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宗继位，喜欢打球，太监刘克明最受宠爱，被封为击球将军。但他最怕武宗喜怒无常，又对王守澄等人专权不满，便想发动政变，另立可意之主。他看中了敬宗之叔绛王李悟，便在一次“打夜狐”深夜回宫时，突然把敬宗杀死在更衣室中，并连夜逼迫翰林学士路隋，以敬宗口气写下诏书，让李悟继承皇位。显然这是一个两全其美的策略，却不料王守澄等拒不听命。王守澄联合杨承和、梁守谦及宰相裴度，讨伐刘克明，结果刘克明投井身亡，李悟被杀，而王守澄等又选中了江王李涵，立李涵继位，是为文宗。文宗又成了宦官们的“可意之主”。
文宗之时，仇士良为达到控制皇帝的目的，也同样精心择立可意之主。他见文宗病重，便假传诏书立颖王李炎为皇太子，强行送入宫中，废太子李成美为陈王。开成五年，文宗去世，仇士良立刻拥立李炎继位为武宗皇帝，为绝后患，他效法王守澄，派人杀死陈王李成美和一度想当太子的安王李溶及其生母杨贤妃，以此来巩固自己的地位，达到控制皇帝的目的。
从吐突承璀、王守澄到刘克明、仇士良，宦官都采取的是择立可意皇帝的策略，以求控制皇帝作为而随心所欲。手段虽各有千秋，但相比之下田令孜是其中干得最漂亮的。
田令孜本是个小马坊使，主管王宅马匹饲养之事。为了飞黄腾达，他也采取拥立可意皇帝的办法向上爬。他看中了端庄标致而智性迟钝呆滞、性情软弱无能的普王李儇。利用自己独特的打马球技术，交结普王，哄得普王尊称他为“阿父”。为了把这位言听计从的小王子控制在掌心之中，并推上皇位，他改变吐突承璀、刘克明等人以武力冒险的做法，而是派亲信贿赂游说左右神策军中尉刘行保和韩文约，以消除隐患，化敌为友，并联手迎立李儇做了僖宗皇帝。而软弱迟钝的僖宗对待这位功德无量的阿父的回报则是言听计从，一再重用。僖宗先任田令孜做枢密使，不久又升迁为右神策军中尉，统揽朝政，任其所为。可见拥立可意皇帝是驾驭皇帝控制皇帝，获取好处的权术之一。
唐代诸宦官之外，秦朝末年的赵高也是以拥立可意之君秦二世而出名的，并且他也因此而发迹。秦始皇出巡途中突然发病、突然死亡，这实在给赵高提供了一个可遇而不可求的机会。事实上早在此前，秦始皇虽然没有明确立何人为太子，但他死前只留给公子扶苏一封信，并没有任何遗嘱留给二世胡亥。就连当时的丞相李斯也认为扶苏应该是秦始皇的继位者。但是，在赵高看来，公子扶苏刚毅、武勇、信人、礼士，是个相当成熟、相当有见解的人。再加上他与大将蒙恬相善，如果由他继位，赵高自己的日子显然是不会好过的。为此，他决定假传始皇遗诏，拥立胡亥，而赐死扶苏和蒙恬。这样，昏庸无能的胡亥上台后肯定受自己左右，赐死扶苏、蒙恬又除掉了强有力的政敌。这就是赵高拥立胡亥的目的。果然，胡亥继位以后，赵高就开始大肆作威作福了。
控制皇帝:3.藐视皇上
皇帝与宦官本来一主一奴。皇帝为放手享乐，用宦官为奴；宦官为飞黄腾达，靠献媚讨好换得宠信。此主奴关系自然之势。宦官作为奴才是净身的男子，被阉割的生理缺陷带来沉重的心理压力，造成宦官太监性格扭曲，心理失衡。他们一般都有强烈的自卑感，这种自卑感常使他们在强人面前摇尾乞怜，卑躬屈膝，自然有一副奴才相。然而这种自卑心理同时又使宦官太监产生欲控制皇帝所为，凌驾主子之上的强烈心理。而最后宦官们所采取的恰是藐视皇帝之策。藐视仅是行动的前奏，它只不过是为反奴为主、操纵主上所作的心理准备。同时在具体操作上，藐视皇帝也是抬高自身身份显示威望的有效手段。因此宦官队伍中藐视皇帝，以帝王师自居者大有人在。比如唐末大宦官杨复恭就是这样一位，他靠父辈势重位显，入宫当内侍，后来在朝中做监军，因为有功而升迁为宣徽使、枢密使。田令孜失势后，他掌朝廷内外大事，为神策右军中尉，成了当朝最有势力的宦官头目。僖宗晏驾，他迎立寿王登位，即为昭宗。以拥立之功更是荣宠备至，因而日益骄纵。他手握兵权，颇专朝政，曾引起昭宗不满。昭宗一方面重用韦昭度、张NB323
、杜让能等文官，另一方面用杨复恭假子杨守立与复恭争权，进而疏远杨复恭。大顺二年九月，杨复恭奉诏退休还乡，有人告他与假子杨守信谋乱。朝廷派军平叛，事后查得杨复恭与杨守亮私人信件六十多封，其中有云：“我从荆榛草莽之中援立寿王做了皇帝，哪有如此负心的门生天子，既得至尊皇位就废弃定策的国朝元老。”可见杨复恭虽为人主之臣，却主奴观念错位，表面上诚惶诚恐，正像他的名字，毕恭毕敬，一旦建就迎立皇帝继位之功，便恃功不逊，采取藐视轻视皇帝的态度，视天子皇帝为门徒学生，狂妄自大。他手握军队，控制皇帝，专权摄政，凌驾皇帝之上，作威作福，成为昭宗朝炙手可热的人物。
藐视皇帝是宦官控制皇帝侵分皇权时与皇帝进行的潜在心理战，以帝王之师或辅佐重臣自居为内容的藐视皇帝之举，对提高自身身价显其威望能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比如明代的王振，他以小忠小信讨得张太后信任，渐渐开始干预朝政，有时甚至朝中大臣的条陈建议都由他来裁决。王振权威日重，便生骄纵之心。正统六年十月，奉天、华盖、谨身三大宫廷主殿修建完工，英宗朱祁镇盛宴百官，以示庆贺。按明朝礼典，宦官内臣不得干预朝政，不许参加高层百官的庆贺盛宴。因此根据此制，没有让王振赴宴。但朱祁镇心知王振势重，冷落了他，就等于得罪了他，便派一个小太监去看动静。果然小太监回来禀报说：“王先生正在大发脾气，口称‘周公辅成王，我独不可一坐乎！’”他以当年周公辅政自比，狂妄之态，实在出人意料。英宗听了，为了显示自己的洪恩广布，便连忙叫人打开中华门的中间大门，请王振前来赴宴。在座群臣见皇帝特别破例开恩请王振赴宴，知道英宗器重他，也就纷纷躬身迎接，于是王振方解心中之怒。英宗怕王振生气，才大胆破例，这恰恰是王振长期对英宗施加潜在心理影响的结果。也就是在这里，王振通过这藐视皇帝之举，意外地收到了狐假虎威的奇妙效果。
控制皇帝:4.挟天子令诸侯
宦官们控制皇帝所为，招数可谓多矣。得势之时，他们敢于骄纵藐视皇帝。失势或危难之时，他们又常欺凌主上，干起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勾当。他们虽大多不通文墨，没什么学业修养，但对皇帝的权力、皇权的威势却认识得异常清楚。他们明白，皇帝身处万人之上，至极至尊，是非曲直，喜怒哀乐，定于一尊，不可移易。因此，只要占据皇帝，便自然占据主动。一旦占据主动，平常日子有皇帝宠幸，大可为所欲为。危机关头，迫不得已，挟持皇帝，以为人质，照样不怕你群臣不听摆布。这样有了皇帝就可以借皇帝威势，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永立不败之地了。这种反奴为主之事在中国古代政治中心里可谓司空见惯，屡见不鲜。尤其东汉和中晚唐之时，民生倒悬，君弱臣强，宦官们则欺凌主上，幽禁挟持皇帝与大臣外戚相抗争，闹出很多险象丛生，危及人主之怪事。
晚唐仇士良在甘露之变中就是靠争得了皇帝而最终取胜的，这是历史上宦官挟天子以令诸侯的一个显例。唐文宗本是王守澄等宦官当做易于驾驭的可意之主推上皇位的，却不意文宗登基，有感于君弱臣强，宦官胡作非为的政局，一心想诛除宦官，报祖父之仇，振一代朝纲。但自己事事有宦官掣肘，受宦官控制，尤其王守澄、仇士良两人，骄纵霸道，气焰熏天，致使文宗除奸无计。后来文宗寻机任用宋申锡谋划除宦之事，但事不机密，被王守澄得知。于是王守澄诬称宋申锡与漳王勾结，阴谋立漳王为帝。文宗闻知，不思因果，当即流放宋申锡。文宗苦心培植的上百个心腹之人也因此被一网打尽。事后文宗静心思索才知上了宦官的当，而宦官们经此一场变局更加明目张胆，他们把文宗控制得死死的，使其想有所为而不能为。文宗终日闷闷不乐，心事重重。这个秘密又被善于投机钻营的郑注、李训揣摸出来，二人为了飞黄腾达，决计助文宗诛除宦官。他们先用计搞垮了王守澄，并准备在王守澄葬礼仪式上一举诛灭宦官。但两人各怀鬼胎，都想借诛灭宦官之机同时杀了对方，从而把持朝政。因此李训一伙于大和九年农历十一月二十一日制造了骇人听闻的“甘露之变”。
这天李训等人经过精心策划，于文宗早朝之时派金吾将军韩约奏称金吾左杖院后院石榴树上夜降甘露，似为祥瑞之兆，劝皇帝亲驾观看，以承上天美意。8点多钟，文宗升含元殿，传令李训率中书、门下先去观赏甘露。人去了很久，回来奏称：“臣仔细察看，觉得不像真甘露，不应马上宣布，免劳天下空贺，应再去验视。”于是文宗又派仇士良率全体宦官再去观视。当时李训已在院内布下伏兵，只等宦官入院，来个关门打狗，斩草除根。谁知仇士良等刚一进院便觉气氛不对，又见被风吹起的帷幕后伏有兵甲，急忙大喊“快往回跑”。仇士良等宦官逃出左仗院，直奔文宗而来。他们急中生智，抢得文宗，扶上銮舆，径往后宫逃去。李训明知文宗是取胜的宝贝，谁占有他，胜利便属于谁。但争夺不利，只得骑马逃出宫外。而宦官们挟持皇帝至后宫，大门紧闭，齐呼万岁。并马上假传诏令，派左右神策军以讨贼为名，不管正义邪恶，乱杀乱砍了近两千人，后来又逼迫文宗下令杀了被抓来的王涯、舒元舆、王NE02A等主要官员，并借机对朝中异己势力进行了一次彻底清洗。
甘露之变中宦官们靠挟持文宗获得了胜利，事后便把文宗幽禁起来，任意摆布。为了将来再立可意皇帝，为控制朝政铺平道路，他们设计毒死聪明贤达的太子李永，致使文宗郁闷成疾。有一次文宗在思政殿问宰相周墀：“周爱卿，你看我可比前代哪个皇帝?”周答道：“陛下圣明可比尧舜。”文宗长叹道：“我怎敢和尧舜相比呢?你看我和周赧王、汉献帝相比怎么样?”周墀不解地说：“周赧王与汉献帝都是亡国之主，怎能和陛下相比呢?”文宗凄然而略带怒气道：“赧王、献帝受制于强臣，而我受制于家奴，以此看来，我连他们二人也赶不上啊!”说完二人悲悲切切，相对而泣。仇士良等人得知此事，对文宗恨上加恨，常常冷嘲热讽。文宗受不住如此凌辱折磨，终于在郁闷怨恨中离开了人世。
唐末田令孜挟迫皇帝，用做人质，随意摆布皇帝，比起仇士良有过之而无不及。当时黄巢起义已占洛阳，势如破竹。起义军很快又攻下潼关。田令孜不听僖宗皇帝保卫京城之嘱，挟持僖宗逃奔四川避难。到了四川，他又利用手中大权，优待官军而歧视当地守军。偏向不公之心被揭露以后，竟下毒手陷害当地黄头军将领郭琪，致使郭琪率军杀奔行宫，誓言不杀掉田令孜决不罢休。田令孜无奈，只得借护驾之名逼迫僖宗，躲到东城，靠皇帝的招牌护卫自己。光启元年，僖宗回驾长安，田令孜为了个人财源惹怒了河中节度使王重荣，逼得王重荣忍无可忍，进兵长安，问罪田令孜。于是田令孜又挟迫僖宗当夜逃奔凤翔，王重荣见僖宗被劫，退回本镇，上表请圣驾还朝，诛田令孜。僖宗得表，便想回朝，但是禁兵为田令孜控制，身不由己。田令孜明白自己已激起民愤，失去僖宗便死无葬身之地，只有牢牢握住这个人质，方免性命之忧。于是他又劝僖宗到兴元去，僖宗不去，他便带了亲信，持刀入宫，从御榻上扯了僖宗就走。僖宗惊慌无奈，只得随着这伙宦官东奔西窜，先到宝鸡，又至大散岭，最后到了兴元。后来田令孜觉得靠僖宗也难保其位了，才抛下皇帝，逃往成都，投奔其弟陈敬ND043
去了。很明显，宦官们挟持皇帝，胡作非为，这与汉末曹操的挟天子以令诸侯，是有区别的。曹氏挟持献帝，借以实现自己治国平天下的政治报负。他南征北战，统一北方，救民于水火，似有积极意义，曹操所言“设使天下无有孤，当不知几人称帝，几人称王”并非全无道理。而中唐宦官们凭借服侍皇帝的近水楼台之便，动辄靠军队刀枪，威逼皇帝，扣为人质，纯属借皇帝之威自保性命，或擅权胡为以满足私欲而已。不过，靠此办法，倒是可于危难之时保持不败。如果甘露之变中仇士良没能指挥宦官抢得文宗皇帝，田令孜在与郭琪、王重荣对抗中失去僖宗这位人质，恐怕他们早已身死对手刀下，命归黄泉了。因此挟天子以令诸侯是宦官涉政中铤而走险冒死一搏的有效办法。
胁迫百官:1.指鹿为马
宦官们获得皇帝赏识以后，参预政治，侵吞朝臣之权，常常干些随心所欲的勾当，以求最大限度地实现个人意志。他们贪赃枉法，为所欲为，想蒙骗皇帝一人并不犯难，但是要躲过满朝文武大臣的耳目却并非易事。朝臣们总是采用各种方式抵制宦官，回敬其侵权行为，所以宦官参政最大的威胁不是皇帝本人，而是来自文武大臣的监视与揭露。为了顺利实现自己的愿望，宦官们常常观察试探大臣的态度，认同者便加以勾结，异志者便严加排挤，在勾结奸佞打击异己的结党营私中运用了许多政治手腕。
指鹿为马是宦官对付大臣的第一招。宦官们一旦获得皇帝的宠信，势倾朝野，总是对威胁自己势位的朝臣严加防范，目的是不让他们在皇帝面前说三道四，为自己增加麻烦。为此弄清谁是朋友谁是敌人是采取行动的先决条件，指鹿为马就是用来试探朝臣，把握大臣对自己态度，区别知己异己的重要办法。这一颇具戏剧性的检测手段是由秦朝宦官赵高创立的，赵高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驾驭皇帝胡作非为的大宦官，他假造始皇遗诏，害死公子扶苏，拥立胡亥当了二世皇帝。他还教唆胡亥大修始皇陵墓，用苛法对付百姓，又大兴土木修建骊山宫城，闹得天下汹汹，起义蜂起。赵高一方面用“频见不尊”之说欺骗二世皇帝，掩盖罪责；另一方面对在朝之臣淫威恐吓，实行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独裁政治，排挤陷害朝中正直官员。尽管如此，他仍放心不下，于是又创造了指鹿为马这一招来检验在朝大臣的态度。有一天，他请二世皇帝升朝理事，让人把一只没长犄角的鹿牵到殿上。赵高指着鹿对二世说：“陛下，您看这是一匹多么独特的马啊!”胡亥抬头一看，见眼前站着一只鹿，便说：“丞相错了。这哪里是马，不明明是一头鹿吗?”赵高反驳道：“不，这可不是鹿，而是一匹马，不信您仔细瞧瞧。”胡亥左瞧右看，好像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他看来看去，总觉得不是马而是鹿。其实赵高如此颠倒黑白，指鹿为马，就是要借机看看群臣的态度，所以他见二世皇帝执意认定是鹿，便说：“陛下不信，请问一问群臣。”胡亥便向侍立两旁的群臣道：“朕看这是一头鹿，丞相偏说是匹马，你们说是鹿还是马?”群臣们深知赵高的淫威，连李斯丞相都被他弄得满门抄斩，我等怎敢说“不”字?于是很多人都说这是马。赵高一看心里美滋滋的，自以为得计。可就在这时，有三五个不知深浅的人仍争执着说这是头鹿。因此赵高心里已对这几位大臣恨之入骨。赵高一手导演的这场儿戏，是鹿是马成了赵高区分知己异己的衡量标准，用此小计，赵高就轻而易举摸清了朝臣们对待自己的态度。所以刚一退朝，他就派人在路上把说是鹿的几位大臣全都杀掉了。
明代魏忠贤也深谙此道。他百般讨好献媚，得宠于熹宗皇帝朱由校。魏忠贤爬上司礼太监的位置后，又结党营私，不遗余力地打击迫害政敌东林党人，干出许多罪恶勾当。但一些不知廉耻之人，为了借魏忠贤的淫威与势位继续往上爬，便在全国上下刮起一股替魏忠贤歌功颂德大建生祠的歪风。奴颜下贱的浙江巡抚潘汝桢于天启六年六月第一个上疏奏请建立魏忠贤生祠，说什么：“东厂魏忠贤心勤体国，念切恤民，州县百姓戴德无穷，公请建祠。”“玩童皇帝”朱由校马上批示：“宜从众请，用建生祠。”从此各地上呼下应，建祠之风越演越烈，很快刮遍全国，上自封疆大吏阎鸣泰、刘诏、李精白、姚宗文之流，下至普通武夫商人以至流氓无赖都竞相效仿。他们强占民田，拆房毁屋，甚至砍伐坟地树木，寻常百姓哪个敢反对!各处生祠都建得富丽堂皇，把魏忠贤塑造成了一个能文能武的救世主的模样。
与建祠之风相应，魏忠贤把对待生祠的态度也当成了衡量人们对自己是否忠诚的标准，很简单，倡导则忠，反对则异。魏忠贤以此为区分敌我的界线，乘机大肆培植私党，诛除异己。潘汝桢请建生祠，御史李之待会稿仅仅迟了一天，立刻被看成异己分子，削职为民。蓟州道胡士容建祠时因没写文章为记，遵化道耿如杞建祠时没有叩拜，都被抓进监狱，判处死刑。随着建生祠之风盛行，吹捧奉承之举也达到荒谬绝伦的地步。丰城李永祚连上十疏对魏忠贤歌功颂德，被加封太子太保之号。当时所有奏书都不敢直呼魏忠贤名字，而称“厂臣”，皇帝的奖励诏书也都用最高赞颂之词。人们喊他九千九百岁，崇拜之势，天下如狂。近人岳鸿举《明代杂事诗》中这样写道：“干儿义子拜盈门，妙语流传最断魂。强欲为儿无那老，捋须自叹不如孙。”说的就是人们对魏忠贤的疯狂崇拜。当时百官中奸小之人纷纷拜倒魏氏门下充当干儿，竟有“五彪”、“十狗”、“十孩儿”、“四十孙”之多，有个礼部尚书顾秉谦，时已老态龙钟，捋着长须对魏忠贤说：“本想做您干儿子，可惜胡须已白。”于是让他的儿子做了魏氏之孙。魏忠贤喜不自胜，赏给他文银200两，以示嘉奖。
魏忠贤借建生祠之风试探群臣，鉴别敌友进而诛除异己，安插心腹，在熹宗朝作威作福六七年，成为明代三大权阉之一。他虽已势倾朝野，但还是常常做些指鹿为马的花招试探人心，这表明宦官集团猖狂恣肆之中不乏谨慎小心之术，他们常靠这些智术对付朝臣，为的无非是常立不败。
胁迫百官:2.狐假虎威
宦官们费尽心机讨好皇帝，为的就是借皇帝的宠信作威作福，所以一旦有了皇帝撑腰，宦官们也就胆大起来。他们可以乘一时之兴，对朝臣傲慢无礼，欺凌摆布，肆无忌惮，耍尽威风，过尽从奴才到主子的瘾头，这便是宦官对付大臣的又一招——狐假虎威。
狐假虎威对待朝官大臣是宦官们惯用的手法，比如唐元和五年的一个春日，大宦官仇士良被宪宗任为监军，在去平卢、凤翔就任途中，投宿陕西华阴境内的敷水驿，为了显示自己身份不凡，耍皇帝特使的威风，他执意要求在他之前已住进高档上厅客房的监察御史元稹把上厅让给自己。当时元稹年轻气盛，坚持不让。仇士良便指挥爪牙随从对元稹大打出手。结果仇士良强占了上厅，逼得元稹连夜赶路，直奔京城。他回到京城向宪宗状告仇士良，谁知宪宗不仅没责罚仇士良，反而抢白元稹一顿，并在元稹政务中找些莫须有的过失，下诏贬元稹为江陵士曹。为此朝中舆论哗然，翰林学士李降替元稹抱不平无效。白居易也直言上谏说：“中使凌辱朝中名士，不过问中使反而先贬元稹，恐怕今后中使外出会更加残暴豪横，再也无人敢说话了。”然而宪宗对此一概置之不理，仇士良靠狐假虎威大大占了一次上风。
明代宦官狐假虎威的事就更多了。如汪直，靠如实奏报覃力朋之事换得宪宗的宠信后，就开始原形毕露、作威作福了。汪直首先用冒功锦衣百户韦瑛为心腹，大兴狱案，先后害死建宁卫指挥使杨晔，杀掉阁臣杨荣曾孙杨泰，降职兵部主事杨士伟。之后他越发恣意横行，每次外出，随从甚众，公卿百官遇上他都得早早让路回避。有一次兵部尚书项忠闪避稍迟，当场被汪直羞辱谩骂一顿。但汪直却并不因此就做罢干休，后来又找了个名目诬谄项忠，甚至后来还牵连到项忠的儿子项经。
明中叶的刘瑾欺辱朝臣也是如此。他靠仇氏投其所好之术，讨得武宗喜欢，当上了明代24衙中权力最大的司礼监太监。明代宦官称太监与清代大大不同，清代宦官忌讳称太监，而明代“太监”之名属于尊称，在此之前宦官多称内官、中使，至明代上升为“太”品，与太后、太子平级。又因24衙中有12监，故宦官头目自然称太监。刘瑾得宠后在替皇帝批阅奏折时，只准人尊称他“刘太监”，不准写名或用其他中使内官之称。有一次都察院审判一个重罪犯人，事关重大，所定罪名及判处结果能否让皇帝满意，大家都拿不准，因此在誊写定罪奏折时很是紧张。谨慎过头反出乱子，书写时一不注意竟写上了“刘瑾传奉”字样。刘瑾看后以为都察院小瞧他，因而恼羞成怒。他把都察院狠狠训斥辱骂了一顿仍不罢休，直到都察御史屠ND55D率领下属
跪下道歉，请求恕罪，才算了事。
很明显，狐假虎威是宦官们由奴变主过程中常常使用的一招。以此对付朝中大臣，总是十分奏效。因为大臣所害怕的不是宦官，而是宦官身后的皇帝。而聪明的宦官正是看出并利用了这一点。
胁迫百官:3.含沙射影
宦官参政，虽然得势的不在少数，但也不免偶尔碰上若干强劲的朝臣对手。在宦官方面，尽管背后有皇帝撑腰，但要置对方于死地也非易事，这时他们往往运用含沙射影之术，攻击政敌，大造舆论，及至影响扩展出去，也就达到了舆论杀人的目的。这方面水平最高超的当数唐代的鱼朝恩。鱼朝恩因做监军屡立战功，受到肃宗赏识。代宗时，他又有救驾之功，因此代宗也常对他另眼相看。鱼朝恩虽没什么大学问，但却粗知书礼。他曾不自量力，在朝中援引些俗儒及轻浮之士为弟子门客，讲授《五经》大义。虽只写过几篇文理不通的狗屁文章，却敢大言不惭地自谓才兼文武。正是这种大胆的舆论工作，更增加了代宗对他的宠幸。代宗任他为判国子监事兼鸿胪、礼宾、内飞龙、闲厩使，封为郑国公，并在京兆府造食供宴，教坊赐乐。荣宠至极，鱼朝恩也就越发求取无厌了。凡皇帝诏会群臣议事，他总是恃宠自大，以朝中百官惟我第一自居，他藐视群臣，甚至在朝堂上嘲弄羞辱百官群吏，狂妄之势，无人可比。鱼朝恩尤其看不上宰相元载，总想借机进几句谗言，把元载推下相位。于是他便常在公开场合，含沙射影，攻击元载。有一次在朝堂，他说：“做为宰相，所作所为应上和元气，下惠群生。而今水旱不时而发，又屯军数十万，供应给运贫乏困竭，使皇帝卧不安席，这样的宰相还怎么谈辅佐皇帝呢?不退避其位以让贤才，只管默不言语，又等什么呢?”元载虽然善于辞令也被他说得低头不语。在座百官大惊失色，只有礼部郎中相里造敢于针锋相对，回敬了他几句。
鱼朝恩很懂含沙射影的舆论效果，他不断在大庭广众面前找元载的麻烦。有一次国子监举行盛大佛会，鱼朝恩觉得这又是造舆论的好机会，他手执《周易》登上上座，面对在场百官，信手拈得六十四卦中的鼎卦，指着九四爻说：“我卜得鼎卦，鼎有三足一体，三足支撑一体，就像三公辅佐天子一样，三公所为在调和阴阳，鼎的用处在调和五味，爻辞说：‘鼎折足，覆公NB123’说的是三公不胜其任，倾败天子美德，所以
此卦凶险。”又引《论语》中的话说：“圣人云：‘德能微薄却身在高位，智谋很少却在谋划大事，能力很低却担负重任，这是很少能做好的’。此鼎卦意在说宰相辅政有点不胜其任，卦象是在比喻宰相失位。”鱼朝恩就是这样不失时机地含沙射影攻击政敌，以求达到舆论杀人的目的。而事实上，此举在政治上极有作用。如果当事人直言申辩，那么你正中圈套，量你费尽口舌也难以把事实澄清。如果当事人默不做声，那就等于认可对方的指责。总之，含沙射影、制造舆论，远比正面交战更能击败对手。
胁迫百官:4.借刀杀人
对付朝臣的威胁，宦官们本可以凭借手中的权力或军队，直截了当地解决问题，但这种或排挤打击或兵戎相加的抗争方式往往要背负奸佞邪恶种种罪名。为了既不失体面，又可得实际利益，最高超最艺术的方法就是借刀杀人。这是宦官们对付朝臣常用的一招。利用皇帝打击朝臣，借皇帝之刀杀掉自己的政敌，既能保持不败之势，又可免遭物议，少点罪名，这真是再合适不过了。比如唐代的俱文珍就是如此这般，且干得十分漂亮。
唐朝代宗时任用宦官充任枢密使，掌军事机密。德宗朝又用宦官统率左右神策军及天威军等禁军。这样，宦官便掌握了朝廷的军队。因为握有兵权，所以宦官集团气焰嚣张，横行不法，专权胡为。顺宗继位以后，有感朝政弊病多端，任用王叔文等革新朝政。顺宗先任王叔文为翰林学士，几天后又任他为度支盐铁转运副使加户部侍郎，取得了朝政大权。同时顺宗还任用韦执谊、柳宗元、刘禹锡、韩泰、韩晔、陈谏、凌准、程异等10位年轻有为、富有革新精神的文官充任要职，进行革新。他们首先从宦官专权带来的弊政入手，革除“宫市”和“白望”。所谓“宫市”就是当时宦官经常
借为皇宫采办物品的名义，用价值百钱之物强换价值千钱之物，对百姓巧取豪夺的交易活动。而“白望”则是使数百人在京城东西市中左右了望，见宫中可用之物便白取而不给本价的行为。这种宫市、白望名为宫廷采办，实是掠抢百姓之举，因此革除了“宫市”、“白望”，就大大限制了宦官的胡作非为。接着王叔文又对多由宦官充任的五坊小儿（宫中养雕、鹘、鹞、鹰、狗的五坊）也大加裁抑，此举深得民心。之后他们又对各地节度使讨好皇帝的“月进”、“日进”等进奉加以革除，下令释放宫女，裁减庸碌闲杂的宦官人员。完成了这些拨乱反正之举，王叔文又任用老将范希朝为左右神策、京西诸城镇行营节度使，以韩泰为行军司马，开始了削夺宦官兵权的关键步骤。这一动作马上引起了宦官集团的极大震恐与顽强对抗。以俱文珍为首的宦官们一方面密令诸将对范、韩进行抵制，不从调遣。另一方面又秘密策划废顺宗立太子的政变，企图借新立皇帝之刀，杀伐革新派朝臣，维护宦官专权的局面。所以当王叔文派宦官李忠言宣诏接管集军兵权时，俱文珍大怒道：“从其谋，我等必死于他们手中。”他传令诸将不要交出兵权，同时联络宦官刘光琦、薛与珍、尚衍、解玉等加紧政变，以顺宗有病为名，请立广陵王为太子，不久又请求以太子监理军国大事。顺宗不知是计，一一答应。于是俱文珍等召学士卫次公、郑NB124、李程、王涯等入宫草立太子为帝的诏书，
拥太子为宪宗，逼迫顺宗退位。宪宗登位，立即封赏拥立自己的宦官，同时对拥戴顺宗积极革新政治的王氏集团严加惩处，或赐死或贬谪。宦官们在对付朝臣的抗争中终于以借刀杀人之计重新占据上风。所谓“借”者，乃宦官们实施的行为也。而“刀”则为新老皇帝，没有皇帝，宦官等于赤手空拳。赤手空拳怎么能对付朝中百官。可一旦有皇帝这把利刃在手，不管你对方多么坚硬，是杀是砍，有何难哉!
胁迫百官:5.恶人先告状
在中国古代政治中心里，比起朝臣和外戚，宦官集团与皇帝的关系更为密切。他们看门护院，服侍皇帝及后妃三宫六院的衣食起居，所谓围绕皇帝身边，出入椒房宫帏之内，随时可以见到皇帝，大有近水楼台先得月的便利。而且宫廷之中从守门到通风报信，全是宦官负责，故而宦官们个个消息灵通。这些便利条件使他们在与朝臣争权夺势固宠求荣中，往往可以因利乘便，大沾便宜。他们一旦知晓自己的作为有可能被朝臣们揭露，或受到朝臣的威胁，就会借此便利之势，用诬陷诋毁之策，先发制人，控制局势，然后占据主动，“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成为他们的生存哲学。
东汉安帝时樊丰一伙宦官击败太尉杨震，用的就是先发制人这一招。当时樊丰一伙煽动皇帝大兴土木，给乳母王圣建造宅舍，他们借机挥霍，自造园舍坟冢，甚至捏造诏书，调发司农钱谷、工匠材木，弄得国库空虚，民不聊生。河间县布衣赵腾诣阙上书，指陈时政得失。宦官们害怕他揭自己的短处，怂恿安帝说：“小民无知，谤讪朝廷。”安帝动怒，逮捕赵腾，判以讪上不道之罪，当即处死。太尉杨震气不过，上书替赵腾鸣不平，双方由此结怨。后来安帝东巡，杨震留守京师，他手下有个得力助手高舒，心领神会杨震之意，便联合大匠令史等官员，日夜查访，仔细考核，获得樊丰等前时捏造伪诏的实据，呈报杨震。杨震手握实证，只等皇帝回京，奏报除奸。樊丰等人得知这个消息，恐慌万分，朝夕密谋对策，最后竟“先发制人”，率先对杨震下了手。
安帝东巡回京，一到都门，就被樊丰一伙迎住，他们诈言星变逆行，还宫有险，应择吉日入宫，留请安帝先至太学，暂且休息。樊丰等人待安帝歇息已足爽心快意之时，就诬称杨震专权自任，袒护小民赵腾不成，心怀怨怒，伺机谋逆，故天象星变示警，请先收杨震，方能回宫。安帝先是不信，但却抵不住这伙宦官百般进言，于是连夜派人收缴太尉印绶，罢去杨震的太尉官职。杨震自知已被宦官抢先一步，无奈只好归府。哪知樊丰等人又诬奏他不服罪名，仍怀怨望，以图报复。于是安帝大怒，遣杨震回归故里。杨震即刻收拾起行，至郊外夕阳亭，心想此行一定凶多吉少，于是饮鸩而亡。宦官们恶人先告状，就这样轻而易举达到了目的。
明代刘瑾也曾用先发制人的办法对付大臣的攻击，最终挽回败局。他投皇帝所好，讨得武宗欢心，便勾结马永成、高凤、罗祥、魏彬、丘聚、谷大用、张永等曾侍奉过太子而得武宗宠幸的太监，结为“八虎”集团。他违抗孝宗遗言，不仅不罢提督军营的监枪太监和各城门监局，还告诉武宗镇守太监是个肥缺，司礼监由此捞过不少好处。所以他挑唆武宗撤回各处镇守内臣，委以他人，条件是这些人各自给皇帝上贡一二万两银子。他还奏设皇庄30余处敛财，供武宗挥霍。一时间闹得京师民情汹汹，朝廷大臣对刘瑾所为都极为愤慨，纷纷上书揭露刘瑾罪恶。五官监侯杨源更以星象有变来警告武宗，使皇帝也大受震惊。恰在这时，大学士刘健、谢延等连连上疏，请武宗勤政讲学，整肃纲纪，处死刘瑾。户部尚书韩文也率众上疏，请求处死刘瑾。武宗舍不得对刘瑾下手，又怕激怒托孤老臣及满朝文武，便派司礼太监王岳到内阁与大臣商议，准备把刘瑾遣送回南京。但大臣坚持处死刘瑾，致使商议三起三落，没有结果。当时正直的宦官王岳、范亨、徐智等也很憎恨“八虎”，而支持阁臣意见，所以刘健又约韩文及朝中主要大臣准备次日早朝面劝皇帝。果能如此，刘瑾之势必败无疑。谁知心怀二意的吏部尚书焦芳把大臣之意密告刘瑾，刘瑾听后甚是恐慌，决计先发制人。
他连夜领着马永成等围在武宗面前痛哭求饶，武宗不答应便不起来，并伺机挑拨说：“您信任的王岳也勾结阁臣来限制陛下行动，迷惑陛下耳目，他们要达到这一目的，才不遗余力排挤我等。”还假惺惺地抱怨说：“如果司礼监掌握在得力人手中，这些文官断然不敢如此大胆妄为，要挟皇上。”又是挑唆，又是抱怨，加上眼泪，于是惹得武宗顿起怜意，迁怒王岳等人。武宗当即命刘瑾掌管司礼监，马永成掌东厂，谷大用掌西厂，连夜逮捕王岳等人，即刻发配南京。次日清早，大臣们早朝，闻知事态剧变，形势逆转，个个目瞪口呆。刘健等纷纷辞职，武宗挽留了李东阳又派人追杀王岳、范亨等，刘瑾则反败为胜，坐享升迁了。
很显然，这个出人意料的结局全因宦官能自由出入宫廷，有近水楼台的地利之便，故而刘瑾能在大臣归府，夜阑人静之时，争得时机，巧言惑主，最终扭转局势，转危为安。可见在对付文武大臣方面，力下先手、先发制人是宦官们使用的有效招数。
与外戚周旋:1.巧用乳母
俗话说：“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历朝皇帝坐稳了皇位，除了依功勋名位的高低分封宗室，总还要根据血缘关系的亲疏远近封赏皇亲国戚，进行利益均沾的权力再分配。这样就形成了皇帝之下宗室、外戚与大臣三足鼎立的政治格局。宦官们要参预政治，沾点帝王之家的便宜，不仅要对付满朝文武大臣的监视与威胁，而且还要对付来自外戚方面的压力，尤其在幼主登位太后听政之时，外戚地位显得更为重要。外戚势力的膨胀，对宦官参政无疑是一种压抑与抵制。因此，为了权力与利益，宦官和外戚之间不断进行激烈的角逐，对抗中宦官们采取种种行之有效的措施，尽可能在政治角逐中占有一席之地。
外戚与皇帝有着近似于宗室与皇帝的血缘亲情关系，这一点是宦官们所没有的。为了弥补与皇帝关系上血缘亲情成分的欠缺，与外戚势力相抗衡，宦官们常常采取联合皇帝乳母，共同对付外戚的办法，这样做往往十分奏效。一方面皇帝乳母对皇帝有哺育之恩，这就使她在朝中具有一种特殊身份，所谓不是亲情胜似亲情。另一方面皇帝乳母又与宦官有着近似的奴仆地位，因此宦官与皇帝乳母容易结为联盟，以共同对付外戚争权。
东汉的江京、李闺就是用这种办法推倒邓氏外戚势力的。和帝早逝，幼子刘隆才满百日，便继位为殇帝。邓太后和兄长邓骘执政。不到一年殇帝夭折，再立13岁的清河王子刘祜为安帝。邓太后及外戚仍然把持朝政，这就严重压抑了早在和帝时就已抬头参预朝政的宦官集团势力，因而深为宦官所忌恨。尤其是江京、李闺二人，他们虽然只做个小黄门之职，却野心勃勃，想往上爬，所以感到自己处处受外戚压抑，完全不能肆意。后来邓太后去世，安帝亲政，他们觉得出头之日已到，便依靠安帝打击外戚。他们首先与安帝的乳母勾结起来，指使那些曾受邓太后责罚生怨的女侍宫人，与安帝乳母王圣轮番在安帝前揭邓氏的短处，抱怨邓骘不肯归政安帝，说得安帝心生不快。之后，他们又抓住皇帝最忌讳最敏感的废立之事旧事重提，陷害邓氏外戚。原来安帝少时号称聪慧，但因他年岁渐长以后，喜欢结交群小，失德劣迹很多，一度曾引起邓太后嫌厌。当时安帝之兄平原王刘胜多病无子，死后无嗣，邓太后便令和帝长兄千乘王刘伉之孙刘得过继为嗣，封刘得之父为乐安王，刘得过继给刘胜，袭封平原王。不久刘得病逝，也没儿子，太后再命河间王刘开的儿子刘翼袭承平原王。刘翼长得很帅，一表人才，风度翩翩，温文尔雅，深得太后宠爱，留住京师。安帝被太后嫌厌，乳母王圣对此很是忧虑，常常担心太后废安帝而立刘翼，因此常与江京、李闺伺察太后脸色意图，随时报知安帝。为了讨安帝欢心，话语中免不得常常添枝加叶、危言耸听，嘱安帝预先加以提防。安帝以为王圣等人忠诚可靠，便引为心腹，暗中却怨太后寡恩。此时安帝亲政，这些往日旧事本来早已抛置脑后，不料被这些人旧话重提，一时惹得安帝对邓氏再起恼恨。王圣、江京、李闺又从旁煽动造谣，说邓悝、邓弘、邓阊曾跟随尚书邓访参预过调查安帝行迹，谋立平原王的事，这更使安帝大为震惊。于是安帝暗中嘱令官吏弹劾邓氏兄弟此前图谋废立之事，罪坐大逆。安帝得奏，当朝诵读，立刻下诏书废去邓弘子西平侯邓广德、都乡侯邓甫德、邓京子阳安侯邓珍、邓悝子叶侯邓广宗、邓阊子西华侯邓忠等侯爵，邓氏子弟一时全部废为庶人。大将军邓骘本应连坐，因前时未曾与谋，徙封罗侯，遣令归国，宗族一体免官，勒令回归原籍，抄没邓骘等资财田宅。同时又把尚书邓访充戍边军，妻子家人等移至远方，而郡县官吏仰承上意，迫令邓广宗、邓忠自尽而死。邓骘见族人被诬，无从诉冤，又听说宦官江京、李闺联合王圣等从中陷害，料知将来一定凶多吉少，一时忧愤，不饮不食。儿子邓凤见父亲忧愤绝食，也即断食，父子二人一同毙命。同族兄弟邓豹、邓遵也害怕连坐，服毒而死。
邓氏外戚被一网打尽，而宦官李闺却功封雍乡侯，江京封都乡侯，各自食邑300户，居住宫中并迁升中常侍。至此巧用皇帝乳母之术已大见成效。这一招之所以如此灵验，关键在于江京等人利用了皇帝乳母与皇帝间的感情关系，以皇帝乳母的前台表演掩盖宦官们幕后对政敌的真正陷害。乳母的亲情关怀与忠信赤诚比其他人更使皇帝免生疑心，但最终实现的却是宦官借刀杀人的意图。
与外戚周旋:2.利用制度
宫廷中宦官、外戚和百官大臣三种势力往往成三方互为犄角之势，彼此制约、相互掣肘是正常现象。一般说来，靠科举或军功进入政治核心中的文武大臣既看不起宦官，也反对外戚的干政，这是不争的事实，可按下不说，就宦官和外戚两种势力而言，彼此的斗争和争夺也相当尖锐激烈。宦官整治外戚不仅利用人事关系的缝隙，如前面所谓“巧用乳母”者，同时他们也偶尔扮演正面形象，利用体制和政策制度，堂而皇之、名正言顺地打击外戚的发展势头。
宋代历史上有几个著名外戚，郑居中是其中之一。此人是宋徽宗郑皇后同宗从兄，也曾进士及第。因为有郑皇后这层关系，郑居中连连升迁，仕途极为顺利，他先后担任直学士院给事中、翰林学士等重要职务，并在大观元年出任同知枢密院事。有一段时间，太师蔡京因星变被罢官。事后宋徽宗又想恢复蔡京的官职，郑居中了解到宋徽宗的这一意图后，立即上疏称颂蔡京当政期间所谓“建学校，兴礼乐”之类的功绩。由此，蔡京得以复职。蔡京复职后，为了报答郑居中的恩情，就上疏徽宗，建议郑居中出任枢密院长官。问题就出在这关口上，这时宫中有一位宦官叫黄经臣，此人曾是郑皇后的亲信，他见这时郑皇后已经对她这位从兄不太感兴趣，最重要的是有宋一代一直保持外戚不得专权的传统。日本学者宫崎市定在《宋元的经济状况》中说宋代“要想与皇室联姻从而平起平坐，那是不许可的。”所谓不许可，是当时体制使然。《宋史·外戚传序》也说宋代“终无外家干政之患。”所以，当大家都明白外戚握重权在宋代为制度所不允许时，黄经臣的反对意见就越发显得冠冕堂皇了。他不顾一切，当着皇帝的面竭力反对蔡京的建议。宋徽宗没办法不同意黄经臣的意见，因为他的意见是有制度依据的。结果蔡京的这个建议只好搁浅，郑居中的升迁之梦遂告破产。不难看出，宦官打击外戚，利用制度做谏臣也是方法之一。
黄经臣之外，历史上宦官利用合理合法的政治借口打击外戚的例子实在不少，仅东汉一朝，宦官打着皇帝的旗号，打着维护皇权的旗号稳、准、狠地打击外戚的就有：郑众打击窦宪，江京、李闺打击邓骘，孙程打击阎显，单超打击梁冀，如此等等。从历史的发展过程来看，外戚成尾大之势，宦官收拾外戚。宦官一掌权其跋扈疯狂程度绝不亚于外戚，《后汉书·宦者列传序》说汉明帝以后的宦官发展大有“举动回山海，呼吸变霜露。阿旨曲求，则光宠三族；直情忤意，则参夷五宗”之势。物极必反，宦官的得势又紧接着导致名士对宦官的剿杀。而就宦官本身来说，他们对外戚的排拒和打击常常是打着冠冕堂皇的幌子的。
与外戚周旋:3.急皇帝所急
一般说来，皇帝对于宗室内部明目张胆的篡位行为，或杀或贬，处理起来易如反掌，但对于外戚集团的阴谋暗算、步步为营等架空之举，却防不胜防，处理无力。尤其幼年登位的皇帝，太后听政，外戚势大，这些人拥兵自重，仗势凌人，把皇帝控制得死死的，所谓皇帝亲政常成为他们把持朝政的招牌。皇帝虽在皇位，却势如傀儡，形同虚设，这时候皇帝总要利用身边的宦官来对付外戚。宦官为了赢得皇帝信任，以求飞黄腾达，往往奋不顾身，急皇帝之所急，会不遗余力地对付外戚。
东汉和帝10岁时继位，当时由窦太后及兄窦宪辅政。外戚一掌权，便恣意妄为。后来和帝年长，留心政事，窦氏一家却不肯放权归政。于是，和帝联络宦官郑众，依靠宦官势力，一举除掉了窦氏，夺回了政权。打倒外戚，宦官势力日渐壮大。这是中国历史上外戚与宦官的第一次争权夺利大交战，这场战斗宦官因站在皇帝一边而大获全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