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当时（乃至今日）的国际惯例，使领馆的安全，原应由驻在国政府负责的。聚居北京东交民巷一带的十一国使馆，理应由中国政府派军警保护。但是拳乱一起，外国公使对中国政府失去信心。—— 我们今日回看，这实在不能厚责于他们。我们确实是太落后、太野蛮，外国人对我们才失去信心的。君不见前篇所述日本的杉山书记官和德国的克林德公使，不都是死于街头？
洋公使们既然对清方保护不存希望，他们驻在天津一带的水兵就奉命前去北京担任守卫了。洋水兵开往北京保卫使馆，按国际法是侵犯中国主权的，所以中国总理衙门里负责官员徐用仪、联元等人曾亲往各国使馆抗议（见美国国务院档案）。可是徐、联等人后来连自己脑袋也保不住，怎能怪洋人对他们不信任呢？——据说某次英国公使亲往总理衙门交涉，而接见他的两三位大臣之中有一位可能太胖太老了一点，天气又热，他老人家竟在接见当场中打起鼾来。英公使曾引为绝大的侮辱。然几经磋商之俊，总理衙门终于答应各国公使可自带警卫，惟每国以三十人为限。
中国政府既已让步，各国在天津的水兵就准备前往北京了——他们自己之间的协议则是各遣水兵一百人。但是各国在津水兵又多不足额，俄人只能派遣七十九人，乃又相约最高额以水兵七十九人为限。八国派往北京人数如下；英国七十九人：俄国七十九人；法国七十五人；美国五十三人。意国三十九人；日本二十四人。
以上六国警卫于五月三十一日乘火车入北京。另有德国水兵五十一人；奥匈士兵三十二人，则于六月三日抵京。另加军官十九人。所以当使馆被围攻时，各国共有武装警卫四百五十一人。其中军官二人率水兵四十一人被派往守卫北什库教堂。余众则是保卫使馆区的全部武装了。其中英、美、奥、意四队，各携重机枪一挺。——这支拥有“后膛钢枪”四百余支，加重机枪四挺的东交民巷卫队的实力，在那时也不算太小。所以董福祥那支土军队屡攻不下，也在李鸿章意料之中了。
这支八国拼凑的小卫队，原来也是各怀鬼胎的——尤其是俄国，其志不在京津，而在东北。它一贯的策略是在北京做和事佬，故示好感，以换取它对中国东北的掠夺。所以它这次派来的七十九人，运来大量火药，却少携枪枝，更无机枪；而它那批“俄国造”的大口径弹药，对其他各国的警卫，都不适用。狡猾的俄人是摆个姿态给满大人看的，而满大人（如端王）却一无所知也。
日本与俄国原是水火不容的。此次日本水兵只来了二十四人。书记官杉山彬嫌其太少二八月十一日他就是出城去探望援军，在半途碰着甘军，才被无辜妄杀的。
大老粗董福祥、胡涂蛋的满族亲贵，哪知道“老毛子”、“大毛子”、“天主教”、“基督教”也是种类繁多的呢？把所有“毛子”一锅煮，则东交民巷里的毛子居民，大家不分南北，也就一道的同生共死了。
他们这支小卫队总算来得其时。全队抵北京后不及一星期，日本书记官杉山彬就被杀了。再过九天德国公使克林德也陈尸街头。克死不足二十四小时，慈禧就下诏对十一国宣战；董福祥的甘军就围攻使馆了。没有这支小卫队，恐怕十一国公使和他们的馆员，以及在使馆区避难的数千名“二毛子”和百十个外国傅教士，都要惨遭屠杀了。上篇已提过， 那时的义和团红卫兵，和他们的头头四人帮的杀人，心不慈、手不软，是毫无理性的。
七拼八凑的联军先遣队
在北京使馆告急之时，原驻天津的各国领事，和在大沽口外游弋的各国海军将领也召开了紧急会议，商讨组织“联军”，开往北京增援。几经会商并由各国政府批准，他们八国终于组成一支拟开往北京的增援部队。这支援军包括英军九一五人，德军五四〇人，俄军三一二人，法军一五八人，美军一一二人，日军五十四人，意军四十人，奥匈军二十五人。共计二千零六十六人。公推英国海军司令西摩（Admiiral Sir Edward H. Seymour）统一指挥，并于一九〇〇年六月十一日搭火车前往北京，保卫使馆。
但是这支浩浩荡荡的两干夷兵声势太大了。天津四郊拳民乃纷起阻遏，并把铁轨拆毁。直隶总督、北洋大臣裕禄也下令聂士成统率的武卫军前往围堵。聂士成原是淮军猛将。他所统率的这支国防军也是配备有重机枪的精锐部队。聂军对义和团原极愤恨。月前奉调镇压义和团时，曾有一次枪杀拳民五百人的血腥纪录，而为在北京当政的端王、庄王所嫉视。可是这次奉命阻遏、入侵洋军，他更觉义无反顾。——聂军门原是一位烈性汉子，守土有责的国防将领嘛！因此西摩联军刚出发至天津西郊的杨村时，它就被义和团和聂军包围了。联军要突破围圈，战争也就一触即发了。
义和团原自夸是“刀枪不入”的。聂军乃把他们调上前线去冲锋。结果在敌军机枪之下，血肉狼藉。掉头逃跑，又为聂军所阻。在两面机枪对扫之中，这批可怜的乡民死难之惨，实在笔难尽述。
义和团这群乌合之众被屠杀殆尽，敌我两方的正规部队就短兵相接了。事实上西摩这支联军也是个七拼八凑的混合武装。西摩自己又是位海军将领，怯于陆战，而聂士成却是个视死如归的战将。强将之下无弱兵，因此双方在一番鏖战之后，西摩便陷入重围。只有招架之功而无还手之力。进退维谷，只好就地苦守待援。
一场国际轮盘赌
西摩之挫，惊动了八国政府，其时在大沽口外待命的列强海军也慌了手脚。他们在六月十日以后与北京使馆的电讯已失联络。十四日以后西摩亦不知存亡；十六日以后，他们与天津租界领事馆信息也全断。各国海军将领会商之后，就自作主张了。
从纯军事的观点着想，这批洋司令很自然的会想到，他们应该组织个联合舰队，先占领大沽炮台；从而进军天津，以解西摩之围。西摩之围既解，他们更应组织强大联军，推向北京，庶可拯救命在旦夕的各国公使。事实上其后八国联军的动向便是循着这条逻辑发展的。只是当事各国互相猜忌，想浑水摸鱼，又不敢冒进。他们要搞个统一组织，亦殊不易。
我们贵国原是苏秦、张仪的老家。那时我们如有个把得力的苏、张之于孙，虚虚实实， 来把他们挑挑拨拨，合纵连横一下，毛子们的“联军”也就很难实现了。无奈斯时京中当国的老太婆，事急了只会哭哭闹闹；要不就拚命“念咒”—— 慈禧和李莲英据说一天要念能够千里杀人的灵咒七十遍——希望把英国的维多利亚女皇、德国的威廉大帝……通统咒死。而围绕老太后的那批亲贵“四人帮”，又是一批鲁莽灭裂、毫无现代常识，只知在国际赌场耍赖的胡涂蛋。
中外的赌场英雄好汉之间，都有一句大家共同遵守的赌规，叫做“睹奸、赌猾、不赌赖”。二次大战临终时，斯大林在雅尔塔那场“沙蟹”里，一枪末发，便取得大战后在远东最大的胜利果实——外蒙“独立”、旅大租借、东铁分享、北韩专占——这是史魔“赌奸、赌猾”的结果，但是他没有“赌赖”。一九五七年“反右”，毛主席光荣正确伟大地提出保证：“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可是后来他尽食前言，把大嘴巴的“言者”，一个个抓了起来，下放劳改。或有“右派”抱怨主席搞“阴谋”、“食言”。毛说这不是阴谋；而是“引蛇出洞”的“阳谋”！这就是百分之百的“输打赢要”的耍“赖”了。毛主席不赌奸、不赌滑，而赌赖者，是他老人家“坐庄”，赌本大。虽然在睹场上做无赖，为江湖好汉所不齿。但是他总算没有“打锅”。最后通吃全场，席卷而去。—— 自得其乐也。无赖云乎哉？ 可叹的是庚子年间，那些围绕在西后周围的一群以端王为首的亲贵小赌棍。他们霸占了总理衙门，挤入国际轮盘大睹场。却不知如何睹法。——既无赌术、又无睹品、更无赌本。只知乱下赌注，瞎睹一场。
那时我国驻外公使，例如驻美的伍廷芳、驻俄的杨儒、驻英的罗丰禄、驻德的吕海寰等等，都是第一流外交官。可是端王霸占下的总理事务衙门（外交部），对他们却一无指示。在北京当权的那一伙只知督促董福祥向使馆放炮开枪，在外交上他们简直是一群白痴。因此我驻外使节向政府请训的不是中央政府的外交部，而是地方上的三位总督：广州的李鸿章、武昌的张之洞，和南京的刘坤一，而这三位总督大人的意见也各是其是。李鸿章看重俄罗斯；刘、张则倾向英、日。外交上既不能统一指挥，使领人员纵有苏、张之才，也是枉然。
聂士成、裕禄相继殉国
现在再看看围绕赌台边的八大洋赌客，是如何下注的。
前节己言之，他们防卫使馆、攻打大沽、占领天津、进军北京，都是要采取联合阵线的。但是诸夷揖夏，他们彼此的利害是永远冲突的。在正常的情况之下，他们是无法联合的。他们此次之所以能密切合作者，端王、庄王为渊驱鱼，导之使然也。
当大沽炮台于六月十七日被联军攻占之后，我津沽藩篱尽撤、海道大开；列强援军，遂源源而来。在陆上重行组合之后，联军就首解西摩之围（六月二十三日），再与各国租界取得联络，就进逼天津城郊了。拳民鸟兽散，直隶总督裕禄乃饬提督聂士成，指挥武卫前军奋力抗拒。
士成于此役之前，曾受朝臣歧视，被“革职留任”。但是在七月九日拂晓。当敌军以强烈炮火向其天津南门外八里台阵地猛扑时，弹下如雨。士成两腿均受枪伤，犹督兵不许稍退。营官宋占标劝其稍避而士成“奋不可遏”， 仍复持刀督战。直至两腮均被敌弹洞穿，颈侧、脑门等处均受重伤，直至脐下寸许亦被炮弹炸穿，“ 肠出数寸”， 终于壮烈殉国。营官宋占标亦随同殉难。（见《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页二七七。）真是惨烈无比。
但是将士的英勇并不能弥补朝臣的误国。天津城终于七月十四日沦陷。入侵联军纵兵大掠，死人如麻。直隶总督裕禄则率领一些残兵败将，退往北仓。迨入侵联军再度发动攻势时，裕禄遂在军前自杀。
裕禄虽然也是当时政府中的一个腐化的官僚。然自知守土有责，兵败之后，愤恨自杀。自古艰难唯一死。裕禄的殉国，较之三十六年之后，弃城潜逃，置数十万军民于不顾的唐生智，则可敬多矣。——此是后话。
面对“人民战争”的威胁
入侵联军既占天津，他们乃于租界之外，另成立一个傀儡政府来征税征夫。这个组织的中国名字叫做“暂时管理津郡城厢内外地方事务都统衙门”（简称“天津都统衙门”），英文名字叫Tientsin Provisional Government（ 简称T.P.G.， 原义为“天津临时政府”）。天津原有英法德日四国租界，而此一临时政府的组合只有英日俄三国委员。美国的缺席显然是基于它的一贯政策：美既非“交战国”，美国即不应参加占领军政府。德国之自外，盖别有打算。因德皇正在向各国要求，以德人为联军总司令也。法国可能亦另有主意而不愿参加。总之当时的联军当轴是同床异梦，各不相下的。在他们联合打下天津之后，如何进兵北京，也是各有打算。只是其时义和团虽然雷声大、雨点小，不堪一击，但它究竟是个群众运动，华北遍地都是。入侵八国都不敢掉以轻心。所以他们才始终抱住“联军”的组织不放。盖其时没有一国，乃至二国或三国联军能具有直捣北京之信心也。——“义和团”洋人呼之曰boxers（拳师），是有他们的群众基础的。这一群众基础。不但使老太后认为“民心可用”：它也颇能吓唬洋人的。
当八国联军的头头，在天津会商如何进军北京时，他们面对这个浩荡无边的群众大海洋，也确实有过绝大的顾虑：万一这个广大无边的群众组织，真要对他们来个“人海战术”；来个“农村包围城市”；来个“敌进我退、敌退我进、敌停我扰、敌疲我打”；来个逢山筑寨、遇水烧船、围援打点、过河拆桥……他们区区这小撮洋兵，也确是无能为力的。加以时值盛暑，我们那群久已习惯与苍蝇、蚊虫、臭虫、跳蚤、老鼠同居的义和团广大群众， 免疫能力又都是天下无敢；而那些以现代化卫生清洁自炫的洋兵洋将，一日一碰到我们这些小动物同盟军，无不上吐下泻、头昏目眩，甚至醉卧沙场，水不西归……。
因此，在天津举行的攻打北京的参谋会议里，入侵联军的将领一致认为，进军北京若无十万八万之聚，任谁也没有必胜的把握。战而不胜，那他们被困在北京干百个人质的性命，就定然不保了。（见摩尔斯着前书卷三，页二六四～二六八，所引各国原档。）但是哪里又能凑出偌大的兵力呢？摸摸底子，他们原来也是一群纸老虎嘛！
帝国主义是“纸老虎”
尤其是当时主意最多、顾虑最大的帝国主义大领班的英国，困难也是入侵诸国之最。英国这时为着抢夺南非金矿，正在该区与荷兰移民所建立的两个殖民地小国，大打其“波尔战争”（Boer War）。波战发动于一八九九年冬，历时两年，是英国在拿破仑战争之后、一次大战之前，所卷入的最大的一场国际战争。一九〇〇年春夏之交，极其野蛮的英国征波之战，颇不得手。那时年方二十五岁的丘吉尔亦在南非军中，竟为波尔所俘（“波尔”荷兰文义为“农民”》，几遭不测。而这时的西摩又为东方的“波尔”所困；其后进军北京，更有几百万波尔在等着他们。因此英国这时侵华也是眼大于腹，手忙脚乱。它除掉勉强调出正规军的四连炮兵来华之外，再无兵可调。侵华武力就全靠它在印度殖民地中所训练的“红头阿三”（锡克兵），和它在威海卫所训练的少数中国雇佣兵（伪军）了。
美国原无作战之心。美军之最后入伙，实在是康格公使喊救命喊来的，而美国亦无多兵可调。这时美国与西班牙的战争刚结束；麦金莱总统无意中竟然搞来一块烫手山芋的菲律宾，也正是手忙脚乱，不知如何处理呢！在中国方面他就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了。但是康格被困北京，命在旦夕，又怎能坐视不救呢：美国对入侵北京之战，原是勉强加入的。
前段已言之，德、意两国原是十九世纪的帝国主义的后起之秀。尤其是德国，野心无限、手腕毒辣，然究竟是个新手；夹于众老牌之间，想后来居上，亦殊不易。这次在天津，它的主意是率领强大兵力，居诸寇之首。要不那就干脆不参加，以待强大后援。
——它不愿像意大利那样：无兵可出，仅派几十名小卒，扛了一面大旗，追随诸强之俊，狐假虎或，以表示自己的存在。——德国既不想学意国，则庚子年攻破北京的实际上只是个“七国联军”。
联军的统帅瓦德西（Count von Waldersee） ，只是在七国联军攻破北京（八月十四日）之后的两个月零三天（十月十七曰），才率领七千德军，匆匆赶来北京，直入禁城， 住入慈禧的仪銮殿来耀武扬威的。这时七国联军在北京奸掳焚杀的高潮已过。——哪轮到当时在北京当妓女的“状元夫人”赛金花姑娘来丑表功呢？这自然是题外之言。
狡猾而贪婪的法俄日三国也深知打下北京，他们除能分点金银财宝之外，其它别无好处。他们的真正油水，是在他们个别的“势力范围”之内—— 俄在东北西北。法在西南（滇桂黔川四省）；日在闽南，尤其是厦门。在这些地区浑水摸鱼，则中国这潭水就愈浑愈好。如果这支“联军”一旦把北京打下；再由以英美为首的十一国列强组织一个远东联合国，来把这潭潭水滤清，共同监管这个“次殖民地”。那就扒手止步了——事实上，这时英美两国的外交水鸟，就正在向这一方向滑行。是所谓以“领土完整、主权独立、利益均沾”为原则的“门户开放”政策也。——“门户开放”者，非要中国开放其门户也。大清帝国那时还有资格“关门”？ 门户开放者，是英国这个既得利益的老流氓，利用一个拳大膀粗而头脑简单的美国“牧童”（cowboy）喝令其它新强盗小扒手，不许他们在中国乱划势力范围之谓也。
——下篇再详论之。
总之，他们八国这次在天津开会，商讨进军北京的计画是英美德法义均感兵力不足。能无限制出兵者唯日俄二国，而此时日俄的援军已源源开来。这一形势，在老谋深算的英国政客看来，等到日俄增兵十万，联合占领了北京，其情况岂不比义和团更糟哉？
——所以他们就决定置之死地而后生，不等日俄和德国的大批援军入境，便冒险向北京进攻了。
这支小小的“七国联军”原是个纸老虎嘛！可恨的是我们既有的数十万刀枪不入的义和团，却只是个包着火的纸灯笼。—— 这样则七国联军便长驱直入，势如破竹了。更可叹的则是我们那些天才游击专家。刘伯承、林彪、毛泽东、武元甲、胡志明……这时都还在放牛牧豕。他们要早出三十年，哼！定叫你七国夷兵，片甲不还！
【附注】我们写中国近代史的人不能把李承晚、胡志明、武元甲、辛光耀等民族英雄。视为“异族”。中国自古便不是个单纯的“民族国家”（nation -state）；他们也不是像三保太监那样的外族移民《不信你去翻翻他们的族谱》；他们是慈禧太后遗弃的孤儿。笔者不学，便有心为他们在国史中立传。
一万六干名杂种杂牌军
上述七国联军在他们占领天津之后，很快的便组织起来了。总人数约一万八千八百人。各国分配人数和司令官姓名如下：
日军司令官山口率官兵八千人；
俄军司令官林涅维区（Linievitch）率官兵四千八百人；
英军司令官葛司利（Gaselee）率官兵三千人；
美军司令官霞飞（Chaffee）率官兵二十一百人；
法军司令官弗蕾（Frey）率官兵八百人；
奥国掌旗官兵五十人；
意国掌旗官兵五十三人。
上列各国入侵官兵人数原只根据各国司令官之自报，与实数相差甚大。而英军三千人中只有四连人是来自三岛的英国官兵。其余则系以印度锡克兵为主的殖民地杂牌军。法军的主体则为征发于安南（今越寮柬三国）的雇佣兵（annamese tirailleurs）。七国之师总人数盖不过一万六千人。
（此七国联军总人数，史家各有异说。拙篇则根据摩尔斯前书，卷三，第十章，页二六〇～二八八中所引诸史料。相对之下觉摩氏所采较笃实也。）
在这个国际武装大拼盘里，谁也不服谁。所以他们没个总指挥。大家开会打仗。各军首于运河两岸占好位置；向北对清军防地分进合击。八月五日清晨一声炮响，这个各自为战的入侵联军就开始进攻了。
这时中国方面唯一的战将聂士成已死。武卫军由马玉昆、宋庆所统率。马、宋均是清军中腐化的旧式军官、甲午战争时的败将，畏日军如虎。何况这次八千日军之后，还有上万的红毛军、黄毛军呢！所以双方一经接触，清军便阵脚大乱，一溃不可收拾。溃军与拳民并趁机大掠。入侵联军虽非劲旅，但是防军太差，两相比较，他们就追奔逐北，大显神威了。清方马、宋两将逃之夭夭。自觉守土有责的裕禄便在乱军之中自杀了。时未数日，入侵联军便进占通州。沿途奸掳焚杀之惨，固无待多述矣。
为李秉衡平反
在这场为时不及两周的抵抗七国联军的战斗中，清廷上下可说是窝囊之极。在这群窝囊货色中，值得一提的，反而是当年在山东的始作俑者，企图组织义和团的李秉衡。
李秉街（一八三〇～一九〇〇），号鉴堂，奉天（今辽宁）海城人，是张作霖的小同乡。早年在清朝地方政府做小官。但此人十分廉洁耿直而勇于任事。曾为清议所嘉许。一八八五年中法之战时，他署理广西巡抚，与冯子材合作，曾打出个“谅山之捷”的小胜仗，颇为与论所颂。一八九七年曹州教案之前，李是山东巡抚，升任四川总督。就因教案为德国反对而去“督练长江水师”的。前文已有交代。
据毓贤说，义和团之起实是他和“鉴帅”搞起来的。
——从历史家绝对公正的立场持论，一位地方官为他所负责治理地方人民的幸福，把当时四处皆是民间自卫会党、团队，加以官方约束，纳入正轨，有什么不对呢，试看二十世纪中期的国共两党，尤其是共产党，不都是如此的吗？朱德、贺龙、刘伯承……不都是从帮会出来的，至于孙中山是洪帮，陈英士、蒋介石是青帮；张作霖是胡匪……，历史家也不应对他们乱作人身的讥评。
义和拳是一个有最大群众基础，而烧香迷信、杂乱无章的民间会党。“鉴帅”要把他们有条有理的组织起来，有何不好，不幸的是时代未到；那个腐烂的朝廷，不具备组织群众的条件。更无学理足资遵循，群运就出轨了。
——朋友，再晚生数十年，他们就是“中共”和“越共”呢！越共那一群土包子，有了新式的组织，就能打得法帝集体投降、美帝落荒而走。
——李秉衡的悲剧是时代未到，他做了时代的牺牲品罢了。
庚子之夏，天津既陷。西后大慌，乃向东南各省檄调勤王之师。这时东南三督认为老太婆咎由自取，袖手不管。可是此时在“长江督练水师”的李秉衡这位耿直的东北佬，忍不住了。他认为他要“勤王”；勤王不成，就应死节！
李秉衡原是在长江流域参加“东南互保”的。在此最后关头，大可安居华南，自保身家。可是这时他不顾自身安危，便只身北上了。当此兵临城下，朝中无主谋，太后亲贵乱成一团之时，李秉衡之嘎然出现，真是黑暗中一盏明灯。其后中外史家都把李秉衡看成个死硬主战派。其实李氏并不像端王、庄王那样胡涂。他知道中国断难对抗八国之师。但是权衡当时双方的作战能力，他在七月二十六日觐见太后时，认为“能战始能和”。他主张“以兵法部勒”义和团群众，堵住洋兵入京，始能言和。
（见《庚子国变记》诸书》
——这一点李秉衡是过分的自信了。他如真能“以兵法部勒义民”，他就是共产党了。共产党在他那个时代出现，就未免太早了。但是秉衡言之有理；兵法听之可信。老太后闻一看大喜。乃把京郊几支没用的武卫军拨交秉衡统率，赶往天津堵遏联军。谁知他以卵击石，溃不成军。直至兵败通州。他目睹清军不战自乱的情况，气愤之极，就决定一死了之。
李秉衡于八月十一日在通州张家湾自杀之前，曾留有遗书说：“军队数万充塞道徒，就数日目击，实未一战”，而巨镇小村均焚掠无遗。“身经兵火屡屡，实所未见。”他自觉“上负朝廷，不负斯民，无可逃罪。若再偷生，是真无心人矣。”
（见《义和团史料》下册，页六四六。）
李秉衡是当时抗战清军的主帅。兵败通州，他原可退保北京；北京不守，他仍可护驾西行。但是他是条汉子，战局如斯，他没脸皮来忍辱偷生，甘作败将。他选择了主帅在阵前自杀的行为，至少还为我们中国男儿留点骨头！
李秉衡是我们中国近代史上，大敌当前而临难不苟免的极少数民族英雄之一。“寄语路人休掩鼻，活人不及死人香！”秉衡应该是名垂青史的！洋人后来把他列为“战犯”；我们历史家应该承认他是民族英雄。
徐家十八位女眷集体自杀
李秉衡按体制、按官阶，都是当时前线清军的主帅、抗战将士的灵魂。主帅一死、灵魂全失。兵败如山倒，雄伟的千年古都，就再度陷敌了。
前节已言之，七国联军攻北京，是靠开会打仗的。他们在天津开过第一次战略会议。第二次会议按第一次的议决案，是在通州举行的。他们于八月十二日攻破通州奸掳焚杀了一天，也开了一个会。决议分配了各军分进合击的部位，和攻入北京后，各侵略军在北京内外的占领区。——可是子女玉帛当前，先入关者为王。十三日夜半曾闹出诸将争功的丑剧。尤其是俄军想抢先入城。谁知他们低估了北京城墙的高度，屡爬不上；却被随后赶来的英军从水门爬入而占了“首功”。（见同上》庚子年八月十四日（阴历七月二十日）七国联军攻破北京，对北京市民尤其是妇女，是一场血腥的浩劫。最可恨的是当入侵联军迫近京几时，那些土军阀的满族亲贵载漪、载勋等人，竟把九门紧闭，使城内居民无法向四郊逃难和疏散。一旦洋兵进城首蒙其难的就是北京城内的妇女了。在那“失节事大”的宗法时代，妇女为贼所污，则生不如死。所以洋兵一旦入城，发现每一口井内都有几个女尸。至于悬梁服毒者，更是无户无之。其中大学士徐桐的灭门之祸，虽只一例，然亦可见其余。
徐桐大学士原是一位力主扶清灭洋的老进士。洋人攻入北京时，他自知不免就自杀了。他儿子刑部左侍郎徐承煜，则是西后杀主和五大臣的监斩官。北京陷敌时，他逃避不及为日军所捕，移交清方处死。（俱见《清史》本传及时人笔记。）
徐氏父子之死可说是犯了政治错误的结果。可是当洋兵入城时，他们徐家竟有妇女十八人集体自杀。——上自八十多岁的老祖母，下及几岁的女童，全家女眷，无一幸免。其中稚龄女童，年幼无知，怎会“自杀”呢？她们分明都是被长辈迫杀的。这些幼女何罪？
——笔者握管至此，停笔者再。
——遥想九十年前他们徐家遭难的现场情况，真不忍卒书。我国历代当国者的误国，所作的孽，实在太大了。夫复何言？
“赔款”而不“割地”也是奇迹
联军既占北京，分区而治。杀得人头滚滚，其后又意欲何为呢？
义和团之起，原是激于列强的“瓜分之祸”。如今闯下了滔天大祸——八国联军占领了首都，中国已成为八国共有的一块大饼。大切八块，各分其一，应该是不可避免的必然后果呢！
谁知大谬不然。老太后对十一国公开宣战绝交，一仗之下，被打得大败亏输，逃之夭夭。谁知又一次因祸得福。首都沦陷之后，瓜分之祸，竟随之消失。她闯下如此滔天大祸之后，竟然寸土末失。最后只赔了银子了事，不能不说是外交上的一个奇迹！
至于这项奇迹究竟是怎样造成的，那就说来话长了。
历来我国治拳乱史者，甚少涉及外交；而专攻外交史者，亦不愿钻研拳乱。殊不知拳乱始于瓜分（所请“势力范围”也）；而瓜分之祸亦终于拳乱。岂不怪哉？拙篇原非外交史，本想一笔带过，然其中错综复杂的关系也波及内政；治政治史少掉这一外事专章，政治史就不是全貌了。读者如不惮烦，下篇再把这场国际“沙蟹”，分析一番，以就教于高明。
* 原载于台北《传记文学》第六十二卷第三期 第五章 “门户开放”取代“列国瓜分” 第五章 “门户开放”取代“列国瓜分”
“门户开放”（Open Door）这个名词对每一个当代中国知识分子都是耳热能详的。它在中国近百年的历史上连续发生了两次。两次都在中国这位老人家病入膏盲、九死一生之时，抢救了老人家的性命。
第一次“门户开放”发生在十九、二十世纪之交的三年（一八九九～一九〇一）之中，正巧也就在义和团和八国联军大乱之时。它是由美国国务卿海约翰（John Hay，1838～19 05）和那位接着康格出任美国驻华公使，自称“大美国驻华钦差大臣柔（大人）”的柔克义（William Woodville Rockhill，1854～1914）二人全力推动的。
海、柔二人所全力推动的这次门户开放，粗浅的说来有个四句偈的要义，那就是维持中国的“领土完整、主权独立、门户开放、利益均沾”。这条要义的推行，海、柔二公是为着百分之百的美国的利益，美国资产阶级的利益、资本家的利益，也是大美帝国主义的利益而构想的。他们并没有对“支那蛮”（Chinaman） 的利益想过半分钟。相反的，在美国两百多年的历史上，这三年也正是美国“扩张主义”的最高潮。“门户开放”和它原先搞“门户关闭”的所谓“门罗主义”一样，都是“张主义”的一部分。列宁所说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后形式”，正是他对这段世界史深入的观察。——在下是个以“笔则笔、削则削”自许的臭老九，绝不因老列的帝国主义也崩溃了，就对他打落水狗。
事实上，就在这个“门户开放”年代，数十万我们的旅美先侨，也正在最野蛮的所谓《排华法案》（The Chinese Exclusion Acts）压迫之下，被整得家破人亡；夫妻儿女数十年不能团聚。我们的驻美公使伍廷芳是条汉子。为着护侨，他不惜攘臂力争。正因为他是个第一流的外交官，美国国务院就对他作最横蛮的杯葛和孤立，使他数年不能约见国务卿一次。一九〇五年在中国国内也爆发了全国规模的反美和抵制美货的群众运动。
——那是一桩有高度理性的爱国运动；不是像后来红卫兵那样胡搞啊！所以那时横蛮到绝顶的美国统治阶层，何爱于与禽兽同列的“异端支那蛮”（这是当年加州的《排华法案》上对中国移民的定义）。可是此次他们所推动的“门户开放政策”，却抢救了衰迈的大清帝国一条老命，使它维持丁“领土完整、主权独立”。
——四人帮、义和团闯下了如此滔天大祸，结果我们全体老百姓只各赔纹银一两销案！你说这不是异数，没这个门户开放，我们这个古老的“东亚病夫”，可能就要和无用的“欧洲病夫”（ The Sickmen of Europe） 的鄂图曼大帝国（Ottoman Empire） 一样，被各帝国主义大卸八块的瓜分了。
老美救了我们一命的伟大友谊，我们就应该泣血稽颡，感恩图报哉，朋友，国际间哪有真正的道义之交，大清帝国只是在各国的“利益均沾”的前提之下，与老美有点利害相同，也就无意中沾了点光罢了。当然。那时主持我们外交活动的东南三督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也是功不可没的。让我们再回头看看在八国占领中的北京情况，和我们三位外交领导是怎样地撑持危局的。
长老会的牧师也占领王府
前文已略言之，在一九〇〇年八月中旬，当七国侵华的杂牌联军一万六千人，攻入北京时，他们是把北京分成几个占领区，各占一区；留一区给他们的德国总司令和后至的七千德国兵来占领。天道还好，这正和一九四五年苏美联军分区占领柏林一样。只是他们尚未在北京城拦腰筑道围墙，把北京一分为二罢了。
读者试想，那时我们的大清帝国是何等窝囊，竟让一队两万左右的杂牌洋兵，占了北京，横行华北，这些洋兵在北京奸杀掳掠，是横行无忌的。那时军纪最坏的是俄国兵—
—坏军纪是俄国兵的传统。二次大战后，占领我东北的正规苏联红军亦不能免。作家萧军就是因对这批老大哥的行为不满而被毛泽东罚令劳改的。
庚子十月始赶到北京的德军，其军纪之坏也是无以复加的。他们和二次大战时的日军一样，为对被征服者显示威风，杀人强奸掳掠，都是不犯军法的。可是庚子年攻入北京的日军，倒颇为不同。那时的日本刚做了外黄内白的香蕉帝国主义。初尝滋味、乍得甜头；他们要自我表现，力争上流，因此作战争先，掳掠落后，一时颇为他们入侵的友军和本地华民，另眼相看。
入侵敌军的为非作恶，是可以想象的。可是原在东交民巷避难的上帝使徒，一旦重获自由，居然也加入为非行列，那就出人想象之外了。当东交民巷和西什库大教堂一旦被解围之后，数千教民在数十位外国传教士率领之下，乃一哄而出，在七国联军于大街小巷盲目掳掠之间，他们对北京城内情况最熟，就择肥而噬，作起有系统的掠夺了。就以那时原在北京传教的长老会中青年牧师都立华（Rev. E. G. Tewksbury）来说吧！在联军入城之后，他居然也强占了一座王府。这座王府的主人可能是个“世袭冈替”的亲王，他府一内有各组建筑五十余座，大得吓坏人。但是这位小亲王（根据史料不难查出）其时不过九岁，不可能与义和团有什么关系；更谈不上是什么“毁教灭洋”的战犯。但不论怎样，那位仅有县长资格的都牧师，就把这座显赫的大王府（在今王府井大街一带）。）鹊巢鸠占了。真是羡煞洋兵、妒煞同伙。
在都牧师搬入王府之前，此处已遭洋兵数度洗劫。但是王府太大，数度洗劫之后都牧师还找到白银三千多两（那时与美金比值，大致每两值〇·七四元）。单单这三千两白银就是个惊人的数字。因为后来都氏又在卢沟桥一带为长老会购地兴建一座郊区别墅，所费不过一千五百两而已。
再者这五十座府内建筑之内的家具陈设，各类名瓷和苏绣湘绣的桌帏椅搭帐幔等物，所余亦乡。都氏竟异想天开地，摆起美国式的“跳蚤市场”，加以拍卖，大发其财。他的美籍友好，有的难免摇头非议，而都牧师却笑说是“上帝恩赐”。
（见Marily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8. pp. 191～193. 所引当时之第一手史料。此外本书作者所未及见的公私文件和国务院秘档中亦触手即是。）
这位老都立华牧师的儿子小都立华牧师（Rev Malcoml Gardner Tewksbury）。笔者亦曾有缘识荆。他是一位极可尊敬而热爱中华的宗教老人；说得一口很标准的京片子。在五、六〇年代里，不知替多少对华裔新婚夫妇用汉语证婚。《礼记、也可信手所引》《诗经》拈来。他老人家后来衰迈时，有次深夜为黑匪殴劫，爬行回家。我们闻讯都赶去慰问。
都老和我们之间，教会内外的共同朋友极多。有的友好如看到上段拙文，可能觉得我应为尊者讳。我自己则觉得无此必要。盖人类原是“社会生物”（Social Being）； 任何个体的社会行为是摆脱不掉他自己生存的社会。拳乱时代在华的传教士，他们目睹当时贪婪暴戾的满族亲贵的胡作非为；目睹义和团小将的残酷杀人。都牧师那时仅是位美国青年，在死里逃生之后，对迫害他们的中国贪官污吏的报复心情，原是不难理解的。再者，他们的行为虽然也是掳掠，但与当时横行街头肆意奸杀的洋兵，究不可同曰而语。更何况这些小故事都早经哈佛大学师生采为传士论文之素材；而名垂世界文坛的大作家马克吐温， 在其文集之内，对此也有长篇大论的专著。既然是举世皆知的史实，我们就更不必为华文读者特意回避了。
马克吐温仗义执言
上述这些故事除掉见货心喜的人之本性之外，他们也有些不患无辞的理论根据。那就是既是拳乱的受害人，不特中国政府要对他们负责赔偿；中国民间也有负责赔偿的义务。他们不特要向政府索赔；也要向民间索赔。因此一旦入侵的联军大获全胜之后，义和团销声匿迹，教士教民一哄而出，整个华北城乡，就是他们的天下了。不用说城乡各地原先被毁的教堂教产要勒令所在地区乡绅士民集资重建，而所建所修者，往往都超出原有的规模。如有动产被掠被毁，则本地绅民不特要折价赔偿，而所折之价，一般都超出原值甚多。被迫集资的华民，敢怒而不敢言，只有遵命照赔，谁敢说半个不字呢？可是美国毕竟是个民主国家，上有七嘴八舌的议员，下有无孔不入的新闻记者，更多的是专门揭人阴私、挖掘内幕的“扒粪作家”（muckrakers）。这些神职人员在中国胡来，很快就变成北美各报章杂志的专栏。事为大作家马克吐温（Mark Twain，1835～1910，原名Samuel Langhor ne Clemens）所知。他为之气愤不已，乃摇动大笔，在美国主要报刊上指名挞伐。教会不甘示弱，也组织了写作班子。与马氏对阵。但是事实胜于雄辩。加以他们的文笔又怎配与马克吐温交锋呢，藏拙还好，抖出更糟。英语所谓“洗涤脏被单于大庭广众之间”（Wash dirty linen in public）。也可说是声名狼藉，乌烟瘴气吧！
最可笑的还有各不同教会之间的相互嫉忌与竞争。此种情况不特发生在华北，华中、华南亦不能免。尤其是“天主教”与“基督教”更是为着争地盘、争教民、争教产而吵闹不已。他们彼此之间又都各自享有“治外法权”和“领事裁判权”。某次有位天主教的“神父”，绑架了一位基督教的“牧师”，闹入中国宫府，而中国政府既无权也不敢稍加干预，只是当他们之间吵得不得开交时，始试作和事佬；在双方对立之间，两面磕头。
新旧教之间也势成水火
在安徽宿松县那时也发生一椿更可笑的偷窃小事而闹入巡抚衙门里去。原来宿松一座基督教室失窃。其它财物之外，连教堂大门也被小偷拆去了。当地绅民谁有这吃老虎胆量来收购这些赃物呢？尤其是教堂大门，谁敢要？谁知道小偷有外交天才，他搞以夷制夷，乃把这副门卖给一个天主堂了。当宿松县知事奉美国牧师之命，追赃捕获了小偷，而发现赃物却落在一位神父之手；这位中国县太爷儍眼了；回报无能为力。牧师不服，乃亲向神父索取。而该神父则要他“备价赎回”。教堂岂可一日无门呢？牧师先生情急乃备款来赎；谁知神父认为奇货可居，又提高叫价，比他原付小偷的赃款要高出一半。牧师不甘勒索，不愿多付。不付则教堂无门；二人乃大吵。可是天主教比基督教组织更严密，势力更大。牧师纵有再大法理，不付钱只好开门传教。
他二人吵不开交，那在一旁观吵的宿松县太爷，两头作揖，也解决不了。因为他二人都有更高秩位，宿松县七品小官，怎敢乱作主张？他本可以我们安徽人民血汗，代赎了事，但此例不能开也。
新教牧师吵不过旧教神父，乃具状万言，报向上海美国驻华总领事；总领事越洋报入华府国务院；为一副木板门，官司打了半个地球！向本国政府寻求公理之不足，牧师先生又具状告向安徽巡抚。巡抚大人对华民固有生杀之权，对洋人的一扇木板门，他即束手无策。——此事庄王、端王乃至西太后都不敢碰，你小小安徽巡抚算个鸟？
至于这副木板门最后主权谁属？读者贤达如有兴趣，不妨去一搜盈篇累牍的美国国务院老档，自可找它个水落石出。笔者不学，然十多个小时的工作时间，究比一副老板门值钱，所以就不想打破砂锅去问到底了。但是还要噜噜苏苏说了一大堆者，也是因为见微知著。让中外读者们看看，我们那时作次殖民地的遭遇是多么辛苦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