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他是一个恐怖（Terriable） 的神。原文“Terriable”一字，中文圣经译作“应受敬畏”。“耶和华因为不能把百姓领进他向他们起誓应许之地，所以在旷野把他们杀了”（《民数记》第十四章第十六节）“我是邪和华，不轻易发怒。我有浩大的爱；我赦免罪恶和过犯。然而，我一定要因父母的罪恶而惩罚他们的子孙，甚至倒第三、第四代。”（《民数记》第十四章第十九节）“耶和华吩咐以色列人与米甸人打仗。把一切的男孩和所有已嫁（原文作曾与男子性交的）的女子都杀了，但女孩子（指小童）凡没有出嫁的（原文作没有与男于性交过的），你们都可以存留他的活命（原文作留作你自己使用“奸淫”。”（《民数记》第三十一章第七至十八节）“耶和华是一位嫉忌的神，他的名字就是嫉忌。”（《出埃及记》第三十四章第十四节）“嫉忌就是我（耶和华）的圣名。”（《以西结》第三十九章第二十四节》。在旧圣经我们可以处处看到， 耶和华是一位战神，是一位犹太人的神。
湜源认为耶和华是一位犹太人的神，是一位战神。吾人授中东文化史，固知所有发源于中东的宗教，都是战斗的宗教；在中东寄居或过往的民族所崇拜的神，都是“战神”。因为中东地区，自古便是四战之区，人民不好战便不能生存；为战争而激发的宗教所崇奉之神，自然也都是战神了。
战没什么不好。不过他与宣传反战的儒佛两教，也是教义不投的。所以中国人很难接受上述的耶和华。
李君又提到“十九世纪中国人信教原因（之一），是因为教会能够赦罪”。但是教义里的可赦之“罪”不是“罪恶”的罪（Crime） ，而是“过错”的罪（Sin）。那时中国教民受享有领事裁判权的洋教士的庇护。“中国人犯了罪就参加教会，得到罪的故免。因此参加教会要付相当的价钱。”当年教会办的刊物，就记载过一则故事如下：
一位（西方）传教士在渡船里听到两位中国人磋商购买参加教会证书的价钱。
这是一件人所共知时事实。在某个中国城市，中国传道人要定下普通参加教会证书的价钱。（见《教务杂志》一九一〇年三月，页二〇九。）李教授也对章力生先生所著的《人文主义批判》，作了些反批判。章君说：
东方是异教的大本营。我们要使基督教会在东方扎根，建立不拔的基础，必须掀动异教的文化结构和哲学系统，向他们积极挑战……
堤源又说：章先生劝告中国人，大彻大悟，在全能全知的真神之前，去其“娇气与多欲、色态与淫志”；好像“多欲”、“淫志”也是中囤人反对基督数的原因。（章力生《人文主义批判，页四》（见李湜源著《中国人与基督教—— 商讨中国人对基督教的反响》， 载《文艺复兴月刊》，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出版，民国七十年（一九八一）十月一日，第一二六期。页五八～六二。）
章力生先生还是生在二十世纪的中园人。一位笃信基督的良心软徒。他的言辞之一边倒，和他反华卫教态度之绝决尚且如此；我们可猜想庚子年间，那些享有“知府”、“知县”地位的西方传教士，其卫教反华的态度，就不言可知矣。明乎此，我们也可了解当年所谓“民教冲突”的因素是多么复杂。
其罪可赦而养儿不能防老
须知当年的中国基督徒原有“良心教徒”（Conscience Christians）与“吃教教徒”（Rice Christians）之别。良心教徒一旦入基督之门，则终日忏侮有罪，时时在上帝之前思图自赎。
老来笃信基督的张学良将军夫妇，便是一对标准的良心教徒。前年张将军在其九十寿诞致辞时，劈头一句便说：“我是个罪人！”当时曾使全场大惊。或谓少帅当年在李烈钩庭长之前都没有认罪。这一下被关了五十年，反而认罪忏悔起来，亦见军事委员会“管教”之有方也。其实张氏所讲的只是基督教义里的一个术语，他所“认”的只是此罪（si n），而非西安事变时所“犯”的彼罪（crime） 也。可惜在国民党的传统之中，党魁之外，教民寥寥。听众之中，通基督教义者，小猫三只四只而已。所以大家就错把冯京作马凉。以为少帅对西安事变这项“罪恶”， 忏悔了，认罪了。因此全场大鼓其掌，亦民国史中趣事之一也。
把少帅之sin当crime 来曲解，小事也。最多让后世史家上错一笔帐，也使把少帅看成“千古功臣”的中共党人稍感惶惑罢了。可是对基督其它教义如“赦罪”的误解，那关系就大了。根据教义“罪”既可“赦”，则又有何罪不可“犯”呢？——这就对“吃教教徒”为非作歹，大开方便之门了。
抑有进者，纵是那些最善良最虔诚的良心软徒，他们在当时的中国社会里，有时也可制造出极严重的社会矛盾。举例以明之：当时所有的基督教会都是以“反孝”甚或“仇孝”作号召的。他们认为人只能向上帝尽孝，不应向父母尽孝。笔者便有一位在中国出生， 说得一口京片子国语的传教士好友。她当年在北京对一位搞“晨昏三叩首”形式主义的满族“孝子”，印象太坏了。所以她一辈子坚持她的格言：“孝顺”就是“笑话”。
清末在中国传教最有成绩也最有见识的美国传教士，后来又做到中国“同文馆”乃至“京师大学堂”总教习的丁匙良（W.A.P.Martin，1827～1916），也坚持相同的意见。他认为人对上帝的孝顺，不应被人对父母的孝顺所阻隔。
基督教这种上帝独大的“反孝”立场，因此与当时“百善孝为先”的中国伦理，便针锋相对了。我们如把十九世纪末年来华的传教上与十六、七世纪来华的耶稣会士相对比，则后来者就显得武断专横多矣。
笔者不学，亦尝读布道诸子之书，对他们处理如“孝道”这类的社会问题之轻率自信，就时感骇然。姑不论其道德价值如何，“孝”的本身却是一种“社会经济制度”（a socio-economic institution）。在那个缺乏“社会立法”（Social legislation）、社会保险，没有退休金、养老金的中国传统（今日仍然如此）的社会里，“养儿防老”岂只“道德”而已哉？社会经济之必需也！ 设有男子，受了上帝影响，或经济和老婆的压力而置父母饥寒于不顾，这一“不孝子”，不但道德有亏，为亲友乡党所不齿，他在《大清律例》之中也是个“刑事犯”，要被捉将官里去的。
假若这个刑事犯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甚或只是个“吃教”的骗子。但是这个官家捉人的消息一旦由他家人妻子哭诉到教堂里去，那些笃信教条、诚实而又偏心的外国牧师们，可能便要向官方施压索人。那时畏洋人如虎的满清官吏，为自保禄位，息事宁人，多半也就遵命开释。
那位精通中国语言文字，并曾在说京粤语的华人之间充当方言翻译的丁匙良，在他的自传里就曾自炫他替某些“不孝父母的上帝信徒”，开脱过罪名。这些中国伦理范畴内的“不孝子”，在洋人的庇护之下，是逃脱了中国法律的制裁，但他却逃不掉社会与论的指摘。一旦他那年迈无依的二老，把家事闹上街头，则“梁山”下来的英雄，“大刀会”里的好汉，内外兼修、精通“义和拳”的气功师，就要仗义、行侠、锄奸（不孝子）、除暴（洋教堂）了。为锄奸除暴而砸了教堂、打死了洋牧师，问题就大了。打死人的李达、武松等“义土”，可以上梁山一逃了事，但是这命案变成了国际事件，则本地县太爷、太守、刺史乃至中央的总理衙门，就无处躲藏了。中西读者们，且设身处地的想想，你如是那时处理这件公事的中国县太爷，你应该怎么办？
以上所举只是当年千百个“教案”之一例。其中是非曲直，从何说起呢？不幸的是当年的教会中人都是跟随帝国主义的坚船利炮，闯入中国内地的，对中国传统的道德伦理， 和社会经济结构都只是一知半解，而对他们自己教义的坚持，则半寸不让。因此对中国官府民间动辄颐指气使。中国政府对教会过分忍让，则失信于民；民间组织自行抗拒，在洋人压力之下，官又指民为匪，妄肆诛戮。如此恶性循环，治丝益棼。最后官方威德两用，剿抚兼施，难免又良莠难分，养瘾成患，为无知昏聩者所利用，则义和团之形成也就无可避免了。
一根油条大小的国际交涉
再如咸丰年间影响中美关系极巨的小教案，则起源于美国牧师以发放铜钱，鼓励市民于礼拜天入教堂做礼拜惹起的。一个铜板对富有的美国牧师，只是九牛一毛，但它对流落街头的广州贫民，则至少是一根油条的价值。为控制这根油条的布施，礼拜天的教堂门前就要发生（如今日在美国亚裔小区内所习见的）“帮派斗争”（Gang Light）了。青龙白虎两帮为抢地盘，大打出手：城门失火，殃及池鱼，连美国教堂也被砸了。
这桩砸教堂打教民的街头武剧，被洋牧师闹入衙门，就变成国际事件了。等因奉此， 那位出身牧师，后来变成美国驻华使馆的翻译，递升代办，终成公使的外交官伯驾（ Pet er Parker，1804～1888）乃行文要求清政府赔偿损失。那时畏伯驾如狼，而讨好美国公使更唯恐不及的清廷钦差大臣，非敢不赔也；他老人家怕的是，此恶例一开便不得了也。他们就只好拖延。但是那时的美国佬也不是好惹的；伯驾岂是等闲之辈？他坚持清方非赔不可，案件一拖十年，竞成为咸丰朝（一八五一～一八六一）中美外交中最大的疙瘩。最后还不是清朝大臣打躬作揖，赔款了事。
这个由于传教失策引起街头帮派打架，再由帮派打架殃及教堂，递升为国际外交症结的小故事，笔者笨拙，不惜囚头垢面，自美国档卷中穷索之，终于水落石出。但是这一类事件，在一些有既定成见而又不愿深入的史家的笔下，都变成华人排外反教的实例。
其实，朋友！他们为上帝的一根油条打架是真；排外反教的帽子就未免太大了。
儒徒、佛徒比较阿Q
在这百十件“教案”中，当然我们不能说没有为排外而排外，为反教而反教的实例， 因为“排外族”、“反异教”都属于基本“人性”（human nature）。各民族之间只有程度深浅的不同，没有有无的例外。试看摩西的出埃及；基督之上十字架；古罗马人之屠杀基督徒；中古教廷之焚杀异端；近古之宗教战争；回教之崛起与传播；回教两派之内战……，血流成河、尸骨堆山，何一而非排外族、反异教耶？
但是在世界各大民族及主要的宗教文化之间，还算是儒佛两教较为缺少“排他性”。凡耶教、回教所不能忍者，儒徒佛徒多能身受之。余读教上书，知彼辈来华之初，多乏托身之所。初期天主堂与基督教堂迨多借地设于佛寺、道观之内。其神父、牧师讲道往往便置十字架于佛前香案上。宣道至高潮时，往往便挥杖直指神坛上泥塑木雕之佛像，斥之为胡涂偶像，有罪而无灵……
基督教原为排他性极强之宗教，对异教之“敌我矛盾”，界限分明。诋辱异端之百辞，均极严峻；而传教士笃信本教真理，亦从不讳言之。有时在其辱骂异端至激烈之际，四周围听之侰侣与群众不但不以为忤，每每且为之欢笑助兴…… 余读书至此，辄掩卷窃笑，想我民族何阿Q若此？然亦中国文明宽容之一面也。其智可及， 其愚不可及，正是圣贤之道也。
试思此一情况如主客易位。设有东方黄人，于坐满爱尔兰码头工人（Irish longshore men） 的纽约天主堂内，挥杖直指怀抱婴儿之圣母玛利亚（Virgin Mary）为无知村妇、玛利亚之子为顽劣牧童岂不头破血流，天下大乱哉？
华民非不反异教也。然华族固为一无宗教之民族。群众百姓一般均安于土宗教（Folk religion），随地拜拜，神佛处处，再加几个耶稣、上帝，不以为多也。有教无类，故对入侵异教，颇能阿Q之。斯为独崇一教之中东及西方诸民族所难能者。所以若论反异教，则我民族较之西人，较之回犹诸族，宽容十倍矣。
作者落笔至此，电视内正演映前南斯拉夫境内塞尔维亚族耶教徒与波斯尼亚境内之回教徒相互残杀，血肉模糊之镜面。为虚无的超自然而相杀，我民族史中，除洪杨一役之外，未尝有也。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杀生人而事鬼神，科学耶？民主耶，终须等到中西文明现代化扯平之时，始可言其是非也。
德人强占胶州湾
可是在那义和团时代，最可叹的还不是这些宗教上和哲学上的是非问题，而是德国恺撒以此为借口而强占了中国“胶州湾”的政治问题。德人既占胶州湾，其它帝国主义之列强乃发生连锁反应。中国沿海港口上自旅顺、大连、威海卫，下至九龙、广州湾，一时均为列强所霸占—— 九十九年之强租与霸占何异？由港口之霸占，乃有列强对中国内地“ 势力范围”之划分。若非由于诸帝国主义之势力相持不下，则大清帝国早就变成波兰了。
此一瓜分局势之形成，实德意志帝国以“曹州教案”为借口而始作俑者。义和团就是国人对这次国难愚蠢的反应。
德国原为近代世界政治史上扩张主义之后进。所谓德意志联盟本来只是日耳曼民族之间一个松散的城邦组织。一八七〇年（清同治九年）普鲁士一举击败法国之后，普王威廉一世在名相俾斯麦策画之下，一跃而为诸邦之首，德意志始粗告统一。其后十年生聚、十年教训，至一八九〇年威廉二世即位，俾斯麦罢相时，德国后来居上，俨然已发展成为当时一主要的中欧强国，搞合纵连横，不可一世，而威廉对向外扩张尤迫不及待。不幸此时亚非拉诸落后地区，已为诸先进列强所瓜分，空隙极小。至一八九五年中国为日本所败，割地赔款。这对欧洲后进的帝国主义德意两国却是个极大的鼓励（意大利之统一、复兴及扩张，几与德意志同一时间，同一模式）。两个迟来晚到的小强梁，当意大利在浙东三门湾一带伺隙而进之时，德皇的先遣密探已在胶州海面打主意了。一八九六年十二月十四日（阴历十一月十曰）德国驻华公使海靖（ Herrvon Heyking）乃正式向总理衙门提出租借胶州湾五十年之要求。
总理衙门在它的创办人恭亲王奕欣主持之下（奕欣是同治和光绪两个皇帝的胞叔），爱护胶州事小，怕列强援例事大，乃加以婉拒，交涉经年，没有结果。但是德皇威廉二世和他派驻北京的海靖公使，这时气焰正盛。威廉已派有实力可观的远东舰队游弋于胶州湾内外，虎视眈眈。这是当时列强根据下平等条约所享有的特权，而中国北洋海军则于甲午战败后，今已一舰无存，无丝毫抵抗能力。
就在这德国已准备动武而没个借口之时，正好发生了“曹州教案”。这时中国的山东巡抚是李秉衡。李氏本于教案（一八九七年十一月一日）发生前一月已调升四川总督，遗职由张汝梅接替。不幸他官运欠佳，正办交代而尚未离任时，曹州就出了事。李氏自知大事不好，乃倾全力“破案”。十一月九日竟将曹州杀人犯全部缉获，向德使请罪。但是这时德人已决定借机强占胶州湾，并囊括山东为势力范围，请罪有啥用场呢？
德皇于十一月九日始得曹州教案之电讯，经三数日外交试探之隆，德国远东舰队乃奉命于十一月十四日轰击中国炮台，陆战队随之登陆，占领了胶州湾，并拘禁奉命不抵抗之中国驻军总兵章高元，再向邻近即墨等属县进袭，一时难民如潮，血流遍地，时局就不可收拾了。
于此同时，德国公使向北京总署，亦提出六项要求：
1、李秉街革职永不叙用（李氏尚未到任的四川总督也就被革了）。
2、赔三座教堂建筑费各六万六千两，教堂失物费三千两。（适笔款子在那时是大得惊人的。）
3、巨野等七鲧建教士住屋，建费两万四千两。
4、中国道歉，并保证永不再犯。
5、中德合资建全省铁路，开发矿藏。
6、赔偿德军侵胶澳军费约数百万两。
（引自摩尔斯著《大清帝围国际关系史》卷三，页一〇七。）
此六条墨汁未干时，德使又补提若干条，在落实上述路矿要求之外，更提出租借青岛及胶州湾九十九年之详细条款。
这时清廷在毫无抵抗能力的情况之下，焦头烂额，在君臣对泣一番之后，也就全部承认了。经四月之磋商，这项《胶州湾租借条约》就在翌年三月六日（阴历二月十四日），正式签字了。今日我们仍然很欣赏的“青岛啤酒”，也就是那时德国商人在青岛开始酿造的。
“不可戳而战”与“可战而不战”
那时的所谓“教案”是什么回事，而列强利用教案为借口，以侵蚀中国领土主权，又是什么回事？笔者已不厌其详，缕述如上。这些都是历史上扳摇不动的事实。我不相信任何中外史家可以否认的。若说“教案”完全起于中国老百姓的排外行为，这分明与事实不符。若说帝国主义在中国并不存在，那就更是强词夺理的胡说。上述胶澳租借史，你说不是欧洲帝国主义的侵华行为的标准记录？
当然，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欧美帝国主义为什么不侵日本呢？胡适老师说得好，帝国主义为何不侵“五鬼不入”之国呢？帝国主义之侵我，也是我们自己窝囊的结果嘛。哪能专怪人家呢？但是我们为什么要如此窝囊呢，如今民运人士怪共产党；共产党怪国民党；国民党怪洪宪皇帝和慈禧老太后；老太后又转怪洋人。
其实什么都不是。我国近百余年的动乱，是一种历史上社会“转型”的现象。文化不论中西，都是要从落后的“中古型态”，转入“现代型态”。西洋文明从“文艺复兴”（一三〇〇）开始，已“转”了六百年。我们从“鸦片战争”（一八三九～一八四二》开始，至今才一百五十年，按理我们还应该有一段苦日子好过呢！分阶段“转型”是慢慢来的，急不得也。笔者于“转型”之说，谬论已多，这儿就下再噜苏了。
总之在戊戌和庚子那个阶段，自曾左李张（之洞）而下的汉族士大夫和器重他们的皇帝爷——义和团同志们尊之为“一龙二虎”者，他们吃一堑、长一智，知道洋大人是碰下得的。他们知道“外事棘手”、“教案难办”，不可轻率从事。
记得“九一八”时代，笔者当小学生时，曾读过陈布雷先生的大著八国民政府告学生书》，曰：“……可战而不战，以亡其国，政府之罪也。不可战而战，以亡其国，亦政府之罪也……”其实这也是九一八前三十年中国士大夫的心境。可是这种士大夫情怀就不是当时工农兵——李逵、武松、花和尚和济公法师一流人的想法了。
在这批英雄好汉、江湖豪杰眼光里，他们所见到的只是洋人的横蛮，教民的仗势和政府的畏葱。尤其是德军占领胶澳，向内陆进袭之时，官军狗走鸡飞，总兵（今师长）被俘，在如潮的难民，儿啼女叫声中，那群受到洋教士保护之下的教民，尤其是“吃教的教民”，自然无逃难的必要。道左傍观，可能且有幸免和得意之色，不肖者更可趁火打劫，助纣为虐，为虎作伥。
——相形之下，不但强弱分明，甚至忠奸立辨。
这样一来，不但民教双方阵线分明，地方各种教门、幸会、会党，也会认为政府过分孱弱——“可战而不战，以亡其国”，则江湖豪杰，乃至当地武生仕绅。也都要揭竿而起，以保乡卫国、仇洋灭教为己任了。
山东本是民风强悍的地方，如今人民既同仇敌忾若此，则一向对人民只知诛戮镇压而畏洋让教的满清地方官，对他们的传统政策，也就有重行考虑之必要了。
“农民起义”的另一面
我们要知道，在满清末年的中国政府里和社会上的动乱，基本上是与秦汉隋唐宋元明诸朝代的末年是大同小异的。这时的国家机器彻底锈烂。政府纪纲、社会秩序，同时解体。人祸天灾（天灾往往是人祸的延续），一时俱来。衣食不足，安知礼义。公私道德，也彻底崩溃。人心惶惶，莫知所适；邪教邪门、恶僧妖道，也就乘虚而入。饥民索食，难免打家劫舍，为盗为匪。强梁狡黠者以及劣绅土豪，就更要结团结练（练亦为捻，便是捻军的起源），斗争称霸。强凌弱、大吃小，逐渐形成大小军阀，来糜烂一方。一般良民百姓，不论从善从恶，但求自保，亦势必卷入洪流，不能幸免。这种盗贼横行，饥民遍野的社会情况， 在我们安徽淮军发源地的江北淮南，俚语便叫做“遍地黄花开”。这种遍地黄花中，如能突出个中心力量来加以统率，头目分等、旗号划一，他们就变成所谓“农民起义”了，“捻军”就是这样起来的。
这一自然形成的中心力量，如为张角、黄巢、李自成、张献忠所领导，他们就要横行天下、赤地千里。作历史上有名的“流寇”。这种中心力量如为朱元璋、洪秀全、毛泽东所领导，他们就可以重建国家机器来改朝换代了。
但是对这种农民起义，一个衰世朝廷，如剿抚有术，他们也未必就造反到底。国有大故，他们往往也可受抚立功；外御强寇，内除反侧。这一事例在汉末唐初两宋乃至民国时代都屡见不鲜。当年东北的“胡子”、抗战初期淮河流域的“马虎”（红枪会）都是入侵敌军所敬畏的爱国游击队。后者且为笔者所亲见亲闻。但是他们只能做敞“敌停我扰”的辅助力量。招抚不得其当，他们就抗敌不足而扰民有余了。抗战期间的“八路军”就最善于利用他们来扩充自己。庚子年间那些胡涂的满族统治者竟然想利用他们作“扶清灭洋”的主力，终于失去控制。闯下了滔天大祸，如此而已。没啥深文大义也。
当年的“义和拳”，今日的“气功师”
在庚子（一九〇〇）之前在直隶（今河北）山东一带，农民运动的中心力量显然是“义和拳”。义和拳本是有数百年以上历史的“拳术”。我国拳术本有内外两派，所谓“ 内练一口气，外练筋骨皮”。义和拳亦名义合拳，可能是内外兼修的。内外兼修的拳术往往能练出一些科学上不能解释的“特异功能”来。
朋友，这种特异功能是实有其事啊！如今不特大科学家钱学森笃信不疑，连下才也不得不信，因为我曾亲自参加过中国气功大师严新的“带功讲座”。亲眼所见，哪能是假呢？最近侨美邻人之妻，一位五十开外的华裔老太太，就因为练气功的“自发功”而不能“收功”，一下“飞”出了两丈多远而摔断了膀子呢！至于“铁杆压喉”、“卡车辗腹”、“头断石碑”等等现在也都不是新闻了，也都是笔者所亲见。庚子年间的洋人亦屡有类似的报导。义和拳早期的大师兄本明和尚，据说就是“浑身气功、能避枪炮”。
不过他们那时表演气功要设坛烧香、昼符念咒，然后才有“鬼神附身”。严新的气功不搞那一套迷信也照样有效，所以钱学森教授就认为是一种新科学了。
义和拳那一套事实也就是一种“气功”。中国古代自春秋战国以降，对气功的记载是史不绝书的。《史记》所记“大阴人”，以阴格桐轮；台北今日还不是有一家以“阴吊百斤”为号召而生意兴隆？据吾友刘绍唐先生他们说，这都是千真万确之事呢！
所以气功之为术，在我国有两千年以上的历史。半世纪来余读“义和拳源流论”，不下数十篇，大半都是浪费精力的以偏概全之作也。
严新说他在大陆某次带功讲座，一场便有听众十九万人。最近他在洛杉矶某大学讲道， 美西七座大学校园“同时带功”！华夷学生舍学相从者，多如过江之鲫。
最近在联合国一次表演会上，余亦获晤另一气功大师“鹤翔桩创始人”的赵金香先生。他说：“严新有“听众”数十万人，我有一千四百万学生呢！”
乖乖，有学生一千四百万人，则“扶清灭洋”、“兴无灭资”…… 何事不可为？ 据大陆学人告诉我，这批气功大师原都是中南海内的御医红人。他们为诸当国者保健防老、壮阳补肾，都受尽青睐。不幸他们在民间的信徒亦动辄百万千万。万一这些千万信徒也搞起黄巾军、白莲教和天安门来，那还了得？有老佛爷当年的恶例在，所以当政者对诸大师也就由疏远而到防范了。因此有很多大师小师，一旦出国便流连海外，乐不思蜀矣。
“毓”字帅旗下的“义和团”
朋友，今日的气功师便是当年的义和拳啊！今日的统治者被民运吓惨了，因此对保健补肾的气功运动也要加以防范。当年的满洲贵族被洋人欺够了，乃想组织他们来驱洋除教。这样便出了个巡抚毓贤。他要把他们的“义和拳”改名为“义和团”。打起“毓”字大旗，由官方认可为保家卫乡的正式“民团”。然后又把全省良莠不齐的牛鬼蛇神——什么大刀会、红灯照、八卦教（尤其是有较多群众的“干卦”、“离卦”两派）、红枪会等凡数十种，义而和之成为一单一团体，由他来统一指挥，联合“灭洋”。官方既有此辅助和认可的政策，则风行草偃，“义和团运动”立刻就如火之燎原，一发不可收拾了。
毓贤原是一个汉裔旗人（汉军旗》，秀才出身。捐官在山东，于光绪十五年（一八八九》署理曹州知府。毓贤本是个很干练而狠毒的屠夫。他上任不及三月便杀掉一千五百人。杀得那强盗如毛的曹州府（也像今天的纽约市吧），“民怀吏畏”，秩序大定。因此毓贤也颇有能吏之名而为上级所嘉许，以致官运亨通。当一八九七年冬曹州教案发生时，他已官拜山东按察使，为全省最高执法官吏，俗称桌台。所以在巡抚李秉衡为怕洋人借口生事而严令彻查此案时，毓贤在数天之内便把这案子破了。他破案之时，德国政府还不知教案发生呢！亦可见毓贤的干练了。
但是毓贤虽然杀人如麻、草菅民命，他毕竟是个洞察民情的亲民之官。他知道这些教案的详细内容。所以当德军借口入侵，山东全省鼎沸而北京朝廷又一再为洋人所迫，严令“剿匪”以安“教民”之时，毓贤和他的顶头上司李秉衡与李的继任人张汝梅，都有了心理矛盾。他们明知在“民教冲突”的两造之间，“教方”（尤其是吃教者）仗入侵洋人之势，并非皆是善类；而“民方”亦非打家劫舍的真正盗匪。如诬以盗匪之名妄加诛戮， 非但有欠公允，尤恐激民成变，下可收拾——因为那时纵曹州一地即有“大刀会”众十余万人。冠县一县的“义和拳”拳会群众即有“十八团”；茌平县治下有八百六十余庄， 习拳者即有八百余处。对如此广大的群众，诬民为匪，妄加诛戮，官逼民反，不得了也。因此纵是屠夫鹰犬的毓贤，面对此一实际情况，亦有“与教民为难者即系良民”之叹。（此“即系”二字是否为“原系”二字之抄误，尚有待另考。）
根据他们对实际情况的了解，李秉衡、张汝梅和毓贤三人都主张分清善恶，剿抚兼施。当毓贤于一八九九年继任山东巡抚时，他就公开宣告他的“民可用、团应抚、匪必剿”的三大原则。正式把“义和拳”、“大刀会”一类的民间结社颁予“毓”字大旗，改组成为政府正式认可的“义和团”了。其实“大刀会”当时的声势亦不在“义和拳”之下。毓贤之所以舍大刀而取义和者，“义和团”较“大刀团”雅顺多矣。毓贤虽喜欢大刀，但是他毕竟是个秀才嘛！这一来“义和团”在中国历史上也就褒贬难分了。
* 原载于台北《传记文学》第六十一卷第五期 第二章 列强刺激 太后玩火 端王窃政群运出轨 第二章 列强刺激 太后玩火 端王窃政群运出轨
民可用，团应抚，匪必剿
发生在二十世纪的第一年，庚子、一九〇〇年的“义和团”之乱，从星星之火烧成燎原之势，实在是与当时山东巡抚毓贤的三原则分不开的。前文已偶及之，毓贤的三原则是：“民可用，团应抚，匪必剿”。老实说这三个原则本没有错，错的是他把抽象的原则化为具体的运用，不得其当，就要出毛病了。
就以“民可用”这一条来说吧！当年由于列强对中国所作的赤裸裸的侵略——尤其德国人在山东，俄国人在东北的所作所为——已激起中国全民的公愤。
德国人在山东以教案为借口强占胶州湾，已无理已极，而德皇为皇弟海因利盍亲王（Admiral Prince Heinrich）率远东舰队远征中国，在汉堡所作之送行训辞，什么：“ should any one essay to detract from our just rights or to injure us， then up a. nd at him with your mailed first”（原文英译载一八九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伦教观察报》（London Spectator）。
那时我方奔走交涉的大员之一的翁同龢，在其口记上译为“如中国阻挠我事，以老拳挥之”。德皇这一“挥拳”演说，那时是腾笑欧美的。世人固对德皇之横蛮，嗤之以鼻，而对我华人之不争气，也是怜而鄙之。此事当时对我国我民之刺激，亦至深且痛。斯时在巴黎冷眼旁观之法国史家柯利厄（Henri Cordier），便认为这种德国佬加于华民之刺激“纵非义和团兴起的全部原因，也是主因之一”。（见柯著《中西关系史》，卷三，页三六五。转引自摩尔斯《大清帝国国际关系史》卷三，页一一一。）
至于德军当时在山东之横行，更是笔难尽述。当地百姓如对若辈稍事抵抗，动辄全村被焚，老幼难逃。某次在鲁东日照县，为一极小的民教冲突，在当地仕绅出面试行调解之时，五位在场仕绅竟被德军强掳而去，送至青岛拘留所，勒令执行极无理之要求。似此绑票勒索之行为，使在一旁观察之美国外交官，亦为之忿忿不平而报请华府留意。
（见美国驻华公使康格致国务卿海约翰的报告书。载国务院“外交档”，一八九九年四月十七日。）
俄国在中国东北所犯的罪恶，就更是罄竹难书了。一八九九年三月某日，俄人自旅顺港违反条约，侵入中国境内征收地税。当地农民召集群众大会并缮具申请书，请求免征，态度极为和平恭顺，而俄军竟突然对群众开枪，当场便打死农民和老弱妇孺九十四人，伤一百二十三人。
（据西文《北华捷报》记者的专栏报导。）
一九〇〇年七月十五日，当俄军于黑龙江畔的诲兰泡（俄名“布拉戈维申斯克”）开始越境时，华军稍事抵抗，俄军便一举将两岸华民男女老幼六千人，悉数屠杀，弃尸江中，江为之塞。此一屠杀，中国政府虽末敢澡究，欧美媒体却向莫斯科提出抗议，而沙皇政府竟声言是边远驻军擅杀，俄皇鞭长莫及，无能为力，搪塞了事。（见Arthur H. Smith 著（震撼中之中国（China in Convulsion），一九〇一年英国爱丁堡出版，第二册，页六〇七。）其后俄人在“江东六十四屯”一带和其它城市中的烧杀，据各方报导，死伤华人二十余万，本篇也就无法详加叙述了。
（见李文海等编《义和团运动史事要录》，一九八六年济南出版，页二九七。）
以上所记只是根据西方官员和记者零星的报导，并非受害华人的夸大。当时如作有系统的调查研究，则入侵者之残暴，就更是罄竹难书了。笔者不学，曾就清末民初各种中外冲突中，双方的死伤数字略作比较，所得比率大概可说是一千比一。换言之，在中外冲突中洋人如有一人殒命，无辜华民就要以千命“相陪”（不是相赔）。如曹州教案中有德国传教士二人被杀，德人借口入侵时被杀之华人，加上中国官府在洋人要挟之下所杀戮之华民，以及民教冲突所造成的死伤，即不下数千人。——假如鬼神之说真有可信，以数千枉死寃魂，在耶稣之侧、上帝之前，与在曹州殉道的两位神父的幽灵，同时出现，互控寃情，在此情况之下，上帝和耶稣又何择何从呢？
不幸的是，在类似情况之下惨死的洋人往往都名扬天下，垂誉后世；但是陪他们一道丧命的数千名华人包括妇孺，那就死得虫蚁之不如了。斯大林说；“死一个人是件惨事； 死一百万人只是个统计数字。”在那庚子年间，死掉任何一个洋人，都是个惊天动地的“惨事”；死掉千万个华民，甚至连“统计数字”也没有一个。但是中国人究竟不是个麻木的民族。在那千万家披麻戴孝的寡妇孤儿的哭声里，稍有良心的血性男儿，都会拔刀而起和敌人拚命的，这就叫做“民愤”。在全国人民都感到国亡无日，都要和入侵者舍命一拚，这就叫做“民气”。这股民气，笔者这一辈在“《年抗战”的日子里，都是亲身卷入、亲身体验的。老实说，《年抗战就是当年全国人民以血肉之躯与不可一世的入侵强寇，死命纠缠，拚过来的。
朋友，在那庚子年间，八国入侵的时候，全国同胞国亡无日的感觉，实数倍于抗战前夕的一寇独来，尤其是在情况最紧迫的山东和东北。所以该两地区民气最激昂，义和团也滋长得最快。毓贤这个好杀成性的地方官，他也深深地体验到这种同仇敌忾的民愤，而感觉“民可用”。他觉得与其杀民媚洋，何如“用”民来除教灭洋呢？毓贤这一心态，事实上是与当时西后以下，那一批在戊戌以后突然掌权而又颛顼无知的满人小贵族的心态，如出一辙。他们但知民气可用，要“用”它来“扶清”。他们怎知甲午、戊戌之后的腐烂朝廷，已是个“扶”不起的阿斗？以它来“灭洋”，则洋又岂是气功师徒“刀枪不入”所能“灭”掉的？
对民气但知其有而不知其用；激起了民气，又没个安全塞可保安全，那就非爆炸不可了。义和团运动也就是近代中国，无数次锅炉大爆炸中的一次。
只能造反，不能保皇
再者，毓贤究竞是个非科甲出身而习于杀人的莽汉。下棋不看第二步；为政不作三思，因此他的“团应抚、匪必剿”的原则，应用起来，也漏洞百出。
山东那时是处于王朝末季的黄巾、赤眉时代。饥民遍地、盗匪如毛、邪门盈野。毓贤最初的办法是以杀止乱。但是他纵是个嗜杀的屠夫——他有一个月杀五百人，一任杀五千人的纪录——也杀不胜杀。最后改杀为抚。他抚的办法是化零为整、招匪入团（民团）。他纵容， 甚或授意，乃至干脆鼓励和认可，并发下“毓”字大旗，由徒弟众多、能呼风唤雨的大邪门，并吞那些只有低级气功，组织能力欠缺，而良莠下齐的小邪门，划一名号，整齐服色，统名之日“义和团”，以示这些组织是由他巡抚衙门认可的私办民团。
这种以大吃小、化零为整，组织并统一指挥起义农民的办法，原不是毓贤所发明的—
—那是我们的国宝。试翻我国历代农民起义的历史，且看陈胜、吴广、赤眉、黄巾、黄巢、朱元璋、张献忠、李自成，洪、杨乃至我们亲眼看见的红军、八路军、新四军的成长和扩大，都是一脉相承的。但是毓贤所搞的与上述情况有个基本上的不同。上述诸大家都是搞革命，造反，以“打天下”为号召的。毓贤统一组织他们的目的却是“招安”，为大清王朝“保天下”。这样就变成抱薪救火了。
第一，毓贤无法真正把“义和团”化为“民团”。农民起义的造反大军，“裹胁”一起来是愈大愈好；官办民团的容量，那就有限了。再者造反打天下搞革命，是泄民坟、主正义的义士之行，士气极高。保卫腐烂王朝，肋纣为虐，那就义士却步，智者不为了。所以义和团运动在山东始终未能步入正轨。它不是个正正堂堂的群众爱国运动，而是以烧香念咒，或问有“特异功能”的气功师为主导，终于走火入魔的工农兵运动。
——它缺少个“伟大、光荣、正确”而成熟的革命党从中指导和策画，因此它搞起“扶清灭洋”、“烧教堂、杀教士”，就变成红卫兵式的打砸抢，乱来一泡了。但是红卫兵究竟还要听命于一个老谋深算，也可说是老奸巨猾的“最高指示”：最后在军警环伺之下，偃旗息鼓，去农村下放学习。义和团没个最高指示，在军警也都相率入团之俊，连“老佛爷”也失去控制，使它真的变成了“拳匪作乱”。发展至此，连老太后也只奸丢掉“盆底鞋”，梳上“粑粑头”，化装农妇，逃之夭夭。“拳匪造反”（boxer rebellion）就只有靠洋兵来“助剿”了。
——“拳匪造反”原是李鸿章替慈禧推卸战犯责任的外交辞令（见下篇）。
所以毓贤的“匪必剿”的原则也出了大毛病。他不知道“匪”是饥民的化身。饥民在被“剿”得走投无路之时，便入“团”受“抚”。受抚之后还是没饭吃，那就继续为匪，终于良莠难分、团匪并存。加以毓巡抚对教民有成见，又没有办外事的经验，不知洋人之可怕；而教民教士与洋公使又恃强欺人。民教冲突中，不论屁大小事，往往都要劳动位同总督巡抚的“主教”甚至更高的“公使”（在对华文书上自称“本大臣”），来向中国朝廷和地方，加油加醋，甚或无中生有，抗议恐吓。弄得中国官方不胜其烦。巡抚衙门仅为教案一项便案卷如山（原档至今仍满筐满篓），忙不开交。毓贤一怒乃干脆告其属下府县官吏，把教民控告、教士抗议当成“耳边风”，“当成废纸”。（见李宏生着《毓贤与山东义和团》等多不胜数的第一、二手史料。）
但是毓贤并没有忽视他自己标准中的“团”、“匪”之别。义和团中如有不良分子对教民杀人绑票，他也绳之以法，大量诛戮。事实上义和团在山东早期最有名的大师兄朱红灯，和遍身气功的本明和尚，就是因为枉杀教民、窃取财货，被毓贤捕杀的。
——有些后世史家对事实未加深究，竟把朱红灯与本明之死划在袁世凯帐上，实为误入。然毓贤既有其“耳边风”、“当废纸”一类的指示，则抢匪多劫教民；下级官吏时予纵容，也是事实。这样就要引起洋人严重的抗议了。果然在一八九九年冬季美国公使康格（Edwin H. Conger）乃向北京总理衙门连续抗议，要求中国政府把毓贤撤职。总理衙门不敢开罪康格，乃于是年十二月五日奏请太后把毓贤“开缺”，以工部右侍郎袁世凯署理山东巡抚，并率其新建陆军一万一千人入鲁镇抚。
毓去袁来，义和团运动便进入一个新阶段，从山东转入直隶（今河北省）和京津地区了。
毓贤和袁世凯的正反两面
毓贤原是慈禧的宠臣，他在山东的所作所为都是太后所嘉许的，如今受洋人胁迫去职，慈禧亦为之不平。所以毓贤奉旨回京觐见时，太后竟颁赏亲书“福”字以为鼓励，并随即调任山西巡抚。毓贤既受此洋人鸟气，又蒙太后赏识，他一到山西对除教减洋真的就毫无顾忌，大干起来了，甚至不惜亲自操刀去砍掉洋人脑袋。可是这时在山东接任毓贤遗缺的袁世凯，其作风却正是毓贤的反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