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金戈铁马的西征岁月(2)
送走了亲信，我激动地一夜没合眼……
明发上谕过了许久才来，让十四阿哥回京奔丧，大将军的帅印交给部将延信代理，由我和延信共同负责西北军务。十四阿哥这一走，竟然成了与这十几万大军和西北边陲的诀别。
次年，年号改为雍正。五月，一道谕旨送到军前，“若有调遣军兵，动用粮饷之处，著边防办饷大臣及川陕云南督抚提镇等，俱照年羹尧办理”。这下，我就掌管了西北和西南各省的军务和民政的调度大权，地位超越了延信和其他总督。看来，我作为雍邸旧人，在新皇帝即位的过程中，起到了稳定京城以外政治局面如定海神针般的作用，因而颇受倚重，升官实属正常。
厄鲁特蒙古的和硕特部，在首领顾始汗的率领下，于明末清初之时进入青海和西藏地区。康熙中叶击败噶尔丹的同时，康熙皇帝就封顾始汗的儿子为亲王，统辖青海所有蒙古王公。作为顾始汗的嫡孙，承袭亲王爵位的罗布藏丹津在清军进入西藏，赶走准噶尔军队的过程中立有战功，得胜后返回青海。此后他越发骄狂，不满清朝在青海地区的统治，遂暗中勾结策旺阿拉布坦，企图放弃清朝封号，恢复旧日爵位，称霸青海地区。在反清势力的支持下，罗布藏丹津纠集了二十万军队，四处骚扰，甚至进犯西宁，扣留前往招抚的大清兵部侍郎常寿。新皇帝决心发兵讨伐之。我的部队由于位居前线，自然成了进军青海的首选。
雍正元年（1723年）十月，皇上任命我取代延信担任抚远大将军，移师西宁，指挥平叛。当时，西宁四周烽火连天，朝廷各路兵马尚未聚集，西宁只有守军一千五百人，且多为老弱病残。而罗布藏丹津的叛军，已经攻陷西宁外围诸城堡。危难关头，我挺身而出，率亲信坐镇城楼，闭门不出。叛军以为城内有伏兵，转而进攻南堡。南堡的守军更少，且几乎不堪一击。为了解南堡之围，我命令西宁守军白天休息，避敌锋芒，夜间，我带领几百名骑兵偷袭敌营。叛军不明虚实，以为朝廷大军已至，仓皇退却，南堡之围遂解。
岳钟琪统率的朝廷援军的赶到，为我的下一步部署提供了雄厚资本。清军首先扫除了罗布藏丹津的羽翼，紧接着，对其主力发动全线进攻。在最后的进攻中，各路清军顶风冒雪，日夜兼程，直捣敌营，叛军已无招架之功，全线崩溃。罗布藏丹津撇下自己的老母亲，只身化装成妇女，逃往玉门关外投奔策旺阿拉布坦。最后决战历时十五天，清军驰骋千里，如摧枯拉朽一般。在雪域高原的恶劣环境中，其“制敌之奇”，“奏功之速”，为史上罕有。平定罗布藏丹津战役的大获全胜，让我的威名传遍整个西北地区。
这次胜利，是雍正皇帝即位之初的第一个大胜利。作为雍邸旧人，我的胜利，为皇上帝位的巩固添上了重重的砝码。青海问题，在康熙年间就没有彻底解决，因此在皇上眼里，青海的战事是几乎不可能获胜的。而这次胜利，让皇上了却了一桩心愿，那就是完成了康熙皇帝的未竟事业。因此，皇上把我视为“恩人”，立即将我晋爵为一等公。我的儿子年斌也沾光受封子爵，父亲年遐龄受封一等公，外加太傅衔。在加官进爵的谕旨里，皇上表示要全天下的百姓世世代代牢记我的功绩，否则就不是他雍正皇帝的子孙臣民。
为了巩固朝廷对青海的统治，我提出了关于青海善后治理的一些建议，包括根据青海诸王公在历次战争中的表现进行奖罚；将青海的和硕特各部编为盟旗，设置佐领，加以管辖；实行屯垦，发展农业；举办定期互市和朝贡；整顿喇嘛寺庙；增设将军和驻军等。这些措施，几乎都被朝廷采纳，有利于加强朝廷对该地区的控制，促进该地区经济的发展。皇上对我十分赞赏，甚至认为有我这样的封疆大吏是他自己的幸运。
西北边陲金戈铁马的几年，使我由不起眼的四川巡抚，一跃成为抚远大将军、川陕总督，统辖西部诸省的一切事务，成了没有封王的西北王。皇上对我给予了足够信任，我也不辱使命，超额完成了皇上交给的任务。从此，我的政治生涯进入了一个快速上升的通道，一个权臣时代正在向我招手。
三、作威作福的权臣时代(1)
新皇帝刚刚上台，就组成了以八阿哥允禩、十三阿哥允祥、大学士马齐和尚书隆科多为总理事务大臣的最高决策层。皇上封允禩为亲王，给予实权，将其稳住，而后专心对付从西北千里迢迢赶回奔丧的允禵，找茬将其激怒，而后罗织罪名，将其圈禁于遵化的景陵（康熙皇帝陵寝）。九阿哥和十阿哥也被罗织罪名，加以圈禁。这种又拉又打的策略，分化瓦解了企图对抗雍正的皇子势力。
由于在皇上即位的过程中，我扮演了领兵在外，震慑地方的角色，其后的青海战争中我又率军大获全胜，我在皇上心目中的地位陡然提升。他不仅让我总揽西部事务，而且让我秉承他的意旨参与朝政。在诸如耗羡归公、官员任免等方面，经常会出现大臣之间的争议，皇上总要征求我的意见。在我进京述职期间，皇上还要把我召到养心殿，与马齐、隆科多等最高决策层的大臣一起处理国家大事。皇上甚至认为我作为“雍邸旧人，记性甚好，能宣朕言，下笔通畅，能达朕意”，让我“传达旨意，书写上谕”。就这样，我实际上也成了最高决策层的一份子。最让我感动的，还是平定青海后皇上在我的一份奏折里这样批示：“尔之真情，朕实鉴之，朕亦甚想你，亦有时朝事和你商量。”皇上时时处处想着我，让我受宠若惊。
皇上和我商议军国大事的时候，经常搞得很神秘，唯恐让别人知道。所以我一开始也小心翼翼。由于我的很多建议与皇上都能想到一块儿去，皇上对我的恩宠就更加厚重。我的另一个儿子年富也沾了光，晋爵一等男。我生病的时候，皇上很快就会发谕旨询问病情；我长年领兵在外，皇上会通过朱批谕旨的方式告诉我家里人在京城的情况。在皇上的主持下，我的长子还过继给隆科多为养子，这样，我与当朝另一权臣隆科多的关系就更加密切了。皇上甚至使用驿递，不远千里，把鲜荔枝送到西安。至于他赏赐的珍奇玩物、美味佳肴，更是数不胜数。双眼孔雀翎、四团龙补服、黄带、紫辔……这些皇上的恩赐，都成了我炫耀身份和地位的象征。
皇上的恩宠，让我的权威日渐增加。特别是人事权的膨胀，让我更加游刃有余。凡是我保举的官员，吏部和兵部肯定优先录用，甚至号称“年选”。川、陕、甘、云、贵五省所有各级官员的任免，都是我说了算。而如果其它省份有我不顺眼的官员，我提出参劾意见的话，皇上和吏部也会重视的。
一些眼尖的官员发现，“年选”是升官的捷径。于是，年府就成了喜欢投机钻营的官员们竞相追逐的去处。对于那些趋炎附势的小人，我是厌恶的；但他们说的那些奉承话，我太爱听了；他们送的礼，我也乐意笑纳。我已经位极人臣了，应该有自己的亲信集团了，要不，权臣的威严给谁摆呢？谁来给我造势呢？
这些走“年选”道路的官员真的找到了升官发财的捷径。我也明确了“异己者屏斥，趋赴者荐拔”的原则，把肥缺都留给亲信。
直隶巡抚赵之垣，我根本看不上眼，于是就向皇上弹劾之，说他“庸劣纨绔”，“断不可令为巡抚”。我是皇上的宠臣，皇上对我的意见自然言听计从。赵之垣被罢官了。也许是这个家伙罢官当晚琢磨明白其中的道理了，没多久，就见他带着厚礼跑到我在西安的府邸登门求教。连续登门几次，没求得什么教诲，倒是先后馈赠了我价值二十万两银子的珠宝。我很清楚，他的定额俸禄不过年薪一百多两银子，哪里弄这么多钱？此前说他“庸劣纨绔”，肯定没错，这就是证据！不过，看着这雪白的珍珠饰品，我真是眼花缭乱，舍不得让他带回去，那就留下吧。俗话说，吃人家嘴短，拿人家手短。人家求我办的事情，不就是官复原职吗？好办！来年进京述职的时候，我也把他带在身边，再三引荐，力保此人“可用”。
在我的提携下，一些降职的官员得以官复原职，一些贪婪的将领获得了克扣军饷、勒索地方的机会。我提携的这些官员里，鱼龙混杂，官声、素质参差不齐，我可不管那么多，他们都是送了重礼的，不让人家圆梦怎么行啊！
三、作威作福的权臣时代(2)
有了这些跟班的追捧，我的脾气就更大了。我突然觉得，自己完成的是大清朝建国以来从未完成的事业——进军西藏，控制青海。有这样的功绩，我凭什么不能在朝廷里摆谱呢？在与朝中大臣的交往中，我越来越蛮横，越来越趾高气扬，越来越觉得跟我比起来，他们简直太渺小了，大概都是尸位素餐的材料吧。
我向属员发放赠品，一定要命令他们对我“北向叩头谢恩”，跟我向皇上谢恩一个样。我发给总督、巡抚的公文，都是平行文件，但我一定要压他们一头，称这些文件为“令谕”，口气模仿皇上，而且要这些督抚也承认这一点。
为了显示我与一般督抚大员的不同，我在自己的寓所和公馆的墙壁上彩绘四爪龙，出门要黄土填道，官员补服净街。朝廷指派的侍卫，在我这里，成了不折不扣的使唤奴仆。
在我小的时候，父亲就提醒我，他的一切荣耀，都是皇上所赐，所以在任何时候、任何场合，他都要无限忠于皇上，因为他的一切，皇上有权赐予，也有权剥夺。然而，在我陶醉于众人追捧的时候，儿时父亲的教诲却被抛到了九霄云外。
四、连降三级的没落岁月(1)
皇上是个聪明人，似乎注意到我的张扬。我最大的错误，就是在皇上面前有点放纵。也许我觉得，他不过是我的妹夫嘛，自家人见面，可以随意一些。因而，在述职的时候，我“御前箕坐，无人臣礼”，完全拉出一副拉家常的架势来。看得出来，皇上有些不高兴，临走的时候，皇上让我注意自己的言行，如果不能防微杜渐，“必至不能保全”。
我没有把皇上的警告当回事，继续着自己妄自尊大的生活。皇上的恩诏送到西安，我并没有按照规定宣读上谕，而是拿起来看看罢了。蔡珽、李绂、田文镜、诺岷，这些皇帝执政班底的得力干将，几乎都被我得罪了。在不知不觉中，我成了真正的孤家寡人。在我的集团里，真正有能力、有作为的大臣越来越少，剩下的，只是些投机官场的小人。
皇上的举动渐渐与两年前有了细微的差别。虽然在我的奏折里，他的批语字数依旧很多，但褒奖的话几乎绝迹了，通篇都是说教。在雍正二年（1724年）十二月十一日我撰写的一份奏折上，皇上的朱批很长：
凡人臣，图功易，成功难；成功易，守功难；守功易，终功难。为君者，施恩易，当恩难；当恩易，保恩难；保恩易，全恩难。若倚功造过，必至返恩为仇，此从来人情长有者。尔等功臣，一赖人主防微杜渐，不令至于危地；二在尔等相时见机，不肯蹈其危辙；三须大小臣工避嫌远疑，不送尔等至于绝路。三者缺一不可，而其枢要在尔等功臣自招感也……我君臣期勉之，慎之。
皇上又一次提醒我，要小心自己的言行，不可恃功招祸。我看了看，觉得皇上还是有些言过其实，故而搁置一边，没放在心上。没过多长时间，麻烦终于来了。
雍正二年（1724年）述职结束回陕不久，我就让自己的死党胡斯恒参劾陕西驿道金南瑛。结果胡斯恒的折子被皇上驳了回来，说金南瑛是大学士朱轼、怡亲王允祥保举的，不能罢免。蔡珽在川中犯了死罪，被我参劾，按律当斩。但皇上把此人召到北京问话，其后传来了蔡珽升任左都御史的消息。以前皇上对我的建议从来都优先考虑，我的建议几乎就是上谕的草稿。时至今日，我的建议成了废话。我开始紧张起来。
雍正三年（1725年）二月，朝廷的观象台看到了“日月合璧，五星连珠”的天文奇观，在星象家的眼里，这就是祥瑞，象征着皇帝励精图治，国家繁荣昌盛，应该好好庆贺一下。我也照例写了贺表，称颂伟大的皇上朝乾夕惕，励精图治。但我一时大意，把“朝乾夕惕”写反了，成了“夕惕朝乾”。写完校对的时候，我发现了这个纰漏，但即便这么写，也没什么大不敬的。由于这张贺表时间紧，任务急，我写得比较潦草，没时间誊写了，就匆匆交了上去。几天之后，上谕来了。这次听到的，不再是皇上赞许的言语，而是通篇的指责：说我故意把“朝乾夕惕”写成“夕阳朝乾”，存心让皇上的权威变成“夕阳”，“不欲以‘朝乾夕惕’四字归之于朕耳”，既然如此，“年羹尧青海之功，朕亦在许与不许之间而未定也”。“年羹尧自恃己功，显露其不敬之意，其谬误之处断非无心”，最后责令我对此事做出令他信服的解释。我懵了。“阳”的繁体字与“惕”字很像，但我保证自己没有写成“阳”，为什么皇上会这样吹毛求疵？天哪！我这才知道什么叫“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一个月之后，刚刚升任甘肃巡抚的胡斯恒被撤职，我的另一同党四川提督纳秦被调往北京。以前对我溜须拍马的官员，慢慢地，态度也发生了转变，开始对我敬而远之。还在我没有闹清怎么回事的时候，一个晴天霹雳从天而降：皇上的一道上谕，突然把我从西北王的位置上请了下来。从此，我再不是什么抚远大将军，也不能在川陕总督府逗留下去了。皇上给我安排了一个新的去处：西子湖畔。我的新差使是杭州将军。
我无法想象，还在一年以前，皇上对我宠幸有加，一年之后的今天，怎么会这样呢？尽管杭州将军的地位比川陕总督尊贵，但把我调离经营多年的陕西，用意何在，我在官场打拼了这么多年，难道还看不出来吗？我不相信皇上会这么绝情，毕竟我的妹妹已经成为年贵妃，现在正得宠呢。我给妹妹写了一封信，请她给皇上吹吹枕边风，帮我说说好话，让我留在陕西。我可以不当什么大将军，甚至不当什么总督，给个巡抚，我就知足了。
四、连降三级的没落岁月(2)
离开了西安，我缓缓地东行。到了江苏仪征，再也不想走了。我想看看那封信有没有管用。等了一个月，什么好消息也没等来。皇上最近疏远了妹妹，我的想法根本无法传到皇上的耳朵里；以前对我敬畏有加的大臣们，纷纷见风使舵，上书弹劾我。他们罗织的罪名确实招招见血：我曾经收受盐商贿赂，擅自开具盐引，擅自动用国家的盐课税款；我曾经侵吞运米款项四十万两银子，私自勒索属下三十万两银子，保举官员的时候也收了不少贿赂。我一直在纳闷，这些事情我做得很机密啊，他们怎么都知道呢？
六月，在我的荫庇之下已经步入仕途的三个儿子年富、年兴和年逾，不得不放弃大理寺少卿、副都统、骁骑校的官职。胡斯恒等与我关系密切的官员，几乎都被逮捕。我在朝廷的势力几乎在一夜之间被扫荡干净了。
七月的杭州，正值伏旱，天气炎热。我早已被热浪搞得头昏脑胀，再也无心到西湖边散步。只是自己经常跑到涌金门旁边坐着发呆。一个月间，上谕连连，我从一等公被降爵为二等公，又从二等公降爵为三等公。杭州将军的官衔也没能保住。月底再看看自己：只剩下一个“闲散章京”的称呼。我猛的一惊：雍正三年（1725年）七月，我又回到了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金榜题名以前的状态了——我的官职，我的俸禄，我的爵位，我的荣耀，全没了，我成了一个普通的老百姓！
也许这是上天对我的惩罚吧。我清楚，皇上一定恨透了我，但有妹妹在宫里，皇上对我的惩罚也就仅止于此吧？
俗话说，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八月，皇上又下令内外臣工对我的问题进行表态。结果，全国上下，声讨之声不断，大有痛打落水狗的势头。完了，一切都完了。十一月，我被押解到京城，换了一个新的住处——牢房。
呆在牢房里，等待议政王大臣会议和刑部的判决结果。他们会给我定什么罪名呢？
在惶恐与疑惑中，我度过了一天又一天。也许直到寒冬真正降临到京城的时候，一切才会真相大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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