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匡胤灭掉南平、武平之后，后蜀马上感到北宋大兵压境的威胁，在如何对待北宋问题上，后蜀内部形成两种不同意见，一派主张纳贡以自保，另一派则主张凭险据守。主张据守的一派于乾德二年十月派使者前往北汉求援，这一下却给自己找来了麻烦。赵匡胤听到后蜀向北汉求援的消息后高兴地说：“这一下我出师有名了。”殊不知赵匡胤正愁武力攻蜀没有借口，后蜀向北汉求援正为赵匡胤提供了借口，于是赵匡胤就堂而皇之地出兵把后蜀灭掉了。
灭掉后蜀后，赵匡胤又开始谋划南汉，南汉本是小国，赵匡胤本想运用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战略，劝说南汉臣服，不料南汉王刘NB076
顽固死硬，不听劝告。为此赵匡胤很是气恼，但一时又找不到征伐的借口。赵匡胤心生一计，他秘密派人去南汉侦察，搜集刘NB076的情报。当探子回报说刘NB076有种种压榨百姓的暴行时，赵匡胤愤然道
：“我要把那里的民众从水深火热中拯救出来。”于是发兵灭掉了南汉。
南汉被灭以后，南方诸割据政权中就只剩下一个南唐了。南唐与其他诸国不同，在赵宋政权征服其他诸国的时候，南唐臣服赵宋，一直和赵宋政权保持着比较友好的关系，也就是说，它对赵匡胤来说，是属于“交”而非“攻”的对象。因此，赵匡胤一直没有对它下手。但是，当赵匡胤平定南方诸国以后，破灭的命运无论如何也该轮到南唐了。赵匡胤先是向南唐后主李煜发出邀请，企图以请李煜入朝为名扣留李煜。李煜深知此行凶多吉少，所以称病固辞。而赵匡胤则以此为由，举兵进犯南唐。后主李煜听到消息后，派大学士徐铉出使北宋。徐铉其人博学多识，能言善辩，口若悬河，称说南唐无罪，北宋不应该没来由大动干戈。而赵匡胤是狼吃小羊，能找理由的时候就找理由，在没有明显理由，或没有必要找理由的时候，他就要直言不讳了。赵匡胤意在灭掉南唐，所以这次他向徐铉摊牌说：“南唐确实无罪，但现在天下要统一，我的卧榻旁，岂容有他人酣睡?”这样，李煜从此也就成了赵匡胤的阶下囚。
赵匡胤在处理北宋与诸侯割据政权关系问题上，或寻找借口，或剑戟相向，对症下药，交攻并用，其心术的精细周密，手法的灵活多变，是他占据有利形势，取得最后胜利的重要因素。古代帝王在制定外交政策方面，或倾向于“交”，或倾向于“攻”，此种单打一的事例在赵匡胤之前比比皆是，而赵匡胤灵活机智，融会贯通，在短短几年的统一战争中，对症下药、交攻并用，从而创造出一种综合众法的外交范式。
外交手腕:4.施反间计坐收渔利
古代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基本尺度是军事实力，因此战争成为解决外交争端的最后手段。但战争也有各种各样的打法，施反间，不费一刀一镞，就可坐收渔人之利，这当然是很高明，很划得来的。
春秋时，晋国攻打蔡国，蔡国自知难以对付晋国，就忙向楚国求援。楚国派令尹子上率军援救。晋楚两国军队隔NB048
水摆开阵势。晋人了解到楚令尹子上与楚太子商臣之间有矛盾，就派使者对子上说：“我们两军隔河不便交战，为了决一胜负，或者楚军后退把晋军让过河，或者晋军后退把楚军让过河。”子上不明白晋人的真实用意，想在晋军渡河未稳之际攻击晋军，就答应楚军后退，让晋军过河。于是楚军率兵后退。但晋人并未渡河，而是收军回营去了。这时晋人暗中派密使对楚太子商臣说：“我方接受了子上送来的礼物，所以避让楚军。”商臣一听，当即报告了楚王。楚王听信了商臣的话，就把子上召回处斩了。楚军主将被君主召回杀头，楚人不战而自败。而晋人略施小计，就轻松地取得了这场胜利。
魏武帝曹操也善于这样处理对外关系。建安二十四年，蜀汉大将关羽从荆州北进，围攻曹操的樊城。迫于形势，曹操打算迁都。这时司马懿向曹操献计，要曹操利用制造和扩大孙权与刘备之间的矛盾，以解目前困境。曹操听后极为会心，他分析当时的形势是，曹、孙、刘三人都想争霸称雄，孙权早在赤壁之战以后，就开始研究下一步战略目标。孙权以为下一步有两地可图，一是北上攻占曹操的徐州，一是西进夺取刘备的荆州。孙权考虑到徐州易攻难守，此地又便于曹军骑兵作战，而不能发挥自己水战的特长，刘备的荆州则“全据长江”，形势“益张易守”，因此他主意打定先取荆州。为了稳住曹操，孤立蜀汉，在关羽出击襄樊前二年，就曾派人向曹操求和。但不久刘备夺取关中，关羽又在中路出击获胜。孙权见形势对蜀汉有利，不敢轻举荆州，反而向关羽作出愿修和好的姿态。不料关羽刚愎自用，辱骂吴使，孙权这才决定先取荆州。
曹操在了解了这一切之后，随即遣使赴吴，表示愿“割江南以封权”。孙权也表示愿意出兵攻打关羽后方，以助曹操解樊城之围，但他提醒曹操要绝对保密。而曹操这边，口头上答应了孙权的保密要求，而暗中则故意向关羽泄露孙权助曹的消息，这一方面可以加强固守樊城曹军的斗志，另一方面也瓦解了关羽的军心，其目的是加速孙、刘之间的相互拼杀。果然，孙权在打发走曹操的使者以后，就派大将吕蒙袭击了关羽，并擒杀关羽，从此孙、刘两家结下深仇大恨。曹操调动孙权，在孙、刘之间制造矛盾，不仅解除了蜀汉对樊城的围困，同时也把斗争视线从孙、刘共对曹操，转移到孙、刘两家纷争内讧方面去了。
战国末年，齐国在保卫战中对待燕国也使用了外交反间计，并因此获得巨大成功。齐NB14D
王时，燕国派著名将领乐毅攻打齐国。乐毅率军攻入齐国境内，连克七十余座城池，势如破竹，眼看齐国只剩下莒和即墨两城未被攻破。在这种情况下，齐人在将领田单的率领下，以即墨为根据地，对燕军展开了反击。正当乐毅攻齐取得决定性胜利之时，一向信赖乐毅的燕昭王因病去世，继位者为燕惠王，而燕惠王却向来与乐毅关系不和。齐人得到这个消息，意识到战事的转机到来了，他们马上派人四处扬言；“齐NB14D王已死，齐国只有两城未被燕军攻破。乐毅害怕燕王惩罚
他而不敢回国，在齐国战场上他是以伐齐为名，实际上是想联络各地兵马占领齐国后在齐称王，因齐人现在还没有向他投降，所以他现在暂缓攻打即墨城以待时局变化。齐人最担心的是燕王再派其他将领代替乐毅来攻即墨，如果是那样，即墨城很快就会被攻破。攻破了即墨城，齐国也就完了。”这话很快就传到了燕惠王的耳朵里，燕惠王认为此话有理，随即派另一位燕将代替了乐毅，乐毅以前确实与惠王有些矛盾，但他怎么也没想到在自己就要攻下整个齐国的时候会被突然调回国去。乐毅判断，在这个关键时刻被从前方撤换下来，回到燕国绝不会有好结果。于是，心一狠就投奔赵国去了。临阵换将，本来就已经打击了燕军将士的士气；乐毅投赵，更使前线将士对燕惠王失去信任。由此燕军军心浮动，情绪低落，对即墨城的围困也一天天松懈起来。然而这一切全都在齐人的把握之中。齐人眼见反攻的机会到来了，于是就在城中收集了一千多头牛，给每头牛穿上红衣，衣服上画出五彩龙文，把锋利兵器绑在牛角上，然后把浇了油脂的苇捆缚在牛尾上，用火点燃。同时，他们在城墙上凿出几十个洞窟，夜间放出奔牛，命5000名精壮军士紧随牛后。牛尾上的火炬光明照耀，燕军本已戒备松懈，突然间看到饰有五彩龙文的火牛，一个个惊得发呆，火牛所到之处，燕军非死即伤。结果燕军大败，齐军在混乱中杀死了燕将骑劫。燕人四散逃命，齐人奋力追击，被燕国攻下的七十多座城池一夜之间又都回到齐人手中。齐国在极其艰难的情况下略施小计，利用反间计赶走了著名燕将乐毅，从而不仅解除了敌军的包围，收复了失地，也同时在燕国君臣间制造了难解的矛盾，并由此对燕国政治造成了致命性伤害。
立嗣中的计较:1.重要的是政才
帝王夺取天下好比摘人参果，你想吃，他想吃，大家都想吃，于是大家都想方设法捷足先登，争取优先权。
得了天下，做了皇上，就好比人参果到口。可是这果子不仅可口、长寿，而且今生今世吃也吃不完，它可供子嗣世代享受，以至无穷。如此说来，人生易老而人参果不老，打天下的帝王君主不可能长命不衰，那么这使帝王享用不尽的王位就得传给后代儿孙。可古代帝王妻妾成群，儿孙也就多，而王位只有一个，到底传给谁，这一点不同帝王各有标准，但最要紧的，一是要传给自己最喜欢的、自己认为最可靠的人，二是要传给有能力保住这位子的人。为此，帝王们为这传位问题同样需要运筹算计。
人世间有各色人等，而各色人等又各有各的才干。才能分为多种，或有文韬，或有武略，然而作为政治家，特别是作为皇位继承人，那选择的标准恐怕主要是政才。
比如魏武帝曹操，起初最爱小儿子曹冲。这曹冲也确实聪颖早慧，他7岁用船称象，语惊四座。9岁时巧用计谋，救了御马官一条性命，也史上留名。可惜神童早逝，这使父亲曹操大伤其心。曹冲死后，魏武帝曾一度把立嗣之心转移到文才颇盛的曹植身上。可这曹植终因缺乏“深自砥砺”的工夫和“矫情自饰”的韬略，眼瞅着这太子宝座被哥哥曹丕不费吹灰之力给抢走了。想来以曹操的聪明和机诈，不会识不破曹丕在自己面前玩弄的小小把戏，但曹操心里十分清楚，曹植虽然文才过人，可他的桀骜不驯和潇洒倜傥绝对守不住那众人觊觎的王位。曹操从自己一生的政治经验中得出一个结论，要想稳坐天下，必不可少的就是乔装打扮自己，要比别人做事更隐蔽，更多几个心眼，这是曹操对儿子的政才要求。而曹丕就具备这样的条件。后世许多文人墨客常对曹操不立曹植大发感慨，殊不知曹操掌握的是政治家标准，在这个问题上他不需要文人的理解。
与曹操立嗣选择的坚定明确相比，汉高祖刘邦实在有点相形见绌。嫡长子刘盈的软弱儒文，刘邦比谁看得都清楚，作为一个创业皇帝，他本也知道自己需要怎样的接班人，所以他打心里喜欢与他性格相同的赵王如意，而不喜欢曾一度打算废掉的太子刘盈。但由于他的态度不如曹操明确，手段也不如曹操强硬，再加上吕后竭尽全力阻挠，致使刘邦的愿望没有能够实现。这一问题处理中出现的偏差和失误，常常使后人不禁扼腕叹息。试设想，如果当初刘邦当机立断改立赵王如意，疏远外戚吕氏，那后来吕后的肆意专权和吕氏的篡权作乱还会发生吗?可是历史没办法假设，事情就是这样发生了。这中间吕太后听从张良的主意请来“商山四皓”，为阻止刘邦改立太子起了最后的决定性作用。故事颇有意思，一并叙述于此。吕后对刘邦改立太子的想法既清楚又担心，但却不知怎么办才好。左右为难之际，有人向吕后建议，说：“张良很有谋略，皇上又很信任他，不如求他想想办法。”张良是很了解刘邦的人，他知道此事已在刘邦心中酝酿了很久，仅靠口舌争辩是不可能使刘邦改变主意的，因此他就建议吕后去请“商山四皓”。因为此时天下已经平定，于安邦治国有用的人才大都被刘邦起用，只有东园公、角里先生、绮里季和夏黄公由于刘邦对人轻慢无礼，一气之下逃入商山，发誓终身不做汉臣。此时如果能请他们四位出山，明确站在太子刘盈一边，那么刘邦就一定会取消改立太子的念头。吕后听了张良的话，就派人厚礼卑辞去请四皓。汉十二年，刘邦打败英布回到京城，病情一天天加重，而改立太子的念头也越发坚定。一次宴会上，太子刘盈陪侍刘邦，四皓也随太子进了皇宫。4个人年龄都在80岁以上，个个须发尽白，衣冠严整。刘邦看到这四个陌生面孔问道：“你们四个人是干什么的?”四皓一一上前报上姓名。刘邦听后大吃一惊，说：“我寻找你们多年，你们弃我而去，现在为何要和我儿子在一起?”四皓说：“陛下轻慢士子，随便骂人，我们不愿受辱，所以就隐居了。现在听说太子为人仁爱孝敬，恭谨知礼，天下人没有不愿意为太子效力的，所以我们也就辅佐太子来了。”刘邦听四皓这么一讲，只好彻底打消改立太子的念头。但事实上，商山四皓这次可真是帮了个大倒忙。毫无疑问，没有刘盈的上台，也就不会发展到后来吕后及吕氏集团的为非作歹。
看来，帝王选择接班人，其标准只能是政才。没有政才，其他才能都派不上用场。中国历史上出过不少有名的才子皇帝，像南朝梁氏诸帝，唐明皇，特别是那以写诗填词而著称的南唐二主，都是因为其文才、诗才而妨害了其政绩。本来是个不错的文人、艺术家，却偏偏强人所难让他去做皇帝，这岂不既害了国家社稷，又害了他本人。如此想来，我们还是认为曹操做得对。他本人是个多面手，既是诗人，又是学者，但归根结底他是一个出色的政治家，他选择接班人的眼光和标准更显示出他超出常人的智慧。
立嗣中的计较:2.棋看两步
稍懂弈道的人都明白，下棋时每落一子至少要看到下面的两步以上。同理，有远见的帝王为皇室的长治久安考虑，在立嗣问题上常常想得很多，他们不仅虑及子辈，而且对孙辈也常常打定算盘，晋武帝司马炎就是如此。司马炎的儿子司马衷是个白痴，智商极低，在皇帝位子上闹出不少笑话，历史上最有名的是，臣下向他报告说某地因遭荒年百姓多被饿死，他却反问百姓“何不食肉糜”?这样的皇帝一遇政事便束手无策，那是可想而知的。但这白痴父亲却有个聪明过人的儿子，叫司马NE22D。一次宫中失火，晋武帝司马炎登高观望，年仅5岁的司马NE22D硬拉着
皇帝爷爷躲入房中，说：“救火时仓猝之间，秩序混乱，皇上不可轻易暴露，要防备不测之
事发生。”这话出自一个5岁小儿之口，可真是天生的皇帝坯子。司马炎就是考虑到傻儿子
继位之后便是这个聪明的孙子继位，所以，为长远计，就决定由司马衷做皇位继承人。但是
，司马炎死后，司马衷的妻子贾氏心狠手辣，由于司马NE22D非贾氏所
生，所以贾氏先下手为强，捏造罪名，陷害司马NE22D致死。此后诸侯
讨伐贾后，致使晋朝酿成连续16年之久的“八王之乱”。西晋倾覆，晋武帝司马炎的计划未
能实现。贾后干政，葬送西晋，这是晋武帝始料不及的。但他越过子辈，把自己的希望寄
托在更远的孙子身上，也不能不说是用心良苦了。
明太祖朱元璋与晋武帝司马炎出于同样的想法，只是他把希望寄托在孙辈的想法直截了当地予以实施了。朱元璋把帝位越过包括燕王朱棣在内的众多儿辈，直接传给了孙子朱允NB938，很明显这一举动不是因为一时爱憎，而是为长远打算
和考虑的。尽管朱允NB938仅在位4年就被燕王推翻，没能用事实证明太祖与常人立嗣方法
不同的正确性，但我们仍不得不正视古代帝王为永保江山，由司马炎、朱元璋们提供的一个新思路。思路的成败由多种因素构成，而思路本身却是一个永在的事实。
立嗣中的计较:3.品行第一
在吸取历史教训的基础上，隋文帝杨坚对立嗣问题的考虑更加周到，顾忌也更多。首先，杨坚自觉地不与宫妃们生儿育女，只是有计划地和独孤皇后生有五子。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前世天子，溺于嬖幸，嫡庶分争，遂有废立，或至亡国；朕旁无姬妾，五子同母，可谓真兄弟也，岂有此忧邪！”之后，五子虽出同母，但杨坚坚持长幼有序的规矩，先立长子杨勇为太子。后来见杨勇个人生活上不像自己那么检点，后宫多女宠，就果断改立“不近女色”、生活俭朴的次子杨广为太子。当然，隋文帝杨坚的不近女色是有他个人苦衷的。据载，杨坚称帝后曾爱上后宫中一位佳丽。杨坚召幸过几次，后来这消息传到独孤皇后耳朵里。一次独孤皇后趁杨坚不在时派人杀掉了这位薄命女。文帝事后得知，他悲不自胜，单骑驰出宫门，径向荒郊野外跑去。后经尾随而来的大臣高NB077、杨素等人苦苦相劝，杨坚才在“我贵为天子，而不得自由”的喟
叹声中重返皇宫。物极必反，有为有志者常能做出一生中最不愿做的事情，日后杨坚的轻恋情、重社稷就是这样一个情结。经过这次情感磨炼，杨坚在日后统一天下的很长时间里，始终保持着克己俭朴的个人生活准则。自然，选立太子他也坚持以此为重要尺度，废杨勇改立杨广时，他就是这么考虑的。隋炀帝杨广身后为万人唾骂，是家喻户晓的荒淫无道的坏皇帝典型，但在他被立为太子的时候，杨广不仅不近女色，厚以待人，生活节俭，而且天赋甚高，文笔极好，统兵将将无所不能。他不满20岁时就做了行军元帅，指挥由六合一方面的军队，节制其他各方面军事长官，连宿将杨素都受他管辖。人是受各方面条件制约和影响的，隋炀帝也不例外。文帝杨坚选立杨广为继承人，无疑是经过反复考虑的。隋炀帝后来断送隋王朝，并不能因此就断定隋文帝杨坚择非其人，隋文帝在立嗣问题上仍然显示出他不同于常人的心术。
立嗣问题上，古代帝王们常常把品行放在第一位，这在我们这个道德冠天下的国度里实在是不争的事实。此种事实完全应该当做一般现象对待，所以例子便不用多举了。
立嗣中的计较:4.排除宗室之外的威胁
皇帝选立太子，对入选对象有种种要求，因为这关系到千秋万代的基业问题。但立嗣也往往受各种条件制约，有心计的老皇帝不仅注意太子本人的自身条件，而且对太子身边的顾命大臣也要选配得当。一个好汉三个帮，将来太子要掌管天下，身边的忠臣良将智多星虽不能少，但对有可能对幼主造成威胁的也必预先除之而后快。像唐太宗李世民，起初把长子李承乾立为太子，谁知这李承乾继承娘舅突厥氏的粗鲁野蛮的种性，剽悍不驯，他在几乎所有场合都穿突厥服，行突厥礼，说突厥语，行为放荡不羁。后来竟发展到勾结叔叔元昌等人密谋造反，事发后被贬为庶人，徙往边地黔州。除李承乾外，唐太宗喜欢的另一个儿子是李泰。贞观二年，唐太宗封李泰为越王，扬州大都督，十一年加封为雍州牧，左武侯大将军。之后，唐太宗又给过李泰许多荣誉。照常理发展，在李承乾被废后，李泰的立嗣当不成问题。可是半路上又杀出程咬金，李泰虽然聪明英武，但耐心差了点儿，没等到帝位到手，就犯罪被贬为东莱郡王。两次立嗣失败，对唐太宗打击颇大，于是由刚强转柔弱，这次他改立的是以宽仁著称的九子李治。
唐太宗立嗣标准的改变，颇能说明前面“品行第一”中讨论的问题，选才和选德可以并行不悖，但事实上，选才易出背叛者，选德又导致无能者执政，这真是帝王择嗣的二难。
以太宗的为人，他所喜欢的应是“英果类我”者，而李治的懦弱在立嗣之后不久就被太宗发现了。但经李治的舅父、老臣长孙无忌的劝说，李治最终还是做稳了太子。太宗不再易储，又要稳保帝业，所以他就不能不在辅佐大臣身上下工夫。想来想去，觉得宠臣李NB078工于心计又忠于朝廷，是再合适不过的人选。这李NB078原来并非唐
室旧部，他原本也不姓李。《隋唐演义》里的徐茂公，就是后来的李NB078。徐茂公原
名徐世NB078，曾是瓦岗军首领翟让的部下，翟让被杀后转隶于李密。后来李密投降大唐，而徐世NB078
看出大唐乃天命所归，就再次跻身做了唐室的顺臣。他之所以被唐太宗看作是辅佐李治的最佳人选，这与他本人善察时变大有关系。比如他能洞察李氏父子的为人特点，并且很好地处理自己与新旧主人的各种关系。李密降唐不久，“其旧境东至于海，南至于江，西至汝州，北至魏郡”都是李NB078的辖区。李NB078这时派人到关中去见
李密，将这一大片土地连同土地上的人口记录一同带去，请李密献给李渊以示归附。李渊听说这原来是李NB078“不利主之败，自为己功，以邀富贵”，盛赞李NB078“感恩推功
，实属忠臣”。这是李NB078进身李氏父子后的第一次见面礼。
第二次是李密因反伏诛后，李NB078依然奏请收葬，并且“服衰NB079，与旧僚吏将
士葬密于黎山之南，坟高七仞，释服而散”。李NB078在归唐之后敢于斗胆表示对背叛
新主的旧主致哀悼思怀之情，却赢得朝野一片赞誉和李氏父子的称许，这是李NB078事
前希望得到的。果然，李氏父子对他不但不疑，反赐姓李，倍加重用。李世民更多次表示对
李NB078的宠信。一次，李NB078生病，为给李NB078治病，太宗李世民竟剪去
自己蓄留多年的大胡子以作药引子。由此显示出来的君臣之恩，真应该说是无以复加了。
李世民厚待李NB078，当然也有他自己的算计。他知道太子李治于李NB078无任何恩
义，况且李治生性怯懦，没有铁鞭驭马的气派和胆识。而历史上旧主谢世权臣谋反的先例有
的是，像蜀魏延反刘禅，东魏高欢死而侯景投梁。唐太宗李世民也生怕自己归天后，软弱的李治驾驭不了功高望重的李NB078。所以，李世民去世前就先自把李NB078贬斥放
逐了。按照李世民的想法，这是为太子做稳江山而必须扫清的一个障碍。
立嗣中的计较:5.爱屋及乌
皇帝选储立嗣时，皇后与皇帝的关系因素也十分重要。像东汉光武帝刘秀，易储前先易皇后，易皇后成为下一步易储的一个明确信号。原来，光武帝刘秀在起兵反莽的第二年，就娶了家乡有名的美女阴雨华。之后，刘秀被绿林军首领刘玄派往河北安抚收编地方武装，遭到自称是皇室后裔王朗的通缉，逃到信都(今河北冀县)。当时天下百姓对新莽政权不满，怀念汉室。刘秀为败王朗，前往争取占据真定(今河北正定)的真定王刘扬，这刘扬乃是汉景帝的七世孙，且拥兵10万。但刘扬向刘秀提出条件，就是刘秀与其甥女郭圣通成婚，他才肯出兵。为大业着想，刘秀只好娶了郭圣通。这郭圣通也真争气，第一胎就给刘秀生了个儿子。母以子贵，再加上刘扬的势力强大，刘秀称王后，于建武元年六月，正式册封郭圣通为皇后，立郭所生儿子刘疆为太子。而阴丽华只能屈居为贵人。
之后，这阴丽华也为刘秀生了儿子，取名刘阳。这一下就使刘秀心中的天平不得不发生倾斜，因为他本来就喜欢阴丽华。后来刘扬谋反被诛，刘秀没有马上波及郭圣通。可是刘秀爱阴丽华是很明显的，他几次御驾亲征，身边带的都是阴丽华。再加上刘阳明显比刘疆有才干，刘秀渐渐滋生了易储的念头。
皇帝的举手投足，周围人看得十分清楚。刘疆本人也意识到了面临的危机，他整日忧心忡忡，难以自安，而郭皇后更是想不明白。她认为要不是舅舅刘扬，你刘秀能做上皇帝?心里想的难免不表现出来，这时刘秀就趁机以“怀势怨怼，数违教令，不能抚循他子，训长异室”为由，废除了郭圣通，改立阴丽华为后。
很明显，刘秀醉翁之意不在酒，手下大臣自然明白。皇家教习郅恽对刘秀的意思心领神会，他先提议加封郭圣通次子刘辅为中山王，增加中山王的封地，淡化一下“废后”的实际意图。之后又苦口婆心地劝谏刘疆，说刘疆“久处疑位，上违孝道，下近危殆”。“《春秋》之义，母以子贵。太子宜因左右诸皇子引愆退身，奉养母氏，以明圣教，不背所生”。刘疆听了郅恽的分析，只好接二连三主动向父皇申请让位，并托请他人劝说皇上。刘秀在表演了一番推让不允之后，就表示接受请求，于建武十九年改封刘疆为东海王，立刘阳为皇太子。
由宠其母而立其子，爱屋及乌，这是许多帝王的惯常做法。像唐高宗李治先后四次立嗣，立的都是则天武后所生的儿子，这不能不说与他宠爱武则天有关。但是情况也有特殊者，那就是因为爱其母，所以立其子，又因为欲立其子，必先杀其母。这是立嗣的两刃剑，也是古代帝王的立嗣辩证法。汉武帝刘彻就是这么干的。太始三年，汉武帝宠爱的钩弋夫人生下一子，武帝欣喜异常。尽管在此之前他已有五个儿子，皇位继承人也早有人选，但这皇帝老儿老来得子，此子不仅为宠妃所生，且又在钩弋夫人肚子里异乎寻常地呆了整整24个月。汉武帝其人极富创造性和想像力，他想起上古圣人帝尧也是其母怀胎14个月方才降生的，于是一高兴，就把钩弋夫人产房的门命名为“尧母门”。由此可见，汉武帝是如何喜欢这位小儿子了。
但是，皇太子此前早已立定，是卫皇后所生的刘据。这刘据与汉武帝性格截然不同。武帝严刑峻法，太子宽厚仁慈；被武帝治罪的人，太子常常为之平反。武帝的严刑，有配套的告密机关及执法大臣相佐，这些人也常担心一旦刘据嗣位，会对自己不利。而汉武帝既然把钩弋夫人比作“尧母”，尧继帝位就是顺理成章的。他还让画工画“周公辅成王”的图画，易储的意思更加明显。再加上汉武帝相信神仙，总想长生不老，所以对巫蛊之术非常在意。所谓“蛊”就是把几只毒虫放入一器皿之中，让它们互相争咬，最后只剩下一个，这一个就是怪物，也就是“蛊”。征和二年，汉武帝生病，水衡都尉兼直指绣衣使者江充趁机离间武帝与太子的关系，说有巫蛊祸害皇帝，此事牵连到卫皇后与太子。汉武帝在别宫养病，卫皇后和太子想请安问候，但受到阻拦。太子刘据愤怒之余抓住江充就杀了头，于是有人造谣说太子要谋反，一时间整个长安城都传遍了。形势所迫，逼得太子真的起兵。保皇党与保皇太子党在长安城中大战五日，“死者数万”，太子刘据兵败自杀，皇后卫子夫也自杀身死。事后汉武帝醒悟，建“思子宫”悔过。但改立太子的工作却水到渠成了。所以四年以后，钩弋夫人生的刘弗陵在8岁时被立为太子，是为汉昭帝。
刘弗陵本来是出身“尧母门”的汉武帝的掌上明珠，汉武帝要为这幼子创造各种条件，预先做好各方面的准备。他不仅为刘弗陵选定朝中重臣霍光朝夕辅佐小太子，而且一立刘弗陵为太子，就杀掉了刘弗陵的生母钩弋夫人。前者的道理是不言自明的，而后者就连当时的许多大臣也迷惑不解。当有人问汉武帝为何立其子而杀其母时，汉武帝解释说：以往国家之所以发生混乱，多是由于皇帝小而他的母亲却正值年轻力壮。这样女主骄矜自持、淫乱恣意，就没有人能管束得了。你们难道没听说过吕太后专政的故事吗？这就是汉武帝之所以立其子而杀其母的理由。在选择接班人问题上采取这种出人意料的极端手段，这怕在中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古人打仗常提倡出奇制胜，而汉武帝在立嗣问题上也堪称出奇制胜了，他的这一举动不可谓不残酷，但确也真的堵住了母后干政乱政这个随时都可能出现的漏洞。
术在书外:1.“卧龙”的预言
民谚中常常蕴涵着深刻的智慧。人们常言道，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细想起来，这话实在有理。翻开历史看看，古代帝王打天下、治理天下时哪个没有一批为之策划的谋士?在许多关键时刻，谋士谋划水平的高低对帝王作为的大小甚至国家社稷的治乱兴衰都有着直接而重要的影响。这样说绝不是故弄玄虚、危言耸听，这其中的道理是基于一个重要的历史事实，因为自打秦汉以后，我们这里所说的谋士谋臣大都身居显位、手握重权，在皇帝老儿的决策中是绝对说话算数的人。
这些谋士谋臣中的许多人都是读过书、问过学的，有些人甚至还有师承传授。但是，他们之所以成为谋臣却并不是靠什么从书本上学来的东西，而是靠日积月累的经验、敏锐深刻的观察，特别是那没法解释和说明的天生才能。这种天生的才能可以使他把间接经验变成直接经验，把过眼即逝的日常生活变成富有意义的睿智判断。正是基于此，他们可以在众人的不知不识中辨明历史发展的大势，并提出帝王应对现实的行动方案。他们过人的敏锐、超常的反应，使得他们能够在帝王选择的重要关头施出妙计，或转危为安，或出奇制胜，因此人们常把他们看做天地间特殊的一群。
仅就我们前面的开场白，稍有常识的读者在头脑中闪出的第一个形象往往就是端坐四轮车中、手持羽扇的诸葛亮。
诸葛亮生于东汉末年的战乱之秋，早年曾在襄阳城西的隆中躬耕读书，闲暇时便与来此地躲避战乱的名士们议论天下大势。当然，每到这种场合，诸葛亮都侃侃而谈。人们相处久了，见他对天下大势的分析既深刻又独到，敬佩之心油然而生，于是就送他一个雅号，叫“卧龙”，暗示和预见他日后必定大有作为。
10年之后，天下形势迅速变化，此时曹操打败了袁绍，统一了北方，力量日渐壮大起来，孙权占据江东，地处天险，境内富庶，社会安定。此外，荆州有刘表，益州有刘璋，各自割地为王。刘表、刘璋虽然占据地盘不小，但两人缺乏远见和成大业的抱负。而此时的刘备正投在刘表门下，虽然自称是汉景帝之后，且有匡扶汉室、成就大业的抱负，但却缺乏起码的实力，因此正四处网罗有能有为之士，特别是能出谋划策的人，以便辅佐自己成就一番事业。刘备的苦心孤诣打动了当地名士司马徽，司马徽于是便向刘备推荐了诸葛亮，并称诸葛亮为旷世奇才，其才能远超管仲、乐毅。诸葛亮这类人才，正是刘备此时最需要的，于是以后便上演了刘备三顾茅庐的著名故事。打天下并不是开玩笑，当时刘备已年近半百，仍有这番雄心壮志实属不易，年仅27岁、本不愿轻易出山的诸葛亮终于被刘备的真诚所打动。当年诸葛亮曾态度明确地坚辞刘表的邀请，但这次却没办法拒绝眼前这位真想干一番事业的刘备了。诸葛亮见刘备抱负远大，是个有望成大业的人物，便同意出山，并认真细致地向刘备分析了当时的天下形势，以及刘备应采取的具体策略，这便是历史上妇孺皆知的“隆中对”。
诸葛亮认为，论名望和实力，袁绍比曹操大，却被曹操打败，说明曹操有智有谋。而曹操现在已经统一了北方，有几十万兵马，并且可以挟天子令诸候，所以短时间内不能与之争锋。江东的孙权地处险要，经过父兄多年经营，民心归顺，政治稳定，刘备也不宜与之对垒，只能联合。因此，刘备的最佳战略应该是东联孙权，一起抵抗曹操。另外，荆州是用兵立足的好地方，但刘表无能；益州土地肥沃，地势险要，可刘璋昏庸。所以他劝刘备应借助皇室后裔的名望，设法占据荆州和益州，然后再图大业。诸葛亮的这番分析，可以说深刻而富远见，后来形势的发展，基本与他的分析吻合。只是碍于刘备光复汉室的志向，诸葛亮没有点明统一天下的可能性不大；从对曹、吴的分析上可以看出，诸葛亮已经预见到天下三足鼎立的趋势了。
无独有偶，明初刘伯温的作用也与诸葛亮相似。元朝末年朱元璋起事后，曾占据江东一块地盘。当时他周围有三股势力，北面是韩林儿的宋政权，东面是张士诚的周政权，西面是陈友谅的汉政权，朱元璋一直忙于东征西讨，缺乏总体战略构想，因此战果不佳，难有进展。此时，青田名士刘伯温求见，向朱元璋陈“时务十八策”，分析周围三大势力的不同情况，指明了朱元璋应采取的对策。刘伯温认为，三政权虽然都是朱元璋争夺天下的对手，但情形却大不相同。韩林儿名义上是朱元璋的主子，他不仅不会威胁朱元璋，而且能成为朱的工具和挡箭牌；张士诚在苏北苏南，安于富足尊荣，又接受了元朝的封号，目光短浅，难成大器；陈友谅则不然，他自起兵以来，首先清除内部异己势力，掌握了实权，势力很快扩及江西、湖北、安徽、湖南、浙江等省，是义军中最强悍的一支，也是朱元璋最重要的威胁和对手。所以战局的关键是必须首先打败陈友谅。刘伯温又进一步分析认为，陈友谅与张士诚不和，如果朱元璋攻张士诚，陈友谅不会出兵救援，极有可能乘虚而入，占据朱元璋的地盘；如果攻打陈友谅，张士诚却没有这种远见，他只会按兵不动。那么一旦攻下陈友谅的汉政权，张士诚的周政权也就很容易攻下，如此一来，“天下之形成矣”。日后的事实证明，朱元璋正是遵从了刘伯温的这个战略构想，灭元建明的事业才得以较快的速度发展和完成。两相比较，刘伯温此次对天下大势的精辟分析，对朱元璋战略行动的富有远见的指点，与诸葛亮和刘备之间的“隆中对”大有异曲同工之妙。
术在书外:2.临终前的忠告
历史上既能宏观天下发展大势，又能明察时局变更秋毫的谋士谋臣们可谓多矣，他们中的某些人除了身在江湖时就对江山变化指挥若定外，还能够在弥留之际对江山、后人留下决定生死命运的遗言，以利国家和社稷。
春秋时辅佐齐桓公成就霸业的齐国宰相管仲，一生出谋划策可谓多矣，齐桓公对之都言听计从。管仲临终之前，齐桓公前来探望，说话间问起将来管仲百年之后由谁来接替宰相之位合适。管仲当即作了这样的分析：阳朋为人忠厚正派，可以放心委以重任，易牙、竖刁、卫公子开方，从以往的为人方式和性格看，都属于小人一类，遇大事不宜重用。但是，正是这三个小人过去都曾有恩于齐桓公。所以听管仲这么一说，齐桓公说：“过去易牙曾烹杀自己的儿子为我做肉羹，难道能说他不是真心对我好吗?”管仲说：“每一个人都有他起码的为人标准，这个标准就是人性，试想一个连自己亲生儿子都不爱的人能说他有人性吗?一个没有起码人性的人，他怎么可能真正忠于国君呢?”齐桓公又问：“竖刁过去曾不惜残伤自己的身体来侍奉我，这样的人难道也要怀疑他对我不忠吗?”管仲说：“没有哪个人不首先爱惜自己身体的，不爱惜自己身体的人是违反人情的，违犯人情的人也不会永远忠于国君。”齐桓公又问：“公子开方跟随我已有十五年了，为了侍奉我连自己的父亲去世也没有回去奔丧，这样的人难道还不值得信任吗?”管仲说；“凡是正常的人都会有父子亲情，连父子亲情也没有的人，他怎么可能会忠于国君？”这次谈话之后不久，管仲就去世了。
应该说管仲临死前对齐桓公周围几个重要大臣的评价并没有使齐桓公感到满意，不仅如此，相反这番话倒让齐桓公觉得有某种不愉快。于是齐桓公也就没有照管仲的临终安排去做，而是非但没有重用阳朋，反倒对曾有小恩于自己的易牙、竖刁和公子开方信任有加。人的确是个感情动物，一向深谋远虑、识见过人的齐桓公也不能例外。但结果却不幸得很，管仲去世3年之后，齐桓公正是被这三个貌似忠诚，而实际上为人恶劣的亲近佞臣害死了，齐国的霸业也从此宣告结束。不用说，管仲临终遗言似乎只是一个人格评价和为国为政中基本的用人问题，而实际上他牵涉到管仲身后的齐国如何将霸业继续发展下去的重大战略问题。齐桓公因为感情用事，把管仲的话当了耳旁风，导致齐国政坛上发生重大变故，这也从反面证明了管仲预言的敏锐和卓见。
十六国时辅佐前秦苻坚的著名谋臣王猛也是与管仲相似的人物。王猛在苻坚麾下担任丞相兼都督中外诸军事，他曾帮助苻坚扫除西北各地的割据势力，基本统一了北方。因此，苻坚对王猛也是极其信赖的。王猛临终前对前秦的前途和未来军国大事也有一番安排，王猛说：“晋国眼下成为我们的主要威胁，它虽然目前只是偏处江南，但它既是华夏正统，又治理得上下安和。我去世之后，陛下千万不要图灭东晋。现在鲜卑和西羌虽然表面降服，但心中并未真诚归顺，两族迟早都是祸害，以后要找机会把他们铲除掉。”不久，王猛去世。王猛死后，苻坚并没有认识到王猛临终遗言的准确性、重要性，毅然调集90万大军南下攻晋，结果在淝水遇到东晋军队的顽强阻击，前秦军队一败涂地。与此同时，王猛生前一再叮嘱要铲除的鲜卑、西羌贵族也趁前秦新败于东晋之际，公然宣布独立。从此，前秦江山由初具规模的稳定和强盛陡然变得七零八落，北方地区又重新陷入战乱和分裂。此后不久，苻坚被杀，前秦也迅速走向了它的全面瓦解。前秦由发展而迅速走向灭亡，当然原因不止一个方面，但苻坚不遵王猛临终遗言，却是导致形势急转直下的一个重要原因。苻坚和前秦的快速败亡，恰从反面证明了王猛临终遗言的高度预见性和分析问题、形势的深刻准确性。
术在书外:3．灵活机动的本领
谋臣们预言未来江山大业一言九鼎，靠的是高瞻远瞩的判断力；而面对具体问题分析得入情入理、准确无误，表现出的又是即时应对、机动灵活的另一种本领。
还说齐国的管仲。他当年为齐桓公谋求霸业时，曾系统设计先得民心，爱惜百姓，使百姓富足的政策；然后在民富国强的基础上提高士兵的战斗力，兵贵精而不在多；继而开发山林、盐业、铁业和渔业，发展商业，增加国家财税收入。并提请桓公注意让百姓休养生息。这样，国家富强，民心归顺，霸业自然而成。齐桓公也的确是按照管仲提出的思路行事而成为五霸之一的。
秦末楚汉争霸战争中，双方虽然互有胜负，但胜方和负方事实上都已筋疲力尽。刘邦急于取胜，令谋臣献计。儒生郦食其建议仿效汤武立桀纣之后的办法，分封六国贵族后代，以拉拢各方势力壮大自己。刘邦当时很是赞赏，准备马上下令封侯授玺。张良听说后立刻意识到，这将破坏争霸大业，即刻求见刘邦，数以9条不可依此而行的理由，认为复立六国，则将士谋臣各归其主，就不会有人追随刘邦打天下了，这样做不仅不会壮大汉政权的势力，而且只会带来新的分裂。刘邦醒悟后，又马上下令“销印止议”。如将此与西汉统一后的历史打通来看，张良的及时谏止确实是极有远见卓识的。
东晋建国于东南一隅，政权内部组织成分复杂，其中既有原来南方的士族，也有避乱南迁的北方士族。由于南北士族的风俗、气质等方面差异很大，影响到政治主张的歧异，并因此形成若干对立的政治派别。谋臣王导向晋元帝献策，以调解北南士族之间的关系，主张“绥抚新旧”，保持平衡，主观上决不可有所偏颇。王导本是北来的山东士族，当他与北来士族在一起时，就激励北来士族为光复中原而努力，以劝导他们放远眼光，别为眼前小利而争吵不休。对于南方士族，他主张保护其既得利益，特别是旧士族的祖传产业，只在一些地旷人稀的地方让北来士人落脚。这样就成功地协调了南北士族的矛盾，维持了东晋国内的政治平衡和稳定。
唐初“善谋”的房玄龄是李世民的秦府十八学士之一，灭隋建唐的过程中，房玄龄一直在李世民身边侍奉，他很早就有辅佐李世民继帝位的打算。当李世民和太子建成矛盾激化后，房玄龄准确把握时机，与长孙无忌商议“安宗社”之大计，策划夺取帝位的具体步骤。当建成鼓动唐高祖李渊把房玄龄逐出秦王府后，房玄龄敏感地意识到建成就要加害于李世民了，于是他乔装打扮成道士潜回秦王府，劝说李世民当机立断，“大义灭亲”，从而成功地发动了玄武门之变，射杀太子建成，李世民由此登基。事后，李世民称房玄龄有运筹帷幄、安定社稷之功，可与汉之萧何相提并论，功居唐初重臣第一，进封为邢国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