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秀全既然和所有封建帝王一样，有其海狗之癖，他那雄伟的“天王府”，就不许其它任何雄海狗擅入了。——除非像北京一样，也来搞一群李莲英、小德张等老幼“太监”，作为奴隶。
前节已言之，南京这个现成的帝王都，对洪天王服务是“万事俱备”的，只是独缺“太监”这阵东风。——天王府内尽管多的是来自两广的大脚女兵，但是任重道远，究不若膀大腿粗的男性苦力。天王东王因而也就想在天京制造些太监来，以便与北京的咸丰爷，分庭抗礼。
朋友，制造太监，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体呢！我们儒家道统，集三千年之经验才把阉割太监做得个干净利落，有伤无死。施阉割之术需有高度消毒防毒，去腐生肌，蜡条通便，温（蠶）室护理等尖端医学。还要长短大小、分厘不爽、手快眼明、钢刀锋利等高级手术和器材。为避免被阉者精神异化、发疯寻死，它还需要有诸种“复身”、“娶妻”、“纳妾”等阿Q制度来加以慰藉。这都是极高深的心理学……，如此这般，才能制造出大批“公公”，来保证万岁爷作雄海狗的特权！这都是我汉家文化极卓越的“成就”，始克臻此！
【附注】蠶（cán）：字典解释同“蚕”。即施行阉割的场所称为“蚕室”，《汉书·张安世传》颜师古注曰：“凡养蚕者，欲其温而早成，故为密室蓄火以置之。新腐刑亦有中风之患，需入密室乃得以全，因呼为蚕室耳。”
读者贤达，您知道制造太监，哪能像我们东王的干法——到民间去捉些幼童来，把他们的“小鸡”割掉，就可变成公公呢？！据可靠的证据，洪杨等人确实杀掉幼童无数人，而一个太监也没有制造出来啊！
我们写历史的人，落笔至此，想到天下父母心，下禁抆泪一问：教授先生，您还要说洪杨政权是“阶级革命”，为人民服务？！太监既然制造不出来，那么偌大的“天王府”和“东王府”就全靠女人来服务了。所幸来自广西的女兵（尤其是客家妇女），都是世界上极少见的劳动妇女。笔者在《李宗仁回忆录》中曾有极详细的叙述，可供参考（见该书第二章）。长毛军中的女兵，尤其是空前绝后的。太平军东征战役中打下扬州、死守镇江，女兵都是主力之一部。迨天京事变时，洪杨同室操戈，为天王守卫宫廷的，也全是女兵。这不但国史上之所无，世界史上亦所未见。
可是劳动损朱颜；花木兰、穆桂英都不可能还是窈窕淑女。贵易交、富易妻，所以洪杨诸公（和他们未来的革命晚辈一样），进城以后，看到多情湘女，软语吴侬，他们就心慌意乱了。据资料显示，一八五二年冬季太平军攻占武昌，为时虽短，东王已迫不及待地学着古封建帝王的恶行，在民间开始选美了。
东王有令要全城十三岁至十六岁少女，通统向官府报到，以备选入后宫，违令者罪及父母。在那个“杀头之外无他法”的革命政权淫威之下，谁敢违令？为父母者只好污秽其面，把美女扮成丑婆，报到应差。谁知在报到处即有满盆清水以待，责令报到少女，先洗面、后参选。一下便选了美女六十人，挟之而去。
洪杨这种暴政，在我们今天看来，简直太不成话了。但是我国自有史以来，打天下的和助打天下的无不如此嘛！司空见惯，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呢！唐明皇的儿子唐肃宗（李亨）“借回纥兵、平安史乱”（见《通鉴》和新旧《唐书》）。他给回纥的条件便是，乱平之后“江山社稷归大唐、子女玉帛属回纥”。果然不久，回纥就把长安打下了。但是唐肃宗这个混球有什么“子女玉帛”去酬劳番兵呢？回纥乃大掠长安。尽掳“子女玉帛”而去。被回纥所掳去的“子女”，恐怕连洗“一盆清水”也没有机会呢！
朋友，我们要记着，所有搞独裁专制的独夫政权，没有一个是把老百姓放在心上的。这些英雄好汉大都起自民间，出身于被压迫阶级。可是他一旦翻了身，其狠毒、其腐化、其堕落、其制造被压迫阶级而奴役之的劣行，往往百十倍于原先的压迫阶级。本来嘛！中国资源有限，少数人要腐化、要享受，则多数人就要被压迫、被奴役——不管这些新的统治者，打的是什么旗帜，叫的是什么口号啊！
东王的声色之好
以上所说是壮丽的天王府和后宫。现在再看看被许多历史家捧上天的东王杨秀清的排场。杨秀清（一八二三～一八五六）原是广西桂平县里一个不识字的烧炭工。但是此人有军事天才。当太平军永安突围时，秀清才二十八岁，已经是实际的革命军总司令了。奠都南京时，洪秀全（四十岁）原是虚君；秀清（不足三十岁）已是全朝大权独揽的宰相。
但是秀清究竟是个不识字的老粗，“有雄才而无大略”（引张学良评张作霖语）。一朝得志，便发起烧来。进城以后，他至少有老婆（她们叫“东王娘”）六十余人。
【附注】东王在一八五六年为北王所杀。同时被戮，在后宫殉夫而死的有美人五十四人。至少还有几个幸存者嘛！所以笔者估计，他老婆至少有六十人。北王杀东殿后宫，着重在斩草除根（有孕者必杀）。少数无孕者可能被掳或潜逃，见下节。
纵使是沙乌地贵族、印度酋长，有六十个老婆，也应该满足了。可是我们的东王却偏偏看中了天王后宫的四位佳丽：朱九妹（姊妹二人）、石汀兰（石达开的姊妹）和杨长妹（他自己的姊妹）。为争夺这四位美女，在一八五三年冬季，距他们“进城”才不过半年时光，便弄出个“天父下凡”（附在秀清身上），要打天王屁股四十大板的怪事。——这一丑行，在弗罗伊德和金赛博士的书里，都可找到正确的解答的。
【附注】沙乌地：即沙特阿拉伯，其官方名称为沙乌地阿拉伯王国。
个人的性心理，影响到团体的政治行为，而终于祸延国族，只是个顺理成章的逻辑发展。秀清三年后弄得身死族灭，与这些个人行为上的“细行”，都是有直接关系的。
以上是“进城以后”才几个月之中，东王杨秀清这个烧炭儿，沉溺于色的小例子。再看看他在发烧中摆排场，又是什么个气派？下面且抄一段罗尔纲先生根据清朝官书《贼情汇纂》，对他的描述。东王爷有轿夫四十八人……
东王每出必盛陈仪仗，开路用龙灯一条，计三十六节，鸣钲打鼓跟随。其次绿边黄心金字街牌[注：牌上写明他的各项官衔]二十对。其次铜钲（大锣）十六对，用人肩挑，后飘几尺黄旗墨写“金锣”二字。其次绿边黄心绣龙长方旗二十对；其次同上色绣正方旗二十对；其次同上色绣蜈蚣旗二十对。高照、提灯各二十对，虽白天也一样的用。其次画龙黄遮阳二十对。提炉二十对，黄龙繖（大伞）二十柄。参护背令旗[注：像京戏舞台上武将所背的]，骑对马约数十对。最后执械护卫数十人，绣龙黄盖一柄，黄轿二乘，东王有时坐在前面，有时坐在后面。这是仿古代副车的制度，以防意外，轿后黄纛千余杆，骑马执大刀的数十人。更用鼓吹和音乐数班，与仪从相间。轿后也用龙灯钲鼓。凡执事人都穿上黄下绿号衣。至于执盖执旗的多用东王府中属官，都穿公服。每一出府，役使千数百人，摆出十足的威风。（见罗史页一二一四，引《贼情汇纂》卷六《伪礼制伪仪卫与马》。）
【附注】铜钲：原义应为古代的一种乐器，用铜做的，形似钟而狭长，有长柄可执，口向上以物击之而鸣，在行军时敲打（如下图江陵雨台山铜钲东周）。北魏时期铜锣在军事上替代了铜钲，所以原文注释无错，这里只是补充说明一下铜钲的原始形态。
纛（dào）：古时军队或仪仗队的大旗。
读完这段报导文学，我们不妨闭目试思，在今日北京和台北，除了国庆和党生日大游行之外，哪有这种场面呢？毛泽东在文革时代发烧，其场景或有过之，那也只是偶尔一次。哪能像东王杨秀清“每一出府”，都来这么一下呢？！
再者，俗语说：“一双象牙筷配穷人家。”牡丹虽好，怎能没有绿叶扶枝，东王“出府”如此；那么“住府”的规模，岂不更阔哉！事实上太平天朝，政出东王，东王府的排场不在天王府之下，实权则犹有过之。
渣滓普罗的王洪文和杨秀清
有如此实权的东王，每次出府，在轿前轿后，都要玩两个三十六节的大龙灯，算啥名堂呢？朋友，这就是“知识”（Knowledge）与“趣味”（taste）的等级问题了。知识高者，趣味随之上升。知识低者，则趣味也随之降级。困人叫做“低级趣味”；西人叫做poortaste是也。
毛泽东把刘少奇打为“工贼”。其实刘少奇是个搞工运的士大夫，非工贼也。像王洪文那种人，才可以叫工贼。他是确确实实的工人，但是在厂内他却不是勤勤恳恳、努力生产的好工人。他是个调皮捣蛋、无事生非、里戳外捣、上拍下压的捣蛋鬼。但是这种人往往是领袖人才，善于活动，长于组织。一旦时来运转，工运爆发，他们就会乘直升机，扶摇直上。
工人如此，农民亦然。毛泽东在湖南搞农民运动时，他最欣赏的一些什么“打烂伞的”、“穿破鞋的”……（见<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向导版。《毛选》中被删去）都是这种人。毛的马列水平甚低，他把这种马克思所说的“渣滓普罗阶级”（lumpenproletariat，原文为德语），误为普罗的主力。因为只有这种渣滓才能帮他在农运中抓权。这一不幸，一直延长到“解放后”。在中共土改期间，受难最大的大地主固罪有应得，可是“贫、下中农”之外的善良的小地主、自耕农、富农、上中农、中中农，也被他们斗得家破人亡，实在是人类社会史、道德史、政治史上最大的“社会不平”（socialinjustice）。
【附注】普罗阶级：proletariat，即无产阶级。
马克思的警告之外，搞资本主义民主政治的卢梭说：“有权力者，如不加以限制，无不滥用其权的。”他的后辈韦伯说：“无限制权力，无限制腐化。”都是根据实际观察的结论。
马克思主义是人类智慧的重要结晶之一。但是搞它个一知半解，便从而专政之，那就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悲剧；如果政权再抓到渣滓普罗手里，那就更要火上加油。其为害实有甚于封建，不信且看四人帮。
诸位试思：如果王洪文做了东王，他会不会玩这两条大龙灯、讨五十四位太太呢？——洪文不会吗？
但是周恩来如果做了东王，他会不会呢？你把老周杀掉，他也不会搞出这种badtaste来。朋友，这就是中国传统的士大夫（今日的“高知”），和渣滓普罗之别也。渣滓普罗再加个动不动天父（上帝）、天兄（耶稣）就要下凡的洋教邪门，那就更弄得非牛非马，四像四不像了。洪杨这一来，就把传统中国士大夫如曾左李胡（和他们的幕友文案）和西化高知（如容闳），通统赶入敌营，来和他们作对。
中国自古以来的朝代，都是无赖和流氓打下的。但是“起朝仪”订制度，却有赖于高知。所以一群无赖如搞帝王政治，那就要“与士大夫共治天下”，作士农之首（毛主席不是说“你怎么也少不了他”）！如搞西化政治，那就要“转”农业为工商，自作工商之主。洪杨二君那时还只能搞点“立主定国”的传统政治。而搞传统政治却少了个“他”，其不败何待？
知识分子的杯葛
忆幼年读《古文观止》，背诵王安石的<读孟尝君传>，至今不忘。王安石批评那位专搞渣滓普罗的孟尝君的话，实在极有道理。王说：
世皆称孟尝君能得士，士以故归之；而卒赖其力，以脱于虎狼之秦。嗟乎！孟尝君特鸡鸣狗盗之雄耳，岂足以言得士？不然擅齐之强，得一士焉，宜可南面而制秦。尚何取鸡鸣狗盗之力哉？夫鸡鸣狗盗之出其门，此士之所以不至也。
洪杨二君在基本上是次于刘邦和朱元璋的草莽英雄。他们需要张良、陈平、刘基、房杜等知识分子为他们来出谋策画。不幸他们却为清末中国知识分子所彻底杯葛。然考其实，非知识分子杯葛洪杨也。洪杨“反知”（anti-intellectualism）而自食其果也。诸位就看看东王爷那两套大龙灯吧！哪个有修养、有学问、有taste的知识分子，张且、陈平、诸葛亮，周恩来、容闳……吃得消那一套呢？！
纵谈那项有反清复明意义的“长毛”吧！长毛非洪杨故意“蓄发”以对抗“薙发”也；那也是深山区少数民族，贫穷落后，尚未进步到经常理发修面之现代文明呢！英人密迪乐访南京（见上篇）时就遇到很多“小苗子”。他们十分骄傲地说他们的头有“原始长毛”。换言之，也就是他们自十几二十多年前出生之后，一辈子未理过发。
洪、杨二公生于十九世纪西风东渐下之中国，却要保留这个落后的习俗以为革命象征。在一个经常不理发、不修面的生活条件之下，试问读者诸公和在下，吃得消否也？！所以在长江流域被卷入长毛区的汉族男士，一旦脱离长毛，第一桩事便是剃头修面。安全考虑固属第一，另一则是卫生上的要求。理发之后，无不有“还我头颅”之感。——吾人读过十数家清人类似的笔记，纵使是亲洪杨者，亦有相同描述也。
至于洪杨诸公所炮制的那些天父天兄“下凡”的“诏书”，其荒诞固无待言，其鄙俚之辞，亦酸入骨髓——哪个张良、陈平、王安石、周恩来……吃得消呢？真是“夫鸡鸣狗盗之出其门，此士之所以不至也”！
靠工商业打仗的小朝廷
没有知识分子来为二公出谋划策，而二公又不愿依样画明、清两朝之老葫芦，那他们的政治设施就愈来愈走样，愈没章法了。
第一，洪杨没个中央政府。洪塾师熟读四书五经。根据《周礼》，他搞了一套王国官制来。官分爵职而以爵为大。“爵”自天王以下有诸“王”（最尊者有东西南北冀五王，世袭罔替。
王之下为侯。其后王、侯之间又加义、安、福、燕、豫五等勋爵，以赏有功。
官职则文武不分，最高者为丞相。其下有检点、指挥、将军、总制、监军、军帅、师帅、旅帅、卒长、两司马（排长）。丞相分天、地、春、夏、秋、冬六官，各有正副，共十二级。其它官位亦各有正副，乃至“职同”（如国民党军中文职什么同上校、同中校等所谓“军简一阶”、“军荐二阶”等等名目”。其后官爵混淆，又弄出些什么“义上王下”的天将、朝将、神将来。
其实天朝是没个可行的制度的。“天王”这个国家元首，似乎是个虚君制。按《周礼》称“王”，不称“帝”。看来又像伦敦的英王。但他有个六官丞相的中央政府，却没个首相，因而六官丞相皆有位无权。
真正在中央大权独揽的是东王，而东王则与中央内阁无关。他有他自己独立的行政系统，一般称之为“东殿”。“东殿”之内自有六官丞相，分掌国政。东殿甚至可以单独举行“科举”，名曰“东试”。一八五三年东试秋闱的题目叫“四海之内有东王”。所以“东殿”实在和国民党时代的“委员长侍从室”，和共产党时代的“林办”，差不多性质，只是权力更大得可怕罢了。
洪杨合作时期的太平天国一直是军事第一的。所以天朝行政一直也是军政不分的。因此太平政制第二要项值得一述的，是它没有个地方政府的制度。南京事实上只是个堡垒、军营。扎在孝陵卫的清军“江南大营”距朝阳门（今中山门）只数里之遥——笔者在南京当中学生时，乘公共汽车，两站路也。所以洪杨的天京日夕皆可听到炮声。只是清军十分窝囊，连朝阳门一块城砖也打不掉。
太平军在苏浙皖赣鄂诸省所占领的其它城镇，很少占领过三年以上的。所以它没有多少“地方”需要治理，因此也就没个“地方政府”了。中外史家历来所讴歌的所谓“天朝田亩制度”，事实上这宗社会主义的土改方案，只是个无名氏的纸上作业。和孙中山先生的“建国方略”一样，一天也没有施行过。至于在解放区暂行征税办法，太平军所实行的制度，还是最简单的老办法——“照旧完粮纳税”。——他们搞不来什么“三三制”呢！
可是太平军打仗，动辄十万八万人，军饷哪里来的呢？上引史学权威郭、简、罗诸前辈，都未能说服我，有关太平天国的财政问题。
在五〇年代末期，有一次我和适之先生谈到“红学”上有关“江宁织造”的问题。胡先生说，江宁织造曹寅是内务府的采购官，同时也是康熙爷的特务，在江南打统战，余不谓然也。
我认为明清两代的“江宁织造”，是和汉代的盐官、铁官，唐宋明的丝官、瓷官、茶官，与民国时代的烟酒专卖一样，是一种替朝廷捞银子，与民争利搞“国营企业”的商务官。谁知这一“大胆假设”，一经“小心求证”，竟不出所料。它不但为“红学”、“曹学”开了个新渠道；它对治太平史者，也提供了新的“烟丝披里纯”。
【附注】烟丝披里纯：即inspiration（灵感）。
洪杨割据东南，内战打了十余年，丝茶之功下可没也。
——“太平天国”实在是中国内战史上，第一个靠工商业打仗的小朝廷啊！这也是“转型”期中特殊的历史现象之一吧！
经营丝茶，禁绝鸦片
若论丝茶贸易对太平天国的关系，专书也、博士论文也，岂可轻碰？然既已提及，则不妨三言两语为读者略陈之。
盖十八、九世纪中我国对外贸易，一直是巨额出超的。欧美原先运来者只是整船整船的白银，而我们出口的则是大量的丝绸、瓷器和茶叶。可是这一出超贸易至鸦片战前，突然逆转，因为英商东印度公司在印度和土耳其发现了鸦片。他们可以无限制供应，我们也可以无限制内销。因此我国顺差外贸，顿成逆差。迨两次鸦片战后，西人可公开对华贩毒，这一来黄河决口，烟毒泛滥，我们就不成个国家了。
可是我国财富集中在东南长江三角洲；外贸的死结则全在鸦片。一旦能把鸦片根绝，则外贸便顿成顺差，黄金白银自会滚滚而来。以我东南人才之鼎盛，资源之丰硕，“四小龙”何足道哉？果然一八五三年天王定鼎金陵，彻底禁烟。据祁寯藻著《贼情访问记》所载：“贼（太平军）禁食旱烟、水烟、潮烟。有吸鸦片者立杀。”长毛杀人，可不是讲着玩的啊！所以东南烟毒，一时皆绝。
【附注】寯（jùn）：（1）积聚。（2）俊杰，最有智慧才华的人。
鸦片既绝，而丝茶出口如常。时不旋踵，我长江下游外贸，顿成出超。斯时湘淮军尚未出现；洋人务利，也正在观望，为向交战双方发战争财，且帮同维持秩序以增加贸易。黄金白银漫天飞来，也大大地刺激了丝茶的生产与出口。一时生意兴隆，长江下游竟成后来四小龙之鼻祖，出口陡增。
前文已言之，洪杨入南京之后，把百工技艺，按性质编入“百工衙”和“诸匠营”。“把生产资料收归国有，废除了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以手工业国营的形式，代替手工业工人个体生产……”（见罗著前书页八三九）。在这些百工衙、诸匠营中，洪杨搞得规模最大、最成功的便是制丝绸的“织营”和“机匠馆”了。
南京在历史上原是“海上丝路”的起点。在洪杨入城之时，城内有织机五万架，几乎有半城居民靠其为生。长毛现在把它集体化，全城成为一大国营工厂。厂内工匠数万人都加以军事管理，分编为五军，官长俱以本地人充之。因为这是纯技术性的工作，长征老干部，外行不能领导内行也。（见张汝南《金陵癸甲摭谈》）
据说这个伟大的工厂从构想、设计到执行，实由一位汉口绸缎商吴复诚一手搞起的。他城破时在金陵，乃通过一个有免死特权（长毛北窜长江时有“两广人不杀”的默契）的粤人叶秉权，说动丞相钟芳礼来主持实行的，这所伟大的国营工厂既然是太平朝国库的主要收入，则朝廷对本厂的两万机匠，免兵役、减税捐，也特别优待。因此该厂亦成为本城富商士绅的避难所，故颇为人知也（见简著前书，页五〇八～五〇九及所引杂书）。
所以当年湘淮军中都知道长毛有钱而缺粮。试看天王东王的大兴土木、讨姨太、摆场面，在在皆是暴发户的作风，钱哪儿来的呢？原来他们也有个像资本家荣毅仁的绸缎大王吴复诚，在替他们打算盘啰！他们搞工商业和外贸，搞出了兴趣和经验来，其后虎踞苏州的忠王，坐镇常州的侍王，都大搞经济，大兴土木，而黄金白银硬是挥之不去。——笔者闻诸深知淮军的老辈乡人说：当淮军打下苏州，进入忠王府时，只见府内后花园中竟堆了几座银山，“高与屋齐”。李鸿章也曾亲自进入忠王府视察，惊叹其华丽，直如仙境。至于这几座银山后来哪儿去了，他就三缄其口了。
禁鸦片是与虎谋皮
长毛有钱是事实。但长毛的军纪也有足多者。全军不烟不酒，不淫妇女，不奸小弟；动不动就斩首不留，给老百姓的印象，是“杀以外无他法”（其实亦有“他法”，只是不如砍头那样干净利落罢了）。加上上下笃信宗教，确守“天条”（仿诸《旧约》中的摩西“十诫”）。“早请示、晚汇报”，最初真是纪律严明，秋毫无犯。在一批军事天才领导之下——包括晚期的忠王李秀成和英王四眼狗陈玉成——真是战无不胜、攻无不克。他们与松散窝囊、军纪废弛、斗志毫无的政府军——八旗军和绿营兵相比，实在是判若天壤。
注】旗军为满清政府驻防各地以旗民世袭为主的职业性国防军，绿营则为各省征募的省防军。由于太平军十分精锐，洪杨在南京“进城以后”，派兵东取镇江扬州，西征安庆九江武汉，无不得心应手，足使千里长江（上达武汉下及吴淞），终成为天朝内河。其北伐兵在李开芳、林凤祥两将率领之下，北上皖豫，最初也势如破竹。当然纪律森严的太平军，亦有其意想不到的君子之失——他们严禁鸦片，又谁知这项爱国行为，竟成为天朝覆灭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呢？前已言之，鸦片原是十九世纪扭转我国国际贸易顺差、逆差之关键商品。而当时所谓国际贸易者，对英贸易也——英商占中国对外贸易额的百分之七十以上；航运则九十以上也。转中国对外贸易从逆差至顺差，则首受其殃者何人不言可喻也。所以英国绝不能容忍中国成个禁烟国家，而洪杨诸公偏要禁之，则戈登将军，及其常胜军之出现，又岂是历史上之偶然哉？！天真的罗尔纲教授在其大著上时时惋惜，太平军未能配合刘丽川的小刀会打下上海，赶走帝国主义（见罗书<李秀成传>等篇）。帝国主义是那样容易被赶走的吗？一代贤豪的林文忠公都丢盔卸甲，老塾师洪秀全有啥除洋的神通？！洪杨欲觅外援，就得与满清竞抽大烟。洪杨如禁烟到底，则英帝就要把你剿灭到底。英国是老虎；鸦片是虎皮。与虎谋皮，哪有不被老虎吃掉的呢？果然英国在一八六〇年烧掉圆明园，打赢了“第二次鸦片战争”（TheSecondOpiumWar，也叫TheAnglo-FrenchChineseWar，英法联军，1858～1860），签订了《北京条约》，取得了对华一切特权，包括对鸦片毒品的公开合法贩卖。逼死了咸丰爷之后，他就要调转枪头来对付那个胡涂虫洪天王了。垄断海外汉学界对清季外交研究的哈佛学派，一直高唱“鸦片战争不是为着鸦片打的”（TheOpiumWarisnotforopium）。如今费正清先生虽已作古；我还想正告费公的门徒们一下，不但第一次“鸦片战争”是为着鸦片打的，“第二次鸦片战争”还是为着鸦片打的呢！（参见拙著UnitedStatesDiplomacyinChina.Seattle：UniversityofWashingtonPress，1964.p.232.）不信你再查查中国海关帐目；研究研究常胜军的来龙去脉。只是这些事只能为知者言。洪天王那批乡下哥儿们，哪里知道呢？
称王太早，圣灵乱封
太平天国在洪杨领导之下的军事和工商业经济，搞得都还不错，所以他们“进城之后”还能搞出个像孙权那样的东吴割据之局——其后石达开领兵去四川，也是想去做刘备去的。
可是洪杨所领导下的政治再夹杂着一个二百五的洋教邪门，那就一塌糊涂了。
朱元璋当初造反时，颇能礼贤下士。所以还有个举人朱升给他一点忠告，叫他：“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
洪秀全在政治上犯的第一个严重的错误，便是“称王太早”。他还不过只有喽啰二三干人的时候，在永安他就称起王来了。他不但自称天王号万岁，他底下五个王——东西南北翼，也分别成了：九千岁、八干岁、七干岁、六千岁和五千岁。
这一来不得了，不但他自己不能再有心理上的满足；他底下那个连环套也不能再升了。设若那个文武双全的五千岁翼王石达开，忽然建了个三箭定天山的不世之功，要升官了，他的上级跟着升。别人犹可，东王就不能再升：一升升到“万岁”；搞成天有二日、民有二主，那还得了？！
再者，在他们的宗教里面，可能是由于洪氏对耶教神学之无知，他把杨秀清封至高于他自己一级。杨在教里的头街是：“禾乃师、赎病主、圣神风、劝慰师……。”其中尤其是圣神风这个神位在耶教“三位一体”（Trinity）的教义中，他是和上帝与耶稣同列的。
三位者，圣父（上帝，Father）、圣子（Son，耶稣）、圣灵（HolySpiritorHolyGhost）也。而“圣灵”在《圣经》的早期译本中被译为“圣神风”。秀全不识西文。只对中译的“风”字望文生义，误以为“圣神风”只是个资深传教士，或“风师”、“雷公”一类的东西。因此把这个神位颁给杨秀清了。其实在教义中，“圣神风”是上帝一神三体中之一体，非比寻常传教士。正如佛教中的“千手观音”、“千眼观音”之化“身”，不能与一般尼姑同列也。
其后当洪教主与西方传教士争辩救义时，他还是坚持他自己的解释，并举例说：他也曾封翼王石达开做个“圣神电”（雷公？）呢！至于圣神电在耶教的神学里算个什么东西，他就不管了。——他认为他是可以修改《圣经》的。
可是杨秀清既有此头街，自认为“圣灵”，并可以代上帝天父传语，一切都在天王之上，他就要取代天王为教主了。
在政治实力上和宗教理论上，杨秀清都觉得是篡位的时候了，果然这出滑稽剧，便在他们“进城”后的第三年一八五六年的夏秋之交，就上演了。
我做万岁，你做万万岁
一八五六年是太平天国十四年的历史上比较光辉的一年。是年六月，在翼王石达开、燕王秦日纲、丞相陈玉成、李秀成通力合作之下，太平军一举攻入向荣的江南大营，解了历时三年的天京之围。向荣未几即羞愤而死。
东征的太平军据守扬州镇江亦固若金汤。西上的太平军此时也打下汉口和汉阳，武昌亦在围攻之中。南下略地的太平军，深入江西，也不无战绩。这时他们的北伐军虽然已被打得全军覆没，但是对这群在小天堂享福的太平王和高干，那是太遥远了。不但对他们个人享受无关痛痒，对他们东吴这个割据小王国也没有威胁：国无外患，内忧就应时发生了。
关于“太平时，王杀王”的“天京事变”。当时中外人士都有很多大同小异的记载。作个综合报导，故事大致如下：
在向荣死于八月九日的消息传入南京之后，东王极为骄傲，认为是他一人的功勋，便心存篡窃之异志。为借口西线紧急，遂悉调北王韦昌辉、翼王石达开等要员，赶赴前线督师。天京后方就只剩天王和他自己了。一日东王诡称“天父下凡”，召天王至东府，由天父对天王说：“你与东王均为我子，东王有咁（这样）大功劳，何止称九干岁？”洪说：“东王打江山，亦当是万岁。”天父又问：“东世子（东王的儿子）岂止干岁？”洪说：“东王既称万岁，世子亦当是万岁；且世代皆万岁。”天父大喜说：“我回天矣。”
【附注】咁（gān）：这样，这么，如此。
据说天王既答应东王称万岁之后，却反问一句：“四弟……万岁之称，久宜顺天应人，顾将何以处我？”东王说：“二哥当称万万岁。”洪佯喜。二人乃决定在下月秀清生日时（一八五三年九月二十三日），正式晋封。
洪氏还宫后，一面调动宫内女兵防守皇城，以防东王偷袭；一面送密诏致在长江上游督师的北、翼二王，迅速返京，勤王护驾。翼王较远，归来需时，而北王较近，乃率锐卒三千，星夜乘船赶回南京；九月一日夜遂舍舟登陆，潜入城内。他是否曾入天王府与洪密议，不可考。但知他当夜便伙同燕王秦日纲，攻入东王府，其情况可能像“西安事变”，于半夜中出其不意也。
有人记载说秦日纲直扑东王卧室，见东王没二话便当胸一刀：“刃出于背”。东王既死，他们乃杀尽东王府男女数千人，其中包括东王娘及妾侍五十四人。天明后，他们更用软硬功夫遍捕“东党”。一日一夜被屠杀者两万余人。其中着红衣黄袍的高干，不计其数。全朝掌政之干部精英，一时俱尽！
东王死后，北王一不做、二不休，乃大开杀戒。以搜查东党为借口，大捕异己。南京城内被杀得鬼哭神号。而杀人最残酷者则为太平军中之童子军，盖亦如毛泽东之红卫兵、造反派，以虐杀为笑乐也。
结果东王之纂窃未遂，而北王之叛乱反成事实。东王死后约十余日，翼王始自武昌前线，赶回南京。他晤北王之后，大感恐怖，夤夜缒城逃去。北王捕之不及，乃索性正式叛变，攻打天王府。所幸此时忠于天王的干部和将士仍多，他们乃伙同东王余众向北王反攻。北王不敌，终死于乱军之中，结束了这一场“王杀王”的“天京事变”。
【附注】夤（yín）夜：深夜。缒（zhuì）：用绳索拴住人或物从上往下放。
东王、北王皆死之后，当年首义老干部，唯翼王仅存。秀全乃召石达开回朝辅政。可是太平天国经此“浩劫”之后，人事全非。洪氏兄弟开始当政揽权。石达开惧诛，乃再度缒城逃命。
翼王一去，太平朝中除天王之外，首义领袖就无一孑遗了。 第五章 两次“长征”，两番“寸磔” 第五章 两次“长征”，两番“寸磔”
发生在一八五六年九月的长毛“王杀王”的“天京事变”——北王杀东王、天王杀北王；天王又要杀翼王，翼王缒城逃走，太平天国分裂——是杀得够惨了，但在三千年国史上，并不算什么例外。君不见刘邦杀韩信、彭越？李世民杀哥哥弟弟？朱元璋杀尽功臣？康熙爷平三藩？乃至我们及身而见的毛主席杀高（岗）、饶（漱石），迫林彪，囚彭德怀、贺龙乃至刘少奇、陶铸等无数功臣（他们死得比杀头还惨呢）。
笔者曾于五、六〇年代之间，在课堂里告诉学生：在中国三千年的政治史中，不杀功臣的只有北宋和中共两朝。在宋朝，赵匡胤来个“杯酒释兵权”，便把问题解决了。毛泽东更伟大，他叫陈毅去办外交；贺龙去打桌球，连一杯酒也不用喝，真是圣主明君也。—
—谁知言之过早。后来史实证明毛公比他的前辈们更窝囊！朱元璋等只杀杀高干，尚未殃及无辜人民。而毛氏为着杀功臣，竟驱赶亿万无辜人民与小吏去陪斩，那实在是王小二过年了。
可是在三千年“杀功臣”的公式中，表演得最下流、最无知的还是长毛这一窝起义的农民领袖呢！他们并没有像毛主席已“打平天下”呢？他们“进城以后”才三年嘛！就等不及，互相砍杀起来，把个极有希望的革命政权，砍得稀巴烂，而同归于尽。
由主动割据到被动围剿
前文已言之，太平军兴起的前三年（一八五一～一八五三），原是一股流寇。这股流寇如学学闯王李自成，倾巢而出，不顾一切，一鼓作气，便把北京打下，坐上金龙殿，再号令全国，传檄以定；那时他们是做得到的。——这是所有太平史家，包括笔者自己，都一致公认的。不幸这群来自两广的贫苦工农和三家村教书先生，误认为“北方沙漠苦寒”，直隶（今河北省和北京市）是“罪隶之省”，太遥远了，太苦了，引不起他们的兴趣。他们远在金田、永安时梦幻中的“小天堂”，便是六朝金粉的金陵南京。三月江南的真天堂、大天堂之迷人，是出乎这些贫农领袖们想象之外的。一旦到了天堂，他们就沉不住气了——“得此已足”，其外还要什么呢？遥望那沙漠苦寒之地，就放它一马，由它去吧！“北伐燕都”呢！就骗骗人家，骗骗自己，派两员偏将李开芳、林凤祥带几千人马北上，试试他二人的运气吧！万岁爷（洪）和九千岁（杨）乃至六干岁（韦）、五千岁（石），也不用亲自去辛苦“长征”了。
读者们知道吗？在洪、杨奠都南京之后，他二人派出攻打北京的“北伐军”的基本部队，只略多于洪、杨在南京“每次出巡”的仪仗队呢！——岂非开玩笑哉？
没有闯王的志气也就罢了，他们之好色，却不下于李自成和吴三桂。李、吴二人为着个苏州小婊子（“吴中名妓”）陈圆圆，弄得清兵入关，颠覆了汉家社稷。洪、杨二人也为着几个小美女，弄出九千岁要打万岁爷屁股的闹剧，最后闹出个“天京事变”来。
洪、杨之奠都南京，虽然是失去了他们改朝换代的天赐良缘，但是他们虎踞金陵，掌握丁物阜民丰的长江下游，犹不失为一种地方军阀之“割据”的局面——缓图“二期北伐”（像国民党分共以后的做法），仍然末始不可为。可是内部“打屁股”、“王杀王”，石达开再搞个“宁汉分立”。所谓太平天国就“割据”不成了。割据不成就变成清军“围剿”、太平军“反围剿”的形势。这一反主动为被动的形势之形成，太平天国之消灭，就成为历史上的必然了。盖一次围剿失败，还有二次嘛！二次不成，还有三次、五次嘛！韩文公在潮州围剿“鳄鱼”，对鳄鱼说：“三日不能至五日，五日不能至七日，……”你鳄鱼可得小心，天下哪有攻不破的堡垒？太平军在三、五次围剿与反围剿之后，终于不敌。天京就被曾九帅攻破了。
二十八岁的北伐军统帅
太平军之反围剿，固然解决下了根本问题，而清军之围剿，当然也吃尽苦头。最倒霉的自然还是老百姓。
拙作前篇已一再百之。太平天国的政教实无足言；而长毛的武装斗争，却颇有足多者。让我们再回头看看，李开芳和林凤祥所领导的孤军北伐，那一段可泣可歌的故事。
太平军北伐燕都之失败，实在是出发之前就已决定了——因为中央统帅部对北伐一事，简直是以“敷衍公事”态度出之。洪、杨那时正忙于在南京整理和享受其暴得大利的成果。对北伐一事，似乎只是俯顺急于立功的军心，而敷衍敷衍的。
先看看他们北伐军的人数：
郭廷以、简又文二史家都认为太平北伐军有数万人乃至十万入之众，这是误估了。太平军自武昌东下时，实力不过七万五千人（号称五十万）。一八五三年三、四月间打下南京、镇江、扬州时，兵分三路。主力在南京由东王、北王直接指挥，面对向荣的江南大营。
镇、扬二地的太平军则由“冬官正丞相”罗大纲，和“殿前左五检点”吴如孝所统率，面对清军由琦善、胜保所建的江北大营。而洪、杨于一八五三年五月仓卒组成的“北伐军”，则是从扬州前线抽调下来的。其人数不可能有“数万人”。
据清朝官书，太平军“自扬州逸出”的不过千人。其后附义的、裹胁的加起来不过万人。
据罗尔纲教授的估计则为两万二千五百人。罗的估计似乎是较为接近事实的数字。
让我们再看看太平北伐军的统帅们：
罗氏认为北伐军的统帅是“天官副丞相”林凤祥。凤祥这时才二十八岁。十年前他还是广西桂平县山区里的一个不识字的小放牛（读者可参阅“凤阳花鼓戏”里那位善于唱歌的“小放牛”）。水安突围之后这位小放牛勇敢善战，几乎每月一升。至是官拜“天官副丞相”。再升一级成为“天官正丞相”，就是“王、侯”之下的“极品”了，但是还下是王侯。——太平军占领南京之后，把整个南京城改建成“中南海”，为中央首长的住宅区。其中“王府”处处，“侯宅”不太突出，“丞相第”就较嫌寒碜了（关于太平朝天京王府的分布位置，可参阅郭毅生主编《太平天国历史地图集》，一九八八年北京地图出版社出版，页五九～六二）。官拜丞相自然都是急于立功的。
可是清朝官书和简著太平史，则认为太平北伐军的统帅是“地官正丞相”李开芳。开芳为避翼王石达开的“开”字讳，又叫李来芳。他是广西郁林人。在打下南京之前，已官拜“[地]官正丞相”。这个位置较诸“[天]官副丞相”，哪个大呢？——我看长毛自己也搞下清楚，所以历史家就要争辩了。
其实这可能是东王的诡计，故意搞他个“两头大”，以便分而治之。——朋友，那位被共军所俘而自杀未死的杜聿明将军，不也说“淮海战役”（或“徐蚌会战”）时的邱清泉是被派去监视他的吗？洪、杨那伙草莽英雄在得意之时，都把革命胜利看得太容易了。早期国、共两党的领袖们，也犯有同样的毛病——太轻敌了。在李、林二将率军北伐时，太平朝上下都是充满自信的。他们认为一旦真的把北京打下，那么“先入关者”一人为王，就不如“两将争功”之容易驾驭了。这可能就是李、林两头大的基本设计。至于李、林以下，其后与二人同时封侯的吉文元、朱锡锟、黄益芸的故事，限于篇幅，就不再啰嗦了。
“过河卒子”的北伐之战
现在再让我们检讨一下，他们北伐的战略和战术：
简言之，太平军这次北伐所用的战略和战术，还是他们年前自永安突围，北窜武汉的老套路——流寇式的钻隙前进。没有后方，没有补给；就地裹胁，沿途征发；得城不守，顺民不杀：坚城必围，不破则舍，攻破必屠。“过河卒子，拼命向前”，义无反顾……拖死追兵。
为避免与江北大营及传闻中南下的清军作正面突破，李、林北伐军是于一八五三年五月初旬，绕道浦口，军分三路，先后北上的。对手方的清军这时也按他们的既定公式，由江北大营派兵堵截；江南大营派兵尾追。——一时前进者，豕突狼奔；尾追者，更是奸掳焚杀。可怜身在战区的黎民百姓，就惨遭浩劫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