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日晨接着追，西突厥军哪里还跑得动，纷纷来降，可笑沙钵罗可汗比颉利可汗强点不多，仅剩数百骑西逃。
苏定方乘胜追击，所过之处诸部落莫不归附，追至伊丽河（今新疆伊犁河）西的邪罗斯川，天降大雪，平地积雪二尺。诸将请求暂时休息等候天晴，苏定方说服部众一定要追穷寇，于是昼夜兼程继续追歼，在双河与南路唐军会师，又长驱二百里，直抵沙钵罗可汗牙帐。
这里是沙钵罗可汗的根据地，其部众正在忙着打猎补充食物，毫无防备。苏定方纵兵进击，一举斩获数万人。贺鲁父子逃脱，苏定方“遣副将萧嗣业追捕之，至石国（今苏联塔什干一带），贺鲁被当地人执送唐军。
这个可汗战俘，后被带回长安，免死封官，不久病死在长安。雄踞中亚的西突厥就此灭亡!
苏定方值此战时，已是65岁的老将军了。战后，因功拜左骁卫大将军、刑国公。
这是收获的季。唐西部疆土这面旗帜，比前代更加辉煌夺目！旗角所及的地方，是赫赫有名的古国——波斯、天竺、吐火罗。
当我们今天的读者，看到这个辽阔、陌生、遒劲的旗帜形状时，胸中不能不涌起浩叹——
唐之盛，首在武功。国之盛，惟有军威！
为了有效地管辖这片国土，高宗、武后下令，在西突厥故地天山北路，置“北庭都护府”。下辖二州、昆凌、蒙池二都护，及二十三个都督府。
太宗时期设置的安西都护府则西移至龟兹，对西突厥旧部分而治之，切断他们与原臣属诸部的关系。诸部归属州府，各给印信，开始对其行使统治权。
唐在西域平定后，又遣使分往康国（今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汗）、吐火罗（今阿富汗北）等国，访其风俗、物产、历史，绘制成图，由史官撰成《西域图志》六十卷。后在龙朔元年（661年），又在天山南路（于阗以西、波斯以东）分置十六个都督府，及八十州、一百一十县、一百二十六军府，均隶属于安西都护府。
这就是鼎盛时期的大唐。太宗的梦想和太宗没有梦想到的，都在高宗、武后时代奇迹般地实现了。
“男儿本自重横行，天子非常赐颜色。”（高适《燕行歌》）
那是一个继承了太宗之风的蒸蒸日上的时代，连记述那时的史籍文字也都具有神奇的色彩。在上者胸怀阔大，所图也就大气磅礴；在上者知人善任，虏骑自然会闻之胆慑。
大国之魂，魂兮在此!
这里要重点说说高丽。这个辽东的蕞尔小国，面积与人口仅相当于隋唐的一个郡，却让大隋垮了台，让大唐的太宗碰了壁。
真是块够厉害的石头！
这个高丽（亦称高句丽），并不是有的人以为的那样，就是古代朝鲜国家。朝鲜是朝鲜，高句丽是高句丽。朝鲜，据传为殷商之末的箕子所缔造，其历史源远流长，与中土的关系也相当紧密。隋唐时，朝鲜分裂为百济和新罗两国。
而高丽与朝鲜并非同源，高丽是辽东的一个部族。关于它的记载，最早见于先秦古籍《逸周书•五会篇》，曰：“北方台正东高夷。” 后孔颖达疏注：“高夷，东北夷高句丽。”西汉时，高丽兴起于浑江和鸭绿江一带，其势渐强后，疆土达于现今中国东北的南部和朝鲜半岛北部，将百济、新罗挤压到现朝鲜半岛的最南端。
草民我年轻时，有幸到过吉林省的集安县（现为集安市）。在清幽的山城中，曾亲见高丽王陵（俗称“将军坟）。高丽雄距东亚700年，遗迹甚多，有城垣，有著名的“好太王碑”，据说在集安的群山中有高丽墓葬近万座。
我当时曾进入将军坟的墓室内看过。此为高丽第二十代王“长寿王”的陵寝，外观完全是一个小型金字塔。室内有壁画，色彩鲜艳，风格飘逸。据介绍，画的是左青龙右白虎、南朱雀北玄武的格局，还有莲花白鹿、伏羲女娲等，造型很独特，但总体也是汉文化一脉。
就在高句丽灭亡200多年后，也就是唐亡之后的后梁贞明四年（918年），三韩人王建在朝鲜半岛建立高丽王朝。这个新的朝鲜国家袭用了“高丽”之名，却与隋唐时期的高丽（高句丽）毫无关系。
山高水丽，属我中华！
隋炀帝就是栽在这个高丽国的手里。
隋大业七年（公元611年），隋炀帝杨广发布《征高丽诏》，从全国各地征兵百万余人，先后三次征讨。但是远征军士气低落、后勤补给困难、指挥严重失误。每次征讨，不是惨败，就是无功而返。结果国家元气大伤，百姓不堪其苦。
几乎就在初次发兵的同时，山东邹平人王薄在长白山(今山东章丘境内)聚众起义，作《无向辽东浪死歌》，随即天下响应，遍地揭竿而起！
本来有可能开千秋伟业的大隋，就这样被蕞尔小国高丽闹的，最终成了个短命王朝。
那么，隋炀帝为什么要打这个高丽呢？
此时的高丽国主世袭爵辽东郡公，名义上受中土羁靡，而实际是辽东的霸主。
隋文帝的时候，隋与高丽的关系总体还不错，但是高丽老在辽东和朝鲜半岛的几个国家之间打打拉拉，严重破坏辽东一带的“国际秩序”，而其一旦坐大以后，势必影响隋朝本土的安全。隋文帝生前觉得征高丽时机不成熟，就没怎么动它，还封了高丽国主为王。
但是到了隋炀帝就不同了，这位先生本人的自我感觉太好了，“慨然慕秦皇、汉武之事”（《隋书》），要亲自来完成灭高丽的千秋大业了。
（为了表述更准确一些，现在修改一下前文，再发一次。）
这里要重点说说高丽。这个辽东的蕞尔小国，面积与人口仅相当于隋唐的一个郡，却让大隋垮了台，让大唐的太宗碰了壁。
真是块够厉害的石头！
这个高丽（亦称高句丽），并不是有的人以为的那样，就是古代朝鲜国家。朝鲜是朝鲜，高句丽是高句丽。朝鲜，据传为殷商之末的箕子所缔造，其历史源远流长，与中土的关系也相当紧密。
“箕氏朝鲜”之后为“卫满朝鲜”，都王险城(今朝鲜平壤),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汉武帝灭卫满朝鲜，改为直属行政区，设置乐浪、玄菟、真番、临屯4个郡，史称“汉四郡”。其时，半岛南部另有三个部落。即马韩、辰韩、弁韩三支,史称“三韩”.其名始见于《三国志·魏志》。
三韩族源现无定论,后马韩发展为百济,辰韩发展为新罗,弁韩后分别并入百济、新罗。
而高丽与朝鲜并非同源，高丽是辽东的一个部族。关于它的记载，最早见于先秦古籍《逸周书*五会篇》，曰：“北方台正东高夷。” 孔颖达疏注：“高夷，东北夷高句丽。”西汉时，高丽兴起于浑江和鸭绿江一带，其势渐强后，疆土达于现今中国东北的南部和朝鲜半岛北部，将百济、新罗挤压到现朝鲜半岛的最南端。
草民我年轻时，有幸到过吉林省的集安县（现为集安市），此地曾是高丽的都城之一“国内城”。在清幽的山城中，曾亲见高丽王陵（俗称“将军坟）。高丽雄距东亚700年，遗迹甚多，有城垣，有著名的“好太王碑”，据说在集安的群山中有高丽墓葬近万座。
我当时曾进入将军坟的墓室内看过。此为高丽第二十代王“长寿王”的陵寝，外观完全是一个小型金字塔。室内有壁画，色彩鲜艳，风格飘逸。据介绍，画的是左青龙右白虎、南朱雀北玄武的格局，还有莲花白鹿、伏羲女娲等，造型很独特，但总体也是汉文化一脉。
就在高句丽灭亡200多年后，也就是唐亡之后的后梁贞明四年（918年），三韩人王建在朝鲜半岛建立高丽王朝。这个新的朝鲜国家袭用了“高丽”之名，却与隋唐时期的高丽（高句丽）毫无承继关系。
山高水丽，属我中华！
隋炀帝就是栽在这个高丽国的手里。
隋大业七年（公元611年），隋炀帝杨广发布《征高丽诏》，从全国各地征兵百万余人，先后三次征讨。但是远征军士气低落、后勤补给困难、指挥严重失误。每次征讨，不是惨败，就是无功而返。结果国家元气大伤，百姓不堪其苦。
几乎就在初次发兵的同时，山东邹平人王薄在长白山(今山东章丘境内)聚众起义，作《无向辽东浪死歌》，随即天下响应，遍地揭竿而起！
本来有可能开千秋伟业的大隋，就这样被蕞尔小国高丽闹的，最终成了个短命王朝。
那么，隋炀帝为什么要打这个高丽呢？
此时的高丽国主世袭爵辽东郡公，名义上受中土羁靡，而实际是辽东的霸主。
隋文帝的时候，隋与高丽的关系总体还不错，但是高丽老在辽东和朝鲜半岛的几个国家之间打打拉拉，严重破坏辽东一带的“国际秩序”，而其一旦坐大以后，势必影响隋朝本土的安全。隋文帝生前觉得征高丽时机不成熟，就没怎么动它，还封了高丽国主为王。
但是到了隋炀帝就不同了，这位先生本人的自我感觉太好了，“慨然慕秦皇、汉武之事”（《隋书》），要亲自来完成灭高丽的千秋大业了。
历史狠狠捉弄了隋炀帝，“征高丽”不仅成了笑柄，还成了恶梦和送终曲。
但是被捉弄的不止他一个。还有一个比他经验足、比他城府深的“百战老人”，也被捉弄了一把，这便是唐太宗。
那么，唐太宗是如何想起来要征高丽呢？
那是因为——无论隋炀帝还是唐太宗，都有一个很固执的想法，就是：高丽现在的地盘本是汉朝的“四郡地”，这小国是占据了“我中国郡县”。我不计较就罢了，居然你还不大恭顺，所以要讨伐。
于是关于如何收复辽东故土的事，就此列入了太宗与臣下的议事日程。
隋的前车之辙，太宗心里当然有数：前后发兵百万，像武装大游行似地去打高丽，哪有成功的道理，拖也把自己拖垮了！他认为，只须“发卒数万”，且水陆两路合击，则取之不难。
然而，这是犯了主观主义错误，仍然把形势估计轻了，埋下了失败的伏笔。
贞观十六年（642年），高丽内乱。其东部大人（酋长）泉盖苏文，弑国王高建武及诸部大臣百余人，立高藏为王，自封“莫离支”（相当于吏部兼兵部尚书）。
此人本姓渊，唐人为避高祖李渊讳而写作“泉”，盖苏文是他的名。他也是入了《隋唐演义》的人物，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因广播评书流行，几乎家喻户晓。他名字里的“盖”，不知说书人为何要念成“葛”。
泉盖苏文大概信奉法家思想，专横残暴，以严刑立威。高丽“国人皆苦之”。
属国的大臣杀了国王，又实行暴政，上国当然有义务来管一管，这就为唐太宗征高丽提供了一个理由。
这时半岛上三国之一的新罗，与唐的关系很好。贞观十七年(643年)九月，新罗向唐朝求救，说百济夺了新罗四十余城，还与高丽连兵，阻断了新罗赴唐的朝贡通道。
问题似乎越来越严重了，太宗就派使臣前去警告高丽。
贞观十八年(644年)正月，正当唐使臣抵达平壤时，高丽又出兵拿下了新罗两城。唐使劝其退兵，盖苏文根本不听。使臣回来一汇报，太宗当然恼了，决定发兵讨之，并且要亲征。
褚遂良对此持反对意见，劝太宗不必亲往，太宗不听。
这次出征是比较奇怪。以前对外作战，太宗都是派将领率军，这次却要执意亲征。据范文澜先生分析说，做出这个决定，一是为了打破隋以来军民对高丽的恐惧；二是太宗自以为有必胜的把握，想玩玩战争的游戏。
我认为，两条都很有可能。第一条，隋三次征高丽失败，高丽将隋军阵亡将士的尸骨筑成了一座京观（为炫耀武功，收集敌人尸首，封土而成高冢），这确实是够恐怖的。太宗即位后，在贞观五年（631年）就派人进入高丽，毁掉了这个京观，将前朝将士的尸骨收殓安葬。他很清楚，唐军民不可能没有恐惧心理。第二条，太宗在征高丽的战争中，有些决策和举动太过浪漫化，实在是太像搞一次军事演习了。
这次动员，唐朝共征发了十六道的兵员，总计十万人。贞观十八年（644年）十一月，太宗以刑部尚书张亮为平壤道行军大总管，率江南、淮河、岭南、三峡兵四万，又在长安、洛阳募士三千名（即志愿兵），乘三百艘战舰出征。这一路是从水路出发，从莱州（今山东掖县城）渡海，直趋高丽都城平壤。
另一路是陆路，以太子詹事、左卫率李勣、江夏郡王李道宗为辽东道正副行军大总管，率领步骑兵共六万，还有兰、河二州（河州在今甘肃和政西北）的一批“降胡”，直趋辽东（今辽宁省辽阳市）。两支大军“合势并进”。
出师前，太宗诏告天下，特别列举了此次征高丽的五条必胜缘由：“一曰以大击小，二曰以顺讨逆，三曰以治乘乱，四曰以逸待劳，五曰以悦当怨，何忧不克！”
这话是用来激励军民士气的，可是人们战后再来看，滋味就很不同了。
征高丽的诏令一下，立刻有数以千计没被征发、但自愿私人购置装备从军的志愿者，要求从军，且声称：“不求县官勋赏，惟愿效死辽东！”这期间，更有百姓给新生儿取名“平辽”的，形成时髦。民间复仇情绪顿然高涨。
贞观十八年(644年)十二月二日，太宗发出总进攻令。下诏水陆诸军及新罗、百济、奚、契丹等分道进击高丽。贞观十九年（645年）二月十二日，太宗亲统六军（中央禁军）从洛阳北上，三月十九日，抵达定州（今河北定县），留太子在此监国，令房玄龄与高士廉、刘泊、马周等辅政。三月二十四日，太宗率部离定州，踏上征程。
此行何去？
健儿只道复辽东！
这是一场实力不均等的战争，开始时几乎没有任何悬念。唐两路大军均有战果，李勣和李道宗一路，顺利攻陷了盖牟城。张亮所率水上一路也不错，渡海袭击卑沙城。前锋程名振引兵深夜抵达城下，获罪后重新被起用的副总管王文度身先士卒，率兵冒死登城，一举拿下该城。
五月初，李勣和道宗率前锋四千余骑抵达辽东城下。盖苏文急派步骑 4 万人前来援助守军，但被唐军击溃。
五月十日，唐太宗亲率六军渡过辽水，渡后太宗下令毁去桥梁，以示此行定当背水一战。而后先行一步，自领数百骑飞驰至辽东城下督师。
辽东城，可说是一座铁打的城，隋炀帝三征高丽，都止步于此。
但太宗不是隋炀帝，他自有激励将士的一套。唐军在攻城前负土填堑, 太宗也参加到背土行列中，随从官员不好意思闲着，也连忙一起动手。数日后，城下沟堑被填满，唐军即发起总攻，以抛车攻甩出 300余斤的巨石，所击打之处无不摧毁。如此连续攻城 20多天，昼夜不息。
唐太宗亲率六军助威，击鼓声、喊杀声震天撼地。辽东城内外开了锅一般！
五月十七日，唐军趁南风起时火弩齐射，点燃了西南城楼，士卒趁势奋勇登上城墙，杀入城内。
铁打的辽东城就这样被凶猛的唐军生生地砸开了！
此后唐军又迫降白岩城。
六月十一日，太宗率军从白岩出发，兵锋直指平壤的最后一道屏障——安市城。二十日大军到达安市城北，连气也没喘一口就开始攻城。次日，盖苏文派遣高延寿和高惠贞率兵15 万赶来援救。
据有人分析，抵达安市城的这一路唐军顶多有5万人，除去维持后勤保障线和继续围困安市的军队，能迎战高丽援军的兵力大概有3万人。
一对五，形势陡然严峻！
然而，看见敌兵源源开来，太宗不但不慌，反而高兴得亲自上阵指挥。就连唐军的普通士卒对战场形势也都极为乐观，“闻高丽至，皆拔刀结旆（飘带），喜形于色”。
这不光是意志的问题，而是太宗料定高丽援军仗着人多，一定会跟唐军展开野战。那就正好闯到虎口中来了！
唐史上这场著名的“驻骅山大战”，眼看一触即发！
江夏王李道宗此时提出建议，他认为，高丽倾全国之力来救安市，都城平壤守备必弱，因此请拨精兵五千，直趋平壤，一举拿下。若如此，来的这15万援军也必不战自溃。如果太宗采纳了这一建议，此次征高丽的战略意图就可以完全实现。可惜，可能是出于谨慎，也可能是太想亲自指挥打一个漂亮仗了，太宗没有答应。
为诱敌深入，太宗先命将领率突厥兵千余人挑战。刚一接战，唐军即假作不支，纷纷后撤。高丽兵都以为唐军软弱，竞相追击，直进至安市城东 8 里的六山（今辽宁海城东南），依山结阵，绵亘 40 余里。
太宗登山察看了形势，穗亲自做部署，令李勣率步骑一部在西岭布阵，诱敌出击；长孙无忌率精兵万余，埋伏于山北狭谷之中，待发起攻击时，从敌后冲出；自己亲率步骑四千，携带鼓角旗帜，潜伏于高丽兵营之北的高峰之上。约定明日开战，三支队伍闻鼓角一起出击！
部署完毕，太宗又命人搭起受降帐幕，说：“明日午时，纳降虏于此矣！”
六月二十二日，总攻开始，各路唐军鼓噪而进，将高延寿人马围在了在核心。高丽军猝不及防，一片混乱。
就在这时间，天色忽变，阴云密布，有耀眼闪电连番劈下，状极奇丽。但见战场上，一员白袍唐将跃马而出，手持方天戟，腰挎两张弓，大呼陷阵，所向无敌。高丽军惊恐万状，皆披靡而逃。唐军气盛，三路齐发，越战越勇，将高丽军击溃，斩首两万余级。
这个有如天神下凡的白袍将军，就是在《隋唐演义》里大名鼎鼎的的薛仁贵。薛仁贵名礼，字仁贵，是绛州龙门（令山西河津）人。他自幼贫寒，习文练武，有膂力，以务农为生。这次征辽，他到将军张士贵门下应募，被收为部属，是为著名的“白衣从军”。
在两军对垒中，他服装奇异，胆魄过人，真是大大出了一把风头，可以说是唐朝的一场超级男子秀！
在山上观战的太宗果然注意到了这个奇人，大为赞赏，战后论功，授游击将军、云泉府果毅，职守皇宫玄武门（北门）。及征高丽还军后，唐太宗还特对薛仁贵说：“朕旧将皆老，欲擢骁勇付之外事，莫如卿者。朕不喜得辽东，喜得虎将。”又加封薛仁贵右领军郎将。由此薛仁贵骤然崛起，成为初唐将领中的一员新秀。
大战方歇后，高延寿、高惠贞率残兵败退至山上，依山自保。但又被唐军团团围住，欲归无路，只得请降。
太宗按辔徐行，查看高丽营垒，对侍臣说：“高丽倾国而来，存亡所系，一麾而败，天佑我也！”随后下马再拜以谢天。
降将高延寿等膝行而前，拜伏请命。太宗面有得色，傲然问道：“后敢与天子战乎？”
这也是一代雄主的千古名言了！
太宗从俘虏中挑选褥萨以下酋长 3500 人，授以军职，迁居内地。其余兵士全部释放，让他们回平壤去。只有靺鞨兵3300人因冲撞了“圣驾”，被全部坑杀。获释的高丽兵士皆举手顿地欢呼雀跃。
经此一战，高丽举国震惊，后黄城（今辽宁沈阳南）和银城（今辽宁铁岭南）守军全都自行逃遁，数百里内无复人烟。
此战后，太宗改所驻扎的六山为“驻跸山”，令人制作了《破阵图》，又让中书侍郎许敬宗写好纪念文章，勒石以纪功。授高延寿鸿胪卿、高惠真司农卿。
收拾了高丽援军，转过头来该收拾安市城了。安市城（今辽宁海城）不仅城池高峻，且守城的名将杨万春也是个奇人。当年盖苏文篡权作乱的时候，独有杨万春不服。盖苏文派兵攻伐，却怎么也打不下来这座城，只好默认杨万春在安市城的权力。
太宗知道安市很难攻，杨万春也绝不会出城与唐军野战，于是提议：舍安市而西攻建安。因为此时张亮率领的水军正在围攻建安城，拿下了建安，安市就成了一座敌后孤城，困也把它困死了。
但李勣不同意，认为西攻建安，唐军离后勤补给基地辽东城的距离就太远了，如果安市的高丽兵冲出来截断唐军后路，情势必然危殆。他坚持要“先攻安市”。
当今有研究者认为，李勣之所以持有保守的观点，是因为皇帝御驾亲征，万一出了危险谁也担戴不起，所以宁肯用笨办法。大军统帅是这样一个意见，太宗也就不再坚持了，先一步一步地啃吧。
八月十日，唐军切断了安市与建安的联系，开始攻城。城内高丽守军士气高昂，死守不弃，且每次看见太宗的旌旗、麾盖，必登城鼓噪，弓矢乱发。
太宗何曾受过如此的羞辱，勃然大怒。李勣便请求，于克城之日，将城中男子尽诛以泄愤。这消息不知怎的传入了城中，守军益愤，人皆死战。
百战百胜的唐军这次却无论如何也啃不下这块骨头了。
高丽降将高延寿见此情形，献策道：可移兵进攻乌骨城（今辽宁凤城以南），乌骨守军薄弱，大军可朝至而夕克。然后麾军南下，平壤即唾手可得。群臣诸将基本附和这一意见，但长孙无忌出于谨慎却极力谏止，他也是怕扔下安市将来会腹背受敌。
这次唐军若绕开安市，动作快一点，平壤估计就得自己先乱了营，不战而下也未可知。但是天子督师，唐诸臣众将谁都有一份无形的心理压力，就怕出危险。结果几次良机都这样被错过。
当日午后，安市城中忽然传出猪叫鸡鸣声。众人不解，太宗却料定高丽军今晚可能可能会来袭营，这是在杀鸡宰猪犒劳敢死队。于是唐军做了充分的备。夜半，果然有高丽兵数百人缒城而下，太宗一见，跃马驰至城下，麾军急击。高丽兵死数十人，其余的只得退回城中。
第二天，太宗又令江夏王李道宗发动士兵在城南筑土山，以逼近城内，作为发射点。城内守军也加高城上的建筑，双方较上了劲。如此，唐军筑山昼夜不息，先后历时 60 多天，用工50多万人次，山顶距城已不远，而且居高临下。李道宗派果毅（官职名）傅伏爱领兵驻扎在土山顶上，以防敌人袭击。
谁也没想到的是，由于土山太高，屯兵过多，结果突然塌下，压倒了城墙一角！
这是征高丽一役中，最为惊心动魄的一刻。太宗的梦想，就断送在了这一刻。
本来这是唐军突入城内的绝佳时机。但是唐将傅伏爱擅离职守，土山附近的唐军群龙无首。高丽守军数百人反而从城缺处杀出，占据了土山，在四周挖堑壕而守之，唐军竟无可奈何。
太宗大怒，将傅伏爱斩首示众，下令一定要夺回土山。然而连攻三天，寸土未得。
李道宗犯了大错误，吓坏了，赤脚走到太宗旗下请罪。太宗以其破盖牟和辽东之功，特予赦免。但也有人说，失职的应该是李道宗，他没有做好防备城内守军反突击的部署。而傅伏爱当时已经尽了力量率兵抵挡，只是因为土山上唐兵太少而未果。
战事就这么成了胶着状。一路破城而来的唐军，此时受阻于安市，如出峡之水渐渐失了冲击的势头。时间拖了快一个半月，进入了九月。辽东寒霜早降，草枯水冻，严冬将至，已不适于长期作战。加之唐军的军粮将尽，人马也难以久留。
在万般无奈之下，太宗遂于九月十九日做出此行最英明的一个决定：班师。
这场轰轰烈烈的征高丽之战，从三月自定州出发，至此，历时已半年有余。
端的是，辉煌序幕——眩目高潮——黯然收场。
回师前，太宗考虑到安市守将杨万春抵抗得也很不容易，特赐绸缎百匹以示嘉许。而杨万春则登城拜谢，遥送唐军返乡。
这又是：庄严的开头——滑稽的结尾！
归途上，霜色千里，满目苍凉，不知疲惫的唐军将士们有何感想——
这一仗，究竟是打胜了还是打败了？
清点战果，这次东征，唐军共攻克玄菟、横山、盖牟、磨米、辽东、白岩、卑沙、麦谷、银山、后黄等10 城，迁徙辽、盖、岩三州（即攻克辽东、盖牟、白岩后新置州郡）居民 7 万人入内地。在几次战役中，共斩首 4 万余级，俘敌10万人（都发给口粮打发回家了）。又获牛马各5万以及大量粮食。
而唐军自身战死仅近2000人，堪称奇迹。只是战马损失较多，大概死了十之七八。在撤军途中又不幸遭遇暴风雨，“士卒沾湿多死者”，具体损失是多少，未计。
史载，太宗征高丽不如意，深悔之，叹曰：“若魏徵在，不使我有此举也！”
关于这个战例的成败得失，千年来可谓议论不休，而且于今为烈。这里稍作分析。
这次出征，显然没有达到预期的战争目标，那么失误到底有哪些？
第一当然是轻敌。隋炀帝倾全国之力征伐高丽，劳民伤财，固然不对，但唐太宗则走到了另一个极端——派兵太少。陆路大军为进攻主力，却仅有6万，一路留下来维持后勤保障线和守卫所占城池的，占去约1万。唐的大国军队优势，在具体战场上则变成了兵力上的弱势。以至于在安市一战中，两次都不敢下决心绕城而过。
第二是水陆两军未能进行有效的战略配合，且水军战果太少，仅攻下一座卑沙城（亦在今辽宁海城），此后便“耀兵于鸭渌水”，建安城也没能拿下。对敌构不成实际威胁，无助于主力突进。
第三是一线大将用人不当。因太宗怜惜名将李靖年纪太大，没有叫他随行，唐军少了一员猛将。据说，李靖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全能将军”，适应各种类型的战争。唐军长于野战，但在攻坚战上略逊一筹，而进入高丽后，最大的问题就是攻坚战。至于水军的那个总管、刑部尚书张亮，据说基本就是个胆小如鼠的废物。
第四是皇帝押阵反而导致束手束脚。太宗本人在历次战事中，一向敢于行险，但这次他并不是实际统帅，还带了整个“智囊班子”去，结果造成了决策犹豫。文臣武将都有怕担风险的顾虑，不敢出奇兵直袭平壤，只能以己之短（兵少路远），攻其所长（城坚地险），最终为坚城与气候所阻，未能实现战争目标。
但是也有论者认为，战争取得了相当的成果。首先，这是自三国毋丘俭攻破高丽屠王城以来上百年间，中土第一次真正战胜高丽，且收复了在南北朝时期被高丽夺走的许多辽东土地；其次是使高丽在战后无力再袭扰新罗，这就已经达到了惩罚战争的目的。
唐太宗可没有这么达观，估计他的看法就是没胜，第二年还想征高丽，被朝议劝阻，改为由牛进达、李勣等人率军渡海袭扰。
又过了一年，贞观二十二年（648年），唐太宗还不死心，想趁高丽连年受灾、国力困弊，在明年发30万大军灭掉高丽，而且已经下令剑南道伐木造大船了。但是到了次年，太宗病逝，这个计划便搁置了起来。
不过，要出兵30万征高丽，这个想法已是在步隋炀帝的后尘了。两代雄主，都要不计一切后果攻灭一个东边的小国，看来这个小国，也确实够让人头疼的！
太宗未竟的东征事业，从显庆年间起，由高宗和武后接过来发扬光大了。高宗在贞观末年征高丽之役时，曾经监国，管过内外大事；武则天那时是宫中才人，也用心揣摩过太宗的谋略；两人对征高丽失利的印象肯定十分深刻。
如何才能彻底征服高丽，他们做过周密的研究，这在以后唐军战略的改变上可以看得出来。
永徽六年（655年）,休整了10年后的高丽、百济气焰复张，又联手压迫新罗，接连攻下新罗33座城。新罗上表向高宗求救。
老戏又重演了。高丽、百济违规，太宗在时也没怎么样，太宗不在了，他们更有何惧？
一开始，高宗并不想大动干戈，只是用了围魏救赵之计，派程名振、苏定方、薛仁贵等率军1万往击辽东,。唐军渡过辽水后，“高丽见其兵少，开门渡贵端水逆战”。唐军“大破之，杀获千馀人，焚其外郭及村落而还”。这只是小规模的牵制性战役，打击力度不大，所以高丽并没被吓住。
显庆三年（658年）和显庆四年（659年），唐又两次出兵辽东，斩获颇丰。连续几次的军事行动，虽然牵制了高丽的兵力，减轻了新罗的压力，但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显庆四年末，百济又攻陷新罗的独山、桐岑二城，新罗王金春秋向唐廷连连告急。
半岛形势恶化到如此地步，引起高宗与武后的高度关注。 此前，唐朝用兵重点一直在西域方面，现在西域稍定，可以聚精会神来认真对付高丽、百济了。
高宗和武后早就意识到，仅从辽东方面出兵牵制高丽，远水解不了近渴。小打一下可以，打打又会陷入炀帝和太宗深陷过的泥潭。
怎么办才好？
要拯救新罗，从陆路进攻不能考虑了，只有渡海作战才能避开高丽的地利优势。而且渡海支援新罗，可以先打击百济。新罗的地理位置是在半岛的东边，而朝向渤海湾的这边，恰恰是百济的领土。其时，大将刘仁轨建议说：“欲吞灭高丽，必先诛百济，留兵镇守，制其心腹。”
这是在朝鲜半岛作战制胜的不二法门，甚至迄今仍然有效。从陆路由北向南推，后勤将越来越匮乏，攻击势头也会越来越弱。而登陆沿海，中心开花，对方就很容易呈瓦解之势。
高宗和武后对这个建议极为赞赏，立即接纳，调整了针对半岛的战略方针。确定：先派兵渡海，与新罗联手打击百济，渡海远征军在半岛取得立足点后，再与辽东方面的唐军南北夹击高丽。
显庆四年（659年），朝廷遣薛仁贵、梁建方、契苾何力等，与高丽军激战于横山(今辽宁辽阳附近华表山)。新秀薛仁贵仍是一马当先，冲入敌阵，箭无虚发，所射者无不应弦倒地。
接着，又与高丽军战于石城（今辽宁省辽阳县东北），遇一善射高丽将领，射杀唐军十余人，唐军无人敢当。薛仁贵见状大怒，单骑突入，直取敌将。该敌将被薛仁贵的神勇吓呆了，不及放箭，便被生擒。此战役唐军获全胜，预示着高宗时代对高丽战争的兆头很不错。
显庆五年（660年）三月,百济又攻新罗，高宗与武后开始实施新的战略，任命老将苏定方为神丘道行军大总管，统帅精锐水陆军13万渡海，进行登陆作战。又委任新罗王金春秋为嵎夷道行军总管，率新罗军夹击百济。
这是一套非常完整的战略构想:唐水陆大军船队从成山(今烟台)出发，横渡黄海，在半岛登陆后直捣百济都城泗比。新罗武烈王则亲率5万新罗军，从陆路由东向西夹击泗比城。
这次唐军有兵力上的绝对优势，首选打击点是敌方的软腹部，在另一战线又有助攻的生力军。这个新战略把太宗征高丽时的弱点完全避开了。这就是高宗与武后在战略思想上的高明之处。
八月，苏定方的远征军船队从城山(今山东荣城)启航，至熊津江口(今韩国锦江)。百济军据熊津江口以拒。唐军先锋抢滩登陆，上山结阵，与百济守军展开激战。后续唐军船队正逢涨潮，源源开到，一时扬帆盖海，无比壮观。百济军根本抵挡不住，迅即被击溃，死伤数千。唐军顺利攻下了熊津江口，取得了稳固的立足点。
但是从陆路助攻的新罗军，进展却不大顺利，遭遇百济名将阶伯所率的五千死士殊死抵抗，最后勉强惨胜。
老将苏定方一向是个穷追猛打的高手，唐军水陆大军刚一站稳，就齐头并进，沿江而上，直抵百济都城泗比城外二十里。百济这时是到了生死存亡关头，倾国来战，但已无济于事了。唐军再次大破百济军，斩首万余，又穷追残敌直抵泗比城下。
百济亡国己成定局了！
百济义慈王与太子隆仓皇出逃，次子泰自立为王，试图守城，但义慈王嫡孙文思认为这是找死，便率众跳下城墙投降，百姓也纷纷跟随。泰制止不了，只好竖起降旗。不久义慈王与太子隆也一起来降。百济宣告灭亡。
从唐军出征，到此刻，还没出一个月。
百济亡后，下一个目标就是高丽。苏定方率唐军主力约10万，分道北上进击。大将刘仁愿留守百济都城泗比城，王文度留守熊津江口。唐廷还在百济故地设立了熊津等5个都督府,委派当地的酋长分任都督、刺史。
第二年是龙溯元年（661年），征高丽的大业让高宗心情激动，想效法父亲，也御驾亲征一把。他从陆路派出增援军直奔鸭绿江，并下诏表示要亲率六军跟进。但这一想法，被武则天极力劝止。——太宗的教训，难道还不深刻么？现在的问题是，境外的作战宜速不宜迟。
高宗接受了意见，遂下令诸路军速攻高丽。
其时百济虽亡，但各地的地方势力和守备军并未受到打击。亡国一个月后，百济各地就掀起了抵抗运动，蔓延全境。刘仁愿兵少力单，竟被困于泗比城。熊津江口方面，王文度一到任后就死了，部众无人管带。
半岛南端的局势又麻烦了。北面，苏定方的主力现在已与高丽军接上了火，不可能回师南下解救。情势紧急，高宗乃派刘仁轨率领援军渡海，又令新罗军迅速西进，协助唐军解泗比之围。
十月下旬，唐援军赶到，汇合王文度的部众和新罗军，大败百济叛众，成功地解了泗比之围。两位刘将军会了师，经过商议，他们一致认为津江口是进退要地，便退守于此，等候高丽战场上的消息。龙溯元年二月，百济将军武王的儿子鬼室福信，又率数万乱军扑来，但再次被唐新联军击败。
我们再来看正面战场。龙溯元年（661年）四月,唐军44000人以水陆两路再向高丽进攻，连战皆捷。七月，唐军进抵平壤城下。但唐军的攻坚能力似乎并没有多大提高，围住平壤后久攻不下。
再看从北面陆路增援的任雅相一部，则在鸭绿江受阻。后来，契苾何力带领另一支援军赶到，两军汇合，大败盖苏文之子泉男生率领的数万高丽军。可是不久，任雅相却在军中病死。高宗见陆路增援不是十分顺利，为防不测，就让契苾何力赶快撤军。
而平壤已成了吞不下的鸡肋，高宗便于次年二月，命苏定方撤围退兵。这次征高丽的行动就此告一段落。
高宗审时度势，不死要面子，打得不顺手就撤，这是对的。但这样一来，留在百济故地的刘仁轨、刘仁愿一军就处于险境了。
可是，谁也没想到，恰恰是这一支孤军，在百济创造了一个大大的奇迹！
而且两位唐将中的刘仁轨，年已六旬，原职务为刺史，这次来百济是他第一次带兵！
唐高宗诏令刘仁轨便宜行事，或留镇新罗，或乘船撤回。但刘仁轨心中自有主张。此时北线唐军已撤，百济余部满心以为南线唐军早晚也要走，防备上也就疏忽了。刘仁轨的意见是，要灭高丽，必先彻底灭掉百济，如果放弃熊津府回国，则百济马上就会死灰复燃。那么，不仅此次出兵前功尽弃，以后也再难得有这样的机会了，所以他不想走。
这个意见得到高宗的认可之后，刘仁轨趁百济余部不备，突然出击，先后攻克了支罗城及伊城、大山、沙井等地，又与新罗联兵攻克了险要之地真岘城，一举打通了通往新罗的粮道，保证了唐军的补给，牢牢站稳了脚跟。
百济再也无力进攻唐军，九月，便派了使者赴日本请援。龙溯三年（663年）三月，日本天智天皇出于转移国内矛盾的考虑，同时也性在半岛上插一脚，便派毛野君稚子、间人连大盖等大将率军27000人，渡海登上半岛支援百济，占领了新罗的沙鼻歧、奴江两城，切断了唐军与新罗军的联系。
五月，唐威卫将军孙仁师率7000人的援军登陆仁存，与刘仁轨、刘仁愿部合兵一处，唐军声势大振。新罗文武王(原太子金法敏也)率新罗军，再次攻入百济。
几路大军会师后，刘仁轨力主直取百济的屯兵之地周留城，诸将同意。由孙仁师、刘仁愿和文武王率步兵从陆路围攻周留城；由刘仁轨、杜爽率水军从水路经熊津江进入支流白江,封锁白江的出海口，切断周留城与海上的联系。
这边刚刚谋划好，日本又向百济派出了万余援军。如此，日军在百济的总兵力就达到了42000余人，实力已相当不小。
九月二十七日，两国水军在白江口狭路相逢，日军先向唐军发起了进攻。
这是历史上第一次中日大战。两军舰船数量相差悬殊，唐朝水军为7000余人，战船170艘；日本水军万余人，由6个大将统率，战船1000多艘。但唐朝国力强盛，经济发达，所造海船以形体高大、性能良好著称于世，因而唐军在战斗力上又远超过日军。
刘仁轨临敌毫不畏惧，指挥大唐水军沉着接战，进退有序，将日军舰队全部包围。
唐军以两艘战船为一组，远则以火箭攻击，近则以船头撞击，充分显示了先进军事力量的素质。而日军则是由各地豪族的私人武装拼凑起来的乌合之众，只凭着一股蛮勇与唐军纠缠。日军将领盲目自信，以为靠勇气就能战胜一切，“率日本乱伍中军之卒，进打大唐坚阵之军”(《日本书记》卷二十七《天命开别天皇》)，结果可想而知。
唐军与日军互发火箭攻击，唐军的大型战船占了便宜，一旦着火，可以及时扑灭。而日船规模不大，着火后很快就会烧及全船。同时火势也会在自己舰队中蔓延。就这样，日军舰船接连被焚毁，日军大将朴市田来津也被唐军乱箭射毙。
白江口激战共打了两天，连战四阵，日军大败，战艘近半被毁，士兵溺死者不计其数。史书上关于此战的记载也非常的传神：“仁轨遇倭兵于白江之口，四战皆捷。焚其舟四百艘。烟焰涨天，海水皆赤，贼众大溃。”
百济新立国王扶馀丰从火中逃出性命，驾舟逃去了高丽。败报传到周留城，城中的百济余众与日军只得开城投降。百济全境归顺，复兴之梦彻底破灭。
唐之国威，一战而成！
白江口海战获胜后，唐军很快占领百济全境，与新罗一道，形成对高丽的夹击态势。日本方面也如惊弓之鸟，天智天皇深恐唐军进攻日本本土，自次年开始，在国内耗费巨资修筑了4道防线，以备唐军。
这一战，对东亚格局也有着深远影响，日本在此后900年里再也不敢染指半岛。在此后不久，日本“遣唐使”的派遣进入高峰期，已开始的“大化改新”也越加深入，致力于建立完善的中央集权制度，向先进文化看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