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建立后，靠陈桥兵变称帝的赵匡胤最关心的是如何防止军将作乱，避免使赵宋成为继后周之后的第六个短命王朝。他在谋夺帝位的过程中一直以赵普作心腹谋臣。建宋后，赵普任宰相，对赵匡胤忠贞不贰。赵匡胤多次与赵普密谋，希望解决好军将专权问题。当时随赵匡胤起兵的石守信位居殿前都点检要职，掌握禁中军权，客观上对赵匡胤构成直接威胁。但石守信功勋卓著，毫无离心迹象，赵匡胤一直不忍心罢免，却又总是对石守信放心不下。据载，在一个大雪之夜，赵匡胤来到赵普家中，君臣二人围坐在火炉边商量如何对待石守信。赵普当时只轻轻说出12个字：“稍夺其权，制其钱粮，收其精兵。”宋太祖赵匡胤是个绝顶聪明的人，听了赵普的话马上心领神会。但是，这里边还有另外一个问题，那就是赵匡胤对一般节度使使用这个办法并不怎么犯难，而惟独这个石守信却很让赵匡胤犹豫难决。赵匡胤觉得，石守信这个人一生都不会背叛自己，因为自己曾有恩于他。而赵普却说：“如果陛下念及对石守信的恩情，那么周世宗对您也施过恩，陛下又为何取周世宗而代之呢?”赵普的话正中赵匡胤要害，这一反问才使赵匡胤最终下了决心。在成功地解决了石守信的问题以后，大宋朝廷又在赵普的导演下演出了一幕“杯酒释兵权”的活报剧。如此对待握兵重臣，开创了宋朝巩固中央集权的一条新思路，从而使得大宋江山在几百年时间里始终没有出现诸如唐朝后期那样“内轻外重”的割据局面。对于宋王朝来说，对此作出创造性贡献的就是赵普。
王导、房玄龄、赵普们，虽不生活于同一时代，面对的帝王和问题也不一样，但由他们的实践所体现出的却都是灵活机动的应变才能。
术在书外:4．即兴表现的才能
在谋臣这个家族系列中，除了预言未来的天才之外，其他则都是“可学而能”的正常本领，所以在这正常的为人主谋划中，还有一种，那就是常在帝王社稷发生危机的关头突发奇想、献出妙策。这种妙思奇想虽属小道，但它发挥的作用却千万不可小视。
齐桓公一次亲率大军讨伐山戎，行军途中，大队人马走进一个迷谷，前面是一望无际的茫茫沙漠，四周全无人烟，人们无法辨认方向。加之长途征战，天气酷热，没有水喝，人马都渴得要死，将士们万分焦急，却一筹莫展。这时管仲对齐桓公说：老马识途，选几匹老马带路，信马由缰，我们跟在后面，便可找到水源和出路。齐桓公照此行事。果然，几匹老马很快把齐军带出了迷谷。
韩信随刘邦打天下，立下赫赫战功。韩信破齐后想自立为齐王，怕刘邦不高兴，先派人去求封“假王”。当时刘邦正为作战不利而苦恼，盼望韩信救援，听到的却是韩信求封的要求，立时气不打一处来，张口大骂：“求什么封?”接下来还要痛骂，张良在旁赶紧用脚踩了踩刘邦的脚，给刘邦递了个眼色，示意刘邦应允。刘邦也很机敏，马上改口说：“求什么假封?当什么假王?要当就要当真的!”立即封韩信为齐王，并派张良持印往告。同时令韩信追击项羽，韩信愉快地奉命而行。韩信求封时张良马上意识到，假如刘邦拒绝封赏韩信，韩信肯定会倒戈反叛；而答应封王，便赢得了楚汉争斗中的一支重要力量。
谋臣们一般都读过书，可他们读的又是什么书呢？据说张良年轻时曾在桥头遇见一白发老翁，约他半夜相会，送给他的是一部《姜太公兵法》。张良日夜诵读，终于成为深明韬略、足智多谋的智囊，13年后辅佐刘邦时全靠此书点拨。但此书事实上并不存在，授书者自称黄石公，这黄石公实际上也只是山下的一尊石像。赵普辅佐赵匡胤时屡出奇谋，据称是深夜读书所得，但人们不知道他每天夜里读的是什么书，他也从不对人提起。待他死后清理遗物时人们才发现他已翻烂了的只是残缺不全的《论语》，这便是“半部《论语》治天下”的美谈。刘伯温辅佐朱元璋创帝业之前，在去元大都(今北京)赶考途中一个书摊上看到一部素所未闻的天文书，当时他身无分文，只好借去阅读，仅一个通宵便熟记于心。据说他的计谋全都来自这本天文书中……不难看出，这些“书”或属子虚乌有，或是残缺不全，可见谋臣们之所以成为谋臣，并不是靠什么这书或那书，靠这师或那师的指教，而是靠经验和天资，他们神奇的计谋是一种可实践而无法总结的智慧和才能。这样说是否有点神秘呢?其实一点也不神秘，某伟人早有伟言一则，实践出真知是也。
术在书外:5.谋臣的反派
古代戏剧里常常安排忠奸分明的两类角色，习惯上人们一般把忠臣类角色称之为正派，而把奸臣类角色称之为反派。在中国古代皇宫中，帝王手下的谋臣也有正派反派之别，前述若干谋臣都是正派，除了他们之外，反派谋臣也有不少，秦桧、严崇、魏忠贤不用多说，在此仅举一个例子。以往人们对他不太了解，但他的谋划却对朝廷、国家起了不小的副作用，这个人便是隋朝的裴蕴。
裴蕴原在陈朝做官，由于在隋灭陈时他为内应，帮了隋文帝杨坚的大忙，所以隋文帝对他很是优待。隋炀帝掌权后，裴蕴官至御史大夫。这御史大夫是一个国家的最高司法长官，掌握着许多人的生杀予夺之权，在这个位子上，裴蕴为隋炀帝出了许多坏主意，害了许多人，这其中有两例最具代表性。
一是薛道衡。此人是个著名文学家、学者，以写诗著文闻名。由于他早年曾在隋炀帝政敌手下做过事，所以隋炀帝对他颇有成见。隋炀帝登位不久，这位文学家即写了一篇赞颂隋文帝的文章。照正常情况而言，对儿子赞扬父亲本是一件很正常的事，但因为隋炀帝心里有鬼，所以对薛道衡的颂父之辞非但不以为好，反而认为薛道衡是有意借古非今，借父亲批评自己。善于察言观色、看风使舵的裴蕴马上就明白了隋炀帝的心思，便乘机为隋炀帝出主意说：“薛道衡一向自负，仗着和先帝之间的旧情，全不把陛下放在眼里。他对陛下有意见不敢妄讲，心中的不满全靠这种方式来发泄。他只说先帝如何如何好，却不讲陛下的英明，这不正是反对陛下的表现吗？”言下之意，是说薛道衡犯的是腹诽罪外加影射罪。隋炀帝听裴蕴这么一说，正中下怀，很快处死了薛道衡。
另一个是苏威。苏威是隋朝大将。隋炀帝的奢侈挥霍是历史上出了名的。不仅如此，他还穷兵黩武，在他执政期间不断对外发动战争。有一段时间，由于隋炀帝对外连年战争，对内残酷压迫，后来终于引起开国功臣杨素之子杨玄感的起兵反叛。在这种情况下，隋炀帝仍然执迷不悟，又企图发动征辽东战争。如何征辽东，隋炀帝向大将苏威征求意见，苏威明知此时不宜出征，却又不敢直谏，就说：“这次征辽东其实用不着朝廷出兵，只要陛下把各地反抗朝廷的盗贼赦免，就能得到几十万兵力。陛下赦免了他们的死罪，这些人一定会奋力杀敌报效陛下，这样辽东很快就会平安。”苏威本是一番好意，只是用一种委婉的方式提出而已。这其中暗含的规谏之意隋炀帝本人并没有听出来，而裴蕴在一旁不但听出了苏威的本意，而且对此作出了另一种解释。等苏威一出去，裴蕴就对隋炀帝说：“苏威犯了欺君之罪，天下哪会有那么多盗贼?而且还主张用盗贼去征辽东，这不明明是小看皇上吗？“隋炀帝本欲亲率大军出征，苏威的主意已经使他有些不高兴，经裴蕴这么一点拨，隋炀帝似乎恍然大悟，当场破口大骂苏威。裴蕴见炀帝同意了自己的看法，就唆使手下人捏造苏威的种种罪名，把苏威法办治罪。虽然隋炀帝没有同意裴蕴处死苏威，但苏威正确而有远见的建议却被隋炀帝置之不理，最后还是发动了征辽东战争。结果，隋征辽东不但没有获得什么利益，反倒给隋帝国带来创伤性的巨大损失。
与诸葛亮、刘伯温、王猛等人相比，裴蕴的确也是个谋臣，但他的谋划不仅使许多忠贞之士遭到残害，而且也给国家、社稷带来了无法弥补的巨大损失。这不能不说是谋臣反派中有代表性的一例。
唇舌下面的心计:1.齐国多辩才
在风云变幻的中国古代政治舞台上，在严肃而又滑稽的宫廷议事厅前，常有一些以游说为职业的“说客”。这些入以能言善辩而著称，他们在关乎国家、社稷和皇权利益的种种纠纷中，凭三寸不烂之舌斡旋于“三国四方”之间。仅仅靠着这张犀利灵敏的嘴，在如簧之舌上有节奏地弹奏的曲调，就可以使对方最终放弃某种于己不利的主张，使差不多已定型了的事态骤然间向着有利于己的方向发展。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人利用唇舌往往能发挥比浩浩荡荡的军队、璀璨夺目的财宝更大的作用。对于这种邦国兴亡系于一身的作为，人们习惯上称之为“一言兴邦，一言丧邦”，这看似夸张的说法其实绝不是夸大之辞。
这里说的这批人显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谋臣，他们中的有些人职位也许并不算高，有的甚或也不参与邦国内政，而专职从事外交，充当职业说客。这些人虽然也读过不少书，阅历也很丰富，但他们之所以受到帝王的青睐和器重，成为世人有口皆碑的风云人物，很显然并不是仅靠他们读书学到的本事，而是靠天生的才能，靠一种独特的素质和性格。这种才能和素质是从任何书本上学不到的，它常常表现为敏捷迅速的反应，准确无误的事态把握。他们善于揣测、把握对方心理变化。往往在对方的话尚未出口前就已经明白了对方的意图，并且早有对策在胸。这种人的存在不仅于帝王、社稷极为重要，而且他们本人也常因口舌而顷刻间位至卿相。就这种行为方式的本质而言，它不仅属于东方人特有的智慧表达，也是中国古代政治中心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
距今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分封割据，战事频繁，因此各国间的关系错综复杂，瞬息万变。诸侯与诸侯间的联盟需要有人穿针引线，左右周旋。即使征伐兼并也不能全靠战场屠杀，外交斡旋也必不可少，这就为说客的产生及其发挥作用提供了时代舞台。民间流传这方面故事甚多，其中最著名的说客之一就是齐国以“习辞”而著称的晏婴。
晏婴一生出使他国不计其数，以两次出使楚国为例，很能说明他言语的敏捷、幽默和机智。晏婴第一次出使楚国，狂妄自大的楚王企图用污辱齐国的方式来吓倒这位不起眼的齐使，于是故意安排在接待晏婴的酒席间让全副武装的士兵押着一个盗贼从席前经过，并说这是他们刚刚抓到的齐国人。然后，楚王挑衅性而又不无得意地问晏婴，齐国人是不是都爱偷盗呢？晏婴听到这话立即避席而答，说：“我听说，橘子生在淮河以南就是甘甜的橘子，如果生长在淮北就成为苦涩的枳子，两种东西叶子虽然相似，果实味道却大不相同。同样的种子，栽种在不同的地方，长出的果实就不同，这是因为水土不同造成的。齐国人在齐国个个安分守己，来到楚国却成了小偷，这说明是楚国这个地方容易产生小偷吧？”这一下问得楚王哑口无言。
晏婴第二次出使楚国，楚王又故伎重演，不怀好意地说：“齐国难道没人才了吗？不然为什么派你这么个身材短小又无能的人来出使楚国呢？”晏婴本是五短身材，但气度不凡，听到这话，从容答道：“我们齐国仅都城临淄就有居民万户，怎么能说没人才呢？只是我们齐国有个不成文的习惯，就是把有才能的人都派往英明的国君那里去了，对于昏庸的国君执政的国家，我们才派无能的人前往出使。我晏婴在齐国是最无能的人了，所以我们国君就把我派到您这里来了。”这一席话，既机智、幽默，又充满着讽刺，一时让楚王尴尬得什么话也说不出来了。
齐国还有另一位著名的说客叫鲁仲连。战国中叶，当时秦国国势强盛，企图挥兵东向，削平六国。长平一战，秦人坑杀赵兵45万，并包围了赵都邯郸。邻近的魏国派辛桓衍去劝说赵国尊秦昭王为帝，投降秦国。鲁仲连认为，此举只会助长秦人的虎狼之心，决不可如此行事，便赶到赵国和魏使辛桓衍展开了激烈的舌战，直说得辛桓衍汗流浃背，终于明白了：一旦秦王称帝，不仅不会给赵魏带来安定，而且连现在的处境都保不住，辛桓衍再也不提尊秦为帝的事了。秦国听说后，见进逼不成，只好退兵50里。
20年后，齐、燕两国交战，齐将田单围攻燕国聊城时，燕将怕退兵被杀，故而死守聊城，齐军将近一年未能攻下。据说鲁仲连听说后写了一封信，系在箭上射入城中，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守城的燕将读后哭了三天，犹豫不决，进退两难，最后引颈自裁，聊城随即大乱，田单率齐军趁机攻入城中。战斗胜利后士兵们都说：鲁大夫的一封信抵得上百万利箭百万兵！齐国能够在竞争兼并激烈的战国时代成为七雄之一，其原因实在很多，但这一结果与齐人多伶牙俐齿之士，并由伶牙俐齿而赢得大大小小的外交胜利也不能说没有一定的关系。
唇舌下面的心计:2．活用舐犊心理学
古代历史上巧言劝人的事例很多，而劝说的方式也多种多样。战国时期的赵国赵孝成王继位之初，因本人年幼而由母后当政。一向有东侵之心的秦国见时机已到，即发兵攻打赵国。赵国面临严重的危机，不得不向齐国求援。齐国看到赵国形势危急，便答应出兵相助，但又提出了一个条件，就是必须以执政的赵太后的小儿子长安君到齐国去做人质，然后齐国方才发兵。赵太后特别疼爱小儿子，不同意齐国的条件，大臣们反复劝说也无济于事。前来劝说的人多了，赵太后竟然发怒说：“谁要再敢在我面前提人质的事，我一定吐他一脸唾沫!”赵国派不派长安君去做人质，决定齐国发不发兵，齐国发兵与否，更决定着赵国的生死存亡。赵国的左师触龙听到这件事后，便前来面见赵太后。
赵太后听侍从报告说触龙求见，心想这触龙也一定是为人质的事而来的。自己早已有言在先，触龙胆敢冒险而来，赵太后便怒气冲冲地等他到来。触龙进宫时故意缓慢地行走，一见太后就先道歉，说自己年纪大了，腿脚如何不方便。然后又关切地问太后的身体可好？近来饮食怎么样？就这样，两人谈了一阵不痛不痒、无关宏旨的家常话，一句也没提人质的事，太后觉得触龙来见，好像不是为了人质，脸上的怒气也就慢慢缓和下来。接着，触龙对赵太后说，他来见太后是有一件事相求，“我有一个小儿子今年十五岁，年纪小，不成器，可我还是很疼爱他。我人老了，所以想在老死之前给他安排个去处，请求太后就让他做个保卫王宫的警卫吧！”太后一听，一口答应下来．并问触龙说：“你们男人也爱自己的小儿子吗？”触龙说：“男人比女人爱得还厉害。”太后笑了，说：“触大夫，你弄错了，女人是最疼爱自己的幼子的。”这时候，双方的谈话已经完全打破僵局，赵太后的防卫心理也完全平静下来了。触龙见此又趁机说：“照我的看法，太后您疼爱女儿燕后远远超过爱儿子长安君。”赵太后说：“你错了，我最疼爱的孩子就是长安君。”触龙说；“父母关心子女，就应当为他们做长远打算。当初太后送女儿出嫁燕国做燕后的时候，她走时您拉着她的脚哭，她走后您也一直想念她，您还经常心中为她祈祷，希望她千万不要回来，因为您知道诸侯之女出嫁他国，只有被废或亡国才回到娘家，您这样做是为女儿长久做皇后、为女儿的子孙后代世代为王着想，是这样吧？”太后点头称是。触龙见时机已到，便把话题一转，说：“太后您表面疼爱长安君，事实上并没有像对燕后那样为长安君深谋远虑。长安君现在年纪还轻，如果他位尊而无功，俸厚而无劳，他怎么在赵国长久立足呢？现在齐国要他去做人质，正是他为国立功的机会，您却阻拦不让他去。一旦太后您百年之后，长安君可靠什么保住自己的地位呢？所以，我认为您爱长安君，却没有为他的将来长远做打算。”说到这儿，赵太后默然无语。随后，赵太后下令派100辆战车，护送长安君到齐国去做人质。齐国也随即发兵，帮助赵国打退了秦国的进攻。不妨设想一下，如果赵国没有触龙这样一位语言天才，或者触龙不懂老人爱幼子的舐犊心理，那么他的劝说会是一个什么结果?那赵国的前途命运又会如何?不用说，这个结果是不言自明的。
唇舌下面的心计:3.利害最是动人心
劝说、游说是用言辞说服人的，但言辞本身并不具有那么大的魔力，而真正起作用、打动人心的则是通过言辞所说明的利益归属和利害得失。
战国末年，楚国上蔡人李斯从荀子学成后来到秦国，他认为秦国的发展势头很盛，很有统一天下的可能性，便毅然来到秦国，游说秦王来了。当时从山东各国来秦的人很多，这其中不少人是有才干者，但鸡鸣狗盗之徒、滥竽充数者甚至各国间谍也夹杂其中，所以秦国官员中有人提醒秦王对此应予以防备，秦王也因此对外国进入秦国者下了逐客令。秦国要彻底驱逐六国来客，以净化秦国官僚队伍，李斯当然也在被逐之列。在这一关键时刻，李斯以过人的胆识和超人的辩才给秦王写了一封声情并茂、有理有据的长信，这就是千古名文《谏逐客书》。在这封信中，李斯从秦穆公求贤讲起，那时他从西戎请来由余，从楚国请来百里奚，从宋国迎来蹇叔，并任用从晋国来的丕豹、公孙支。秦穆公用了这五个人，兼并了20国，称霸了西戎。秦孝公重用商鞅，实行新法，移风易俗，国家富强，打败楚、魏，扩地千里。秦惠王用张仪之谋，拆散了六国的抗秦联盟，迫使各国服从秦国。秦昭王得到范雎，削弱贵戚力量，加强了王权，吞并诸侯，建成帝业。这四代贤王都是任用客卿才成就大业的，客卿有什么对不起秦国的？如果这四位贤王也像今天这样下令逐客，秦国会有今天吗？李斯又说，秦国的珠宝、美女、好马都来自东方各国，如果只有秦国的东西才要的话，那么许多好东西也就没有了。为什么这些东西可用而客卿却被逐呢？看来，大王是只看重东西，而不看重人啊！李斯的话，情词恳切，打动了秦王。秦王立即收回了逐客令，并继续招徕和重用外来客卿。秦王的凶狠和残酷是尽人皆知的，李斯之所以能用一封长信改变了秦王已经下达的命令，关键是讲明了逐客有可能对秦国大业带来严重的危害。作为一国之君，他无论如何凶残也不会置眼见的国家损失于不顾，这才是李斯之所以能够用言辞打动秦王的真正原因。
三国时蜀国有个邓芝，此人也是个著名的说客。当孙权中了曹操有意设下的离间之计，为夺回荆州，在麦城杀死关羽之后，吴、蜀之间的关系突然变得紧张起来。刘备念刘、关、张三人桃园结义之情，发誓报东吴杀弟之仇，遂亲率大军东征。由诸葛亮苦心经营多年的孙、刘联盟宣告彻底瓦解。等刘备一死，吴、蜀关系又露出一丝缓和的曙光，于是诸葛亮马上抓住时机派邓芝出使东吴，劝说孙权，重修旧好，以求共同抗曹。经过此前一段时间的重大纠纷，孙权此时已经死心踏地臣服于曹操，大有与西蜀不共戴天之势。此时听说西蜀又派使者到来，心中早没好气，便架起一口烹人的油锅，唤邓芝来见。邓芝见状，说：“人们都说东吴多贤人，没想到竟惧怕我这一介书生。堂堂东吴，欲烹来使，太没度量了。”孙权觉得丢了面子，便撤下油锅，给邓芝让座。邓芝说：“我这次来不光是为了我们蜀国，更是为了东吴的安危。你臣服于曹魏以来，不是让你去入朝伴驾，就是让你送太子当人质，如果不依从，便以讨伐叛臣的名义南征，这样下去您是没有活路的。如果吴、蜀两国恢复联盟，那么进则可以兼并天下，退也可以三足鼎立，你们为什么不想与我们结盟自立，而偏要去做曹操的臣子呢？”孙权听了邓芝这番话，心中自然不是滋味，在权衡了利弊得失以后，遂决定断绝魏、吴关系，重又恢复了吴、蜀联盟。
要说出使和游说，我们还不得不提及战国时代鼎鼎大名的纵横家苏秦。苏秦游说秦惠王失败后，就一反往日面目，把原来的主张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来游说东方六国，要他们联合起来共同对付秦国了。于是，由于苏秦游说各国出奇地成功，很快在东方各国打开局面，并佩六国相印。然而，我们一旦略加仔细分析苏秦打动人主的诀窍，仍然离不开这么个基本原则，即以利害打动之。比如说他游说燕国吧。燕国地处北方，是一个偏远的小国，与当时的其他诸侯相比，燕国的力量是最弱的。对燕国来说，西方秦国是其最大的威胁，而它最担心、最可能首先给它致命打击的却是齐、赵等国。了解到这些情况，苏秦就赶往燕国游说燕文侯。见到燕文侯，苏秦开门见山地说：“燕国的最大敌人无疑是秦国，但是多少年来燕国没有战事，是因为赵国在南面挡住了秦国的进攻。秦国要攻燕，必须跨越云中、九原，还要穿过代、上谷，长途跋涉几千里，困难很大。如果赵国攻燕，那情况就不同了，赵国只要国君号令一出，不出十天，赵国的几十万大军就可以长驱直入到达燕国东部，然后渡滹沱，涉易水，不出四五天就能攻进燕国的国都。”苏秦描述的情况恰是燕文侯最怕发生的，因为这关系到燕国的根本利益，于是燕文侯慌张而又诚恳地请苏秦为燕国出出主意。苏秦见自己的话已击中燕文侯要害，就漫不经心地说：“要阻止赵国攻打燕国十分容易，只要燕国先表示友好态度，愿意和赵国结成联盟，赵国的威胁自然也就消除了。”燕文侯马上答应下来，委托苏秦带上燕王送给赵王的礼物，请苏秦赴赵国为之斡旋去了。话说回来，苏秦游说燕文侯是他实现合纵以抗秦计划的第一步，其意并不在为燕国设计安全防卫计划。但他的说辞却是经过精心设计的，他明白，要想得到燕文侯的支持，必须点破燕国目前所处的危急局势，有了危机，燕文侯才有求助心理，苏秦的计划也因此才可能迈出第一步。而苏秦用以打动燕文侯的也是利害问题。
由此看来，不论是李斯的谏秦王逐客，还是邓芝的出使东吴，还是苏秦的游说燕文侯，其用以作为说辞和打动对方的看家本事都是明明白白地晓以利害，当利害计算打动对方心的时候，劝说和游说就取得了成功。由此我们说，利害最是动人心，实在是千真万确的。
唇舌下面的心计:4.激怒与说服
说服对方有各种各样的方式，反面激怒有时比正面劝说更能达到预期的目的。比如三国时西蜀丞相诸葛亮就扮演过这种智力游戏专家的角色，他智激周瑜堪称这方面的代表作。
话说当时曹操亲率百万大军直下江汉，威逼东吴。执掌吴国军政大权的周瑜担心自己兵力单薄，如果出兵抵抗会殃及东南六郡百姓，因此产生了与曹操讲和的想法。这时，诸葛亮来到东吴，目的是劝说周瑜与刘备联合，以共同抗击曹操。诸葛亮知道周瑜性急气盛，便没有正面劝说，而是用计激怒周瑜。他故意说周瑜与曹操讲和是上策，并说可以帮周瑜出个主意，既不用纳土献印，也不用贡送银绢，只需送两个人去，曹操肯定会即刻退兵。周瑜忙问送谁去？诸葛亮说：“曹操新建了一座铜雀台，广选天下美女充实其中，他听说江南的乔公有两个女儿名大乔小乔，美貌无比。今天率大军南下，目的就是为了来讨这两个美女的。将军何不找到乔公，用千金买下两个女子，送给曹操呢？”周瑜问：“你怎么知道曹操是来要这两个女子的？”诸葛亮说，曹操的儿子曹植写了一首《铜雀台赋》，主题就是说曹操要当天子，并誓取此二女。接着，将原文背诵一遍，赋中有这样一句，叫“揽二乔于东南兮，乐朝夕之与共”。周瑜听罢大怒，连骂曹操老贼欺人太甚。原来，大乔是孙策之妻，小乔便是周瑜之妻。因此，周瑜当即下定联合刘备抗击曹操的决心。实际上，《铜雀台赋》中的这句话原意是指两座桥，因乔与桥同音，诸葛亮便故意说成是指大乔小乔姐妹，来激怒周瑜。激怒周瑜所产生的结果，却是在诸葛亮意料之中的。回过头想，诸葛亮对周瑜只是用了一个小小的骗术，如果周瑜懂些诗文，或眼界再开阔一点，诸葛亮的目的就没办法达到了。
唇舌下面的心计:5.谏诤中的辩术
历史发展到唐宋之后，列国和战之类的事端减少了，辩士说客也相应地少了。不过，随着时代的变化，这类人又改头换面，以另一种面目和方式存在，并且仍然对国家、社稷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这便是以帝王为劝说对象的宫中谏臣。谏臣之巧谏，从基本性质上讲，已与以前的说客不甚相同，但仅就其巧言善辩的天性才能而言，又与以前的说客如出一辙。
唐敬宗贪图玩乐，巡游无度，众臣阻止不了。当敬宗为去洛阳游玩而大肆筹备时，宰相裴度知道强谏不行，便对敬宗说：“东都洛阳本来是天子巡游的地方，但因这段时间战乱太多，宫殿、官署大都被毁，须待修茸以后才好去得。我赶紧派人整修，过一年半载再请陛下巡幸吧。”敬宗听说洛阳一片废墟，便再也没兴致去游玩了。
明朝初年，宋濂经常给朱元璋讲授儒家经典，并不失时机地巧谏。一次，主事茹太素上疏奏事。朱元璋嫌写得太长，还没看完就大发脾气。群臣一见皇帝暴怒，便纷纷指责茹太素。惟独宋濂心平气和地说：“茹太素奏事洋洋洒洒万余言，所列的事件很多，且一一开列了改革弊端的具体办法，这说明他对皇帝是忠心耿耿的。如果写得很短，都是些歌功颂德的空话，不一定就好。尤其是陛下刚颁布了广开言路的诏书，就严惩进言的臣下，那后果将会怎样呢？”一席话把朱元璋的怒气打消了。当朱元璋重新看了茹太素的奏章，果然发现上面有不少可取的东西，说：“如果不是宋濂相劝，我差点儿犯惩治谏臣的大错。”
当然，巧舌和心计并非处处时时都用于利君利国，它也有时不免用于阿谀奉承，谄媚谋私。唐朝的姚崇为人“权谲”，起初引荐魏知古为相，而后又将其挤出朝廷，派往洛阳任职。当时姚崇的儿子只知道父亲引荐过魏知古，就想走魏的门路徇私，哪知魏知古竟向玄宗告了状。有一天，玄宗问姚崇：“你有几个儿子？都做什么官？品行如何？”姚崇十分机敏，一下子就猜透了玄宗的意思，便以攻为守，答道：“我有三个儿子，两个在东都，为人贪欲又没本事。他们必定会走魏知古的门路。陛下一问，提醒了我，我得提前告诫他们。”玄宗原以为姚崇要为儿子隐瞒，听了姚崇的话很高兴，问姚崇怎么知道？姚崇说：“魏知古落难时我引荐过他，我儿子很可能会因此走魏知古的后门。魏知古如果为了报我的引荐之恩而提拔我的儿子，那就坏事了。”姚崇的话柔中有刚，于不经意中已巧妙地把魏知古给告了。玄宗听了，觉得魏知古不仅不报恩，还告发姚崇，太不近人情，便罢了魏知古的官。
唐高宗立武则天为皇后时，李NB078
的巧言也是阿谀巧极的例子。当时武则天为昭仪，高宗想废掉王皇后立武则天，问群臣可否。老臣长孙无忌等坚决反对，许敬宗支持，却说“田舍翁多收十石麦，尚欲更故妇，况天子乎？”虽说对了高宗的心思，但又嫌太过露骨。高宗又问李NB078。李NB078是三朝元老，功高望重，他为了既不得罪
众同僚，又能讨好高宗和武则天，便耍起了滑头。他既不明确表示赞成，也不表示反对，只是说：“此是陛下的家务事，何必问外人？”高宗听后，心中有底，便堂而皇之地把武则天立为皇后了。
历代巧言善辩的说士、谏臣，有的一言兴国家，有的一言救众生，也有的一言免去杀身之祸……显而易见，这种特殊本事是一种天生的才能，甚至是自幼就具备的才能。东汉的孔融小时候聪明异常，当时有个叫陈韪的大臣不以为然，说小时候聪明的人长大了未必有真本事。孔融听后笑了笑说：“您小时候一定很聪明吧？”孔融的反问省略了潜台词：“你现在这么愚蠢。”我们可以设想，孔融此时肯定没有学过逻辑学，但他能迅速、准确地做出反应，说出超乎常人想像力的妙语。语言一直是汉民族文化中的权力阶梯，而且又是审美对象，会说话、善说话，把话说得恰到好处，常常成为世人评价一个人的价值标准，这到底让我们是喜还是忧呢？
以不变应万变:1.“不倒翁”不倒的秘密
虽然说官场如战场，升沉迁徙都是难以捉摸的，而且伴君如伴虎，作为帝王麾下的人臣一般都有“朝承恩，暮赐死”的忧惧，但是中国古代历朝宫廷里都不乏这样一种人物，他们面对仕途险恶，任凭宫廷争斗，包括内忧外患，甚至改朝换代，都不忧不惧、稳扎稳打，既为各种势力所接纳和任用，而且还可能不断高升。虽说古人中多有“忠臣不事二主”的观念，但这种观念对此种人却无意义。他们的做法是，任凭皇帝易人，社稷易主，我都能以不变应万变，左右逢源，游刃有余，就像正常的生意人做生意，时间越长赚钱越多一样，他们则是任官愈久，地位则愈固、愈高。这就是官场宦海中的“不倒翁”。
这类不倒翁官僚中很少有精明强干的济世之才，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往往当官而不主事，甚至有职有权也不干事。唐代就有过这样一位“三不”宰相，他遇事不开口，办事不开印，回家不开门。这种人绝不是无知无识的愚人，他们读书而不死读书和读死书，活学活用、急用先学是他们的特长，他们对传统儒家学说有着透彻的了解，而对道家的“君人南面之术”更有深刻的把握。世界上常有这样的情况，干事多错误才多，不干事的人一般也不会犯什么错误。在官场如果真能看透这一点，把为人处世的智慧掩盖在痴呆木讷的外表下，他就已经明白了人生之三昧。
历经唐、后梁和后唐三朝，侍奉过18个皇帝的张全义属于不读书，却有丰富经验和天生悟性的人。他的祖辈是濮州乡民，他年轻时曾在县衙当仆役，辛苦劳累且不说，还常常遭受官吏的污辱，就是后来当了河南尹，同僚们仍看不起他，有人当众斥骂他为“田舍翁”。就在这种备受歧视的环境中，张全义的机敏心术开始起作用。他看到唐末战局混乱，就弃官投奔了黄巢义军，一度在黄巢义军中当了兵部尚书兼水运使。他又看出义军政权不会长久，为及早脱身另谋出路，便主动投降唐朝的河东节度使诸葛爽。为了消除诸葛爽对自己的戒心，张全义主动请战，率军东奔西突，屡立战功，结果又受重用，升任泽州刺史。从反唐到降唐，两处都受重用，而这一切在张全义身上显得是那样和谐而自然。
这还仅仅是开始。接下来的五代时期军阀混战，狼烟遍地，皇帝上下轮换如走马灯一般，张全义凭着高超的处世技巧，不但保住了性命、官职，也保住了地盘和实力。张全义的地盘在洛阳，朱温篡唐后对张全义并不放心，封他做东平王，想使他离开洛阳。张全义心如明镜，一再上表推让，表示无心争权夺地，并竭尽财力支持朱温，很快便使朱温消除了戒心。当朱温杀戮功臣，张全义受到威胁时，他把全部家产献给朱温，更为“难能”的是他竟让妻子、女儿和儿媳轮流侍奉荒淫无度的朱温，在朱温榻下随时为张全义辩白。有一次朱温生气，要处置张全义，张全义的妻子储氏竟然当面责问朱温：“全义只是一个种田的老翁，30年来在洛阳周围为你开荒种地，征收赋税，支援你打天下。现在他已老朽，活不了几年了，要背叛你何必等到今天？”说得朱温哑口无言。为了表示歉意和对张全义的信任，朱温还与张全义结成了儿女亲家。朱温政权倒台，洛阳一带为李存勖的后唐所控制。原来张全义支持朱温打李存勖，成了李存勖的宿敌，李存勖一直想诛灭张全义全家。对此，张全义早有准备，临危不慌。当他得知李存勖要到洛阳祭天，便立刻把祭品准备齐全，让人带信说自己早就知道洛阳当归李存勖，几年前就把祭品准备好了。意思是说他张全义身在后梁，心里却忠于李存勖。这一下居然博得了李存勖的原谅，仍然让他继续做他的河南尹，并加封为齐王。为增大保险系数，张全义买通了李存勖的刘皇后，用大量钱财博得刘皇后的欢心，并当了刘皇后的义父。这样一来，便由李存勖的宿敌又变成了岳父，官运也就更通畅了，不久就升至太师、尚书令。到了晚年，为了给儿孙找靠山，他窥测到李嗣源的势力发展快，有前途，便极力上疏说李嗣源的好话，说李嗣源如何有胆有识，雄才大略。以
致张全义死后李嗣源当了皇帝，还觉得过意不去，于是又追赐给张全义一个“忠肃”的谥号，才算了结了一桩难完的心事。一个普普通通的张全义，论才论德他全无特长，但他身历数朝、身侍数君、身任数职，不但官运亨通，而且全身而去，这么一个活宝贝的坚韧生存究竟靠的是什么?这实在值得后人深深思索。
张全义有幸身历数朝，而在位长达54年的汉武帝一朝就更换过若干丞相，与绝大多数丞相被杀不同，公孙弘死于丞相位上倒成了个例外，这个例外与张全义大有异曲同工之妙，这个妙就妙在他能处危而不危、处乱而不乱，看似不温不火、谦恭礼让，但实际上却是对上阿谀、对下踢脚，对竞争对手，不管是现在的还是潜在的，他都稳准狠地予以除治。仅举几个例子：中尉汲黯因为直言不讳地批评了汉武帝的咏马诗，公孙弘说汲黯是“诽谤皇上作品，应该全族抄斩”。虽然汉武帝没杀汲黯的头，但却为此把汲黯贬到外地去了。董仲舒是当时的名儒，公孙弘因为研究公羊《春秋》不如董仲舒，心里嫉恨，就利用戴高帽子的办法把董仲舒推荐到杀人不眨眼的胶西王手下，从此结束了董仲舒的政治生命。还有主父偃，这个齐相是因为办案办过了头，也被公孙弘推荐到死神那里去了。公孙弘整人是暗里下毒手，表面却从来都是宽宏大量。比如有一次，汲黯在朝廷上当众指责公孙弘身为三公却仍盖打补钉的棉被是虚伪。公孙弘面不改色，缓缓对汉武帝说，因为陛下英明，所以朝中才有汲黯这样的直臣。你看，这马屁拍得多到位。张全义无耻，公孙弘无德，而最终成就政治不倒翁却是完全相同的。
以不变应万变:2.死人算计活人
历史上身居要职的人很多，精明一世的人也不少，而身兼二者，既身居显位，又精于算计，其精明程度甚至连身后的事情也能算计到，这样的人就不是很多了，唐朝的姚崇就是这样一位特殊的人物。
姚崇起初曾和朝中另一大臣张说争夺相位，经过姚崇的精心策划，硬是把已经坐上相位的张说拉下马来，自己取而代之。但是这里边有一个非人力所能解决的问题，那就是姚崇比张说年长许多，此次政治交手张说虽然一着不慎输给了姚崇，但张说只是暂时偃旗息鼓，既然有这么个年龄优势，张说也决不想就此罢休，韬光养晦、等待时机就是了。
张说此时的心态，姚崇也是十分清楚的，预料到张说迟早要复仇，所以姚崇临死之前对他身后事做了周密安排。他告诫子孙们说：“张说一向与我嫌隙很深。我死以后，出于礼节他必定前来吊唁。到那时，你们可把我平时使用的珍宝器皿都陈列出来，因为张说平生最喜欢的就是这一类东西。你们要注意观察，如果张说看到我这些东西完全无动于衷，你们就赶快做出逃的准备，那样灭门之灾就要到了。如果他对这些东西表现出喜欢， 有兴趣，就说明他不打算报复，那你们就把这些东西全都送给他，并请他为我撰写神道碑文。”并特别叮嘱：“如果张说答应为我撰写碑文，写出后你们就立即上呈皇上，刻石立碑。抓紧时间、分秒必争十分重要，因为张说为人做事容易反悔，事后如果他发现事情做错了，要求追回碑文时，你们就告诉他碑文已呈皇上恩准，并把刻好的石碑给他看。这样，他就没办法改变他在碑文中对我的评价了。既然从他口中对我盖棺论定，你们也就没什么危险了。”果然不出姚崇所料，姚崇死后，张说收下了他的礼物，也为姚崇写了碑文，文中对姚崇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但事过不几天，张说就后悔了。可这时姚崇的儿孙们已遵嘱而行，他没办法收回自己对姚祟的评价了。张说由于无法改掉的对珍宝器皿的收藏兴趣，还有他那一丝贪欲之心，致使他在重大政治问题上犯了一个大错误。然而，由这一事件我们看到的却是姚崇对人明察秋毫般的精明算计。事后，当张说明白了事情的个中原委以后，只有顿足大骂了。实在说来，人死之后对于死者个人来说，生时的一切都已成为过去，一切也都成了静止的。道家开山祖师老子主张：不与人争，而人莫能与之争。那么由此举一反三，姚崇以死为标志已经达到不与人争的顶点，而活着的张说犹有争心。但到头来，不争的姚崇终于制服了争心不已的张说，这是否就是老子隐晦的话中暗含的那番道理呢？虽然史无明文记载，民间传说中有死诸葛亮制死活司马懿的故事，这个说法似乎有些说过了头，而事实上，诸葛亮与姚崇相似，其生前也是看出了他的对手司马懿的为人和思维方式，才制造了那桩一再用木制人像来吓退追兵的有趣事件。以不变应万变是中国古人的智慧，死人算计活人、制服活人，死前安排好身后的事情，把即将化为青烟的智力再做最后一次延伸，是否也可以算作“以不变应万变”的一个典型呢？
以不变应万变:3.说不尽的冯道（1）
翻开中国历史，你常常可以看到这样一种人，无论政治如何风起云涌，他都能稳稳占据要位；天下太平年代他的升迁不快，但却是稳扎稳打，步步为营；战乱之秋他也能既保全身家性命，又一步步高升。这种人似乎并不是人为训练的结果，而是性格性情使之然也。
五代时期，中原王朝更迭频繁，皇帝像走马灯似地换了一个又一个，多少王公大臣随着皇室的更替常常一夜之间由座上客变为阶下囚，许多人甚至为此很轻易地丢了性命。而冯道其人竟然在这样的年代，能在前后50年的仕宦生涯中历仕后唐、后晋、辽、后汉、后周五朝8姓11个皇帝，而且不管在哪姓哪朝中做官从未离开过将相、三公、三师之位，史称此间“君则兴亡接踵，道则富贵自如”，并自称“长乐老”，简直比做皇帝还自在。
冯道为官处世的最大特点是看风使舵，投君所好。冯道少年时读过些书，因不太精通，所以没参加科考。最初从戎，在后唐李存勖手下南征北战，卖了不少力气。不料李存勖称帝后不重用功臣和文人，却以前朝的名门士族为官，使冯道大失所望，他只好等待时机。李嗣源继位后，改变了李存勖单纯以武功治国的方针，开始崇尚文治。李嗣源是一介武夫，四方奏章要让人代读代批，负责读奏的中书令安重诲文化也有限，常常读不通奏章的文句。时来运转，冯道在李嗣源下令“选文学之士与之共事”时被选中，授予端明殿学士，并很快当上了宰相。
冯道所以取得李嗣源的信任，主要在于他善于揣摩李嗣源的心理。他发现李嗣源不像李存勖那样重视门第家世，便利用宰相之权引用了一些出身下层的才智之士，“凡孤寒之子，抱才业、素知识者，皆与引用；唐末衣冠，履行浮躁者，必抑而镇之”，做得完全合乎李嗣源的心思。李嗣源继位时已经60岁，常常深夜焚香祈祷，说自己当皇帝是勉为其难，请上天降明主，拯救黎民百姓。冯道由此看出李嗣源有致太平的愿望，不是一意孤行的昏君，便一改自己秉性，反其道而行之，不当面阿谀奉承，而是常常犯颜直谏。有一年天下丰收，李嗣源很高兴，问众臣年景如何，别人都说好听的，冯道却说，当年我骑马远行，走山路时格外小心，一路平安；到了平原上，放马由缰，却跌了跟头。意思是劝谕李嗣源居安思危。又一次谈及丰收后百姓生活好转时，冯道说：“谷贵饿农，谷贱伤农，此常理也。”并诵唐诗云：“二月卖新丝，五月粜秋谷，医得眼前疮，剜却心头肉。我愿帝王心，化作光明烛，不照罗绮筵，偏照逃亡屋。”说得正中李嗣源下怀，于是李嗣源随即命人抄录此诗于屏风，“每自诵之”。本来处事圆滑的冯道，一反常态，他的犯颜直谏，正是瞅准了李嗣源的脾气，因为皇上喜欢这样。结果，李嗣源做了8年皇帝，冯道就当了7年宰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