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不愿意受制于人，才与长孙渐渐疏离，最后闹翻了脸的，那么又怎么解释他能甘愿受制于另一个力量？
他性格软弱，但决不是白痴，也不是“甩手掌柜的”。政务上一切决于武则天，不等于他可以允许老婆随心所欲。武则天之所以能说服他、控制他、能指点着他走，是因为两人有相交集的政治需求。
摆脱相权制约，摆脱老臣政治——这是两人共同的“痒点”。武则天为他挠准了地方，他才有可能言听计从。
因此，从他和许敬宗关于长孙有没有可能谋反的对话来看，这个历来为史家所看轻的皇帝，如果不是一个傻瓜，就是一个绝顶的天才。
许敬宗不过是个新进大臣，纵然巧舌如簧，如何能几次机辩就把皇帝的看法根本扭转？这个皇帝想做什么，不想做什么，是别人能说服得了的吗？如果是，那么武则天怎么可能当得上皇后！
我怀疑，在长孙谋反事件中，皇帝、皇后和新宰相是三人联手唱了一台戏。许敬宗唱黑脸，因为他需要有个固宠的机会。高宗唱白脸，因为他不愿意担骨肉相残的恶名。武则天则不露脸，因为她珍惜名誉——不是为了身后，而是为了当世，而且不久之后就有用。
戏唱完了，三人各有所得。不过两个男人在名誉上均有所失。许敬宗，罗织陷害，株连将相，这个恶名就算钉牢在他脊背上了，千秋万代有人骂。高宗，懦弱无智，忠奸不辨，千年之下也有人不屑。
有得而无失的，只有武则天一人——起码我手上未沾一滴血！
凡要走路，总会有人说，就让人家说去吧。
最后再来评价一下长孙事件。从历史的细部来看，这是个绝大的冤案。高宗、武后起用小人，以阴谋手段诛灭大臣，助长了一班小人的谄媚竞进之风。但是从历史的宏观看，推翻贞观老班底，打破门阀垄断，又是开一个新体制的前提条件。
高岸为谷，深谷为陵。世事为什么不可以翻转一下？
汉以后，就一直没有长久且稳定的大一统皇朝。在恢复了稳定后，好的执政者，就应有所作为。以贞观一朝的努力，只是恢复到了隋末变乱之前。一个肇始不久的皇朝，当然不应该仅止于此。
今后，应该有怎样更好的制度？
——这就是武则天之所想。
长孙集团不愿意想这些，那就注定了有人要请他们退场。
这个出来清场的女人，所图者大，是一个天生的“革命女人”。
【辅政之初】
14、先革了门阀制度的命再说
显庆四年（659年）的这场大戏，台面上互斗的人物命运迥异，或白日飞升，或永坠地狱，或有悲歌呜咽，或是弹冠相庆。
我们如果仅仅把这看做是个人的宠辱、权谋的高下，那历史就不免太乏味了。这期间，所有的纷争，其“表”是元老与新贵之争，其“里”却是阶层利益的碰撞。
前面我说过，长孙集团所代表的，是创建这个皇朝的关陇贵族群体。他们把这个社会通往上层的渠道完全雍塞，只要是他们的子弟、他们的裙带，那就条条大路通长安。
如此几十年下来，一荣俱荣、近亲繁衍，不得了！大唐满朝都是他们一个品种的马铃薯了。
天下之大，却为几大姓的家族所独霸。大姓之间通婚援引，越有权势的，子弟当官、晋升就越容易。非我族类的那一拨，你们就靠边歇着吧。
仅以长孙无忌为例，家族中有多人官居四品以上，儿子皆任要职，族中子弟乃至族孙也都荫袭不断。一门高官数十人，遍布京华与各地。
这个集团中的头面人物，彼此又都是亲家，长孙与韩瑗、来济、于志宁、柳奭都有联姻。亲戚之外，还有门生故旧，枝叶蔓连，拔起萝卜带着泥。在当朝得意者，只要查一查背景，都有谱系，都有渊源。国家虽有号称选贤任能的选官制度，名义好听而已，骨子里不过是几只硕鼠护着一大群同样毛色的小耗子而已。
这就是魏晋以来有名的“门阀”制度。
门阀，又称“阀阅”、“世族”或“士族”。总之讲的就是一个高门槛、好出身。“阀阅”的词源，就很说明问题，古代的官宦人家，大门外都有两根大柱，左为“阀”，右为“阅”，是用来张贴功状的。后来人们就以“阀阅”来指代显赫人家。
豪门大姓把天下的好处占尽，这就不说了，关键是这一窝窝的“水葫芦”繁殖的太旺盛，会侵害到两大力量的利益。
一个是侵害了皇权。朝中尽是我们的人，名义上的最高执政者就有可能号令出不了宫门——我们的荣华富贵皆来自出身门第，凭什么要听你的？
一个是堵塞了寒族子弟的上进之途。世界上只要有推荐制（不经考试或投票），那就一定是走后门拉关系的勾当，此乃百试不爽——我们手中的铁饭碗、金饭碗、编制、名额、好部门，好位置，凭什么让给你们穷小子？
豪门士族，就这样上欺皇帝，下压寒门，成了谁也碰不得的“精英阶层”。
但是皇帝和寒族都是人，受了挤压，自然有不服的，因此他们与士族的关系就越来越紧张。
显庆年间的政争，不过是总爆发而已！
说透了这一点，前面所有的纷纷扰扰，就不难找出利益之争的内在理路了。
武则天一生中最有个性、最凶猛的一句话——“何不扑杀此獠”，就是被褚遂良的出身歧视给激出来的。
惹了这个女人，那就会有后果。于是我们就能看到，武则天在从政之初，给自己定下了一个任务：先革了这个可恶的门阀制度的命再说！
她究竟是早有此志，还是被长孙集团给激的？不得而知。我看，还是后者的可能性大。
在这个问题上，可以说，是历史选择了一个不服气的女人，来把“门阀”这个老牛圈连锅端掉！
门阀制度这颗大瘤子，最初形成于东汉，到魏晋南北朝时期达到鼎盛。
话说起来就长了，自西汉的武帝时候起，由于当局十分崇尚儒学，所以当官的多以读经起家。他们的官做大了，就喜欢授徒讲学，把“学而优则仕”的诀窍往下传，以致门生故吏遍天下，渐成势力。其子孙也由于家学渊源，而能继续做官。这么延续下去，到了东汉的中期，就有了世代为官的“大姓”。
东汉的缔造者刘秀，在开国后大封功臣，造就了汉以来的第一批真正意义的豪门。到了三国时期，魏文帝曹丕正式确立“九品中正制”，把门阀制度以立法形式加以确认。这是个选官的办法，实际上是典型的暗箱操作，即，由各郡推选出有声望的人作为“中正”，并按照才干分为九等，以备朝廷分配职务。那么，选谁不选谁，被推选者才干、人品如何，全由主持选拔的“大中正”说了算。
要是大中正既“中”且“正”，那倒还行，可以保证人才的质量。可惜天下没私心的人太少，因此推举上去的人不仅全是豪门子弟，而且难免有品行不端的阿猫阿狗。
在汉代，被举荐的叫做“秀才”、“孝廉”，结果老百姓编了顺口溜大加讽刺：“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 父别居，就是连自己的老爹都不肯养活。这种幽默，颇似近世的“一等公民是公仆”。所以，推荐制根本就是扯淡，掩耳盗铃而已。
南北朝时期，豪门士族控制了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的大部分资源，有时连皇帝也仅仅是块牌子。门阀制度开始成为政治制度的组成部分。晋南渡以后，琅邪大姓王导、王敦拥立司马睿为帝，世间就有“王与马，共天下”的说法，可见其势力之大。
那时候，山东（泛指黄河中下游）有崔、卢、李、郑；侨姓（南渡人士）有王、谢、袁、萧；吴郡有顾、陆、朱、张；都是“金枝玉叶”，是南北朝时代的“红五类”。
门阀制度，就好比篱笆，圈起来的是最肥的一块特权。士族可免徭役，婚姻要讲门第。在日常生活中，士族一般不与庶族往来，偶有接触，也自矜门第，对寒门人士甚鄙薄之。这么干，当然要造成“士庶之际，实自天隔”的状态。而且这道篱笆又扎得非常紧密，即所谓“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就算是在士族之间，也有高低等差。想要钻空子，门都没有！
寒门人士的上升之途被堵塞，历代都有不平之鸣，比如《古诗十九首》里有一首，就是诉说这种郁闷的：“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飙尘。何不策高足，先据要路津？无为守穷贱，轗轲长苦辛。”
但是，事情也有两面性。这篱笆固然圈住了一个大金饭碗，但也养活了一大批无能而又骄奢的废物。到了南北朝后期，在战乱中，寒门人士多有以军功崛起的，甚至当了皇帝的也有几个。实践证明，有没有能耐，根本不在于门第。士族在动乱中无力自保，政治特权丧失，经济上也不行了，“名虽著于闾里，身未免于贫贱”，门阀制度由此才开始衰落。
到了隋文帝坐天下，他大刀一挥，宣布消灭这万恶的“九品中正制”，同时开始实行科举制，把门阀制度砍开了一个大口子。
可是万事开头难，直到唐初，科举制取官的人数还是非常少，一科只有几十人，晋升速度也极为缓慢，不可能成为输送公务员人才的主流。传统习惯仍占上风，当官的主要渠道，还是要靠门第、荫庇，或者投门下（也就是“抱粗腿”），而且勋贵子弟上升也极快，官都做得很大。
唐取天下，依靠的基本力量是关陇士族，唐太宗尤其重视这一伙人。实际上，关陇集团的特点是“尚武”、“尚冠冕”，而传统意义上真正的贵族——山东士族则是“尚礼法”、“尚婚娅”。 严格来讲，关陇集团甚至不能称之为“士族”，他们不过就是一些“勋臣”。但是，唐太宗的意思是，既然打天下的是这一批人，那么他们就该是“老子天下第一”。
——这就是长孙无忌集团之所以专横于朝的一个背景。
太宗一向对山东士族不太感冒，对他们在衰败之后靠门第卖婚而趋炎附势尤为不齿。为了抑制一下他们的臭架子，太宗特指派吏部尚书高士廉领衔编撰《氏族志》。他明令，编写时要把以皇族为首的关陇士族的地位拔高，起码要与山东、吴郡士族坐上一条板凳。
这个高士廉是什么人？说出来吓你一跳，他是长孙皇后和长孙无忌的亲舅舅，本人更是身世显赫。
他名俭，字士廉，渤海莜（今河北景县）人，是典型的山东士族。爷爷高岳是北齐神武帝高欢的堂弟，封清河王，官至左仆射、太尉。父亲高励，北齐乐安王，也曾任左仆射。隋炀帝大业年间，高士廉的妹妹嫁给了右骁卫将军长孙晟，生了一子一女，其中的男孩就是长孙无忌。妹夫长孙晟死得早，高士廉就把外甥和外甥女接到自己家中抚养，视若己出。
高士廉很早就对李世民极为看好，主动将外甥女长孙氏许配给了李世民。这个长孙氏，就是后来的文德皇后。
此人长于行政，精于文学。在"玄武门之变"中，他与外甥长孙无忌一块儿参与了密谋。事变当天，老头儿还亲率吏卒从监牢里放出囚犯，授以兵甲，组成临时队伍驰援李世民，胆量也是不小。
因而在贞观年间，他的官运也就极为亨通，历任侍中、安州都督、益州大都督府长史、吏部尚书、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三品，封申国公。
这是个货真价实的贵族，一家三代仆射（宰相），儿子高履行为尚书、驸马（娶东阳公主），外甥长孙无忌为太尉，外甥女长孙氏为皇后。家门风光，一时无两。
他这样一个人物，来执行唐太宗的这样一个指示，连我们都能看出，恐怕要文不对题。果然，他一接手，就广搜各地豪门家谱，依据史书辨别真伪、考证世系，按门第高下把全国各大姓分为九等。《氏族志》写好后，太宗翻开一看，差点儿气晕。
列为一等的，是山东望族崔民干，其余山东卢、李、郑等大姓也都列为高等，排名在皇族的关陇李姓之前。
太宗顿时发了脾气，说：“我与山东崔、卢、李、郑，以往并无猜嫌，只因其世代衰微，全无冠盖，犹自称士大夫，婚姻之中，则多要钱财。才识平庸，而自视甚高，不过是以名气为交易，依托富贵罢了。我不解人间何为重之？……我今特定族姓者，欲崇重今朝冠冕（就是关陇大佬），何因崔民干犹为第一等？昔日汉高祖只是山东一匹夫，以其平定天下，主尊臣贵。卿等读书，见其事迹，至今以为美谈，人人心怀敬重。难道卿等看不起我的官爵？”
他再次申明，修这个志，“不论数世以前，只取今日官爵高下作等级。”（《旧唐书*高士廉传》）贞观十二年（638年），太宗让高士廉把原先的稿子回炉重来。
高士廉道理虽然听懂了，感情仍拗不过来，修改后的《氏族志》成了个折衷的产物。他把皇族李姓列为一等，外戚为二等，还是把崔民干列为第三等，骨子里仍旧以门第为标准，绝大部分有军功而非士族的人都未列入。
《氏族志》就这么蒙混过关了，唐太宗的初衷并未完全实现。
太宗是看清了魏晋以来选官制度的毛病的，由于选拔程序中靠的是门第、势力、关系，选上来的官，素质必然越来越差，大量优秀分子则淤积在社会下层。久之，国家机器就会运转不灵，底层人才也因不满而酝酿着颠覆情绪。这样一来，国何以安？民何以宁？
这是贞年间的一段旧事。唐太宗没能把死而不僵的门阀制度送进殡仪馆，这个任务，就要由武则天来完成了。
唐太宗颁布了《氏族志》100卷，对山东士族的唯我独尊多少是个摇撼。但他迫于传统的压力，只能满足于把军功卓著的关陇士族与山东旧族拉平，让社会承认成功者的高贵。而武则天则做得更加彻底，她干脆就是打击士族（甭管是哪里的），抬高寒门庶族，要让门阀制度见鬼去。
由于武士彟只是已故三品大臣，资格不够，因此《氏族志》里没有叙武氏家族的“郡望”。 郡望是指某地某家族的声望、发祥、渊源等等，现代汉语里很难找出对应的词。这个名单里不说你的家谱，自然就是轻视；加之褚遂良又曾公开蔑视过武氏家族，武则天当然要耿耿于怀。
几乎与发起对长孙无忌最后打击的同时，彻底颠覆门阀制度的“革命”也开始了。导火索还是由许敬宗来点燃，他在显庆四年（659年）三月以《氏族志》不叙武氏郡望为由，奏请修改。李义府也耻其家族榜上无名，立刻予以附和。
武则天显然是力主此事可行，于是高宗下诏，命礼部郎中孔志约等12人主持修订，不让任何士族人士介入，改《氏族志》为《姓氏录》。从名字上看，这已经与《百家姓》很接近了，强调的是“姓”，而不是“族”。 《姓氏录》的编写原则是，“皇朝得五品官者书入族谱”，不问你是豪门还是寒门，就算是打仗有功而当了官的军卒，也算数。
《姓氏录》共有200卷，比过去多出100卷，但是原来的士族却少了48家，另有一批“无名鼠辈”进入了新士族的行列。高宗亲自作序，明确肯定了新的等级。此举一出，天下寒士俱欢颜，这就不光是许敬宗在前台一个人蹦、武后在幕后一个人操纵的问题了。
姓氏共分为九等，武氏作为皇后一族，当仁不让进入了第一等的前茅，与长孙皇后家族并列。而长孙家族的其他人，已经杀的杀、削籍的削籍，都没有资格进入名录了。
李勣在贞观年间虽然位高权重，但因为他是由山东土豪起家，门第寒微，在原来的《氏族志》里等级很低。现在好了，也堂而皇之进入第一等。许敬宗、李义府两人，则以宰相之尊名列第二等。
士族们当然咽不下这口气，都把这个新名录称为“勋格”——官阶表，对之极度鄙视。
但是，《姓氏录》将士庶界限彻底打破，一律不注明郡望，只按官阶排等级，连军卒起家五品官，都可以与昔日士族平起平坐，这毕竟是让士大夫颜面扫地的事。李义府还嫌不过瘾，又奏请搜尽天下《氏族志》而焚之，省得纨绔们老是怀旧。
在整个过程中，武则天依然是在幕后，没见她有公开的言行。可是，没有她的授意、支持和默许，这一切都是不可想象的。
我想，《姓氏录》就相当于唐朝的《解放黑奴宣言》吧，它解放了门阀制度下千千万万的“黑五类”。小人物进入上流社会的门完全打开，只要你能把官做大。
武则天就是用这个办法，赢得了广大中下层官员的拥护，特别是笼络住了一大批布衣出身的武官。以至长孙无忌在倒台的过程中，几乎没有人为他说话；他也找不到军方的支持者以政变的方式自卫——原因皆在于此。
以断然的手段打破出身门第的藩篱，打通人才上流的渠道，给衰败的门阀制度以致命一击，武则天在这方面的远见与胆略，都远超过英明盖世的唐太宗。
魏晋以来绵延了400余年的门阀制度，至此彻底从上层政治结构中退出，仅残存于社会习俗中，以至逐渐走向消亡。
在社会习俗中，他们维持地位的方法是联姻。豪门大族在南北朝后期的动荡中，往往沦落，他们便以联姻的方式依附权贵，获取资财。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当然要维持和炫耀这个有名无实的“门第”。
唐太宗是新兴贵族，不吃这套，曾带头抵制与山东士族联姻。唐初皇子公主的婚配，都在勋臣之后中选择。但是在一般大臣的观念里，婚姻还是要讲门第的，魏徵、房玄龄、李勣这些元老人物，都热中于与山东大姓联姻。
就在《姓氏录》新标准颁布的当年十月，新窜上来的李义府自认为身份不错了，就向山东望族崔氏求联姻，被老贵族拒绝了，外加一顿羞辱。李大宰相气歪了鼻子，当即奏请：不许山东崔、卢、郑、王、李诸大姓彼此通婚。
高宗同意，下诏令这几大姓不得自为婚姻，以削弱他们在社会上的潜势力。他还特别限制了天下官民嫁女接受彩礼的数目，并严格禁止夫家接受“陪门财”，让旧贵族们休想靠嫁闺女、娶媳妇发大财。
对这个规定，虽然望族暗中抵制，或者偷偷嫁女，或者女老不嫁，但是大姓在联姻上的优势毕竟随风而去。
与钦定新的士族秩序同步，武则天当了皇后以后，唐朝的官员任用还有一项大的变化，那就是大量“杂色”进入“流内”。杂色官员，是指那些既没有门荫、也没有经过科举的官员，是为“不入流”的小官。与之相反的，则叫作“正色”。
当时进士出身的候选官员每年只有十多人，再加上“明经”科的，也没多少。大量候选官员中，以“流外”或以军功得官的为多。在太宗时期，杂色入流要经严格的铨选（审查选拔），而在武后时期，杂色入流几乎没有什么关卡。
皇后要想控制朝政，就要在外廷有大批支持者。这道理，武则天心里明白。她放任“杂色入流，不加铨简”，就等于稀释了官员队伍中以门荫为主的势力，为自己聚集了大批拥护者。
当然这样做也有负作用，最明显的就是李义府借此机会猖獗卖官，成了唐朝的第一个大贪官。
武则天这是有意以“恶”为新政开道。李义府敢这么干，没有武则天的默许是不可能的。当然，卖官的恶果以及如何处理，是另外一个话题。武则天借李义府之手“多引腹心，广树朋党”，掏空了长孙无忌的政治基础，培植起了自己在外廷的庞大势力。
在武后辅政治时期，科举制也有一些变化，一种选拔特殊人才的“制科”途径大大拓宽了，到显庆三年（659年）三月，制科共设有八个科目、有900人候选，选出了张九龄、郭待封等人进入弘文馆，作为皇帝的顾问。这也是为了积聚人才力量，等到第二年，她就发起了对长孙无忌的最后攻势。
现在我们回头来看，谋立皇后之时，武则天被褚遂良激出的那句话：“何不扑杀此獠！”就能看出，一切皆有来龙去脉。
獠，是唐人咒骂南方人的话。褚遂良祖籍河南阳翟，晋时为避乱渡江，世居江南。所以武则天骂他为獠人。
既然你蔑视我，那么我也同样可以蔑视你，同时还要剥夺你高傲的资本。所谓翻天覆地，不仅仅是换一个人当皇后的问题。
我想，一个革命家或者改革家，总想以天下为己任，破坏掉一些什么，创建出一些什么。那么衡量他成功与否的标志，不是他道德如何、手段如何，而是他鼓捣出来的东西合不合用，是否能福及后世。
秦始皇的“革命”，手段残暴，他也落下了一个暴君的恶名，但是他的郡县制、书同文的诸种好处，我们至今还在享用。
王莽、王安石也搞改革，要花样翻新地造福于民，而且据说带有“中世纪社会主义”的色彩。但是他们的东西不合用，搞到天怒人怨，留下的不是功业而是笑柄。
武则天的“革命”，与秦始皇相仿，起码废除门阀制度的好处福荫至今。一千多年来，在大的原则上，“学而优，则仕”，不会有一大群人因“出身问题”而被阻于下层了。倒是在“文革”和之前的十多年间，在最激进的“革命”氛围中，腐朽门阀制度的变种——“出身论”、“血统论”在当代大行其道，构成20世纪的黑色幽默之一。
武则天是古人，但其思想并不腐朽，我再次提醒大家正视。
15、女子在军事上未必不如男
长孙无忌被诛杀，新贵地位被抬高，武则天自是扬眉吐气。显庆五年（660年）正月，她决定，要回并州故乡一趟。
这是一次大张旗鼓的衣锦还乡！
跟他一块儿去的，不光是皇帝丈夫，还有朝中五品以上的所有官员。
离别二十年，今日回并州！离开的时候，是在葬父之后，那时武则天还是一个怀着无尽凄惶的少女；今日回来，身份已翻作万姓之上的国母。这巨变，不啻是沧海桑田！
我们还能记得她当年的一句话么？——“见天子安知非福！”
看来，成功的第一前提，就是敢想。
看一路上的山川田畴，正是“二月春风似剪刀”。春风剪开了大唐皇室空前荣耀的一幕。仪仗金光耀日，百官迤逦而行。队伍抵达并州（太原）后，高宗大宴群臣，连带并州的官员、父老，同时各给赏赐不等。就连并州都督府监狱内的人犯也沾了光，获得赦免。
并州这地方，是高祖起兵的“龙兴之地”，高宗在这里举行了盛大的典礼，祭祀当年的阵亡将士，赏赐功臣子弟。为此又连着办了三天酒宴。
唐开国迄今已有41年，据说，这“革命老区”还从来没见过这么大的场面。
之后，又祭高祖李渊的旧宅，以武士彟、殷开山、刘政会三位已故功臣配享，武家的荣耀，可说已达到顶点了。
公家的事办完，武则天又亲自宴请亲属、邻里、故旧，还在居所接见了命妇和有关妇女。你们看看当日的“二囡”，今日是否给父老特别是女同胞们争光了？
高宗这个姑爷也很知趣，给并州的地方主官——长史和司马各加了勋级；对武氏亲族、乡邻也各有赏赐。最绝的是，凡是城内诸妇女年八十以上的，都“版授郡君”。 郡君，是古代妇女的封号，四品以上官员的妻、母才有资格获得。
嘿嘿，无端地就得了一顶大帽子，老区的老太太们能不心花怒放？
如此闹腾了两个月，直到麦子抽穗时，省亲队伍才打道返回东都洛阳。
这一闹，文水武氏名噪一时，哄传天下。武则天本人的声望，在官民之中也急剧地提高了。
这才叫真正的“母仪万方”。
但是她，不会仅仅满足于此。
这一趟光宗耀祖的旅行，从正月出发，到当年六月才回到东都，也许是一路寒暑太辛苦，也许是暴饮暴食没控制好，四个月后，高宗突然发病，“风眩头重”，连眼睛都看不清东西了。于是百司奏事，高宗就只有委托武后来裁决。“由是始委以政事，权与人主俟矣”（《资治通鉴》），就是说，武则天就是从这时开始正式辅政的，权力与皇帝相当，迈出了她作为最高统治者的关键一步。
当时这么做，只是个权宜之计，因为没别人可以依靠。太子李弘年仅8岁，象征性地临时“监国”还可以，但辅政基本没有可能。国家事务这么大一个摊子，只有让武后来参与管理。武后辅政之后，高宗身体又迟迟不能复元，他虽然勤政但力不从心，权宜之计也就演变成常例了。
高宗患的究竟是什么病？后世看法不一。有说高血压的，有说近视的，有说神经衰弱的，有说心血管疾病的，不能定论。有人根据后来他的遗诏内容推断，可能是中风。
对于武则天辅政，《新唐书》的一帮作者很不以为然，说她“已得志，即盗威福，施施无惮避”。这是说，她窃取权力，耀武扬威不知收敛。《新唐书》还指责高宗昏庸，受牵制于武后。
这都是激愤之语了，并不是事实。高宗性格虽软弱一些，还不至于是晋惠帝那样的白痴。
太宗挑三拣四，最终选李治为接班人，看中的就是他的“忠孝”，不可能胡来。他即位以后也颇有建树，不是个糊涂蛋。唐代最周密的一部法典《唐律疏议》，就是他在永徽初年叫大臣们搞出来的。其条目简明，涵盖甚广，图表齐备，堪称古代的法律经典。
高宗头脑聪明，也善于纳谏，有一定的分辨贤愚的能力。他在即位之初，还保留着当太子时的爱好，喜欢打猎。一次，出猎途中遇到暴雨，雨衣挡不住雨水，他问谏议大夫谷那律：“油衣若何为，得不漏？”这雨衣要怎么制作才能完全防雨？谷那律想劝他不要因打猎而荒废政务，就一本正经地答道：“能以瓦为之，必不漏矣！”高宗一听就明白了，大笑，赏了谷那律绢帛二百匹。
武则天辅政，遭宋人欧阳修等人的诋毁，原因不是她谨慎不谨慎、参政工作做得好不好的问题，而是在“儒家政治”的框架里，女人就不能干政。只要你参预了政务，不管是合法非法，不管是善政还是恶政，都是母鸡司晨，没得说。
楚人何罪？你是女人就是罪！
我们今天还能听到与欧阳老夫子类似的腔调，且喋喋不休，不能不让人感叹：高贵不能由血统延续，愚蠢的因子却能代代相传啊！
武则天辅政之后遇到的一个较大的问题，就是四境开始不宁，东西两方都频频有警。
在此之前，唐太宗的赫赫武功使四夷宾服，也使大唐在贞观初期安享了十多年的清静。太宗到了晚年仍不服老，亲征高丽，还想最后地风光一把。可惜好大喜功，欺人太甚，遭到了人家顽强的抵抗，最终攻不下一个小小的安市城。
仗打得挺热闹，但是顿兵于坚城之下，又不敢于冒险奇袭击平壤。结果在冬季将至、后勤难以为继的情况下，狼狈撤军。这使他在武功方面失了不少分。此战虽未能全部完成战略意图，但也留下了深远的影响。
在显庆年间，唐周边局势陡然恶化。西边，中亚强国西突厥称霸西域，阻断商路，使西域归附唐朝的国家颇感不安。东边，与唐有密切关系的新罗，遭到高丽和百济的夹击，吃不住劲了，向唐朝求援。
边境问题一向相当复杂，就连唐太宗也不是回回得手。高宗、武后两人面对险境，冷静判断形势，正确制定了对外战略，软硬两手并用。自显庆元年（656年）起，积十年之功，东征西讨，使四境局面大大改观，疆土之广也达到了唐代的极致。
在征伐行动中，他们既任用老将李勣、刘仁愿、刘仁轨，也起用新手苏定方、薛仁贵。雄师西出玉门关，所向披靡，开始了唐朝首次向中亚霸权的挑战。读这一阶段的历史，唐代边塞诗中的雄浑景象宛在目，可谓快哉！
最后，唐朝在实际上灭掉了中亚霸权国家西突厥，成功地取而代之。随后在天山南北两路广设府州，确立了大唐在西域的统治权，使大唐疆界西延至咸海和阿姆河以西，也达到了今阿富汗和伊朗边界。
这一时期，东部的战事也颇为顺手，苏定方兵临平壤城下，刘仁愿、刘仁轨攻破百济，形成了对高丽的夹击态势。尤为令人振奋的是，唐军在百济一战中，大败百济请来的日本援军，烧日本船只四百艘，致使海天尽赤，敌为之丧胆！
这一时期大唐在四境的武功，客观地说，已经远远超过了贞观时期。
此为谁之功？不用说也明白了吧。
在西部屡与大唐争雄的突厥，史界一般认为是匈奴的一个分支，估计是在汉朝时没跑得太远的那一支。其势力初起于北魏末年，有官制，有立法，有文字。到北齐、北周时，成了世界头号强国，它的疆域，东到辽海，西至咸海，南抵阿姆尔河南，北越贝加尔湖。若是从地图上看，整个是压在唐朝脊背上的一只巨熊。
突厥这个名字，源自其部众的主要居住地——金山（今阿尔泰山），此山酷似一顶帽盔，俗称“突厥”，其国也就由此得名。
突厥的英文单词为Turkey，与“土耳其”相同，所以现代一般都认为土耳其人就是突厥人的后裔。当今全球约有1.3亿人使用突厥语族的语言，大多自称是突厥人或者突厥人的后裔，这当然都是后话了。
到了隋初，这铁帽子大帝国发生内哄，分裂为东西两部，其中的东突厥在地理位置上位于中原的北方，所以史籍上又称“北突厥”。隋文帝抓住天赐良机，征抚并举，引他们两家铁帽子互斗，导致他们双双衰落。
到隋炀帝乱政时期，隋实力大减，突厥又有反弹，力量相当不小。唐高祖李渊在太原兴兵时，还要遣使向东突厥称臣，以为依托。
唐建国之后，东突厥屡次进犯，高祖不胜其扰，一度曾有迁都的打算。武德九年（626年）八月，就在秦王李世民杀兄逼父、正式坐上皇位以后的第10天，东突厥大可汗颉利就亲率精骑二十余万入寇。八月十九日打进来，二十八日竟然冲到了渭水便桥边上。中间虽有尉迟敬德在泾阳（在今陕西）阻击了一下子，但未伤其根本。
东突厥大军沿渭河一字摆开，气势夺人。颉利可汗派出使者逼盟，对唐进行军事讹诈。
太宗又气又恼，下令扣押了突厥使者。这时唐朝这一方的情况很不好，长安城内兵力空虚，人心未定，仅有的军队里还有太子党、齐王党一派，是否能跟太宗一心阻敌还不一定呢。
但太宗毕竟是绝世的英雄，他亲率六骑（里面有几个还是文士）到渭河边与突厥大军对峙，斥责颉利背信弃义。颉利理亏，答不上话来，又见唐北衙“六军”（中央禁卫军）陆续开到，队列严整，竟被这支高祖起兵时的“元从禁军”给唬住了。他不敢挥军过河，便与太宗在渭桥上订了“白马之盟”（杀白马以为盟誓）。
颉利可汗逼盟成功，大胜而归。唐太宗将此视为一生中的奇耻大辱，“坐不安席，食不甘味”（《贞观政要》），郁闷了好久。从此，下决心要平定突厥，把唐以前的防守战略转变为进攻战略。随后，为此做了大量的准备，整军练武，修复边障，动员军民，就专等着出手的好时机。
到了贞观三年(629年)，内外条件终于成熟。年底，太宗任命兵部尚书、检校中书令李靖为定襄道行军大总管，节度李勣等六道行军总管，发兵十余万，分道出击。
在这长让全亚洲都喘不过气来的双雄决战中，老将李靖不打堂堂正正之阵，舍正出奇，只率三千骁骑突袭，一举击溃颉利部众，斩首万余，俘男女十余万口。颉利率残兵万余人在仓皇逃遁中，又受到李勣的堵截，断了逃回漠北的路。老将李靖哪里能放过他，一路猛追，“穷阴山之北”。
可叹颉利这个世界级的枭雄，兵败如山倒，只剩下狂奔的份儿了。穷途之中，仅率十余骑欲西逃吐谷浑。但在一路上，随从纷纷逃散，他本人也被唐军生俘。
不可一世的东突厥，居然就这么一战而亡！
唐军仅以少数奇兵，就灭掉了一个世界头号强国。这让中亚一带的国家目瞪口呆，大唐周边国家更是受到强烈震动。西北诸国相约上书，拥戴唐太宗为“天可汗”。
雄图大业，何其伟哉！几十年后盛唐边塞诗中那些豪气干云的句子——“万里寒光生积雪，三边曙色动危旌”、“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杀气三时作阵云，寒声一夜传刁斗”，只有放在这个背景下，我们才能感受到它们内在的雄壮！自此，西起阴山、北至大漠的大片地域，统统都收入了大唐的版图。如果你能看到那时的唐疆域图，你就会感到，这一大片新边疆的形状，犹如一面旗帜，在风中傲然飞扬！
东突厥垮掉了，但是西突厥的势力仍然强大。唐太宗此时对周边态势的考虑是，以睦邻为主，压制住邻邦可能的霸权倾向，能达到关系均衡即可，因此他并没有灭掉西突厥的战略打算。但是在其后，他接连出兵，先后平定高昌、焉耆、龟兹，打掉了西突厥在西域的“腿儿”，压住了西突厥的霸主气焰。
这次用兵，再加上先期的征服吐谷浑一役，可以说，为后来高宗时代彻底解决西突厥，创造了极有利的条件。
至贞观二十二年（648年），三大战役完成，诸国纷纷内附，西域遂告统一，连西突厥也对唐军之盛感到震惊，不得不表示恭顺。
太宗为了对这一大片广袤的区域实施有效治理，特设了“安西四镇”，即龟兹（今新疆库车县）、疏勒（今新疆喀什市）、于阗（今新疆和田县）、碎叶（今吉尔吉斯北部托克马克附近）。被西突厥干扰多年的“丝绸之路”终于开始畅通，太宗实现了他晚年的最后辉煌。
但是在永徽初年，西突厥势力又有所复燃。太宗死后，已内附的西突厥一名首领阿史那贺鲁公然反叛，率部向西“还国”。此后渐渐坐大，拥有兵力数十万，竟成了一派大国气象。西域诸国也有不少倒过去的。
永徽二年（651年），这个西突厥的后起之秀贺鲁，大破亲唐的射匮可汗，在碎叶城的双河及千泉建“牙帐”，号称“沙钵罗可汗”。此时，大唐仍然延续太宗的“国际战略”，决不能坐视境外的势力称雄称霸——趁着对方立足未稳，就要赶快收拾掉。在永徽三年和六年，高宗先后两次派兵往讨，拉开了大唐对西突厥的大规模军事行动的序幕。
永徽六年(655年)五月，高宗又开始部署大的行动，命贞观老将程知节任葱山道行军大总管，引军西击西突厥这个新冒出来的沙钵罗可汗。
这个程知节的本名，说起来大名鼎鼎，原来就是程咬金！因为给写进了通俗演义小说，此名进入了日常谚语，至今妇孺皆知。他是济州东阿人，“少骁勇，善用马槊”（《旧唐书*程知节列传》）。在隋末大乱中，聚数百徒众，投靠了瓦岗军李密部。瓦岗军败，他只得降王世充，武德二年(619年)与秦叔宝在阵前一起降唐。
归唐后，程知节被派在秦王府效命，就一直跟着李世民了。他是凌烟阁二十四功臣图中的第十九名。
显庆元年(656年)正月，高宗亲至玄武门为程知节饯行。老将出马，一开始还是很顺手的。八月，程大将军在榆慕谷(今北疆)大败歌逻禄、处月二部，斩首千余级。副总管周智度进攻突骑施、处木昆等部，也获得大胜，攻下了咽城，据说斩首三万级。
十二月，程咬金又引军至鹰娑川（在今新疆焉耆境内），遇到了突厥强兵四万骑。前军总管苏定方，发了神威，率五百骑迎头逆击。西突厥大败，唐军狂追二十里，斩杀俘获一千五百多人，缴获战马及器械遍野皆是，不可计数。
后来，这场战役突然发生转折，结局很窝囊。
据说，副大总管王文度嫉妒苏定方之功，矫旨“以程知节恃勇轻敌，委王文度为之节制”，拿过了统兵大权。他要求军队自结方阵，遇敌则击，不得深入追敌。士卒终日跨马披甲，不胜疲顿，马也死了不少。苏定方见痛失歼敌良机，认定所谓“密旨”有诈，劝程知节囚王文度，飞报朝廷，弄清楚再说。但程知节已不似当年造反时节，全无这样的勇气了。
更有甚者，王文度又杀了来降的胡人，分其财物。苏定方认为这哪里是伐叛，简直是自己做贼来了，但屡谏不从。结果将士离心，此后大军无功而还。
回师以后，这些事情当然掩盖不住，高宗、武后做了严厉处置，王文度因矫诏当死，特除名。程咬金也因“逗留不进”免官。
对这场半途而废的征伐，后世争论颇多。有人认为，王文度哪里会有胆量矫旨？而且矫旨之罪居然不死，后来仅仅三年时间就重新起用，这就更令人不解了。其内幕，实为高宗要打击程知节这位贞观老将。这只能聊备一说了。因为王文度当时两个主张，听起来似乎也有一定道理。
关于结阵，他认为是：“贼虽走，军死伤者众。今当结辎重阵间，被甲而趋，贼来即战，是谓万全。”（《新唐书》）关于杀讲降，他认为是：““此属伺我旋师，还复为贼，不如尽杀之，取其资财。”（《资治通鉴》）对战局的理解不同，顶多跟智商有关，不大像有那么深的阴谋。
此战没获完胜，第二年接着来，高宗授苏定方为伊丽道行军总管，率领万余唐兵和回纥兵，自北道再征西突厥阿史那贺鲁。
苏定方，名烈，字定方，是冀州武邑(在今河北南部)人。其父苏邕，在隋末大乱中聚乡里数千人，保土讨“贼”。那时苏定方才十五岁，即随父作战，史载他“骁悍多力，胆气绝伦”。父死，代领其众，后降窦建德，为建德大将高雅贤养子，从窦建德、刘黑闼攻城克邑，累建战功。刘黑闼败后，苏定方隐居乡里。贞观初，在别人说服下，离乡效力于唐廷，为匡道府折冲都尉。贞观四年(630)，随李靖征东突厥并任先锋，就是打得颉利可汗狂逃的那一仗。
当了两次先锋，能打不能打已经得到检验，因此，高宗这次放手让这个已届老龄的新秀当了一路大军的统帅。
显庆二年（657年）十二月，他率军至金山(今阿尔泰山)以北，先击木昆部，一举破之。大军到了曳咥河（今额尔其斯河上游），沙钵罗可汗率军十万，倾国而来。沿河西列阵长十里。
这将是一场预期中的大决战。古代打仗，在原野列阵，两军阵势一目了然，更容易激发男子汉的豪情。好一个勇将苏定方，自任前驱，仅率精兵万人出战。沙钵罗可汗见唐军人少，便挥军而上，企图把唐步兵“包饺子”。
苏定方要的就是这个，他命步兵持矛环据南原，矛尖向外，密如刺猬，遇敌不得擅动；自己则率骑兵列阵于北原待机。西突厥军三冲南原，仍动摇不了唐的步兵阵。苏定方见敌气馁，立率骑兵反击，一以当十，跃马飞驰。西突厥军挡不住，大溃。苏定方急追三十里，斩获数万人，至晚方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