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面这段泰乐尔所描述的故事，以后竟被张荫麟、郭廷以诸教授，乃至其后无数著述家引证为海战信史，并对刘步蟾随意诋辱。吾友Rawlinson后来在哈佛大学撰写博士论文（导师为费正清教授），亦持此说，信而不疑。（见上引Rawlinson之China’sStruggleforNavalDevelopment，1839～1895，pp.175，179～180）。
读者贤达，您相信泰乐尔在事后三十多年才写出的这段故事吗？
——我个人是始信而终疑也。
第一，泰氏在定远舰上向未参加过军事会议。他不够资格嘛！这也是他在书中公开承认的。在他们众舰长必然都参加的军事会议里，原议是否是“纵阵”（lineahead）？纵为“纵阵”是否一定不能改为“横阵”（lineabreast）？原议详情，后人不知也。泰乐尔当时不够资格过问此事；因此，他在当时亦不知也。三十多年之后，重要当事人死绝了，他才着书编造，漏洞百出。我辈治史者，能有疑处不疑？！
【附注】其实此一纵阵为横阵之命令，据戚其章所护元文件，实出自丁汝昌的直接口令。泰氏毫无所知，实是信口胡说。
第二，变换阵形，事关十舰，左右数千码是何等大事。这种变换，丁汝昌、汉纳根近在督战吊桥之上，林泰曾总兵（师长）近在邻船，居然都未看到，只有他这一无职守的营混子、无事忙，发现了，由他来提出警告，三位正副主帅才听他建议来匆忙改正。他是老几？！这分明是一派谰言！
第三，丁汝昌不能实际指挥作战；骑兵出身的汉纳根，原是炮台工程师，对海军也是外行。指挥主力舰作战的司令官原是一种最高级的“技术官员”（technocrat），所用专业技术语言，在早期中国，全属英语，日本亦然（此亦泰乐尔自觉神气的主要原因）。所以中日黄海之战时，双方实际指挥官皆为副帅。在我方为副帅刘步瞻；在日方则为副帅东乡平八郎——这两位格林威治的老同学。步蟾恃才傲物，他把个真正的英国海军司令琅威理（上校）且视同无物，他怎能把这个营混子、小水手，自称“备役中尉”的泰乐尔放在眼里呢？！泰乐尔吃气在心，所以后来著书，乃一意以骂刘为职志。其衔恨之深，诬蔑刘步蟾之刻毒，简直匪夷所思！笔者因限于篇幅，未能多译。须知定远当年是我军旗舰。在这一庄严军营之内，士卒途遇主帅，是要“目迎八步、目送八步”的。泰乐尔在其书内把自己写成一位跳梁小丑。三位主帅都听其指挥，最后竟至厉声辱骂（curse）司令官。自我膨胀，一至于此，真是不要脸之极！
第四，纵阵、横阵之优劣，在当时海军操典上，原是各有其说的。至于阵形之变换，令旗一扯，一个立正向左（右）转，横阵也立刻可以变为纵阵。其它如由单行变双行；由方阵变圆阵；双向行驶，忽前忽后，忽快忽慢，在重洋之上，指挥作战，依敌情变化而判断之，其运用之妙，存乎一心。斯皆主帅之责，偏末小卒，何能了解呢？泰乐尔这个“洋营混子”，纵在晚年著书，对此仍一无所知也。他小学未尝卒业，常识不足故也。但是这洋瘪三，信口编造成篇，居然骗了我国并不知兵的史学界至数十年之久，亦可惊矣。
我舰一字排开，敌船锥形突击
当然上述主帅作业，要能得心应手，如臂使指，就一定要将士训练有素，船械设备新颖，才能制敌机先——那时我军船械过时、炮上晒裤，一时颇难做到。可是日本人却做到了。
当敌我于十七日下午十二时五十分接仗时，我十舰排成一字横阵，定、镇居中。定远之左列各舰以次为靖远、致远、广甲、济远四舰。镇远之右则来远、经远、超勇、扬威也。十舰以六浬时速，排列前进。然两翼尖端船小，速度较慢，以致“一”字渐成弧形。
迎头而来之日舰十二艘，则分为前后两队，以吉野号等四舰居首为游击队，以松岛旗舰为首，余八舰分两行跟进，是为本队，以十浬时速，向我扑来。
当敌我距离接近八千码时。我方首发巨炮，因炮震桥断，丁提督被摔落地，身受重伤，口吐黄水，足折不能行。船员乃抬其入舱包扎，丁坚拒不许，遂坐于甲板上过道之侧，督战到底。彼可目睹合船将士操作；船面将士亦可时见主帅所在。
此时日舰距我既近，乃以巨炮还击，并由吉野率领前锋突击队，加快速度至十四浬，随即直穿我右翼而过。速射炮数十尊，左右开弓，一时俱发，弹下如雨。我镇、定二主力，直接中弹百十发，死伤枕藉。甲板上之樯桅、暸望台、帅旗、令旗，以及悬旗绳索，悉被敌方之密集速射炮火，轰毁殆尽。所幸由于装甲坚厚，敌十吋巨弹，亦只能穿甲五吋，以致两舰，始终有伤无险；并逼近敌舰，发炮还击。唯我右翼之小船，尤其是超勇、扬威两舰，不胜负荷。船身中弹数十发，引起大火。我将士虽舍命扑救，终难控制。扬威原在右翼尖端，被迫外驶避炮。不幸受伤过重，火势蔓延，全船尽毁。挣扎愈时，终至无救。全军弃船时，管带林履中蹈海自杀。海上存者六十五人，卒为我一赶来应援之鱼雷艇救起，驶出战场。
敌方前锋突击队，既以疾驶速射，穿我右翼而过之后，乃再向右急驰，绕过我镇、定二主力之尾部，拟再右旋冲折我左翼，与随后而来之本队八舰，形成包围圈，围攻我定、镇二舰为首之主力，作歼灭战。
然正当吉野二度右转拟自后方冲我左翼时，我平远舰适自大东沟之北部，率鱼雷艇四艘赶来参战。吉野见状，乃舍我左翼，改道扑我平远。我平远管带早知平远非吉野之敌，乃掉头并饬雷艇四散避之。吉野无所获，遂又奔向我舰，拟与其随后绕我而来之敌舰本队，围攻我主力，轰沉我辅舰。
末世友情，人不如狗
此时敌我鏖战激烈，大东沟上烟雾弥天，风云变色。
当敌舰本队随其突击队，冲向我右翼，拟绕我主力作大包围时，我右翼诸舰拚死抗拒，亦发炮如雷。唯此时我超勇炮舰，已受重伤，大火不熄，船身倾斜，敌本队乃以快艇快炮轮番攻之，超勇卒被击沉。管带黄建勋随众落水。当时有人抛长绳系救生田救之。黄推绳不就，遂随超勇自沉殉国。
我军左翼自吉野折返后，战况亦至激烈。我致远舰，拚死抗战，中弹累累，船身已受重伤。致远管带邓世昌见敌船纵横驰骋，率领诸舰进攻，对我舰为害最大者，厥为敌舰吉野号。若去此酋，则我军颓势或可稍转。乃伺机取好角度以全速向吉野撞去，拟以重伤我船与敌舰同归于尽。当两船迫近，同沉势在不免时，敌我船员均大惊大哗。孰知致远半途竟被敌方鱼雷击中要害，锅炉爆裂，壮举成空——而该鱼雷原定目标本是定远旗舰，中途误中致远，救了吉野。也是天意。
当致远沉没时，管带邓世昌与合船战士二百五十人同时坠海（后只七人生还）。其时僚鹏有以救生木给世昌者。世昌推木不就。当年海军将士生活西化。世昌在舰上本蓄有二犬。如今该犬亦随主人同时坠海。此二犬希图搭救世昌，乃衔其臂不令沉没。世昌推去之。此犬竟游回再衔其发以图拯救，世昌终于抱犬同沉。
这一幕重洋之上，活生生的“义犬救主记”，真令人感叹。将来如有朝一日，我黄海血战殉国将士含寃得雪，立碑平反，则此两头义犬，也应该勒石纪念啊！
窃念我人，生逢末世，道德陵夷。数十年友情往往为私心所蔽，为芥末之微的小名小利之惑而竞不惜投井下石，捐之一旦。比诸此犬，真是人不如拘，思之慨然。
世昌死前之激债，或言与省籍情结亦不无关系。世昌粤人，而当时海军将士多为闽人。临危相救，世昌或嫌闽人对粤人略有轩轾云。（以上故事多采自Rawlinson着前书；吴相湘等编《中国近代史论丛》第一类第六册，《甲午中国海军战绩考》；前引戚其章书与其它若干中西史料。）
济远和广甲的疑案
致远既沉，我舰队左翼顿折。敌舰乃以优势火力与优势速率，轮番围攻我经远。经远不支，终于下午四点四十分为日舰击沉，管带林永升阵亡。合船死难者凡二百七十二人。生还者只十六人。（见同上）
我致远、经远相继沉没之后，所余之济远、广甲二船，如不及时逃出战场，必被击沉无疑。广甲原为我福州自制之木壳铁质干吨小船，本不堪一战。只是广甲撤退时，因管带吴敬荣判断错误而触礁不起。全体船员（包括黎元洪）撤出之后，翌日始被巡弋日舰所毁。
至于济远疑案，则至今不能解。济远在黄海之战时，战争未终，即全舰而返。济远归来如系“临阵脱逃”，则其管带方伯谦其后之被“正法”（砍头），实罪有应得。然该舰如系“力竭撤退”。则在那军中通讯被割，请命无由的情况之下，全舰而归，理应嘉奖呢！
总之，方管带之死，军中哀之，洋员亦不服。敌军主帅亦感惊异，盖伯谦在丰岛之役，以一船敌三舰，表现至为优异也。大东沟之战，济远发炮过多，炮盘为之镕化，而方氏终遭“军前正法”者，显似李老总或小皇帝一怒使然。伯谦之死，是军中无法，未经过“公平审判”（fairtrial）也。人主红笔一勾，小臣人头落地，中古干法也。以中古帝王办法，打现代国际战争，宜其全军尽墨也。在下落笔万言，未开一枪，私衷所欲阐明者，旨在斯乎？！
刘步蟾战绩辉煌
前节已言之，黄海一役，实际指挥作战之主帅刘步蟾也。步蟾接仗之初，麾下原有十舰。经四小时血战之后，我方有六舰或沉或毁或逃已如上述（另二舰平远、广丙未参战），然此六舰之损失实为器械窳劣所致，非主帅指挥错误有以致之也。以超勇、扬威、广甲各蚊船，置之两翼，置之排尾，其结果不会两样，则纵阵、横阵云乎哉？四个半小时之后，步蟾只剩四船——定远、镇远、来远、靖远也。其时来远全船着火，梁柱皆曲，已不成船形，犹与敌舰炮战未已。
定远、镇远二舰连续血战四小时有半。二舰共中重炮弹三百七十余发，遍体如麻。据日人统计，定远一舰独中轻重炮弹即不下两千发。盖血战自始至终，日方即以我二主力舰为攻击重心。二舰被摧，则我势必全军尽墨，毋待三月后之刘公岛也。
定、镇二舰各长三百呎，于四小时内，各中敌炮干弹以上。如此则船内官兵承受如何，不难想象也。泰乐尔即两耳鼓被震破，终身重听。丁汝昌、刘步蟾耳鼓如何，吾人不知也。
我两舰共有十二吋巨炮八尊。四小时中共发十二吋弹一百九十七枚。有十弹直接命中。不幸我舰无战场经验。每炮只有“爆炸弹”十五枚。其中一枚直接击中敌松岛旗舰，死敌八十余人，器械尽毁。伊东佑亨被迫另换旗舰。此十二吋爆炸弹威力可知。
爆炸弹之外，我舰多的是“穿甲弹”，而敌舰，无重甲。穿甲弹攻力虽猛，过猛反而无用。我有两穿甲弹直接击中敌舰“西京丸”。然两弹皆穿船而过，把西京丸凿了四孔，而全船无恙。
我各舰小炮共发四百八十二弹。有五十八弹直接击中敌船。敌舰比靓号被我围攻，独中二十二弹，几被击沉。我一鱼雷亦尝直射敌船，不意此雷迫近敌舰时竟潜入船底之下，穿船而过。敌人全船大惊，然卒有惊无伤，亦我国运不清，战神捣鬼也。
综计全战局，日人炮多而快命中率至百分之十五。我舰炮少而慢，然命中率，亦达百分之十。
敌舰快捷如鲨鱼，要来便来，要走便走，要打便打；不打，我亦不能追击。
然我主力舰则沉重如大海龟，任你捶打，也不会下沉。鲨鱼亦奈何不得。
双方厮杀，难解难分。至下午五时半，我十二吋巨弹只剩下三枚，而伊东深恐天黑，我鱼雷艇逞凶，乃收队而逃。刘步瞻鼓浪追之数浬，速度不及，愈追愈远。乃收队而归。
——结束了这场黄海血战。
读者贤达，您读毕上列诸节的真实故事，该知刘步蟾、丁汝昌并非饭桶。大清不亡，我军不败，实无天理，然非战之罪也。我辈臧否先烈先贤，可不忧哉？愿与贤明读者共勉之。
* 一九九四年九月三十日脱稿于北美洲
原载于台北《傅记文学》第六十五卷第四期 第四章 一百年后回看戊戌变法 第四章 一百年后回看戊戌变法
在一百多年的中国近代史中，我们苦难的中国人民，承担了无数次大小“革命”，和两次大“变法”——由康梁发动的“戊戌变法”，和由邓小平领导的“小平变法”。粗浅的说来，“革命”易而“变法”难也。盖革命者，革他人之命也。革他人之命则敌我分明、对象显着，而手段单纯。变法者，变自己之法也。变自己之法则对象不明、敌我难分，而手段千变万化也。毛泽东不言乎：“矛盾”有敌我矛盾与人民内部矛盾之别也。敌我矛盾可以一枪了事；人民内部矛盾则抽刀断水，沾涟不尽矣。“变法”者亦“人民内部的矛盾”之一种也。
君不见戊戌之变时有新旧之争、帝后之争、母子之争，甚至婆媳之争。帝党中有后党；后党中亦有帝党。开衙门、关衙门，纠缠不尽？更不见，小平变法时，邓公小平既做光绪、又做慈禧；当了儿子、再当妈妈。重用胡（耀邦）赵（紫阳）、又逼走胡赵。力主“开放”、又要“坚持”；坚持坚不了、开放又放不出……，结果弄得圣母老太后，真烦死人也；也矛盾死人也么哥！读者贤达：您以为在下有欠忠厚。不能替邓老分忧，还在一旁讲风凉话哉？非也。在目前，我们实在不知道老邓在搞些啥子。邓老本人固亦不尽知也。
苏东坡不也说过？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其实苏子这话，并未说透。谈时政、评当朝；当局者固迷，旁观者亦未必清也。不信，到报摊上去翻翻，有几位大家名笔，不在自说自话，甚至瞎说胡扯？
但是天下真有天不知、地不知的变法，非也。时间因素不够嘛！等它一百年。再回头看看，自会透明如水晶球。今且放下小平不谈；谈谈一百年前的康梁。
首先看看“社会转型”说
笔者落笔至此，适逢电视报导，当今世界上位列第二位的超级强权“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在一枪未响、无声无臭的情况之下，寿终正寝。这真是人类文明八千年历史中从未有过的怪事和大事。怪不得《纽约时报》以跨栏的头条新闻报导刊载之。但这头条新闻，在读者眼光中却远没有同一天副版上，甘乃迪参议员的外甥史密斯少爷的强奸案之紧张刺激，读者如云。
苏联，马克思主义之祖国也。苏帝死得如此窝囊，连累得马克思也显得脸上无光。相形之下，资本主义之父的（亚当）史密斯老先生却童颜鹤发、老而不死，神气活现起来。真的，那一度曾与成吉思汗同其威风的老马，现在居然虎落平阳，连甘乃廸的一个好色的小孙子也不如哉？在我们授世界史的教员看起来，此话言之过早也。
马克思主义，至少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和其它主要学说一样，也有若干独到之处，不可一竿子打翻。马派史学家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是分五个“阶段”前进的，而每一阶段则各有其不同的社会“型态”。在这五个阶段一个接着一个嬗递前进之时，两个阶段之间，前后两个型态的转换，就“必然”有个“转型期”。既然历史的发展和转型是个“必然”的程序，干嘛又要去“闹革命”、“搞阶级斗争”呢，马家的门徒说，闹革命、搞阶级斗争的目的，就是要缩短这个必然发生的“转型期”。这种转型现象如任其自然发展，时间可能拖得很长；甚至无限制拖下去。——马克思主义革命家，便是根据这项学说的推理，认为长痛不如短痛。应该以暴力催生，使社会转型于旦夕之间，毕其功于一役。所以马列主义者都是“一次革命论者”。——列宁如此，毛泽东更下必说了。
当然这种马列主义的历史学毛病多着呢！各派史家，根据各民族的历史经验，对它加以批驳的，可说是汗牛充栋。笔者不学，亦尝追随群贤之末，根据我华族历史发展之经验撰文否定之。本篇不再重复。
“转型期”是社会发展的“瓶颈”
可是马派史学正和其它主要学说一样——如汤恩比的“挑战反应”论、杜威的“实验主义”说，和二次大战后支配联合国主要政策的“经济发展”论等等——不是“全对”，也不是“全错”。各该派的主要论断，在中国历史上都可找到“左证”。史家对任何一派完全肯定（如大陆上早期对马列学说之绝对认可），或通盘否定，都是错误的。
例如马派史学上的“型态”论，和“转型”说，即有其可取之处。我们反证了它史分五段的“绝对论”（absolutism）。但我们也无法否认，中国近三千年社会发展的程序里，也的确有过两大“转型期”。——发生在古代的便是历时一百三十余年的“商鞅变法”；发生在现代的便是吾侪及身而见的自“鸦片战争”（一八三九～一八四二）以后，历时一百五十余年的近代史阶段了。
我国古代社会的“转型”，确是如马派史学所说的，那是我国社会发展内因演变的结果。转型是“自动”的。而我国近代社会的转型程序，则是如汤派史学所说的，那是外因“挑战”（challenge）的“反应”（response）。转型的程序是“被动”的。可是等到这“转型期”接近尾声时，朝野双方，不论黑猫白猫，又一切向“钱”看。大家都知道，经济“飞”不起来，则另一个“定型”便无法出现。今日台湾“蒋家政权”的模式已一去不返；而大陆上邓大人却在继续“垂帘听政”，还不是“钱”的关系？等到大陆上也能突破“开发中”（developing）的枷锁，而迈向“已开发”（developed）阶段。海峡两岸一国一制。我们的“转型期”就会正式结束。一个新的“定型”就会出现。这最后一段的发展，便是上述第三、四派史学的重点所在了——不重实际效验、经济搞不上去，你得闭起鸟嘴，啥也没得好说的。回去搞你的独裁专制好也，搞到像斯大林那样的神气，还是不免要鞭尸亡国的。
我国古代社会的“转型”，确是如马派史学所说的，那是我国社会发展内因演变的结果。转型是“自动”的。而我国近代社会的转型程序，则是如汤派史学所说的，那是外因“挑战”（challenge）的“反应”（response）。转型的程序是“被动”的。可是等到这“转型期”接近尾声时，朝野双方，不论黑猫白猫，又一切向“钱”看。大家都知道，经济“飞”不起来，则另一个“定型”便无法出现。今日台湾“蒋家政权”的模式已一去不返；而大陆上邓大人却在继续“垂帘听政”，还不是“钱”的关系？等到大陆上也能突破“开发中”（developing）的枷锁，而迈向“已开发”（developed）阶段。海峡两岸一国一制。我们的“转型期”就会正式结束。一个新的“定型”就会出现。这最后一段的发展，便是上述第三、四派史学的重点所在了——不重实际效验、经济搞不上去，你得闭起鸟嘴，啥也没得好说的。回去搞你的独裁专制好也，搞到像斯大林那样的神气，还是不免要鞭尸亡国的。
话说千遍，一语归宗。近一个半世纪中国变乱的性质便是两千年一遇的“社会转型”的现象。在历史的潮流里，“转型期”是个瓶颈，是个三峡。长江通过三峡是滩高水急、渡翻浪滚、险象环生的。在这激流险滩中，摇橹荡舟、顺流而下的大小船夫舵手，风流人物，触礁灭顶，多的是可歌可泣和可悲可笑的故事……，可是船抵葛洲坝，你远看“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你就有心平气和，享有无恐惧自由之感了。因此在这转型期接近尾声的阶段，回看百年史实，便知一部“中国近代史”，实在是一部从中古东方式的社会型态，转向现代西方式的社会型态的“中国近代社会转型史”，也可叫做“中国现代化运动史”吧！康梁师徒在这段历史潮流里所扮演的角色，便是上述三峡中的一叶扁舟里的两个小船夫。在急流险滩之间，风驰电掣，顺流而下，终于触礁沉没——可泣可歌、可悲可笑，如此而已。
且看“皇帝”的慢慢蜕变
可是吾人今日及身而见的一百五十年的转型期中，我们的老旧的社会型态——这个左翼史家一古脑称之为“半封建”的社会型态——到今天还没有被完全“转”掉。就以“皇帝”这项制度来说吧！辛亥革命以后，我们虽然没有皇帝了，却多的是“变相皇帝”。朋友，您能说袁世凯、蒋中正、毛泽东三公不是“变相皇帝”吗？皇帝爷哪有他们三位的烛裁权力啊！
所以历史的事实己证明“一次革命论”这项理论是错误的。我们的“民国史”上，从洪宪“皇帝”起“转”了七十多年，才“转”出个李登辉“总统”来。因此我们在社会发展中“转型”的程序是十分复杂的，是迂回曲折，进三步退两步，左进右退，上进下退……，有时甚至是干脆立正、向后转，真是花样繁多——但是从远景看来，向前发展的大方向是不变的；同时也是阶段分明的。
大的阶段暂时不谈了，就看最近十年这段“小平变法”吧，它自七九年开始，一下便向前猛冲了八年。迨至胡耀邦被黜，开始煞车。及八九年“六四”，忽来个立正向后转，血流如注。这两年来，它既要继续开放、和平演变；又要反对和平演变。我们也看不出它怎样反对“和平演变”。跟毛泽东的“大跃进”相比，则毛是兔子，邓是乌龟了。但是历史也证明乌龟比鬼子爬得快。中国发展的“大方向”还是向转型前进的。（参见拙作〈胡适的大方向和小框框〉）。
“社会转型”需时数百年
有人或嫌我们“转型”（也可说是“现代化”吧）太慢了一点。君不见日本转型，只需三五十年便可完工吗？其实日本转型是个例外（容后节细论之），其它民族社会转型，均需三两百年，始见肤功也。
我国古代的商鞅变法自公元前三五〇年变起，至前二二一年始皇统一凡一百三十年，始搞出“秦法政”来（毛泽东语）。但是秦皇“任刑太过”（顾炎武语），再继续向前“转”进。又实验了一百余年，至汉武帝以后才慢慢地搞出个“霸王道杂之”（汉宣帝刘询的话）的中央集权文官制和重农轻商的大帝园的“定型”来。这一汉家制度的“定型”，一“定”便是两千年。基本上没有原则性的改变——所以毛泽东告诉郭沫若说：“千载犹行秦法政。”——在始皇前、武帝后这两个定型之间，“转型期”延长至三百余年！
近代欧洲社会的“转型”，实始于十四世纪初年（一三零零）的“文艺复兴”。一转也是三百余年，直至十七世纪（一六零零）之末，才逐渐“定型”；变成以自由个体为社会基础，以大规模机器生产财富来源的“资本主义”（capitalistic）的“民族国家”（nationstate）和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代议政府”（representativegovernment或parliamentarygovernment）来。这一现代西方的“定型”已维持了四百余年。可是在一九九一年底苏联帝国之崩溃，原苏联各邦同意再组邦联。西欧各国与此同时也正在大搞其“帮同型”（commoncurrency），一个新的西方政治社会的“转型期”，又已显其端倪矣。——现代中国的社会转型尚前途漫漫，而当代西方社会又已开始转型，这大概是现代科技快速发展的必然后果吧！在近代世界社会转型史中，以日本转得最快。一八六八年“明治维新”后，不出一代，日本便已跻身世界先进强权之列。这可能是维新前，日本的封建制度与中古欧洲封建制的基本“型态”甚为接近，因此日本一旦实行“欧化”（欧洲式的现代化），则社会发展程序若合符契，所以就一鸣惊人了；另一点则是岛居小邦的关系。西方的现代化，尤其是“经济起飞”，都是从“小邦”（smallstate）开始实行的[而现在又逐渐走向大型的经济邦联（economiccommonwealth）]；美国独立之初不也是十三个小邦的邦联吗？现在亚洲的“四条小龙”还不是四个“小邦”？
我们中国是个有特殊历史和“亚洲式社会”（AsiaticSociety）背景的大国，一旦搞起“西式”的“现代化”（简称“西化”来，凿枘不投，就没有日本搞西化，一拍即合那么轻松了。我们搞“西化”，尤甚是搞脱胎换骨的“全盘西化”，那就要迂回曲折地，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慢慢地向前爬行了。
——康梁变法便是这次爬行中的一小段；搞“全盘西化”的胡适则是另一小段的领袖。
固有文化的“现代”处理
“全盘西化”这个口号多吓人！胡适原来就是主张全盘西化的。可是在十目所视、十手所指的咒骂之下，这位调和性极重的启蒙大师乃改口说什么“充分西化”和“充分世界化”。其实“充分世界化”这口号大有语病，甚至欠通。“全盘西化”这口号听来虽吓人，但是我们今天如把海峡两岸人民的日常生活，和国共两政权管辖下的中小学教科书翻开来看看，其中除掉我们继续用筷子吃饭一些小事物之外，还剩下多少“固有文化”呢？近百年来在教育上，在日常生活上，朋友，我们几乎在不知不觉之间，是真的“全盘西化”了。在政治上、在社会上，我们虽然还遗留有若干固有文化的残余，如中央政府的极权制，和农村中的盲婚制等等，但是那些只是有待清除的渣滓啊。
可是我们的固有文化就真的一无可取哉？
——怎能如此说呢？“中国的固有文化”至少可以和“西方固有文化”分庭抗礼，甚或占“世界固有文化”之一半。怎能说一无可取？只是“文化”加“固有”二字，便属于前一型态或中古型态的文化了。它要经过一个痛苦的西式“现代化”（二次大战前只叫“西化”）的洗刷，才能属于转型期以后的次一型态或现代型态。就以中医来说吧！我国传统医学是世界之宝，岂但“国宝”哉？但是“中医”（尤其是妇产科、小儿科）如不经过“现代化”的清理程序（所谓中西医结合），则是一杀人如麻的刽子手也。文化云乎哉？（日本维新之后，严禁中医几至百年之久。国民政府早期亦曾封杀中医。）再说海峡两岸今日最时兴的“气功”吧！如不经过一番现代化的处理，则天大迷信一条也；刀枪不入的“义和拳匪”也。把它说成中国固有文化，岂不丢人哉？以此类推，则我国固有文明里的道德标准、价值观念、孔孟之道、四维八德……无一不需“现代化”（包括“科学化”、“民主化”）的处理始能适应于次一型态的社会。五一不需经现代化处理而能公之于全人类（世界化）的。因此所谓“西方文明”，非本质优于我“东方文明”也。近三百年来西风之所以能压倒东风者——包括西方小说之能够压倒东方小说者——“固有”与“现代”之别也。近百年来吾人所见之所谓“西方文明”者，“现代文明”也。他们通过这个“现代化程序”。早于我们三百年；而吾人口口声声所说之“东方文明”者，仍停滞在“现代化”前朝之“固有文明”也。“固有文明”比诸“现代文明”就相形见绌了。等到东西两个“固有文明”，都完成了各自现代化的程序，到那时两个“现代文明”，截长补短，才能言其高下。
但是我们如果要把全部“中国固有文明”都要加以现代化的处理，那就非一朝一夕之功了。它是在不知不觉之间分段前进的。康有为和梁启超等人所领导的“戊戌变法”，便是这“分段前进”的“现代化运动”中的一小段——集中于“政治现代化”的一小段。
从“科技现代化”到“政治现代化”
但是康梁所领导的这一“小段”又是整个的“现代化运动”中的哪一段？
曰：从两千年的中国通史来看，它是第二个“转型期”中的“第二阶段”，也就是“政治改革阶段”。借用大陆上“文革后”的最新名词，盖亦可叫做“第五个现代化”。“政治改革”在清末原有“急进”、“缓进”二派。急进派以孙文为首。他们搞的是“驱除鞑虏、建立民国”；暴力革命，以美为师。缓进派则以康有为为首。他们主张“变法维新、君主立宪”；和平演变，排除暴力，以英国制为鹄的。——这两派之同时兴起、殊途同归，都是受了中日“甲午战争”（一八九四～一八九五）挫败，清廷丧权辱国的影响。在此之前，这两派原都寄望于“同治中兴”（一八六一～一八七五～一八九四）期间，中兴名臣所推动以科技为主。以船、炮、路、矿为内涵的新政，也就是所谓“洋务运动”。
这种早期的“新政”，事实上便是我国“现代化运动”中的“第一阶段”：也就是“科技现代化”的阶段。再用个最新的名词，那就叫做“四个现代化”吧！
其实搞这四个现代化的老祖宗还不是李鸿章等“中兴名臣”呢！当然更不是邓小平和陈云。它的两位老祖宗却是林则徐（一七八五～一八五〇）和徐继畲（一七九五～一八七三）两位总督大人，尤其是前者。他的幕僚魏源（一七九四～一八五七）在鸦片战争时期就开始呼吁改制，要“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见道光二十二年·一八四二年版《海国图志序》）。魏之所谓“夷之长技”者，用句目前的语言来说，那就是“西方先进国家的科学技术”；也就是“科技现代化”，也就是“四个现代化”。——一百四十多年之后，我们搞“洋务”的历史又“重演”一次罢了。
科技现代化经林徐二公首倡之后，至同治中兴，竟成显学。一时新政云涌，人才辈出，中兴名臣如曾国藩、李鸿章、沈葆桢、陈宝箴、张之洞、刘坤一、盛宣怀等等，把四个现代化实在搞得有声有色。虽然我们历史家一直在咒骂昏聩淫佚的慈禧太后，把建海军、修铁路（天津到沈阳）之款数千万两，拿去修治颐和园。纵使如此，我们的海军那时在规模上，还是超过日本的；路矿的资源就更不必谈了。自鸦片战败（一八四二）之后，我们苦苦的搞“四化”，搞了五十二年之久；纵自“同治中兴”算起，也有三十二年，谁知至“甲午中日战争”（一八九四～一八九五）之役，那些坛坛罐罐，被东洋鬼几炮就打掉了。
我们甲午战败（一八九五），非由于器械之不精也、资源之下广也，或人才之不足也。我们之败，是败在颟顸落伍、贪污无能的政治制度！我们的“祖制”，也就是属于前一型态的老制度。搞“坚船利炮”搞了数十年，至此朝野上下始如大梦初醒。原来没有个赶上时代的政治制度，则纵有超等的坚船利炮，旧瓶装新酒，也无济于事。以古方今，这也是我的小老乡魏京生先生之所以认为“四个（科技）现代化”之不足恃；他宁愿坐牢，也要坚持搞“第五个现代化”（政治现代化）的道理。——魏京生要改变的，也就是中共的“祖制”。
远在魏子坐牢的八十多年前，这也是清末朝野上下一致的呼声，他们那时所坚持的“变法改制”这个大方向，正和大陆今天的“开放政策”一样，是历史发展进入一个“新阶段”的时代精神。除了最无知守旧和自私的少数冬烘之外，基本上是无人反对的（包括慈禧老太后在内）。因此清末在甲午、戊戌（一八九四～一八九八）之间，主张变法改制的时论和奏章，真如狂风暴雨，雪片飞来。在当时这类文献里，我们读得最沉痛的，莫过于日本的战胜者，对我国战败者的“劝降书”了。
一封沉痛的日本“劝降书”
在中日“甲午之战”的后期，我国当时最现代化的“北洋舰队”，被日方打得几乎全军覆没之时，剩下的几艘残舰，于一八九五年二月由海军提督（海军总司令）丁汝昌率领退守威海卫，被日舰重重包围，走投无路。当丁提督与他的高级僚属海军总兵张文宣正顶备自杀殉国之时，他收到一封敌军主将的劝降书。这封劝降书值得一读。以明国耻，以志其恸。今且节录若干段原文于后：大日本海军总司令官中将伊东佑亨，致书与大清国北洋水师提督丁军门汝昌麾下：时局之变，仆与阁下从事于疆场，抑何不幸之甚耶？然今日之事，国事也，非私仇也；则仆与阁下友谊之温，今犹如昨，仆之此书岂徒为劝降清国提督而作哉？大凡天下事，当局者迷，傍观者审。……清国海陆二军，连战连北之因，苟能虚心平气以察之，不难立睹其致败之由。以阁下之英明，固已知之审矣。至清国而有今日之败者，固非君相一己之罪，盖其墨守常经不谙通变之所由致也。夫取士必由考试，考试必由文艺，于是乎执政之大臣，当道之达宪，必由文艺以相升擢；文艺乃为黩荣之阶梯耳，岂足济夫实效？当今之时，犹如古昔，虽亦非不美，然使清国果能独立孤往，无能行于今日乎？[上句或有抄脱之字，否则可能是译者文字欠通顺所致，因此函原稿属英文。]前三十载，我日本之国事，遭若何之辛酸，厥能免于垂危者，度阁下之所深悉也。当此之时，我国实以急去旧治，因时制宜，更张新政，以为国可存立之一大要因。今贵国亦不可以不去旧谋为当务之急，亟从更张。苟其遵之，则国可相安；不然，岂能免于败亡之数乎？与我日本相战，其必至于败[亡]之局，殆不待龟卜而已定之久矣……（原函汉译全文见王芸生编《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民国二十年，大公报出版，第二册，第一九七～一九八页。）
伊东此函作于一八九五年阳历一月二十三日。十天之后（二月十二日），丁汝昌就自杀了。
伊东这封“劝降书”虽算不得是我国清末变法改制的重要文献，然此书出自把我海陆两军都打得全军覆没的敌军主将之手，它对麻痹已久的中国朝野，简直是一记“震击治疗”（shocktherapy），使战败国人民觉悟到“政治改革”实远比“科技改革”更为重要。因为在此之前，倡导变法改制的虽亦大有人在。——康有为第一次上书吁请改制，便在甲午战争的六年之前。康之前还有冯桂芬、容板等人。但是言者谆谆而听者藐藐。同情者固不乏人；认真的就寥若晨星。可是这一次为日本小弟所战败，情况就不同了。再加上伊东这封连劝带讽的劝降书，一朝传出，对古老的大清帝国，真是一极大的震撼。自此以后“变法改制”的呼号乃如狂风暴雨，不可抗拒。康梁师徒，风云际会，也就一马当先了。康粱师徒何以会有这样的机运？下篇且把老康解剖一番，自见分晓。
* 原载于台北《传记文学》第六十卷第三期。 第五章 解剖康有为 第五章 解剖康有为
前篇已言之。清末首倡除旧布新，作“缓进派非暴力的政治改革”，康有为并非第一人。在他之前有深入的观察、成熟的理论和悲痛的心情，而主张变法改制者如冯桂芬（一八〇九～一八七四）和容闳（一八二八～一九一二）等人都比康要早。甚至在位的李鸿章（一八二三～一九〇一）也早已有此认识。但是在传统士大夫阵营之内，首先以中西理论相结合，并化理论为行动，不眠不休地以推动变法为职志，结果祸延家国、名扬天下，终以变法专家载记史策的，那就只有一个康有为了。
——他是近代中国，“现代化运动”这场长程“接力赛”中，第一个“接棒”跑其“第二段”的短跑健将。他跑完第二段，才由另一个广东佬孙中山，来接棒跑其“第三段”——那个“急进派政治改革”（用暴力推翻专制政权）的阶段。孙中山“建立民国”以后，问题仍是一箩筐，无法解决，才由胡适来接棒，跑其“第四段”——那个“打倒孔家店”、“全盘西化”的文化革命阶段。此是后话。续篇中自另有交代。
可是话说回头。在清末搞“缓进派”政治现代化——其实是“政治西化”（更正确一点的说，则是仿效“英国模式”的“君主立宪”），为什么轮到康、梁师徒来执其牛耳呢？道理很简单，康、梁都是广东人嘛！在清末搞英美式的变法改制，广东佬是得风气之先的。那时候我们内地人把英美诸“夷”还看成只会制造杀人武器的野蛮民族呢！而当时的广东佬耳闻目睹之余，才开始承认野蛮民族的文化和政治社会制度，也远远超越我们呢！康、梁师徒便是当时在南方知识分子集团中，脱颖而出的佼佼者。
广东、广西两省在我国数千年的政治史和文化史上，原是个落后地区。盖汉族文化发展，原是自北而南的。广东地居南陲，所以在文化上就落伍了。梁启趋说：“吾粤之在中国为边陲地。五岭障之。文化常后于中原。故黄河流域、扬子江流域之地，开化既久，人物屡起，而吾粤无闻焉。数千年无论学术事功，皆未曾有一人出……”
（见梁着《康有为传》）
可是三千年风水轮流转。时至现代，汉家文化萎缩，西学东渐，则搞信奉洋教、变法维新、革命排满的先进分子如洪秀全、容闳、孙文、康、梁……那就是清一色的老广了。让我们先把这位“康圣人”解剖一下。
解剖康有为
康有为（一八五八～一九二七）广东南海人，长孙中山八岁。他出生之日正值“英法联军”（一八五八～一八六〇）入侵之年。他生后六年，他的小同乡洪秀全所建立的太平天国就亡国了。在他的青少年期，我们那个百足之虫的满清大帝国，在咸丰皇帝北狩承德“龙驭宾天”，幼主登基、“两宫垂廉”，“太平军”与“捻军”相继覆灭之后，居然又搞出个“同治中兴”（从一八六一年开始）的小康局面来。在一系列“科甲出身”的“中兴名臣”，通力合作之下，表面看来，这个腐烂的王朝，倒颇有点“中兴气象”——至少政局还算安定。这一局面一直维持到“甲午”前夕。
【附注】一八八五年的“中法之战”，对国内政局和人民的信心，影响不大。刘铭传在台湾、冯子材在安南，毕竟还打了两个小胜仗，足使当时朝野还保存点幻想。
笔者走笔至此，又要搁笔叹息两声：在同治中兴时期，那一批“科甲出身”的“中兴名臣”，被后来国、共两党的理论家、宣传家，真骂得狗屁不值。可是我们一百年后，再回头看看——那批狗屁不值的翰林、进士、举人（早一点的林则徐、徐继畲、阮元等不提了）如曾、左、李、胡、张（之洞）、翁（同龢）、陈（宝箴）、沈（葆桢）、刘（坤一）等等，在后来的国共两党政权中能找到几位？有之，“有古大臣风”的泥水匠周恩来差可与之甲乙。可是周氏之外还有谁？朋友，你能小视我们的“固有文化”和“科举制度”，不幸的是他们都生在“转型期”中，而属于前一期的“型态”，不能应付后一型态的发展罢了。
——民国以后的洋奴大班、党棍政客，是不能同他们比的啊！
——这也是康有为青少年期的文化环境。因此这位“大材杰杰、胜臣百倍”（翁同龢评语）的小康祖诒（有为学名），在乳臭未干之时，就有澄清天下之大志，而自封为“康圣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