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王之间的混战，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导致诸王纷纷离开自己的领地，一去不返，使得诸王的根据地成了一片真空。司马越趁机填补空缺，扩大了自己的势力范围。
此时的司马越有两大优势，一是诸王已互相残杀殆尽，皇族中不再有能与司马越抗衡的强劲对手；二是新立的皇帝司马炽完全掌握在司马越手中。
至此，八王之乱终于宣告结束。
政治斗争没有最终的胜利者，只有暂时的胜利者。司马越作为暂时的胜利者，赢得了满目疮痍的河山，也独吞了八王之乱带来的所有恶果。再加上边疆异族虎视中原，司马越没能过上几天舒服日子。
司马越还有一个致命的缺陷。他虽是司马氏的皇族，但却属远支。远支皇族的号召力十分有限，司马越不得不考虑联络关东的士族名士，利用他们的社会地位和实际力量来巩固自己的统治。
关东是士族比较集中的地方，他们的向背，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司马越统治的命运。司马越很清楚自己的处境，他必须在星散的名士中找到一个影响力大、号召力强的人物作为自己的宰辅，这样才能说服其他名士前来归顺，支持他的统治。
夙有盛名的琅邪王衍被司马越看中，而此时的王衍也在寻觅着自己的"知音"。两个人互有需求，一拍即合。王衍需要司马越提供给王家无上的权势，司马越需要王衍招揽名士装点庙堂。所以说，司马越和王衍的结合是一种政治图谋，两个人挽起手来。共同经营一个风雨飘摇的末代朝廷。
由于王衍的引荐，诸王、诸阮以及谢鲲、郭象、卫玠等名士都被司马越所延揽，南方的名士也有辟司马越府者，所以史称越府"多名士，一时俊异"。这些人崇尚玄虚，多半没有政治能力，在司马越的卵翼之下醉生梦死，等待着命运的安排。
永嘉之乱后这些名士之中多数人陆续过江，庇托于东晋政权。有些名士则同王衍一起被石勒杀死。
八王之乱后的西晋朝廷，形成了以司马越、王衍为核心共主国事的局面，士族名士装点其间，本质上就是司马越与王衍"共天下"。
司马越和王衍的结合对东晋政治的影响是巨大的。东晋时候"王与马共天下"的局面的形成就源于西晋末期司马越和王衍政治上各有图谋的结盟。王氏家族在晋代，尤其是东晋的显赫地位，是和王衍的政治投机分不开的。
在司马越和王衍的操纵下，又形成了另一个"王与马共天下"的中心，即司马睿和王导的结合，这个后来者被"五胡"赶到江左，继续维持晋朝的命祚，偏安一隅，苟延残喘。
历史的脚步行至永嘉年间，西晋的政局变得更加纷繁复杂。
异族刘渊、石勒交侵于外，司马炽、司马越构陷于内，州郡镇县叛乱无常，流民暴动此起彼伏。王衍面对这种飘摇的局势，加强了政治上和军事上的控制，抢占要冲，以维持西晋残局。
面对病入膏肓的时局，王衍布下"狡兔三窟"之计，建议司马越任用一些文武兼备的能人占据军事要冲，以便变乱之时掌握先机。司马越对王衍言听计从，于是王衍委任自己的弟弟王澄为荆州刺史，族弟王敦为青州刺史。
王衍告诉兄弟们："荆州处于长江上游，青州有依靠大海的险要，你们二位出镇地方，我留在朝廷，里外结合，可以称得上狡兔三窟了。"临行送别王衍又说："现在皇室衰弱，兄弟们镇守齐楚之地，外可以建立霸业，内可以匡复皇室，就要看两个弟弟的表现了。"
王衍的狡兔三窟的计策，不仅表露了他欲乘王室卑微之时图谋霸业的野心，还反映出他只为王家一家利益着想，不顾国家危难的私心。另外，王衍的野心和私心也未必都是消极的。面对残破的时局，王衍也在煞费苦心地苦思退路。
如果时局发生变乱，无论是外族入侵，还是内部叛乱，一旦朝廷无力抵御或抵御不利，可以有两个方向用来选择，一个是东靠大海的青州，就是战国时的齐国之地，这里有大海之险，民殷国富，是根据地的最佳选择。另一个方向就是荆州，故楚国之地，凭借长江天堑，易守难攻，不失为进可攻退可守的根据地。选择这两个地方作为后路，既可以保全朝廷，又可以继续维系王家的权势，甚至取而代之也未可知，由此可见王衍的一片良苦用心。
但世事难测，苦心经营的下场可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就在王衍布置狡兔三窟之计的同时，他和司马越扶植起来的司马睿和王导，正准备从扬州南渡长江，经营建邺。五行家看到王导在建邺"潜怀翼戴之计"，待机脱离洛阳以称霸江左的事实，谓其时江左"阴气盛也"。这反映晋室社稷南移的可能性，已在时人的估计之中。
40节：王衍：小时了了，大未必佳(6)
司马睿和王导的南渡不在王衍狡兔三窟的谋划中，未来晋室的南移也是王衍不曾料及的。细察王衍"三窟"之说和其后事态发展，可以认为司马睿、王导受司马越、王衍之命南渡，并不是为司马越、王衍南逃扫清前路。
王衍主观上并没有南渡长江的意思，他所经营的"三窟"均在江北，之所以让司马睿和王导南渡也是为了搜刮江南财富，以充军用罢了。司马越、王衍势力的地方色彩很浓。在后赵石勒紧逼的情况下，他们只求死守正朔所在的中原，而非南逃江左。
面对异族进攻洛阳，司马越的战略意图是依托老本营徐州，守住洛阳，组织游军与石勒周旋。王衍是支持司马越这一战略意图的。当洛阳由于刘渊、石勒的攻击而人心浮动，迁都避难呼声甚紧时，"衍独卖车牛以安众心"。
后来，司马越、王衍无奈弃洛阳，拥军东行，司马越于道中病死，托后事于王衍，王衍必欲扶司马越的棺柩归葬东海，以至于在东归道中为石勒所擒，王公士庶十余万人俱死。司马越、王衍的拥众东行，从战略战术上看不出有其他用意，只是反映了他们以及他们的将士"狐死首丘"的愿望而已。
司马越、王衍一心东归而无南渡意图，客观上便利了司马睿、王导在江左独立经营。
东方青、兖、豫、徐诸州士族名士则多在胡骑侵逼之下南渡长江，归附司马睿。昔日司马越手下、王衍苦心笼络的一批名士也陆续南渡，成为司马睿的主干，有助于司马睿、王导势力的壮大，而且也显示出麇集江左的这一集团是洛阳朝廷事实上的继承者。
尔后江左的门阀士族，大体上都是出于昔日司马越府的僚属。而王家的前途并不如王衍所预想的那样，依靠"三窟"之计，成就霸业，而是在王衍没有委以重任的王导手中继续显赫下去。
东晋"王与马公天下"的政治局面的形成，雏形成于司马越和王衍的合作，而在司马睿和王导合作时做大，王家也繁荣至极，成了东晋、南朝、隋唐几代的名门望族。这一切是和王衍的努力和安排分不开的。
结束王衍华丽而虚诞人生的是石勒。
永嘉五年（411年），石勒围逼洛阳。司马越为了突围，率领大军二十万进攻石勒。不料想，司马越于途中染疾故去，王衍受司马越临终相托，扶柩东归。
司马越一死，王衍顿感失落，有苦心经营的一切都要付诸东流一般的感慨。王衍带领着疲惫之师朝东海国的方向行进。一路上，王衍不止一次地擦拭泪痕，感叹时运不济，生不逢时，处此乱世，生命尚且贱如草芥，何况人生之抱负理想！
败军之际，一生崇尚清谈的王衍似乎忘记了这个雅好，一直闷着头，沮丧着脸，如丧家犬一般。统帅尚且如此，军士何谈士气二字？整个东归的军队，没有一点严整的阵势，零零散散，好像落难之民。这样的统帅和军队倘若遭遇敌人，不败却如何？
这时候，王衍关键时候掉链子的习惯又发作了。王衍想把统帅的位置推让给襄阳王司马范，但是司马范不接受，无奈之下，他只好独力承担西晋王朝存亡的大业。
王衍一生都违拗于政治斗争的旋涡，见风使舵，从来不敢独当一面，而且好谈务虚，没有好男儿为国建功立业的责任感，注定了他在乱世中，只能沦为卑微的苟且之徒，既可笑又可耻的下场。
王衍这日正在行军，看见前方有一只麋鹿在枯树下啖草。树苍老而枯萎，树皮皲裂，树枝虬然。忽然一阵飚风吹过，大树覆而压在麋鹿身上，麋鹿不得挣扎，绝气而死。好漂亮的一只麋鹿，没想到转瞬竟归他世。
王衍惶恐，忙召来随军谋士，询问归途中遭遇此事有何说法。谋士看后，不发一言，只仰天长叹数声，垂足顿雄而去。王衍大惑，心知此兆不祥。王衍遂下令停止行军，原地修整。他来至麋鹿覆死之处，呆然而立，口中言道："飚风疾驰，麋鹿覆死，不知兆应何人？"
王衍正在惶惑中，忽听军中骚乱。回首观看，见一彪人马从尾部掩杀而来。追兵高挑大旗，上书"汉石勒大将军"六个大字。王衍一看，顿感胸前闷塞，天旋地转。
统帅无能，临阵不知所措，军士们亦慌乱无主，未经战斗，互相践踏而死者无数。王衍此时早已瘫软，束手就擒。就这样，石勒未费一兵一卒，将王衍带领的东归队伍全部生擒。
石勒俘虏了王衍的军队，发现司马越已死，便将司马越的尸体从棺柩中曳出，举火焚烧。石勒虽出身羯胡，但却是少数民族少有的英明领袖。他不识字，却让人给他读史，算得上有见识有胸怀。石勒指着司马越的尸体说："此人扰乱天下，我今为天下人报仇，焚其尸而祭告天地。"可谓一语中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