驭臣之法(之一):3.偷梁换柱
古代君臣之间多为相互依存、相互利用关系，君为臣做主，臣为君服务。帝王对臣下的褒贬升降，甚至生杀予夺，一般都是经过认真思忖考虑的，而考虑的标准无非两条：一是感情，一是利益。但细想起来，帝王的感情是有限的，皇室的利益也不是无边无际。所以帝王有利益给甲大臣，就难免要亏乙大臣。这其中的道理真有点像儿童做游戏时说的，好事轮到谁，谁高兴，而坏事则是轮到谁，谁倒霉。但有时情况特殊，属于非正常的例外，帝王不希望倒霉的臣下却眼见要倒霉，那么在可能的情况下，帝王仍要扭转乾坤，方法之一就是偷梁换柱，嫁祸他人。
北朝十六国时，后赵石虎的太子石宣骄奢淫逸，大造宫殿，役使民工数万之多，百姓怨声载道。禁军领军王朗上奏皇帝石虎，希望他能对太子的行为加以阻止，但因此却开罪了太子石宣。建武十年，天空中出现了“荧惑守房”的星象。所谓“荧惑”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火星。火星本呈红色，荧荧发光，亮度常有变化。以今天我们对天文知识的了解程度，实在不难明白它变化的道理，因为火星绕太阳公转一周的时间差不多比地球绕太阳一周的时间要长一倍，所以站在地球上看火星运行的轨迹，则有时向前，有时向后。可古人天文知识贫乏，不明白火星色泽泛红，为何行踪忽东忽西，忽明忽暗，因此称火星为“荧惑”。所谓“房”就是房宿，是二十八宿之一，它和心宿同被古代星象家称为“天王布政之宫”。他们以为，反复无常的“荧惑”停留在天王布政的地方，自然是不祥之兆。这个星象一出现，石宣心想机会来了。他要借这次天象除掉王朗，于是就收买负责天文星象工作的太史令赵揽，要赵揽向皇帝石虎进言，就说要想逢凶化吉，必须“以贵臣王姓者当之”。目标是直冲王朗来的，所以当石虎问“这王姓都是谁”时，赵揽脱口而出，说：“王姓大臣中最尊贵的，莫过于王朗了。”要杀王朗，石虎哪里舍得。石虎不同意，要赵揽再举出个次一等的。赵揽无奈，只好再举个次一等的中书监王波。——既然要消灾，就不得不付出生命代价。于是中书监王波就莫名其妙地做了祭刀鬼。本来石宣谋划的是除掉王朗，因为王朗虽为朝中重臣，但他有碍自己的作为。而石虎所信任和保护的也是王朗，因为他对自己的统治有益也有利。但是，不管是太子的谋诛，还是皇帝的有意保护，都通过星象师赵揽之手，把灾祸转嫁到与此全无干系的王波头上。太子有意设计，却未能遂愿，皇帝偷梁换柱，竟达到了保护重臣的目的。这真可谓古代皇室政治斗争中的一出悲喜剧。皇帝和太子各施心术，各逞计谋，双方像打太极拳一样，你来我往，但拳脚所击打的都是无辜的臣下，在这种情况下，像王波这样的人只好自认倒霉了。
所谓“偷梁换柱”，实际上是帝王在摆平感情和利益的时候在臣下中找替罪羊的政治法术。此法如练得纯熟、用得巧妙，可以起到很好的政治作用，如前述石虎之于王朗。如练得不熟、用得不妙，则不免被人利用，而反倒伤了自己。下面的故事就是一个反面教训。西汉景帝时朝中有一位谋臣名叫晁错，此人通达忠诚、治国有方，特别是为维护景帝及中央利益，晁错更是尽心尽力、忠诚有加。景帝执政以来，由西汉初分封大量同姓诸侯带来的诸侯觊觎中央的问题发展得越来越严重，以致几乎就要危及国家的统一与安全了。在这种情况下，晁错直言上书景帝，建议花大力气削藩。建议提出以后，刚执政不久的景帝犹豫不决；晁错的父亲听说儿子向皇帝提出这样的建议，不忍看到晁家大祸降临，先自服毒自杀了，而晁错却不为所动、不改初衷。晁错建议皇上削藩的消息一传出，马上激怒了早怀反心的诸侯们，他们以“清君侧”为名，在吴王刘濞的带领下，联合起兵，向景帝施加压力。景帝慌了手脚，忙问大臣袁盎怎么办。袁盎一向与晁错有仇，为了达到个人目的，要景帝杀掉晁错以谢诸侯。问题错就错在这里，如果景帝询问的不是袁盎而是别人，事情的处理结果或许就不是现在这样；如果景帝像前面的石虎一样老谋深算、老练持重，事情的处理结果也不一定是这样。但是，一种最不幸、最不应该产生的结果产生了，景帝同意了袁盎的建议，杀晁错以谢诸侯。可怜的是，在景帝做出杀人决定的时候，晁错还正忙着安排如何征集粮草、如何调兵遣将以对付各路诸侯呢。他被景帝的圣旨突然召走时还特意换上了一身新朝服，当他被马车载到长安城东市，见周围刽子手林立时，才恍然明白自己马上就要被处死了。景帝降旨杀死了晁错，诸侯们依然发动了几乎颠覆刘汉王朝的著名的“吴楚七国之乱”，从而使刘汉王朝经受了一次致命的打击。实事求是地说，汉景帝此次最不应该杀死的就是晁错，因为晁错不仅指出了当时真正危害政权的痼疾所在，而且他也是当时惟一最忠实于汉景帝的人，然而，悲剧就是这样发生了。当汉景帝经受了一场重大的政治锻炼之后，当他在事实面前明白了晁错的价值和意义之后，一切都成了早已过去的历史。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把景帝杀晁错作为帝王在驭臣方面运用“偷梁换柱”法的反面典型。
驭臣之法(之一):4.下诏罪己
帝王在对待大臣、处理政事时，如果他感到罪己比杀人能获得更大的政治效益，那么这时他也会选择前者，因为政治利益才是他最终要考虑的。
曹魏黄初二年六月，日食发生。日食在今天看来已是一种很容易理解的自然现象，即日、月、地球三者并行，月球挡住了太阳光线，就出现日食。古人往往把自然现象与人间社会政治联系起来，认为自然的非正常现象是上天对人类的警告，如不及时向上天承认错误，上天就会给人间降下灾难。当时，负责官员将此事上报文帝曹丕，要求按旧例罢免太尉以避灾。此时的太尉是老臣贾诩。这贾诩原本是张绣手下的谋士，归附曹操后，他自知身为降臣难与曹操旧部相比，于是就暗地里在曹操儿子曹丕身上下功夫。他先是帮曹丕“深自砥砺”争宠、固宠，谋算曹操身后自己的政治命运。一次曹操就立嗣一事征询他的意见，贾诩避而不答。曹操问他为什么不说话，他回答说是在想袁绍和刘表的儿子们因争立而相互残杀的故事。这一说，曹操自然明白这是在劝自己按长幼顺序册立曹丕为太子。贾诩在老谋深算的曹操的眼皮子底下冒险押了这一宝，暗怕会被多疑的曹操识破，自此便韬光养晦，闭门不出。后来曹操果然立曹丕做了太子，曹丕也知道贾诩于此事甚有功劳。所以，曹丕一上台，就立刻任命贾诩做了太尉。曹丕重用贾诩，不光是因为贾诩对自已有恩，而且还因为贾诩的深谋远虑对自己稳坐帝位大有用场。而这黄初二年，是曹丕登基称帝的第二年，政局还未完全稳定，当然不能因一个小小的日食就除掉贾诩。所以，曹丕听完报告，下诏说：“上天降下灾异，是警告天子的。天子委过于下级官员，这不是圣人的做法。文武官员们，大家小心尽职吧!以后凡有此类警告，绝不归罪你们。”曹丕这纸“一切责任由我来负”的罪己诏书，不仅保住了谋臣贾诩，而且也为自己买下了宽仁、厚待功臣的美名。
下诏罪己，以坦率宽宏的态度承认过失，收买名声，取得臣下更大的支持，也收到更多的政治利益，这种政治演艺汉文帝、汉景帝父子都干过，让历史学家久久称羡的“文景之治”与当时皇帝敢于并善于下诏罪己大有关系。就连好大喜功的汉武帝，晚年也曾数次用下诏罪己的办法平稳巧妙地度过信任危机，当然，要追溯皇帝下诏罪己的历史，那开创之功恐怕应在汉高祖刘邦那里。
汉十二年秋，高祖亲征黥布班师回到长安，百姓拦道上书，状告相国萧何强买民田。高祖早就因萧何劝自己开放上林苑大为不满，这次却听说萧何强买民田，又有收受贿赂嫌疑，于是下令将萧何下狱。其实，高祖抓萧何，是因为萧何功高震主，高祖担心他有朝一日可能后院放火。而萧何也正是因为看到了这一点，才故意买田自污，授人以柄，好让高祖放心。所以，事情虽然搞僵，而一经别人劝解，汉高祖就断然决定赦免萧何。萧何被放出监狱，向高祖谢恩时，高祖说了这样几句话：“相国您为老百姓着想，请求开放上林苑，而我却没有答应，这说明我不过是桀纣一样的君主，而相国您才是真正的贤相。现在我故意把您抓起来，不过是想把我自己的过错昭彰于天下，让天下百姓都知道而已。”你看，这不是明明白白在罪己吗?不过，汉高祖行事一向与众不同，所以他罪己的方式也有些特别。即不用降下诏书的形式，而是用昭彰过错的行动。而刘邦心底里到底是怎么想的，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帝王的所谓“下诏罪己”无非是把政治行为过失归罪于己，这里表现出的有帝王的政治胸怀，也有帝王的个人人格问题。后代帝王一遇政治困难便做自我批评的做法不免显得太过做作，太缺乏真诚，而承认错误、承担责任在中国早期政治家那里倒显得更真实自然、更感人，也更产生政治效益。春秋时期秦国有一位著名君主秦穆公，秦国与晋国毗邻，两国势均力敌，因都想称霸诸侯，所以彼此之间的战争也就难以间断。鲁僖公三十二年冬天，晋国君主晋文公病逝，秦穆公认为这是一个攻打晋国的极好机会，遂决定马上对晋用兵。但他的这一决定却遭到老臣蹇叔的反对。蹇叔认为，秦国攻晋是“劳师袭远”，以突然袭击的方式攻打一个距离较远的地方，这不可能取得胜利；另外，晋国君主去世是国家的一件大事，发生这样的大事，他们对外是不会没有防备的。因此，蹇叔反对对晋用兵。但是，雄心勃勃的秦穆公此时已经利令智昏，完全听不进蹇叔的意见，还是坚持派兵出发了。秦军经过长途跋涉，于第二年春天才到达晋国边境，将领们此时发现晋国已早有防备。秦军撤退已来不及，于是在NCA36山大战一场。秦军远道而来，此时已无斗志；而晋军以逸待劳，奋力冲杀，结果大败秦军，秦国三个将领都被擒获。
战斗结束，晋国顺利安葬了晋文公。经早年嫁往晋国的秦穆公之女文嬴的斡旋，晋国国君襄公勉强同意释放秦国将领百里孟明视、西乞术、白乙丙三人回国。
败军之将百里孟明视一行三人回到秦国，秦穆公身穿丧服到郊外恭迎，他面对着战败回国的将军哭泣着说：“都是因为我当时不听蹇叔的话，才使你们蒙受耻辱，这次战败是我的罪过。”秦穆公真诚地罪己不仅深探打动了出征将军，也深探打动了在场的众臣僚。从有关秦国的历史记载看，从此以后，秦国君臣上下更加团结一致。秦穆公日后取得巨大的政治成功，也不能不说与这次坦诚罪己有关。
驭臣之法(之一):5．大臣枕着皇上大腿睡觉
心甘情愿与迫不得已，同一件事，两种方式产生的效果往往大不相同。为此，帝王对臣下从不放弃温情的感动方式，以调动臣下甘心情愿效忠的积极性。唐朝安史之乱的第二年，唐肃宗李亨继位。为平定这场战乱，国库开支数额巨大。为了减轻国家财政负担，朝廷决定以官赏功。这样一来，官职大大贬值，一张任命大将军的委任状仅能换取一顿酒饭。肃宗为此很是烦忧，他对宠臣李泌说：“郭子仪和李光弼现在已官至宰相，位极人臣，将来他们如果收复了长安和洛阳，平定了叛乱，我已经没有更高的官职可奖赏他们了，这可如何是好?”李泌早就对滥封官职不满，想建议以爵代官的办法弥补之，可一直没有机会对肃宗讲。现在听到肃宗这话，便趁机说：“臣以为以官职赏功有两大弊端：其一是缺乏才能的受赏者一旦任官就会造成政务荒废；其二功多官高，会造成权势过重而尾大不掉的局面。这种做法，因立战功而居高位者，大多会趁有权有势时多捞油水，无所不为。早先，朝廷如果以爵位奖赏安禄山的军功，那他至多不过拥有方圆百里左右的一块封地。从子孙后代利益出发，他也要设法保住封地，而不会像现在这样拼命造反。所以以臣之见，陛下在叛乱平定以后，应以爵位封赏功臣，这是有利朝廷的百年大计。”
以安禄山为例痛陈以官封赏之弊，那是很有说服力的，所以肃宗颇以为然。并问李泌：“将来天下平定，你打算要什么封赏?”李泌说：“只要能枕在陛下的大腿上睡一觉就心满意足了。”肃宗听后大笑。
至德二年，肃宗驾临保定（今甘肃泾州一带）。李泌像往常一样，为肃宗打点好行宫，因久等肃宗不到，就先自躺在自己的床上睡着了。等他醒来睁眼一看，自己居然枕在肃宗的大腿上。李泌大吃一惊，连忙倒地谢罪。肃宗搀住李泌笑问道：“现在爱卿的愿望已经实现，天下何时才得平定?”原来，肃宗到来时，见李泌正在酣睡，就悄悄爬上床，把李泌的头轻轻放在自己的大腿上，以此了却了李泌的一大心愿。
李泌表露心愿，只不过是宠臣向皇帝表示亲昵的一句玩笑话。肃宗顺水推舟，把玩笑当真，并不说明肃宗稚诚，而只能说明肃宗在处理君臣关系上，善于进行情感投资。试设想，前述李泌的一个建议对于日后唐王朝的价值何止千千万万，肃宗以—条大腿付出片刻之劳，那简直是太值得了。当然，我们从皇帝驭臣角度考虑，唐肃宗也真不能不说是费尽心机且老谋深算了。
帝王君主在驭臣行为中常常有意识地进行情感投资，从而深深感动臣下，使臣下在深受感动之余更不惜一切地为其出力和卖命。上述唐肃宗是一显例，在具体行为有某些相似，在政治效果上也大体相同者，还有东汉的光武帝刘秀。刘秀早年有个老同学叫严光。此人一生清高。刘秀做了皇帝后，这严光干脆隐姓埋名，不与官家发生任何联系了。但刘秀还是设法使人找到了严光，并亲自下驾到严光的住处来拜访严光。刘秀来到，严光还没有起床。刘秀驻足观看，严光仍旧呼呼大睡。等了大半天，严光才缓缓醒来。他见刘秀坐在自己身边，不用问就知道皇帝此行又是请他出山做官的。严光直言不讳地说：“古代有个贤君尧要把帝位让给许由，许由听后觉得这话弄脏了自己的耳朵，就忙到河边去洗耳朵。我虽不是许由，但立志向许由学习。你还是请回吧。”刘秀无奈，只好悻悻而归。
刘秀之所以强请严光出山，并不仅仅显示自己虽然做了皇帝但仍不忘过去同窗之谊，他实际上是要用他对严光的情感和友情投资为臣下和世人作出个榜样，以便争取臣心和民心。所以他一不做、二不休，一定要把这件事做得淋漓尽致。上次刘秀在严光住处碰了软钉子之后，刘秀不久又把严光接进宫中，这次刘秀与严光只谈过去友情，只字不说请严光做官的事。两人畅叙到深夜，刘秀完全不摆皇上架子，夜间就和严光同床睡着了。一觉醒来，刘秀发现严光的大脚正放在自己的肚子上。这时天已大亮，大臣们进来发现这一情景，个个恐慌不安，刘秀却满不在乎地说：“一晚上我和老朋友同床睡了个好觉。”严光的脚压在刘秀的肚子上，刘秀却颔首微笑、谈笑自如，大有欣赏备至的味道。刘秀以超常规的宽容和难以想像的低姿态对待这位儿时的朋友，无疑有他的真实情感在内。但作为做了皇帝的刘秀，他所做的这一切又有多少属于纯粹私人而不牵涉政治甚或邀买人心呢?这种问题也许不可能有一个确切无疑的答案，但他的这一行为被载入史册并因此获得众多赞誉，却也是显见的实情。
驭臣之法(之一):6.封赏最不喜欢的人
稳定臣心，收买人心，是皇帝分内的工作，“条条大路通罗马”，封赏最不喜欢的人也是有效的办法之一。像汉高祖刘邦，当年打天下时，前有韩信等横扫千军、攻城略地的武将，后有萧何供应粮草、补充兵员坚强得力的后盾，同时还有张良为之运筹帷幄、决胜千里，陈平出奇制胜，全力辅佐等等。刘邦战胜项羽夺得天下之后，由于大臣们争功不止，封赏工作迟迟无法进行，仅封完刘氏宗室和外戚就停止了。有些旧臣对此很不满意，一时间议论纷纷，人心浮动。刘邦对此颇为担心，就把张良找来询问原委，研究对策。张良详细向刘邦作了汇报，并添枝加叶地说，大家对皇帝迟迟不赏功臣很有意见，就要计划造反了。这准备造反的人当中，连曹参和陈平也包括在内。刘邦一听，情况十分紧急，忙向张良讨主意。张良说：“陛下取得天下靠的是这批功臣，而现在封赏的却大都是亲戚朋友，将领们怕封赏轮不到自己头上。还有，陛下平定天下剪除的都是平常怨恨的人，现在还没得到封赏的人当中，哪个敢保证平时没有一点过失，因此他们是怕陛下乘机处罚打击他们。”刘邦是个绝顶聪明的人，他知道天下初定，功臣良将无论如何是需要的。于是忙问张良怎么办才好。张良问刘邦：“这些人中有没有陛下平时最憎恨、最不喜欢的？”刘邦说：“有。雍齿仗着和我同乡，曾经多次跟我过不去，我早就想杀掉他。可是因为他立功多，所以一直不忍心下手。”这里所谓“功多”、所谓“不忍心”其实都是说给人听的。韩信不是功盖天下，照样被杀掉了吗?刘邦深知，此时最要紧的是安定人心，于是这一念之间，雍齿就彻底改变了命运。刘邦听从张良的建议，当天设酒摆宴，封雍齿为二千五百户汁方侯。群臣得知雍齿受封的消息，都很高兴，他们说：“连雍齿都有资格封侯，这封赏还怕轮不到我们吗?”于是，一场即将发生的骚乱，以雍齿的受封为界，在一夜之间就平息了。主意显然是张良出的，可实际操作者仍然是刘邦。利用封赏最不喜欢的人稳定臣心，收买人心，刘邦做得出色到家了。
无独有偶，唐太宗李世民也有意识地做过与刘邦类似的事。刑部尚书张亮被控犯有谋反罪，唐太宗非常愤怒，下令朝中百官讨论如何处置张亮。对于这个问题，多数大臣都认为张亮罪在不赦，应当立即杀头。只有殿中少监李道裕认为张亮犯罪证据不足，不应定罪，并且在朝廷上说得慷慨激昂，把倾向治罪的唐太宗一时弄得很没面子。盛怒之下的唐太宗根本不听李道裕的话，毫不迟疑地就把张亮杀掉了。事后不久，刑部侍郎的职位出了空缺，因为这个职位关系到大唐帝国执法的准确和严肃，所以唐太宗反复叮嘱宰相要严格对待这个人选。可是，宰相几次上奏推荐的人，唐太宗都没有批准，最后唐太宗竟建议宰相把这个位子让李道裕来坐，理由是李道裕执法谨慎严格，这个说法的确是过硬的。但是还有，群臣都知道李道裕曾经当众反对唐太宗的意见，唐太宗不会不记得。而现在偏偏任命李道裕做这个执法官，这其中哪能没有名堂。于是，此项任命一经公开，朝廷上下无不盛赞唐太宗的仁德和雅量，开明君主的招牌亮得更鲜艳了。由此可见，唐太宗的任命李道裕和汉高祖的分封雍齿无疑是有异曲同工之妙的。
驭臣之法(之一):7.丢卒保车
中国封建皇权社会是一盘棋，帝王之下的大臣是棋盘上的卒马炮车。帝王本人连棋盘上最重要的老帅也不想做，而宁做可以任意调兵遣将的下棋人。既然是下棋，那么为大利益牺牲个把小利益是常见的事。
明成祖永乐年间，贵州一带的少数民族势大。镇守贵州的都督马烨采取各种手段，企图刺激当地的少数民族造反，以便抓住口实，彻底废除土司制度，代之以中央选派的“流官”。其中采取的最极端做法是把前任土司头目的妻子奢香脱光衣服鞭打。这一下，当地少数民族果然愤怒异常，打算起兵反叛。但被现任土司头目坚决制止了。他亲自进京上访，状告马烨。永乐帝自然对此事洞若观火，他明白马烨完全是为了明王朝利益，又清楚此时正是提出交换条件的好时机。于是召宣受辱遭打的奢香进京。永乐帝问奢香说：“马烨辱打你是错误的，我现在为你除掉他，你准备怎样报答我?”奢香叩头说：“我保证世世代代不犯上作乱。”永乐帝微微一笑，说：“不犯上作乱是你们的本分，怎么能说是报答呢?”奢香万般无奈，答应为明王朝从贵州东北部开一条通往四川的山路，以供驿使往来。奢香答应的这一条件无疑是永乐帝极其欢迎的。官府有路可通，铁鞭可及少数民族地区，那他们自然不敢再造反。永乐帝也实践诺言，随即召回马烨，将其
斩首。这马烨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明王朝的利益，但他所做的一切却又成了最后被杀的罪状。事后永乐皇帝也说过：“我也知道马烨对朝廷忠心耿耿，但是我如果顾惜他，就没办法安定贵州这块地方了。”话说到这份上，即使被杀的马烨在场也不会再有什么话说的。
说到永乐帝杀马烨，很容易让人想起魏武帝曹操借人头安定军心的那个著名故事。一次曹操率兵打仗，由于战争旷日持久，中途粮食不足了。曹操灵机一动，私下召见军需官，要军需官分发粮食改用小斛。事后军中纷纷议论、人心浮动。眼见一场哗变就要发生。曹操忙召见军需官，对军需官说：“我只好借你的头来平息这场怨愤了，不然就会出大乱子。”于是曹操便杀了军需官，取下首级，写上题辞，巡示各军营。题辞上说，因为军需官使用小斛，偷盗军谷，才出现克扣军粮，导致这次事件发生。兵将们见是军需官从中作梗，现在军需官已被正法，情绪很快就平静下来了。其实，事情的真相只有曹操和军需官两个人知道。现在军需官已经作了刀下鬼，明白内情的就只有曹操一个人了。
历史上还有一个故事很有说服力。唐玄宗初期，武则天的女儿太平公主势力很大，甚至当朝宰相也不乏太平公主的党羽，弄得玄宗行政多有困难。此时玄宗手下有个大臣叫刘幽求，此人是玄宗的铁杆亲信。面对玄宗身处的尴尬政治处境，他便与当时的羽林军首领张NB06E秘密计划采取军事行动以除掉这帮政治对手。设计一定，刘幽求就把行动计划告诉了玄宗，要玄宗不用操心具体行动，只要发一声命令就可以了。玄宗此时对太平公主的所作所为早已深恶痛绝，只是慑于太平公主的势力而无可奈何，现在听刘幽求这么一说，他当然没有异议。可是事不凑巧，由于张NB06E对他和刘幽求的计
划太满意了，喜形于色，以致无意中走露了风声。消息传出，还没见对太平公主采取行动，玄宗早吓得坐不住了。他果断地先发制人，不等别人说话，就先揭发刘幽求、张NB06E所谓离间骨肉的罪行。为保住玄宗自己的皇位，刘、张二人被玄宗当作小卒丢了
出去。结果自然不难明白，刘幽求、张NB06E被下进大牢，最后以流放边地而了结了此案
。退一步讲，刘、张二人没有因此被杀头，这对他们个人而言已是不幸中之大幸了。但是唐玄宗见势不妙，就先抛出替罪羊，用的也就是“丢卒保车”法。
总之，不管是永乐帝、魏武帝，还是唐玄宗，三人都是百分之百的政治下棋者。下棋者下棋，考虑最多的是通盘的胜败得失，为了全局胜利，丢卒保车无疑是常用的战计。为了开通大明王朝通往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通路，马烨被作为一卒牺牲掉了；为保证战斗的胜利，平息兵将情绪，军需官被作为一卒抛出去了；同样为了玄宗的帝位和权力，刘幽求、张NB06E也被作为一卒甩出局外。很显然，牺牲若干小小的臣子，而
因此收到巨大利益的是皇帝，是朝廷，这就是帝王君主的得失辩证法。
驭臣之法(之二):1.互相刺探互相监督
人是永不满足的动物，历史上有才能的臣子虽居万人之上、一人之下之位，却也不免常觊觎王位，因此帝王对臣下如管理不善、控制不严，往往要付出巨大的代价，如三国时司马懿之于曹氏就是如此。早在曹操时代，司马懿就常假托身患风湿性关节炎，跟曹操捉政治迷藏。到魏明帝曹NDE43执政的时候，司马家族竟已成尾
大不掉之势。明帝临死，遗诏司马懿和曹爽共辅曹芳。曹爽虽然对司马懿存有戒心，但司马懿不愧是一位出色的政治剧演员，他故伎重演，轻而易举地蒙骗了曹爽，使曹爽毫不怀疑地认为“司马公尸居余气，形神已离，不足虑矣”。就在正始十年正月，皇帝曹芳要去参拜明帝陵墓，曹爽率文武百官一同前往，司马懿见时机已到，乘机控制都城，诈称奉太后之命，要曹爽交出权力，终于一举剪除了曹爽势力，为司马氏推翻曹氏奠定了基础。对于皇室来说，这是一次血的教训。作为皇帝，既要用才爱才，又需严格控制，不能放任自流，就像清雍正皇帝所说：“不敢轻信人一句，乃用人第一妙诀。”围绕使用、调动、控制臣下，历来帝王费尽心机，使出种种办法和心术。
大臣们如果真的联合起来对付皇帝，你皇帝纵然有天大的能耐，最终也会非吃苦头不可。为此皇帝对臣下常采用分化、拉拢、瓦解、各个击破的办法，让大臣之间互相牵制、互相监督，使他们人人都以为自己是皇帝的亲信，而事实上自己所做的一切又无一不在皇帝的掌握之中。像清代雍正皇帝，就曾命署理广东巡抚傅泰暗中访察广东布政王士俊。同时，又让王士俊秘密监视傅泰。此后不久，傅泰向朝廷报告说，王士俊“才具练达，办事勤敏”，很是称职，但是从王士俊的言行举止看，好像很有“自得自矜”之意。与此同时，王士俊也常打傅泰的小报告。一次，雍正在王士俊的小报告上批示，说：“傅泰识见甚不妥贴，汝意以为如何?其操守若何?居心立志若何?办事之才若何?统率属员公私明暗若何?秉公抒诚据奏闻。”王士俊从皇帝批文中看出傅泰在皇帝面前说过自己的坏话，于是，再奏一本，说：“傅泰胸无定见，毫无可否。偶有议论，也属平平……访闻粤海关新充书办陈炳文、范九锡、潘栋、高维新、柳大本五名，傅泰每各得银三百两，方准入册……傅泰之操守，臣未敢信其廉洁也。”雍正利用互相刺探、互相监督的办法，从傅泰那里得到王士俊“自得自矜”、骄傲自大的罪过，而又从王士俊那里抓到了傅泰受贿贪赃的把柄。这样，随时打发掉哪一方，都可谓易如反掌。
雍正皇帝刺探监督臣僚，不仅限于公务，就连私生活他也不曾放过。据载，某大臣退朝后邀了几个亲朋好友聚在一起玩几圈麻将牌，玩着玩着忽然发觉牌少了一张，无奈只好就此罢手。第二天上朝时，雍正问某大臣，晚上常常以何为乐，大臣以实相对。雍正笑笑，夸赞对方是个老实人。然后把昨天晚上他们玩丢的那张牌拿给他看。皇帝对手下大臣监视掌握到如此精细的程度，那手下大臣有什么不恭不敬的歪邪招数能逃得过皇上的耳目?
利用臣僚互相刺探、互相监督，皇帝可以明察秋毫、坐收渔利，不止雍正如此。早在三国时，曹魏、孙吴，还有南北朝时的北魏，五代十国时的南唐，都曾在政府机构中设有专事侦察、刺探大臣的机构和官职。在唐朝，武则天为诛杀异己，更创造性地在各政府部门专门设立接受告密报告的铜匦，或重赏或许以高官，广开告密之门。明朝则大张旗鼓地设立特务机关东西厂、锦衣卫，专事监视告密。明太祖朱元璋为了增加告密工作的可靠性，多任用宦官、外戚等亲信作特务机关的最高长官。洪武十三年，中书参政胡惟庸见他滥杀勋旧，就打算以请朱元璋到自己府上观醴泉为名，趁机在席间杀掉他。结果计划不密，被一个名叫云奇的小臣知晓。当朱元璋驾出西华门时，这云奇突然奔跑到朱元璋面前，拦住车马，因激动无论如何说不出话来。朱元璋以为他无礼取闹，对皇上不敬，怒令左右乱锤痛击云奇。云奇右臂折断，眼看要被打死，仍不顾自己，努力用手指着比划胡惟庸住宅。朱元璋这才恍然大悟，即令羽林军逮捕了胡惟庸，处以分裂肢体、抛之于市的刑罚。胡惟庸的私党、御史大夫陈宁、中臣涂节等都一同被斩首。此案株连一万五千多人。由此可见监督告密对皇帝是如何重要，造成的影响又是如何之大。就说朱元璋对臣下的监督也是事无巨细。有个叫钱宰的人被调到皇家图书馆整理编订图书，一天罢朝回家，他灵机一动吟出一首小诗，其中两句是“四鼓NB074NB074起着衣，午门朝见尚嫌迟。”第二天上朝，朱元璋一见到他就说
：“你的诗写得不错。可我并没有‘嫌’你迟啊，何不把‘嫌’字改为‘忧’字?”这钱宰
听罢两股战战，连连叩头谢罪。做臣子的忙了一天回到家中，连随口吟诵一首小诗也须小心
谨慎，也要防备墙外是否有耳，这想起来真是可怕。而皇帝像朱元璋辈正是有意要在群臣中
造成这样一种政治效果的。
驭臣之法(之二):2.以他排他相抵相消
皇上操纵大臣彼此互相刺探、互相监督，说到底是为防患于未然，不利事件一旦发现苗头，对皇帝来说，就是要当机立断，干净彻底全部消灭之。消灭的办法也有种种，以他排他、相抵相消即其一。也就是说，用甲去削弱乙，再用丙去消灭甲。比如唐大历年间，宦官气焰十分嚣张，唐代宗利用宰相元载的力量诛杀了宦官鱼朝恩，收回了宦官霸占的权力。但此后元载的权势却因此得到扩张，有一件小事即可看出元载权势之大。元载有个亲戚向他讨官，他一向瞧不上这个亲戚，就胡乱在一张纸上写了“元载”二字，这个亲戚就拿着纸给地方官看。地方官一看是元载的签名，竟然像面对当今宰相元载似的，对元载的这八竿子打不着的亲戚大加款待，尊敬有加。元载势力如此之大，这是代宗绝难允许的。代宗起初还单独召见他，希望能既保住这位“功臣”，又使之悔过自新。但后来见元载一意孤行，不思悔改，就决定搬掉这块绊脚石。代宗对付元载的办法，先是任用不依附元载的大臣。而元载也非等闲之辈，他则多派亲信，于内外广泛搜集刺探代宗的情报。代宗信任将军李泌，元载就诬陷李泌是鱼朝恩的余党。代宗为不过早刺激元载，忍痛把李泌派往江西观察使魏少游处任参佐，并约定：“朕决意除载，当有信报卿，可束装来。”大历六年，成都司录李少良上奏揭发元载“奸赃阴事”，代宗准备就此下手除掉元载。不料李少良走漏了风声，元载抢先诬告李少良，代宗从大局考虑，宣布李少良“凶除比周，离间君臣”，将李少良处死，暂时稳住了元载。大历十二年，代宗又收到一封状告元载“图为不轨”的密奏，代宗借此命令将军吴凑趁元载来政事堂议政的机会，当场将元载逮捕，并“赐载自尽”。元载自知这次难逃一死，只提出要求，让自己死得痛快些。而使者明白其中就里，故意要元载“受少污辱”，脱掉脚上的臭袜子塞入元载口中，然后才砍掉他的头。这临刑前的小小插曲颇有些闹剧味道。从代宗和元载斗法的前前后后看，代宗先是利用元载扫荡了宦官，然后又设法除掉了元载。常言说，官场就是战场，在这个战场上不管是宦官还是元载，哪一方都不会成为真正的胜利者，而胜利者只有一个人，那就是代宗。这里，代宗就是利用以他排他，达到相抵相消的目的。
像唐代宗这样利用元载又除掉元载的所谓“以他排他相抵相消”的例子，中国古代历史上比比皆是，最突出的一是汉代，一是明代。这两个王朝虽然相隔一千多年，但其间却有许多相似或相同点，其中之一就是宦官弄臣的畸形发达，像汉文帝时的邓通，明天启年间的魏忠贤，他们或扮演丑角、从中渔利，或飞扬跋扈、明目张胆。但是，无论如何宦官弄臣的得势都是皇帝恩准的，皇帝给他们的特权无非是让他们对付另外两种政治势力，一为外戚，一为元老重臣。而当宦官弄臣的权势有可能对皇帝造成威胁的时候，皇帝当然会利用外戚或重臣打一打宦官弄臣的威风，以最终达到几种政治力量间互相牵制、互相抵消的目的。虽然皇帝也偶尔有玩把戏玩漏了手，受制于人的时候，但如果算起总账来，皇帝本人总是这赌局中的赢家。
驭臣之法(之二):3.分职弱权
古代帝王大多喜欢面南称孤，不理具体事务。这一来，帝王就渐渐成为一种精神符号，臣僚由于理事而权力越来越大，直至架空皇帝，为所欲为。为了形成皇帝中心，使大臣只具有工具性，皇帝就需对大臣实行分职弱权。执行是为臣的本分，而决策则在皇帝一人。三国时吴国权臣孙NB075废黜吴王孙亮，改立NB173琊郡王孙休为帝。孙休称帝后，对随意左右皇帝的孙NB075渐存戒心。这使孙NB075
很不高兴，扬言要另立皇帝。这话很快传到了孙休耳朵里。孙休一面对孙NB075厚加赏
赐，以安其心；一面加封孙恩，让他和孙NB075“分省诸事”，以削弱孙NB075的权
力，抑制孙NB04E势力发展。晋武帝司马炎册立儿子司马衷为太子时，把持朝政大权的是岳父杨骏。司马炎考虑到自己过世之后，杨骏肯定会趁势作乱。为了削弱限制杨骏，司马炎让宠臣王佑执掌禁军，以牵制杨氏势力。同时又把自己另外几个儿子司马柬、司马玮、司马允分别安置在形势要地，以控制局面，随时准备捍卫皇室。结果，杨骏势力受到削弱，晋室形势得以暂时稳定。
三国末年，吴国末帝孙皓也在分职弱权方面做过文章。当时蜀国已灭，东吴也面临灭亡的危险。吴国此时的西部防区的军事统帅是陆抗，此人是当年火烧连营七百里、大败刘备的东吴名将陆逊的儿子。他在任期间，曾多次建议孙皓加强西部边防的守备，而孙皓不仅对陆抗的建议置之不理，而且等陆抗一死，孙皓就把陆抗原有的兵权分给陆抗的五个儿子来分掌。不接受陆抗的建议，又把兵权分给陆家五子分掌，其原因是非常明白的。众所周知，孙皓是东吴最后一个君主，也是东吴君主中最残暴的一个。对于孙皓的作为，身为朝中重臣的陆抗曾多次上疏，委婉地提出批评和建议，这首先不仅使孙皓心中不悦，而且从权力把握的角度也对陆抗不放心起来。另外，在陆抗镇守东吴西部边境时，与晋国边防军相处得比较友好、比较平静，以至于陆抗生病，晋军统帅羊祜听说后即派人赠送药物。还有，陆抗带兵，对下级将官士卒十分谦和，很受下级将官和士卒的拥护。照常说来，陆抗的所作所为中，除与晋军友好属非正常现象，其他皆无可指摘，然而孙皓却对此特别警惕。有一次孙皓对吴、晋边境的友好气氛极为不满，责备陆抗，陆抗却说：“一邑一乡之中都不能没有讲信义的人，何况我们是堂堂大国呢?我之所以这样做，正是为了彰显您的德教。”孙皓对陆抗的解释当然不满，但想到陆抗的家族是东吴政权的重要支柱，而陆抗本人又才干超群，在朝中绝不是可有可无的人物。既不满意陆抗，又不能将其除之而后快，所以只好对之做冷处理，生前不接纳陆抗的合理建议，因而使其力量无法最大限度地予以发挥；等人一死，就把原有的权力一分为五，最大限度予以削弱。孙皓对陆家分职弱权的目的是达到了，但这样做的结果却导致长江中、上游的军事防务更加削弱，以致后来晋军统帅王NB323能够像秋风扫落叶一样，在很短的时间里冲破吴军防线，从
长江上游杀到下游，并最终灭掉了吴国。这是后话。而对孙皓来说，重要的是削弱来自陆抗的内部威胁。
皇帝对臣下的分职弱权，成功者莫过于在政府机构设置上做文章。像丞相一职，位极人臣，他既可以是皇帝的得力助手，又可能对皇室构成重大威胁。西汉初期的丞相甚至可以驳回皇帝的诏旨。到汉武帝时，中央设尚书省，尚书令分去了过去丞相拆读天子奏章的权力。以后，皇帝又提高太尉、御史大夫的地位，使之与丞相平起平坐，并把三者先后更名为司徒、司马和司空，变一相为三相，从而彻底改变了丞相掌管天下一切的局面。东汉光武帝宠信尚书令侯霸，把原来由丞相掌管的政务移交给尚书台。曹魏时期，朝廷又设中书监掌管机密政务，尚书台草拟诏书，评议尚书奏事的权力也移交给中书监，尚书台的权力又受到限制。南北朝时，皇帝命过去专管皇帝家庭杂务的侍中、黄门侍郎参预平议尚书奏事，以削减中书监的权势。到隋代，朝廷设立殿内省，包揽皇帝内务的一切工作，而门下省则成为参预政事的封驳机关。至此，丞相与尚书的权势被削弱，中央各机构都成了围绕皇帝旋转的大小秘书组织。秘书组织大体上是服务性的，它从根本上就不具有动摇皇帝威权的能力。
从机构设置上分职削权，这是皇帝处理自己与臣下关系中最具特色、最为实用且奏效的一种办法。唐代以后虽然有三省六郡制，还有宋代设同平章事、参知政事以及枢密院等花样翻新，但翻来覆去，目的却只有一个，那就是皇帝集权力于一身，皇帝以下的各种机构设置仅为备员而已，皇帝在处理对臣关系时，最注重的莫过于这一点了。
驭臣之法(之三):1.怀柔感化
和平安定时期，一般说帝王麾下的臣僚成分相对比较单纯，对于他们，帝王们或拉或打、或迁或降，自有一套办法驾驭之。而动荡年代，或对外用兵，或内战纷起，这时帝王手下的臣僚变化流动大，成分也较为复杂，帝王如何对待他们，则又有不同于和平时期的另一套方法。
外臣归降，对帝王来讲是个考验。因为人心隔肚皮，仅凭外表怎能看得清?帝王中精明如曹操者，还不免被“周瑜打黄盖”骗过，结果损兵折将，元气大伤，何况常人乎?当然，如果基本断定归降者出于真心，那么君主利用感情投资，感化降者是完全可以奏效的。东晋十六国时，前燕车骑大将军慕容垂因与国君发生矛盾，便率领一批猛将和儿子慕容令一起投奔敌国前秦。前秦国主苻坚久有图燕之心，见前燕有重臣倒戈来降，欣喜异常，于是当即许愿，平燕后将燕地封给慕容垂。前秦谋臣王猛见过慕容垂，认为此人非久居人下之辈，就劝苻坚还是除掉慕容父子为好。而苻坚则认为，既然幕容垂真诚归降，就此杀掉实属不义之举。况且现今正是“收揽英雄以清四海”的时候，更应以大度仗义为先，所以苻坚没有听从王猛的劝告。
苻坚此时的态度无疑是正确的，但精细有定见的王猛仍然放心不下。不久，前秦与前燕交战，苻坚派王猛统帅大军进攻燕都洛阳，王猛借机要求派慕容令为随军参谋兼向导。出发前，王猛单独拜访了慕容垂，并向慕容垂请求要一件纪念品。慕容垂没想到王猛别有用心，当即解下佩刀相赠。王猛回去后，便收买了慕容垂的心腹金熙，要他携带慕容垂的佩刀与慕容令秘密接头。金熙按王猛的吩咐，对慕容令说：“前秦人心难测，此处不可久留。你父亲要我告诉你，他已动手反秦，要你见此刀后也赶快脱身。”慕容令见是父亲的腰刀，就相信了金熙的话，于是率领旧部借口打猎，一直逃回前燕去了。王猛见慕容令中计，立即飞马报告苻坚，说慕容令叛变了。此时慕容垂也听到了这一消息，他认为此事凶多吉少，三十六计走为上。当慕容垂逃到陕西蓝田附近时，前秦的追兵就赶到了。慕容垂以为这下非死不可了。而苻坚却对他说：“你的儿子不忘故国，这不能怪罪。况且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儿子犯罪，你又何必逃走呢?”苻坚一席话，使慕容垂深受感动。虽然后来慕容垂并未死心踏地做苻坚的臣子，但苻坚此举在前秦对前燕的战争中，却赢得了巨大的道义支持。
说到怀柔感化，大义释仇敌，最终化敌为友，变敌为臣的君主，人们还不得不提起那个以“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为立身原则的魏武帝曹操，他虽然上过东吴黄盖假投降的当，但靠他的精明、靠他的人格震慑力，还有他那明确远大的政治目标的烛照，曹操在义释敌囚、怀柔感化方面做得相当出色。曹操执政期间此类事情做了许多，但其中对待两件事两个人是最有说服力的：一是义释张文远，一是感化关云长。张辽作为吕布的将领，他是称职也是忠诚的，但当他战败被俘而得到曹操的理解和宽待后，却从此面貌一改，从吕布手下的一个二流军官一跃而成为人才济济的曹操麾前的著名大将，为曹操平定天下立下了赫赫战功。在处理张辽问题上，让人不得不佩服曹操的雄才。而关羽与张辽又有所不同，张辽对吕布，只是下属对上司，而关羽和刘备却是生死兄弟。尽管如此，白马之役关羽被围土山时，这个大义之士在曹操的宽宏仗义感召下，也不得不归降曹操，并在日后为曹操立下关键性战功。从曹操方面讲，如果没有对关羽超规格超标准的特别怀柔，袁绍手下的颜良、文丑很可能成为他攻克河北难以越过的高墙，而后来败走华容道也难保不是曹操一生不可逃脱的最后劫数。因此，在对待关羽问题上，让人又不得不赞叹曹操感化政策的大略卓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