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调宗室:1.分封安抚
新帝国建成后，帝王对待异姓臣僚或迁或贬，处理起来并不怎么犯难，而对待亲族宗室，问题就复杂得多。开创基业时是“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江山是大家齐心协力赢来的。一旦其中的一个南面称孤、被尊为王，这亲族宗室中就在座上与座下之间划开一条生死界线。尽管如此，孰尊孰卑，谁领导谁，不会因此就一锤定音，这一点帝王本人看得尤其清楚。为消除这种来自宗室内部的颠覆和威胁，帝王们总是要采取种种措施，以维护既得利益和政权稳固。
为避免矛盾激化，消除或削弱皇室内部的颠覆威胁，帝王们采取的第一个办法就是分封同姓宗室为诸侯王，一般都要把他们遣往封地，中央再派员实行监督。这些诸侯王自称一统，享有优厚的物质待遇，从而使之安于其乐而忘返王宫。一朝皇室临危，由于他们懂得自身与皇室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利害关系，他们也会奋起保卫皇帝。这种分封制度从西周时期就开始实行。周武王灭商后，就遍封姬姓诸侯于天下。至秦朝分封中断。刘邦灭秦建汉，吸取秦朝不行封建、皇室临危、无人勤王的教训，一得天下后便分封宗室，他立刘贾为荆王，刘交为楚王，刘喜为代王，刘肥为齐王等等。到唐高祖李渊建唐后，分封宗室面更广，除立长子建成为太子外，封其子李世民为秦王，子元吉为齐王，子元景为荆王，子元昌为汉王，子元亨为酆王，族弟襄武郡公琛为襄武王，族弟黄台公瑷为庐江王，宗室李基为永安王。甚至连皇孙承宗、承道、承乾、恪、泰都分别封为太原王、安陆王、恒山王、长沙王和宜都王，从而形成一个庞大的家族王朝。因为李唐王朝的分封对于巩固统治起了重要作用，所以大唐虽经武则天改制，此后仍延续长达200年之久，这其中“分封安抚”是起了很大作用的。秦王朝二世而亡，原因多多，但废封建、行郡县却成了后世王朝引以为戒的教训，所以中国封建社会二千多年，虽然行政上靠郡县管辖，但封建亲戚始终都被视为巩固政权的一大法宝。
当然，对于宗室的分封安抚，在历代君主帝王的为政实践中也不免有得有失。按照自周代以来就深入人心的宗法文化思路，国家政治的性质一般说来是由个人推及家庭，由家庭推及家族，在若干特殊朝代，家族又有可能被推及民族，比如像中国历史上北方少数民族掌权的朝代就是这样。元代蒙古族统治者把汉人和南人视为社会的下等人，严格控制汉人和南人的升迁和任用，已使政权的民族化在极端和野蛮的意义上宗法化了，这既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自己的政权，又同时加速了其政权的快速衰竭和灭亡。另一个少数民族政权——满清，更把家族和民族两种东西首尾相接，从而在国家政权内部抚育出无数个瓦解政权稳固的家族，后人常以“八旗子弟”比喻典型的纨NB06B之徒。以消费和享受为特质的清政权就是以分封为基础，完全家庭化了的一个朝代。把国家家庭化是为巩固权力，其发展结果尽管完全与初衷相悖，但帝王君主的本意还是显而易见的。
协调宗室:2.欲擒故纵
在漫长的中国古代封建社会里，只要有皇室存在，就不可避免地会发生争夺皇权的斗争，勘诸历史，这已是一个百验不爽的不争事实。对于帝王君主们来说，有时为了稳保王位，狠狠打击图谋篡权者，则不免采取引蛇出洞、欲擒故纵的陷害策略，这在古代历史上应该说是时有发生的。
春秋末年，郑国国君安国公准备日后传位给长子寤生，但夫人武姜却偏偏喜欢小儿子段，其理由是寤生出生时横生难产，为此差一点要了武姜的性命。按说这个理由本不成其为理由，但是武姜却因此而不喜欢寤生，所以自打安国公决定让寤生做自己的王位继承人以后，武姜便多次明里暗里说寤生的坏话，甚至提出要安国公改立太子，而安国公则一直没有答应。若干年过去，安国公病逝，寤生就自然而然、顺理成章地继承了王位，是为郑庄公。
郑庄公即位后，武姜仍然没有改变自己对大儿子的态度，仍不时为小儿子段出谋划策，企图让段代庄公为王。武姜先是为段讨要到足以和郑国国都面积和实力相抗衡的京城。当时郑国有一个叫祭仲的大夫见此情况感到苗头不对，就提醒庄公说：“按先王法度，大城不能超过国都的三分之一，中等城不能超过国都的五分之一。现在京城势大，不合法度，共叔段在京城的作为怕是要危害郑国安全。不如趁现在他还立足未稳，先适当安排一下，以便控制他不要向坏的方向发展。”郑庄公却说：“多行不义，必自毙。你就等着瞧吧。”不久，共叔段又不自量力地将边境城邑强要去大半，郑庄公一一答应下来。这时郑大夫子封又劝庄公，请庄公早点儿除掉共叔段。庄公仍然不予理睬，说：“对君王行不义，对兄长不亲近的人，慢慢就会自己垮台的。”一来二往，直到共叔段修治好城墙，装备好武器，率兵袭击郑国国都，而武姜为内应准备大开城门迎接共叔段的时候，郑庄公才下令子封率大军讨伐共叔段，一战而败共叔段，并把他从郑国逐出国外，同时也把后台武姜放逐到城颍。
可以看出，从武姜为共叔段讨要封地时起，庄公就料到共叔段会生变故。但他一直假装不理不睬，故意引蛇出洞，怂恿共叔段一步步走向早已为他设好的圈套，直到最后庄公有充足的理由制裁这位一母同胞的时候，他才张网捕鱼，战而胜之。郑庄公一步步宽容地对待共叔段，虽然他自己很清楚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但在对外方面却收到了巨大的道德效应，人们会认为，这是共叔段得寸进尺，咎由自取，郑庄公是不得已而为之，这就为庄公一战而大败共叔段奠定了舆论基础。这就是郑庄公的高明处，也是他的隐忍处。宗室内部的争夺，如果弄得不好，即使贵为皇帝，也难免在道德上遭人唾弃。像唐太宗李世民挟父杀兄，因为道德舆论工作没有做好，所以直到明朝的万历皇帝还指斥他为昏君，甚至在当时的经筵上也不准讲《贞观政要》，还把唐太宗统治下的二十多年的初唐历史从史书中删去。仅从这一点上看，唐太宗比之于郑庄公不能不说是略逊一筹了。
郑庄公之外，南唐开国君主李NB06C是一位擅长收拾有威胁于自己政权的弟兄的君主。李NB06C原名徐知诰，他有个弟弟叫徐知询。当徐知诰任吴国侍中的时候，弟弟徐知询则坐镇金陵，手握重兵。没有人能料到，侍中徐知诰此时就胸怀远大，立志称王了。可是，他思前想后，要称王需先有实力，这一点他自己没有，而弟弟徐知询有，所以从此他就谋算上了徐知询。不久，徐知诰听说吴越王钱NB06D送给徐知询许多玉器宝物，器物上大都有绘凤雕龙。他想，这些图案本是天子才能使用的，徐知询公然使用，真是天助我也，这岂不是一个很好的授人以柄的口实?于是他便上奏吴皇杨溥，说徐知询擅用龙凤器，有不臣之心，应该及时制止。这杨溥原本是徐知诰一手扶植起来的，哪有不从之理。就这样，当徐知询还蒙在鼓里的时候，就被亲生哥哥以皇上的名义罢免了，而他的兵权也因此轻而易举地转移到了哥哥徐知诰的手上，并从此为徐知诰谋取帝位奠定了实力基础。与郑庄公相比，徐知诰没有郑庄公对待共叔段那样明确的怂恿倾向，但他对弟弟的关注和监视以及适时出击却与郑庄公大有异曲同工之妙。似乎不难理解，在拥有相当地位的徐知诰看来，外人均不足道，在抵达至尊的道路上，真正可以掣肘和构成威胁的是他的亲弟弟徐知询。正因为如此，他才死死盯住了弟弟，也制服了弟弟。
对待宗室中的对手实施欲擒故纵手段者还不能不提及唐太宗李世民。世民最终杀死哥哥建成、弟弟元吉登上帝位，这是事实。但在此之前，李世民却一直被建成和元吉视为必除的心腹大患。李世民的才识和胆略很早就在反隋起义中得到表现，并且深得父亲李渊赏识。而建成和元吉却对此愈发感到不安。据历史记载，建成和元吉曾多次想除掉李世民。一次，他们在酒中下毒，差一点使世民丢了性命；另一次建成设下“鸿门宴”，企图伏兵刺杀李世民，只因建成临阵胆怯而未果；更有甚者，一次建成和元吉设计要把李渊和李世民一起囚禁在一座别墅中，让他们永远不见天日。建成和元吉的计划一次次败露，李世民只是暗记心中，表面上却不动声色。这样，李世民不但使建成和元吉不断失去各方面的信任，也同时促使他们一脚深似一脚地继续冒险。直到“玄武门之变”，李世民看到有利时机终于到来，才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和坚定不移的果敢除掉了建成和元吉，从而以相当充分的理由和完全超出对方的优势开通了自己走向权力巅峰的道路。
协调宗室:3.宽严有度
一般说来，古代帝王君主在即位垂统之前，其行为的功利性和血腥味是明显而浓重的。而一旦君位坐定，对于宗室内部发生的越轨行为虽然也都保持清醒而敏锐的警惕，惩戒的手段也从不发软，但宽严界限就不能不认真考虑了。所谓宽严界限就是一个度，宽严适当，这个度把握得好、把握得准，对于维护皇权，就有可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如果这个度把握得不好，不但会失去众人信任，还有可能牵带出危害政权稳固的负作用。所以，这一点对于帝王君主也是十分重要的。
比如西汉景帝时，吴、楚七国发动叛乱，景帝派周亚夫以武力镇压之，结果七国削平，人心大悦，后世盛称景帝，历代史不绝书。而景帝的父亲汉文帝就遇到了比七国之乱虽小但却十分棘手的麻烦问题。文帝的异母弟淮南王刘长勾结匈奴、闽越，密谋推翻文帝。当阴谋泄露之后，刘长被文帝召到长安，下狱。负责审理此案的丞相、御吏大夫都认为刘长罪行确凿，罪当弃市。而文帝却想借此表示自己的宽容大度以邀人心，就下令有司免除刘长死罪，仅削去爵号，放逐四川，以期刘长改过自新。很明显，这个处理已经是相当宽大了。由长安往四川，一路上，淮南王坐在严密封闭的闷罐子囚车中，尽管身为囚犯，但因身份特殊，仍然让他随身携带若干名宫女前后服侍。一路迤逦而行，沿途官员只需在淮南王乘坐的囚车门上加个封印，下一站验收再加封印后即可放行，所以一路无需开封检验。谁知囚车到了雍县，雍县县令好奇，非要开封验看，想一睹淮南王爷尊容。不料打开囚车一看，淮南王早已绝食自尽而死。汉文帝的本意只是想教训一下这位放荡不羁的弟弟，没想到他气性太大，竟然弄出了事端。这一来，不想杀弟却落下杀弟恶名。因此，他勃然大怒，下令将雍县以前沿途各县长官以渎职罪全部论死弃市。宗室兄弟外连夷狄，图谋造反，按规矩论罪处死是理所当然的。文帝为表示他无为政治的宽大，也表示他对这个同父异母弟弟图谋不轨的惩治，人虽死了，但文帝的态度还是亮明了。
汉文帝对待兄弟体现了宽严有度的原则，清康熙帝对待儿子也表明了同样的心迹。本来皇子允NB671早在两岁时就被册立为太子，但允NB671长大成人以后，渐渐肆意妄为
起来，他对人残暴，恣意凌辱大臣，挥霍无度，还常常干预他不应干预的朝中事务。有一次，康熙出征途中染病，允NB671前去探望，当见到征战中生病的康熙
面容憔悴、身体消瘦时，允NB671不仅毫无忧戚之意，反倒暗自欣喜。
这一切都被明察秋毫的康熙看在眼里。但作为一代明君，具有超凡能力和容人之量的康熙并
没有因此而加罪太子，而是继续对允NB671寄予厚望，希望他能够弃恶从善、改过自新。但是终于
有一天，康熙发现允NB671连日鬼鬼祟祟，行迹可疑，白天监视自己的举动，晚上悄悄靠
近御帐窥视。这一下康熙真的有点失望了。于是在康熙四十七年九月四日，在塞外通往北京的布尔哈苏台，康熙宣布了废黜允NB671太子的决定。这位做了三十多年太子的允
NB671终于没能继康熙而登上帝位。从康熙对待太子允NB671
的全过程看，康熙始终掌握着一个合适的度，即在不威胁到自身的安全时，他并
不愿意随便废黜这个太子。但允NB671的作为实在让他失望了。
协调宗室:4.不温不火的软控制
宗室中为争夺最高权力而演成刀枪相向、血溅宫墙的残酷斗争，多为不得已而采取的极端手段。其实政治也是一门艺术，作为“政治演员”的帝王也有AB角色和艺高艺拙之分。唐太宗李世民挟父杀兄虽告成功，但他却不能算是政治艺术操作中的好演员。魏文帝曹丕就比他表演得出色多了，而曹丕的出色之处就是对待有可能对己构成威胁的宗亲兄弟多采用不温不火的软控制术。
许多人都知道，虽然曹丕于政治方面略胜其弟曹植一筹，但曹植始终是他心中一道使人不悦的阴影。曹植文才过人，诗赋属文方面常使曹丕在公开场合尴尬不算，曹操竟差一点把曹植立为太子，这更使曹丕难以释怀。所以，曹丕在用尽心思继父为王后，一直把曹植视为眼中钉、肉中刺。曹植虽然为人不拘小节，但除掉他又难以找到过硬的借口。因此，对症下药，曹丕对曹植采用的是慢性消磨的控制使用法。曹丕上台后，先把曹植由陈思王降封为鄄城王，之后又把他打发到离京城很远的雍邱。不久，再降封为东阿王。几年中数次改换封地，而封地每况愈下，还常派人监视限制曹植的行动自由。有一次，曹丕猫戏耗子式地向曹植发难，要曹植在行走七步中写出一首诗来，不然就得杀头。曹植不愧是位文学天才，竟然七步成诗，诗云：“煮豆持作羹，漉菽以为汁。萁在釜下燃，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此诗意在劝谏曹丕看在一母同胞的份上，不要无缘无故加害于他。史载曹丕听后面有惭色，因此没有对曹植“行大法”。但是，此后曹丕对曹植的迫害并没有停止。曹植远离京城，每次进京求见，曹丕都以各种理由搪塞阻止。直到曹丕死后，曹NDE43继父为帝，在对待曹植的态度上，奉行的仍然是其父文帝那一套。据载，曹植曾多次上书曹NDE
43，要求给他一点机会，以便为国建功立业，但最终都是软钉子碰回。所以，曹植后半生一直心情抑郁，下情无由上达，终于在41岁时郁郁而终。
曹植虽然一生心情不畅，但总算得以寿终正寝，落了个囫囵尸首。他之所以能够完尸而去，从曹植方面讲，是因为他生性为文学家，未在政治上对曹丕构成真正的威胁；从曹丕方面看，他对曹植不睬不理，进行不温不火、无过也无不及的软控制也起了重要的作用。
协调宗室:5.明修栈道暗渡陈仓
中国的宗法政治有诸多弊端。行政中如果疏远宗室，那你的统治就已经离灭亡不远了，君不见秦王朝乎?如果太过分重用宗室，又往往遇到尾大不掉的麻烦。那么帝王如何解决这样的问题，那是见仁见智，各有不同的。而“明修栈道，暗渡陈仓”，阳奉阴违，上下其手，不失为有效办法之
一。〓
唐玄宗初年，武则天的女儿太平公主势力极大，朝中大臣甚至包括宰相多是她罗织的党羽，到处生事干预朝政。当时担任宰相的刘幽求是玄宗的亲信，他与羽林军首领张NB06E
密谋，打算用羽林军为玄宗除掉这帮政敌。经与玄宗商量，玄宗欣然赞同。可是张NB06E行动不慎，走露了消息。此时的唐玄宗还处在太平公主的控制之下，他怕事发
之后会被太平公主赶下龙辇，就灵机一动，来了个先发制人。他首先揭发刘幽求、张NB06E
离间骨肉，然后把刘、张二人下狱听审。这一来，玄宗这方面就先自堵住了太平公主的嘴巴，使太平公主无法再找自己的麻烦。而在审理结案时，玄宗又以刘幽求以往有功唐室为由，仅将刘、张流放边地，从而使刘、张二人免遭一死。〓
很明显，玄宗先自揭发刘幽求、张NB06E
实属不得已而为之。以后一旦形势允许，他还会重用这两个人。但如果不是玄宗随机应变，“明修栈道，暗渡陈仓”，恐怕刘、张二人的性命都难免要葬送在太平公主手里。
明建文帝朱允NB938也颇善此道。他刚一上台，就面临祖父洪武帝遗
留下来的藩镇势力强大而危及朝廷的问题。于是建文帝在齐泰、黄子澄的建议下着手削藩。削藩一开始，就激起燕王朱棣等诸侯的猛烈反抗。势力强大的燕王立即起事，以“清君侧”“靖难”为名向建文帝发起攻击。以刚践祚不久的建文帝之力一时无法对付气势凶猛的燕王，于是建文帝也像唐玄宗一样，当机立断罢免了齐、黄二人的官职，并将二人罪过昭告天下。燕王的起兵一时失去了目标。而随后，建文帝仍然按部就班地让齐、黄二人出谋划策，继续实行他的削藩计划。由唐玄宗和明建文帝的例子看，阳奉阴违，上下其手，作为保护亲党对付宗室政敌的办法之一，常常是很有效果的。
中国古代的君主帝王，既是一国之主，又是一家一宗之主；处理朝政，既关乎国，又关乎家。这样，在处理自身与宗室之间的关系问题上往往表现出公私兼顾的复杂。但君主帝王一旦践位，他衡量事物和人事关系的标准就首先要从政治利益角度考虑，对于宗室中人，他们也不得不如此。只是比起纯粹的政治计较，君主帝王对于宗室更容易多少放宽一些尺度和多少增加一些弹性罢了。
利用外戚:1.打出外戚牌
古代帝王是权力金字塔的顶尖，高则高矣，但他的高高在上也必须靠各种基础支撑。因此，帝王不仅要培植亲信，调动大臣，同时也要合理安排宗室，充分利用外戚，一个台阶接一个台阶，少了哪个台阶，这金字塔也难保不倾斜甚至倒塌。
外戚者，皇后、皇太后一姓之亲戚也。他们主要与母系一支有关。这支力量如果利用得好，对皇帝基业也有举足轻重的卫护作用。当然，怎样利用，如何利用，不同的朝代，不同的帝王，也就有不同的“术”。
外戚愿意为皇帝卖命那绝对是在情理之中的，俗话说：“看姑娘待姑爷”是也。试想汉高祖刘邦当年在鸿门宴上危急万分，樊哙闻讯，怒闯军营，以“死且不避”的威势慑服杀人不眨眼的霸王项羽，为刘邦趁机逃走创造了条件，那岂不是看在妻子吕NB06F
和刘邦夫人吕雉是亲姊妹的份上?所以，反过来对于帝王方面来说，功成之后，适时地打出外戚这张牌，对于维护和巩固皇权也是大有用场的。就说刘邦，他在平定天下后，于高祖六年分封时，第一批就封了吕后的哥哥吕泽和吕释之。20天之后，才封赐功居群臣之冠的萧何和张良。随后，居然又把吕泽部下的两个不大起眼的将领也给封了。而此时功勋卓著尚未封侯的还大有人在，如曹参、陈平就是。他之所以这样做，与其说是吕后枕头风的效果，倒不如说是刘邦有意打出外戚牌更加真实。
无独有偶，汉武帝时，皇后卫子夫的弟弟卫青、侄子霍去病都立有不世军功，也都受封甚夥。那段时期，可以说没有外戚差不多就没有汉武帝北抗匈奴的功业。关于这一点，汉武帝本人绝不会不明白。唐玄宗时，皇帝宠幸贵妃杨玉环，杨氏一家这张牌被打得更响。杨贵妃的大姐被封为韩国夫人，三姐被封为虢国夫人，八姐被封为秦国夫人，族兄杨NB070为鸿胪卿，杨NB071为侍御史，杨国忠为右丞相，领四十余使。大
有一女为妃，举家为官之势。你如果认为这是唐明皇一时的心血来潮，那无论如何都是于理不通的。
不仅如此，有些帝王在为太子选择顾命大臣时甚至也不忘打外戚牌。像汉武帝临崩前，遍观群臣，觉得惟霍光“任大重，可属社稷”。于是遗诏霍光以大将军身份辅佐年仅8岁的幼主汉昭帝。这霍光原是卫皇后姐姐的儿子，霍去病的同父异母弟弟，为皇室外戚毫无疑问。据史书记载，霍光受命时已“出入禁闼二十余年”。他侍奉昭帝13年，后来又废昌邑王，迎立汉宣帝，“威震海内”。《汉书》中记载，他辅佐昭帝期间，“百姓充实，四夷宾服”，是西汉历史上不可多得的一个重要人物。可见，汉武帝临终前打出霍光这张牌并没有打错。
还有，唐代初年有个长孙无忌，他是唐太宗李世民之文德皇后的兄长，高宗李治的舅舅。当年他曾与李世民一起策动玄武门事变，帮李世民夺得了帝位。太宗临终又托孤于他。他做宰相长达三十余年，又兼任太尉，位极人臣，可以说他为唐王朝大业奠基立下了汗马功劳。由此可见，唐太宗的这张外戚牌也没有打错。
现成的外戚常常成为君主帝王利用的力量，而有实力的大臣也常常被君主帝王拉拢成为外戚，于是重臣兼外戚更使君主帝王感到放心，这张牌的意义也就更大。像大名鼎鼎的秦始皇就这样做过。秦始皇准备出兵讨伐楚国，先派大将李信出征，李信带领20万人马出征楚国，结果大败而归。于是秦始皇又派王翦出征。王翦非要秦始皇派兵60万，方才答应出征。因为此时王翦年事已高，身体有病，他有充足的理由推脱这次率兵征伐。事到临头，秦始皇不想改变征伐楚国的计划，就一口答应了王翦派兵60万的要求，而且还出乎王翦意料之外地把女儿华阳公主许配给了王老将军。事情是这样的：秦始皇同意让王翦率兵60万出征楚国。三天后，王翦从颍阳出发，率60万大军浩浩荡荡南行，刚走出不远，忽然见前方迎来一队人众，一串长长的车队后面闪出一辆彩车，当即一位宦官走上前来高声宣读秦始皇将华阳公主嫁给王翦的圣旨。这一切使王翦既感到突然，又觉得滑稽。出征楚国已是箭在弦上的军令，接纳华阳公主也是皇上圣旨，王翦岂敢违抗。与华阳公主即时成亲，然后继续率军出征，这是王翦惟一可能的选择。在这样的情况下，王翦出征的胜利可能显然要大得多。本来王翦已是秦始皇宫中的元老重臣，在对外征伐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但为了慎之又慎，重之又重，秦始皇不惜把自己如花似玉的女儿下嫁给和自己年纪相仿的王翦，把王翦从重臣又拉入外戚行列。重臣加外戚，秦始皇显然是百分之一百一地重视王翦了。那么王翦此次出征怎么能不卖力?秦始皇拉王翦入外戚肯定会奏效的。秦始皇不仅雄才大略，在重大历史问题上颇有眼力，而且这些宫廷小账也算得很细。
利用外戚:2．按响“报警器”
由于外戚和皇帝是一种特殊关系，所以外戚要想获取皇帝的信任，那要比一般大臣容易多了。但天长日久，重任在身的外戚往往容易势大羽丰，难以驾驭，甚至导致越俎代庖、代皇室自立的结果，西汉末年的王莽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为防止不幸事件的发生，明辨毫末的皇帝关键时刻就会按响报警器，煞一煞外戚的威风，控制一下外戚的发展，这也是常有的和必需的。
西汉中期，外戚霍氏一家势力发展过快。汉武帝晚年，霍光便受封为侯。汉昭帝一朝，霍氏势力更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以致百姓只知朝中有霍光，而不知有皇帝，最终发生了霍光夫人显斗胆鸩杀汉宣帝皇后许氏，而强立自己的幼女霍成君为后的重大恶性事件。等到汉宣帝地节二年三月，霍光病死，霍氏一家自行废立、无恶不作的事实泄露，一向蒙在鼓里的汉宣帝果断地收缴了霍家兵权。霍光之子预感到这次事发，前事必被追究，于是打算先发制人，阴谋起兵反叛，不巧事情败露，于是汉宣帝当即废掉霍成君，霍夫人显以及霍家诸婿，除自杀者外，其余人等皆以大逆罪论处弃市。霍家几十年的威势顷刻间灰飞烟灭。
东汉桓帝时，梁皇后的哥哥梁冀也是红极一时的著名外戚。梁冀是开国功臣梁统的后代，他靠功臣之后和皇室外戚这两重关系，飞扬跋扈，威震朝廷内外长达20年之久，所以人送绰号“跋扈将军”。梁家垄断皇室一切，仅梁家就有三皇后、六贵人、七侯，外加二大将军。汉代末年好几个幼帝的废立都是由他一手操纵，仅汉桓帝就压在他手下做了12年的傀儡皇帝。梁皇后去世，桓帝借助宦官力量，派近卫军一千余人，突然包围了梁府，收缴了梁冀的大将军印，迫使梁冀夫妇自杀。自此，外戚势力受到毁灭性打击。
西汉东汉皇帝两次剿杀外戚，都是因为外戚势力过大，功高震主，被皇帝有意识地按响报警器的结果。皇帝为皇室计，偶尔对给了鼻子就上脸的外戚按动报警装置，煞一煞外戚的威风，使身边失衡的政治天平恢复常态，这是古代帝王行政策略之一。皇帝对外戚按报警装置，其意并不在彻底除之而后快，不过是要杀一儆百、杀鸡儆猴。只有这样，皇帝的报警才是有意义的。在一个不可能正常的社会里，如果皇帝大着胆子把外戚一族彻底赶出朝廷，那么这个王朝的政治天平又很有可能会偏往另一边，这其中的奥妙绝非局外人所能看得准、道得出的。女皇武则天有这样一个故事颇耐人寻味。
武则天由贵人而皇后，由皇后而皇太后，最后由幕后走向台前，径直做起了名正言顺的皇帝。她的一生作为很有戏剧性，可挖掘的地方实在很多。从大众的一般了解来看，武则天是篡夺了、背叛了李唐王朝，但殊不知她即使在做了皇帝之后也曾站在李唐宗室的立场上巧妙地警告过她的武氏宗亲。武则天在做了十余年皇帝以后，武氏家族的势力已经相当膨胀，晚年的武则天开始考虑她的继承人问题了。照武氏家族的理解，武则天既是在位皇帝，那么其继位者当然应该是武氏后人。而李氏宗室和朝中多数大臣则认为，武则天的皇帝宝座是从李家手中夺走的，她身后的朝廷依然应该姓李而不能姓武。两种意见之间的争执及其利弊，武则天是相当清楚的。经过权衡，武则天毅然选择三儿子李显做了继承人，明确立为太子。立李显为武周皇帝的皇位继承人，从道理上似乎不大容易说得过去，而强行立李显为太子又不免会激化她身后李氏与武氏之间的矛盾。于是武则天另想出一条妙计，她除了在人事安排上稍稍压抑一下武氏的气焰以外，还让自己的亲生儿子李显改姓母姓——武。这一来，母子之间从血缘上讲是关系最亲的，他人无法与之相比；李显又改姓了母姓，成为武周政权的合理继承人不再成为问题，反对此举的武氏已没理由再说什么。但不管怎么说，武则天自己心里明白，这一切都不过是一种文饰，一篇表面文章，它无非是要堵住武氏家族的嘴，让武氏家族在有口难辩、有苦说不出的情况下受到一次警告。权力平稳回归李家，不软不硬地对武家报警一次，让人实在不能不为武则天别具一格、极具想像力的政治艺术所折服。读者诸君不妨开动脑筋想一想，倘不如此，在剑拔弩张的李、武两家之间又将会演成怎样—种政治结果呢?
利用外戚:3.抛出替罪羊
皇帝重用外戚，主要是把外戚作为一股政治力量，使之在诸种政治势力的对抗拉锯中起一种制约和平衡的作用。当然，外戚可以平衡政治天平，但有时也会导致天平失衡。一旦政治天平失衡，外戚就难免被皇帝作为替罪羊而抛出局外。像唐玄宗宠爱杨玉环，杨氏兄妹不仅封官加爵，而且玄宗常常把他们带在身边。每年十月，玄宗赴华清宫过冬，杨氏兄妹必跟随前往，“遗钿堕钗，瑟瑟玑NCB2C，狼藉于
道，香闻数十里”，其规模声势之巨大，由此可见一斑。这是真实的历史记载，不是民间说书艺人信口开河的瞎诌。然而事有凑巧，此时北方有一位藩将名叫安禄山，此人胆大野心大，他瞄准宫廷行情，认杨玉环为母，认唐玄宗为父，于是大受宠幸。浪漫之极、诗性十足的唐玄宗高兴之余就任命他做了平阳、范阳、河东三节度使，兼闲厩陇右群牧使、楼烦牧盐等职，这一下安禄山势力大增，以致终成尾大不掉之势。此后，安禄山于天宝十四年起兵渔阳，反叛唐室。叛军由渔阳出发，直抵长安，玄宗只好统领护卫军出延秋门南逃蜀中。这时太子忠王李亨也随父同行。车马行至马嵬坡，与太子李亨一向亲密但与杨国忠素有矛盾的右龙武威将军陈玄礼突然发难。他先命部下杀死杨国忠，又逼迫玄宗必须赐死杨玉环。迫于追兵在即，皇室难保的危急情势，玄宗挥泪赐死杨贵妃，同时被杀的还有杨贵妃的三姐韩国夫人。不久，太子继位为肃宗，玄宗被尊为太上皇，权力尽被剥夺。马嵬坡事变中，玄宗在眼见政治天平失衡的情况下，不惜抛出贵妃及杨氏一家外戚作牺牲，目的仍然是要保全李唐政权。
身处生死存亡的危机时刻，人们首先想到的是保全生命。而当身处太平稳定之时，声望和荣誉就变得重要起来了。按照这一道理来衡量，唐玄宗的对待杨氏一家，当属前者；而我们下面要说的清帝雍正对待妻兄年羹尧、舅舅隆科多就属于后者了。
雍正如何从康熙手中得到的帝位，历史上有各种不同的说法。雍正是康熙的第四个儿子，他篡改诏书，把“传位十四子”改为“传位于四子”的说法虽不一定靠得住，但可以肯定，康熙诸子之间争夺继位权的斗争肯定是相当激烈的。争做皇位继承人，其间的肮脏手段一定很多，而帮助雍正最终取胜的有两个人即两个外戚，一个就是妻兄年羹尧，另一个就是舅舅隆科多。年羹尧的作用是，年氏当时正在川陕总督任上，而雍正的有力竞争者之一允NB072时任抚远将军，驻兵甘肃。允NB072握有重兵，足以对
雍正构成威胁，但年羹尧的防区恰恰可以阻止允NB072由甘肃入京。年羹尧在关键时刻
做到了这一点。雍正的舅舅隆科多时任九门提督，负责保卫皇帝及维护京城治安，由于隆科多出面拥戴雍正，北京城内的众皇子才没能在遗诏宣布后动手威胁雍正的安全。而且，遗诏宣读人就是隆科多，这中间的秘密究竟如何，更没有人能够弄清楚。问题在于，雍正在得到这样两位外戚的有力帮助登上龙辇之初，其对年、隆二入的褒奖、宠信筒直无以复加，因为那还是一个特殊时期。两年以后，情况就发生了变化。雍正的权力已经牢牢握在手中，人们对康熙死后政权的更替过渡渐渐有闲暇反思和琢磨了。而如果说雍正的帝位得来确实是靠第三只手，那么年羹尧和隆科多既是阴谋的参与者，又是事件的知情人。这样，找一个借口，从明处除掉当时的参与者、知情人以补暗处的旧日道德之缺就势在不免了。所以，并没有看出年羹尧有什么明显的不忠和过失，年氏先是由抚远大将军调任杭州将军，不久又撤职令其自裁。与此同时，隆科多也被宣布犯有41条大罪，最后囚禁而死。从这一事件的发生与发展看，年、隆二人当初帮雍正夺取权力是属于自愿；而雍正后来裁处两人又属不得不如此之举。因为在太平盛世里，皇帝的德风远比政绩更重要。为了使人们忘记过去，雍正似乎必须抛出当年的同盟者，两个真心实意帮助了他的外戚。
在漫长的中国古代历史上，外戚专权常使人憎恨，人们以为外戚似乎真的可以为所欲为。而实际上，包括外戚在内，除了皇帝之外其他人都不过是皇帝整个棋盘上的一个卒子，至多也不过是一个马而已。利用外戚，抑制功臣豪强，力争做到兵来将挡，水来土掩，这其中的真真假假、虚虚实实，怕只有皇帝自己才最清楚吧。帝王适时适当地利用外戚，谁人见过学此道有老师教授，有书籍可读?“纸上得来终觉浅”，不具体操作，不亲自体验，说破老天也是白搭。我们上面罗列、分析的就是操作，就是体验，就是不学而得来的“术”。
驭臣之法(之一):1.自树威信
帝王掌管天下需要各方面力量的支持。在这诸多力量中，中央执行机关里的行政长官，特别是那些资深且有能力者，更常常成为帝王要优先考虑的对象。既要调动他们的忠诚心和积极性，又予以适当限制和合理控制，这是再理想不过的。因为没有这些人的工作，帝王将一事无成。如果使用不当、控制不严，帝王也会大权旁落。究竟如何驭臣，这其中不仅多有花样，而且也颇具难度。
做了皇帝的人并不一定是最有威信的人，而一旦身为国主，树立威信又是绝对必要的。比如秦始皇在统一天下、位至至尊以后曾经多次到全国各地巡游，每到一地，他都要刻石立碑，碑文写的无非是他身为皇帝的功劳和辛苦。这样一而再、再而三，不厌其烦地自我标榜，其目的无非是要建立自己的威信，在百官和百姓中确立自己不同于他之外任何人的特殊地位，秦始皇的这一举动，在其驾驭臣下方面确实起到了预期的作用。
灭秦建汉的汉高祖刘邦也深知自树威信的重要性，有两件事很能说明他对这一问题的敏感和自觉。其一，刘邦在平定天下以后，有一次在洛阳南宫摆酒设宴，问群臣项羽之所以失天下、自己之所以得天下的原因，群臣各有所答，但都不中肯綮。刘邦自己总结说：“在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方面，我比不上张良；在管理国家行政事务、安抚百姓、给前方战士提供足够给养方面，我比不上萧何；而在率领百万大军，战必胜、攻必取方面，我更比不上韩信。张良、萧何、韩信三人，都是杰出的人，我能任用他们，这是我获得天下的重要原因。”刘邦这番话既直言不讳，又入情入理。你与其说他是在讨论汉得天下的原因，不如说是为了自树个人威信。特别是他巧妙地运用欲扬先抑法，先谦虚地称赞张、何、韩三人，然后话锋一转，那意思是说，他们三个“人杰”都愿意为我所用，那么我的高人一筹不是不言自明的吗?
另一件事是，刘邦在得了天下以后，大臣们整天大吃大喝，这些人大多缺乏文化教养，完全不懂礼仪，喝醉酒就吵吵嚷嚷，甚至舞刀动枪，这使刘邦很不开心。这时有个精明的儒生名叫叔孙通的看出了刘邦的心事，就建议刘邦制定礼仪。刘邦虽然是个粗人出身，但他马上意识到了叔孙通建议的价值，于是当即命令叔孙通尽快去做。叔孙通遵照刘邦的旨意，找来三十多个懂礼仪的儒生没日没夜地抓紧排练。一个多月以后，儒生就演练成熟，正好这时大汉定都长安，刘邦就把叔孙通排练的这套礼仪原原本本地运用在大臣们身上。群臣照礼仪进殿陆续接受刘邦的召见，按官阶高低依次向刘邦行叩拜之礼。进见的大臣都俯首低眉，恭敬备至，整个召见过程井然有序。自此以后，刘邦端坐于上，群臣用礼仪进宫接受召见，就自然成为一种规矩。借礼仪制度建立个人尊严、提高个人威信，这是刘邦有意而为的。所以，当刘邦目的达到以后竟喜不自禁地说：“我现在才算真正体会到当皇帝的尊贵了。”
清代的乾隆皇帝也在自树威信方面动过脑筋。他是大清帝国的第四任皇帝，他之前是其父雍正帝。史有明文记载，雍正治国一向以严苛著称，对待政敌，雍正多是残酷无情地打击；即使对待宗室、功臣，他也从不讲情面，深文周纳，置之死地而后快是他为人的最大特点。雍正在位十几年，朝野上下对他的为人和为政极其不满。乾隆对于这一点是相当清楚的，所以他登基以后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大刀阔斧地平反雍正钦定的一批冤、假、错案。比如他恢复了被雍正开除的允NB072等人的皇室成员身份；从狱
中放出允NB072，并赐封为恂郡王；对在年羹尧一案中受牵连的人员，逐一官复原职。尽管乾隆上台后的行政口号是“以皇考之心为心，以皇考之政为政”，但他所做的第一件政事就是否定雍正的政绩。年纪轻轻、根基不深的乾隆事实上是看准了当时的政治形势，以否定父亲雍正的政绩来为自己打开局面、树立威信的。果然，他的这种作为马上得到在雍正苛政下饱受压抑的朝野上下的拥护，很快他的明君美名就在朝野上下传扬开了。
驭臣之法(之一):2.猎人与猎狗
皇帝御前臣将多多，区别对待、分级管理和任用是平衡大臣心理、调动各方积极性的有效办法。西汉开国皇帝刘邦在未起事之前，曾经是家乡沛县的一个亭长，后来做了丞相的萧何则原是沛县主吏掾。刘邦有一次到咸阳服差役，同事们都送给刘邦三个钱，而萧何却独独送刘邦五个钱，这关系就显得比别人亲近。刘邦起事后，萧何率整个家族一起投到刘邦麾下，而且还尽力为刘邦出谋划策、招揽人才。在灭秦和后来的楚汉战争中，萧何虽然没有随刘邦在战场上厮杀，但在刘邦被项羽接连击败，很多人离刘邦而去的情况下，萧何一直坚持从吴中招募军队，补足供应。战事不利，刘邦曾多次逃亡山东，萧何却一直坐守关中支持刘邦。毫无疑问，萧何为刘邦赢得天下，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作用。
刘邦平定天下后论功行赏，他认为萧何功劳最大，就封萧何为NB073
侯，食邑八千户。为此，一些大臣提出异议，说：“我们披坚执锐出生入死，多的打过一百多仗，少的也打过几十仗，攻打城池，占领地盘，大大小小都立过战功。萧何从没领过兵打过仗，仅靠舞文弄墨、口发议论，就位居我们之上，这是为什么?”刘邦听后问：“你们这些人懂得打猎吗?”大家说：“知道一些。”刘邦又问，“知道猎狗吗?”大家回答：“知道。”
刘邦说：“打猎的时候，追杀野兽的是猎狗，而发现野兽指点猎狗追杀野兽的是人。你们这些人只不过是因为能猎取野兽而有功的猎狗。至于萧何，他却是既能发现猎物又能指点猎狗的猎人。再有，你们这些人只是单身一人跟随我，而萧何可是率全家数十人追随我的，你们说他的这些功劳我能忘记吗?”这一番话，说得诸大臣哑口无言。在刘邦看来，功臣也有三六九等，就像猎人和猎狗一样，虽然都在为获取猎物奔忙，但猎人的作用要远大于猎狗。那么优先考虑，更加重用前者，则是不会有问题的。
萧何是刘邦忠诚的而有能力的后勤部长，以保障后方供应而深得刘邦信任。而三国东吴的周泰是位武将，因战功卓著而很得孙权喜爱。建安二十三年，曹操与孙权在濡页交战后各自退兵。孙权留平虏将军周泰为镇守濡页主将。当时，负责镇守濡页的另外两名偏将是朱然和徐盛。朱、徐二人都出身江东的望族，他们对受周泰这个出身寒门的人指挥很不服气。孙权得知这一情况后，借到前线视察的名义，来到濡页，置酒宴款待众将。席间，孙权乘众人酒酣耳热之际，让周泰脱去上衣，露出身上的累累伤痕。孙权指着周泰身上的伤痕一一询问是哪次战斗中留下的，周泰逐一作答。最后，孙权拉着周泰的手流着眼泪说：“将军临战勇如猛虎，从不计安危，以至数十次负伤，我怎么能不像亲兄弟一样对待你，把重任托付给你呢?”孙权的一番表演，不露形迹地表彰了周泰，也同时向守城将士表明了一个态度：朕十分信任周泰。朱然、徐盛等人听后明白了孙权的用心，不得不当即表示从此甘愿听从周泰指挥。
上述萧何、周泰二人，一有盖世谋功，一有满身伤痕，所以使得刘邦和孙权有充足理由说服他人，以确立萧、周与众不同的“猎人”地位。如果帝王选择的“猎人”尚未建盖世之功，还没有充足的理由去慑服别人，而遭到他人阻拦时，那么帝王会另辟蹊径、推倒障碍，以确立自己认定的“猎人”的地位。因为这样会使帝王收到更大更多的利益。前秦的苻坚自打结识王猛后，君臣情投意合，倾心相委，相见恨晚。苻坚“自谓刘玄德之遇诸葛孔明”。王猛在不断受到苻坚重用的同时，也常遭到士族集团中许多人的非议。老臣樊世就曾当面斥问王猛：“我们辛苦种田，就是为了让你来白坐着吃饭的吗?”意思是说，我们打下江山，你凭什么坐享其成、指手画脚?王猛也不示弱
，反唇相讥说：“我不但要让你们为我种田，还想要你们为我做饭呢！”樊世气愤已极，大吼：“我与你誓不两立！”苻坚知道此事后，由于看到樊世已经成为确立王猛“猎人”地位的障碍，就决意为王猛踢开脚下这块石头。一次，樊世和苻坚议论政事，因意见不一，发生争执，樊世一时激动得忘记了君臣礼仪。苻坚见时机已到，借口说樊世图谋不轨，要加害于己，就此下令把樊世杀掉了。打这以后，大臣们对王猛俯首贴耳、惟命是从，王猛的“猎人”地位由此确立。苻坚杀樊世而树王猛，井非仅为王猛考虑。因为王猛与自己倾心相投，王猛一定程度上就是自己的代理人、代言人。树立王猛，其实就是树立苻坚自己。这一点，苻坚是绝对不会弄错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