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话说：“窍门满地跑，看你会找不会找。”借坡上驴就是找窍门、抓机遇、因利乘便的有效智术。从王振的例子你就可以看到，至少在两个关键点上他是死死把握住了，这就是净身入宫和趁刘宁不备巧夺司礼监太监之位。如果没有明确的目的、清醒的认识，王振他怎么可能有后来的发达呢?
近水楼台先得月:3.找对庙门
找庙门是为拜佛，拜佛是为了发财，可庙门找得对不对对于宦官们来说真是太重要了。一般来说，净身男子入宫当宦官总是靠人引荐的。入宫后做什么事，投靠何人，日后能否有前途等等至关重要。找对了门路，很快就可以发迹。选错了方向，则可能终身默默无闻。因此宦官们要想占据要职获得好处，实现其近水楼台先得月之想，必须投靠皇帝的亲信宠臣作为自己的进身之阶。也就是说要找对庙门拜佛才有收获。明代三大权阉之一的魏忠贤就是靠这一招发迹的。他本是河北肃宁县人，虽不识字，做事却敢于担当，有决断。此人自幼不务正业，长大之后特好酒色，爱赌博，家中虽有一妻一女，却成天与一伙地痞无赖混在一起。有一次赌输了，饱受凌辱，他一怒之下休掉老婆，自行阉割，决计走做太监这条“金光大道”。刚入宫时，因为不懂得找靠山，在司礼监秉笔太监孙暹手下当一名小侍者，属于宦官中的最下层，干些洒扫庭院之类的粗活，并不得志。干了一段时间，魏忠贤觉得这样下去太没出路，便远赴四川，去投靠税监丘乘云。谁知他的种种无赖行径，已被比他早入宫的徐贵偷偷报告给丘乘云。因此丘乘云不仅没礼待他，反把他锁在一间空室中，想活活饿死他。幸亏一个平时与他过往甚密的秋月和尚云游至此，为他说了些好话，丘乘云才放了他，打发他回京，这才免得一死。但是，临别时秋月和尚给他写了一封推荐书，向好友内宫监马谦太监引荐他。在马谦的照应下，魏忠贤这才在宫中立稳了脚跟。
这一出一进使魏忠贤长了不少见识，他深知要想投机发迹，必须找到进身之阶，找对了庙门再拜佛。他认真分析形势，预测时局发展。当时神宗朱翊钧周围宠臣很多，魏忠贤自忖自己难以与之争锋。而太子朱常洛虚弱多病，必不久于人世，几年后掌权的可能是皇太孙朱由校。所以魏忠贤便在朱由校身上打主意。主意一定，一向敢于承当的魏忠贤是肯下本钱的，他连送大礼，竭尽全力地巴结和朱由校乳母客氏打得火热的太监魏朝，并与魏朝结为兄弟，于是在魏朝的引荐下，魏忠贤当上了朱由校生母王才人的典膳，负责其饮食事务。这样魏忠贤就进入了皇长孙朱由校的生活圈子。同时魏朝还多次在大太监王安面前夸奖魏忠贤，使王安对魏忠贤也渐渐器重起来。后来神宗驾崩，太子朱常洛继位，不久因“红丸案”死去。新太子朱由校继位为熹宗。熹宗对乳母客氏大加恩赏。而魏忠贤对客氏百般献媚讨好，深得客氏怜爱，时过不久客氏喜新厌旧，与魏忠贤私通起来，将魏朝抛置一边。两兄弟虽然因此闹翻，但魏忠贤凭着客氏这条特殊的内线与后台，不久便从惜薪司提升为司礼监秉笔太监，兼主管宝和等三大店铺，终于爬上了权倾朝野的要职，实现了飞黄腾达的梦想。
从魏忠贤的发迹可以看出，他第一次入宫，因为误打误撞，没找对门路，也就没混出什么名堂，而他一气之下远赴四川又险些送命。等他第二次入宫，因为有秋月和尚的引荐，加上失败的教训，使他悟到了拜佛上香的道理，结果没用多久，便登上了司礼监秉笔太监的宝座。由此可见，找对庙门拜佛是宦官投机的有效手段，也是一切投机分子投机取巧时常用的伎俩。
近水楼台先得月:4.假传圣诏
宦官在宫廷之中虽处奴仆之位，但其看门护院通风报信之职却使宦官机构成了宫廷的信息中心。文武官员宗室外戚要朝见皇帝由宦官通报，臣下奏事上本也由宦官承送。不仅如此，皇帝下诏传令也由宦官执行，宦官们借此宣诏传命之便就可以大显威风，有时甚至为了达到某种目的，篡改诏书或假传圣诏，也是常有的事。
就说明代的冯保吧，他做司礼监秉笔太监又提督东厂，但他仍不满足，后来终于借后妃之力爬上了权势最大的司礼监掌印太监之位。穆宗去世后，太子朱翊钧继位，即明神宗。冯保为了保有既得之利，便假传遗诏说：“阁臣与司礼监同受顾命。”朝臣们虽然对这份遗诏心存疑虑，却难查实据，只有默认而已。可是朝臣们接受这份遗诏的同时，也就接受了冯保的特殊地位。
魏忠贤也是如此，此人通过勾结客氏，爬上司礼监秉笔太监之位。为了放心地独占客氏，他假传圣旨，把那个当年曾与他结为兄弟，有大魏二魏之称的魏朝，一纸诏书发配到了凤阳。魏朝中途逃跑，又被魏忠贤派去的人在蓟县北山寺中逮捕，押解到献县后活活勒死。等干完这一切后，魏忠贤担心正直的王安可能主持正义，便又故伎再演，将王安贬到南海子打更，并断其饮食，最后放出恶狗将王安活活咬死，其手段之残忍实在令人发指。
宦官本是沟通皇帝与朝臣的一大中介，皇帝通过宦官以诏书的形式向臣下传达旨意命令，而有时却并不过问朝臣的执行情况。而对于朝臣来说，诏书是从内宫而出，其命令是真是假，无从知晓，如果不是皇帝过问，那就永远难以查对。皇帝与朝臣间的脱节和距离，为宦官们篡改诏书假传诏令提供了活动场地，因而假传诏令成了宦官们寻找优势谋取私利的重要手段。
明代的大宦官刘瑾就曾用此招数凌辱百官。当时人们对刘瑾的胡作非为敢怒而不敢言，于是有人写匿名信揭发刘瑾的罪行，把信扔在宫内大道上。刘瑾得知，为了报复朝臣，他假传圣旨，召集全体官员300多人跪在奉天门下，自己站在门的东面，责问辱骂不止。到了傍晚又把五品以下官员全都关进监狱，声言不查出写信人决不罢休。这天天气酷热，官员们跪于烈日之下，渴热难忍。主事何钱、顺天推官周臣、进士陆绅相继中暑而死，有十几位官员昏倒。有位正直太监李荣气不过，把冰镇西瓜分给官员们吃，刘瑾大为恼火。太监黄伟愤慨地对官员们说：“匿名信里所写的都是为国为民的事，写的人自己站出来承认，虽然死了也算得上男子汉大丈夫，何必无辜连累他人！”刘瑾对此深恨不已，当晚又假传圣旨把李荣革职，把黄伟放逐南京。当时京师百姓为此汹汹罢市，在各官被解送锦衣卫途中，卖饭百姓纷纷把饭免费送给他们。第二天，大学士李东阳上疏营救百官，刘瑾察觉风声不对，才借口说信是一宦官所写，释放了这些官员。刘瑾所以敢如此妄为，就是钻了皇帝与朝臣之间互不晤面的空子。
皇帝与朝臣互不见面是体制问题，而刘瑾乘机肆意大发淫威却似乎更多的是个人品德问题。中国古代朝朝有宦官，但内宫如此混乱、宦官如此跋扈，明代之外尚不多见。刘瑾如此愚弄百官虽然仅是有明一代的一个显例，但这个显例却可以折射出中国古代政治儿戏化的影子。
近水楼台先得月:5.瞅机会奏事
宦官们一旦爬上显要职位，便成了皇帝的宠物兼重臣了。凭着皇帝的宠信重用，捞些便宜获取私利，可以说并不困难。但是人的欲望是无限的，宦官这帮特殊的人更是如此。所以即使他们事实上已经相当得意，仍然还会继续使用招数，以求自然得体，有法可依地满足更大的野心。为此，瞅准机会奏事就成了宦官为使谋利得体合法而常用的一招。他们抓住皇帝自身特点千方百计地哄骗皇帝尽情享乐，抓住皇帝心不旁顾乐不可支之机，上书奏事，结果什么请求都可以在皇帝心不在焉时获准。
明代的刘瑾就是这样干的，他效法仇士良哄皇帝之法，给武宗皇帝弄来些飞鹰、猎犬、歌舞、摔跤之类的游戏杂耍，甚至带皇帝易服外出游乐，使武宗心花怒放，高兴异常，因而武宗对他十分宠信。在此基础上，他又寻来很多美丽宫女供武宗享受作乐，暗中窥测时机，专找皇帝与宫女寻欢作乐正在兴头上时奏事上本，惹得武宗很不耐烦，常常挥手撵他说：“我这时候不想见你，有事就看着办吧！”皇帝的厌烦正给他提供了可乘之机，于是刘瑾便以遵旨为名，打击政敌，牟取私利。正德二年三月，他以清除奸党为名，一次就把当朝忠正刚直官员如大学士刘健、谢迁，尚书韩文、杨守随等五十多人或革职或勒令回老家给打发掉了。朝政黑暗，许多官员有的辞官回乡，有的不临朝事，他又用同样手段发明出罚米法、免官法，如规定凡生病缺勤三年者免官为民，是为免官法。以此逼迫不愿同流合污者替他效力。又规定犯罪官员要减罪行须罚米，还必须把米运到边地仓库，以充军粮。这样一来，弄得数十名清正廉洁之官如雍泰、杨清等倾家荡产，而刘瑾却趁机结党聚敛，大得私利。而这一切都是以皇帝的旨意做成的。
瞅准机会奏事就是通过见机行事的方式，把不合理、不合法的私利以皇帝意旨命令的形式肯定下来。他利用的就是皇帝的漫不经心麻痹大意。这种做法貌似容易，其实把握起来也不容易。比如唐代的鱼朝恩，他使用含沙射影之术与大臣争权夺位总能技高一筹，但在掌握奏事机会方面却略显笨拙。他的亲信刘希暹、贾明观仗势胡为，事情败露，朝廷裁决时并没让他参与，鱼朝恩愤愤地说：“天下事哪有不由我裁决的呢！”偏偏此语被代宗听见。代宗听了心中甚是不悦。鱼朝恩不知代宗之怒，却不知趣地要求代宗给自己的养子鱼令徽加官进爵，赐金紫朝服，位列上班。代宗听后不语，而吏人却已手捧紫服立于廷前。鱼令徽便称谢接服。代宗怨其先斩后奏，冷笑说：“乳臭未干的小儿，穿了这金紫朝服，该称意了罢!”鱼朝恩听罢才察觉皇帝已怒，自知讨了个没趣。相比之下，明代的魏忠贤就比他高明得多。
魏忠贤得宠于熹宗皇帝朱由校，很会利用皇帝的治政弱点投机取利。朱由校虽然对朝政兴趣不大，却常常喜欢自己动手搞些小发明，做些小游戏。他用木桶大铜缸之类，凿出孔，装上些机关，造成水珠竞喷或瀑布倒悬的小景观；或者借水力上冲，使小木球随着水势忽上忽下，盘旋不止，久不坠沉。他本人对此乐而不疲，百玩不厌。又酷爱做木工漆匠之类的活，常常做些小器具，从早到晚，做个不停，引绳削墨，玩弄工具，兴趣极浓，有时甚至忘了吃饭睡觉。他干这些活时，不让别人亲近参观，只有客氏与魏忠贤可以在场，而每次他们都指着一件件精巧的器具说：“这真是老天爷赐给万岁的聪明智慧，凡人哪能做得这样好啊!”说得朱由校心花怒放，随后干得更带劲了。熹宗做木工纯属消遣娱乐，做成了自我欣赏，自我陶醉，过后便抛在一边，不久又重操旧业，断断续续，终年不止。魏忠贤的聪明狡猾就在于，他看准机会，往往是在皇帝摆开阵式，拉绳测度，画线量尺，全身心投入的时候上本奏事，此时皇帝自然会心不在焉地说一声“我已经知道了，你们好好干吧”之类的话应付了事。这样却给魏忠贤随心所欲、胡作非为留下了可乘之机，其所作所为皆称圣意诏命，从而就把一切公开化、合法化了。你试想想看，中国古代的许多军政大事不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决定的吗?
——全书完——
中国历史的B面
作者: 王长华
序言
权力主宰者的活法
一
在中国古代社会里，有四种人，构成了中国古代政治中的核心力量，掌握着各色人等的生杀予夺。四种人里的第一档人物无疑是帝王君主，其他三种人则分别是御前的臣相、后宫的嫔妃，以及那追随君主帝王如影随形、不男不女的宦官阉人。
中国古代政治核心构成的内在逻辑：国是家的放大，宗法血缘是维系国家政治的纽带，这是自西周初年就明文定下的一条政治家法。然而，明文之外，还有看不见的逻辑，即：一阴一阳之谓道。道者，正道，治道之谓也。治国要走正道、成治道，这阴与阳，刚与柔的结合绝不可少。
在中国古代的政治核心内，帝王君主既是皇室中的男性代表，也是整个国家社稷的男性代表，属阳一极。而后妃则是他名正言顺的对应物，属阴一极。阴阳两极的互制互动，形成皇室和国家的张力，也造成皇权政治的相对平衡、稳定与和谐。这是阴阳之一组。 还有另一组，便是臣相和宦官。相(宰相、丞相)是国家社稷政治运行的中枢，持重、刚强和力量是其基本特征。相对于相的则有宦者阉人，人工化的阉割把女子的柔媚和顺从品格后天地加到了他们身上，从而使之既方便地穿梭游走于朝廷和后宫之间，又自然而然地成为相位的合理对应物。
二
帝王君主当然是社会和国家的最高主事，这在中国古人的心目中不言而喻，具有先在的合理、合法性。帝王又称天子，被视为代传上天旨意的人间真主。这是一条宗教思路。但宗教的形式里包含的却是宗法内容。宗教颂扬天道，宗法坚信人伦。前者让人产生敬畏感和神圣感，取消许多可能产生的顾虑和怀疑；后者又激发人们产生充满自卑的亲情，向往和仰视那宫墙之内的成人和儿童。帝王和皇权的至上地位就这样确立了。
摘下神圣光环，帝王君主依然生活在地球上，仍不得不尽心力于保证政权的稳固和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作为人间权力金字塔的顶尖，他除了受制于那个看不见也摸不着的“天”之外，再不受任何限制。从理论上讲，君道应无为，不理具体事务，平常看不见，偶尔露峥嵘，这才对他人造成神秘感，才具有神圣性。但帝王君主内心里也明白，仅有神秘和神圣还不能完全解决国家机器的运转问题，还必须有臣相来负责执行他的旨意，来主持处理方方面面的事务。臣道应有为，相府是国家社稷最主要的职能部门，相本身则是帝王君主最重要、最须臾不可或缺的职能官员。
职能部门应该是要照章行事的，一视同仁也好，唯才是用也罢，如果真的完全贯彻到执政的行动中去，那就不免薄看了宗法的人情，这怕是连皇帝老子也不会同意的。为了补行政强硬之不足，皇亲国戚纷纷走到前台，而这其中得宠的后妃更显示出天然优势，更有可能在政治决策上大显身手。历史上著名的宫廷女强人无论是吕皇后、武则天，还是兰儿慈禧，都是借助帝王的权威而又大大发挥了这种权威的。在中国古代的政治运作中，后妃脚踏实地地成了政治中心的一维，她们往往在政治决策中发挥着无可替代的巨大作用。从中国政治文化的深层来讲，后妃不仅是帝王君主的性伙伴，也是其行政弄权的天然搭档。
女人之外，还有两性兼栖的宦官。在古代皇宫中，宦官是一个特殊的阶层，他们有特殊的身躯、特殊的形象，占据着特殊的位置，也发挥着特殊的作用。古代男女有别、授受不亲，而不男不女的宦官则可以尽情穿梭于后宫佳丽之间，既为畸形之人，就可以行畸形之事。抛弃常人的尊严，以俳优自居，以主上戏弄为荣。在接通了自己与帝王和后妃的联系之后，在宫廷的明处或暗处，宦官都争到了位置和发言权，于是就放开胆子尽情上窜下跳、大行其道了。本来是可怜可悲的一群，然而在中国古代政治舞台上却发挥着穿针引线、左右疏通，甚至连正常人想也不敢想的政治中枢作用，这无论如何也称得上古今中外人类文化史上的一大奇观。
帝王君主端坐于上，左有后妃，右有宦官，下面对着的是相府的相爷。帝王任性而行，后妃床榻上奏事，宦官上下游走、左右串连，真能做些正经事的主要是相爷，这是中国古代政治中心的基本结构、基本格局。
三
中国古代政治中心呈一点三线结构，粗看起来不能说不复杂，但就所持生存之法，概言之却不外乎一个“术”字。“术”者，心术、权术之谓也。“术”操之于平头百姓谓之“心术”，操之于权要则自当称之为“权术”。如此说来，这阴阳二组的四方人物所行之法自然都在权术范围之中。
后人常把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的基本特征概括为外儒内法，或曰王霸杂用。无论是外儒内法，还是王霸杂用，其文饰的外表下面掩盖着的都不外乎一个“术”字。“术”又应解作阴谋。让百姓草民们相信文雅的儒，我却御之以铁腕的法；需倡王道时倡王道，王道不中用时则行霸道。总之，左右开弓、左右逢源，这是我的自由；而尔等百姓则只配进退失据、进退维谷，这是你们的命运。这种理论上称作“术”的东西，其实在实践中恰恰是地道的流氓战法。
上操“术”以御下，朝廷百官一致对付百姓，这是古代政治中心四档人物共同的立场。但在大厦之内，他们也随时随地地“兄弟阋于墙”，其所操规则也多为立竿见影、行之有效的“术”。围绕权和利的分配与占有，帝王与宗室，宗室与外戚，外戚与宦官，宦官与宰辅，其间的捉对争斗，云谲波诡，充满血腥，常常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这些头面人物取胜对手的方法也大体可用“术”——阴谋予以概括。这就是中国古代政治中心一个皇帝新衣式的实情。
如此讨论中国古代政治的结构及其展开，只表达著者挂一漏万的一偏之见。不过，本书呈现中国历史的深浅是一个问题，而中国历史文化中张“术”抑“学”的倾向理应受到现代文明的批判和清算，则是不容置疑的。愿与大家一起思考。
王长华
目 录
序言 权力主宰者的活法
帝 王
一、谋位四途
“野心家” 靠什么把天下攫为己有？靠厚德吗?不，多少德高仁厚者被排挤在皇权之外。靠才智吗?不，诸葛孔明可谓智力非凡，但他与得天下却全无缘分。靠天生为嫡长子来继承吗?非也，君不见有多少皇帝长子被废黜甚而被杀害。皇位宝座下处处是阴谋的寒光，心术的剑影。终有一天扶摇于皇帝龙椅之上、称孤道寡者，或借助于神灵，或取信于先王，或挟迫“禅让”，或拔刀相向，其用心之巧妙，手段之高超，绝非常人所能想像。
二、协调宗室
新帝国建成后，帝王对待异姓臣僚或迁或贬，处理起来并不怎么犯难，而对待亲族宗室，问题就复杂得多。开创基业时是“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江山是大家齐心协力赢来的。一旦其中的一个南面称孤、被尊为王，这亲族宗室中就在座上与座下之间划开一条生死界线。尽管如此，孰尊孰卑，谁领导谁，不会因此就一锤定音，这一点帝王本人看得尤其清楚。为消除这种来自宗室内部的颠覆和威胁，帝王们总是要采取种种措施，维护既得利益和稳固政权。
三、利用外戚
站在权力金字塔顶尖的古代帝王，必须靠各种基础才能支撑。因此，帝王不仅要培植亲信，调动大臣，同时也要合理安排宗室，充分利用外戚，一个台阶接一个台阶，少了哪个台阶，这金字塔也难保不倾斜甚至倒塌。外戚者，皇后、皇太后一姓之亲戚也。他们主要与母系一支有关。这支力量如果利用得好，对皇帝基业也有举足轻重的卫护作用。
四、驭臣之法(之一)
在支持帝王掌管天下的诸多力量中，中央执行机关里的行政长官，特别是那些资深且有能力者，常常成为帝王要优先考虑的对象。既调动他们的忠诚心和积极性，又予以适当的控制，这是最理想的。因为没有这些人的工作，帝王将一事无成；而如果使用不当、控制不严，帝王又会大权旁落。究竟如何驭臣，这其中不仅花样繁多，而且也颇具难度。
五、驭臣之法（之二）
人是永不满足的动物，历史上有才能的臣子虽居万人之上、一人之下之位，却也不免常觊觎王位，因此帝王对臣下如管理不善、控制不严，往往要付出巨大的代价。作为皇帝，既要用才爱才，又需严格控制，不能放任自流，就像清雍正皇帝所说：“不敢轻信人一句，乃用人第一妙诀。”围绕使用、调动、控制臣下，历来帝王费尽心机，使出种种办法和心术。
六、驭臣之法(之三)
一般来说，和平安定时期，帝王麾下的臣僚成分相对比较单纯。对于他们，帝王们或拉或打、或迁或降，自有一套办法驾驭之。而动荡年代，或对外用兵，或内战纷起，这时帝王手下的臣僚变化流动大，成分也较为复杂，帝王如何对待他们，则又有不同于和平时期的另一套方法。
七、外交手腕
古代帝王一旦践祚称国，所要应付的问题就纷至沓来。这些问题可以分为两类：内政和外交。内政处理需要有谋且用术，对外关系也同样需要帝王思忖和琢磨。敌我双方较量，战场上的挥戈拼杀固然重要，而武力手段背后的“谋”和“术”却更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当年汉高祖刘邦曾一本正经地告诉项羽：“我宁斗智，不斗力。”包含着胜券在握者对选择胜利方式的一种理解。
八、立嗣中的计较
帝王夺取天下好比摘到人参果，你想吃，他想吃，大家都想吃，于是大家都想方设法捷足先登，争取优先权。古代帝王妻妾成群，儿孙也就多，而王位只有一个，到底传给谁，不同帝王各有标准，但最要紧的，一是要传给自己最喜欢的、自己认为最可靠的人，二是要传给有能力保住这位子的人。为此，帝王们为这传位问题的运筹算计也深不可测。
臣 相
一、术在书外
帝王打天下、治理天下时，都有一批身居显位、手握重权，在皇帝的决策中说话算数的谋士谋臣，他们大部分都是读过书、问过学的。但之所以成为谋臣却并不是靠什么从书本上学来的东西，而是靠经验和天生的才能。他们可以在众人的不知不识中辨明历史发展的大势，并提出帝王应对现实的行动方案。其过人的敏锐、超常的反应，使他们在重要关头施出妙计，或转危为安，或出奇制胜。他们是天地间特殊的一群。
二、唇舌下面的心计
在风云变幻的中国古代政治舞台上，常有一些以游说为职业的“说客”。在关乎国家、社稷和皇权利益的种种纠纷中，凭三寸不烂之舌斡旋于“三国四方”之间。他们靠独特的才能和素质，受到帝王的青睐和器重，成为有口皆碑的风云人物。他们的反应敏捷迅速，善于揣测对方心理，往往在对方的话尚未出口前就已经明白了对方的意图，并且早有对策在胸。
三、以不变应万变
虽说伴君如伴虎，帝王麾下的人臣一般都有“朝承恩，暮赐死”的忧惧，但中国历朝宫廷中都不乏这样一种人物，他们面对仕途险恶，任凭宫廷争斗，包括内忧外患，甚至改朝换代，都不忧不惧、稳扎稳打，既为各种势力所接纳和任用，而且还可能不断高升。他们中很少有精明强干的济世之才，绝大多数往往当官而不主事，甚至有职有权也不干事。干事多错误才多，不干事的人一般也不会犯什么错误。他们在官场看透这一点，把为人处世的智慧掩盖在痴呆木讷的外表下，成为官场宦海中的“不倒翁”。
四、出处行藏的揣摩
历史上有这样一批人，曾为国家、社稷建功立业，或位居要职、声名显赫，或正值人生事业高峰，但他们却选择了急流勇退。他们有卓识和才华，既是儒者，又不是儒者，既是道家，又不是道家。他们从历史经验和教训中明了了为人的方式、尺度和标准。因此，无论是在一路顺风的人生坦途上，还是在世事的激流漩涡中，他们都能保持异常清醒的头脑。可以说，他们是政治上特别成熟、处事极其精明而又恪守人生情操者。
五、奸也有术
人们痛恨奸臣，鄙视佞人，常斥之为“不学无术”。其实，奸臣佞人并非胸无点墨，只是这些人的才华没用于正路。凡奸臣发迹，一般都离不开天生的奸才、邪术。纵观历代奸臣作为，大都依次有投机钻营、取宠皇帝、陷害异己诸方面，但他们的具体做法又各不相同，各自有着各自独特的技巧和绝招，显示着各自特有的天赋、性格和灵魂。
六、身通龙门之法
古人跻身官场的途径大体不外乎这么三条：一是生来的福气，靠血缘恩荫来获得爵位和官职；二是靠军功，孤注一掷投身疆场，死者长已矣，活下来便可富贵荣华；三是靠科举考试，皓首一经，做诗赋八股以登龙门。除此之外，还有一种善于投机者，他们能瞅准时机，抓住机遇，一步登天。虽然此举与上述三条途径不同，但却走得更快。
后 妃
一、德行心术两相济
在中国古代女性的四大行为准则“德、言、容、工”中，“妇德”被排在了第一，在实际的现实生活中，不管是民间百姓的择亲，还是皇宫朝廷中的皇帝择后，其标准也都大体—样，那就是恪守妇德第一。不过，作为一个皇宫中朝夕侍候在皇帝周围的女性，仅仅具有一般意义上的妇德还远远不够。她们还必须有心计和心术。没有心计和心术，而只有妇德的女人，十有九个要吃亏的。
二、色相与心计
中国古代的后妃制是以帝王为中心，由帝王的正妻(后)和众姬妾(妃)组成的一套职责分明、等级森严的一夫多妻制度，汉代后宫人数多达2万。后妃制为帝王提供了任意而为的方便，而对众多女人来说，一入后宫自己无形中就被引入了竞争机制——争皇帝的宠幸。她们各有各的资本，也各有各的办法。争到皇帝的宠幸就拥有了一切，否则，只能 “红颜暗老白发新”， “一生遂向空房宿”，那样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呢？
三、母以子贵
中国古代的封建皇位是嫡长子继承制，这一制度的坚定施行为后宫中的历代嫔妃提出了一个恒久的难题，即争做嫡妻，生育子嗣。可事实上，由于争夺的尖锐和激烈，坐上后位的未必有子，而生有子嗣的未必可以登上后位。即使既登后位又有子嗣的，也并不能高枕无忧，心计和心术一点少不了。否则，到手的东西也还会失去。
四、助皇帝一臂之力
虽然中国古代妇女一般都是男人的泄欲工具，是男权的奴婢和传宗接代的产婆，但也有不少女性或因容貌绝代，或因才华超群，或因工于心计，更多的是一身数长、一专多能，她们在历史的夹缝中不但求得了生存，而且还发挥了男性所无法替代的作用。特别是朝夕生活在中国古代政治中心的那些做了后妃的女性们，更是中国古代政治中不可缺少的一维。
五、后妃干政的劫数
中国古代后宫中的女人为登上女人生存的峰巅，有的以德行开路，有的用色相架桥，也有的以生育子嗣做最后一搏。不管是走哪条道，策略和手段都是必不可少的。而一旦目的达到，坐上后位，参政、干政的招数和结果也是形形色色：辅佐皇帝、安邦定国者有之；飞扬跋扈、祸国殃民的也不在少数。后妃干政有她们的贡献，可也有她们难以逾越的盲区和难逃的劫数。
宦 官
一、邀宠的诀窍
中国古代的宦官绝对是一个特殊的群体，被阉割的痛苦与不幸，使他们拥有了在前朝后宫之间游走穿梭的权力和不同于寻常奴仆的特殊的地位。为赢得皇帝的青睐和信任，并进而凭皇上的威势为所欲为，享受荣华富贵，宦官们绞尽脑汁探讨操纵驾驭皇帝的方式和方法，于千朝百代之中总结出了许多行之有效、立竿见影的谋略和权术。他们操纵皇帝，干预朝政，由被侮辱与被损害者，一跃而成为中国古代政治舞台上一股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这是连皇帝老子甚至宦官本人也始料不及的。
二、固宠的策略
就宦官们来讲，他们净身入宫，围绕在皇帝周围，这比起一般官吏要容易飞黄腾达得多。但一着不慎，便可能从青云之上跌入深谷之下。因此，对于宦官们来说，如何保持皇帝对自己的长久兴趣，不断延续帝王的倚重之心，维持时时得宠、处处重用的不败之势，比起赢得皇帝好感与信任的努力，无疑更富艰巨性和恒久性。可以说，能否永立不败之地，是古代宫廷对宦官们的智慧、能量与逢迎技巧高低的一个重大考验。
三、控制皇帝
宦官力争获得皇帝的赏识虽有天然优势，但也有意想不到的风险，皇帝至尊，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变化难测。你离皇帝近，皇帝离你也近，宦官的毛病、弱点皇帝也会看得一清二楚，其一着不慎，就会全盘皆输。对此，宦官们便想方设法变被动接受为主动索取，变曲意讨好为主动出击，操纵皇帝视听，驾驭皇帝作为，把皇帝牢牢控制在自己的掌握之中。俗话说得好，给了鼻子就上脸。当宦官们想明白这个道理之后，就一反奴才面目，公然学做起主子来了。
四、胁迫百官
宦官们获得皇帝赏识以后，参预政治，侵吞朝臣之权，常常贪赃枉法，为所欲为。他们想蒙骗皇帝一人并不犯难，但是要躲过满朝文武大臣的耳目却不易。朝臣们总是采用各种方式抵制宦官，回敬其侵权行为，所以宦官参政最大的威胁不是皇帝本人，而是来自文武大臣的监视与揭露。为了顺利实现自己的愿望，宦官们常常观察试探大臣的态度，认同者便加以勾结，异志者便严加排挤，在勾结奸佞打击异己的结党营私中运用了许多政治手腕。
五、与外戚周旋
在皇帝之下宗室、外戚与大臣三足鼎立的政治格局中，宦官们要参预政治，沾点帝王之家的便宜，不仅要对付满朝文武大臣的监视与威胁，而且还要对付来自外戚方面的压力，尤其在幼主登位太后听政之时，外戚地位显得更为重要。外戚势力的膨胀，对宦官参政无疑是一种压抑与抵制。为了权力与利益，宦官和外戚不断进行着激烈的角逐。
六、近水楼台先得月
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割除男根受宫刑是人生的奇耻大辱。然而活跃在古代政治中心的
宦官集团正是由这样一些违背祖训阉割净身的男子所构成，他们或为败降之虏，身不由己；
或迫于贫困，净身入宫。但大多数宦官是自愿阉割的。他们敢违伦常，忍着巨大的肉体痛苦
，蒙受世间奇耻大辱并非盲目所为，而是看中了当太监可以接近皇帝后妃皇亲国戚，凭此天
时地利便可以图帝王之财，享宫廷富贵，甚或借皇权以肆志了。
谋位四途:1.借助神灵
把天下攫为己有是古来所谓“有志者”或“野心家”的最大愿望。但是怎样才能摘取这颗权力金字塔顶的璀璨明珠?靠厚德吗?不。自从私有制诞生以来，多少德高仁厚者被排挤在皇权之外，秦始皇的嫡长子扶苏则是一最好例证。靠才智吗?不。诸葛孔明可谓智力非凡，但是他与得天下却全无缘分。楚国的屈原也“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却只能怀石投江，自沉而死。三国时的曹植远比曹丕才华横溢得多，却不但没有获得王位，甚至连性命也险些断送在曹丕手里。靠天生为嫡长子来继承吗?非也。君不见有多少皇帝长子被废黜甚而被杀害。纵观古今，皇位宝座下处处是阴谋的寒光，心术的剑影。真能终有一天稳坐皇帝龙椅之上、称孤道寡者，或借助于神灵，或取信于先王，或挟迫“禅让”，或拔刀相向，各领风骚，各有千秋，用心之巧妙，手段之高超，绝不是“传道授业解惑”之辈所能说得出，做得到的。
古代生产力低下，科学不发达，许多在今天看来极正常的现象，古人都感到无法理解，比如日蚀月蚀，风雨雷电，甚至人类的繁衍和死亡。于是古人就异想天开地创造出一个“神”来，而把帝王说成是天神赐予万民的主宰。愚昧和封建迷信使古人变得极易崇拜和敬畏，夺权者们就利用这些民心、民风、民俗来制造为我所用的新神话：灭楚建汉的刘邦，年少时不过是横行乡里的无赖，但他为给自己的出身涂上些神秘色彩，显示自己的神奇和与众不同，竟编造出母亲与龙交配生出自己的故事，以便与“真龙天子”的大众信仰相吻合。结果他的实践非常奏效，就连大史学家司马迁也被他骗过，把这个故事认认真真地写进了《史记》。隋文帝杨坚也想利用这一招。据记载，杨坚出生时是“紫气充庭”，人生下来以后手上赫然印有一个“王”字。唐高祖李渊，按史书记载的说法是一生下来就“骨法非常，必为人主”；而他的儿子后来做了皇帝的唐太宗李世民更奇，出生时竟然“二龙戏于门外”，三天后方才恋恋不舍地离去。
非凡奇特的出生，在古代帝王的传记记载中绝不仅限于上述数例。因为把自己的出身与神秘的“天”联系在一起绝不是随随便便的儿戏，而是大有深意存焉的。所谓“天子”，顾名思义就是上天的儿子，上天既然遣子人间，必然有类似当今更换官职的命令或通告。这在古时就是神意的预言——符命或图谶。符命显示的是种种人世征兆，图谶是类似谜语的暗示。比如西汉末年王莽篡位前，武功县长孟通淘井时就挖出了一块写有“告安汉公莽为皇帝”的红字白石。安汉公是王莽当时的封号，王莽便趁机以此向汉室索要帝位。太皇太后此前曾提拔重用他，这时却不愿放弃自己左右小皇上的权利，但慑于王莽的威势，不得不想出个折衷的策略，请他做了辅政的“摄皇帝”。但是三年后四川和扶风的雍县又出现刻有“天告帝符，献者封侯”字样的石头，山东的一个亭长也一夜数次梦见天公的使者说“摄皇帝应该成为名副其实的皇帝”，王莽以此为由最终取代汉帝做了新朝皇帝。前秦的创基者苻坚就是因为“丹付应王”的谶语改姓蒲为姓苻。苻坚的应谶语很明显是有意牵强。可这些符命和图谶又是怎么来的呢?难道真的是上天的暗示吗?我们且看则天武后听政的经过。
武则天的侄子武承嗣为使武则天垂政，就派人在石上凿出“圣母临人，永昌帝业”的文字进献给则天皇后；当时的和尚也编出《大云经》，说武则天是弥勒佛转世，应当代唐而为人主。武则天曾被贬为尼姑，因此与寺院有一份特殊的情缘，而寺院的经书又带七分仙气，自然是最好的预兆。最可笑的是隋末的王世充，他把自撰的符命帛书缚在鸟身上放飞，期望人们发现后遵照“天意”去拥戴他。虽然王世充的把戏没有演好，天子梦没能做圆，但你不难由此看出“天意”之下的符命和图谶对于觊觎王位的人是多么重要和必要了。
当然，对于谋取王位的人来说，除了“天意”之外，“民心”也非常重要。从中国文化的深层理解，“天意”和“民心”不过是一个问题的两个侧面，在一般人那里，“天意”和“民心”往往是一致的，这一点也不会逃过君主们的眼睛，他们会像利用“天意”一样，随时随地、驾轻就熟地利用“民心”。还是那个王莽，他在做了安汉公以后，为了一步步走向人间最高位，就又打起了另一个主意：把女儿嫁给汉平帝为皇后。本来他的姑姑已是太皇太后，如果女儿再做皇后，那就等于为自己的前途上了双保险。王莽要达此目的却不明说，他首先提出要平帝广选天下望族女子以充后宫的请求，然后又欲纵先抑假意对太皇太后说自己的女儿德貌平常，不好参加备选。他的这次聪明差一点被聪明所误，姑姑王政君本是个实心人，听王莽这么一说就信以为真，下诏书免于王家姑娘入选。这一下王莽可坐不住了，本来想使女儿率先入选，现在却弄得入选无望。于是王莽便“发动群众”，让“民心”出来说话。果然，太皇太后诏书一下，皇宫之外竟聚集了几万老百姓、太学生和下级官吏为此请愿，声称皇帝选立皇后，如果安汉公的女儿不得入选，这天下社稷将失去依靠。太皇太后当然明白民心向背、载舟覆舟的道理，在强大的“民心”面前只好同意将王莽的女儿立为皇后。王莽本人也做出民心民意如此他也只好服从的样子，高姿态、有风度地把女儿送入宫中。借助“民心”，王莽不但立女儿为皇后，做了铁杆国戚，而且还趁机得到了黄金二万两、钱二万万、新野一带两县土地的赏赐。王莽此举的收获不可谓不大，财富和权力成几何级数增长，他得到这一切靠的就是所谓“民心”。“民心”者何?可见在王莽，在古代君主、政治家那里，也仅仅是一个好使的工具而已。
谋位四途:2.胁迫禅让
神灵、符命、图谶无疑是一种间接而玄虚的假借物，君主谋位，更有堂皇而直接者。人们常说狡兔三窟。狡兔尚且如此，况人主乎?那些希望做民之父母者在夺取王位方面自然需要多种手段，挟迫禅让则是又一途径。原始意义的“禅让”是原始部落更换政治领袖的一种民主换届过程和结果。到了夏、商更代之时，“禅让”已开始失去原意而变得神秘和阴谋化起来。夏朝的最后一个君主桀荒淫残暴，结果被他原来的臣属商汤所灭。但商汤却不敢或不愿赤裸裸地打破祖宗一代一代传下的规矩而直接坐上共主之位，怕落一个“天下言己为贪”的罪名，于是就宣称要把他事实上已经争到手的王位让给当时最有名声、最有德望的务光。但是，他是假让，只怕务光真接受，所以就暗地里派人告诉务光说：“汤杀死国君却想把这个坏名声传给你，所以才想把天下让给你。”务光本是个道德高尚的君子，一听这话，哪里还敢接受?不仅不接受商汤的让位，而且为逃避不义之名，竟投河自尽了。这样，汤就自然而然、顺理成章地当上了各小邦的共主，而且还消灭了一个强有力的道德对手。至此，禅让的形式显得隆重而又合乎道德，天意民心俱得，而其中的肮脏文章却永远也无法写完。
汉哀帝去世后，膝下无子，他的祖母太皇太后王政君召回侄儿王莽做了大司马，领尚书事(相当于现在的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和代总理)。两个人为执掌朝政，从最亲近的皇族中选了只有9岁的中山王刘NBD60继承王位。为控制小皇帝，王莽隔绝
了皇帝和亲生母亲的关系。这样还觉得不太保险，就又在小皇帝12岁那年策划了一场皇后竞选闹剧，让自己的女儿做了皇后。但是小皇帝渐渐长大，即使是太师，也不敢保证能最终左右皇帝，因此就在元始五年十二月，王莽以腊月送椒酒为名，用慢性毒药结果了皇帝。为掩人耳目，在皇帝断气之前，王莽仿效一千多年前周公“行天于事”的做法，写了一篇代帝受疾的祷文，跑到京郊之外的泰畴举行仪式，又一本正经地将祷文藏入皇家档案馆，郑重其事地告诉有关臣属不得张扬此事。这还不够，他还派人用金钱贿赂塞外羌人，让他们以仰慕王莽治政安乐为名，自愿献地来做他的臣民。经过这样一系列精心策划，王莽通往皇位道路上的障碍就一一扫清了。
可是，谋取皇位的人要想把牌坊立得像模像样，导演禅让总少不得皇帝太后力荐、群臣劝说。曹丕取代汉献帝，似乎就是在众人的再三规劝下“不得已而为之”的。他在举行了接受献帝禅位的仪式后，满有心得地对大臣们说：“舜禹之事吾知之矣。”意思是说古代大舜和大禹之间的禅让也不过就是这样。曹丕认为古人的禅让实际上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的逼迫。古人究竟如何，后人难知，但他这声自鸣得意的感叹却道出了自己的实情。不过历史往往展现惊人的相似，距离曹丕逼迫汉献帝禅让之后只有四十余年时间，曹氏后人又被他的老下属兼老政敌司马氏所取代，后者所使用的方法与前者竟如出一辙。这是不是就是人们常常挂在嘴边上的所谓“历史的辩证法”?
好了，闲话少说。就于禅让中既搞出名堂，又得到实惠的君主而言，唐代的武则天也是出类拔萃的一位。武则天的政治见识和政治野心是尽人皆知的，但她也不免在既当婊子又立牌坊的古代政治俗套中变出一两个花样，比如她在登位前就曾怂恿侍御史傅游艺率关中百姓九百多人上表劝进，对此，武则天一方面表面上推辞不从，另一方面又暗中升官晋爵、嘉奖傅游艺。这样一来，武氏手下的明眼人看得明白，于是接下来发生的便是文武百官、皇亲国戚、远近百姓，包括四夷酋长、和尚道士六万余人上表劝进，最后连有名无实的在位皇帝睿宗李旦也上表陈请则天武后“高升一步”，武则天这才“可皇帝及群臣之请”而登基为帝。武氏的即位称孤似乎是由于大家的拥戴而不得不如此，但当我们回过头来看她曾为争宠固位而亲手杀死自己的女儿，逼死已经做了皇帝的儿子时，我们就会恍然大悟，她起初就抱有很大的政治野心，并一直期待着合适的机会来实现她的称帝理想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