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连我都曾称自己是“大明骨，大清肉”。孩提时代，我一直梦想能够像祖父那样入朝为官，造福一方。然而，抚顺陷落和奴隶生涯改变了我。在异族的地盘上，我没有选择的余地，只有效忠这个异族的王朝，才有出人头地的机会。明朝让我很失望，它抛弃了我的家乡，抛弃了家乡的子民，抛弃了关外的大好河山。在清兵不断进逼的时候，它还在懵懵懂懂。在它的统治下，关内的百姓生活更凄惨，这样的王朝，存在一天，大家就倒霉一天，还有什么存在的必要？清朝的势头蒸蒸日上，只要我能做出自己的努力，让它摆脱野蛮，进入文明，中原的同胞们会在清廷的关照下过上相对安稳的日子的。
四、我的议政生涯——风烛残年的荣誉流水账(2)
我曾经怀着进京赶考的愿望发愤读书。然而没想到，这回赶考赶的不是科举考试，而是治理国家的考试。而我是骑着清军的战马入城的。曾经的治国平天下的抱负，即将在一个新的王朝实现，我是何等的心旷神怡！在这个新的王朝里，我的建议就意味着决策，就意味着权力，因为我是宠臣，所以我是事实上的权臣。我要用手中的权力造福百姓。
一切都将过去。我不可能去干涉后人对我的评价，但我希望在后人给我盖棺定论的时候，能把“汉奸”、“叛徒”的字眼去掉。我虽然吃的是满族的俸禄，但我的所想和所做，都是为汉族百姓的切身利益着想，总希望让他们安稳一些，舒服一些，少一点罹难，少一点困难。我爱我的祖国，我爱我的民族，我爱我的家乡。当我站在北京的城墙上，向城外广袤的平原瞭望之时，我渴望所有的百姓幸福平安。
鳌 拜 简 历
鳌拜，男，大约生于明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卒于清康熙八年（1669年）。瓜尔佳氏,满洲镶黄旗人，卫齐第三子。曾被赐号“巴图鲁”。崇德年间历任甲喇章京、三等梅勒章京、三等昂邦章京等职务，为皇太极贴身将领。顺治年间担任议政大臣，康熙初年担任辅政大臣。康熙八年（1669年）被罢官圈禁，不久死于囚所。
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康熙帝念其旧劳，追赐一等阿思哈尼哈番，以其从孙苏赫袭。苏赫卒，仍以鳌拜孙达福袭。雍正年间，朝廷赐祭葬，复一等公，予世袭，加封号曰超武。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高宗宣谕群臣，追核鳌拜功罪，命停袭公爵，仍袭一等男；并命当时为鳌拜诬害诸臣有褫夺世职者，各旗察奏，录其子孙。
一、出生入死赴关山(1)
瓜尔佳家族是女真族内最古老的部落之一，他们最初居住在松花江畔，后来迁徙到珲春河流域。这个古老部落中最煊赫的一支，是苏完河畔的苏完部。我就诞生在这个部落里。
明万历十六年（1588年），建州女真的英雄努尔哈赤起兵的第六年，苏完部的首领——我的爷爷索尔果率部众归附了努尔哈赤。从此，我的家族成了建州女真的一部分。
在苏完部的过去，曾经涌现出许多英雄人物。我的伯父费英东就是其中之一。他从小习武，骁勇而精于骑射，十二岁就能拉开十余石的强弓。爷爷率众归附的时候，努尔哈赤见二十六岁的费英东英气逼人，十分喜爱，便带在身边，后来编入了镶黄旗下，由努尔哈赤直接指挥。费英东作战勇敢，每次战役都冲在最前面，千军万马中于敌阵取上将首级，犹如探囊取物一般，为女真各部的统一立下了汗马功劳。后金国建立后，伯父名列五大臣之首，成为决策层的重要一员。伯父在五十七岁那年不幸去世。他性情忠直，遇事果断，对部下很关爱，对俘虏也很仁慈。皇太极曾经称赞他：“见人不善，必先自斥责而后劾之；见人之善，必先自奖劝而后举之。故被劾者无怨言，被举者无骄色。朕未闻诸臣以善恶直奏斯断人也！”我以有这样的伯父而感到骄傲，以生在这样的英雄家族而感到自豪。
我的父亲伟齐是伯父的九弟，我是父亲的第三子。可能是孩子太多，粗心的父亲甚至都没有记清楚我的出生时间，我只能估计自己差不多是在明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前后来到这个世界的。好在满族人不太讲究生辰八字，否则我该有多么遗憾啊！
小时候，我很喜欢舞枪弄棒，但也许是在家里排行不太突出，也许是父亲太过忙碌，我始终没有得到太多的重视和呵护，所以早年也没什么战功。直到大概二十二岁的时候，才有了这么点战绩：“自明界捉生还。获蒙古人五、汉人三十、牲畜三十二”。比比天命汗和天聪汗的儿子们，比比父亲同僚的孩子们，我真是有点大器晚成。
崇德元年（1636年）征伐朝鲜的行动，是我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折。那时，天聪汗已经称帝，改国号为清，年号崇德，正式建立了与大明分庭抗礼的王朝。同年，清军占领朝鲜，迫使这个明朝的盟友转而臣服于大清。而此时作为镶黄旗巴牙喇甲喇章京的我，也参加了这次进攻朝鲜的战役，并担任随驾护卫。这一经历，让皇上开始认识我，赏识我，为我后来的发迹铺了路。
皮岛位于鸭绿江口外，距朝鲜本土及辽东半岛都很近，是个战略要地。在我朝接连攻陷辽东全境之后，这里就成为与关外宁锦一线的明军遥相呼应、互为犄角的要地。明军守将毛文龙以此岛为依托，多次骚扰辽东，使我军疲于应付。尽管在与袁崇焕的内讧中，毛文龙被杀身亡，削弱了皮岛的防御能力，但皮岛仍旧是我朝的心腹大患。天命汗和天聪汗一直都想拔掉这颗钉子。现在，朝鲜已经归顺，机会来了。与朝鲜媾和后，皇上火速派遣硕托等人率军进攻皮岛。
硕托的进展很缓慢，皇上又调阿济格取而代之。我跟随阿济格一起出征。阿济格制订了兵分两路、声东击西的进攻方案：一路从海上以巨舰摆出正面进攻的态势，故意吸引守岛明军的注意力；另一路则以轻舟精锐，快速推进，直插该岛西北角之要害阵地。后一路是此次进攻的关键。这时，我主动请缨指挥后一路进攻，并与准塔一同向阿济格立下军令状：“我等若不得此岛，必不来见王！誓必克岛而回！”我与准塔率军渡海进攻，不料明军早有防范。在前锋受挫，千钧一发的关头，我一马当先，冒着炮火率先冲入明军阵地，与对手展开近距离肉搏。清军后续部队及时接应，成功在皮岛登陆。皮岛这个钉子被我军成功拔掉。
我的卓越表现让皇上颇为满意。我也被提拔为三等梅勒章京，赐号“巴图鲁”，加世袭六次，准再袭十二次。皇上对我的信任越强烈，我对皇上的忠心也就越坚定。崇德二年（1637年），代善的儿子岳托得到几匹好马，为了讨好皇上，就派人连夜送往皇太极的驻地进献马匹。而我当时仍旧是皇上的贴身护军，夜半时分，皇上已经就寝，为了确保皇上的安全和安枕，我把献马人挡了下来。次日，皇上听说此事，称赞我忠于职守的精神，对岳托拍马屁的行为也给予了惩处。
一、出生入死赴关山(2)
崇德六年（1641年）开始的松锦战役，是决定我朝与明朝在关外地位的最后决战。在率先开始的攻打锦州的战役中，我先后率军击退了明军的杏山、松山援军，并徒步攻克明军的步军营，因而从三等梅勒章京升为一等梅勒章京，准再袭十次。紧接着，我又率军击退松山被困明军的突围行动，击败了吴三桂、唐通、白广恩等明军各部，这些战事为松锦大捷的最后胜利做了重要准备。
松锦大捷后，我又随同阿巴泰挥师入关，经河北直趋山东，途中多次击败明军，连克四座城池，杀掉明鲁王，掳获大批人口牲畜，我还在密云附近击溃由吴三桂统率的明军精锐关宁铁骑。这次战功，使我荣膺三等昂邦章京。一年后，我升任护军统领，担任宿卫首都的重任。由此，我从一名皇上的贴身护卫，步步高升，直至跻身八旗的高级将领行列。
二、临危受命佐幼主(1)
就在我借助皇上的赏识，逐步提升自己在八旗贵族中的地位之时，一个噩耗突然传来。五十二岁的皇上带着“储嗣未定”的遗憾猝死。
皇上的驾崩很突然，但皇上的身体在崇德七年（1642年）之后日趋恶化的事实，作为护军统领，我却有所察觉。由于宸妃的意外病故，皇上整日愁眉苦脸，痛苦不已；由于松锦大战的紧张，皇上食不甘味，寝不能寐；皇上的脾气越发暴躁，随着脾气的见长，健康却每况愈下了。我每每为皇上的身体担忧，但又在皇上性情急躁之时无法劝说，无奈间只有忠于职守而已。
皇上尸骨未寒，一场激烈的皇权争夺战就打响了。皇上的长子豪格和十四弟多尔衮，是最具实力的皇位争夺者。由于我隶属于镶黄旗，是皇上生前亲自统领的，所以我理所应当地支持皇上的长子豪格，而不是握有两白旗的多尔衮。为了结成支持豪格即位的有力联盟，我在议政王大臣会议召开前，主动与索尼、图赖、图尔格、拜音图、何洛会、谭泰、冷僧机等支持豪格的两黄旗大臣“共相盟誓，愿死生一处”，并相约齐往豪格家，策划立其为帝。
崇德九年（1643年）八月十四日，议政王大臣会议在盛京皇宫的崇政殿召开，与会的诸王贝勒将主要讨论皇位继承问题。会前，以我和索尼为首的两黄旗大臣迫不及待地在大清门盟誓，拥护豪格继承皇位，并部署两黄旗的护军营张弓挟矢，环卫崇政殿。图尔格、遏必隆也所部护军，护卫大清门。剑拔弩张，气氛紧张。我当时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一旦豪格和多尔衮在会议上翻脸，我就率军立即冲进皇宫，杀掉多尔衮，拥立豪格！
会议由六十一岁的礼亲王代善主持，作为先帝的二哥，他在朝廷里威望最高。我和索尼首先倡言“立皇子”，这时多尔衮突然厉声呵斥我和索尼：“这里是亲王、郡王们说话的地方，你们算是什么东西，还不赶快退下！”我立即觉得自己很尴尬，颜面丢尽，一怒之下，本想上去宰了多尔衮这个短髯混蛋，但怕惹起事端，把豪格的好事办砸，只好退出大殿。但我退出大殿后，传令护军营包围崇政殿，密切注意里面的动静。
豪格表现得比较愚蠢，让我很失望。权力博弈的最后结果，是多尔衮和豪格谁也没有获得皇位。最后议政王大臣会议决定立皇九子福临为帝，改次年为顺治元年。由于福临年仅六岁，议政王大臣会议推举多尔衮和济尔哈朗为摄政王，总揽朝政。明眼人一看就知道，多尔衮是实际的胜利者。
现在想起来，遇事鲁莽的我幸好没有动手！多尔衮的兄弟和两白旗的实力也很强，一旦两黄旗和两白旗在宫廷内外兵戎相见，自相残杀，那么受损害的还是我大清的利益。一旦因为皇位问题闹得众叛亲离，王朝分裂，谁能负得起这个责任，我能对得起先帝在天之灵吗？还好，总算是皇子即位，大清没有分裂。虽然我还没有进入朝廷的最高决策层，但我从此也肩负起保卫幼主的责任了。
顺治元年（1644年），清军入关占领北京。次年，朝廷论功行赏，我升任一等昂邦章京。受到升官鼓舞的我，求战欲望极浓。很快，我就加入了阿济格进攻李自成农民军的部队，直奔湖广。顺治三年（1646年），我随豪格等进兵陕西，在汉中打败了李自成的余部贺珍以后，得知我们的主攻目标张献忠农民军已经抵达川北西充一带，这时候我自告奋勇，担任前锋，率先头部队前往阻击。在激战中，张献忠本人被我军射杀，其农民军主力被我军击溃。而后我又率军深入四川、贵州，为清朝经略西南地区立下大功。然而，这次我不仅没有因功受禄，反而还倒霉了好几年。
由于在皇位争夺过程中我始终反对多尔衮即位，这肯定让此刻如日中天的这位摄政王怀恨在心。他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以各种利益为诱饵，瓦解了崇政殿议政时两黄旗大臣结成的同盟。我、索尼、图尔格和表哥图赖一直拒绝顺从多尔衮。这位小肚鸡肠的摄政王很快就开始对我们下手了。
二、临危受命佐幼主(2)
顺治元年（1644年），我随英亲王阿济格征讨退守陕西的李自成大顺军，立有大功。翌年秋，阿济格因未能及时奉旨班师，并且谎报战功，从而受到处罚。阿济格仗着是多尔衮同母兄长的身份，为人狂傲，藐视当今皇上，私下里竟称皇上为“孺子”。多尔衮谕令谭泰和我召集部众，将阿济格“称上为孺子”之语传示晓谕。谭泰顾及阿济格的情面，没有照办。我也因听从了谭泰之言未奉谕旨，结果不仅军功不准议叙，还被罚银一百两。后来谭泰又与索尼相仇，互相攻击，我因庇护索尼再次获罪，几被革职。我心里很清楚，多尔衮的打击报复由此就开始了。官大一级压死人，从此，我每天都生活在惶恐之中，不知道该怎么办。
顺治五年（1648年）春，我随同征讨张献忠大胜而归的豪格大军凯旋回京。豪格部下希尔良因冒功邀赏遭罚，我也因勘察不实而受牵连，被议处“应革职，罚银一百两”。一个月后，贝子屯齐告发郑亲王济尔哈朗包庇豪格过错的种种罪证。我联合部分两黄旗大臣密谋拥立豪格的陈年旧事也被翻了出来。多尔衮借此事兴起大狱，严讯诸人。最后，我被扣上拥立豪格、私拉小集团的罪名，按律当死，后来又交了不少赎罪银子才免于一死。一个月后，我再次倒霉，罪名是在先帝驾崩时“擅发兵丁守门”，险些掉了脑袋。两年后，多尔衮找了个借口把我降职为一等阿思哈尼哈番。
我对先帝忠心耿耿，一片赤诚，对新皇帝也始终坚守臣节。然而，忠贞没有换来仕途的平坦。难道这是命运捉弄我吗？我这样的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呢？
命运的转折来得那么突然，让我几乎措手不及。顺治七年（1650年），随着多尔衮的突然死去，亲政的小皇帝起用被长期压制的另一位摄政王济尔哈朗。但这时济尔哈朗已经不能再当摄政王了，而是变成了辅政大臣。小皇帝怀着对多尔衮生前专横跋扈的仇恨，严厉惩治了多尔衮的亲信，并把多尔衮生前的一切荣誉全部剥夺。
清洗多尔衮的亲信，意味着一次权力洗牌，小皇帝急需培养一批效忠于他的朝臣集团。而这个朝臣集团的成员，首先必须来自于那些与多尔衮为敌的老臣。索尼和我就这样进入了小皇帝的视野。顺治皇帝亲政的当年（顺治八年，1651年），我就被授予议政大臣职务，终于有资格参与议政王大臣会议，又以军功升爵位为一等侯；顺治九年（1652年），我的爵位再次升为二等公，官职也升为巴图鲁总管侍卫、领侍卫内大臣，成为皇帝身边最亲近的大臣之一。与之相对的是，曾经归附多尔衮、欺压陷害我的几名大臣，被全部处死，家产籍没。这一升一黜，体现了皇上亲政以后国家政局的重大变化，也标志着我一生中最辉煌时刻的开始。
皇上亲政之后，我随侍皇上左右，位列公卿，权势日增，成为统治集团决策层的核心成员，我直接参与和管理国家的各类事务。皇上亲政以后，逐渐开始进行汉化改革，仿照明朝制度来改革我朝祖制，这点变化让我心存疑虑。我认为，满族虽然入关，为了统治数量庞大的汉族百姓，可以参照汉族的生活习惯改革一些政治经济制度，但八旗的“尚武”传统不可改变，我朝以骑射得天下，不可懈怠。“尚武”传统和“骑射”本领是满族赖以生存和长盛不衰的法宝。所以，我建议皇上恢复“大阅讲武”，就是希望朝廷在确保八旗劲旅的光荣传统方面做出表率。皇上深以为然，“得旨允行，并著为令”。从此，“大阅”成为我朝的一项定制。
这年十一月，我旧伤复发，卧床不起，皇上亲临我的府邸看望慰问，惊动皇上大驾，对我来说，无异于殊荣啊。次年冬，皇上的亲生母亲博尔济吉特氏病重，皇上朝夕伺候，我也昼夜守候在宫中，甚至废寝忘食，我的仁孝表现可不是装出来的，我深知这位太后就是先帝在时颇受宠爱的庄妃，她为大清的建立也做出了很多贡献，对于朝廷内部各派势力的平衡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甚至用各种手段避免了多尔衮的篡位图谋，她是一位伟大的母亲，作为先帝的贴身侍卫，我对她的尊重是由衷的。我的仁孝深得皇上赞赏。太后病愈之后，皇上就给我加“少傅兼太子太傅”衔。
二、临危受命佐幼主(3)
如果皇上能够长寿一些的话，我与这位年轻皇帝的君臣之谊也许就要成为历史美谈而深入人心了，就像萧何之于汉高祖刘邦、魏征之于唐太宗李世民。可惜的是，就在我已经日益得到皇上信任，地位不断上升的时候，皇上却在顺治十八年（1661年）正月初八去世，享年二十四岁。
顺治皇帝没有重演前两代君王的悲剧，而是在弥留之际明确了皇位继承人，那就是在天花的灾难中大难不死的皇三子玄烨。但玄烨只有八岁，无法独立主掌朝政。皇上似乎不希望再次出现第二个多尔衮，所以不再重复亲王摄政的故事，而是委任他的心腹大臣为辅政大臣，以内大臣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和我为四位辅臣。十八年前，我曾经临危受命，辅佐幼主，但那时自己只是一介武夫；而眼下，我真正成为了有权决定国家往何处去的四位辅政大臣之一，这不能不说是我人生的一次重大考验。
三、四臣并行到独尊(1)
在四位辅臣里，索尼资格最老，此时已经年逾六旬。经历了太祖、太宗、世祖（顺治皇帝的庙号）三朝，是大清王朝的开国勋臣。康熙即位后，他就成了四朝元老，我不得不承认他确实在我们四个人里居于领袖地位。但是他年纪太大，体弱多病，为人比较圆滑，与辅臣里排名第二的苏克萨哈有积怨。这些都给我的崛起留下了充足的余地。
苏克萨哈，满洲正白旗人。其父苏纳是天命汗的女婿。原是多尔衮的亲信，多尔衮死后，他见风使舵，立即揭发检举多尔衮，从而逐渐得到顺治皇帝的信任，成为议政大臣。由于他曾经有过这样落井下石的经历，让朝臣们常常对他不屑一顾。他在朝臣心目中的地位太低，太受鄙视，也让我尽管跟他家有姻亲关系，也不得不与他划清界线。
遏必隆出身钮祜禄氏，家族显赫；来自满洲镶黄旗，根正苗红。他的父亲是我朝五大开国元勋之一额亦都，他的母亲是和硕公主，家庭地位没的说。由于都是名门之后，所以我与遏必隆关系很好，在事业上他经常帮助我。然而，他缺乏乃父的为政之风，个人才干有限，难以独当一面，逐渐成为我的追随者。
由于他们各有缺陷，所以我在辅臣中的作用就日益凸现。我决心抓住这样的机会，让自己成为四辅臣中的真正核心。而顺治皇帝留给我们和康熙小皇帝的烂摊子，就是我大展身手的好舞台。
这时，远在云贵厦门，抗清势力一直是大清的心腹之患；近在江南水乡，明朝遗民继续对我朝采取不合作的态度；大到官场的腐败，府库的匮乏，小到制度的漏洞，不满的滋生，这一切，都是顺治朝留给现今的烂摊子。
在我的直接策划下，一系列改革开始大刀阔斧地展开。
首先，结束顺治的汉化改革，整肃吏治。
先帝执行了仿照明制的汉化改革，其用意就是用汉族制度来巩固我朝对占全国人口绝大多数的汉人的直接统治。然而，我认为先帝的汉化改革却过于彻底，忽视了满族自身的民族精神，所以现在有必要加以纠正，以避免几百年前入主中原的女真、蒙古被完全汉化的一幕在这里重演。为了顾全先帝的面子，也为了保证我的执政思路能够得到令人信服的有效贯彻，我和其他三位辅臣以先帝遗诏的方式，对顺治年间的汉化改革做了检讨，用先帝的口吻否定了此前十几年汉化改革的成果。明亡的教训还历历在目，我不希望我朝因为学习了明朝的旧制，而重蹈明朝亡国的覆辙。所以，我必须改弦更张，恢复旧制。
明末朝政废弛的突出体现在于吏治腐败，于是，我首先从吏治入手。康熙即位之初，我就以小皇帝的名义发布上谕，要求严惩“徇情贪贿”者。从康熙四年（1665年）开始，我主持开展了为期三年的严查地方劣政的专项整治活动，康熙六年（1667年）全年，我就先后下令将贪酷、不谨、罢软、年老、有疾、才力不及、浮躁等官共五百多人革职，还裁撤了各省大小衙门官吏近四千名。
在用重典震慑了那些贪官和昏官之后，我又搬出多尔衮曾经制订的“四格六法”（四格是从操守、政绩、才能、年龄四个方面对官员作出评价，六法是从“不谨、罢软无为、浮躁、才力不足、年老、有疾”六个方面处理不称职的官员），作为考核官员的基本准则。
康熙上台伊始，我就下令废除先帝恢复的一项重要的明朝制度——内官十三衙门体制。此举让我心情平静了许多，因为我相信，这一举动，可以从根本上断绝宦官干政的可能性，从而确保我朝不会出现第二个、第三个魏忠贤那样祸国殃民的人物。
其次，在照顾满族利益的基础上发展经济。
我深知，经过多年战乱，天府之国四川人烟稀少，土地荒芜，而京畿地区由于满洲贵族的大量圈地，造成大批农民失去了赖以生存的经济资源。这种资源分配的不平衡是人为的，但我作为满洲贵族的利益代言人，当然不可能让贝勒爷们吐出已经到嘴的肉，剩下的选择只能是让百姓另寻出路，而四川则是最好的去处。于是，我下令“无论本省、外省文武官员，有能招民三十家入川、安插成都各州县者，量与纪录一次；有能招民六十家者，量与纪录二次；或至百家者，不论俸满，即准升转。”动员官员的积极性来招徕移民，充实四川。
三、四臣并行到独尊(2)
康熙八年（1669年），在经过朝臣的多次争论后，我终于做出了一个重要选择——实施“更名田”政策。明末大乱，很多王公贵族死于非命，他们的土地仍然由其佃户耕种。而为了保护这些辛勤耕耘的佃户的利益，我做出了决策，“命查故明废藩田房……给与原种之人，令其耕种，照常征粮”“将无人承种余田，招民开垦”，从而承认他们对那些贵族土地的实际接管。我想，这绝对是一个既不损害满洲贵族利益，又对贫苦百姓大有裨益的好政策。然而，在我做出这项谨慎选择的两个月后，我就锒铛入狱，结束了辅政生涯。我很遗憾，没有看到百姓感恩和获利的大好局面。
与此相配合的是，随着永历政权的垮台和郑成功移居台湾，我对南明残余势力的军事打击也逐渐减少，这不啻是促进经济恢复的利好消息。
我的执政思路是“率循祖制，咸复旧章”，为了实现这样的思路，我必须坚持“首崇满洲”“重满轻汉”的政策，因为我是满洲贵族的代表。在中央部院，满族官员在数量和权力上都占据绝对优势；地方各省的督抚大员，几乎都被我们满人垄断。
然而，我要统治几千万汉人，不笼络汉人，就不足以控制全国的政局，所以，我必须对汉人给予一定的让步，给他们起码表面上的平等。比如说中央六部尚书、侍郎的设置，满汉数量均等；地方府县一级官员，几乎都清一色由汉人担任。
政权建设和经济恢复取得成就，我对眼前的功劳簿得意洋洋。然而，在我的事业中，还有两个大难题，一是如何改变四辅臣并立的局面，二是如何控制年幼的小皇帝。
四辅臣中，索尼老奸巨猾，但年事已高，事事中立，不足为虑；遏必隆事事皆听我调遣，成了我的左膀右臂，我很放心；只有苏克萨哈，仗着自己身处正白旗的尊贵地位，处处与我作对，成了我的眼中钉，肉中刺。为了扫清我权力之路上的障碍，必须首先干掉苏克萨哈！
土地是满洲贵族最关心的经济资源。我朝入关以后，贵族们就开始圈地。顺治初年，多尔衮凭借摄政的便利，将冀东肥沃之地圈给了自己所在的正白旗，而于保定、河间、涿州等处别拨土地给镶黄旗。这让两黄旗的大臣十分不满。康熙五年（1666年），我提出圈地应按八旗排列顺序，冀东的土地按顺序应归黄旗所有，要求和正白旗换地。如果土地不足，“别圈民地补之”。身处正白旗的苏克萨哈坚决反对换地，而身处两黄旗的索尼和遏必隆则坚决支持我。在四个辅臣里，我用这件事孤立了苏克萨哈和他所在的正白旗。
就在这时，户部尚书苏纳海、直隶总督朱昌祚、巡抚王登联突然跳出来，皆反对换地。正在冲苏克萨哈生气的我，马上以“藐视上命”、“纷更妄奏”的罪名，俱论死罪。小皇帝把四个辅政大臣召来讨论，索尼和遏必隆都附和我的意见，苏克萨哈见势不妙，转而沉默不语。皇上居然公然不允我的奏陈，只是批准刑部拟定的处罚，将三人各鞭一百，没收家产了事。眼看着削弱苏克萨哈及其正白旗的计划要泡汤，愤怒的我矫旨将三人处死，然后强行换地。这件事，让我十分得计，我心中清楚，苏克萨哈已经无力反抗我了。
康熙六年（1667年）六月，索尼病逝。同属黄旗的身份，使他生前不可能与我为敌，但就在临死前，他竟上书请十四岁的小皇帝循顺治先例，宣布亲政。我无奈地认可了小皇帝亲政的现实，但仍旧担任辅政大臣，把持朝纲。就在这个时候，意外发生了。苏克萨哈竟然主动提出解除辅臣之职，愿往遵化守护先帝顺治的陵寝。这个举动太突然了，让我措手不及。因为在索尼去世后，苏克萨哈成了辅政大臣之首，他如果辞职，言外之意就是带动我和遏必隆跟着辞职，而这不是我愿意看到的一幕。于是，我转守为攻，借着苏克萨哈辞职的机会，给他罗织了心怀奸诈、久蓄异志、欺藐幼主、不愿归政等二十四款罪名，议罪当诛。颇有主见的小皇帝本来不同意，气势汹汹的我干脆“攘臂上前，强奏累日”。小皇帝被迫签发了死刑令，苏克萨哈被诛。
三、四臣并行到独尊(3)
至此，索尼已死，苏克萨哈已诛，遏必隆已完全投靠于我，在朝政上，没有人再敢对我提出异议。我也培植了属于自己的亲信集团，包括弟穆里玛、侄塞本特、讷莫及班布尔善、阿思哈、噶褚哈、玛尔赛、泰必图、济世、吴格塞等人。四臣并行的局面终于结束，惟我独尊的局面完全形成。
四、遭遇不测终悔过(1)
我早该预料到这样的结局。
我一直把注意力放在对付苏克萨哈上，却忽视了一个潜在的对手——爱新觉罗·玄晔。
这只是一个十几岁的孩子，却不乏他父亲和祖父的智慧，而且早熟。这是一个还没有经历过多少沧桑的孩子，却逃离了天花死神的纠缠，成为紫禁城里为数不多的幸运儿。而我呢？一介赳赳武夫，三朝老臣。顺治是小皇帝，但那时太宗皇太极的余威尚在，且顺治皇帝是我亲自力争才上台的，我自然能忠心耿耿；而康熙虽说也是小皇帝，但他上台的时候，我已经是辅政大臣了，多少有点看不起他。这个小皇帝似乎不太顺从我，所以我早就想教训一下他。他身边的侍卫倭赫是内大臣费扬古的儿子，在御前对我不很恭敬。我一直想收拾他，也给小皇帝一个教训。康熙三年（1664年）四月，机会来了，这小子擅骑御马、擅拿御用弓箭射鹿，被我抓个正着，当即处死。费扬古对我自然痛恨不已，我干脆以“怨望”之罪，将其和儿子尼侃、萨哈连一并处死，家产籍没。这肯定给小皇帝一个极大的震动。
小皇帝个性很强，总是跟我闹别扭。在朝堂之上，我常常当面顶撞他，当着他的面呵斥大臣。我的穿着也比较张扬，经常也身着黄袍，只是帽结与皇上不同。这个不听话的小皇帝，总让我气不顺。于是，我就暗自定下了刺杀，至少是用死亡来胁迫小皇帝就范的想法，虽然这个想法冒险，且莫名其妙。有一次，我装病在家，皇上来探望我。我赶紧装着卧床不起。也许是装得不像，也许是神情有点紧张，被皇上的侍卫察觉了，他一下子就搜出我的枕席之下藏有尖刀。局面很尴尬，我万分紧张，豆大的汗珠子一下子就淌下来一大堆。如果小皇帝一声令下，我就完了。然而，只见他从容镇静地笑着说：“刀不离身是满洲故俗，不要大惊小怪！”一句话替我解了围。小皇帝待了一会儿，向我寒暄安慰了一番，就匆匆离去了，我偷偷观察他的表情，什么信息也没看出来。
这件事之后，小皇帝会对我怎么样呢？我心里没底。于是，我就让遏必隆收买几个宫里的太监，帮我看看皇上每天都干点什么。得到的消息是：皇上从八旗子弟里征召了一批“布库”，都是十几岁的孩子，由索尼的三子索额图带队，皇上每天在宫里和他们一起厮打，练习摔跤，没有别的异常举动。听到这个消息，我大喜过望，皇上毕竟年幼贪玩，我无忧矣！
康熙八年（1669年）五月十六日，皇上宣我到武英殿议事。考虑到自己的安全问题，本来我不太想去，在宣旨太监的一再催促下，我不得不起身前往。当然，与以前一样，我带刀入宫，没人敢拦。到了宫门口，索额图拦住了我的去路，他说，皇上大了，您是不是把刀放在宫门外，给皇上一个面子，别老吓着他。我觉得有理，也就没太在意，把刀交给了索额图。而我的随从也被拦在了武英殿门外。
皇上在大殿里接见了我，还给我赐座。坐下之后，我发现，椅子后面站着一个少年侍卫。虽然如此，我还是没有太在意。这时，一个少年太监端着茶碗来给我，当我接过来之后，突然被烫了一下，不小心把茶碗摔到地上，碎了。我赶紧弯腰捡碎片，结果，这把椅子的一条腿突然折了，啪的一声，我重重地摔在了地上。这时我才感觉到，我所坐的这把椅子，虽然四腿齐全，但其中一条腿是被锯断之后拼接上的，只要我一弯腰，必然会让我摔跟头。
刹那间，我感觉自己再也无法直起腰来了。原来，端茶的太监和椅子背后的侍卫已经把我按倒在地，从大殿屏风后面突然闪出十几个少年。这时，我才感觉到大难临头，这难道就是小皇帝平时的玩伴？这难道就是那些以摔跤为乐的“布库”？
顷刻间，我从趾高气昂的权臣，变成了五花大绑的阶下囚。
小皇帝似乎早已准备好了，非常得意地请出真正的太监，宣读对我的定罪：
一、徇情补用官员，通同结党，以欺朕躬；
四、遭遇不测终悔过(2)
二、于朕前办事不求当理，稍有拂意之处，即将部臣叱喝；
三、引见时在朕前施威振众，高声喝问；
四、科道官员条奏，鳌拜屡请禁止，恐身干物议，闭塞言路；
五、文武各官尽出其门下，内外用其奸党，大失天下之望；
六、凡事在家定议，然后施行，且将部院衙门各官于启奏后常带往商议；
七、倚仗凶恶，弃毁国典，与其相好者荐拔之，不相好者陷害之。
总之“其上违君父重托，下则残害生民，种种恶迹，难以枚举。”
接着，我就被作为反面典型，在议政王大臣会议上讨论，罪名越来越多。五月二十八日，康亲王杰书代表议政王大臣会议提出了我的三十项罪名，几乎每项都有确凿证据。我的党羽悉数被拿下，我也被打入死牢。议政王大臣会议决定将我处死，并抄家。听到这个消息，我的心已经冷了。
这也许是最后一次见皇上。小皇帝神情自若地坐在大殿上审讯我。在他的眉宇间，我似乎能感受到他的得意之态。我绝望地大吼一声，请求松绑。皇上下令给我解开了绳子。我忽然脱下了自己脏兮兮的外衣，上身赤裸，转身背对皇上。在场的所有人似乎都惊呆了，皇上也不例外。我什么也没说，身上几十处伤疤已经替我诉说了一切。
我转过身来，小皇帝已经走到我面前，他抚摸着我的后背，潸然泪下。他知道，这些伤疤，哪个不是我跟着太宗皇太极和亲王贝勒们打天下时落下的。小皇帝让我把衣服穿好，缓缓地回到宝座上。我穿好了衣服，双腿扑通就跪下了。我现在已经无地自容，也许唯有这些伤疤能挽救我的老命。
稍后，皇上颁布了口谕：鳌拜“效力年久，不忍加诛，但褫职籍没”。我终于免于一死，但从此将与牢狱相伴始终。当我被押出大殿的时候，我哭了。哭的伤心，哭的可怜。如果我为人谨慎一些，如果我不那么欺人太甚，如果我给小皇帝留足面子，如果我对小皇帝的布库提防一些，今天还会是这个样子吗？
明 珠 简 历
纳兰明珠，男，生于清太宗天聪九年（1635年）十月初十日，卒于清圣祖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四月十七日。历任侍卫、銮仪卫治仪正、内务府郎中、内务府总管、弘文院学士、刑部尚书、兵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加太子太傅，又晋太子太师，成为名噪一时，权倾朝野的重臣。人以“相国”荣称。官居内阁十三年“掌仪天下之政”。后遭到弹劾退出内阁，担任内大臣，不再受宠于皇帝，最终病逝家中，善始善终。
纳兰明珠的长子纳兰性德在清代文学史上成就颇多,且其人作为满州贵族子弟,在人生道路上与一般的贵族子弟完全不同,所以引起了许多研究者的兴趣,对于纳兰性德的研究成为了一门被称为“兰学”的学问。
一、坚毅果敢的少数派(1)
在美丽的松花江畔，有一支强大的女真集团，称为“海西女真”，它分为四个部落，合称“扈伦四部”，其中叶赫部的实力最雄厚。
在海西女真的南面，也有一支强大的女真集团，称为“建州女真”，他们在领袖努尔哈赤的率领下，不仅兵强马壮，而且雄心勃勃。
努尔哈赤为了实现女真各部的统一，开始了长达三十六年的兼并战争。在努尔哈赤和八旗将士的铁蹄之下，所有的女真部落都倒下了，只有叶赫部坚持到了最后，甚至多次对建州女真主动进攻。
但叶赫部终究还是灭亡了，他们的首领金台石在决战中，为自己的家园流尽了最后一滴血。金台石的儿子尼雅哈随着被俘的叶赫部众来到赫图阿拉。这里已经是后金国的都城，作为这个国家的可汗，努尔哈赤把尼雅哈划拨在正黄旗下。
努尔哈赤走了，皇太极来了。天聪九年（1635年）十月初十，伴随着关外提前到来的刺骨寒风，我来到了这个世界。尼雅哈看着襁褓中的我，笑了，因为他，就是我的父亲。
“纳兰”是叶赫部的大姓，因此被努尔哈赤征服后，后金的贝勒们也没敢怠慢我们。父亲一开始被封为佐领，后来因战功升任牛录章京（也叫“骑都尉”）。虽然官职不大，但也能跻身满洲贵族行列。作为阶下囚，作为努尔哈赤最痛恨的部落的首领之子，父亲能做到这个地步，真是奇迹了。母亲墨尔齐氏，是个贤惠的女人，她的养育之恩，我一辈子都忘不了。我还有个哥哥叫郑库，父亲、母亲、哥哥、我，这就是我的全家。
父亲经常教导我们，尽管他位列贵族，且职位可以世袭，但毕竟人微言轻，没有多少能力把儿子们扶上更高的发展阶梯。作为儿子，也不能事事指望父母，在成年以后，要学会自己打拼。父亲长期的言传身教，让我懂得了一个真理：一切只有靠自己。
在大清，贵族少年要想发迹，必须首先从宫廷侍卫做起，于是我就应征进宫。由于表现得中规中矩，我很快就升任銮仪卫治仪正。进入康熙朝，平步青云的美妙感觉开始陪伴于我：内务府郎中、内务府总管、弘文院学士、刑部尚书、都察院左都御史兼任经筵讲官、兵部尚书……一系列的升迁，不过十年光景。我参加过治淮工程，出过点子，但最重要的一次露脸还是在康熙十二年（1673年）。这一年，二十岁的皇上亲临南苑检阅八旗军，由于我在此前的演练中宣布了严格的纪律，使得参加检阅的军队阵容整肃，这让皇上很高兴。然而，在皇上嘉奖勉励我的时候，我也发现，皇上满脸的幸福中，居然有一丝哀愁。几天之后，这丝淡淡的哀愁，转变为一场朝堂之上的大辩论，而辩论的主题，正是涉及国家安危的“三藩”存废问题。
大清定鼎中原后，百废待兴，对于南方偏远地区的统辖，心有余而力不足，所以，就把早就归顺大清的汉族亲王派到这些地区，替满洲贵族调理当地的秩序。他们分别是：镇守云南的平西王吴三桂、镇守广东的平南王尚可喜、镇守福建的靖南王耿精忠。按照国家的法令，这些地区只是他们的驻防地，国家有权随时将他们调走。然而，他们把这些驻防省份当作自己的领地，自行任命官员，自行训练军队，自行收取赋税。朝廷不仅无法从这三个省得到一分钱的收入，反而还要拨款给他们养兵。其中吴三桂最不像话，甚至向朝廷推荐大批官员到外省任职，人称“西选”。年轻的皇上对此十分忧虑，在逮捕鳌拜，实现亲政之后，他就把“三藩”二字写在自己宫殿的柱子上，时刻提醒自己，一定要想办法解决。
最让我担心的还是军事问题。我是兵部尚书，全国的兵力配备我最清楚。全国的八旗兵大约二十万人，以汉人为主组成的绿营兵大约在六十万人左右，但这八十万兵力分散在全国各地，而且大多驻扎在省会和军事要塞，特别是京畿地区和盛京地区。而根据我得到的可靠情报，吴三桂豢养的士兵，至少有七万人，尽管后来朝廷多次令他裁撤，但他阳奉阴违，明里裁军，暗地里秘密训练私人武装，这些额外的军费开销都来自他从云南加征的赋税，当地百姓苦不堪言。据我估计，吴三桂的总兵力不少于十万人。而耿精忠、尚可喜虽然没有吴三桂那么出格，但至少也有编制内士卒各一万人，私自豢养的士卒数万。所以保守估计，三藩养兵二十万人，且训练比较系统，战斗力比八旗兵强。
一、坚毅果敢的少数派(2)
尾大不掉的形势十分严峻，浩大的军费开支也让朝廷头痛。最好的办法，就是找借口将其撤除。但他们手里军队太多，一旦仓促操作，必然导致严重后果，怎么办呢？皇上似乎选择了安抚三藩，等待时机。
机遇总是垂青真的高手。那是一个盛夏的早晨。天还不亮，我就穿好朝服，坐着兵部配备的轿子赶往乾清门。今天，皇上要御门听政，据说有要事将与群臣商议。
朝会开始了，皇上拿出两封书信，让太监念给大臣们听。原来，这年三月，尚可喜提出要告老还乡，由儿子尚之信继任平南王，年轻气盛的皇上当时给尚可喜发了一份上谕，准许他归隐辽东，但必须全家皆走，并交出平南王印信和兵权。可以看出，老谋深算的尚可喜能够做出这样的举动，纯粹是摆出姿态，希望缓和与朝廷的矛盾，确保子孙的安全。然而，四个月过去了，尚可喜并没有给皇上回信儿，因此，这件事似乎没有完。
太监念的两封信，是吴三桂和耿精忠写的，他们也要告老还乡，让朝廷定夺。显然，这俩王爷看到皇上要撤平南王的藩，也摆出撂挑子的姿态，探探朝廷的底细，试试皇上的勇气。也许年仅二十岁的皇上，对这样的阵势有些一筹莫展。所以，他要臣子们出出主意。
户部尚书米思翰、刑部尚书莫洛首先发言，坚决主张撤藩，认为三藩为国家心腹大患，早就该撤，现在他们主动辞职，正好可以借机撤之。我深以为然，马上也站出来支持。
这次，我成了不折不扣的少数派，图海、索额图等重臣纷纷表示反对撤藩，他们担心一旦撤藩，会导致三藩同时造反，朝廷目前无力应付，恐怕会直接危及大清江山。反对撤藩的大臣占绝对多数。
米思翰、莫洛和我都默不做声，我们的处境很被动。但我也在想：早在西汉中叶，诸侯王就成为朝廷尾大不掉的心腹之患，诸侯王造反是迟早的事情。当时有人就主张削藩，虽然激起了七国之乱，但朝廷很快将其平定，反而加快了削藩的步伐，使得诸侯王对于朝廷的威胁迅速被削减到最小程度。今天的形势跟七国之乱几乎如出一辙。三藩的造反是迟早的事，为了朝廷的安危，三藩必须撤除，早撤，会导致他们早反，但祸患小；晚撤，他们造反也会迟些，但祸患更大。孰轻孰重，我想皇上自会掂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