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摄政天下的中年亲王(3)
作为长期征战疆场，并置身于纷繁芜杂的权力斗争之中的执政者，我对土地和权力的渴望自然十分强烈，这也让我积劳成疾，常常头晕；作为曾经并正在建立伟大功勋的男人，我对金钱美女的欲望自然十分强烈，这也让我的身体状况雪上加霜。兄长皇太极在世的时候，我只是专注于打仗，不敢旁骛，松山之战期间的专心与焦虑，让我此后一直神经衰弱；当我摇身一变，成为摄政王的时候，已经没有人能约束我了，我的私生活就越发放纵，国事的操劳，个人的不检点，让我身染重病，有时烦躁不安，有时疲惫不堪。但我始终硬撑着，要求大臣们以国事为重。只是为了减少自己的阅读量和阅读难度，我命令臣下的奏报必须简明，不得有浮华之辞。即便如此，也只能是减轻我的病痛，不可能扭转我每况愈下的身体状态。为了放松自己的神经，我多次率领臣僚到塞外打猎，但顺治七年（1650年）的这次，却让我一病不起。
尽管我只有三十九岁，正是成就事业的黄金年龄，但此时此刻，我不得不考虑身后之事，不得不考虑跟我貌合神离的小皇帝、同床异梦的嫂子、难以管束的大臣们，还有反对大清统治的抵抗力量……于是，三十九年来的戎马经历，在我眼前一幕幕的展现开来，我应该把它们记录下来，因为我的戎马生涯，就是大清王朝奠定国基的辉煌历史。
悬案发布会:我与太后的是非真相(1)
主持人范文程：都察院的各位朋友，你们好，欢迎你们来到紫禁城武英殿参加宫廷疑案发布会。今天这次会议我们隆重邀请到了当朝摄政王多尔衮殿下。请他通过各位，向全国澄清近日流传在坊间的一些关于摄政王与当朝太后的传言。下面请大家自由提问。
我最爱的女人孝庄皇太后
御史甲：请问摄政王殿下，您是否听说坊间传言太后已经下嫁给您？请问您是否清楚他们持这种下嫁说，究竟有何依据？
多尔衮：太后下嫁给我的传言我也有所耳闻，最近为此事很是头疼，甚至不敢去见太后本人。太后下嫁说的观点无非有以下五个依据：
第一，满族有兄死弟可继嫂的婚姻传统，我势必会遵从这个传统；
第二，皇太极去世后，太后与顺治孤儿寡母，力量单薄，太后特别担心我篡夺皇位，故以身相许，确保顺治皇位稳固；
第三，顺治皇帝以我为“皇父摄政王”，既然称我为“皇父”，就算是承认了我与太后婚姻关系的既成事实；
第四，有人见我多次出入太后宫禁；
第五，南明将领张煌言曾有《建夷宫词》云：“上寿觞为合卺尊，慈宁宫里烂盈门，春官昨日新仪注，大礼恭逢太后婚。”这似乎就是最确切的证据。
御史乙：摄政王殿下，您对他们的依据持何看法？他们的依据是否属实？
多尔衮：这正是我希望在座各位都察院的朋友帮我澄清的一个重要问题。你们可以看看，这五条证据哪个能站得住脚？
第一，满族的风俗中允许叔继嫂，但皇太极有很多兄弟，为什么单单把我作为这个迎娶太后的主角？习俗并不等于历史事实。
第二，顺治上台是我与豪格权力博弈的结果，我虽身为摄政王，但有诸王大臣约定在先，只有皇太极的儿子才能继任皇帝，我已经失去了称帝的资格，摄政王已是最高荣誉。况且我已经位极人臣，算是不称皇帝的皇帝，全然没有必要再去篡权夺位，这一点聪慧的太后不可能看不出来。
第三，“皇父摄政王”是小皇帝对我的尊称。他很早就失去了父亲，把我当作再生父亲，明摆着是笼络我的手段，也是肯定我为清朝做出的贡献。历史上这样的事情屡见不鲜。西周初年周武王就管谋士姜子牙叫“尚父”，秦朝末年项羽就管谋士叫“亚父”，三国时期蜀汉国主刘禅就管诸葛亮叫“相父”，皆为尊称，并没有因此改变伦理关系。
第四，出入太后宫禁次数虽多，但这与下嫁与否没有直接关系，就算是平民百姓，哪家结婚不办婚事，搞秘密结婚来着？何况是皇家？
第五，张煌言身在江南，对北京宫廷之事能了解多少？无非是利用社会上的谣言宣泄一下自己对于清朝的不满而已吧。所以，五条证据，都靠不住。
太后如果下嫁，必是国家大事，但我们的官方史书和官方文献没有任何记载。值得说明的是，本朝规定当朝君臣不得私自翻阅更改实录和当代史料。如果各位有兴趣，还可以到朝鲜王国讨要朝鲜使臣的各种报告，这些报告不可能经过清朝官方的审核修订，因此具有权威性。我朝发生了这样的大事，他们焉能不记载呢？
御史丙：摄政王殿下，我在参会之前有幸偷偷翻看了朝鲜使臣的一些秘密报告，果然没有关于太后下嫁的记载。那么您能否借这次发布会，向全国百姓解释一下您与太后的关系。
多尔衮：感谢你提出这个问题。太后比我小一岁，我们的关系很好。其实皇太极在世的时候，我就暗恋太后，喜欢她作为庄妃的天生丽质，喜欢她作为蒙古族美女的优雅气质，喜欢她作为一代才女的聪慧果敢。后来她因儿子登基而成为太后，我便利用自己在朝廷中的无上权威向她示爱，并多次出入宫禁。我心里很羡慕兄长皇太极，能够在生前得到这样的奇女子，但我无此福分，只有享受片刻之欢。我想太后一定也觉得我是英雄，才对我有所倾心，但她更多的还是考虑到孩子皇位的稳固，故而对我虚与委蛇，甚至投怀送抱。但是，她贵为太后，我贵为摄政王，我们不仅要做满族人的统治者，更要做汉族人的统治者，我们不能让汉族人因我们的民族习俗不合儒家传统而受到汉人耻笑，从而削弱我们的统治基础。所以，为了国家利益，也为了社会地位的正统性，我们即便两情相属，也不能遵从满族习俗而成婚。尽管我身边有许多女人，甚至在处治豪格之后，我还惦记着把肃亲王妃收入睿王府里作侧福晋，但我心中最仰慕、最怜爱的，还是这位来自蒙古科尔沁部博尔济吉特氏的太后。
悬案发布会:我与太后的是非真相(2)
御史丁：摄政王殿下，能否请您谈一下您与太后今后的发展？今后您二人有没有成婚的可能呢？
多尔衮：太后的想法我还不得而知，大概至少要母仪天下，教诲小皇帝，直至他亲政；而我，则要为实现清王朝对天下的最后征服而努力，为清王朝千秋万代的基业而忙碌。我说过，不管我们俩之间发生什么，抑或是在我们各自身上发生了什么，我不能跟她结婚，现在不能，将来也不能。
主持人范文程：都察院的各位朋友，我想你们想知道的东西，摄政王殿下已经开诚布公地告诉你们了。最后，我们再次感谢摄政王殿下光临此次悬案发布会，并进行了精彩的回答。我也要代表朝廷感谢各位都察院的朋友的参与和帮助，谢谢各位。这次会议到此结束，散会！
范文程简历
范文程，男，生于明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卒于清康熙五年（1666年）八月。祖籍江西，北宋观文殿大学士范纯仁十七世孙。曾祖父范鏓曾于明嘉靖年间担任兵部尚书，祖父范沈曾任明沈阳卫指挥同知。
他于皇太极在位期间任内秘书院大学士，于顺治在位期间任议政大臣、太子太师。为皇太极和顺治时期的主要谋臣。去世后葬于怀柔红螺山，谥文肃，康熙御书祠额曰“元辅高风”。
一、从书生到奴隶，从奴隶到书生(1)
我的家族在历史上可称显赫。五个世纪之前，曾有一位名叫范仲淹的大臣，领导了北宋著名的“庆历新政”，为改变北宋中叶积贫积弱的困境进行了一次伟大的尝试。他“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精神，成为我们这个民族的宝贵财富。而我，恰恰是他的儿子，北宋观文殿大学士范纯仁十七世孙。所以，不管怎么说，我也是名门之后，应该继承范家忧国忧民的优良传统。
明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我出生在关外重镇沈阳。我的曾祖父范鏓是明正德年间进士，在明嘉靖年间曾担任兵部尚书，祖父范沈曾任明沈阳卫指挥同知，而我家位于沈阳附近的抚顺。虽然从祖辈往下算，官是越做越小，但这并不妨碍我的成长。毕竟，我仍旧生活在官宦之家、书香门第。我自幼好学，博闻强识，记忆力和理解能力都较一般孩子为强。十八岁那年，我就在沈阳县考取了生员，也就是秀才，有了最初的功名。从沈阳返回抚顺的路上，我一直在琢磨下一步如何力争考取举人，而后进京考进士，感受金榜题名的愉悦与快乐。尽管关外的教育水平落后，考上更高功名的几率非常小，那我也要勇于尝试！
正在我踌躇满志，准备步入仕途，大显身手的时候，一场灭顶之灾降临了。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正在家里操办族内丧事的我，突然听到城外喊杀声震天，不一会儿工夫，街上的行人已经消失殆尽，又过了一会儿，街上出现了一伙打扮怪异的士兵，每个人都骑着高头大马，手里都提着刀枪，脑后拖着一条辫子。我终于意识到了一个现实，抚顺沦陷了。尽管这个现实我不愿接受。早就听说抚顺关外的女真人建立了一个新的国家，名曰“后金”，其首领“天命汗”努尔哈赤曾经接受过明朝的册封，后来用一己之力完成了对关外女真各部的征服。但我万万没有想到，后金能轻易攻破这座有明朝重兵保护的边疆重镇。几天之后，确切的消息传来，原来，努尔哈赤就在不久前，就打出了为父报仇的“七大恨”旗帜，举兵袭击明朝边关，抚顺守将李永芳没有任何防范，面对突如其来的后金骑兵的冲击，很快就开城投降。我曾经听说过后金军人嗜杀成性，还好没怎么抵抗，没有惹怒这些亡命之徒，否则抚顺连同它的百姓都要化为灰烬了。总兵张承荫受辽东巡抚李维翰的派遣，率兵一万进行反击，结果由于对后金军情形不明，被敌人包围，全军覆没。
后金军风卷残云一般地袭占了关外多个要塞，而后大肆掳掠，扬长而去。他们所获得的三十万人畜，被作为战利品赏赐给有功官兵，而我不幸也成为战利品的一份子，从此由秀才沦为奴隶。
努尔哈赤是个脸庞黝黑的汉子，他以十三副遗甲起家，最终成就霸业的威名我早就听说过。但他似乎对明朝的衣冠人物，包括没有什么资历的儒生十分反感。认为“种种可恶，皆在此辈”，必须杀尽斩绝。结果，验明正身之后，我就被送往刑场，即将糊里糊涂地了却残生。但就在我即将引颈就戮的时候，努尔哈赤亲自来刑场清点死刑犯。当我俩目光相遇之时，我再次被他的英雄气概所震惊，而他似乎也被我身上的某些特质所吸引。他一声令下，我从死刑犯的行列里被拉了出来。大概是我硕长伟岸的身躯救了我，努尔哈赤也喜欢跟他一样气质的男儿。接下来的问话，让我距离死神渐行渐远了。我简练的回答让他感到我不是那种只读圣贤书的书呆子，也不是那种充满官老爷潜质的阔公子，颇知明朝底细和中国历史的他甚至听说我是范鏓的后裔，与范仲淹还有一些渊源关系，竟回头告诉贝勒们说：“此名臣后也，善遇之！”只一句话，二十一岁的我就逃离了死神的怀抱。努尔哈赤把我拨到镶红旗下为奴。好死不如赖活，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奴隶就奴隶，有朝一日，我还会回到明朝，回到家园的。
努尔哈赤一生戎马倥偬，战功卓著。一个又一个捷报的传来，让我心里一次又一次备受打击。就在我被俘的第二年，明军主力在萨尔浒战役中被后金军击败，从此丧失了辽东地区的战略主动权，转而采取守势。而朝廷似乎没把辽东的巨变当回事，继续勾心斗角，党同伐异。天启皇帝即位后，重用大宦官魏忠贤，打击贤臣，宠信小人，朝政日趋败坏。辽东边帅一再易主，军事行动总受到魏忠贤的掣肘。就在魏忠贤在北京权势熏天的时候，努尔哈赤攻陷关外重镇沈阳和辽东行政中心辽阳。家乡已经完全沦入异邦，我回家的希望越来越渺茫了，看着明朝一天天的衰败下去，我的心里真不是滋味。看着后金蒸蒸日上的势头，我有种预感，也许若干年之后，这个关外小邦会成为明朝的劲敌，甚至夺取明朝维系了二百多年的天下。那么作为汉人，我该怎么办呢？是继续怀念故国，还是干脆支持这个少数民族的新政权呢？
一、从书生到奴隶，从奴隶到书生(2)
明天启六年（后金天命十一年，1626年），努尔哈赤攻打山海关外的最后屏障宁远，遭到其起兵以来的最大失败，加之国事家事缠身，他日趋衰老的身体每况愈下，终于撒手西归。经过一场没有硝烟的明争暗斗，努尔哈赤的第八个儿子皇太极登上汗位，改年号为天聪。我们尊称为天聪汗。
天聪汗即位的第八天，便让所辖汉民“分屯别居，编为民户，择汉官之清正者辖之”，从而使庄园近半数具有奴隶身份的汉民壮丁恢复了民籍。不仅如此，天聪汗还抛弃了其父对汉族知识分子的偏见，多次选拔和荐举汉族与蒙古族官员加以“量才录用”，赢得了不少汉族与蒙古族有识之士的支持，心甘情愿“实心齐力报答皇恩”。天聪汗此举并非偶然，因为从他即位的那一刻起，身边的谋臣就不仅有女真人，而且有了少量早已归降的汉人，这些汉族谋士为上述决策的制定做了大量贡献。天聪初年的政策调整，让我重新看到了希望。如果不能为明朝效力，那在后金博得功名，获得一官半职，似乎也是一条前景看好的通衢大道。
天聪三年（1629年），天聪汗设立文馆，要求文馆“以历代帝王得失为鉴，并以记功之得失”。显然，他是希望效法唐太宗“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的名训。一个少数民族的君王，不以自己民族的祖先为榜样，却向汉族王朝里最伟大的帝王学习，这意味着什么？
文馆设立后，便急需有用之才供职其中。同年八月，天聪汗又颁布了一道上谕：“自古国家文武并用，以武功勘祸乱，以文教佐太平。朕今欲振兴文治，于生员中考取其艺文通明者，优奖之，以昭作人立典。请贝勒以下满、汉、蒙古家，所有生员俱令考试。于九月初一日命诸臣公同考校。各家主毋得阻挠。有考中者，仍以别丁赏之。”幸好我当年拿到了生员的功名，能够忝列这次文馆选拔考试的考生行列。由于上谕中不许奴隶主干预那些已没为奴的生员参与考试，所以我的报名与应考都没有遇到什么麻烦。
考试的题目甚至比明朝的秀才考试还容易，我越来越感觉到这个新君王的求贤若渴。应考者三百多人，录取了一半多，我当然也榜上有名了。从此，因祸得福的我，由一个不折不扣的奴隶，转变为堂堂的文馆学士，尽管在后金的官场里地位低微，但毕竟由此步入了仕途。在女真的军营里，在异乡的赫图阿拉，陌生感总伴随着我。而在这里，我遇到了一位开明的君王——皇太极。他的开明，给我提供了施展才华的广阔舞台，也为我成为后金和清朝的一代权臣提供了绝佳机会。
二、皇太极时代，走上权臣之路(1)
天聪汗即位后的当务之急是处理内务，巩固汗位，伺机剥夺其他三位和硕贝勒的实权。因此对镇守宁远的明军采取守势。而宁远守将袁崇焕，也希望与后金讲和，赢得喘息之机。当然，双方都提出了对方无法接受的议和条款，议和成了真正意义的缓兵之计。其间，天聪汗多次发兵攻打宁远，希望以此为突破口，长驱直入，直捣北京，结果袁崇焕的防御天衣无缝，后金军占不到任何便宜。
天聪三年（1629年），天聪汗在后院粗安后，便出动大军讨伐明朝，我也随军出征。鉴于前面几次进攻都受阻于宁远，我建议天聪汗绕开宁远，奔袭千里，由喀喇沁部蒙古人作向导，从喜峰口越过长城，径入明朝内地。天聪汗对我的建议深以为然，立即对我这个没有任何官职，只能以“书房官”“文臣”称之的书生刮目相看。天聪汗也看中了我所具有的虎将外表，于是，我受命率偏师沿潘家口、马兰峪、三屯营、马栏关、大安口一线进发。结果，我智勇兼施，力克五城。并用火攻之计，击退了明军的反击和包围，有力地配合了天聪汗主力部队的行动。其后，天聪汗率主力西进永平，而把留守战略要地遵化的重任委托给了我。又是在明军乘虚进攻空城之际，我多方设计，奋力抵抗，以少胜多，确保了后金军大本营的安全。这一连串成功，让我在后金阵营里声名远扬，因此也受封世职游击。
后金军攻占遵化后，便长驱直入，直逼北京。据说远在宁远的袁崇焕曾建议朝廷加强蓟门兵力，严防后金绕道而入，可惜未被接受，故而使我军进展神速。后金军屯兵北京城东南郊的南海子一带，明廷震惊。总兵满桂等率明军在德胜门、安定门外阻击后金军，不料却被城上助阵的明军炮火误伤。
袁崇焕得知皇太极绕道入关，即挥宁、锦将士回师勤王，他率兵马日夜兼程，跟踪追击。在广渠门外与我军遭遇。双方经过激战，未分胜负，但我军全力攻城的计划却不得不因此而推迟。天聪汗和我亲往阵前，观察袁崇焕的营寨形势，发现其布阵结营很有章法，难以拿下。正在天聪汗犯愁的时候，我给他讲起了《三国演义》里蒋干盗书的一出。我的提示让天聪汗茅塞顿开，立即下令全军撤退。
后金军这次军事行动，曾俘获两名太监，撤退途中，便暗中命令部将高鸿中、鲍承先等人，于靠近这俩太监之处，故作耳语道：“今天退兵，其实是天聪汗设下的圈套。前不久，天聪汗与袁巡抚派的人密谈了好长时间。袁巡抚跟咱有密约，眼看就要大功告成了。”然后，又故意给其中姓杨的太监一个逃脱的机会，杨太监逃回京城，便把他听的“重大机密”一五一十地禀报给了崇祯皇帝。当时，朝中一些大臣早已诽谤袁崇焕引狼入室，是要胁迫朝廷答应他提出的与后金议和的主张，好与后金订立城下之盟。崇祯帝一贯刚愎自用，独断多疑，他对袁崇焕“五年复辽”的大话早就有所怀疑，现在更觉得袁崇焕有谋反迹象，便不分青红皂白，将袁崇焕诓骗进城，而后打入死牢。次年，袁崇焕竟被凌迟处死。我的反间计让明朝自毁长城。从此，明朝再无高手可以为我军劲敌了。但是，看着自己的故国执政者如此昏庸，我真觉得寒心，也觉得死心塌地投靠后金，确实是安身立命，成就事业的最佳选择。
天聪汗除掉了心腹大患袁崇焕，本有希望乘虚攻打北京，也许是他忌惮袁崇焕带来的援兵，也许是觉得现在即便拿下北京，也未必守得住，不如借此机会大掠关内，削弱明朝的有生力量。后金军很快就击溃了明朝的各路援军，满载战利品胜利而归。
天聪五年（1631年）八月，后金军攻占了明军正在修筑的关外重镇大凌河城。在这次战役中，一支准备降金的蒙古军，因部分士兵不肯投降，竟暗杀其将领，而后纷纷逃亡。天聪汗得信后大怒，要把剩余的蒙古兵全部斩尽杀绝。关键时刻我的进言挽救了这五百生灵。我认为，未及逃走的士兵，说明他们有忠顺之心，一怒之下将他们杀了，不仅于事无补，而且可能影响大局。当时，还有一支明军扼守西山一堡垒，后金军屡战不克，天聪汗甚是着急。此时，我自告奋勇，决计单人独骑，前往劝降。凭我的三寸之舌，竟然感化了明军守将，达到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天聪汗大喜，这批降兵便拨入我的统辖之下了。
二、皇太极时代，走上权臣之路(2)
天聪六年（1632年），天聪汗打算把战事再次向明朝纵深推进，于是召集文武大臣商议对策。我提出了两套方案。
方案一：凭借后金军高昂的士气和强大的战斗力，长驱而入，直抵北京，迫使明廷妥协。然后，毁山海关而归，以壮军威。
方案二：以议和为名，麻痹明廷，如时机成熟，则出其不意发动突袭，乘隙直捣北京。
当时我认为，这两套方案是反映自己军事谋略艺术的完美之作。但今天看来，并非如此。虽然奔袭作战和速决战是符合后金军实际情况的，但我却忽视了一个更大的前提：明朝综合国力强于后金，后金要想吞灭明朝，就像蚍蜉撼大树一样，需要时间，不可能一次解决。后金的最终目标是要入主中原，那么自然要逐步减少对中原百姓的侵犯，而我还在强调资粮于敌，显然会加重中原汉族百姓对女真的仇恨。这份奏疏的文笔，现在看来确实比较幼稚。我只是秀才出身，没有受过更高层次的儒学教育，写出来的文章虽然达意，但遣词造句偶有不妥之处。虽然我的建议没有被天聪汗接受，但值得庆幸的是，他还是夸奖了一番。这是我第一次就战略问题向君王上书，是我谋主生涯的里程碑。
早在天聪五年（1631年），明朝的两个低级将领孔有德和耿仲明，因触犯军纪畏罪发动兵变，自建衙署，四外抄掠。明廷派兵镇压。天聪七年（1633年），孔有德遣使向后金求援，天聪汗正在访募贤能，特别需要了解明朝内部情况的官员，孔有德的求援正中其下怀。于是，我受命率军前往援救，我以自己的伶牙俐齿，出色地完成了援救和招降的任务。孔有德和耿仲明的投降，使后金实力大增，他们也为后来清朝的统一立下了奇勋。
战场上的不断立功，也让我在后金国的政治地位与日俱增。于是，天聪九年（1635年），天聪汗宣布改族名为“满洲”，在原有女真八旗（天聪汗称之为“满洲八旗”）的基础上，还成立了汉军八旗和蒙古八旗。议政王大臣会议首推我担任汉军八旗的固山额真，统领其中一旗。但天聪汗认为：“范章京才堪胜此，但固山职一军耳。朕方资为心膂，其别议之。”他不想让我离开文馆，不愿我远离他左右。我已经意识到，自己向着后金权臣和可汗亲信的地位迈出了关键一步。
次年五月，天聪汗把国号改为大清，正式即皇帝位，改年号为崇德。
皇上更改国号后，很快就对国家机构进行了调整，把以前的文馆扩编为内三院：即内国史院、内秘书院、内弘文院。各设大学士一人主持。任命我为内秘书院大学士，官爵晋升为二等甲喇章京。内秘书院大学士的官职相对较低，但所职掌的皆为机密要事。皇帝敕书的草拟，各衙门奏疏的收录，与他国来往书馆的撰写等等，都出自内秘书院大学士之手。也就是说，我实际上充当着御前秘书长的角色。虽不在议政大臣之内，却往往参与朝廷内外大政的制订和对朝廷要员的任免。
皇上对我的重视，几乎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每次召见议政的时间都特别长，而且常是前次被召才归，未及吃饭休息，复又被召入宫。皇上倚重我，每逢议事，常说：“范章京知否？”用官职称呼我，一下子就抬高了我的地位。每当议事不决的时候，就说：“何不与范章京商议一下？”只有我已认可的讨论意见，皇上才最后批准。有时我生病在家，一些待办的事也非要等我病好了再裁决，他觉得由我把关，拟定出的方案更科学，他也更放心。皇上经常和我一起共进午餐。一次入侍，面对皇上招待的美味佳肴，我想到父亲还没有尝到，迟迟没有下筷，皇上似乎心领神会，立即下令把这桌美味佳肴赐给我父亲。无论是朝中大事，还是日常生活上，皇上都把我当作贴身近臣，这让我这个身在满族统治下的汉人受宠若惊，惟有忠心不二，才能报达皇上的知遇之恩。
在接下来的这段时间里，我殚精竭虑，操劳国事，小心谨慎，兢兢业业。奏准废除了连坐法；更定部院官制，推荐汉族人才入部院为官效劳。
二、皇太极时代，走上权臣之路(3)
崇德六年（1641年）三月，对清朝彻底控制关外具有决定意义的松锦之战打响。睿亲王多尔衮在率军攻打锦州时，私放部分官兵回家探亲，从而未能有效阻止明军将粮食搬运进城。得知此消息，皇上盛怒之下，就让我和其他几个贵族讯问多尔衮此举的原因。待我等查清事实真相，并报知皇上后，旨意随即下来了，将多尔衮降为郡王，并处罚银和剥夺所统辖的部分牛录。
圣命难违，但我心里也清楚，多尔衮乃天命汗十四子，贵为睿亲王，握有正白旗，兼管六部之首——吏部，万万不能得罪他。多尔衮的弟弟多铎，豫亲王，统领镶白旗。倘若得罪了他们，皇上百年之后，如果他们尚在，一定不会轻饶我。而这次事件，多尔衮显然没有心悦诚服，所以不能强压。为了改变这种尴尬，四月初五，我偕同大学士刚林等人向皇上奏称：这次事件多尔衮、豪格等亲王获罪，他们被禁止到衙署上班，禁止谒见皇上，而前线作战的郑亲王又屡战不利，即将为他们所替代。在这个关键时刻，各部院衙门的日常事务不能耽误，所以还请皇上息怒，先让他们回衙署办公，以观后效。皇上深以为然，命令诸王贝勒各司其职，回各管衙门办公。这样，在我的斡旋下，一场皇族内部的尴尬就无声无息地消失了。
然而，多尔衮也许不知道，他的官复原职里有我的一份功劳。我虽然缓解了皇上与诸王的紧张关系，但与多尔衮却结下来梁子。
松锦之战，我军获得全胜。困守松山达半年之久的明军统帅洪承畴，被部下出卖，成了我军的阶下囚。皇上深知洪承畴的军事才能和他在明廷内部的巨大影响，故虽然将其关在监狱里，但一直给予良好的招待。皇上认为汉人之间的交往，障碍或许会少些，于是把招降洪承畴的重任交给了我。
来到囚室，看着洪承畴披散着头发，一脸沧桑，一种异样的感觉涌上了我的心头。都是各为其主，他老了，我也不再年轻。坐在草垫子上的洪承畴似乎认识我，见了我就没好气地破口大骂，说我原是汉人，为何要做清军的走狗，真是没有骨气。他的指责刀刀见血，让我无法与他争辩。洪承畴说着说着，突然站起来，腰板挺直，慷慨激昂，立志杀身成仁，决不投降。我索性就坐了下来，故意绕开这个话题，而是与他随便谈古论今，聊点人生得失。谈话间，我注意到一小撮尘土落于洪承畴衣服之上，而他轻轻用手拂去。这个细节让我心中立刻暗喜。聊了半天也没打动洪承畴，撇下酒肉，我辞别了他，回到中军大营向皇上禀报说，洪承畴必不肯死，面对阶下囚的处境，对衣服尚且如此爱惜，更何况自己的生命？听了我的话，皇上微微一笑，他似乎已经有了主意。他马上下令摆驾囚室，要亲自会会这个铁骨硬汉。进得囚室，还没等洪承畴反应过来，皇上已经脱下自己穿的貂皮裘袍，亲手披在了洪承畴身上，并且关切地问这位衣衫褴褛的手下败将：“先生还冷吗？”我想崇祯皇帝不可能给过洪承畴这样的礼遇，而我的皇上却把礼贤下士做到了这个地步，洪承畴还有什么可说的呢？只见他目瞪口呆，接着老泪纵横，眉宇间透露出对这位异族皇帝的感激之情。洪承畴同意剃发降清了，尽管远在北京，以为洪承畴已为国捐躯的崇祯皇帝，正在举行祭奠仪式隆重悼念他。
比起中国历代的权臣，我的特权其实很有限。但由于身处皇帝近前，又蒙皇帝言听计从，我在朝廷的权威和影响力越来越大，似乎也可以跻身权臣行列了。在我眼里，自己的仕途还很漫长，为了清朝的统一大业，我还有许多事要做……
三、明清鼎革时代的最高参谋长(1)
崇德八年（1643年），一直倚重我的皇上突然驾崩。临终前他没有留下遗嘱。大阿哥豪格和皇上的十四弟多尔衮进行了一场旨在争夺最高权力的博弈。结果，谁也没有如愿即位，而是由年仅六岁的九阿哥福临继承了皇位，改元顺治。多尔衮和郑亲王济尔哈朗成为摄政王，豪格则退出朝廷，转而成为前线统帅。几个月之后，多尔衮便排挤了济尔哈朗，成为清朝实际意义的一号人物。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权力更迭中，作为先帝元辅的我，没有表态，而是躲在盖州汤泉养病，冷眼旁观了一切。我相信，不管谁执政，都要继续倚仗我这个托孤重臣。
盖州休养的时候，我并没有闲居，而是时刻关注着天下形势的变化。就在新一年的开春，风闻李自成农民军正在围攻北京。我想，摄政王多尔衮一旦获悉这个重大军情，必然会急召我到盛京商议。正在琢磨我朝应当如何利用明朝即将崩溃的契机之时，摄政王的信使到了，果然请我火速到盛京，讨论的就是李自成攻陷北京后我朝的对策。坐在前往都城的马车上，我思忖良久，成竹在胸。
议政王大臣会议上，诸王贝勒分两列坐定，多尔衮和济尔哈朗在小皇帝左右两侧。似乎所有的议政大臣都还没做好准备。我就首先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李自成并不足惧，其理由有三：“一、逼殒其主，天怒矣；二、刑辱缙绅、拷掠财货，士忿矣；三、掠民资、淫人妇、火人庐舍，民恨矣”。从得到的情报看，李自成进入北京后的所作所为，已经失去了天意、民心，这是我朝入主北京，定鼎中原的绝佳时机。然而，我朝也应当接受崇祯败亡和李自成治下民怨沸腾的教训，必须采取“非安百姓不可”的策略。先帝在世的时候，极力栽培多尔衮，后者的战略眼光也很敏锐，甚至有些时候不亚于先帝。看着他频频点头的笑容，我感到自己真的比袁崇焕幸运多了。领导我的全是头脑清醒的明主！
秉承多尔衮的意思，会后我很快就起草了一份奏疏，以书面形式阐发了自己对于时局的看法。
我先简述了得民心者得天下的硬道理。而后提出了我的大战略——任贤抚民。具体而言，就是严肃军纪，秋毫无犯；就是“官之贤能者用之，民之失所者养之”。中原大乱久矣，百姓渴望安定，如果能满足他们的心愿，那我们就一定能征服天下。这是我们千载难逢的良机，一定要把握住，不然就要抱憾终生了。如果说多尔衮此前对进军北京还有什么顾虑的话，我的这份奏疏就在理论上给他提供了最正确的方向。
多尔衮的英明恰恰就体现在他的处事果断上。从我呈上奏疏，到他誓师发兵，仅仅九天时间。在他一声号令之下，全国“男丁七十以下，十岁以上，无不从军”。这是我朝从未有过的最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几乎是举倾国之兵了。誓师之时，多尔衮通告全军：“今此之行，非同昔日，蒙天眷顾，要当定国安民。以成大业。”并严格下达了“勿杀无辜，勿掠财物，勿焚庐舍”的禁令。
在我的眼中，既然明朝已经灭亡，清军必须改变以明朝为宿敌的姿态，而是尽力争取明朝残余力量投降，联合他们共同对付气势正盛的李自成。清军也正是采用了这样的战略，在山海关战役中联合吴三桂，击败了李自成。顺治元年（1644年）五月，清军轻易地占领了北京。初入北京，多尔衮以身作则，只带一千人马宿卫，其余骑兵尽屯城外。他规定没有他的标旗，一概不准出入，防止惊扰百姓。
此时的北京，几经战乱，人心惶惶，动荡不安。面对严峻的局势，我提出了几项建议，在多尔衮那里，立即化为多项安抚民心的有效政策。
首先，争取故明遗臣和王爷对新王朝的认同。朝廷为崇祯皇帝、皇后发丧三日，晓谕天下，“以昭大义”。并派人保护明陵。同时宣布，原明朝诸王来降，爵位俸禄依旧。
其次，争取汉族官绅的支持和认同。传谕城中各级汉族官僚各司其职，并宣布降附者升级、殉死者立庙、隐逸者征辟录用。要求内外衙门的公章，全部要铸有满汉文字，使汉族官员名义上能与满族官员平起平坐、有职有权。
三、明清鼎革时代的最高参谋长(2)
再次，根据原有簿册征收赋税以收揽人心。明朝末年，赋税不断加派，百姓不堪重负。而朝廷根据我的建议，不再另造新册，而以赋税加派前的万历年间旧簿册为额，废除以“三饷加派”为代表的苛捐杂税。沉重的万历税额虽仍让百姓难以为继，但负担总归减轻了不少。
这些措施的效果并非立竿见影，但时间一长，明朝遗民上至王公贵族，下至寻常百姓，对我朝的敌意大为化解。很快，他们成为了我朝巩固对北方统治和征服江南的可靠后盾。
顺治二年（1645年），清军占领南京，南明弘光政权宣告瓦解。我心里很清楚，江南地区是明朝的人文渊薮，这个地区的读书人向来都是华夏文化的代言人，只有笼络了他们，才能有效控制桀骜不逊的江南地区。正所谓“士心得则民心得”，攻占南京后，我立即建议多尔衮开科取士，网罗人才，争取民心，让那些知识分子对我朝俯首称臣，不给他们造反的机会。朝廷采纳了这项建议，规定每逢子、午、卯、酉年，各直省举行乡试；每逢辰、戌、丑、末年，举行会试。此政策一经出台，就让那些穷经皓首的读书人在战乱频仍的年代有了出人头地的机会，尽管江南地区的反清叛乱仍然时有发生，但最优秀的知识精英，已经通过科举考试纳入我朝的政治秩序之中，这极大地巩固了我们对江南的统治，也促使江南地区的百姓逐渐承认了我朝对他们的统治。
正在我作为帝国的最高参谋长，准备为清王朝的发展做出一番业绩的时候，突如其来的一道命令改变了一切。
清军对江南征服的迅速进展，使得多尔衮似乎有些飘飘然了。他甚至觉得定鼎北京之初的安民政策是多余的。在“剃发”问题上，我与多尔衮的矛盾开始表面化。
满族习俗，男人应将前额剃光，把剩下的头发梳成辫子，垂在脑后。而中原汉人历来是束发绾结于头顶的发式，汉族士大夫囿于“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可毁伤”的观念，认为剃发是万万使不得的。所以多尔衮入京伊始，为了不刺激汉人的反抗情绪，没有强制执行要求汉人剃发的命令。灭掉南明弘光政权后，多尔衮似乎觉得统一天下已不成问题，可以为所欲为，恣意横行了，于是在一些近臣的撺掇下，重新颁布“剃发令”，特别要求江南新征服地区必须剃发。
随着剃发令的强制实施，江南地区的民族矛盾迅速激化，骤然发展到了“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的地步，时局发生了出人意料的变化。本已安定了的江南，此时又“人心始摇，纷然四起”，人们“毁弃身家，上灭宗祀，断头碎骨，浩然不顾”，纷纷抗命。朝廷似乎没有意识到问题的重要性，开始强行镇压。此情此景，与我为之不懈追求的老百姓“安居乐业”的理想，距离越来越远，我怎能不痛心疾首呢？
剃发令的颁布也招致朝野上下的反对，但多尔衮此时圣眷正隆，炙手可热，反对剃发令的人先后被废黜，逢迎剃发令的汉族降官冯铨等人居然得到重用，甚至取代了我位居内阁班首。无奈之下，我只能对多尔衮采取消极抵抗的不合作态度。而我的这种态度，招致了多尔衮的嫉恨和报复。
顺治三年（1646年）二月，多尔衮命令大学士等“宜时具条奏”。我则以“凡有闻见，即面启，无庸具本”为词加以推脱。多尔衮非常不满，加之此前我功勋卓著，可能会成为他专权跋扈的障碍，结果他就以“尔素有疾，毋过劳”为借口，把我的实权架空了。几个月后，甘肃巡抚黄图安上书申请辞官，以赡养双亲，有关部门认为黄图安是辞官以推脱责任，建议将其革职，我将此事报告给摄政王济尔哈朗，并以赡养父母是美德为理由，反对将其革职。我故意绕开倒行逆施的多尔衮，直接禀告另一摄政王的行为，激怒了多尔衮，于是他以“擅自关白”摄政王济尔哈朗为借口，将我下法司问罪。尽管最后没有身陷囹圄，但我今后只能小心翼翼，唯恐再遭打击。
三、明清鼎革时代的最高参谋长(3)
顺治五年（1648年），多尔衮借故削去了济尔哈朗的亲王爵位，从而实现了大权独揽。出于不可告人的目的，多尔衮令大学士刚林等删改《清太祖实录》，并让我参与其事。我很清楚篡改历史事关重大，不敢造次，更不敢抗旨，只好称病不出。此后几年，我从权臣滑落到朝廷的边缘，成了被遗忘的功臣。
四、我的议政生涯——风烛残年的荣誉流水账(1)
顺治七年（1650年）十二月，多尔衮因病亡故。次年初，顺治皇帝开始亲政，彻底剥夺了多尔衮生前的一切荣誉，并废除庙享，抄没财产，诛戮党羽。曾为之删改《清太祖实录》的刚林等人皆被处死。我本应受到株连，但因并非同党，且几乎没有实际参与删改事宜，故从宽革职，很快又官复原职。接到官复原职的谕旨之时，我长出了一口气，幸好当初没有站错队，帮着篡改《清太祖实录》，成为多尔衮的私党，否则后果如何，难以预料！
顺治九年（1652年），我首次以议政大臣的身份参加朝廷的议政王大臣会议，成为已经亲政的顺治皇帝的辅政大臣。在我的协助下，朝廷很快就把国家大政方针的重心转移到以仁德治天下的轨道上来，对南明政权采取“剿抚结合”的策略，派洪承畴等人经略湖广、云贵，东南沿海和西南边疆的抗清力量逐渐消沉。
为了支持前方的战事，大量的银子运往前线，国库空虚，财政入不敷出。我就上疏建议朝廷向明太祖学习，实施军队屯垦，自给自足，解决后勤保障，给国家减轻负担。我建议朝廷要任用操守廉洁、能力出众的官员担任湖广、江西等省地方官，针对这些省份饱经战乱，地广人稀的实际情况，招揽农民，开荒种田。朝廷可以将减免赋税和提供耕牛、农具作为鼓励农耕的优惠条件。这些地方官的俸禄，要首先拿去投资兴农，力争次年收回成本。以后几年，靠农业增长的收益来偿付俸禄，使朝廷不加赋而官员待遇不断改善。我建议朝廷，在养兵的方式上进行改革，推广屯田，逐步实现军队后勤供应自给。在军队中严肃纪律，奖罚分明。
皇上对我的建议深以为然。屯田政策的实施，使当地农业生产逐渐恢复，朝廷的财政负担也相对减轻了，当地的社会秩序也有所安定。
同年十一月，我认为将那些因反对剃发令而被革职的官员们指控冯铨之流的奏折汇集起来，呈给皇上御览。顺治帝阅后说：“诸大臣弹劾得完全正确，为什么却因此罢了官呢？”我答曰：“他们为了忠君报国，才冒死弹劾佞臣，不料却被加上了莫须有的罪名。皇上应该加倍爱惜这些秉公不阿的臣属。”顺治帝立刻命令吏部将这些人官复原职。从而平反了一批冤案。
顺治十年（1653年），我针对朝廷一直在用人制度上存在的重满轻汉、任人唯亲、拉帮结派等弊端，与同僚一道上疏，请求皇上敕令各部院三品以上大臣，推荐自己所熟知的人才。不论满人还是汉人，不论久任官职还是新近起用，不论其官阶高低、亲疏恩怨，只要有才能，就大胆荐举。我相信，这是促使我朝用人制度由任人唯亲向任人唯贤方面的转化，而且还促使朝廷在举荐人才方面坚持满汉平等，从而给汉族士大夫提供更多的入仕机会，让他们乐于为朝廷效力。这些建议得到了皇上的首肯。顺治皇帝在位的几年间，洪承畴等汉族官员得到了提拔，汉族官员在朝廷里的数量显著增加，地位显著提高。作为一个汉人，我也不再感到孤掌难鸣了。
顺治十一年（1654年），皇上开恩，特加封我为少保兼太子太保。九月，再进为太傅兼太子太师。由于我是先朝旧臣，功勋卓著，因此皇上对我“礼遇甚厚”，我生病的时候，皇上曾亲自调好药饵赐给我医病；皇上曾派画工到家里为我画像，并将画像珍藏于内府；他又经常赐给我很多御用衣物，很多衣物都是为我魁伟的身材量身定做的。
已经步入垂垂暮年的我，总禁不住回忆过去。六十多年的人生，最让我欣慰的，是我用自己的智慧和勇气，为大清王朝开创江山立下了不朽之功；最让我遗憾的，是我身为汉人，却帮助满族王朝夺取了汉人的天下，这一做法招致了很多人的议论，甚至有人认为我是汉人的叛徒、明朝的叛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