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这次君臣恳谈，孝公对商鞅的才能大致有了了解，认为这个人能帮助自己成就一番霸业，于是决定立刻重用商鞅。战国时候很多重大事件的决策都是在斗室厅堂中谋划而成的，这样的传统一直延续，像后来的隆中对也是这样，大都是君臣际会，便会产生对历史有深远影响的举动。
商鞅见孝公对自己十分信任，就建议在秦国实行变法。但一厢情愿总不算什么好事情，尤其是遇到的阻力十分强大的时候，更是如此。秦国的既定利益的获得者，就是那些养尊处优惯了的贵族认为此举侵犯了他们的利益，坚决反对变法，弄得秦孝公犹豫不决。
一次，秦孝公召集大臣讨论变法，会上气氛火药味十足。
商鞅首先侃侃而谈："行动迟疑不决就不会成名，做事犹豫不定就不会成功，那些有过人举动的人本来就会遭到世俗的非难，有自己的独到见解的人肯定会遭到庸碌之人的讥讽。愚笨的人在事情发生后还不知为什么，而聪明的人却在事先就能做出正确的预见。一般人不能和他们去商量革新和创造，只能让他们坐享其成。做大事业的人，用不着跟一般人商量，造就伟大功绩的人也无需征询别人的意见。只要能使国富民强，就不必按旧制度去办，也没有必要遵守老规矩。"
秦孝公认为商鞅讲得有道理，这些话都是自己内心里想讲的，但考虑到国内的各种政治势力，考虑到自己作为君主的一种平衡的策略，此话还需要由商鞅讲出来为好。
可是，贵族甘龙却认为商鞅讲得不对，他说："圣贤之人并不依靠改变民众的习俗来推行教化，明智的人也不依靠改变原来的制度来治理国家。依据旧制度治理国家，官吏熟悉，百姓安定。不按老规矩办事，天下的人就会议论纷纷，造成动荡。"他劝秦孝公仔细考虑，不可轻言变法，以免引起国内骚动，造成混乱的局势。
商鞅立即反驳说："甘龙的言论不过是凡夫俗子的话罢了。庸人才会安于现状，书呆子才会墨守成规。让这两种人做官，只能是照章办事，无所作为，要与之讨论他们所不理解的大事业，他们就会变得愚蠢。三代不同礼教而成就了王业，五霸不同法制也成就了霸业。聪明的人制定法律，愚笨的人只能受法律的管制。贤明的人会根据时移世易变更礼俗，不贤之人只能拘泥古礼裹足不前。"
商鞅想借此坚定秦孝公变法的信心，但遭到了另一贵族杜挚的反对。杜挚说："没有百倍的好处，不能改变法度，没有十倍的功效，不用更换旧的东西。遵守旧法才能没有过错，依照旧礼才不会出现偏差。"杜挚希望秦孝公遵循旧法，没必要进行无谓的变革。
商鞅毫不妥协地说："古代的制度多了，应该效法哪一种呢？时代不同了，治理国家不能只按一种办法行事，只要有利于富强国家，何必拘泥于古法呢？先前商汤、周无不遵循古法而成就王业，夏桀、商纣不变更礼治而致使国家灭亡。违反古代制度的，不一定受到非议，因循旧制的也不值得赞扬。"
孝公听了商鞅滔滔不绝的雄辩，连连称善，大加赞扬，并深有省悟地说："鄙野小巷的人大多少见多怪，孤陋寡闻的夫子才喜欢无谓的争论。愚人自以为是的欢喜，正是聪明人所感到可怜的。狂妄人正以为洋洋得意的，正是贤能人所担心的。拘泥于世俗的那一套议论，我不再想听了。"
于是，秦孝公支持商鞅的变法了。商鞅通过这场舌战，力排众议，打击了以杜挚、甘龙为代表的守旧派力量，坚定了秦孝公变法的决心。
这场论战说明了秦国正站在转折点上，上到君主下到群臣，都对秦国的何去何从充满了猜疑和幻想。朝内的政治势力分成两派，支持变法的，包括孝公自身，反对变法的，包括太子，两派观念交锋的力道很足，都是不遗余力的。改革嘛，总免不了伤害一部分人的利益，尤其是那些既得利益的获得者，但只顾虑他们的感受，只会使国家固步自封，不死不活下去，这是志在有为的君主不能容忍的。改革哪怕流血，哪怕是牺牲，哪怕是动荡，挺过去了就离成功不远了。因此，在秦孝公看来，得罪甚至损害一部分贵族的利益，进而能使国家富强起来，是值得的，也是没有余地可商量的。
后人回瞻这段历史的时候，往往耻笑守旧者的顽固不化，但深究其根源在于变法是以牺牲部分人的利益为代价的。改革伴随着血光，近代谭嗣同也承认改革是以流血开始，秦国的守旧派之所以引经据典据理力驳商鞅的主张，不过是在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改革对他们来说是一种伤害，很可能这种伤害永久不能恢复，因此他们绝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抵制变法，这也预示了商鞅的变法不会一帆风顺，相反会血腥满途。不过，有了君主孝公的支持，商鞅也就无所忌惮了，在慢慢体味改革快意的同时，一个具有毁灭他自己的力量的茧壳也随着慢慢织就，剩下的就等待着时间老人去验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