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应知道，征兵、征夫都是最“扰民”的。因此满清是中国历史上扰民最少的朝代。康熙爷连“禁缠足令”这项德政都没有推行，为的就是“怕扰民”。哪像我们民国时代，尤其是毛主席治下，连夫妻睡觉主席都要管呢！
在绿营当兵，每月有饷银四两五钱；战时还有食米津贴。江南大营的月饷，最好的时期可以发到每月十两，养五口之家，绰绰有余。所以吃粮当兵，亦并不太坏；至少比一些失业工农，和游民惰民日子好过得多。
长毛在永安时期被官兵围剿，就是这种官兵；其后守桂林、守长沙也是他们。由于步步追逼长毛，以致逐渐脱颖而出，官兵统帅像钦差大臣向荣，也并不太“鲁”。他跟踪追到南京，在孝陵卫建起“江南大营”。迨洪、杨攻陷南京，向荣将绿营兵五、六万之众，便把南京三面包围起来。但是向荣无水师，所以对南京北郊下关（地傍长江），就只好网开一面了。
这时太平军有民船万艘，乃顺流而下，打下镇江和瓜洲；再沿运河北上便占领了扬州。那位原来在鄂西襄阳、樊城一带的清廷钦差大臣琦善，此时也率领少数旗兵和数万绿营兵，自江北旱路追到扬州；在扬州郊外的雷塘集，也建了个“江北大营”，把扬州团团围住。清朝的署理江苏巡抚许乃钊，这时也奉向荣之命，统率了大队绿营兵，防堵于镇江东南。因此苏杭、上海一带，太平军还鞭长莫及。
上海“小刀会”的插曲
由于洪、杨造反的成功，定鼎金陵，天下草莽英雄均大受鼓励，纷起效尤，造反响应。在东南一带，首先拔刀而起的便是刘丽川的“小刀会”。
“小刀会”原属“洪门”，是华南会党“天地会”的一个支派。鸦片战后，随“五口通商”之开放而蔓延及于宁波和上海。地下组织约以区域语言之别，分为广东、福建及上海宁波本地人三大帮，而以广东帮最强。刘丽川为广东香山人，故被拥为帮主。一八五三年九月四日，经过一番酝酿，小刀会徒众突然造反，一举占领了嘉定城。九月七日由丽川亲自率领，未经过太多暴动，便占领了上海县城，并俘掳清廷官吏上海道吴健彰。未几靠近上海的青浦等几个城镇，也被小刀会占领了，一时声势大振。小刀会在上海一带一共闹了一年多，直至一八五五年二月十七日刘丽川在清法联军猛攻之下和英法帝国主义阴谋之中被捕杀，才结束了这段小插曲。今日上海市里还有个“刘丽川起义纪念馆”，地居要冲，平时游人如织。余今夏有感于刘君起义百四十年之祭，曾与堂弟德诠啜茗其中，面对英雄遗像，谈造反史迹，有余慨焉。
小刀会本有他们自己的佛、道难分的宗教信仰，对耶稣并无兴趣；他们打的也是“三合会”、“反清复明”的旗号。一旦首义上海，丽川便自称“大明国招讨大元帅”。他下面的几个头头林阿福（福建帮）等亦各有左右元帅的封号——亦如洪、杨之在永安时也。
——小刀会造反原自成系统，本与太平军无关。但是丽川自知势孤，不足以独打天下，为着实际需要与乡亲关系，他曾派秘使自称“未受职臣”，向洪天王拉关系。不幸他们与洪、杨之间为清军所阻隔，无法合流。
但是他们两方始终不能结合的道理，主要还是洪、杨对他们的冷漠。盖他们虽同系粤人，同为反清复明的志士。不幸他们之间“客家”与“土著”畛域未泯；“拜上帝会”与“三合会”斗争的旧恨犹在，而宗教信仰又南辕北辙。加以洪秀全又是个天大的教条主义者，认为刘丽川既不能清除各异端神祇的偶像，又吸食鸦片，违反“天条”……，因此对刘的触角未予重视。大错既成，太平军自此对这个“人民如海、财货如山”（曾国藩语）的上海地区，就无法染指了。
小刀会之占领上海，为时虽短，但是它在清末的对外关系史上，小题目、大事件，却是极重要的一页。刘丽川的实力并不大，内部三派争吵不已，太平军又不加援手。清军饷械充足，以众敌寡，本不难收复上海。但是清军火攻数月，地道爆了好几条，还是一筹莫展。其主因便是帝国主义想养寇自用，以便浑水摸鱼的结果。盖上海县城北面紧靠租界。一八五四年四月一次清军围城，偶近城北，竟为洋人自组的“上海义勇队”（ShanghaiVolunteerCorps）所击退，颇有伤亡。是所谓“泥原之战”（BattleofMuddyFlat）。这是一件百分之百的损害中国主权的武装侵略，可是英国驻华使领却大受伦敦表扬。自此清军再不敢轻去城北冒犯洋人。上海城的北门，因此生意照常，熙熙攘攘，刘丽川的叛军粮饷弹械也就不虞匮乏了。但是洋人之纵容甚或接济叛军，亦以洋人自己的利益为度——他们要养寇自用；但也不要寇过分成长以致尾大不掉。因此小刀会只能株守个上海城。等到他们失去存在的价值时，就被强大的清法联军消灭了。
总之，小刀会这次在上海造反，跟中国近代史中所有的内战一样，只是替外族侵略者制造趁火打劫的机会而已。
英国的算盘与三强的矛盾
洋人，尤其是在中国经济利益最大的英国人，如何利用这次动乱来趁火打劫呢？其要点盖有二端：
第一，他要利用小刀会之乱把在上海的“租借地”，变成“殖民地”。按条约划出的“租借地”，主权还是中国的。把租借地变成“殖民地”（如香港），则主权就属于洋人的了。
第二，深沉而有手腕的英国殖民者要趁小刀会之乱，取得中国海关的管理权。英国如能控制中国海关，渐次它就可以插手于中国内地的路矿邮电的开发、建筑和管理了。它如掌握了中国的路矿邮电，那么大清帝国不作第二印度，也是印度第二了。为此，可怜的刘丽川，就变成大英帝国在远东殖民政策中的一颗棋子。
但是，大英帝国这项暗盘，却不一定为美、法二国使领所接受。为了解他们三国之间的矛盾，我们还得把当时租界的历史，稍作补充说明：
根据一八四二年中英<南京条约>的规定，欧美商人和传教士，可以在上海等“五口”之内，租地建屋，以便通商和传教。因此，在一八四五年英、法二国乃与上海中国地方政府议定，在上海城北郊各划地皮一小块，作为“租借地”，是所谓<第一次土地章程>。
但是所谓“租借地”者，只是规定两国侨民有权在此划定地区内租地而已。地犹中国地，界内行政管理等要务，仍由中国政府负责。这便是后来上海“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的原始形式。读者欲知其详可参阅唐振常主编《上海史》（一九八九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此巨著甚为详尽。虽偶有小错，然瑕不掩瑜也。
在一八五三年九月小刀会占领上海时，这两片租借地是属于中国的上海道台直接管辖的。这时的上海道是广东香山人，刘丽川的小同乡吴健彰。在刘氏突然造反之前，他二人曾有私仇。一旦乱起，吴健彰竟被刘丽川活捉了。
在中国农民起义史的老传统中，地方官一旦被起义农民所活捉，总归是人头落地的。这次小刀会起义，那位上海县知事袁祖德，便自知不免一死。据说他索性穿起官服，高坐于县衙大堂之上等死，当然就殉职了。可是他的上级吴道台被活捉之后，不但幸免一死；后来还化装逃了出来，最后还带了大批民团，和江苏巡抚许乃钊一道回来“剿匪”；刘丽川反而被他杀了。
——这桩历史何以不循老样板发展？其中就大有文章了。
首先吴道台幸免一死，可能是与他籍贯有关。刘丽川的广东帮小刀会之中，多的是吴的乡亲，甚或结拜兄弟和部属。他们都是“关云长”的信徒。所以在此“华容道”中，就放他一马了。
第二，也是更重要的一项，则是吴道台有海外关系——吴道台是一个博士论文的好题目，他可能是盛宣怀和孔、宋的前辈；是近代中国第一批资产阶级富商从政。他据说是广州“十三行”之一的吴爽官的兄弟行，捐官出任候补道起家的，并拥有外国公司股票的买办官僚。吴或许也是美团“旗昌洋行”（Russell&Co.）的大股东。他也是美国公使马歇尔（HumphreyMarshall，一译马沙利或马绍尔）所很看重的中国官僚，所以刘丽川对吴氏也就颇有顾虑了。
刘丽川本人也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典型的“转型人物”。出身市贫，据说刘曾到新加坡打工，在英国洋行做过事，是洪仁玕一流的人物，深知洋人的厉害和好恶。对洋人也有崇洋、恐洋和自卑等复杂的心理。所以在他拿下上海城当天的第一项要务，便是到租界里去，亲自拜访各国使领人员。因此他和英使文翰（SirGeorgeBonham）和英领事阿利国（RutherfordAlcock）以及美使马歇尔、美领事马辉（R.C.Murphy）和法国领事爱棠（B．Edan）都有很诚恳的谈话。
第一，他声明自己是洪、杨属下，太平天国革命政权的一支。在他们与满清政府的战争中，他要求列强保持绝对的中立——不助太平军，也不助“清胡”。
第二，他也对列强保证租界的绝对安全。革命军绝不入侵租界；租界一切维持现状。清政府在租界内的海关，仍可照常运作，不受骚扰。
刘是深通外情的。不像洪、杨那样胡涂的自高自大。因此他对列强使领的要求和保证，可说是合情合理和符合国际公法的。
可是这时英、美、法三强，对刘的反应，那就同床异梦了。
由“租借地”变成“殖民地”
反应最具体的当然是英国。英国当时在上海原是一强独大的。它垄断了中国东南沿海如疯若狂的鸦片贸易。英使文翰、英领阿利国，即公开扬言不惜以超法律手段（extralegal），扩张商务特权。大批英国商人，包括财势最雄厚的“怡和银行”的老板威廉·渣甸（WilliamJardine）的家族，可说是人人有份，人人发财。
【附注】“恰和”这个行号，本是鸦片战前，广州十三行某商中，最雄厚的浩官伍崇曜的行名，声闻中外，信誉卓著。不幸战后五口通商，贸易中心北移，伍家衰落破产，这一响当当的招牌乃被英国渣甸家族所袭用，至今盛势不衰。
至于经常的进出口贸易，英商亦占百分之七十以上（包括鸦片贸易）；航运量更逾百分之九十。因此这时的英租界之内也真如当年广州一样，金钱堆满十三行，熙熙攘攘，一片兴隆气象，不像那些眼大于腹的法国人，仍然只靠天主教会和上海徐家汇，中国原有的耶稣会士，来撑持门面。美国则自始至终，还没个租界，它“依亲为生”，寄居于英租界内，受尽英人鸟气——美国领事馆最初在英租界赁屋开张时，英国人竟不许它“升旗”，把老美气得胡子乱飘！可是，英国领事馆这时在上海，却有大衙门一座，气势显赫。其中办公人数可能不在当时华盛顿的美国国务院之下。
——读者们千万别为今日老美的气势所慑，以为它当年也是如此煊赫。那时美国还是个小国。远东对他们来说，还是“远”在天边呢！
英国人在上海既有如此群众、如此衙门，因此上述那支“上海义勇队”（后改称“上海万国商团”），基本上是一支由英国海军陆战队支援，由英国领事领导的英国武装。他们既一战赶走了清军；小刀会又望洋却步，这个真空状态下的“租界”，就被他们鹊巢鸠占了。这支乌合的“义勇队”自觉管理城市经验不足，身兼香港总督的文翰乃从香港调来一批印度警察，维持治安。这便是后来我们所亲眼看到的“红头阿三”的一世祖了。上海租界既然被这支英国武装实际的占领了，它总得还有个文官衙门，来负起政务管理的责任。为此，他们又组织一个执行委员会（executivecommittee）。这个委员会逐渐扩大和改组，就变成后来上海的“工部局”（MunicipalCouncil）了。如此这般的文武双管齐下，很快的，上海的英法“租借地”就变成国中之国的英法殖民地了。
但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它没个法律基础。其唯一的借口只可说是小刀会作乱，租界成了无政府状态，洋人“替天行道”，在紧急状态下，不得已组织个临时组织来应急。但是一旦紧急状态不复存在，这个“临时组织”也就应该适时结束。这样则刘丽川大元帅暂时的存在，也就有其法理性的必要了。相反的，等到一切临时设施，都变成既成事实，中国当局无法改变时，刘大元帅也就没有存在的价值了。历史事实告诉我们，当刘丽川已不复存在，这项应付紧急状态的临时措施，其后却一共存在了八十八年之久；到一九四一年“珍珠港事变”后才正式结束。
英入代管中国海关的奥秘
至于英国人如何取得中国海关的管理权，其发展就更为巧妙了。
根据上引《上海史》，编者所说的故事是这样的：
小刀会占领上海县城的第二天（一八五三年九月八日），位于租界内的上海海关被起义群众捣毁。租界当局马上派兵占领海关。……
（九月九日英美领事乃协议搞出个“领事代征制”，由英美领事替中国政府代征关税。见唐振常主编《上海吏》页一七二。）
我的宗家唐主编写了这段故事，就上了英国人瞒天过海的大当了。他的史料是根据英国官书（英国外交档）和英商《北华捷报》的报导，以及后来英美史家摩尔斯（HoseaBallouMorse）和费正清（JohnK.Fairbank）师徒的说法。其后的中国官书和中国史家，文献不足，只好根据英国史料，亦作如是说，真令人浩叹。
其实当时租界内，根本没有什么“起义群众”——根据<第一次土地章程>，租界之内是不许华洋杂居的。刘丽川在起义当天，就对英美领事作了保证，哪还有“第二天”的“群众捣毁”呢？
至于“租界当局”派兵占领海关一事，那就更为荒唐了。“租界当局”原是中国道台吴健彰。吴氏在城区被小刀会所俘之后，“租界当局”便是英国海军陆战队，和临时组成的“上海义勇队”。
这儿问题来了：
第一，刘丽川分明保证了租界的安全。中国海关设在租界之内，何处忽然冒出了“起义群众”到租界之内来“捣毁海关”呢？
第二，租界当局事后派兵（义勇队）去“占领海关”，为何不事前“派兵保卫”呢？
余早年读书至此，不疑处大疑。知英国官书不可信，英商报纸更不可信，力倡“帝国主义下存在论”的费正清学派尤不可信。根据他们众口一辞所说，而写出的中国官私著作，被英国人蒙蔽而有疑处不疑，也就不可相信了。
笔者后来细翻美文件，发现其中记载极为明确，而美国外交档，则是“摩费学派”的盲点所在。不禁掩卷长叹：原来如此！
美国公使的见证
原来就在小刀会占领上海城这一天（九月七日），美国公使马歇尔也在上海。马氏是西点军校毕业的职业军人，曾参加过美墨战争，胆子很大。这天小刀会突然暴动，马氏不顾危险，却偏要出街去巡行，一探究竟。当他便道踏入外滩江边“中国海关大厦”时，眼见一个英国商人正率领一批搬运工人，冲入大厦，强行搬走室内寄存的商品。接着另批英人也进入抢劫，借口说是海关欠其船租未付，特来搬运存货，以为抵押。直至中国海关被这批“英国绅士”（Englishgentlemen）洗劫一空之后，海关公署四门大开，街头中外游民才潜入行窃。
此一英人洗劫过程，行之于光天化日之下，中国关员伫立在一边，无力遏阻；四邻华洋商人均所目睹。最可笑的是这位美国公使，竟然也是目击者之一。
马君在一旁看得气愤不过，乃向华府上司据实报告之。马歇尔说：
我曾向您报告过，第一次向租界之内的中国海关施暴，其非法行为而导致街头人民入内（行窃）者，并非始自中国之叛逆也。
（末句特别加重。见马歇尔致美国务卿麦塞报告书第三十六号。一八五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发自澳门。笔者曾另有较详尽分析。见拙著英文《中美外交吏》页一三八。）
读者或许感觉奇怪，中国海关为何变成货栈，存有大批商品呢？原来是由于太平军进入长江之后，内陆洋货滞销，进口商因货无买主，不愿纳进口税，乃将百货寄存海关栈房，待有买主，再行报关纳税。此次趁小刀会之乱，兼海关监督的吴道台被俘，他们就乘机一哄而入，把存货搬走，就变成免税入口了。
摩尔斯的《大清帝国国际关系史》巨著，对这些英商把货物存栈，待有买主时再行报关的措施，记载未缺；但是英商窃货毁关这一段，他就支吾其辞了。——这可能因为摩尔斯也不知事实真相；但是更可能的则是这些英商都是当时沪港伦敦商政两界的头面人物，与摩氏直接及间接的关系是千丝万缕的。摩氏在其划时代的巨著中，为亲者讳可能也就势所难免了。
【附注】康尔斯之书原名叫TheInternationalRelationoftheChineseEmpire，应译为《中华帝国国际关系史》。但是这时的“中华帝国”实为大清帝国。译为《大清帝国国际关系史》，反而更为明暸。
朋友，写书的人往往也各为其主嘛！我们中文著作中把帝国主义骂得血口淋淋的动机还不是一样的？只是许多中英文外交史的作者们，没有摩氏的功力和技巧罢了。费正清先生当年评拙著，曾说我把个莫名其妙的马歇尔也要辩护一通，但他并没有指出我所辩证的哪一点是错的。那时我想反驳费公，我有这个地盘吗？费公仙逝，笔者至感悼念。因为打麻将要有好搭子；下棋要有好棋友。自郐以下，不足论也。
上海变成自由港
所以，“捣毁海关”者，非中国“起义群众”也；大英帝国之“上等侨民”也。在他们捣毁海关之后，翌日再派英国水兵站岗，加以封锁。声称海关为中国暴民捣毁，不能运作。说成外国领事们不得已，只好挺身而出，替中国政府帮忙，“代收关税”。官书如此，报纸报导亦然。事为当时在江西打长毛的卫道大师曾国藩听到了，他不禁叹息说：“彼虽商贾之国，颇有儒道。”（见上引唐编《上海史》，页一七七，引<复毛寄之函>。载《曾文正公文集》，世界书局出版，书牍，页七五）。是亦“君子可欺之以方”也欤？英国这一记做贼喊捉贼的行为，竟然流传一百多年，无人拆穿。连现时的年轻的中国史家如唐振常先生等一伙，都还被他蒙在鼓里。也足见英国人搞外交技巧之高明，和手段之稳健了。
不特此也。后来吴道台脱险归来，要重开海关办公。但是此时中国海关已为英国人条封。户外有英国水兵站岗，吴氏不得其门而入，乃想在同街另行租屋设关，亦为英人所阻，无法实行。吴不得已乃租得洋商铁皮船二艘，在黄浦江边，海关门前，设关江上，亦为英舰所驱逐。吴又移关至黄浦江口，英人亦借口“违反条约”，不许在内地设关。吴被逼走投无路，终于接受英领阿利国建议，由各国领事代征关税。
但代收关税时，英商亦在英领特许之下，只打“白条”（Promissorynotes），不付现款。此种“白条”斯时人所共知废纸一张而已。果不其然，未几阿利国便奉到伦敦外交部训令，将“白条”原封退还商人了事；自此，上海便与香港无异，成为事实上免税之自由港矣。
然此时在一旁明眼观察，深知内情的美使马歇尔，对英国这种浑水摸鱼、趁火打劫的作风，却大不以为然。他认为美国有义务维持此一“条约体制”（treatysystem），并在中国内战中，严守中立。乃训令美国副领事克宁汉（EdwardCunningham），凡美商报关纳税，一律需缴现金。
马歇尔这条军令，不得了立刻引起在华美商及在美商眷亲友的轩然大波。一时抗议函电雪片般飞来。华府纽约各地报刊因而也充满了反马的报导。甚至克宁汉也不直马氏之所为，转而同情美商。那位恨马恨得牙痒痒的，马之秘书兼翻译，拿钱不做事的伯驾（PeterParker）牧师，这时更是小报告横飞。伯驾是位力主美国占领台湾，与英国携手侵华的唯一的美国外交官，他这一记窝里反，就使那不知底蕴的国务卿和总统，认为马歇尔在华失职了。
在众意难违之下，马歇尔一气，乃又训令克宁汉副领事停收美商关税；在他看来，与其打白条作伪君子，倒不如干脆不报关，作真小人之更为可取也。可是上校有所不知，搞政治要学司马懿，人家贻尔巾帼，也不能动气。他这一气，出尔反尔；上海这个“自由港”之形成，英国绅士虽然早巳把它变成事实，而背此破坏中国主权之黑锅者，翻为美国上校也。公使的纱帽也就保不住了。
朋友，搞政治要凭手腕。是非从何说起呢？语云弱国无外交，但是纵使是强国的外交，也只是苏秦、张仪的天下啊！言忠信、行笃敬者，是子之迂也。
“外人帮办税务”
经过马歇尔公使这一来，秘密的上海自由港就公开化了。从当时清政府内乱方殷，粮饷无着的紧急情况之下着想，年入百万的上海关的关税，对满清政府是太重要了。分明知道大清帝国是饥不择食了；中国关税已由英美领事代征。——领事既已代征白条；将来要催收白条，当更非领事莫办，这样经英领阿利国发起，法美两领事一致同意，阿利国便向吴道台建议了。吴道台如能使海关复活，无论采取何种形式。则钦差大臣两江总督怡良和皇上，也没有不同意之理。因此招请“外人帮办税务”就是顺理成章的后果了。其后他们一连串的中外协商，毋烦多议。一八五四年夏，英国副领事威妥玛（ThomasFrancisWade）便临时受任为上海关监督，携同两位美法助手，代收关税。迨一八五八年夏，中国为英法联军所迫。接连签订<中英天津条约>（六月二十六日），及<中英通商章程善后条约>（十一月八日签订于上海）时，“外人帮办税务”一条，乃订入善后条约之第十款，而通行于全国。翌年英人李泰国（HoratioNelsonLay）乃受清政府委派为第一任“税务司”，从此中国海关，便正式落入英国人掌握中矣。直至民国初年军阀时代，英国税务司就变成中华民国的太上财政总长了。
小刀会在上海一闹，经英人翻云覆雨，几记小手脚，中国便丧失了海关自主权至七十余年之久，能不令人浩叹！
【附注】英国人担任的中国海关税务司，在民国以后对中国的政治、军事、金融各方面的影响太大了。与他有血肉关系的中国当政者如亲英的张公权（当时“中国银行”总裁，后来的江浙财团首脑），和亲美的顾维钧（直系军阀时代的国务总理），对笔者都有最惊人的述评，有机会再详论之。清末民初的“海关”和其后由海关办起的“邮政”，读者知之否？却是洋人替我们代管的最有效率、有最好人事制度、员工薪给福利最好而贪污绝少的两个现代化大机关。朋友，让我沉痛言之，我们自己管不到这么好啊！等到我们赶走洋人，由自己来管，就一塌糊涂了。——国民政府如此！人民政府也不例外啊！夫复何言。
“华人”比“狗”值钱
以上所述是我们在“租借地”上失去主权、治权；在自己的海关上失去管理权的经过。那都是外国侵略者，处心积虑，非拿去不可的结果。至于吾人在自己的土地上，连司法权也丢掉——换言之，就是我们在自己的国内犯了法，要由洋人来打屁股，那就是不可思议了。其实这也是我们内战和革命惹来的。
原来在一八四五年根据第一次<土地条约>的规定，租界之内是不许华洋杂居的。界内土地必须租给洋人，华民不得在界内租地居留。可是一八五三年小刀会在上海起义；太平军又占领了南京、镇江、扬州……，各该地富民，便向上海集中；小刀会再占上海城，当地富人便逃入租界避难了。一逃便是两万，把个小小的租界，挤成人山人海。
这时中国政府被洋人赶出租界，界内纳税洋人（少时数十人，多时百余人），上节已略作交代，乃自组其居民委员会（committeeofcooperation）和执行委员会，渐渐地就变成后来的“工部局”。形成一种洋人在中国境内的自治政府和会审法庭；租界也就变成国中之国了。
当小刀会乱起，华人难民扶老携幼进入租界避难之初，这些“纳税洋人”曾一度引用<土地条约>，不让华人来和他们杂居。——他们其后不是也有“华人与狗”不许进入他们外滩公园的规定吗？他们自己国内的高等住宅区，不是也不许有色人种入内杂居吗？可是，在小刀会作乱的上海，喜欢暴利的洋人，很快就发现一个秘密——华人比狗值钱！
这时扶老携幼而来的避难华人，很多都是携带细软，为着妻儿的安全，他们是不惜千金一室的向洋地主租屋暂住。一时人如潮涌，房租陡涨，纳税洋人更要赶忙搭篷造屋，广事招徕。华人避难有所，洋人笑口大开。他们就把“不许华洋杂居”这一款条约具文，存入仓库了。
可是华人居民虽多，他们却不许在居民委员会中投票。因此，租界里的华人居民，就变成一群在自己国土上的外国人了！可是，这些假外国人如果在租界之内，闹出刑法、民法事件，又如何是好呢？这样那些真外国人就要组织法庭，来审判这些犯法的假外国人了。
这时那位广东行商家庭出身的吴道台，颇通洋务。他认为洋人损伤他的治权太多。他管不了洋人，至少可以管管租界内的华人嘛！他乃行文各领事，要居民委员会提供一份“华人租界居民”的名单，以备查询。可是租界当局不但认为吴氏此项要求侵犯了华人居民的人权，也侵犯了洋人居民的治权，而相应不理。
自此以后，中国政府再无权管理租界内事。外国租界也就变成了中国境内的独立国家了。
租界的阴阳两面
“租界”这个中国近百年史上一个“怪胎”，用不着多说了吧！它的形成当然是我民族自我不争气的结果——正如胡适所说：我们事事不如人；中国不亡，实无天理的结果！但是一个指头打不响，它也是近代西方帝国主义赤裸裸侵略的结果。是一种标准的“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的典型现象。
近代的西方帝国主义的性质，和传统的汉族帝国主义的基本相异之处，是西方殖民者东来的目标是纯经济的。——目的只有一个：“快钱”（quickmoney）！在一个现代都市里，赚钱最快的，那就莫过于烟、赌、娼也。因此，首先在租界之内泛滥成灾的便是这三项了。
洋人要赚中国的钱，不能没有中国代理人。要赚大钱，他必须利用中国知识分子作帮手，这就形成了我们的买办集团和与洋人勾结的军阀官僚。
低等洋人要赚“黑心铜钿”，那就要纵容甚或利用地下的帮会了。帮会中大鱼吃小角——非我徒子徒孙，必然赶尽杀绝，因此，上海的烟赌娼三大金矿，就被青帮垄断了。大通悟觉，顺序安排，他们有钱有势，不但控制了基层的鸡鸣狗盗；上层满口仁义道卫的士大夫。面对黄金美女，有几个不走火入魔？人不是上帝造的。科学家已证明他只是禽兽之一种。禽兽在“兽欲”发作时，是六亲不问的。人为万物之灵，因此当“人欲”发作时，又何止六亲不问哉！
——上海租界这个销金之窟，因此也变成最不堪闻问的人欲横流的藏污纳垢之所了。
但是，人毕竟是人，洋人也是人。因此，在这个人欲横流的租界里，为人欲遭殃的不只是可怜的中国妓女和黄包车夫。高贵的洋人，偶亦难免。那时在上海滩上与青帮最能打得火热的高等洋人莫过于年入百万的法国总领事了。
一年穷领事，百万雪花银！当年的百万足抵今日美钞三五百万吧！哪里来的呢？青帮徒子徒孙之孝敬也。但是拿人钱手软。一次他的副领事因小事不洽于某地下光棍，被光棍一枪处决。总领事只向巴黎报称遭“情杀”结案。
帝国主义控制了中国；我们中国的“麻皮金荣”，也控制了帝国主义。宋公明说得好，他年若遂凌云志，敢笑黄巢不丈夫？黄金荣亦丈夫哉。
但是天下事哪能全是坏的呢，纵使是租界也有它的阴阳两面。罪恶渊薮之外，它是我国西化和现代化的策源地；是我国志士仁人搞革命，搞民主的避难所；也是我国新文化、新文学的宝山。有此三者，租界先生在我国近代史上，也就足够不朽了。我们日后写民国史，歌颂它老人家的机会多着呢。把它作为长毛史的谈助，我们就暂时打住吧！
白色棉纱敌不过黑色鸦片
现在还要交代一下那位耿直的美国公使马歇尔上校。
马歇尔这位英帝在华窃权的见证人，当时是激于义愤，也是为着保护美国商业利益而强烈反英的。其后竟因此而招致诽谤撤职。
其实美使反英，不始于马氏。他的前任义华业（AlexanderH.Everett）和德威仕（JohnF.Davis）都是反对英国的。只是那两位前任之反英比较抽象。并且他们主张联法俄共同反英的。马歇尔反英则反得很具体；并且，他是主张不计后果，由美国独力反英的。
——可惜这种英美之间的矛盾，不但我们颟顸的大清朝廷和愚昧的东王府、天王府，一无所知，不能加以利用；我们后来的革命史家，把帝国主义恨得牙痒痒的，动辄一竿打翻，都是不对的。
【附注】颟顸（mānhān）：糊涂而马虎。
在历时两百年的中美外交史中，来华报聘的共有两个马歇尔——亨福利·马歇尔和乔治·马歇尔。这两个马歇尔，老实说都还算是君子人；不像尼克松和基辛格那种法家策士。
美国公使们（后来的伯驾除外）为什么一致反英呢？
他们要反的，第一是大英帝国主义。十九世纪的大英帝国在远东是不惜一切手段，对中国加以控制的。它自己的首相迪斯瑞理（BenjaminDisraeli）说得好：“大英帝国无永恒朋友，也无永恒敌人，只有永恒利益！”换言之，大英帝国为着永恒利益，它有奶便是娘。为着利益，它是不择手段、没有原则的。但是，英国外交的方法，则是做得最为高明，不像日本人和俄国人那样赤裸裸的不要脸。上述英国人趁火打劫、制造殖民地、掠夺海关，都是最标准的例子。
美国人就不一样了。为着美国的商业利益，山姆大叔的对华政策，一开头便是搞“机会均等、利益均沾；门户开放、主权独立”的。美国朝野坚守这项原则，坚持了五十余年，至二十世纪初年八国联军时代，始由国务卿海约翰（JohnHay）把它概念化了，载入史册的。
上节所记那位老马歇尔，反英反的也正是这一点。他认为英国“破坏条约体制，破坏中国主权”，是违反美国利益的。
美使反英的第二点是“鸦片贸易”。英国人当时不顾一切的向中国倾销鸦片（文翰便是鸦片贩的代言人，是十分可耻的）。在美国人看来——尤其是马歇尔这位美国南方人看来，中国人被黑色鸦片弄得民穷财尽，便再没有余财去买美南特产的白色棉纱了。这也是大有害于美国利益的，所以他要反对到底。
第三点便是马歇尔是美国农村出身的直肠人；一位上校军官，大老粗，看不惯英国官僚的那种小手脚。凡此小手脚——例如上述的化租借地为殖民地；如抢夺中国海关等等——英国人都做得极其光鲜。但是他骗得了曾国藩，却骗不了马歇尔。所以，马歇尔要极力“维持条约体制”。在条约明文之下，中国（不论是谁的政权）一定要“主权独立、领土完整”，才最符合美国的商业利益。这个基本原则虽是纯粹为着美国利益而设计的，但是国际上没这个基本原则的牵制，中国可能就被列强瓜分了。
马歇尔可能就是为着阻止英国在租界上玩手脚，才说动刘丽川把吴健彰释放的。马要他回来重行掌握租界和海关的管理权，但是吴健彰哪里能从虎口取肉呢？——当时中国朝野都盛传吴道台的脱险是美国公使要出去的，不过，马歇尔未曾为此居功。
张学良将军告诉我说：“纵是日本人之中也有好人的。”正是这话。办外交是艺术，哪可一竿打翻一条船！
圣玛利亚与送子观音
小刀会后来在上海的全军覆没，是法国出兵助清的结果。其实小刀会的实力太小了，只要洋人不“养寇自用”，它就必然被消灭无疑。刘丽川在上海闹了一年多之后，洋人所要浑水摸鱼的大小鱼也都摸完了。刘自然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再者，在太平军初入长江时，局势混乱，沪上进出口贸易大跌。可是经过一年多的演变，上海外贸回升，前篇曾略事钩沉。这一回升趋势竟远较战前为佳；至一八五六年“天京事变”前夕而登峰造极。生意好，大家发财，小刀会仍然占住上海，不时与围攻的清军对轰，对大家都不方便。既然清军无法消灭，则小刀会放下小刀也就是大家之福了。
事实上，小刀会初起时，清方便要求列强助清灭匪，无人反应。可是至一八五四年中，法国使领就愿意出马，帮助清军来攻击小刀会了。
法国何爱于清而要消灭小刀会呢？其主要原因则来自宗教。在法国眼光里，洪、杨之徒只是一群仇视“天主教”的“基督徒”（新教）。太平军也确因无知，在其反偶像斗争里，每把天主堂内的圣母圣婴，当成送子观音而打得粉碎。刘丽川自始便号称为洪、杨一伙，占据上海县城又正与法租界接壤，法国神父与使领便认为这个大异端正鼾睡于卧榻之侧了。
上海，尤其是近郊的徐家汇，在法国人看来，原是耶稣会士的神圣教区，因为它是明末天主教先驱徐光启的老家（孙中山和蒋中正二公的丈母娘倪老夫人便是徐家的后裔。他们倪家也是近代中国里最老的耶稣教家庭之一）。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呢？既经中国敦请，他们就乘势而来了。
还有一点，可能也是新到的法军要借机耀武示威。上海本有英法两国租界。小刀会乱起，所有的风光都被英国人抢尽了。法国多少也得来一下，这也是帝国主义少不了的心态吧！
五年之后，那个“东方凡尔赛宫”的圆明园之焚毁，也是英法“联军”共同放火的嘛！ 第三部 甲午战争与戊戌变法 第三部 甲午战争与戊戌变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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