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武则天在参政以后，还悄悄改变了大唐的高层运作机制。
太宗时期的中央政务，是“三权分立”，即中书省出旨、尚书省执行、门下省封驳（监督）。这样的设置，是怕权利过于集中会产生尾大不掉的权臣，分权后大臣互相制衡，会好一些。
这时候皇帝的权力并不大，更多的像是一个“虚君”，所有的表章到皇帝手中时，已经是宰相们审议过并有了意见的，皇帝只能批准或否决。如果是否决，也不是他老人家一票就算，而是要和宰相共同商议。皇权与相权并未截然分开。
武则天当权后，情况发生变化，宰相的裁决权无形中被取消，仅剩下汇总百官表章上奏的职权，裁决权归于皇帝。实际上是“百官表奏，皆委天后详决”，她不再允许宰相们分割皇权了。
这种变动，对中央集权制度的意义极为重大。它是否具有进步意义，不能以现在的民主观念来衡量，在大一统的皇权国家，面对纷繁事务、辽阔疆域，加强集权也许就是一种进步，不然这样的事不会一再在历史上发生。
著有《中国通史简编》的史学家范文澜先生，曾经将唐代三大君的执政风格做过比较，他说，太宗是“慎始慎终”，玄宗是有头无尾，而武则天是“权不下移”，乃为专断之主。
在政治体制上的另一重大举措，就是启用“北门学士”。
这件事的背景因素有两个，一是武则天在朝中的盟友不仅人数少，且已逐渐凋零，她需要有一批集团化的官僚作为自己的政治基础。二是中国皇权制度到了唐代趋于完善，政务开始细密化，尤其相权被削弱后，工作更多。武则天一个人承担不了繁重的章表批复，因此她决定在内廷建立一个智囊班子。
为此她把一批品级不高的文学之士召入内廷，参与决策，起草诏令。起初这些人没有名号，人员也不固定，到乾封元年（666年），武则天特许一批文士从北门（玄武门）出入禁中，朝中大臣讥之为“北门学士”，这才算有了个称号。
当时知名的北门学士有元万顷、范履冰、苗神客、周思茂、胡楚宾等人。他们出入北门，与政府办公的“南衙”无涉，形同武则天的私人。朝中大臣知道这是为了分宰相之权，因此就多有讥讽。这些北门学士极受武则天赏识，在武则天后来以太后身份临朝时，北门学士就成了最基本的政治力量。
在北门学士中，这里值得一说的是元万顷，他是北魏皇族之后，史称他“属文敏速，然性疏旷，不拘细节，无儒者之风。”（《旧唐书*元万顷传》）这么一个洒脱之人，必有《世说新语》式的掌故。他在随辽东道大总管李勣征高丽时，一个人就有两件事成为掌故。
在李勣的陆路大军之外，当时还有一支偏师水军由裨将郭待封统领，前去袭击平壤。别帅冯本领大军在后，增援郭待封，不巧船破失期，大军没有赶到。郭待封那边苦等不至，急了，想要写信给李勣，但又怕被高丽兵截获，知道唐援兵不至，将会乘危迫之，于是写了一首离合诗（或作藏头诗）赠给李勣。李勣不解其意，大怒曰：“军机急切，何用诗为？必斩之！”元万顷当时为辽东总管记室（文书、翻译），只有他一个人看明白了，为李勣解释了一番，李大总管这才熄了火气。
李勣在军中曾令万顷作讨高丽檄文，文章写好后，其中有一句话是讥讽高丽"不知守鸭绿之险"。泉男建收到檄文一看，大受启发，给李勣传了个话，说"谨闻命矣"，于是移兵固守鸭绿，使唐军不得渡江，这可把李勣给气疯了。事情闹大了，元万顷被判流放于岭南。后来遇赦得还，官拜著作郎。
上元年间，武后的权力空前增强，她特地把刘祎之、元万顷等从流放地召还，储备政治力量。北门学士果然也是名不虚传，就在武则天升为“天后”之后的第四个月，他们就协助武则天拿出了“建言十二事”，抛出了一整套政治新概念，打破了贞观以来的理论闷局。
这个班子，在武则天的主持下，还前后撰写了《臣轨》、《百僚新诫》、《列女传》、《内轨要略》、《孝子传》、《乐书》等著作共千余卷，作为整顿吏治、普及荣辱观教育的启蒙文本。
武则天对政治体制另外还有一项改革，看似没有实质意义，其实也可以说是意识形态变革。那就是改职司名称和官职名。龙朔二年（662年），在她建议下，大唐中枢的重要机构和官职一股风地改了名。门下省改为“东台”，中书省改为“西台”，尚书省改为“中台”。三省长官也随之改名，侍中改“左相”，中书令改 “右相”，仆射改“匡政”。此外还有尚书为“太常伯”，侍郎为“少常伯”，左右丞改“肃机”，诸司郎中改“大夫”。 其余二十四司、御史台、九寺、七监、十六卫，都改了名
名字动了，实际职能却并未动，所以有人说这是武则天性格好动的证明，玩的不过是文字游戏。其实不然，把前代制定的职司官名改变，这本身就是一个鼎革的信号，同如前面所说，意图是形成变革前的气氛。
改过的中央三部门的名称，中枢机要的色彩淡了，作为辅助办事机构的色彩增强了，这不是完全没意义的。而改革后的官职名，专业特色非常突出，是干什么的一望可知，且名称很有文采，有人估计都是武则天的杰作。
武则天在这以后，还改过几次官职名，都有刷新政局的意思在内吧。
顺便提一句，她在后来又将改中书省为“凤阁”，中书令称“内史”。到唐玄宗开元元年（713年），又一度改中书省为“紫微省”，中书令称“紫微令”，真是越改越有诗意了。流传至今的《千家诗》启蒙读本里，就收有白居易的“紫微花对紫微郎”一诗。这是白居易在当中书舍人时，描写中书省黄昏景色的诗句。白大诗人以“紫微郎”自称，意境至为闲适。
“建言十二事”中，有两条不甚引人注目，但却意味着大唐国策即将发生重大转折。这两条，都涉及战争。
其中第十条是说，上元前勋官已给告身者，无追核。这一条，如果不加解释的话，现代人不大容易弄明白。所谓“勋官”，就是战斗功臣，他们虽然没有具体的职守，但可以根据勋品的高低获得一定的“勋田”。
这不光是一个福利待遇的问题，勋官本人以及五品以上勋官的子弟，还有资格做实授的官。具体办法是，服役一定期限或缴满一定的资金，再经考试合格，就可以参加“铨选”（成为候补官员）。
对无权无势的小老百姓来说，勋官也是一个很不错的进身之阶。况且勋官之服色，与同级官员一样，在社会上那还是很有身份的。
可是在当时，由于战争创伤以及经济无着，一些勋官经常会惹出些麻烦，而被朝廷“夺赐破勋”。武则天提的这个建议，就是要求对上元前犯有罪错的勋官，不再追夺勋赏。这是对荣誉军人的照顾。
上元之前，大唐四境武功赫赫，都是靠军人打的，安抚他们理所当然。这起码说明，武则天不认为打仗是游戏、是比拼个人的勇气，她知道打仗不容易，百姓承担得太多。安抚军人，也算是“悯民”措施的一部分吧。
另一条，是第三条“息兵，以道德化天下”。这里的“天下”，包括了唐四边的诸国在内，说的是国际问题。“息兵”这两个字，分量可是不轻，它表明武则天对“国际战略”已有了全新的看法。
既然连高丽这样难啃的敌国都给一举端掉了，为什么还要提出息兵呢？
22、大唐东西两边烽烟又起
在平高丽之后的七、八年间，大唐四境的局势又有了新变化。新的强敌崛起，老的对手复苏，情况不是很稳定。
此时西境逐渐强大起来的是吐蕃，它把手伸到了西域，连连攻陷唐西域各州。在另一端，东境也没有消停，高丽、百济灭后，唐昔日的盟国新罗渐渐坐大，好了伤疤忘了疼，时而背叛唐朝，做些不仁不义的事。还有早就被灭掉的突厥残部，也有卷土重来的意思。
烽烟又起，哪一处不去平都不行。其他的，都还可说是癣疥之患，但是吐蕃不能不认真对付。
吐蕃这次对唐的挑衅，上下一心，攻势凌厉，其社会发展水平虽然还处在向唐朝学习的阶段，但对大唐帝国毫不畏惧。
这个初生之犊，让高宗、武后大大地头疼了一回。
吐蕃，相信大家都不陌生，那就是著名的文成公主嫁过去的地方。吐蕃其族源于羌族，繁衍于今西藏及四川西部一带，原为分散部落。在北周时便开始兴起，隋唐之际已是群雄并踞。到唐初，松赞干布统一吐蕃各部，定都于逻些城（今拉萨市），用正统史学家的话说，是“建立了统一的奴隶制政权”，势力渐趋强盛。
贞观八年（634年），松赞干布遣使向唐求婚，唐太宗同意和亲，这才有了贞观十五年（641年）文成公主入蕃的佳话。
吐蕃也是“向唐朝学习”的诸国之一，和亲之后，派了不少贵族子弟到唐求学，两方关系转为密切。唐太宗死后，关系也还不错，松赞干布还给唐廷写了信表示忠心，永徽年间，文成公主派人向唐“请蚕种及造酒、碾、纸墨之匠”，高宗都欣然应允。
可惜的是，在永徽初，这位深具眼光的大英雄松赞干布死了，其子早亡，由孙子即位。孙子年幼不晓事，便由禄东赞为相，掌握国中大权。
显庆三年（658年），吐蕃向唐朝献金盎等礼物，请求再次通婚，双方的关系还是相当友好的。
局面是在龙朔之后开始逆转的。这一时期，吐蕃这个落后生产力政权的国力已十分强盛，有了攻略四方的雄心。它的邻居吐谷浑早在太宗时就被平定，内附大唐，成为大唐防范吐蕃的屏障。禄东赞对其久有图谋，龙朔三年（663年）时，便趁大唐正在东边与百济打得不可开交之机，悍然率精兵进攻吐谷浑。吐谷浑可汗顶不住，狼狈奔入唐地凉州（今青海武威）。
西境局势由此骤然恶化。为防不测，唐也屯兵于凉州、鄯州（今青海乐都），双方已经是兵锋相对。
总章年间，高宗、武后曾召宰相姜恪、阎立本、将军契苾何力等，商议能否出兵打击吐蕃、援助吐谷浑。但三个人意见不一致，有说不可、有说不忙的，只有姜恪坚持必须马上打。结果议而不决，错失良机。
这个时候，吐蕃透露出，与吐谷浑还有讲和的余地，高宗也准备调停，可惜禄东赞就在这个时候死了。史载“东赞不知书而性明毅，用兵有节制，吐蕃倚之，遂为强国”（《新唐书*吐蕃传》）。他的死，更导致局面不可控制。
他一死，他的四个儿子同时当国，雄心更甚，完全没有了节制，开始大举进攻西域。唐西境自此正式上演“双雄会”。
到咸亨元年（670年）四月，吐蕃大军已连陷西域十八个羁縻州，唐的安西四镇顿时烽烟遍地。安西四镇为龟兹、疏勒、于阗、焉耆，其中的龟兹就是大唐安西都护府的治所。这四镇，是大唐羁縻西域各部的一个政权体系。
吐蕃这次胃口甚大，和于阗部落联手，竟然拿下了安西大本营龟兹的拨换城（今新疆阿克苏）。
搞什么搞，不可忍了！“二圣”决定用兵，派名将薛仁贵任逻挲道行军大总管，阿史那道真、郭待封为副大总管。
这阿史那道真，名字像个外国人。不错，他是混血儿，乃突厥王子阿史那社尔与衡阳长公主所生。
阿史那社尔是唐初相当有名的一位传奇人物，这里先回过头去略说一下。贞观十年（636年），阿史那社尔在突厥内乱中战败，率部归唐。太宗视他为兄弟，任命他负责守卫皇宫北门（玄武门）。一年后，他迎娶了太宗的亲妹妹衡阳长公主，成为大唐驸马。贞观二十一年（647年），太宗任命他为昆丘道行军大总管，带兵西征天山一带的西突厥。
此战大获全胜，唐军连破处月、处密二部，攻占龟兹的都城——拨换城等五座城，于碎叶川西大败西突厥军，俘龟兹国王和公卿。
这一战，也震动了整个中亚，西域有七百余城摄于大唐声威，争先请降。唐的疆界，一下就推进到了帕米尔高原和中亚。
唐太宗死后，阿史那社尔悲痛欲绝，请求殉葬，但高宗没批准。永徽四年(公元655年)，阿史那社尔死，赠辅国大将军、并州都督，陪葬昭陵。
其父如此，其子也必不差。
另一位将领郭待封，就是在高丽战场上写藏头诗向李勣求援的那位。
这次征吐蕃，派出的将领阵容不弱。从薛仁贵的领军头衔来看，唐对拉萨也是志在必得。但是，问题就出在将领不和上。
仗开始打得很顺手。薛仁贵经过多年历练，已非复当年吴下阿蒙，胸中也有一点儿韬略了。十万唐军行至大非川（今青海共和县），准备奔袭乌海（今青海兴海县），薛仁贵拿出了作战方案。他对两位副将说：“乌海险远，军行甚难，锱重跟随，恐难成功。今宜筑两栅于大非岭上，锱重悉置于栅内，留二万人守卫，我等兼程前往，乘其不备，必能破敌。”
随后，薛仁贵即率所部先行一步，阿史那道真为后援，兼程疾行。郭待封率二万人暂屯大非岭，保护锱重。
这个部署，非常得当。唐军一路冲去，在积石河口遭遇吐蕃军，果然一战而胜，又进军至乌海驻扎。然后，薛仁贵便派兵一支去接应郭待封的锱重队。
哪知道派去的兵到了地方一看，郭待封已将锱重全部弄丢了！大军远行，这不是要了命么？
锱重怎么会丢？原来，都是这个郭待封惹的祸！他原先的官职与薛仁贵平级，这次深感耻居薛后，于是屡次抗命，闹开了情绪。薛仁贵让他原地坚守，他偏不听，非要押着锱重缓缓前行。
这一着实在是险棋！果然，半途上突遇吐蕃大军二十万来攻。唐军就是再神勇，又怎能护得住一大堆粮草器械？
郭待封情知不妙，硬着头皮迎战。结果不用问，东西给丢了个一干二净。
薛仁贵听到败报，气晕了，只好急速退兵至大非川，等候朝廷增援。
吐蕃方面的统帅，是宰相论钦陵。这也是一位能打仗的好手，他不给唐军以喘息之机，又率四十万大军来攻。唐军顶不住，再次大败。薛仁贵见取胜无望，只得派人与论钦陵约和，而后率残部东归。
这一仗打得太窝囊。“二圣”闻知后震怒，下令将三统帅逮至京师，皆免死除名。
副手自作主张，搞坏了战局，这在先前征突厥时就有过一次了。看来，唐军的前线指挥问题，显庆元年（656年）以来一直就没解决好。
这一仗没打好，吐蕃的崛起就更加势不可当。其势力所及，东接凉、松、茂、嶲等州，南邻天竺（今印度、尼泊尔），西至葱岭、北抵突厥，“地方万余里”，俨然一超级大国了。仪凤元年（676年）前后，又频频侵扰唐境。
天皇、天后便命宰相刘仁轨出镇洮河（今甘肃西南部）。这个刘仁轨当然很知兵，但是他与朝中另一宰相李敬玄不和。刘仁轨有事上奏，李敬玄就要捣捣乱。刘仁轨有气难平，竟把国家大事当了儿戏，推荐李敬玄来替他，奏道：“西边镇守，非敬玄莫可。”
其实这个李敬玄并不是个坏人，史书上没有关于他的劣迹，反而称他“风格高峻，有不可犯之色”。他博览群书，是个典型的文人。贞观末，高宗在东宫时，马周就把李敬玄推荐给了高宗，后召入崇贤馆侍读，曾在吏部（更名后叫“司列”）任职。这个人工作起来也很干练，史载他“典铨有序，选者岁万馀人，每于街衢见之，无不知其姓名，时人服其强记”。好家伙，万名候选干部，一见之下都能叫出名来，着实是个好记性。
两人闹别扭，据说是因为文人相轻，刘仁轨虽然在征东时一战成名，但是还是把自己列入文人之列。另外一个说法是，刘仁轨以前为李义府所不容，是反武派；而李敬玄是许敬宗提拔起来的，与拥武派渊源深厚。两人阵线不同。
李敬玄听说刘任轨推荐他去接任洮河道大总管，知道这是老刘要把他放在火上烤，就奏请改派他人。
据记载，那天正好高宗听朝，见李敬玄再辞，就说：“仁轨须朕，朕亦自往，卿安得辞！”
皇帝都这么说了，文人李敬玄只好硬着头皮去领一回兵。高宗为何在这时候蛮不讲理，不得而知。有论者说，高宗是以这种方式表达对武后专权的不满，我觉得不大可能。高宗也许就是认准了有行政能力的人，也一定能带好兵。
这是注定了的失败之旅。李敬玄推辞不了，带着工部尚书、检校左卫大将军刘审礼等一班将领，率兵18万，浩浩荡荡西去。这是仪凤三年（678年）九月的事。
这李敬玄全不知兵，临阵心又怯弱，与他搭档的刘审礼却正好相反，勇莽无谋，就知道冲杀。这个搭配，令人悬心。果然，入了吐蕃境内，唐军的情况就不大妙了，李敬玄的主力沿途逗留，刘审礼一部只顾往前闯，两军前后相隔已远。
这个情势，正是吐蕃求之不得的。吐蕃宰相论钦陵率十多万兵，看准战机，把刘审礼一支团团围住。刘审礼拼死抵挡，只望着李敬玄来救，偏偏李敬玄率后军就是迟疑不进。可怜刘审礼一身蛮勇，怎么也突不出重围，身中数箭，被吐蕃兵拿将去了。
吐蕃的统帅论钦陵不仅是个好战分子，也是个善打仗的能手，首战得胜，立刻就进兵袭击李敬玄。李敬玄听说刘审礼被擒，慌了，连忙奔逃到承风岭。这时候敌骑漫山遍野，蜂拥而来，灭顶之灾眼看要降临。
可巧承风岭下有大沟，李敬玄急忙命将士守住大沟，在己方加土自固。论钦陵则屯兵对面高山上，居高临下，逼住唐营，声势甚猛。
李敬玄不是刘仁轨，没有武略，愁得不知所措。
但孬人居然也有天佑。唐左领军员外将军、百济降将黑齿常之，这时也在队伍中。他这家伙倒是有胆有谋，乘着天黑，只率了敢死队500人，便悄悄去劫敌寨。吐蕃想不到还有这等不要命的，一时大乱。论钦陵虽然还稳得住，怎奈他的右营部将跋地设不知唐军虚实，领兵就逃。军心一乱，论钦陵压不住，只好跟着也退了。
黑齿常之杀了个痛快，从容回营。李敬玄大军才得以徐徐退走，进入鄯州。
刘审的儿子易从，听说父亲陷于敌手，便自己绑了自己，到朝门请求入吐蕃以身赎父。这简直是天朝耻辱！高宗、武后也没别的办法，恩准他去“省亲”。等刘易从到了吐蕃，刘审礼已伤重身亡。刘易从悲伤得昼夜哀号，连吐蕃人也生了怜悯心，准许他把尸体带回去。据说，刘易从就赤脚徒步，背着父尸回到了大唐。
这次黑齿常之力挽危局有功，高宗、武后提拔他为左武卫将军，把李敬玄召还朝，贬为衡州刺史。此外，还有一位监察御史娄师德，应“猛士诏”从军，在李敬玄大败之后，他收集散亡兵士，唐军声势才稍稍振作。高宗、武后看好他的胆略，就命他去宣谕吐蕃（去开导人家）。
吐蕃大将、论陵钦的兄弟赞婆，以盛大的兵容来迎这个说客。娄师德对他们一番开导，仔细陈说了利害，把赞婆听得口服心，情愿讲和。此后大约有一年多，吐蕃兵不再入唐境。
战争是检验将才的唯一标准。此后数年，唐对付吐蕃主要就靠黑齿常之了。黑齿先为河源(今青海西宁)军副使，永隆元年（680年）领兵击退吐蕃的再次袭扰，由此升为河源军经略大使。他认为河源为唐蕃双方力争的冲要之地，必须守住，但这里地处边远、运输不畅，粮食问题解决不好，于是就筑起了烽火台戍所70 余所，开屯田5000余顷，年收粮500余万石。
河源防线的军粮充足后，再无后顾之忧，把吐蕃的进军脚步给死死挡住了。
吐蕃将军赞婆不甘心就这么被黑齿常之制住，也率部3万人在良非川(今青海共和县恰卜恰河) 屯田。两军搞起了生产大竞赛。
高宗审时度势，决意打一个主动仗。于开耀元年(681年)五月，命黑齿常之出击。唐军精骑万余夜袭吐蕃兵营，大获全胜，斩首2000级，缴获羊、马数万。赞婆不好好记住娄师德的劝谕，这次输得狼狈不堪，仅单骑逃走。
史载，黑齿常之在河源军前后共7年，吐蕃兵畏之如虎，多年不敢犯边。
在这个前后，突厥的旧众也先后复叛，好在都被唐军迅速平定。在平定东西突厥余部的战争中，涌现了一颗新的将星，也陨落了一颗老的将星。新星就是早年因反对立武则天为皇后而被人告了密的裴行俭。这人文武兼备，被贬到西州(今新疆吐鲁番)后，很快又被高宗、武后起用，后来一直上升，曾当过安西都护。在平定叛归吐蕃的西突厥余部时，他出了个主意并受命实施，以护送滞留唐廷多年的波斯（今伊朗）王子回国的名义，假道西突厥。在当地召集了他在西州结识的众部落头领，汇聚了万余人，以打猎为名，兵不血刃，就将西突厥两个首领擒获。
陨落的老将就是薛仁贵。在永淳元年（682年），东突厥又有余众反唐，薛仁贵奉命前往云州（今山西大同）征讨，敌帅闻其大名而丧胆，不战而逃。薛仁贵斩获三万余人，大捷而归。回到代州（今山西代县），不久患病死去，终年70岁。
西境战争连绵，东境后来也一直不安宁，高丽余众不断有反叛。最可气的是新罗，现在已全然忘了当年的救命之恩，居然派兵助高丽余众与唐军作战，同时还公然占据已归唐朝管辖的百济旧地。
天下还这等忘恩负义之徒！高宗、武后震怒，于上元元年（674年），派刘仁轨领兵征讨新罗，把这昔日的小兄弟狠狠打了一顿屁股。新罗畏惧，遣使者入贡谢罪，这才算罢了。
但是由于西境突厥、吐蕃方面的压力太大，高丽余众又一直反叛不断，唐廷终究无力顾及，只得在后来的仪凤元年（676年），将安东都护府移到辽东城（今辽宁辽阳），默认新罗独占半岛，对部分高丽旧地也放弃了直接管辖，而只是让亲唐分子去打理。
回顾这一段的边境战火，令人感慨系之的事很多。后世有论者指出，高宗一朝的对外战争，以总章二年（669年）为分水岭，前面是一连串的辉煌，屡败敌国，领土骤增；而后面则是从顶峰跌落，开始出现令人惊异的惨败。财政困难，防线过长，两面作战、用将不当等一系列潜在问题开始暴露。
咸亨元年（670年）与吐蕃的争锋，名将薛仁贵居然吃了大败仗（尽管事出有因），唐被迫罢安西四镇，这是一个标志，说明危机已然爆发。
特别令人困惑的是仪凤三年（678年）再征吐蕃的惨败。这次对外战争，时机不可谓不好，准备不可谓不充分，完全有可能获胜。
其时为吐蕃国丧期间，选择的战机是敌国人心不稳的时期，正确。
除了李敬玄的主力之外，高宗还敕令益州长史李孝逸、巂州都督拓王奉等调动剑南道(今四川成都)之兵，予以配合，做了两线部署，正确。
高宗还派了金吾将军曹怀舜等分赴黄河南北广招精兵良将，组成精锐的参战部队，保证了主力军的战斗力，正确。
派遣兵力总计18万，对一次远征作战来说，人数相当充足（参照征高丽动用约13万人）；丝毫没有轻敌，正确。
可是，为什么主帅偏偏要选用一个在军事上纯属窝囊废的李敬玄？这项人事安排，高宗、武后难道没过脑子？
草民我在读唐史的时候，深感1000多年前的古人，思维方式、行事准则与今人有太多的不类之处。不像明清与近世接近，其人其事，当代人都很好理解。
所以，对这场战争中的失误，我只能对其原因做一般性的推测。一是高宗、武后可能觉得只要兵员充足、兵卒健锐，就一定能马到成功；二是希望李敬玄能像刘仁轨在高丽那样，以文臣身份在战场上出奇制胜。
上述第一个原因，其实还是是轻敌。第二个原因，则是犯了经验主义毛病。刘仁轨的意外胜利，有具体的主客观因素，是不能复制的。况且刘仁轨当时的处境，是偏师（增援部队）和次要战场（高宗曾考虑放弃），即使败了，于全局的牵动也有限；而李敬玄面对的则是率主力与论钦陵大军决战，让他挂帅，实在是冒险。
两次大败，给“大唐必胜”的狂热大大浇了一瓢凉水。
在高宗朝对外战争的初期，因为取胜容易，战争时间短，平民百姓渴慕军功，都争先投军。有的甚至“不用官物，请自办衣粮，投名义征”。正合唐诗里写的“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
可是到后来，这种可能性越来越小。战争残酷的一面显露出来。出征时间拖长，胜利没有把握，甚至把性命搭上也说不定，因此民间厌战情绪抬头，连兵源都发生困难了。
武则天的息兵建议，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提出来的。
战争不光是战争，还要考虑国力、民力，要有远交近攻的总体战略——这些，武则天都做过认真的思考。
从唐廷在后来推行的对外策略来看，可以推断出，她思考的结论有以下几点：
前一段四境武功战果辉煌，是因为国力强大、百姓富裕。但是，大唐不是以军事扩张立国的帝国，对外战争是为了国内百姓安居，一旦军事负担透支，百姓厌战，战争就必然撑不下去。这是其一。
当东、西、北几面受敌时，决不可均衡用力、四面出击，必须“抓住主要矛盾”。把对大唐威胁最大的敌国作为主要打击和防范对象，其余国家能和就和，再不然就以夷制夷。这也是考虑到了不能无限度地使用国力。这是其二。
对暂时啃不动的敌国，就采取守势，不能赌气，不能为了面子就发动一场劳师动众的战争。一定要有充分耐心等待最有利的时机，哪怕把任务留给下一代。这是其三。
对可能复燃的游动部族之敌，要趁其羽翼未丰就干掉，不能养痈遗患，闹到将来不可收拾。这是其四。
所以，武后考虑的这个“息兵”政策，并不是主张放弃强大国防、全面收缩，而是主张对国际关系要有理性的处理。
当时的唐之周边关系，与我们今天正相反。当时东部的敌人，无论从国力、战略纵深和作战特点上，都不能对唐本土构成太大威胁。新罗就是再忘恩负义，也不过就是想在半岛上当个统一的老大，还不至于到唐的本土来攻城掠地。因此，东边是次要之敌。
威胁最大的还是西部的两大强敌——突厥余部和吐蕃。一个要复仇，一个要扩张，都在咄咄逼人的崛起过程中，唐的西部领土是在他们的战略版图之内的，因此必须全力对付。
从显亨元年（670年）起，安东都护府两次后撤，最后撤至辽东，彻底放弃了半岛，除了高丽余众不好管理的因素外，主要也是出于上述战略考虑。
这一时期，高宗虽是与武后联合执政，但从某些迹象上可以看出，两人在对待战争的态度上还是有区别的。回想当年征高丽，高宗兴奋得跃跃欲试，差一点儿就要率六军亲征。而武则天则公开上表劝阻，用舆论的力量制止了他。
此外。在武则天后来单独执政时期，也一直坚持奉行息兵政策。可见，她不是一个穷兵渎武的统治者，这是近世绝大部分史家的定论。
关于用人不当的问题，当然也引起了高宗与武后的反思。黑齿常之的被擢拔、被除名的薛仁贵的起复，以及一大批新老将领对稳定西北的贡献，都说明在用将上，唐廷也十分谨慎了。
有人研究过，高宗后期，唐与外族友好往来的频率突然增加，有很多还是与唐并不接壤的远邦。可以推断，这个变化是在武则天的推动下实行的，就是为了远交近攻。
高宗对“建言十二事”相当赞赏，曾下诏褒扬，并要各衙门去执行。其中比较重要的“息兵”一条，看来也被高宗欣然接受，正式成为国策。
在君臣的共同努力下，大唐四境渐趋稳定。高宗一朝，边境上共设有五大都护府。大唐的声威，远被欧亚。
我们来看这时曾有过的疆域——
安东：初期治所在平壤，后移至辽东新城，所辖远至乌苏里江以东，包括黑龙江两岸入海口处；
安北：治所在今蒙古杭爱山东部，所辖今蒙古与西伯利亚南部；
单于：治所在今内蒙和林格尔西北，所辖今内蒙、阴山与河套；
安西：治所先在西州（吐鲁番），后移至龟兹（库车），再移至碎叶城（今吉尔吉斯斯坦的托克马克市）；所辖远至咸海；
安南：治所在今越南河内，即原来的交州都督府。史载“统海南诸国及境内诸羁縻州”，即辖今越南北部、中部。
再加上后来武则天的大周又设立了北庭都护府，治所在庭州（今新疆吉木萨尔北破城子），辖天山以北包括阿尔泰山和巴尔喀什湖以西。
此为著名的唐“六大都护府”。
如此的疆域，怎不叫人拍案慨叹！
“匈奴草黄马正肥，金山西见烟尘飞，汉家大将西出师。将军金甲夜不脱，半夜军行戈相拨，风头如刀面如割。”
壮哉，我之大唐！
就这样，武则天终于找到了本朝对外用兵的症结，拿出了一副好药方。“建言十二事”虽然仅有短短百字，但却凝结着治国安民的大智慧！
【铁腕临朝】
23、先后两位太子或死或废的谜案
叙述到现在为止，我讲仍然是高宗与武则天联合执政的事。武则天在当了大周皇帝以后，曾有一句很著名的话，是说：“朕辅先帝（高宗）逾三十年，忧劳天下。”（《新唐书*武后传》）
她这里说的“逾三十年”，只是个大略数字。如果从永徽二年（651年）武则天从感业寺归来起算，到高宗驾崩，是31年多；如果从永徽六年（655年）当皇后起算，是27年多；如果从显庆五年（660年）正式辅政起算，则是23年不到。
武则天对最高权力的获取，不是在一夜之间就拿到的，而是在这20多年中悄悄渐进的。有人把她参政后的时间分为了三段：第一段是高宗日日临朝，而武后只是偶尔为之；第二段是两人临朝必同进同出，此为“二圣”时期；第三阶段是从上元元年（674年）起，武后日日临朝，而高宗倒是有一搭没一搭了。
有人做过形象的比喻，说高宗手里的权力，是像沙漏一样，一点一滴“滑落”到武后手中的。不错，说得妙！
高宗到后来就很苦了，跟韩国夫人母女犯了“生活作风错误”之后，在武则天的严密管制下，连别的女人也碰不得了。武则天以老婆多了有害健康为由，对六宫制度进行改革，把妃嫔编制大大压缩，一品妃为二人，名称改做“襄德”，二品嫔为四人，名称叫“劝义”。看看这官名吧，哪还有女人味儿？可以想见，高宗额外的性生活大概基本被取消。
其余的，就是打杂、伺候起居的宫女了。皇帝的后宫规模，比一般王公大臣都不如。
老婆管得死，倒还可以忍受。而权力的日益丧失，则是关乎国本的问题。
这期间，高宗是有所警觉的，也爆发过不满，“废后”事件就是一例。但当他有所“觉悟”时，已被武后死死钳制住了，动弹不得。宰相班子几次换血，“后党” 充斥；北门学士也已羽翼丰满。所有的亲信大臣旋起旋落，都不敢发一言，唯一一个敢掺合的（上官仪），也白白掉了脑袋。而且，自己的身体也不争气，朝政不让老婆处理，谁又能行？
在这个情况下，他想到了太子，对太子寄予了厚望——我是软蛋了，但儿子一定得强一点儿，将来总能做主，不至于大唐老是阴盛阳衰，潜藏着难以估量的危机。
我们先来看高宗的儿辈。高宗共有8个皇子，武则天从感业寺回宫之前，就已经有了4个，即燕王李忠、原悼王李孝，泽王李上金、许王李素节。武则天回宫后，又为高宗生了4个，即李弘、李贤（一说为韩国夫人所生）、李哲（原名李显）、李旦。这以后，其他妃嫔生的就没有了，因为武则天回来后受到高宗专宠，就再也轮不到其他妃嫔生孩子了。
皇长子李忠早先因长子身份而被立为太子，在武则天当了皇后之后，被迫“让贤”。武后亲生的大儿子李弘，顺理成章接任了太子。
武则天既然有意总揽大唐的最高权力，当然要考虑为自己的亲生儿子扫清潜在对手，于是几个庶子的命运就很有些凄惨。
李忠的结局在前面已略有交代。他不当太子后，以梁王身份远徙房州（今湖北房县），因精神压力太大而得了迫害妄想症。显庆五年（660年）七月，一个服侍李忠的妇阿刘从房州赶到东都，举报了李忠的种种异常行为，其中甚至有大逆迹象。高宗在愤怒之下，将他废为庶人，据公开的诏书讲，似乎这还是武后含泪为他求了情，才从宽发落的，否则脑袋就掉了。
此后，李忠以白丁身份被软禁于黔州 (今贵州彭水)，就关在他的大伯、前朝废太子李承乾的旧宅里。麟德元年（664年），终究难逃一死，被诬陷牵连进上官仪“谋反案”，在囚所被赐死，死时年仅22岁。
泽王李上金、许王李素节先后被流放到边远州府安置，其中李素节是萧淑妃生的，更是被处终身监禁。
可是，即便是武则天的亲生儿子，在太子这个位置上也是连连出变故，好像总也坐不稳的样子。
武则天也因此背上了与子争权、废杀亲子的恶名。
读史至此，很容易让人拍案大骇——
早年已经杀了一个襁褓中的亲生女了，现在如何又能忍心杀成年的亲子？虎狼之毒，亦不为此。武则天，其心真的如铁了吗？
关于杀子的传闻，来源于太子李弘之死。
李弘这人，从记载上来看是个很不错的接班人。他早年就熟习政务，有主见，能持正谏诤（敢说真话），且体恤民情。咸亨三年（672年）冬，因夏季旱灾引起饥荒，关中百姓多有饿死。李弘看见兵卒的粮食里掺杂着榆树皮和草籽，大为怜悯，马上吩咐把自己仓库里的粮食发给士兵们吃。同时上奏父皇，请将近畿闲地分给饥民耕种，以度过难关。
这在皇权时代，可以说是一位能为明君的好苗子了。
就连太子李弘的名字，也是大有来历的。南北朝时期，因社会动荡过于剧烈，令世人普遍有浮生若梦之感，民间一直流传着“终世之说”，即末日来临说，余风一直延续到初唐。道教民众中则有 “老君当治”“李弘当出”的谶语，是说太上老君将转世为人主，化名李弘，拯救众生。草莽中假借李弘之名起事造反的事，也屡有发生。
高宗和武后把头胎儿子取名为李弘，毫无疑问是“应谶意”，对这个孩子寄托甚厚。
但是据《新唐书》记载，上元二年（675年），李弘在合璧宫被鸩杀，时年24岁，“天下莫不痛之”。而且，在两处地方明明白白写着，是天后怒而毒死李弘。
这就是扑朔迷离的“合璧宫命案”。
武则天为什么发怒？
《新唐书》说了两个原因，一个是武则天“方图临朝”，“将骋志”，然而太子李弘不知怎么的，在奏请的时候触犯了武后，结果惨遭鸩杀。另一个原因更有传奇性，是说萧淑妃的两个女儿义阳、宣城公主，因母亲之故得罪，被幽禁在掖廷（宫女宿舍），年近40还未嫁。李弘听说后，起了恻隐之心，请求把她们嫁出去。武后闻言大怒，把两位公主嫁给了两名当班卫士，李弘也由此“失爱”。
从宋代起，就有人说这事情是《新唐书》摆乌龙了。首先，《新唐书》作者并无鸩杀李弘的证据材料，只是推测因果。而说武则天在上元年间就想临朝称制，那是胡扯。
至于太子请嫁两公主之事，两《唐书》都说有，但是《新唐书》演义得太出格了，起码有两条不确：一是两公主的年龄，具体是多大，没有任何记载，但李弘请嫁那年，高宗不过才43岁，女儿岂能有40！《资质通鉴》对这个漏洞也有所察觉，略作了修饰，改为“年逾三十不嫁”，但就这样也很勉强。二是据《唐会要》载，义阳公主的老公权毅、宣城公主的老公王勖，都不是卫士。
也有人进一步质疑，说是“请嫁公主”这事可能根本就没有。萧淑妃被害后，她的儿子素节，按说身份说比女儿更易使武后猜忌，但也仅是撵出京师，去当了申州（今河南桐柏县）刺史。那么，有什么必要将萧淑妃的两个女儿幽禁在掖庭？
还有就是《旧唐书*泽王上金传》里，有“义阳、宣城二公主缘母萧氏获谴，从夫外官”一句，这说明两公主早就嫁了。另外《册府元龟》根本就没载请嫁公主事，这就令人更起疑了。
还有，《新唐书》卷八十一、列传第六载，武则天后来曾经上表高宗，请求为义阳、宣城二公主的老公升官。不管这是不是做秀，起码能证明，太子即使请嫁公主，也不至招来杀身之祸。
所以司马光考证来考证去，最后还是说：“按弘之死，其事难明，今但云时人以为天后鸩之，疑以传疑。”什么意思？这是说，把传闻重复千遍，就成了真的了。
那么，太子李倒底是怎么死的？想要搞清楚，也不难。
他是得肺结核死的！
白纸黑字，记载无误，这根本就不是个问题。
《旧唐书*孝敬皇帝传》里载有一篇高宗皇帝的悼念文，明明白白说太子李弘“自琰圭在手，沉瘵婴身”。
这是什么意思？
“琰圭”是古代一种上尖下方的玉器。“自琰圭在手”，是指李弘当太子。“沉瘵婴身”是说他得了一种“瘵”病。
瘵，痨病也，就是肺结核。直至距今6、70年前，青霉素尚未普及的时候，这还是一种很难治的传染病。巴金的小说《寒夜》、费穆的电影《小城之恋》中的男主人公，都是肺结核缠身的病秧子。相信看过这两部作品的人，印象都会很深。
李弘深受高宗喜爱，4岁就当了太子，看来这病在他童年时就已染上。他爸爸高宗，因为在爷爷太宗死的时候，操劳过度，也染有“风瘵”。父子俩都有这病，并不奇怪。
到太子弘19岁的时候，据他自己讲“比日以来，风虚更积”（《旧唐书*邢文伟传》），也就是病情更加严重了。
古人不讲现代科学，面对太子弘的病况，谁都束手无策。高宗和武后便想让他结婚，以新婚来“冲喜”——这种愚昧的习俗，直到民国时期都还很普遍。这才有前面提到过的，选中了司卫少卿杨思俭之女为太子妃。这女子杨氏，在辈份上实际比李弘大一辈，是武后的表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