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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秘史:权臣回忆录 作者:唐博
简介】:清代最具代表性的十三位权臣是谁?他们的一生与普通人相比有什么不同?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把持朝政,控制内阁的滋味如何?他们如何发迹,如何收场?生前风光,死后就一定荣光吗?
《权臣回忆录·清代卷》,以第一人称叙述的口吻说史,以人物回忆、简历、悬案发布会三结合的方式,融正史、逸闻于一体,描述有清一代,十三位权臣及其所属的时代,勾勒出一幅别样角度的宦海浮沉。
序
多尔衮简历
一、丧父殉母的少年贝勒
二、屡立战功的青年才俊(1)
二、屡立战功的青年才俊(2)
三、定策建勋的盛年统帅(1)
三、定策建勋的盛年统帅(2)
三、定策建勋的盛年统帅(3)
四、摄政天下的中年亲王(1)
四、摄政天下的中年亲王(2)
四、摄政天下的中年亲王(3)
悬案发布会:我与太后的是非真相(1)
悬案发布会:我与太后的是非真相(2)
范文程简历
一、从书生到奴隶,从奴隶到书生(1)
一、从书生到奴隶,从奴隶到书生(2)
二、皇太极时代,走上权臣之路(1)
二、皇太极时代,走上权臣之路(2)
二、皇太极时代,走上权臣之路(3)
三、明清鼎革时代的最高参谋长(1)
三、明清鼎革时代的最高参谋长(2)
三、明清鼎革时代的最高参谋长(3)
四、我的议政生涯——风烛残年的荣誉
四、我的议政生涯——风烛残年的荣誉
鳌 拜 简 历
一、出生入死赴关山(1)
一、出生入死赴关山(2)
二、临危受命佐幼主(1)
二、临危受命佐幼主(2)
二、临危受命佐幼主(3)
三、四臣并行到独尊(1)
三、四臣并行到独尊(2)
三、四臣并行到独尊(3)
四、遭遇不测终悔过(1)
四、遭遇不测终悔过(2)
明 珠 简 历
一、坚毅果敢的少数派(1)
一、坚毅果敢的少数派(2)
一、坚毅果敢的少数派(3)
二、控制内阁的意义
三、一切因为外甥,一切为了外甥(1)
三、一切因为外甥,一切为了外甥(2)
四、儿子纳兰性德(1)
四、儿子纳兰性德(2)
悬案发布会:我与索额图(1)
悬案发布会:我与索额图(2)
年羹尧简历
一、平步青云的包衣时代(1)
一、平步青云的包衣时代(2)
二、金戈铁马的西征岁月(1)
二、金戈铁马的西征岁月(2)
三、作威作福的权臣时代(1)
三、作威作福的权臣时代(2)
四、连降三级的没落岁月(1)
四、连降三级的没落岁月(2)
序
清代高级官员的众生相,在国内首次以“回忆录”的形式书写在广大读者面前,在诸多形式的历史叙述中,这是我们了解历史,感悟历史的一条新途径。
在作者笔下,清代大臣在官场上永无休止的权力争斗、清代大臣在生活中的表表里里,以及清代大臣与皇帝的磕磕碰碰,都用惟妙惟肖的语言、节奏不一的情节和亲切可人的第一人称写法展现得淋漓尽致。在我们的想象中,“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清代大臣已经成了贪官群体的代名词。然而,这只是表面现象,当仔细读过这些大臣的回忆录之后,我们会从更生动、更具体的历史图景中,了解清代大臣在国家政治、经济和日常生活中的所思、所为,以及他们之所以如此的某些本质性的内容。他们有的贵为当朝首辅,有的贵为一省督抚,权势首屈一指,地位高不可攀,然而,在不可逆转走向衰亡的清廷官场上,他们也往往表现为做官难,做大官更难,做一个清廉又能不遭人妒忌,权大又不招皇帝猜疑的大官难上加难。在文字狱泛滥、秘密政治盛行的年代里,他们无缘书写自己的历史,无法留下自己的真实想法。对于这一切,让我们通过“回忆录”尝试着揭开这个中的难言之隐吧。
不过,这不是小说,也不是报告文学,更不是在“戏说”历史。作者好学深思,专攻清史多年,并参加清史纂修工程课题,有一定的史学功底,表现出较强的能力和潜力。作者坚持唯物史观的理论指导,写作的基础是建立在翔实文献基础上的历史素材,作者写作时广泛地汲取了国内外学者的最新研究成果。作者不是抽象地、孤立地描述作为历史“个体”的大臣,而是把大臣们的人生经历、个性特征、行为感受放置到清朝近三百年广阔的历史背景中,通过不同类型大臣的不同遭遇、不同经历和不同表现,来展现落日辉煌中的清帝国无可奈何花落去,一步步走向衰亡。当然,这不仅仅是清王朝的衰亡,更是封建专制制度、封建主义的衰亡。
从书中,读者所了解的清代大臣,是多棱的,是立体的,是鲜活的,他们离我们很远,却又很近。这些大臣的“回忆录”正使已经逝去的历史人物“复活”,并用他们特有的方式讲述着那些令人难忘的历史,不断地给人们以深刻的历史启迪。
于 沛
多尔衮简历
爱新觉罗·多尔衮,男,生于明万历四十年十月二十五日(1612年11月17日),卒于清顺治七年十二月初九日(1650年12月31日),后金天命汗(清太祖)努尔哈赤第十四子,生母为大妃乌喇那喇氏。无子女,以多铎的儿子多尔博为养子。
曾任睿亲王、皇父摄政王。王府位于北京紫禁城东华门外南池子大街(后改为普度寺,今为北京税务博物馆)。
去世之初被追封为“诚敬义皇帝”,庙号成宗,享受无上荣耀;追封其发妻为义皇后,配享太庙。这是清代历史上唯一一次一生未曾成为皇帝,身后却享受皇帝待遇的特殊例子。次年被顺治帝剥夺爵位和家产,平毁坟墓。直至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方被乾隆帝平反昭雪,重新配享太庙,恢复睿亲王爵,由多尔博的后人继承王爵,世袭罔替。睿亲王也成为清代八大铁帽子王之一。墓地位于北京东直门外。
一、丧父殉母的少年贝勒
我出生在辽河畔的建州左卫苏克苏浒部赫图阿拉城。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父亲努尔哈赤基本完成了对女真各部的征服,并在赫图阿拉建立后金国,登上了可汗的宝座。而此时我才五岁。已经开始记事的我,知道母亲是父汗的大妃乌喇纳喇氏,名阿巴亥,知道自己在父汗十六个儿子中排行十四,知道母亲除了生养了我,还生养了十二哥阿济格、十五弟多铎。当然,我更清楚,以“天命”为年号的父汗,已经开始与中原汉族建立的明王朝分庭抗礼,成为雄据东北的强大力量。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的面孔也越发清晰,偶尔对着水塘看看自己,眉宇间依稀有几分杀气,但正是这几分杀气,让我变得更英俊,更有活力。少年时候,我跟着父汗学习箭法,打猎的时候冲在前面,打仗的时候也随军观战,长了不少见识。岁月不饶人,饱受战争和磨难洗礼的父汗,在他黝黑的脸庞上,皱纹越来越多,越来越深。日渐苍老的他,自然而然地对年轻貌美的母亲格外宠爱,对幼子格外疼爱,还在我只有十几岁的时候,父汗就让我和十二哥、十五弟一起统领全旗,成为旗主贝勒,让我们从小就开始练就领导才能,统兵打仗。后来我才知道,父汗虽然在对明战争中屡屡告捷,但无法掩饰他内心深处对于汗储问题的担忧。大哥褚英战功显赫,但他擅自更改制度,“不恤诸弟”,惹得众怒,被父汗处死;二哥代善虽然老成持重,但因生活作风不检点而无法服众。其他几个军功卓著的哥哥,总让父汗放心不下。父汗便瞩意于我,希望我能够赶紧长大,成为顶天立地的英雄,带领后金国建立新的功业。
天命十一年(1626年),父汗率军进攻关外重镇宁远,被明军守将袁崇焕的红夷大炮击败,父汗本人也受了伤。加上长期以来的鞍马劳顿和前线惨败的心理创伤,导致伤情和病情恶化。据说他临终前曾下令从盛京将母亲接来料理后事,并且打算立我为汗储。然而,这道诏书还没有拟好发出,他就去世了。
父汗的离去,犹如山陵崩塌一般,立刻让我失去了主心骨,面对野心勃勃的哥哥们,十五岁的我势单力孤。尽管母亲深受父汗宠爱,但也因此招致别人的妒忌,更重要的是,直至现在,她也没能成为真正的嫡福晋,尽管她早已是事实上的后宫之主。孤儿寡母是最容易被欺负的,因而,我们就成了哥哥们争权夺利的牺牲品,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毫无还手之力。代善、阿敏、莽古尔泰和皇太极四大贝勒,出于担心母亲会在不久的将来威胁到他们权力和地位的考虑,抛出了一份所谓的天命汗遗诏,其中郑重其事地声称:母亲“饶丰姿,然心怀嫉妒,每致帝不悦,虽有机变,终为帝之明所制,留之恐后为国乱,留遗言于诸王,俟吾终,必令殉之。”母亲听到遗诏之后十分震惊,在痛哭一场之后,不得不接受这份让她殉夫的所谓“遗诏”。母亲最放心不下的是我和多铎,她对皇太极等人提出了最后的要求:“吾自十二岁事先帝,丰衣美食已二十六年,吾不忍离,故相从地下。吾二幼子多尔衮、多铎,当恩养之。”她在用近乎哀求的方式来尽力争取我和弟弟后半生的安全。皇太极等人对天发誓:“二幼弟,吾等若不恩养是忘父也,岂有不恩养之理?”皇太极还承诺兑现父汗曾经的诺言,划拨一个旗由我本人统领。
躲在盛京汗宫屏风后面的我,看着母亲换上了大妃在盛典时才穿的服饰,端庄肃穆地走向祭坛,头也不回地朝着挂好的弓走去。那弓弦就是她的最后归宿。此时此刻,我哭了,我的怒火在胸中燃烧……
二、屡立战功的青年才俊(1)
作为四大贝勒妥协的结果,八哥皇太极登上汗位,改年号天聪。皇太极确实履行了此前的诺言,对我和多铎关照有加,不仅经常和我一起讨论军国大事,而且率领我和部众一同出征。皇太极的关照与重用,让我暂时熄灭了因母亲殉葬而燃起的胸中怒火,让我全身心地投入到战争之中,用不断的胜利和军功来不断提升我在后金国的地位。
天聪二年(1628年)二月,十七岁的我随皇太极出征察哈尔多罗特部,奋勇杀敌,立下战功,回军途中,皇太极宴请诸贝勒大臣,称赞我“随征远国,克著勤劳,克期奏凯,宜赐美号,以示褒嘉”。给我赐号“墨尔根代青”,乃“聪明统帅”之意。这是我参加的第一场战役和接受的第一个封号。皇太极还封我为固山贝勒,实现了我独立统率一旗军队的夙愿。天聪三年(1629年),我又跟随皇太极绕道内蒙袭击北京,击败明军主力,再立战功。天聪五年(1631年),大凌河之战,我的坐骑险些被敌人击中,但我仍率军强攻大凌河城,迫使明军守将祖大寿投降,接着又假扮祖大寿的明军败兵袭击锦州,获得胜利。战争中的勇猛顽强和足智多谋,让皇太极越发重视和重用我。就在这一年,皇太极进行了官制改革,仿照明朝设立六部,任命我掌六部之首——吏部。从此,我正式成为全军的主要统帅之一,并进入了皇太极的最高决策集团。
天聪七年(1633年),盛京召开了一次重要的军事会议,皇太极召集贝勒和群臣,商议“征讨察哈尔、朝鲜、明朝,三者用兵何者为先”。一些大臣主张先打相对较弱的朝鲜和察哈尔,但我觉得,如果父汗的志向在于建立一个与明朝分庭抗礼的关外割据政权的话,那么皇太极的目标就不仅仅是维持现状了,从他袭击北京离去之时依依不舍的目光里,我就能想得到他对夺取天下的渴望是多么强烈。因而,我提出的观点是,虽然察哈尔和朝鲜是我朝侧翼的肘腋之患,但明朝是我朝的劲敌,所有的战略应当围绕消灭明朝,取而代之来展开。我觉得,明朝根基深厚,无法轻易撼动,但可以“宜整兵马,乘谷熟时,入边围燕京,截其援兵,毁其屯堡,为久驻计,可坐待其毙也”。皇太极采纳了我的建议,此后,后金军的对明进攻更加猛烈。天聪八年(1634年),我跟随皇太极再次入关,在达代塔、朔州、大同等地屡败明军,俘获甚多。崇德三年(1638年),皇太极以我为奉命大将军,率军破关而入,明朝京畿地区因此遭到毁灭性破坏。班师回朝后,皇太极亲自向我赐银两万两,马五匹以为奖赏。据说连明朝士大夫都认为这次袭击导致明朝“国力耗竭,而事不可为矣”。
尽管后金以进攻明朝的“残毁”政策为其主要战略,但从来都没有忽视侧翼的察哈尔和朝鲜的威胁。察哈尔蒙古的首领林丹汗,似乎与皇太极拥有同样的雄心壮志,希望能够成为日后取代明朝,统一天下的力量。而当他看到后金蒸蒸日上的时候,就不惜与明朝暗中联合,共击后金。所以,后金与察哈尔的争夺一触即发。天聪八年(1634年),林丹汗病死。皇太极抓住这一时机,于翌年派我和其他将领率军西进,沿途打出“我满洲与蒙古原系一国”,“来降者无不恩养”的旗号,招降察哈尔旧部。大军先在西喇朱尔格地区招降了林丹汗的妻子囊囊太后,接着又在托里图地区招降了林丹汗之子额哲统率的察哈尔馀部。至此,加上以前已与后金结盟的科尔沁蒙古和其他部落,内蒙古各部完全听命于后金。后金的西线压力顿时消失。我在回军途中,还意外获得了额哲母亲苏泰太后保存的元代传国玉玺,并将这枚无价之宝献给了皇太极,使后金获得了法理上的正统。
察哈尔问题的解决,使后金少了一个肘腋之患。皇太极志得意满,于是改女真族名为满洲,二十四旗精锐部队,实力更加强大。天聪十年(1636年),皇太极改元崇德,并在沈阳正式称皇帝,改国号为大清。他很清楚,女真和金的称呼,容易勾起中原汉人对于几百年前靖康之变那场耻辱的记忆,所以,为了减少征服明朝的阻力,不如更改族名和国号。而且在五行中,明尚火,清尚水,水能克火,故改国号为清,可以适应以清代明的政治理想。大清的建立,使我们的奋斗目标进一步明确,那就是取代明朝,统一天下。
二、屡立战功的青年才俊(2)
由于我的战功卓著和足智多谋,皇太极在称帝之后大封群臣之时,封我为“和硕睿亲王”,位居诸王前列。我手中控制的旗众也由一旗增加到正白、镶白两旗,在朝中的影响力非同小可。
朝鲜很早就是明朝的臣属国,明军进攻我朝时,朝鲜总按照明朝的旨意出兵助战,尽管朝鲜军队战斗力较弱,但总是一个牵制我军注意力的因素,所以皇太极非常希望一举根除朝鲜的威胁,我也表示赞同。崇德元年(1636年)十二月,我亲率大军进攻朝鲜,很快进围朝鲜国王居住的南汉山城,并攻占朝鲜王室贵族的避难地江华岛。朝鲜国王不得不与我签订了城下之盟,向清朝称臣,断绝与明朝的往来。进攻朝鲜的战争获得全胜。明军在关外牵制我朝的力量全部化为乌有。这下,我朝就可以腾出手来,准备与明朝进行关外的最后决战了。
崇德四年(1639年),皇太极统率清军包围锦州。降而复叛的明军将领祖大寿一面死守,一面向关内求救。翌年六月,皇太极派遣我为统帅,进攻锦州。但我没有完全执行皇太极的命令,而是一时糊涂,允许士兵回家探亲,造成军心涣散,部队行进迟缓,没能阻止明军运粮进城。皇太极闻讯大怒,严厉斥责我,面对皇帝兼兄长的质问,我哑口无言。皇太极盛怒之下,我的帅位丢了,亲王也降格成了郡王,还被罚了一万两银子。
崇德六年(1641年),明崇祯皇帝派遣大学士洪承畴为总督,率领八位总兵,十三万大军和四万匹战马,赶到锦州附近增援。洪承畴老谋深算,他接受了二十多年前杜松兵败萨尔浒的教训,采取“步步为营,且战且守,待敌自困,一战解围”的策略。七月,明军进占松山,与我军激战良久,双方损失惨重,我军统帅郑亲王济尔哈朗被免职,皇太极再次任命我戴罪立功,到前线督战。
我与肃亲王豪格统率大军作为前锋,采用围点打援的办法,希望阻止明援军入城,反而遭遇敌军的反包围,处于腹背受敌的困境。皇太极不得不带病出征,赶往松山。皇太极派兵设伏,断敌退路;又派兵袭劫积粟,断敌粮道;由我率军设伏高桥,击敌逃兵;以主力列阵前方,围点打援。多路清军同时进攻,使洪承畴首尾难顾,特别是粮仓被劫,导致军心大乱,洪承畴率残兵退守松山,力战被俘。“是役也,计斩杀敌众五万三千七百八十三,获马九千三百四十六副。明兵自杏山,南至塔山,赴海死者甚众,所弃马匹、甲胄以数万计。海中浮尸漂荡,多如雁鹜”。锦州随即宣告投降。至此,明朝在关外只剩下宁远一城。
松锦大战历时三年,双方投入的总兵力超过三十万人。这是明清之间争夺东北控制权的最后决战。明朝参战部队为其最精锐力量,其中不乏关宁铁骑这样的骁勇之师。明军的溃败,标志着他们已经完全退出了对东北的争夺。我朝已经完全控制了明清战争的主动权,进军北京,只是时间问题了。而我,由于在松锦大战中表现英勇,再次受到皇太极的嘉奖,不仅王爵恢复,而且深得皇太极信任,“凡所谋议,无不得参”。皇太极认为我“举动皆合朕意”,我逐渐成为朝中决策集团的核心人物。
三、定策建勋的盛年统帅(1)
崇德八年(1643年)八月初九日,皇太极突然去世。与父汗一样,仓猝间他也没有留下传位遗诏;而与父汗不同的是,他生前也没有流露出将皇位传给谁的任何迹象。毕竟,他去世的时候只有五十二岁,很年轻,也许他也很难相信自己会英年早逝。
皇太极本人的即位,实际是议政王大臣会议决定的,是四大贝勒妥协的产物。但皇太极长于权术,很快迫使其他三个贝勒或被囚禁,或放弃权力,实现了他的南面独坐。但现在的情形更加微妙。皇太极去世前,我已经深深地感觉到“诸王辈皆分党,多有乖争之事”。皇太极身后的这场皇位之争势必难以避免。四大贝勒现在只有代善尚在,但他已经年老,而且不太愿意过问政事;四小贝勒里以我战功最多,实力最强,拥有正白、镶白两个旗。而皇太极的长子肃亲王豪格,自己直接掌管正蓝旗,还得到了其父皇掌管的正黄、镶黄两旗的支持,连掌管正红旗的二哥代善也支持他,看来,豪格的实力比我强,后台比我硬。因此,皇位的争夺主要在我和豪格之间展开。十七年前,就曾经有那样的机会摆在我面前,我没有能力去珍惜。现在,千载难逢的机会终于来了,我凭什么不能去奋力争取呢?而豪格则仗着两黄旗大臣的支持,寸步不让。他希望争取四小贝勒之一,握有镶蓝旗的郑亲王济尔哈朗的支持。济尔哈朗老奸巨猾,一方面表示“我意亦如此”,另一方面说此事还要和睿亲王商议,把皮球踢到一边了。这也表明,郑亲王也难以预料我和豪格谁将成为最后的胜利者,因此他不轻易下注。作为四小贝勒的另外两位重要人物,十二哥阿济格和十五弟多铎率领两白旗大臣极力支持我。我当时很犹豫,不敢贸然接受他们的拥戴,当然也更不会拒绝。这个时候,盛京的政治气氛很紧张,黄旗大臣图尔格甚至因为“与白旗诸王素有衅隙,传三牛录下护军,备甲胄弓矢护其门”。
八月十四日,也就是皇太极去世的第五天,作为清朝决策集团的核心人物,我召集群臣开会讨论储君问题。这天黎明,“两黄旗大臣盟于大清门,令两旗巴牙喇兵张弓矢,环立宫殿”,摆出一副如果谈不成,就兵戎相见的架势。会议召开前,我并没有板着面孔冷对两黄旗大臣们,而是主动找到他们当中的代表人物索尼,征求他的意见。索尼显然有避嫌之想,所以并没有在我面前公开表示力挺豪格,但他抛出了这样的话:“先帝有皇子在,必立其一,他非所知也。”话音未落,我已经明白了他的如意算盘。皇太极的儿子中,除了长子豪格已经成年外,其他的儿子不是早夭,就是过于年幼,少不更事。因此他用这种迂回的方式含蓄地表达了自己支持豪格的初衷。然而,我立即意识到,“立皇子”与“立豪格”是有差别的,豪格的铁杆支持者没有明确提出“立豪格”,那么我也打着“立皇子”的旗号,把豪格排斥在外,拥立年幼的皇子,不也顺理成章吗?
会议开始了。索尼果然抢先发言,要求拥立皇子。二哥礼亲王代善提出,皇子中豪格“当承大统”。我偷眼瞧了一下豪格,他正眯缝着眼睛,肯定心里别提多得意了。但是豪格是个爱面子的人,不好意思一下子就接受代善的提议,他仿效三国时期曹丕取代汉献帝前三次辞让的典故,说自己“福小德薄,非所堪当”。显然,这是个象征性的谦让,是释放出期待更多的大臣再次劝进的信号,而后借坡下驴,登上皇位。此时,我突然接过话来,说出了一句足以憋死豪格的举动:“汝等之言是矣,虎口王(豪格)既让退出,无继统之意。”我的同母兄弟阿济格、多铎赶紧跟了一句,力主让我即帝位。这个时候,会场沉默了,我再偷眼看看豪格,刚才还眉飞色舞的他,此刻已经瞠目结舌。我心里很清楚,他的假意谦让和我的突然袭击,已经让他丧失了储位之争的主动权。然而,兄弟们的劝进,我接受吗?
我低下了头,沉思了片刻,想想大清门外两黄旗剑拔弩张的铁甲步兵,想想父汗和兄长历经几十年创立的江山,我如果接受了劝进,能不能坐稳天下,国家会不会因为我的即位而分裂?此时此刻,我很迷茫。我麾下的两白旗大臣此时纷纷表示反对豪格即位,理由是豪格过于凶暴,担心豪格即位之后会殃及两白旗大臣。而多铎这个傻弟弟这时又突然冒出一个立自己或者立代善为储君的奇异想法,当即遭到众人的反对。被绯闻困扰十多年的二哥代善,也以退出会议的实际行动,表明自己毫无染指帝位之心。看到两白旗大臣和多铎提出的立储方案已经完全不利于己方,如梦初醒的两黄旗大臣在索尼的带领下纷纷刀剑出鞘,其声疾呼:“吾属食于(先)帝,衣于(先)帝,养育之恩与天同大,若不立帝子,则宁死从帝于地下而已!”他们似乎已经发觉,如果再坚持拥立豪格,势必引发一场宫廷喋血,于是集体退了一步,不再提拥立豪格,而是坚持拥立皇子。只要是皇太极的儿子,无论年岁大小,谁当皇帝他们都可以接受。
三、定策建勋的盛年统帅(2)
历史性的机遇终于来了。我终于把自己事前已经准备好的方案合盘托出:在世的皇子中,除了豪格,以六岁的皇九子福临年岁最大,最聪慧,最具帝王潜质,其母庄妃也最为先帝宠爱,故建议尊皇九子福临为嗣皇帝。但由于福临年幼,必须由先帝在位期间军功和影响力最大的亲王摄政,待皇帝年长亲政,即行还政。这个摄政王我是当仁不让的,但为了避嫌,我还推荐郑亲王济尔哈朗跟我做搭档。这个建议貌似周密,既拥立了皇子,又照顾到幼帝登基的诸多不便,通过建立摄政王体制来确保国家大事的决断和执行。两黄旗大臣们认为最低目标业已实现,也实在拿不出更好的主意。我的折衷方案得到了各方的认可。一场有可能引发大清宫廷流血,国家分裂的危机得到了化解,而我虽然又一次与皇位擦肩而过,却获得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崇高地位和权力,成为实际上的最大赢家。豪格已经完全输给了我。
然而,还有三件事在困扰着我。
其一,虽然拥立福临已成既定方针,但还是有人反对。他们似乎不理解我在关键时刻放弃当皇帝的念头是何居心,依旧不遗余力地鼓吹立我为帝。这与我的战略构想不符,我只好丢卒保车。代善之子贝子硕托、代善之孙郡王阿达礼就因此被我诛杀。然而,这么做会不会让支持我的那些人寒心呢?
其二,尽管通过我近乎无赖的表现,让豪格功败垂成,但他和他的正蓝旗依旧是我的心腹大患,如何才能让他永远退出政治舞台,甚至让他在我的视野里消失呢?
其三,郑亲王济尔哈朗是个见风使舵的家伙,当初我提议让他和我一起当摄政王,就是拿他做挡箭牌,演给两黄旗大臣们看,毕竟郑亲王本人表面上还是倾向豪格的,他也当摄政王,至少可以在形式上制约我。但是,我非常担心这种形式上的制约变成实际意义的管束。济尔哈朗本人虽然对帝位没有野心,但他的存在,对于我打着摄政王的旗号当实际意义的皇帝,的确是个极大的绊脚石。怎么才能兵不血刃地干掉他呢?
崇德八年(1643年)八月二十五日,在经历了半个月的皇位真空后,六岁的福临在年轻的母亲庄妃的陪伴下登上盛京皇宫的金銮宝座。当所有的大臣都跪倒在地山呼万岁的时候,我也不得不下跪,这皇位本该属于我的,没想到让这个六岁的小孩轻易地得了去,我怎能不妒嫉?皇位两旁偏下的位置摆着两把椅子,我和郑亲王并排前行,端坐在两边,就任摄政王。新皇帝的第一份诏书宣布,改次年为顺治元年,大赦天下。大清王朝新的时代由此开始。
关外,我和豪格在争夺皇位,最后谁也没有完全实现夙愿。关内,李自成和明崇祯皇帝朱由检正在为争夺天下而拼得你死我活。顺治元年(明崇祯十七年,1644年)初,李自成在西安建立政权,国号“大顺”。得到这个消息的我,火速以大清国皇帝的名义致信大顺军的将领:“欲与诸公协谋同力,并取中原,倘能混一区宇,富贵共之矣。”
信发出去了,没有任何回音,等来的却是这样一个含糊不清的消息:三月,李自成兵锋已达北京城郊,北京城情形如何不得而知。
四月初四日,汉族谋臣范文程急匆匆地跑进我的府邸,向我呈递了一份奏章。他认为,据不可靠消息透露,明朝已经灭亡,李自成已经取代明朝统治了北中原,“我国虽与明朝争天下,实与流寇角也”。他觉得,我军应当一反此前的“残毁”政策,改烧杀抢掠为秋毫无犯,以收揽人心,招降更多的明朝官员为我服务。他甚至建议我应火速组织全国军队直趋北京,与李自成进行决战。我也觉得也许就在旬日之间,北京城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如果不赶紧介入,恐怕再无这么好的机遇了。
于是,当天我就以皇帝的名义发布命令,征集全国十岁以上,七十岁以下的男丁,全数编入军队。父汗设计的八旗制度果然在战争动员方面效率极高,五天之内,将近二十万军队进入了战争状态。四月初九日,我亲率满洲八旗、蒙古八旗主力十万人,前几年在战争中招降后晋封为王的汉族将领孔有德、尚可喜、耿仲明等部汉军八旗四万人,共计十四万大军,浩浩荡荡离开盛京。由于忌惮宁远和山海关的明军关宁铁骑,我下令全军度过辽河后绕道内蒙,由北向南进军北京。
三、定策建勋的盛年统帅(3)
四月十三日,我军扎营辽河。一名明军将领突然被带到我的中军大帐。原来,这是明山海关总兵吴三桂的亲信副将杨坤。他带来了一个重要的情报:三月十九日,李自成的农民军攻克北京,朱由检上吊自杀,明朝已经灭亡。而李自成及其部将在京城纵兵拷掠,追赃助饷,侵犯了吴三桂的府邸,惹怒了本已决定投降大顺的吴三桂。吴三桂立即做出了对抗大顺的决定。后来我才知道,李自成的部将刘宗敏洗劫了吴三桂在北京的府邸,绑缚了他的父亲吴襄,抢走了他宠爱的小妾陈圆圆,让吴三桂这个情种怒发冲冠。李自成似乎也意识到山海关对于阻挡我军的意义,于是亲率重兵东征进攻山海关。吴三桂面临腹背受敌的危险,两害相权取其轻,派杨坤来向我求救。
很多随军大臣都觉得其中有诈,但我不以为然。已经效忠我朝的松山败将洪承畴此时建议我,首先让此次出师名正言顺,打出仁义之师的旗号,打出“扫除逆乱,期于灭贼”的旗号,拿李自成作为共同的靶子,联合一切可以暂时联合的对象,目标只有一个——尽快占领北京。洪承畴还建议我应当轻装前进,加快行军速度。我觉得他说的有道理,于是一一照办。
十九日,清军抵达翁后,吴三桂又派杨坤前来送信,希望我军加紧入关。我立即提笔回信,表达对崇祯帝惨亡的悲痛之情,和此次出兵旨在为崇祯帝报仇。这样,清军就摇身一变,由残毁明朝的罪魁祸首,变成了“吊民伐罪”的救命稻草。当然,我也没有忘记对吴三桂讲:“伯若率众来归,必封以故土,晋为藩王,一则国仇得报,一则身家可保,世世子孙,长享富贵,如山河之水也”。其实就是向他说明:将来收拾河山,统治天下的,将是我多尔衮,和我摄政的大清王朝。做大清的臣子,是他将来最好的选择,我欢迎他的加盟。
四月二十一日,会战正式打响。而此前一天,大顺军已经抵达山海关城下,与关宁铁骑对垒。兵多将广的大顺军很快占据了上风,吴三桂军勉强支撑到了天黑。次日,双方在关城之外的一片石地区再次进行战斗,吴三桂军撑到中午时分,已近乎力竭。就在这千钧一发的关键时刻,风沙突起,我令旗一挥,以正白旗为先锋,十几万大军突然从飞砂走石中横空出世。大顺军一哄而散,丢盔弃甲。一片石决战以我军的完胜而告终。战斗结束后,吴三桂带领部将来到我的大营,当即表示愿意剃发留辫,效忠清朝。我也很高兴,马上封他为平西王,以他的部队为前锋,追击李自成,直捣北京城。
李自成回到北京,匆忙在武英殿举行登基大典,而后点燃皇宫,裹胁大量金银财宝和残兵败将匆匆南撤。吴三桂听说李自成南撤,主张自己率军连夜入京。我没有采纳他的建议,而是让他和阿济格等人继续率军追击李自成。我的用意是防止吴三桂入京之后,凭借其明朝遗臣的资格找回朱由检的儿子,重登皇位,将我真的置于“客兵”的尴尬境地。
五月初二,清军徐徐开进北京,不知底细的京城官民,还当是吴三桂护卫明朝太子返京,纷纷沿路焚香下跪。端坐在车辇里的我,当仁不让地接受了他们的跪拜,对于他们口称万岁的祝福,我也照单全收。直至拖着辫子的清军进入皇宫,京城官民才意识到这里已经改朝换代了。从这一天起,北京迎来了它的新主人,那就是清王朝。尽管在我这个新办公区的周围,到处是瓦砾,到处是烧焦的泥土味,但能够入主武英殿,是兄长多年以来梦寐以求的理想,今天,我终于替他实现了。
八月二十日,福临和已经成为太后的庄妃,在王公大臣和八旗军队的护送下,由盛京启程,迁都北京。十月初一,在劫后余生的南郊天坛,福临主持祭天仪式,正式即皇帝位,宣告清朝由一个地方政权变为一个全国性政权,正式取代明朝,成为天下的主宰。而我,在这一改天换地的过程中功勋卓著,在大清王朝的摄政地位也更加稳固。
四、摄政天下的中年亲王(1)
从我登上摄政王宝座的那一刻起,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酣睡的担心就一刻都没有停息过。我觉得,唯有将全国的权力置于自己手中,才能确保自己的安全,才能确保政令的畅通和号令的统一。因此,还在盛京的时候,我就借口“盈庭聚讼,纷纷不决,反误国家政务”,结束了诸王贝勒管理各部院事务的惯例,各部院事务改由摄政王统领。这样,各部院大臣的行动就不再受主管亲王贝勒的掣肘,而是直接听命于我和济尔哈朗。然后,我又下令,所有衙门的奏陈,必须先报到睿亲王府。这道命令的发布,绕开了心眼不多的济尔哈朗。这样,他的权力也被削弱,不得不退居我之下了。就在入关前四个月,我通过礼部议定,在所有国务活动和狩猎活动中,亲王贝勒不得与摄政王平起平坐,这样就在礼仪上实现了唯我独尊。
当然,我的这些集权做法也招致了一些人的反对,最强硬的反对者当属储位斗争一无所获的豪格。但是,豪格集团内部发生分裂,豪格的亲信何洛会,大概是看到豪格政治前途渺茫,于是落井下石,向我密告豪格图谋不轨,并把豪格私下里发牢骚要杀掉我的那些气话学给了我。此时的我,已经是摄政王,是任何人都无权触犯的。因此,我抓住这个把柄,把豪格的心腹大臣一网打尽,全部处死。豪格集团顿时土崩瓦解。这个结果似乎也让济尔哈朗感到担心,后者只好主动向皇帝上书,请求将自己的位次排在我之下。这样,在入关之前,我已经完成了全国权力集于一身的过程。
入主北京,仅仅是个开始。兄长渴望以北京为起点完成对天下的统一,但壮志未酬,溘然长逝,所以我作为摄政王,理应肩负起这样的重任。但十二哥阿济格仍坚持以前“残毁”明朝的政策,这遭到了我的断然拒绝。为了营造顺治迁都北京的良好政治氛围,我做出了一个让人难以理解的举动——作为朱由检的最大敌人,我竟然为上吊而死的这位明朝末代皇帝服丧三日,以表明清朝“抚定燕京,乃得之于闯贼,非取之于明朝”。我派人前往邻近各省招抚当地明朝官员,许以加官进爵。由于李自成军队的南撤,导致他此前控制的山东、山西、直隶等地区出现权力真空,我迅速派兵加以平定,稳定了京畿的形势。
几乎在我入主北京的同时,南京的明朝遗臣拥立福王朱由崧重建明朝。这样,在北京之南,至少有退居陕西的李自成、割据巴蜀的张献忠、坐拥东南半壁的朱由崧三个政治集团,这些是我完成全国统一的主要障碍。先打谁呢?谋士柳寅东建议,先出兵进攻李自成和张献忠,控制中原、陕甘和巴蜀,而后顺江而下消灭朱由崧。这个策略我觉得可行,因为它一方面可以将清军进攻“流寇”,替明朝报仇的口号付诸实施,换得更多明朝遗臣的支持和投降,一方面有利于各个击破敌人,避免敌人联合造成我军东西两线作战。于是,我立即派遣十二哥阿济格和平西王吴三桂率军追击陕西的李自成;十五弟多铎率军经略河南,取得下一步进攻朱由崧集团的前沿阵地;豪格率军进入四川,进攻张献忠。为了迷惑朱由崧集团,我还特地抛出橄榄枝,给朱由崧一个可以划江而治的错误信号。朱由崧君臣怀着不切实际的幻想,派团来京谈判。根据可靠情报,南京继续歌舞升平,江北四镇的火并一刻都没有停止过,连头脑比较清醒的南京兵部尚书史可法,也幻想与我朝议和,共同打击李自成。
阿济格的追击很快就有了效果,李自成一路惨败。顺治二年(1645年)正月,阿济格、吴三桂率军攻占西安。五月,李自成在湖北通山县九宫山遇袭身亡。顺治三年(1646年)十一月,豪格率军进攻四川,张献忠出兵抵挡,在川北西充凤凰山遭遇,清军神射手雅布兰一箭穿喉,张献忠当即殒命。多铎平定河南后,趁南明江北四镇火并之机大举进攻南明,迅速占领扬州,俘杀史可法。接着攻占南京,收降了三十万南明军和大批南明官员,俘获朱由崧,将其送回北京处死。这样,三个敌对集团的头目皆一命呜呼。我的统一战争取得了阶段性胜利。
四、摄政天下的中年亲王(2)
然而,问题接踵而至。李自成、张献忠的残余力量仍旧兵多将广,他们以湖南、云南为根据地继续抗清;明朝的亲王们在浙江、福建、广东先后建立政权,表示抗清。更让我棘手的是,由于我坚决执行被征服汉人必须剃发和改易衣冠的命令,加上史可法在扬州抗清激怒了十五弟多铎,导致城破后清军一连十日的疯狂屠杀。这些都导致视身体发肤和中原衣冠为至宝的南方汉人十分抵触清军的征服。于是,以人文渊薮自居的江浙地区竟然自发组织了多次抗清行动,给我的统一大业带来了不小麻烦。尽管这些抗清行动很快都被扑灭,但这种抵触情绪一直存在。成为我的心腹大患。
在北方,局势也不像想象的那么稳定。为了满足入关满族人的生活需要,我颁布了圈地令,允许满族人圈占京畿土地,导致更多的汉族百姓在强权面前失去土地,流离失所,生活艰难。为了满足入关满族人的居住需要,我下令将北京的内城划为满城,将京城的汉族居民一律驱赶到正阳门以南的外城居住,并强迫京城百姓剃发。这些措施实施的结果,就是汉族百姓的确过得很惨,引起他们的不满,但为了统治民族的利益,我也顾不了那么多了。
由于清军的勇猛追击和抵抗势力的分散软弱,特别是吴三桂、尚可喜、耿仲明、孔有德等汉族降清亲王的不懈努力,前线战事不断胜利。一个又一个的捷报极大地巩固了我在朝廷中本已显赫的地位。入主京城后,顺治帝立即下诏,尊我为“叔父摄政王”;一年之后,晋封“皇叔父摄政王”;顺治五年(1648年),在我的指使下,小皇帝发布诏书,认为我“治安天下,有大勋劳,宜加殊礼,以崇功德,尊为皇父摄政王”。从这一刻起,我的地位甚至在形式上也凌驾于皇帝之上了。
在身份地位被无上尊崇后,我就开始加紧排斥异己。虽说豪格集团已经垮台,但他本人有击败张献忠的大功,他活着一天,对我的威胁也就存在一天。所以我罗织了各种罪名,将他圈禁致死;虽说济尔哈朗的地位已经低于我了,但毕竟还是摄政王,留着也是威胁,于是我以小皇帝的名义发布诏书,任命十五弟多铎为辅政叔王,架空了济尔哈朗的权力。紧接着又借口郑亲王府“王殿台基违制”,罢免了他的摄政王爵。最后我派他领兵南下作战,彻底剥夺了他在朝廷的所有大权。在入主北京之后的几年里,我越来越威风,所有的大臣见到我都要下跪,就像见到皇帝一样。我甚至可以把本该存于大内的信符带回家。我的睿王府位于紫禁城东华门外的南池子,是在明代重华宫的基础上改建而成的。不仅地理位置上便于遥控宫廷,而且在府邸的造型和装饰上也穷尽奢华,特别是府中重檐柱雕龙的结构,足以显示我作为皇父摄政王的威严与气度。我的府邸门前常常是车水马龙,似乎这里才是真正的国家心脏,皇宫似乎只是个摆设而已。而在犹如皇宫的家里,我也更愿意穿着皇帝的服装,虽然没有成为真皇帝,但在家里过皇帝瘾,却没人敢对我怎么样。
高处不胜寒,当权力斗争因为政敌的一个个失败而渐趋减少的时候,我的孤独感开始油然而生。尽管在这个时候,身边的女人,以及和我有着暧昧关系的太后博尔济吉特氏给了我很大的慰藉和帮助,但终究无法消弭这种可怕的孤独感。有时在梦里,能听到母亲乌喇那喇氏在召唤我;我觉得冤死在另一个世界的母亲,应当在去世之后备极哀荣。这个时代是允许一夫多妻的,而每个妻子的地位是不同的。本来皇太极的生母叶赫那拉氏没有当过大福晋,但因为皇太极成了皇帝,叶赫那拉氏获得了“孝慈皇后”的追授。父汗一辈子有三位大福晋,却没有一个能在去世之后享受到皇后的待遇,我当然觉得不公平。于是在顺治七年(1650年),我主持仪式,追授母亲乌喇那喇氏为“孝烈武皇后”,配享太庙。尽管我无缘皇帝宝座,但能让母亲成为永远的皇后,作儿子的也算是尽了孝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