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特此也。就在中日双方都已箭在弦上，户部却取得海军衙门的同意，于一八九二年正式宣布以太后万寿需款，海军停购舰艇二年！这正是甲午的前夕啊！
快舰买不成了，至少快炮也该多买几尊吗？朝鲜局势吃紧，李鸿章循部下之请，要海军衙门拨款六十万，购快炮二十尊，以替代各主要舰艇上之慢炮，而户海两处，竟一毛不拔。李氏不得已，乃自海军日常粮饷给养之中，挤出二十万两，聊购次等快炮十二尊，以平舰上官兵之积愤。
这种腐烂的政治，拖垮了新兴的海军，在前线剑拔弩张的将士，焉有不知之理？知道了，内心又作何反应呢？
朋友，我们读史者和着史者，不妨设身处地想想嘛：假如你我也是当时海军将士的一员，我们作何感想呢？据中西记载，丁提督那时忧心忡忡。他已作好心理准备，死而后已。
刘步蟾、林泰曾、邓世昌……诸将领又何如呢？
——他们三位后来都是自杀殉团的。据当时随舰的“洋员”事后的回忆，甲午战前，各舰之上的青年水兵（包括黎元洪吧），士气极高，个个摩拳擦掌，准备厮杀；可是舰上的高级将领则个个面有忧色。这一现象因而使那些旁观的洋员认为，中国下级士兵水手战士，可爱可敬；而他们的上级将领，则个个畏葸无能，胆小该杀（详见下节）。
【附注】葸（xǐ），害怕，畏惧。
根据这些洋员目击者唯一的记载（中文记载极少，几乎没有），我国后来的历史家和新闻作家，几乎众口一辞把丁汝昌、刘步蟾以下的殉国将领，鄙夷得一无是处。岂真如是哉？！这儿倒想以历史事实，与本文读者，平心再思之。
老李、老蒋得罪了“天下英雄”
北洋舰队里的下级军官和战士水兵炮手们，士气之高是可以理解的。海军那时是我国唯一的一支现代化武装。亲身参预此一新式武装的青年战士，无不感到光荣和自豪。其情况正和我国抗战前，以及抗战初期的空军一样，有志青年真趋之若鹜。笔者自己在青年期，对空军即非常向往。曾有三试三北的悲壮经验。当时眼见青年伙伴，通过体检，献身空军。我对他们的向慕之情，至今难忘——这些伙伴多半都是一去不返。把他们那无限美好的青年生命，献给了祖国！
我国空军当年士气之高，作战之勇，牺牲之大，史有明文，也有目共睹，无待多赘——大清帝国当年海军，正是如此。
下级战士，披坚执锐，豪情万丈，他们是知己不知彼的。
高级将领便不然了。他们是知彼知己。眼看敌人的军备，早已超越我们；而我们朝廷之中的贪官污吏，舍黄海不要，还要在颐和园内雕其“石舫”，办其“海军”。眼看日人咄咄进逼，大战迫在眉睫，而我军炮慢船缓，既乏招架之功，更无还手之力，如何得了？日夕念及，能不五内同摧？！朋友，你我如处此逆境，如何奋发，而况当年无知的言官御史，他们既不敢批评太后，亦不敢詈骂醇王。终日只抱着个他们并不了解的海军将领丁汝昌、刘步蟾，作辱骂和讥笑的对象，揆诸情理，岂可谓平？（上引《论文集》中，庄吉发先生的宏文<甲午中日战争期间翰詹科道的反应>页一六七～一九四，便颇值一读。也颇能发人深思。）
再者，那时刚练习“亲政”，新官上任三把火的小皇帝，对宫墙之外的世界，原不太了解，但是在翁同和一批近臣的影响之下，也成为主战派的核心力量。皇上有所不知，当时大清帝国的基本问题，都扎根于宫墙之内。宫墙之内的问题下解决，则宫墙之外的任何维新变法，都是肤浅的、治标的。万岁爷尚在童稚之年，见不及此。他挥身其间，便慢慢地形成一个以翁同和为中心的“帝党”。而帝党的主要政敌，便是那以李鸿章为首的“后党”。帝后之间倾轧起来，倒霉的便是国家和人民了。当时一些文士所做的比较高雅的“顺口溜”（和今天一样），说什么“宰相合肥天下瘦，司农常熟世间荒”，就指的是这个帝后与翁李之争。李鸿章自知其陆海军的无能，不敢轻言对日作战。朝鲜问题发生了，他一意拜求帝国主义的俄英两国出面调解。后党的李鸿章愈是畏葸主和；帝党的翁同和便愈是坚强主战。在这一情况之下，老太后也相信大清海军既是世界八强之一，打不过红毛番，至少打得过东洋鬼。所以她老人家倒没有李宰相那样儒怯。东洋人要打就打嘛，女老板要打，男伙计怎能抗命，王家俭、王尔敏两教授对老李都颇有正论。
在帝党方面，那个小学还未结业的小皇帝，其主战却不在师傅（翁翰林）之下——翁是他的老师。他对老官僚李鸿章的畏首畏尾。则大不以为然。老师的话就益发有力了。
再者翁李之争，还多一层个人恩怨。
原来在太平天国之乱时，淮军奉命增援苏杭。这批只想“顶子红”不怕“颈子红”的陈胜、吴广，一旦打入“天堂”，猪八戒游上海，乱来一泡，是可以想象的。那时受祸最深的当然便是苏常一带的地主豪绅了。
但是这批地主豪绅，原都在长毛久治下自保身家的。长毛又岂是省油灯？——这也是咱们中国人的特性吧！对统治者自会拍马溜须。因此这些地主豪绅，对长毛也是歌功颂德的。这种“德政碑”纵迟至今日，仍有耸立街头者。碑上题名自然都是各地的头面人物，工农不与焉。可是一旦长毛革命政权崩溃，这些碑上留名的头面人物，就有“通匪”和“匪谍”之嫌了。由于“通匪”或“匪谍”案子而被警总抄了家，你又能到哪里去“按铃控告”呢？倒了长毛，发了淮勇（湘勇），倒霉当然都是老百姓，尤其是那些“父子宰相、叔侄状元”的阀阅之家和他们的宗亲至戚了。但是哑子吃黄连，有苦难诉。这样反应到朝廷里去，就变成翁李不和的私人情结了！翁师傅对李宰相是唯恐天下不乱的。
所以近百年来，日寇之谋我，可说是无所不用其极。但是在我们抗日阵营里，便不那么单纯了。对最上层的领袖们来说，“抗日”往往变成个政治皮球，让他们踢来踢去。
今日青壮年读者们哪知其详？然吾辈老头过来人，回首当年，固知除我辈当时青少年的学生和军人，喊口号出诸肺腑之外，有几个官僚政客党官和失意文人（除掉“少不更事”后来坐了五十年大牢的张少帅」，有几个喊抗日口号，不是为着“倒蒋”（或捣蒋）？——出难题让老蒋过下去昵！“不可战而战，以亡其国……”（陈布雷有名的八股巨著）；先亡老蒋，让大家都出口气再说。
这在清末，就要由老李来背其黑锅了——打败仗，反正是老李一个人的责任！
何以造成了这种局面？除掉民族劣根性之外，便是转型期的末世社会，没个规矩绳墨之可言。再说下去，那便是老李老蒋也不是好东西。他们纵横捭阖、抓权揽位；享荣华、受富贵；扶植死党、包办朝政……得罪了“天下英雄”！在这方面，那位和稀泥的周宰相，就比李蒋二人的人缘好得太多了。周氏之死，曾引得天下英雄、英雌，一掬同情之泪。冰心女士誉周为“二十世纪第一完人”，固嫌过分；我的一些朋友们，骂周有“妾妇之行”，也是太偏了点。周公逝世时，笔者亦曾有诗悼之曰：“岂忧邦国成孤愤？究为黔黎辱此身！”受胯下之辱，作妾妇之行，为的是保护千百位无辜人士的身家性命，为的是仰首哀嚎、嗷嗷待救的亿万生灵，则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以血肉之躯，舍身而饲虎，固亦大丈夫之行也。子曰：“大德无亏，小节出入可也。”则史家臧否时贤，不能只搞小我的“孤评”。我们对那“自有是非”的社会“公论”（publicopinion），也应该在考虑之列。
* 一九九四年八月二十七日脱稿于台北南港
原载于台北《传记文学》第六十五卷第三期 第三章 为黄海血战平反 第三章 为黄海血战平反
为着纪念甲午战争一百周年，在刘绍唐兄的嘱咐之下，笔者已东扯西拉的写了好几万言，至今还一枪未响，那还成什么战争呢？事实上这问题正在此。
什么叫做战争呢，西人有言曰：“战争”者，“政治”之延续也。不知“战”前的“政治”，空谈“政”后的“战争”，小儿科也。《汉书》上说：“曲突（烟囱——日本人至今还把烟囱叫烟突子）徙薪者无闻泽，焦头烂额者为上客。”——人家说他家的烟囱太直，要失火，应把柴木移开，他不听。等到真失火了，那些焦头烂颉的救火队员，反倒大吃大喝。
我国的战略家，也强调“庙谟”；强调“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诸葛孔明在“羽扇纶巾谈笑间”，大江之上已“樯橹灰飞烟灭”。关张赵马黄跑断了腿，终不若大战略家，扁舟之上，轻挥羽扇也。——隆中一对、天下三分，岂偶然哉？！
甲午打败了，那位责任最大的“李二先生”，被御史们骂成“汉奸”。朝廷也把他摘掉“三眼花翎”，剥掉“黄马褂”，留党察看。
朝中无人了。西太后不得己，又把小叔子恭王奕欣找出来，收拾烂摊子。不久，恭王也病死了。奕欣弥留时，太后着人去问“何可继者”，曾提到光绪的老师翁同和。恭王摇摇头说：罄南山之竹，难书此大错。他责怪翁同和不该主战。——不可战而战，一战而败，八强之一的纸老虎被拆穿，列强就开始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spheresofinfluence）；接着就要“瓜分中国”（cuttingtheChinesemelon）了。
最近老同班黄彰健院士与笔者咖啡叙旧，提到“甲午之战”，彰健也喟然叹曰：甲午之败，影响太大了。大清帝国就垮在这一战。黄公是当今搞甲午下一“阶段”历史“戊戌变法”的权威。从“戊戌”（一八九八）回看“甲午”（一八九四），则这一战是败得太惨了。它也是大清帝国最后崩溃的关键所在。
炮上晒裤，太监阅军
这一战，当然李翁二公皆责无旁贷。不过，他二人究竟只是两个个体人物。英雄未始不可造时势。但在那个排山倒海、文化转型的客观潮流中，少数个体英雄，究不能使“历史三峡”改道！
关于历史三峡的具体情况，“身在此山中”的峡中舵手、梢公不知也。但是百余年后的历史家，乘着小飞机，于巫山十二峰之上，飞来飞去，俯瞰江流山势，就一目了然了。——笔者前些年游美西“大峡谷”（GrandCanyon），乘了一架小飞机，穿峡而行，即有此切身经验。我国的三峡，至今还没穿峡飞行的设备。笔者亦尝乘轮而过。在船上摇头四顾，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仰看神女，坐井观天；哪知历史三峡的全貌，是个什么样子呢？
笔者不学，尝一再强调我国现代化运动的“阶段性”。我国现代化运动的“第一阶段”便是洋务阶段，也就是科技现代化的阶段；甚至也可牵强地叫做“四化阶段”，而在这一阶段中最重要的一个人便是李鸿章（一八二三～一九〇二）。李鸿章搞“四化”最大的表现和成绩，便是他的宝贝“北洋舰队”——从无到有，老李在二十年中把古老落后的中国，在军事科技上提高到世界“八强之一”。成绩不差呢！四十年前我的老学长窦宗一（仪）教授，开始撰《李鸿章年（日）谱》（香港友联一九六八年出版），我就随他学习，巨细靡遗，兴趣盎然。自此此书便成我的“三上读品”（枕上、厕上、车上）。三十年来把宗一赠书翻成一团纸球，读犹未辍。
近年我母省安徽且设有专门机构研究李鸿章，并正编撰出版“全集”。余亦忝为“顾问”，尾随学习，并拜读不少前所未见之秘籍。年来复蒙中国驻联合国（现驻美）大使李道豫伉俪（瀚章的玄孙）不时召宴，浸成好友。——这位头戴三眼花翎、头品顶戴的现任钦差大臣，在今日国际坫坛，以立场开明，颇享盛誉，大有文忠遗风！所以，李鸿章对我们搞中国近代史的人，还不算太遥远，其影响，犹一触可得。但是，李鸿章毕竟是个悲剧人物。在他于一九〇一年十一月七日（阴历九月二十七日）积劳而死之时，可说一生事业全付东流。其所以然者，便是他不幸生为这个“第一阶段”的“总设计师”。在这个阶段性极重的历史发展上，第一阶段是不可能“成功”的。
俗语说：“倒霉的医生治病头；走运的医生治病尾。”在那个病愈害愈重的“病头”期问，你当医生不能“着手成春”，你就“倒霉”了。当那位病人已日渐痊愈，在这“病尾”期间，你一碗药下，他立刻下床跑步，那你就是华佗了。
医人医国，李鸿章便是倒霉的前者；邓小平则是“走运”的后者——但希望小平医师有此鸿运也。
因此，李鸿章主持这个专搞科技的“第一阶段”，而缺少个即将到来的“第二阶段”的“政改”（“五化”吧）相配合，科技是必然没有出路的。——一叶知秋，那个有名的“炮上晒裤”的小故事，就可说明老李搞四化的极限。故事是这样的：一八九一年（光绪十七年）七月九日，循日本政府之邀请，李鸿章特派丁汝昌率定远、镇远等六舰驶往东京湾正式报聘。一时军容之盛，国际侧目。其后汝昌率六舰管带刘步蟾等在驻日公使李经方陪同之下，晋谒日皇，备受礼遇。剑履鲜明，威仪棣棣，岂在话下。那时恭迎恭送，敬陪末座的日本海军司令伊东佑亨和东京湾防卫司令官东乡平八郎，就显得灰溜溜了。东乡原为刘步瞻的留英同学，但是当东乡应约上中国旗舰定远号上参观时，他便觉得中国舰队军容虽盛，却下堪一击——他发现中国水兵在两尊主炮炮管上晾晒衣服。主力舰上的主炮是何等庄严神圣的武器，而中国水兵竞在炮上晒裤子，其藐视武装若此；东乡归语同僚，谓中国海军，终不堪一击也。
其实东乡所见还是皮毛呢！八郎有所不知，中国海军于一八八六年第一次在黄海之上“大操”时，检阅台上，直立于两位海军大臣奕譞和李鸿章之间，最重要的检阅官竟是太监李莲英！海军是当时大清帝国最新的护国武装，中华现代化的灵魂，而其最主要的检阅官，竟是一位上无胡须，下无生殖器官的刑余宦宦，也就下太成话了。
能把个无知腐烂的太监放在海军检阅台上作检阅官，那么在主力舰大炮上晾几条裤子，也就微不足道了。
总之，长话短说。建立现代海军，参加列强的军备竞赛，不是单纯的科技问题。牡丹虽好，还需绿叶扶持。只搞科技现代化，而我们的社会结构、政治组织、生活习惯、价值观念等等，基本上还停滞在“中世纪”的落后状态，要科技先生独挑大梁来救国救民，是救不起来的。中山曰：“破坏难于建设，”但是不破不立。我们不把中世纪落后的遗传从身上甩掉，现代化的衣履是穿下上去的。老实说，日本人之胜于我者，便是他们善于模仿，把中世纪的东方习俗彻底丢掉，全盘西化，所以西方科技对他们也就一拍即入口了。
“大炮上晒裤子”是个笑柄吗？君不见时至今日，我们的唐人街、中国城、华埠，哪一个下属于各该都市中最脏最乱的（可不是最穷的）ghettoarea呢？！今日仍然如此，何况当年。只是西人暗笑，我们自己不笑就是了。
其实裤子只是一件形而下的小东西，至于形而上的落后遗传就说不尽了。我国海军当年便被“省籍情结”这个“区域主义”的魔鬼牢牢缠住而不能自拔。前文已言之，当年海军将校几乎是清一色的福佬。那位“浮游于诸闽之上”的总司令安徽佬丁汝昌，有时就号令不行，一筹莫展。那位饮誉至今不衰的邓大人邓世昌，即是个浮游于诸闽之中的老广。他的英勇殉国的悲剧（见下节），据说与畛域观念也有直接关系。畛域观念是中世纪中国享有专利的坏传统。它的幽灵至今不灭，今后还有大祸好闯呢！朋友，这也就是我国甲午战败之前的国内政治和社会的背景啊！
筹韩三策
即当日本正处心积虑侵韩，中日关系日趋紧张之时，中国总理衙门当轴曾有解决高丽的筹韩三策的构想。第一，他们曾提出“郡县化”的方案。企图把三韩属国改成中国郡县；把李氏韩王内迁。仿孔子子孙旧例（如今日的孔德成），设立“衍圣公”一类的机构，优待韩王，世袭罔替。此一设计，在满清康雍干盛世，或不难实行。然值满清衰世，列强环伺，那就是梦想了。
第二，干脆把三韩全部开放，造成列强机会均等、利益均沾之局。庶几利用国际势力平衡，保持韩国独立，以防制日俄等帝国主义一强之独吞。此策未始不可执行，然清室颟顸而自大，亦不能斩金截铁，加以实施；而韩廷孱弱亦下具备独立条件。宗邦一旦撒手，日本会立即取而代之。
第三，任其局势自然发展，相机行事。此为下策。然清廷无能，只得听任此下策之自然发展矣。
迨韩局日坏。一八九四年夏六月，清廷应韩王之请，始派总兵聂士成，续派提督叶志超率兵干五百名援韩，肋平东学党之乱。日本得讯随即否认韩国为大清属国，并同时出兵八千人赴仁川，以清军为目标，虎视眈眈。
——自此，日政府便不听清方及任何第三国之调处，自组其大本营，成立战时体制，不断对韩增兵至三万有奇。借口“改革韩政”，实则志在驱除清方势力，终结清日宗藩关系而兼并朝鲜。
面对日方此一咄咄逼人之势，中国朝野哗然，庙谟清议几乎一致主战。是年七月中旬，率千余清军孤悬牙山的守将叶志超，亦急电鸿章以“大举进兵为上策。派舰撤兵为中策。守此不动为下策”（见《年（日）谱》页二六一，引李文忠公电稿）。然鸿章自知其陆海军之无能，始终欲以“以夷制夷”的外交方式，牵制日本，乃转电总理衙门建议接受叶电之“中策”。李氏此电对当时激烈之主战派简直是火上加油。“汉奸李二先生”顿时变成众矢之的。而在此全国主战声中，则以生长深宫，只能听近臣之言，作宸纲独断的二十三岁小皇帝光绪，尤为激烈。
——他的主战情绪，其后竟发展到“赐翁同和、李鸿藻、恭亲王‘尚方（宝）剑’，命对言和者先斩后奏”的坚决程度（见同上，页二八九，注五〇二，引《清实录》三五二，及《字林西报》页八六二，一八九四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电讯）。如此一来，连慈禧太后也不愿支持鸿章，轻言和议了。
——这时他们母子之间的感情尚笃，而恭王犹在靠边站也。
笔者昔年曾细查“鸦片战争”（一八三九～一八四二）时，道光皇帝之上谕，及“英法联军”（一八五八～一八六〇）时，咸丰皇帝之上谕，其后再看“甲午战争”（一八九四～一八九五）时，光绪皇帝之上谕，发现他们祖孙三人，应付此三次严重之外战的心态发展，简直如出一辙：第一，在开战之初，这三位万岁爷总司令都意气风发，坚决主战。臣民有畏葸主和者，简直是杀无赦。可是迨战争爆发，洋兵把清兵打得一败涂地，万岁爷又惊惶失措，抱怨当初主战者，欺君罔上，误国误民，要他们提头来见。最后对侵略者的要求又百依百顺，恨不得青衣行酒。不惜一切丧权辱国的条件，但求帝国主义者，高抬贵手，刀下留情。（见拙著英文《中美外交史》序言）因此，在甲午开战之初，那位七十二岁的李老头，便被那二十三岁的小上司，不断辱骂，骂得狗血喷头。翁同和、李鸿藻等主战派因乘势鼓噪，要小皇帝撤换老李，甚或要向太庙请出专杀宰相的青龙刀，把老李正法。对日抗战，由小万岁御驾亲征。
可是那时的大清帝国，一无策画战守、运筹帷幄的大本营或参谋本部；二无调度补给的后动体制。帝国对抗日战争，可说是无丝毫准备。他们之所以下断“主战”者，无非要手握兵权的李老头，赤膊上阵；率领他那批贫下中农组成的过气“淮军”；和那炮慢船缓的落后舰艇，去和东洋小鬼厮杀一番。——胜则大清之福；败则老李砍头；此梁启超所谓李鸿章“以一人而敌一国”也！
【附注】李鸿章当年派往朝鲜的淮军将领从吴长度、叶志超开始，一大半都不识字。他们几乎全是我乡（当年合肥县）的贫下中农。乱世投军，砍得一身“刀疤”，大难不死。此时都是五六十岁之间、吃得胖嘟嘟的“一品大员”。可是，虽是高官，他们却不失其视死如归的英雄好汉的本色。且看聂士成，在八国联军期间，他以革了职的一品大官在前线指挥抗战，腹为洋炮所穿，肠流尺许，他还在挥刀冲杀，惨烈可知。至于叶大呆子（志超），个性之火烈、上阵之勇敢，笔者在孩提时代，便能叙其故事、仰慕不已——他家与我家为近邻。只是这种瓦冈寨上的英雄，能否打现代化的围际战争，那就是另一问题。——志超后来落了个“斩监侯”下场。
李鸿章久涉洋务，对此岂有不知之理。所以他虽奉谕不断把这些土军队送往高丽，他的真正顾虑，却在海军。“北洋舰队”那几条铁船才是他宝贝，他的baby呢！——迨中日战争已箭在弦上时，他还要连电驻英公使龚照瑗，“设法购速率在二十三海里以上之最新式大军舰”，同时并抢购“智利铁甲舰二只”以壮大我军（见同上，页二六二及二六八）。真是临渴掘井。
另一面鸿章则冒全国辱骂之大不韪，严令丁汝昌保舰避战，不得冒险游弋大同江。在李氏看来只要海军不败，则陆军虽挫，华北仍可无虞，京津安全终能确保也——他还是相信他的宝贝海军，“攻虽不足，守则有余也”。
谁知他还是过估了他北洋舰队的实力。打个现代化的海战，不能攻，便不能守也。结果大东沟一声号炮，中国海军便再也无法防守了。
丰岛是珍珠港前身
中日“甲午之战”的第一炮发自朝鲜西岸的丰岛海域。接着才是陆军的牙山之战、平壤之战，和海军在大东沟的黄海血战……，然后才一连串打下去的。本文限于篇幅，且略去陆战而专谈海战，看看这场海战真相，究竟何似。
先谈发生在一八九四年七月二十五日（阴历六月二十三日）中日海军的“丰岛之战”。
丰岛之战事实上始于日军向我军的“偷袭”。其偷袭性质与四十七年后日军“偷袭珍珠港”，并无两样。因为此时中日两国关系虽甚紧张，然双方仍在交涉，并未进入战争状态，日本就罔顾国际法，突然偷袭起来，一举击沉我运兵船高升号，并在海上射杀我军七百余人。——其后食髓知味，在珍珠港他就如法炮制了。在珍珠港美军被偷袭，遭射杀与沉溺而死伤者约三干七百余人。两次偷袭，倭人均甚得手，然结果相反，也是日本侵略者，多行不义的因果报应吧！
丰岛之战的经过是这样的：
一八九四年七月下旬，李鸿章奉谕向朝鲜增兵备战。七月二十二日济远舰管带方伯谦乃奉命率济远巡洋舰（重二三〇〇吨、炮二十尊、时速十五浬）及威远（一二六八吨、铁骨木壳、炮十二尊、时速十二浬）、广乙（千吨、铁骨木壳、炮三尊、时速十四浬）两船，护送运兵及辎重给养去朝鲜牙山增援。
抵步后，方管带以时局紧张，乃令威远夤夜先归（旅顺）。方氏自己则率济远，待广乙入口拖驳事毕，于七月二十五日黎明，始启碇返防。二船刚出汉江口，即见日本钢质巡洋舰三艘取势而来。这三艘日舰分别是：
吉野（重四一五〇吨、两吋装甲、六吋速射炮四尊、四点七吋速射炮八尊、鱼雷发射管五条、时速二十三浬）
浪速（重三六五〇吨、不同口径速射炮八尊、鱼雷发射管四条、时速一八点六浬）
秋津洲（重三一五〇吨、不同口径速射炮十三尊、鱼雷管四条、时速十九浬）
按国际惯例，在非战争时期两国舰艇在公海相遇，礼应相对鸣炮或鸣笛“互敬”（exchangesalute）。然此次日舰取势而来，方管带立见其来意非善，即下令备战。果然日舰驶近万码时，吉野突发号炮一响，三舰乃直扑济远；速射炮弹如雨下。我舰仓卒应战，然优劣势殊，众寡不敌，胜负立见。
当炮战初起时，管带方伯谦、大副沈寿昌（上海人）正并立于主桅之端的望台上，指挥反击。瞬间沈大副头部直接中弹，脑浆进裂，溅染方氏衣裳。立于前桅望台之二副柯建章亦为敌弹击中，胸腹洞穿。斯时舰上将士亦伤亡枕藉，计阵亡十三人，伤者四十余人，一舰皆血。然我将士并未停止拚搏．一小时之纠缠，我舰连发四十余炮。日舰浪速竟为我连续击中而倾斜失速！
在此一小时拚搏之中，慢说我济远以一船敌三舰，纵是以一敌一，我舰亦非其对手。我广乙船太小，自始即难参战反击，在仓卒脱离战场时，终于搁浅自焚。济远官兵自知亦难久战，据说曾诈悬白旗，冲出包围圈向西南逃避。日舰吉野鼓浪追之，竟为济远尾炮击中要害，死伤枕藉，济远终能选出沉没之厄运。（见下节有关方之评论）
当济远向西南疾驶时，适遇我增援赴韩之运兵船，怡和公司之英轮“高升号”，正运盛军淮勇九百五十人，驶向牙山。济远乃以旗语通知，嘱其立即转舵南返。孰知高升商轮，时速有限。在其南旋途中，终为敌舰追及，追令下锚停驶。随高升而来之我炮艇“操江号”（重六四〇吨）遂为敌舰所掳。
高升被迫停轮之后，日酋乃迫令高升英籍船长随日舰驶往仁川或日本，以船上华军为俘虏。英船长被迫听命，而舰上我军不从，盖中日并未开战，日本岂可于公海之上窃轮索赎呢！我船上将士则强迫船长驶返大沽。在双方僵持期间，日舰忽升红旗，通知高升号上之西人“离船”。旋即对高升发炮，我军亦据船以步枪还击。然时不旋踵，高升号即倾斜沉没。我将士逼浮海上，泅遁无所，日舰竟以机枪向浮沉之人群扫射。枪声轧轧之下，白浪皆赤，浮尸蔽海。日舰乃挟我操江，掉头不顾而去。
斯役也，敌人系以间谍探得我军运兵情报，蓄意“偷袭”而来，志在必得。盖其时日军主帅伊东佑亨，副帅东乡平八郎，皆在军中，见其决策之坚定也。
此役亦系敌我两国，新建现代海军之处女战。初试锋镝，双方之优劣毕露，而敌人之残暴，亦不待“南京大屠杀”而后始为世人所知也。
李鸿章论敌我优劣
高升号沉没消息传入北京之后，举朝大哗。众议均以我海军亦有铁甲多艘，运兵增援，为何不派充足舰艇护送，致有此失？损兵折将，实因我海军将领，尤其是丁汝昌“畏葸无能，巧滑避敌”之所致。光绪帝盛怒之下，其后竟将丁汝昌“革职留任”，要他“戴罪图功”。主战廷臣翁同和、李鸿藻与庆亲王奕劻等，甚至奏请连李鸿章亦一道撤职。东事由朝廷直接指挥。不幸的是李鸿章那时却是大清朝廷中的“周恩来”，是一个无人可以代替的全能宰相。如今他虽是全朝公敌，实际责任还非由他一人担任不可，尤其是日军在韩，此时正得寸进尺。攻占牙山（七月二十九日）之后，已进窥平壤。清廷不甘示弱，乃于八月一日与日本同时“宣战”。宣战之后，清廷一面增调大军，进援平壤；一面严令北洋舰队向黄海出击，与倭舰决战。这时丁汝昌亦因屡遭委屈，受气已多，亦迭向鸿章陈情：不顾生死，出海与倭人一拚。然鸿章老谋深算，知彼知己，终不忍将数十年抚育的宠物，负气一掷。他一面仍严令汝昌，不许轻意出海觅战；一面密奏小皇帝，力陈海军下应轻掷之道。这篇有血有肉、情辞恳切的密奏，光绪读之，亦为之动容。笔者不学，窃思我们读者作者，亦有细读的价值，谨抄全文如下：
查北洋海军可用者，只镇远、定远铁甲船二艘，然质重行缓，吃水过深，不能入海汐内港；次则济远、经远、来远三船，有水线穹甲，而行驶不速；致远、靖远二船，前定造时号称一点钟行十八海里，近因行用日久，仅十五六浬。此外各船，愈旧愈缓，海上交战，能否趋避敏活，应以船行之迟速为准。速率快者，阵则易于追逐；败亦便于引避。若迟速悬殊，则利钝立判，西洋各大国讲求船政，以铁甲为主，必以极快船只为辅．胥是道也。详考各国刊行海军册籍。内载日本新旧快船推可用者共二十一艘，中有九艘自光绪十五年（一八八九）后，分年购造，最快者每点钟行二十三海里，次亦二十海里上下。我船订造在先，当时西人船机学尚未精造至此，每点钟行十五至十八海里，巳为极速。今则至二十余海里矣。近年部议停购船械。自光绪十四年（一八八八）后，我军未增一船。丁汝昌及各将领屡求添购新式快船，臣仰体时艰款绌，未敢奏咨渎请。臣当躬任其咎。倭人心计谲深，乘我力难添购之际，近年增置，臣前于预筹战备折内奏称，海上交锋，恐非胜算，即因快船不敌而言。倘与驰逐大洋，胜负实未可知。万一挫失，即没法添购亦不济急。惟不必定与拚击，今日海军力量，以攻人则不足；以之自守尚有馀。用兵之道，贵于知己知彼，舍短取长，此臣所为兢兢焉，以保船制敌为要，不敢轻于一肄，以求谅于局外者也。似不应以不量力而轻进，转相苛责。丁汝昌从前剿办粤捻，曾经大敌，迭着战功。留直后即令统带水师，屡至西洋，藉资历练。及创办海军，简授提督，情形熟悉。目前海军将才，尚无出其右者，若另调人于海军机轮理法全未娴习，情形又生，更虑偾事贻误，臣所不敢出也。（见《奏稿》七八，页五三；《大清实录》三四五；《年（日）谱》，页二七一。）
李鸿章这件密奏缮发于一八九四年八月二十九日（清光绪二十年七月二十九日）。他决没有想到，半个月之后，中日黄海大战爆发，经过四个半小时的血战，他苦心弧诣，扶植起来的心头肉、掌上珠，还是被“一举轻掷”了。
劣等洋员的谏言不可信
公元一八九四年九月十七日，也就是清历光绪二十年甲午，八月十八日，是我国近现代史上一个有决定性的日子。这天下午，我国第一支、高踞当时世界第八位的现代海军——北洋舰队，在黄海之上，大东沟海面，与日本第一支现代化海军——联合舰队，发生了遭遇战。双方血战四个半小时才鸣金收兵，未分胜负。当然我方的损失，远大于敌方。
这一战，在双方都是破题儿第一遭。在我国近代军事史上，可能更是第一次和唯一的一次，以现代武器、现代组织、现代法则，所打的大规模的现代战争。除此之外，连“台儿庄之役”乃至“印缅战场”，都只能说是一窝“烂仗”。
这场战争是怎样打的呢？百年来史家著述甚丰。但是故事大都是千篇一律，把黄海之战抹黑；把我们海军里大批的殉国英雄说成拘熊。首倡其说的原是一些当年海军里自高自大的洋员，尤其是那位英国浪人瘪三泰乐尔（WilliamFerdinardTyler）。泰氏曾亲历黄海之战。且在他的回忆录里（PullingStringsinChina.London：Constable&Co；1929）。写了一些亲历记。后来史家就根据他的故事，人云亦云的讲了几十年以迄于今。
笔者在当学生时，也对他的故事笃信不疑。后来教书海外，把他的回忆录指定作参考书而细读之，便怀疑起来了。等到在洋社会住了数十年，摸透了那些洋冒险家到殖民地国家打天下的丑恶的底子，我对他的故事就彻底否定了。
泰乐尔一八六五年生于英国农村，在他的祖国里他小学也末毕业。后来到一艘商船当技工，才申请到英国海军受连制服都要自购的“备役”训练一年。据他自述，曾取得英海军“备役中尉”（sub-lieutenantR.N.R）的资格。一八八八年他到上海掘金，想在中国海关谋一“室内工作”（indoorstaff），但是海关人事室却把他分配到海关巡逻艇上去当个小职员或水手。这儿他一干五年，一八九五年经人介绍进入中国海军旗舰定远号当差。不久便碰上了黄海之战。
泰乐尔在定远号上当的什么差事呢？他在回忆录里说他是定远号的“副船长”（cocommander）——他这牛皮可吹得太大了。且看上文所述，那位天津水师毕业、德国留学归来的黎元洪，在定远上只当个“炮弁”，他至少会放炮嘛！泰乐尔除掉碧眼黄须之外，他会放啥子呢？
无独有偶，那位在镇远舰上服务的美籍洋员马吉芬（PhiloMcGiffen），原任美军少尉，来华教操。后来也自吹自擂说他曾是镇远的船长（commander）呢！其实他二人都只是两个水兵级的“营混子”而已。
不特此也。黄海战后，那位有提督衔的德籍顾问汉纳根（ConstantinVonHannecken）辞职了。李鸿章又找了一个英籍拖船驾驶麦格禄（JohnMcClure），来补其缺。麦格禄原来也是个一无所长的酒鬼，出任有提督衔的总顾问，就自认为是中国海军的副司令了。泰乐尔对此缺也垂涎欲滴。因此对麦某也嫉忌不堪，弄得这两位英国浪人，终身不和。
这儿的问题便是：李鸿章为什么要找这些烂仔在海军里鬼混呢？这大概是在他处理内政和外交上，“洋员”（尤其英国人）都是个必需品。但他又不愿雇用有真才实学者。有真才实学者如琅威理，就必然要抓权。在海军里抓权，则海军里就要再出个赫德了。中国有一个赫德已嫌太多，再来个赫德，中国岂不要亡国？所以琅威理一怒而去。老李也就由他去了。——琅烕理怎能建设中国海军呢？充其量把中国海军建成个印度海军罢了。此老李所深知也。朋友，李鸿章就是周恩来！与周总理打交道，只有他利用你；你还能利用他哉？
毛主席的延安被胡宗南打下了。毛反要“胡宗南听指挥”！胡宗南敢不听哉？
老毛颐指气使，吩咐总理这样、总理那样，总理无不俯首听命。老毛自觉好下风光。但是真正要“毛泽东听指挥”者，周恩来也。老毛，独夫而已。人亡政息，何足道哉？接独夫之班者，周公也。毛泽东不听指挥，邓小平，哼！今日有你。围棋国手，天下无敌，浅见者安知其妙哉？李、周在朝，大才小才，鸡鸣狗盗，都是棋子，通吃不误。
所以麦格禄、泰乐尔者，老李麾下，一些虾兵蟹将、小棋子而已，什么鸟“洋将”、“洋员”哉？但是，把这些烂仔混入军中，军中将士对他们的反应就不一样了。在那个崇洋时代，一般土将土兵包括丁汝昌，对他们都会崇而敬之。但是，对那些自己也洋过了头的人，像刘步蟾、林泰曾、严宗光、方伯谦等等，就不会把这些一无所长的洋混子看在眼里了。
因此，泰乐尔跻身定远之内，对一般兵将，他可七拚八撞；在刘管带之前，那就是小鬼见阎王了。甚至连英语会话、作文，刘步蟾可能也高他一筹——泰乐尔的英文风格便十分低下。他原来连小学也没毕业嘛！怎能写出好文章呢？
在泰乐尔后来所写的回忆录里，因而他要不惜一切丑化刘步蟾。情见乎辞，以泄其咬牙切齿之积恨。他这种书，历史家恶可据为信史呢？不幸，在张荫麟（一九〇五～一九四二）教授以后，我国史家、作家，竟然偏信了数十年，此笔者不揣浅薄，希望据实稍为扭转之也。
大东沟血战真相
前节已略言之。在丰岛一役之后，敌我优劣毕露。鸿章深知，鏖战于大洋之上我舰队断非日舰之对手，因而避战之心愈切。我舰游弋，只许自威海卫、旅顺至鸭缘江口之一线，不许越境御敌。然李氏退避之策，终难执行。盖海军避战，陆军屡败，最后必至避无可避之绝境。再者，清廷已对日宣战，海道向朝鲜增兵，舰艇护航有责，又从何避起呢，果然牙山既失，平壤吃紧，清廷续调刘盛休部铭军四千人于九月十六日自大沽出发，由丁汝昌率北洋舰队自中途护送去韩，增援平壤。日舰得报遂集中其最精锐之舰艇十二艘于鸭绿江口外之大东沟一带，伺我舰返航时，加以邀击。我舰避无可避。两军遭遇于大东沟上，一场惨烈的中日黄海血战，便在九月十七日下午十二时五十分，正式爆发了。
这次黄海之战，百年来史籍滋多。史家亦时有异辞。然去其传言妄语，根据史实，择要简述之，真相大致如后。
我方护航舰艇，于九月十七日抵达大东沟者，计有十八艘。其中镇中、镇南两炮舰（均重四四〇吨），率鱼雷艇四艘，护兵入港。平远、广丙两舰则在口外下锚。余十舰为北洋主力，则下锚于口外十二浬之海面。十舰中计有：
定远（旗舰）、镇远二主力舰，各重七千吨，各有十四吋装甲，十二吋巨炮各四尊，时速均为一四．五浬；致远、济速、靖远、来远、经远钢质巡洋舰五艘，各重二三千吨不等，各种口径钢炮十余尊，时速大致十五至十八浬之间；超勇、扬威、广甲三炮艇，各重千百吨，各有炮十馀尊，时速十五浬。
我舰队此时之重大弱点，盖为：
（一）无新船。所有舰艇均为一八八八年前下水之旧式战船；
（二）我舰无快炮。李鸿章勉力所购之十二尊，此时尚未及安装。
而此时在大东沟外，伺机拦击我船之敌舰十二艘，其性质则正是我舰之反面。其十二舰中，计有：
（一）三四千吨之巡洋舰吉野、秋津洲、松岛（旗舰）、千代田、严岛、桥立、赤城七舰为一八八八年以后始下水之新船。吉野、松岛等五舰，且为十九世纪末之崭新（brand-new）产品；
（二）各新船之时速，均在十八浬以上。吉野则二十三浬也；
（三）日舰新船均配有“速射炮”；
（四）日方老式舰艇，除比叙外，其它如高千穗、浪速、扶桑、西京丸皆钢质。船既不老，设备弥新。
朋友，现代化海空战，全打科技，全打年代。时新一年、技高一筹，就逼手逼脚。人海战术、血气之勇，中古打法也。抗战中期，日机在我成都机场着陆，取走国父遗像，留下战书向我空军挑战。我健儿不理他。但是我最高当局，忍无可忍，拍桌严令应战。结果璧山一仗，只有我领队两位大队长开了枪。其它健儿尚未及扳机开火，便纷纷坠毁如秋风落叶。从此，我们在后方就只有抱头挨炸之份了。
——此事余闻之于当年参战英雄，想我空军旧档中，应有案可稽也。
——甲午黄海之战，正是如此且说九月十七日中午，大东沟上我海军将士正吃完午餐，警报东南海面发现敌船。我舰乃起锚，列阵，迎了上去。
据说，我原队形为两主力舰平行居首，余舰排成双行，尾随于后。然全队启碇不久，副帅刘步蟾忽改传旗令，变原船阵为一字横排。伸张两翼，向敌阵包围上去。
何以刘氏中途改变队形呢？据泰乐尔说是起于刘的胆怯和自私。他故意要暴露两翼小船以饵敌。庶几敌船将不致攻击刘所乘之旗舰，云云。泰乐尔更强调说，刘氏这一变队阴谋，连在吊桥上观察敌情之丁汝昌和汉纳根均未发觉，只有他泰乐尔看出了。然大错已成，无法改回，他乃向丁、汉二主帅建议，将错就错，令全队右转迎敌。丁氏称善。泰氏自称，他乃跃回司令塔要刘步蟾改变航向，右转四度。刘佯从而阴违，口嘱司舵曰“舵向左”（port），即改定远航向向右也。然旋又低声嘱舵手“且慢、且慢”（steady.steady），结果舰止不动。泰乐尔说，他见刘步蟾抗命乃大愤，厉声向刘辱骂，并跃上司令塔顶、攀上吊桥向丁报告。此时汉纳根已因指挥旗尉他去，只丁汝昌一人在吊桥上，他二人言语不适，未能实时纠正刘步蟾之错误。即在此千钧一发之际，刘步蟾忽下令开炮。四炮齐发，竟将吊桥震断。丁汝昌坠地受伤，他自己也被摔得双目失明，不省人事……；自此中国船阵大乱，终至不可收拾云云。（见上引泰乐尔自传，页五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