无忌立刻奉陛下还京，处理大事，致使内外安宁。臣力小任重，动辄得罪，今成蝼蚁微贱之躯，乞陛下哀怜！（见《新唐书》）
表上去之后，高宗不理。
这表章写得字字血泪，情动于中。按理说，高宗不可能不被打动。之所以没反应，据《新唐书》推断，是“牵于武后”——被老婆管住了。
政治不讲感情，高宗的冷漠，给褚遂良的身心打击很大。第二年，就在越之南郁郁而终，时年60岁。
褚遂良这个人，是个功过参半的人物。他是贞观元老，办事干练，为大唐的兴盛立过大功。又是著名的书法家，博闻广记，说是一代人杰也不为过。但在另一方面，此人又并无甚高明见解，思想迂腐。私德上也有一些问题，比如曾经强占民田，为人所垢病。尤其在太宗末期陷害前宰相刘洎，导致刘洎被太宗冤杀，是他抹不掉的一大政治污点。
这正是，现在人家拿来攻子之盾的，用的都是子之矛。
许敬宗因诬告了这帮贞观老臣，4天之后，就升了侍中，成了正宰相，顶替了韩瑗的位置。现在，武则天在门下省有许敬宗、中书省有李义府，高宗的圣旨再不会受到阻挠了，政务上的事情顺手的多了。
许敬宗、李义府这两个人，为人谄谀，行事诡诈，以株连功臣而发迹，人多有不齿。武则天在开辟政治通道时，起用了这两个人，使她后来很难洗清名誉。尤其在后人的眼中，形成了她专用卑鄙小人的印象，多少掩盖了她后来在用人方面的公平与明智。
最先投靠的许敬宗，当时名胜就极臭。隋末江都兵变之际，其父许善心遇害。许敬宗不敢营救，反而在乱兵面前跪地求饶，才活了一条命。此事传出后，为天下所耻笑。
李义府更是个无赖小人。高宗和武后信任他，他就狂了，卖官鬻爵，大捞黑钱，把老妈、妻子、儿子、女婿都发动起来收钱，到他家走门路的人不绝于途。
闹到后来，连高宗够看不过眼去，把李义府叫去劝诫：“听说你儿子、女婿皆不谨慎，多有罪过。我亦为你掩盖，未对你讲，你可好好劝告，勿令如此。”李义府勃然变色，颈腮发红，稍后反问：“谁向陛下道此？”高宗说：“只要我说得对，何须问我如何得知？”李义府拒不认错，缓步而去，高宗也都容忍了。
中书令杜正伦是李义府的同僚，资格比李义府老，看不惯这个新贵穷凶极恶的样子，李就衔恨在心。两人在高宗面前互相攻击，高宗一气，就把杜正伦贬为横州（今广西横县）刺史，把李义府打发到普州（今四川安岳县）当刺史。
吏部尚书唐临是长孙一派的人，他见李义府被贬出中央了，大为兴奋，想趁机扳回局面。他把素与李义府有怨的张伦，调为剑南道（今四川云南一部）巡察使，准备好好收拾一下这个不知耻的李义府。
唐临还保奏与来济关系不错的许炜为江南道巡察使，以保护被贬在台州的来济，等待将来翻身的机会。
武则天当然知道李义府不成器，但“革命”大业初起，好人不愿意参加，不用这混蛋用谁？于是对李义府施以援手，决不给关陇一派以喘息之机。她对高宗说：“唐临弄权，私自选人授官，朝中对此多有烦言。不罢此人，朝廷将蒙尘。”
高宗相信了这话，立刻贬了唐临的官，断了关陇一派最后的幻想。不久唐临就死在了潮州刺史任上。武则天接着又提议，让许敬宗代李义府为中书令，另派大理寺卿辛茂将兼任侍中。
到显庆四年（659年）四月份，武则天的人事安排全部到位，宰相队伍差不多全换成了自己人，关陇一派仅剩下长孙无忌孤家寡人一个了。
13、把最后一棵老树彻底砍掉
研究长孙无忌这几年的心态，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这位关陇集团的核心人物，在武则天当了皇后以后，就不问世事，埋头著书。
从显庆元年（656年）起，他与史官、国子监祭酒令狐德棻合作，陆续编出了武德、贞观两朝《国史》。还组织史官编撰了梁、陈、周、齐、隋《五代史志》30卷，组织礼官修成了《显庆新礼》130卷。
外面在厮杀，他却稳坐著书斋；其他的关陇大佬接二连三被贬，不见他发一言，这真是一场奇特的“静坐战争”。他这是心灰意懒，是无能为力，还是惧祸？后世史家的说法不大一样。
有史家认为，关陇一派在后期的绝望挣扎，都是他在幕后导演的，他不过是外冷内热。但我认为不大像。
关陇集团和武后势力的此消彼长，只要越研究，就越觉得不可思议——武则天的进展，真是太顺利了。
首先，关陇一派这几年虽然处于劣势，但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一大批既得利益者，要维护自己的利益，不可能坐以待毙，他们会构成顽强的阻力。其次，广大的中间人士恐怕也看不惯显庆新贵们的卑污，不会积极附和武氏势力。再者，“后党”一派的人数实际上少得可怜，他们不过就是敢跳出来而已。论资格、论声望、论实力，都微不足道，就算有高宗和武后的支持，也不至于这么痛快地过关斩将。
但是，一个声威风赫赫的官僚集团，就这么无声无息地被搞垮了，没有激烈的反抗，没有宁死不屈之士，没有覆灭前的绝唱，这才是怪透了！
我认为，其首要的原因，就在于关陇的第一领袖长孙无忌放弃了反抗。他这样做的原因是什么？值得探究。
长孙是一个长于行政与智谋的官僚，在生死存亡之际，怎么会有如此的书生气？我看，这是由于信念的破灭。
唐这个国家，虽然是高祖李渊缔造的，但在整个贞观时期，可以说是由太宗李世民再造了国家。而长孙无忌，则是再造国家的灵魂人物。
看到自己亲手创造的国家，一天天变得陌生，他大概是感到了空前的幻灭。他是“玄武门之变”的坚定发起者，可以说没有他，也就没有唐太宗、没有贞观时代。几年来，眼看着永徽年间，一个比宫女高级不了多少的女人渐渐坐大，控制了皇帝和朝政；一些急功近利的低级官员，一夜之间爬上最高的政治平台逞狂；这位元老免不了要寒透了心。
他看到了政治理想的虚无。
一切光辉灿烂之物，瞬间一钱不值。那么，还有什么可为之而奋斗？
放弃一切，这就是他带有极端个人色彩的选择。
然而，他的“大隐隐于朝”，带来的是灾难性的后果。一个庞大的势力，无人统领，无人协调，就等于卸去了甲胄的巨人。
褚遂良虽然也是关陇重臣，但他始终是辅佐型、智力型的人物，不能操控全局。于是，群龙无首，不战自溃，这个结局当然就一点悬念都没有了。
关陇集团垮台垮得这么窝囊，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前面说过的——专制使人心疏离。这个集团长时间养尊处优、唯我独大，既失去了斗争意识，也在士林中失去了号召力。
他们成了一只体态庞大、只知道“天不变道亦不变”的恐龙。而一旦天变了，就不知所措，只能听天由命。
所以大僚被贬，没有激起任何波澜。武后登台，百官行礼如仪。
他们灭亡得真是不清不楚。
现在，所有的人都已经倒下了，闪开了。关陇集团，就剩下了这一棵老树还站着。
磨刀霍霍声，已隐约可闻。
长孙无忌仍然那么神闲气定：早晚要来的这一天，就让它来吧。有后世史家说，这一天，是他内心深处的一个梦魇。不对！如果是的话，一切就不会是这个样子了。
生死荣辱，长孙已完全不在乎了。
显庆四年（659年）四月，命中注定的一刻到来了。此时，距褚遂良死已有半年。
事情的起因并不严重，但却是个很微妙的突破口。有洛阳人李奉节，出头告发太子洗马（东宫掌图书的官员）韦季方、监察御史李巢，说他二人勾结朝中权贵，朋党而营私。这是个“说你有，你就有”的罪名。人有朋友，乃是常情，何况官场关系从来盘根错节，谁都有人际关系上的渊源。
所以这类告发，一般都是别有图谋在。朝中权贵，所指为谁，在当下不言自明。两《唐书》的编者均认定，这就是许敬宗事先策划好的打击方案。
高宗接到这个白丁的举报后，居然下诏让许敬宗、辛茂将负责审理此案。民居然能告官员结党，皇帝居然马上就立案，这都很蹊跷。
许敬宗接了这个活儿，立刻就开始他准备扳倒长孙无忌的步骤。当初在皇后废立之际，他曾不知深浅地跑到长孙家里去游说，被长孙好一顿臭骂。如今这笔老帐，可以来算一算了！
此外武则天在谋取后位时，也曾与皇帝老公低三下四去长孙那里求情，遭过老头子的白眼。现在，也要一总有个交代了。
上有新皇后，下有新宰相，两股力量开始联手发力。
韦季方跑不了啦，大理寺的官员哪敢不买帐？他们秉承许敬宗的意思，审问甚急，想让韦季方自诬与长孙无忌有勾结。问官许诺，只要承认了，便可从轻发落。
韦季方究竟是如何得罪了许敬宗的，不详。但看得出，他起码是个有良心的人，不忍诬陷长孙大佬。在狱中，他不但抵死不认，还寻机自杀。自杀虽然未成，也是命在旦夕了。
许敬宗见犯人活不长了，又一时榨不出口供，索性就造假了，上奏诬告：“季方欲与无忌构陷忠臣近戚，使权归无忌，伺隙谋反。今日事发，所以自杀。”
他怕高宗不信，又将一封从韦季方身上搜出的密信一并递上，并奏道：“此信是题给‘赵师’的。赵师者，无忌也。阴为隐语，欲陷忠良，以伺机谋反。”
一个一般的告状案，到此陡然露出险恶的一面。这是要兴起大狱的兆头了！
高宗近几年虽与舅舅渐行渐远，但也仅仅是执政理念有所不同，万想不到会有阴谋在身边酝酿。他刚开始的反应，果然就是不信，让侍中辛茂将再去核实。
这位新贵辛茂将，是许敬宗的心腹，他的复核结果，当然是确有其事。
高宗还是不能信：“茂将无用，所奏不可信。果有此邪！阿舅为小人所间，生疑阻则有之，何至于反？”
许敬宗知道，“以疏间亲”的风险极大，必须要扳倒对方，一点儿退路都没有，所以嘴相当硬：“臣详细推究，反状已露，陛下犹以为不确，恐非社稷之福。”
高宗听了，很懊丧，叹道：“我家不幸，亲戚间屡有异志。旧年高阳公主与遗爱谋反，今阿舅亦然，使朕愧见天下人！”说罢，竟然泪下。
稍后，又问：“此事若实，如之何？”他一下子没了主意。
许敬宗见高宗已有所动摇，便趁热打铁道：“遗爱乳臭小儿，与一女子谋反，岂得成耶！无忌与先帝谋取天下，天下服其智；为相三十年，天下惧其威。臣恐无忌知季方自杀不果，事将败露，若为救急计，一旦悄然发动，陛下遣谁当之？今幸而宗庙有灵，苍天有眼（还有我许敬宗有胆），因按小事，乃得大奸，实天下之庆也！臣昔日见宇文述、宇文化及父子均见信于炀帝，结为婚姻，委以朝政。宇文述死，宇文化及又得统领禁兵。一夕间在江都作乱，先杀不附己者，臣家亦遭其祸乱（我虽想救父但怕死未敢）。大臣苏威、裴矩等，皆附之。待天明，隋之江山亡矣！前事不远，望陛下鉴之，速作裁断！”
这一番如簧之舌，说得高宗心烦意乱。惶急之中，好歹还算守住了底线，没有立刻表态，只是让许敬宗再去审审清楚。
这事哪还能搞得清楚！许敬宗退下后，神态虽还自若，其实已汗流浃背。他这一篇谎言，哄哄最高领导还行，一旦与当事人对质，势必漏洞百出。长孙若闻得风声，到高宗面前自辩，自己恐怕就无活路了！
这样的后果不得不防，他急派心腹禀报武后，希望得到内援。同时又派人严密监视长孙一家，务求阻断长孙与朝中的消息往来。
这一夜，他过得焦虑不安。
幸而，长孙现在已是光杆司令，不似先前满朝都是耳目。太尉大人仍是闭门谢客，埋头著书，丝毫没想到将有大祸临头。对自己的结局，他是有估计的，虽然武后之酷烈，已露出大部分锋芒，但自己毕竟与当今皇帝有舅甥之亲。所谓娘舅亲，历来是“打断骨头连着筋”的亲缘关系，就算将来夺了他的太尉名号，又能怎样？
他现在，是真正意义上的孤臣，其辈份、其资历、其清高，都不允许他低下头去哀求一个由自己亲手扶上龙床的外甥。
即便是那个野心勃勃的女人，又能如何？武士彟本来就不算个什么人物，武家的小丫头，还能翻了天么？
——老臣的自信，就跟老树一样，不容易摇撼。
许敬宗安然度过了这一晚，其间大约是得了武后的明确指点，底气足了不少。
次日，许敬宗复奏，一番话编得有鼻子有眼：“昨夜再审季方，季方已承认与无忌谋反事，并供出韩瑗曾对无忌说：‘公以梁王（李忠）为太子，今梁王既废，皇上亦疑公，故将高履行（无忌表弟）贬出。’由此，无忌不安，始谋求自安之计。后见长孙祥（无忌堂弟）又被贬出，韩瑗亦得罪，故日夜与季方等谋反。臣参验供词，均与事实符合，请按律收捕！”
许敬宗现在虽有宰相之尊，但终究资历尚浅，他这么说话，简直是在要挟皇上。这后面如果没有武则天在暗助，估计借他一万个胆他都不敢。
高宗闻言，极为震动，忍不住泣下道：“阿舅若果如此，朕绝不忍处分，否则天下如何言朕？后世又如何言朕？”
许敬宗再次紧逼：“薄昭，汉文帝之舅也，文帝以代王而登极，薄昭有大功焉。后薄昭犯罪，仅为杀人之小过，文帝法不阿私，命百官着孝服，流泣而杀薄。迄今天下皆以汉文帝为明主。今无忌忘先朝之大德，舍陛下之大亲，谋夺社稷，若比薄昭之罪则不可同日而语，按照典刑，合诛五族（那岂不是要诛到皇帝家来了）。今所幸奸状自暴，逆贼供服，陛下何疑，犹不早决？臣闻‘当断不断，反受其乱’，安危之机，间不容发。陛下若稍迟延，恐即生变，悔无及矣！”
这简直就是一篇事先背好的演讲词。危言耸听之下，高宗给吓住了，对许敬宗这一番“推心置腹”的胡说八道完全认可。
高宗本人并不是一个谋反起家的皇帝，对这方面其实并不敏感。但他的老爹李世民就是个靠谋反而夺位的皇帝，因此，贞观一朝对谋反的警觉气氛仍弥漫于今。
许敬宗的恐吓，明显是有的放矢，终于说得高宗跟着他的思路转了。
脑筋缺根弦的皇帝也不想想：长孙无忌若要谋反，日夜与一个图书馆长商量什么？
长孙他们当年的算盘打得好：扶起一个无甚主见的皇帝，元老们的日子会快活些。这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皇帝能被你们左右，同样也就能被别人左右。
高宗竟然不把长孙叫来问问，就下诏，削其太尉官爵与封邑，以扬州都督身份安置到黔州（今四川彭水县），但仍按一品官员的待遇供给饮食。
看开列出的朝廷供给清单，很有趣——每日细白米二升，粳米、粱米各一斗五升，粉一升，油五升，盐一升半，醋三斤，蜜三合，梨七颗，酥一合，干枣一升，木撞十根，炭十斤，葱、韭、豉、蒜、姜、椒之类各有差。每月给羊二十口；猪肉六十斤；鱼二十头，各一尽；酒九斗。
这是载于《唐六典》的一品供给标准，要真是每日不打折扣地供给，那真是“物质极大丰富”了，今人不敢想象。
历史上对罪臣这样的处置，极为罕见。这个处置，本身就充满矛盾。既谋反，就应族诛，何来以封疆大吏身份安置？若谋反不确凿，又为何要从高位拿下，近乎于流放？政治待遇降了，何以生活待遇照旧？
高宗不问长孙原委，就强行处置，我以为原因有两点。原因一，可能是被吓着了，不愿意直面阴谋，毕竟那是自己曾万分信任的舅舅，问起来会尴尬；原因二，是心里还有些虚，怕三两句话被舅舅问倒，定不了案，从而留下隐患。
总之，长孙就这么莫名其妙退场了。也许他以为，厄运最多不过如此。可是这位大佬想错了，事情到此，许敬宗已无法转身。那么，留下一个活口，就等于留下可能翻案的机会，许敬宗怎能安睡？
所以诬陷者，必然要把事情做绝。不管你是否放弃抵抗，活着，就是你的罪！
长孙这个决口一被打开，总清算的浪潮就势不可当。许敬宗趁势再奏：“无忌谋逆，由褚遂良、柳奭、韩瑗构扇而成，柳奭仍潜通宫掖，谋行鸩毒。于志宁亦党附无忌。”于志宁早在皇后废立之争时，就明确表示出中立态度，但也逃不掉——不在于立场如何，是因为你不下来，我们的人就上不去。
接下来的整肃，犹如铁碾滚过，一片狼藉。高宗下诏，追削褚遂良的官爵，连已故爱州刺史也不是了。除去柳奭、韩瑗名籍，免掉于志宁的官职。长孙无忌上路期间，沿途发兵遣送。
扫荡了关陇大僚本人，再扫荡亲属和裙带关系。
褚遂良的儿子彦甫、彦冲流放爱州，在半途中双双被杀。
长孙无忌之子、秘书监、驸马都尉长孙冲除名，流放岭南；族弟长孙诠流放巂州（今四川西昌），到了流放地后，被县令按上意杖杀；外甥高履行由益州长史再贬为洪州（今江西南昌市）都督，不久又贬为永州（今湖南零陵）刺史。
还有一个人的命运令人感叹。凉州（今甘肃武威）刺史赵持满，力大善射，性喜豪侠，其姨为韩瑗之妻，其舅为长孙铨。许敬宗怕这个莽汉发难，就诬陷他与无忌同反，将他快马召至京师，下狱，用尽酷刑。但赵持满终不诬服，只高声叫道：“身可杀也，辞不可更！”狱吏无法，只得代写供词结案。后被下诏诛杀，尸首弃于长安城西，亲戚都不敢去收尸。
他的友人王方翼叹道：“栾布哭彭越，义也；文王葬枯骨，仁也。下不失义，上不失仁，不亦可乎！”于是前去大哭一场，收而葬之。金吾卫（中央禁军）把他关了起来，上报高宗，高宗赞赏其义气，就没给他定罪。
许敬宗此时处在高度亢奋状态，用了一个月的时间，把这些事全部办妥。稍微喘了口气，于当年七月，又将此案进一步升级。
在长孙无忌离京后的三个月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不得而知。可以见到的是，形势到了七月，突然更加恶化。从四月的处置看，高宗在下手时还保持了一点温情脉脉——我虽然贬了你，但让你吃好喝好。等人到了地方，忽然就变了脸。
七月，高宗有诏，命李勣、许敬宗、辛茂将和新拜相的兵部尚书任雅相、度支（户部）尚书卢承庆五位，共同复查长孙无忌案。
来者不善！
高宗究竟是要宽恕长孙，还是要将此案升级，不是很明确。但许敬宗有了令箭，就由不得高宗控制了。他特别挑选了以前告发裴行俭的那个中书舍人袁公瑜来当催命使者，冒着炎天暑热赶赴黔州，再审长孙谋反事。
袁公瑜虎假虎威，逼长孙无忌在供词中株连他人。一个中书舍人也来胡搅，算什么东西！长孙当即严词拒绝。
袁公瑜是个小人，对许敬宗的意图了然于心，他故意激长孙无忌道：“公何不自缢以谢罪？公死，我必代公具状。”
长孙被逼到这一步，知道硬扛下去生亦无望，而且日子拖长了，恐怕还要连累更多的亲属及他人。万般无奈之下，只得自缢以求了断。
袁公瑜阴谋得逞，马上具状上奏，说铁证如山，完全属实。高宗得报，又下令斩柳奭、韩瑗。柳奭遂被杀于象州。
袁公瑜此次执行命令，积极得近乎疯狂。当他得知韩瑗已死在振州的天涯海角了，竟然风尘仆仆南下渡海，到了韩瑗贬所，开棺验明正身无误，才返回复命。
这一案中，长孙、柳、韩三家受牵连被贬降者，计有13人。中间派于志宁也被贬为荣州刺史，亲属被贬者9人。
关陇一派的几大名相中，只有来济的命运稍好。他当初被诬告，只说他与褚遂良一起煽动长孙无忌不满，没说他参预“谋反”，因此得免一死。结案后的次年，从台州再贬为西域庭州刺史。这地方可是在万水千山之外了，在今新疆境内吉木萨尔之北。唐诗中多次出现的“轮台”，就在这地方，那时候与古高昌国接壤。
两年后，突厥来犯，来济毕竟是大唐忠臣，且对前途完全绝望，于是集合将士，慷慨陈词道：“我曾陷刑网，蒙赦性命，当以身尽职，特报国恩！”遂不等披上甲胄就冲入敌阵，最终战死，时年53岁。高宗闻报，大概也有所触动，追赠他为楚州（今江苏淮安，古与扬州、苏州、杭州并称“四大都”）刺史，由官方提供灵车送还故乡，总算是有了一份死后的哀荣。
来济，是扬州江都人，其身世也相当显赫，父亲来护是隋朝的左翊卫大将军、荣国公。在宇文化及发动的兵乱中，阖家遇害，仅剩下他一人。史载，他自幼多艰，笃志好学，有文词，善谈论，尤其通晓时务。中进士后，在贞观年间任通事舍人，后升为中书舍人，与令狐德棻等同撰《晋书》。
他一向是个敢说话的人。太子承乾谋反事发后，太宗问侍臣道：“欲何以处承乾？”群臣没有敢讲话的，惟有来济上奏道：“陛下上不失作慈父，下得尽天年，即为善矣。”太宗由此大悟，妥善安置了承乾。
这样一个人才，被许敬宗之流牵入一场诬陷案中，结局如此壮烈，完全可证，所谓“谋反案”实乃子虚乌有，不过是打击政敌、排除异己的手段而已。古亦然，今亦然。最高执政者也不会不明白这道理，总归装糊涂罢了。
长孙无忌无声无息的死于蜀中。至此，垄断大唐政坛约40年之久的长孙集团，完全被摧毁。一棵老树倒下，连枯叶都没有飞扬起来一二。此后，再无余波，再无集团性的反扑。正如史家所说，“自是政归中宫矣”（《资治通鉴》）。
分析整个事件，不能不令人惊叹。其诡密之处甚多，精彩之处也甚多。
首先是武则天这只“无形的手”，在剿灭长孙集团过程中到底起了什么作用？我们能够看得见后果，却不大能看得清它的动作。
在永徽年间，长孙集团垄断了全部相位和绝大部分中层职位，以“朋党”而论，其势力之大堪称惊人。相权绝对压倒皇权的现象，也很惊人，以至于在房遗爱谋反一案中，高宗向大臣泣求免叔叔和兄长一死都不可能。
然而，从永徽六年（655年）起，长孙集团开始迭遭打击，时间才过去两年多，就宣告全盘覆灭。任何人，看到这样一个进程、这样一个战果，都不能不佩服在帷幕最深处的那位的最高决策者。
今天有人评论说，对长孙集团实施的是“剥笋式”打击战略。也就是先外围，后核心；先枝叶，后主干；先断两臂，后斩首。
不错，整个打击过程，有重点，分步骤，讲效果，看得出有一个完整、成熟的部署。
这样一只果断、高明的“无形的手”，不可能是许敬宗、李义府这类躁进之徒能胜任的，也不可能是高宗这个庸懦的皇帝能完成的。
那个在幕后不露声色的棋手，只能是武则天。这盘棋，别人下不了。
在打击行动开始之初，台面上实际只有两个人在跳，许敬宗和李义府。他们所面对的是四位现任宰相（长孙无忌、韩瑗、来济、于志宁）和两位前宰相（褚遂良、柳奭），实力和经验都不成比例。尽管在两人背后有高宗支持，但高宗从来就没有在任何时候表现出果断来，这样的君臣三人，是撼不动长孙这棵老树的。
显庆二年（657年），李义府又因恃宠枉法被贬，公开舞台上只剩下许敬宗在唱独角戏。但是剿灭行动却一点儿没有因此而迟滞，反而更加迅速、凶猛。
可见，帷幕后面那个人，只能是武则天。
可是，她究竟在哪一件事上发了什么话呢？
没有。
特别是在最后的长孙无忌“谋反案”中，武则天没有一次走到前台来。所有的“指使”、“操纵”、“授意”等说法，都只能是推测，查无实据。
武则天已经学会了“不着一字”。她已经不是那个在愤怒时能够脱口而出“何不扑杀此獠”的性情女子了。
坐在皇后座位上的她，已经是一个成熟的女政治家。
有人评说道，她的“第三次杀人”（第一次权且认定是杀小女儿，第二次是杀废后废妃）与前两次相比，手法老练，手段残忍，规模巨大。诚然！这不过是同一个评价的另外一种表达方式。
总之，对长孙集团的清算，决不是简单的报复、出气、争权，而是显示出了一种战略性的政治思维，这才是她身上最可怕的一点。
她绝对是“女人身，男人心”！
击杀长孙，根本不是她政治蓝图上的一部分。只不过她自己想画画儿，请别人交出笔来。
许敬宗、李义府是何许人也，她很清楚。她没跟他们一块儿趟浑水。这些人，不过是棋子。
至于高宗，对她来说，固然是丈夫、知遇者、拯救者、权力的来源；但是，在终级的意义上，恐怕也是颗棋子！
高宗在这场剿灭行动中的态度，也非常奇怪。后世对他“昏懦”的评价，几成定论。但我越注意这段历史，就越觉得蹊跷。史家们从《旧唐书》起，直到现代，一致认为他是被武则天牵着鼻子走，最终撕去舅甥之间的温情面纱，下了毒手。但我以为，未必。高宗，我们不能低估他在这一阶段的智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