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来降臣需怀柔感化，内部权要有叛逆之心而帝王在还无法一举而灭之的情况下也会怀柔感化，汉文帝刘恒就曾这样做过。汉代历史上有个著名的事件，叫作“吴楚之乱”。此乱中的首倡者是吴王刘濞，吴、楚之乱发生在汉景帝朝，而事实上早在汉文帝时，吴王刘濞就曾图谋反叛，只是由于汉文帝及时发现并用怀柔策略予以瓦解而已。事情是这样的：刘濞是汉高祖刘邦的侄子，被封为吴王。吴地处沿海，又多山区，因此铸钱和煮盐使封国很快富足起来。刘濞因富生骄，渐生反意。先是每年春秋两季进京朝拜皇上，他本人不去，只让儿子代表前往。后来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更把刘濞推到了反叛的边缘。一年，刘濞之子刘贤奉父命进京，居京期间文帝派太子刘启陪伴刘贤。一天，两人下棋，刘贤连赢两盘，太子刘启十分恼火。下至第三盘，刘启又走错了一步，要悔棋时，刘贤偏偏不让。双方发生争执，刘贤的随从向着主子刘贤，竟和皇太子争吵起来。太子刘启哪里受过这种气，一时火起，遂抓起棋盘向刘贤头上砸去。说来凑巧，这一砸竟不偏不歪打在刘贤的天灵盖上，登时刘贤脑浆迸流，当场死去。太子打死了刘贤，汉文帝决定用厚殓的方式向刘濞交待，并派人送刘贤灵柩回吴地。刘贤的死使刘濞首先想到的是政治因素，他先是拒绝刘贤灵柩回吴，此后干脆只派使臣应酬一年两次的朝拜。刘濞的无礼使汉文帝十分恼火，但汉文帝想到目前自己和刘濞之间的关系正处于敏感期，于是文帝灵机一动，不但决定免去刘濞的入京朝拜，还特意赐给吴王刘濞一副“几杖”。所谓“几”就是木几，用以依靠。所谓“杖”就是手杖，用以拄撑。古人以此为馈赠含有敬老之意。刘濞对汉文帝不满又不敬，汉文帝为了稳住刘濞，不但不治刘濞的罪，反以敬老之物相赠，这一办法确实行之有效。刘濞接到文帝赐予的“几杖”后果然大受感动，反叛之意随之由心头又压到了心底。这也许就是吴、楚七国把本可能在汉文帝时就发动的叛乱一直推迟到汉景帝时的一个重要原因。由这样一桩历史故事，我们看到了汉文帝作为一个有见识的帝王在对待臣下时运用怀柔感化策略的自如和圆熟。而他这一策略的运用对维护他的政权确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驭臣之法(之三):2.善待“忠臣”
帝王为权宜计，常常对降臣和反臣采取怀柔感化政策，但真正喜欢器重的还是所谓“忠臣”。在有远见的帝王看来，忠臣既然对旧主忠心耿耿，那么一旦使他回心转意，他同样也会对自己忠贞不贰。明建文帝时，藩镇羽翼过丰，建文帝采纳齐泰、黄子澄的建议决定削藩，但引起了以燕王朱棣为代表的诸侯的“靖难”之役。朱棣以诛齐泰、黄子澄“清君侧”为名，向南京进军。途中围攻某城，朱棣要守将速速投降，守将却对朱棣说：“小人现在是建文帝的臣子，臣不能背叛主子，以后如果您做了皇帝，我自然会听您的命令。”朱棣听了这话，只好解围撤兵。后来朱棣果然推翻了建文帝，进入南京城，做了大明皇帝。朱棣攻入南京后，收缴了几千份建文帝大臣的奏章。朱棣命降臣解缙等人阅看，见到有关治国大计的就留了下来，其他凡涉及到自己的奏章则全部烧掉。这项工作结束以后，朱棣问解缙等人：“这里面恐怕也有你们诸位的奏章吧！”解缙等人一听，连忙下拜叩头。这时旁边站着一个叫李贯的建文帝旧臣得意地大声说：“这里面就没有我的奏章。”朱棣听后转喜为怒，斥责李贯说：“没有你的就能说明你好吗?常言说，‘食其禄，思其事’，你拿着皇帝的俸禄，在国家危难之际，没有一点意见贡献出来，这说得过去吗？我并不恨效忠建文帝的大臣，只恨那些怂恿引诱建文帝败坏祖宗章程的奸臣。你们这些人过去是建文帝的臣子，当然要忠于他。如今你们在我手下办事，就要忠于我。用不着在这件事上说假话。”一席话说得李贯满面羞愧。
现在做我的臣子就要忠于我，这是新皇帝对降臣的要求，也是他任用降臣的目的。但是，在这新皇帝心里，这些降臣过去是否忠于他们的主子则又是辨别忠奸的标准。对于忠臣，新皇帝往往对之表示钦敬，并委以重任。南北朝末期，陈朝派大臣许善心出使隋，结果使者被隋扣留。不久，隋人灭陈，此时许善心还被关押在隋朝的监狱中。当他听到陈朝被灭的消息时，即顿足大哭。隋文帝杨坚钦敬许善心的气节，于是任命许善心做了隋朝的通直散骑常侍。许善心虽然接受了任命，但上朝时仍不免悲悲切切，以致连正常朝仪也难完成。对此，隋文帝对许善心反而钦敬有加，他对左右大臣公开说：“我灭掉陈朝，只得到许善心这样一个真正的人才，他既然能如此感念故主，将来也必定成为我的诚臣。”以后越发器重许善心。
降臣中的忠诚之士，往往是难得的人才。古代明智君主深知这一点，因此常常委这种人以重任，以成就自己的帝业。唐高祖时，魏征曾担任建成的太子洗马，当时李世民的威势已露端倪，魏征曾劝建成除掉李世民，并为建成周密设计。但后来建成不但没能除掉李世民，反被李世民所除。李世民登基后，对魏征向建成的献计献策不仅不闻不问，而且让魏征担任非常重要的谏议大夫之职。以后魏征在贞观时期向李世民提出诤谏二百余事，其中多次违忤太宗旨意，李世民也曾因此动怒，声称要杀掉魏征。但是最终不但没杀魏征，反而对他更加信赖和重用。当然，魏征本人也深知自己的身份地位和处境，他曾坦白地向太宗进言，说：“愿陛下使臣为良臣，勿使臣为忠臣。”因为在魏征看来，死心踏地作帝王的忠臣，不但个人难得善终，而且对皇帝、对朝廷、对巩固帝业也不会有什么益处。而作良臣则是“身获美名，君受显号”，君臣之间可以互利互益，并存共荣。唐太宗和魏征是中国几千年历史上配合最为默契、对皇朝做贡献最大的一对君臣，他们成就的贞观之治也成为史学家笔下的千古美谈。现在站在帝王对待降臣及非嫡系旧臣的角度来看，可以说，如果没有唐太宗过人的气量、大度、远见卓识，或者说没有唐太宗那过人的心术，魏征不仅不能发挥如此重要的作用，甚至极可能早就做了太宗刀下的冤鬼了。
还有一个例子，虽是个小插曲，但也说明问题。南朝梁武帝末年，侯景反梁，攻打梁都建康城。由于城中防守严密，攻打困难，双方形成对峙状态。在这种情况下，一些梁方官员的奴仆突然出城投降，侯景见到这些“忠臣”，就当即下令，一律把他们改奴仆为平民，并且送给他们许多财物。其中有个人原是城中中领军朱异的仆人，此人原来对朱异非常忠心，只是感到城池难保才被迫出来投降。侯景对他特别优待。此人受了感动，第二天便要求到城下与城中的朱异喊话，他说：“你在梁朝混了一辈子，才不过做了个中领军，我刚刚投奔侯大王才一天，侯大王给我的地位已经超过你这个中领军了。”当时侯景封他为侯景临时政权的仪同三司，这个官职已不算小。侯景这番对“忠臣”的优待果然奏效，不出三天，城中出来归降侯景的就多达几千人，从而为攻破建康打开了缺口。
驭臣之法(之三):3.以信任换信任
民间有一句口头禅叫“人心换人心，八两换半斤”，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帝王要想化敌为友，为我所用，那么首先要放开胆子，做出信任姿态，以信任换取信任。元末战争中，朱元璋收编了一支民军。为了争取这支民军归心，朱元璋从中挑选出500名士兵，由原民军头目统领，暂充自己的卫队，而把原来的卫队撤换，改作他用。晚上，朱元璋身旁只留心腹冯国用一人伺候，自己放心大胆地一直鼾睡到天亮。民军卫队见朱元璋如此信任他们，当即表示愿意真心归附。不难看出，朱元璋用民军代替原来的卫队并不是非如此不可。但为了取信于这支新收编的民军，他才略施小计，以赢得民军的信赖。朱元璋倒是真正明白以信任换取信任这一道理的。
无独有偶，楚汉战争时的韩信，当初曾仗剑跟随项羽征战，但一直不得重用。后来他弃楚投汉，跑到刘邦麾下，刘邦听从萧何的建议，任命韩信做了大将军、左丞相。韩信在刘邦的理解感动下，出生入死，屡立战功。在一段时间里，楚汉战争的形势是，韩信“右投则汉王胜，左投则项王胜”，在项羽乘机派武涉劝说韩信，要他“反汉与楚联合，三分天下王之”的情况下，他仍不忍心背弃汉王刘邦。他以为，昔日“事项王，官不过郎中，位不过执戟”，只是在他投奔刘邦之后，才得以统领数万之众，得到施展才能的机会。因此，韩信断然拒绝了武涉的劝告，继续为刘邦效命疆场，直到彻底消灭项羽，夺得天下。韩信用兵如神，战必胜、攻必克自不必说，那刘邦能够如此重用韩信，充分调动、激发韩信的创造性军事才能，才是真正值得认真琢磨的。刘邦从来不读书，但对有才能的、不同性情的人的明里暗里所思所想，都能窥视得精细准确，这是一般帝王所不能做，也绝对做不到的，这一点刘邦本人也终身引以为豪。根据
司马迁《史记》的记载，刘邦在做了皇帝以后曾摆酒设宴大会群臣，要大家谈谈他之所以得到天下，而项羽之所以失去天下的原因。大臣高起、王陵说：“陛下慢而侮人，项羽仁而爱人，然陛下使人攻城略地，所降下者因此予之，与天下同利也。项羽妒贤嫉能，有功者害之，贤者疑之，战胜而不予人功，得地而不与人利，此所以失天下也。”刘邦说：“你们只知其一，未知其二。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馕，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为我擒也。”听听刘邦这番自白，就不难明白刘邦是怎么以信任换取信任的了。
驭臣之法(之三):4.惟才是举用一端
中国是礼仪之邦，正统文化标准是重德多于重才，有德无才不失得一个好名声，而有才无德却难生存。但是如果把这一标准原封不动地挪用于政治，那就难免捉襟见肘、漏洞百出。因此有创造性的帝王在为政用人方面往往不避俗议，大胆拔擢、任用虽有德行瑕疵，但却有安邦定国、文治武功才能的人。魏武帝曹操就明文颁布《举贤勿拘品行令》，大力提倡惟才是举，收到了极好的政治效果。当然，曹操身处特定的时代，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今天下尚未定，此特求贤之急时也”。然而，即使如此，我们听一听他在《求逸才令》中说的话，也不免让人面红心跳，生出一身汗来。他说：“过去历史上的伊挚，传说都是出身低下的人，管仲是齐桓公的对头，但他们都因被重用而建立了功勋。萧何、曹参不过是县级小官吏，韩信、陈平都干过不光彩的事，名声也不好，他们却都为成就刘邦帝业立了大功。还有吴起，曾经杀死自己的老婆以求取信于人，还花钱买官职，母亲去世了也不回家奔丧，但是由于他在魏国做官，连秦国都不敢东进；他在楚国做官，晋人也不敢南侵。现在天下一定还有临阵杀敌勇敢的人，才高不凡的文人，或者名声不好、为人没品德，甚至不仁不孝者，但只要他治国有术、用兵有法，就不妨推荐上来，我一定会重用他。”就是因为这一点，曹操在割据混战中招纳了天下许多优秀人才，为他最后争得天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汉高祖刘邦于此也极有远见。曹操在《求逸才令》中提到的陈平在刘邦手下后来竟官至丞相，他虽然常常受到别人的道德指责，但因为他本人极有才干，所以还是得到了刘邦非同一般的重用。话还得从头说起，早在楚汉相争时，陈平从项羽手下投奔刘邦。刘邦见他处事干练，头脑清楚，便任命他做了都尉，并兼任自己的参乘，负责调节诸路将帅关系。这一来，早年随刘邦一起起事的旧部下大都忿忿不平。周勃、灌婴找到刘邦，说：“陈平这个人虽然长得体面，其实肚子里没货，不过是个徒有其表的草包而已。我们还听说，他原来在家时曾经勾引自己的嫂子，起事以后，又先后数易其主。现在大王让他负责节制诸路将领，他却公开收受贿赂。送钱多的人，他就派给轻松省力的事务；送钱少的人，就有意安排苦差。以我们看，这个人简直是全无道德、反复无常的小人，希望大王细心观察为是。”
从周勃、灌婴的话里不难看出，他们攻击陈平为人主要集中在两点上：一是和嫂子不干净，二是收受贿赂。这两点都有关人的道德品行问题。关于第一点，陈平听到此话后曾调侃地说过：“吾无兄。”言下之意，没有哥哥，哪来的嫂子?但据载这并不是事实，陈平不但有兄，而且有嫂，叔嫂关系不好倒是事实。而第二点收受贿赂也确有其事。既然周勃、灌婴的话并非完全捕风捉影，所以刘邦也真有些动摇。但他并没有立即将陈平撤职查处，而是先去打问了解陈平底细的魏无知。魏无知正直敢言，他对刘邦说：“当初大王任用陈平，只是看中了他的才干，而众人所说的都是德行。处在当今争强斗胜的形势下，大王您即使任用尾生、孝已那样的大德之人，对您的事业也不会有丝毫帮助。一个人只要有建立功业的本领，即使他曾盗嫂、受贿，这又有什么关系呢?”刘邦觉得魏无知说得有道理，但还是不放心，就当面去问陈平。陈平直言相告，说：“我身无分文，只身投奔大王，如果不收点小费，我怎么生活?过去我跟随魏王和项羽，他们都不能信任重用我，所以我才决定投靠大王。如果大王认为我是可用之才，就不要拘泥于琐事末节。如果认为我没什么用处，现在我接受的钱还分文未动，你尽管叫人拿去，我也就此告辞。”刘邦听陈平这么一说，不但没有指责，反而向陈平连连道歉，并正式任命陈平为护军中尉。从此以后，刘邦的旧臣再也不敢乱说陈平的闲话了。天下正值多事之秋，国家正值用人之际，刘邦惟才是举，用人之长，不斤斤计较于德行评价，大胆起用颇具才干又颇遭非议的陈平，实在是有远见的。这样一来，陈平也以诚相报，心甘情愿地为刘汉政权效劳。甚至在刘邦身后，在削藩和灭吕护刘等重大问题上，陈平都起了关键性的作用。陈平对汉室的贡献，正是刘邦用人政策的必然结果。
驭臣之法(之三):5.必要的让利
商业经营中人们常常看到“让利大酬宾”、“让利销售”等眩人的招贴广告，这东西的作用在于引诱顾客，使买卖双方有可能在更稳定、更融洽的基础上成交。当然，酬宾意在惠己，真正获得更大利益的还是卖方自己。帝王对于自己急需利用，而对方恰处在摇摆不定中的政治力量，也需采用让利措施；固执己见，一毛不拔，往往导致全盘皆输的悲惨结局，那是有心术的帝王所必须避免的。
汉四年，高祖刘邦被项羽困于荥阳，情况十分危急。而此时已经攻破了齐地的韩信非但不来营救，反而趁机派使者面见刘邦，说：“齐人诡计多端，反复无常，齐地南面又有强大的楚人与之呼应，如果不立个临时代理诸侯王，恐怕群龙无首，这块地方就难以平定。考虑到这一情况，我希望大王能允许我做代理齐王来镇服齐地降民。”韩信的用意很明显，是带要挟性地争做齐王。而刘邦在项羽的重重围困下，脱身都很困难，即使不允许不愿意，又怎么能阻止得了呢?刘邦心里明白，所以一听使者的话就异常气恼，大骂道：“老子被围困在这儿，日夜盼望你能来救我，你倒好，竟在这时要自己为王！”这时站在刘邦身旁的张良和陈平不约而同地踩了一下刘邦的脚，暗示他不可再说，然后对刘邦小声耳语道：“现在楚汉相持，我们处于不利形势，急需援兵救援，怎么能不答应韩信做代理齐王呢?大王不如趁势立他为齐王，先把他稳住。不然的话，怕他要叛变大王的。”刘邦恍然大悟，他声色不变，又接着大骂道；“大丈夫平定天下，要做就做个真王，做什么代理齐王！”随即派张良传令，正式立韩信为齐王。
刘邦将计就计，立韩信为齐王，使韩信吃了颗定心丸。所以以后韩信为刘邦十分卖命，他先后“涉西河，虏魏王，擒夏说，引兵下井陉，诛成安君，徇赵，胁燕，定齐，南拒楚人之兵二十万，东杀龙且，西乡以报”，真可谓战无不胜，攻无不克，横扫天下，所向披靡。甚至汉兵困项羽于垓下，为刘邦除掉最后一个对手，也主要是借助了韩信的力量。韩信要做代理齐王是主动要价，刘邦欣然答应是被动让利。当此事一旦成为事实，这桩交易正式签约后，韩信就急转直下，由主动变为被动。相反刘邦却步步进逼，很快变被动为主动，以致收缴韩信兵权，最终杀掉韩信。但回过头来看，如果当初刘邦意气用事，不答应韩信，不让出一份利益，那么刘邦、韩信的命运可能就会被上天重新安排，甚至楚汉战争的结局也恐怕需要重写。所以，作为卖方，刘邦的临时让利绝对是一个策略牲原则，而真正获利才是他的本来目的。刘邦又一次赢了。
曹操也深谙此道。建安五年，当曹操在官渡前线与袁绍作战刚刚获胜之时，曹操的后方汝南和颍川两郡又发生了变乱。本来在建安元年曹操打败汝、颍两地的黄巾军以后，这块战略要地就已经归曹操管辖了。但在建安五年七月，汝南的黄巾余部刘辟又起兵反曹，曹操的老对手刘表和袁绍见形势有变也都纷纷插手。这时曹操手下有个将领叫李通，此人对曹操忠心耿耿，为了在危急之际支持曹操，李通在他治下的阳安加紧征收军需物资。阳安也属汝南地界，政治形势已经不太稳定，再加上连年战争，使当地的老百姓变得十分穷困。这样，李通的加紧征粮征物表面看起来是支持了身处危急中的曹操，但事实上，李通行为的峻急弄不好反而会给本来已经危急的曹操带来更大的危急。面对这一形势，曹操的部下赵俨、何夔分别向曹操提出建议，要求尽快停止征调阳安的军需，以减缓有可能发生的民变对目前紧张局势带来的压力。曹操真是个聪明人，听了赵、何二人的建议，他当即批准，不但要李通停止征调，而且还命令李通把原已征收来的物资原封不动地发还给阳安百姓，这样一来，阳安很快稳定下来。不久，曹操命曹仁击败袁绍军，汝南、颍川两郡重又恢复了稳定。由这件事不难看出，曹操的“让利”对象虽然不是左右大局的大将名臣，而是阳安百姓，但在敏感易变的特殊时期，民心的作用也是相当大的。试设想，如果曹操不能及时调整对策，他遇到的军需困难可能比现在小，但一旦阳安的百姓忍受不了李通的强征豪调，也起来反抗的话，那么曹操的军事、政治形势就会更加危险。因此，曹操敏锐地察觉到了这一点，他知道自己让出去的只是一些物资，而得到的是任何东西都没办法换来的有利局势。
驭臣之法(之三):6.不计前嫌
一般地说，有用和有利往往成为君主不计前嫌任用降臣的基本条件，在有远见的君主看来，过去的已经过去，未来比过去更加重要。春秋时的管仲起初服侍的是公子纠，而不是齐桓公。为争做齐国国君，桓公和公子纠展开激战，当时作为公子纠属臣的管仲张弓搭箭，碰巧一箭射在桓公的表带钩上，才使桓公幸免于难。后来公子纠战败，桓公做了齐国君主，在鲍叔的推荐下，齐桓公不计前嫌，任管仲做了国相，在管仲的辅佐下，齐国称雄于世，终至“九合诸侯，一匡天下”。
东晋十六国时，后凉的吕纂发动了一次政变，战斗中他差一点被齐从砍下脑袋。吕纂夺得政权后对齐从很是信任。一次，吕纂开玩笑式地问齐从：“你砍我那一刀时，为什么那么凶狠？”齐从说；“陛下虽说应天顺人，可我当时并没想到这一点。那时我只恐杀您不死，那一刀砍下去还说不上凶狠呢。”没想到吕纂是应天顺人，那自然以为吕纂是大逆不道，杀大逆不道又有什么错呢?按照这样一个逻辑推论，吕纂不计前嫌无疑是有远见的。
前凉宋混执政的时候，曾把过去为政敌张NF146卖命而差一点刺死自己的玄胪用为心腹。一次宋混问玄胪：“你那一枪几乎要了我的性命，现在我大权在握，你不怕我报复你吗?”玄胪说：“那时候我受张NF146重恩，一枪刺去惟恐刺您不中。
现在您想怎么处置就怎么处置，我也没什么可怕的。”直言无所畏惧，才更见其忠诚可鉴，这是宋混不计前嫌以玄胪为心腹的主要原因。
生活中充满辩证法，齐桓公、吕纂们的不计前嫌，是站在君主角度鼓励臣下忠于主人。敌对双方的君主虽然是你死我活、势不两立的关系，但对待臣下背叛主人的作为，双方又可以取得基本一致的共识。东汉末年吕布杀死罪恶的义父董卓，在客观上是帮了曹操大忙的。但此举非但没能给他带来利益和荣誉，反使曹操把骁勇善战的吕布看轻了，不义成了他被曹操当机立断杀掉的主要理由。楚汉战争中，一次刘邦被项羽打得大败，项羽部下丁公紧追其后，眼见刘邦已无路可逃。无奈刘邦厚着脸皮向丁公求情，丁公动了恻隐之心，就偷偷放走了刘邦。后来项羽兵败垓下，刘邦建汉称帝，丁公找到刘邦，想让刘邦看在当年放出一条生路的份上，封个一官半职。刘邦见到丁公，不但不加赏赐，反而即刻下令将丁公斩首示众，并借机明谕部下说：“丁公对项王不忠，当年他能杀而没有杀我，因此使项王最终失去了夺取天下的机会。我现在之所以对他有恩不报，是为了告诫为臣的万万不可向他学习。”丁公当年动的是个人感情，刘邦今日则是从皇权朝廷利益出发。刘邦杀鸡儆猴，以儆效尤，是为培养臣下对君主的忠直态度，这和齐桓公们不计前嫌恰构成一个问题的两面，此心此术不可不细细品味，细细体察。
外交手腕:1.诱敌深入
古代帝王一旦践祚称国，所要应付的问题就纷至沓来。这些问题我们可以概括分为两类：一类为内政，一类为外交。帝王如何处理自己与臣僚、宗室、外戚的关系，以及如何选立太子等，都是所谓内政问题。而与邻国、敌国之间如何相处，这就是外交关系问题了。内政处理需要有谋且用术，对外关系处理也同样需要帝王思忖和琢磨。敌我双方较量，战场上的你来我往挥戈拼杀对于战胜敌手固然重要，而武力手段背后的“谋”和“术”却更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当年汉高祖刘邦曾一本正经地告诉项羽，说：“我宁斗智，不斗力。”这话看似平常，其实却包含着胜券在握者对选择胜利方式的一种理解。
任何问题的处理和解决都需要把握一定的时机，没有成熟的时机，问题就不容易顺利解决。但有利的时机也不会常常自动送到面前的。所以，在许多情况下，创造时机比等待时机更为重要，欲擒故纵引人入彀就是人为创造时机的方法之一。
春秋末年，原晋国的大夫智伯、赵襄子、韩康子和魏宣子已基本四分晋国。四者中以智伯的力量为最强。智伯为了扩大自己的地盘，毫无理由地向魏宣子索取土地。魏宣子本不想答应，但又自知无力拒绝这个要求。正感为难，谋士任章劝解说：“智伯这次向我们索要土地，本来不应该给他。但是我以为我们给他土地会加速他的灭亡。因为，如果智伯很轻易地得到我们献给他的土地，必然会越发骄傲轻敌。而韩、赵两家见智伯这样无缘无故、无理地向人索要土地，一定会加强戒备，这样下去，智伯的寿命就不会太长了。”魏宣子认为任章的话说得有理，就把一大块土地割让给了智伯。智伯得到魏宣子献上的土地后，不久又向赵襄子索地。赵襄子不给，智伯就兴兵讨伐赵襄子，魏宣子见时机已经成熟，就出面联合韩康子和赵襄子，三家一齐行动，一举灭掉了智伯，瓜分了智伯的财产。
张网捕鱼尚且要用诱饵，克敌制胜也常常有意后发制人。秦汉之际，匈奴单于冒顿杀父为王时，这个北方夷狄还只是一个千有余岁、时大时小、别离分散的部落联盟。那时，东边的强胡常常寻衅滋事。一次，东胡王派使者来匈奴，向冒顿索取匈奴宝马，还“欲
得单于一阏氏”，如不答应，就要兴兵讨伐。匈奴群臣对此都很气愤，一致要求冒顿拒绝东胡这种非礼要求。冒顿考虑到此时国内力量不足以抗胡，就说服群臣，把千里马和阏氏送给了东胡王。然而，冒顿答应东胡要求并不是要就此屈服，他一面应付东胡王，一面采取有效措施，积极壮大匈奴力量。当匈奴力量不断发展，已达到足以和东胡人抗衡时，东胡还以旧眼光对待匈奴，得寸进尺，提出要求把两国边界交接处的千余里废弃土地割让给东胡。冒顿这次却不干了，他对大臣们说，千里马和阏氏都可以送人，而土地是我们国家的根本，这个要求是坚决不能答应的。冒顿借此机会向东胡宣战。他动员百姓，倾全国之力趁东胡人还没有任何反应的情况下突然袭击东胡。东胡人一向以为匈奴羸弱，轻视冒顿，对匈奴的突然进攻完全没有防备。所以当匈奴兵到之处，东胡人望风披靡，一触即溃。冒顿大获全胜，掳走东胡大批人民和畜产，从此东胡一蹶不振，反倒成了匈奴的附庸。
外交手腕:2.卧薪尝胆
古代敌对国家之间的战争经常发生，胜负成败也是常见的事。由于帝王在国家中具有决定一切的作用，那么巩固胜利或扭转败局也都是帝王的责任，而这其中也有许多心计与心术。吴国和越国是春秋末期我国东南地区的两大诸侯国，公元前496年，吴国攻越失败，吴王阖闾受伤而死，其子夫差立志为父报仇。公元前494年，吴军大败越军，越王勾践逃到会稽山上，吴军将会稽山团团包围。越国虽然失败，但勾践并未就此服输，他首先传令三军说：“父老乡亲兄弟姊妹们，有能帮我出谋划策，使吴国退兵的，我打算和他共同管理越国。”此语一出，大夫文种要求进见勾践，勾践“执其手而与之谋”，决定让文种出使吴国，与吴王夫差谈判，答应吴王“愿以金玉子女赂君之辱。请勾践女女于王，大夫女女于大夫，士女女于士，越国之宝器毕从。寡君率越国之众以从君之师徒，惟君左右之。”越国提出的这个要求可以说已低到不能再低的程度，其目的就是为避免屠戮，以屈尊换取吴国撤兵。吴国大夫伍子胥劝吴王夫差一定要趁机灭掉越国，不然的话，后悔都来不及。而吴国的太宰却已经收受了越国的贿赂，中了越国的美人计，在暗中帮越国劝说吴王夫差撤兵回国。经太宰反复劝诱，夫差终于答应了勾践的条件，撤兵回国了。越王勾践经过这场几乎灭国的危难，他“葬死者，问伤者，养生者，吊有忧，贺有喜，送往者，迎来者；去民之所恶，补民之不足。然后卑事夫差。”他派士300人作吴国的臣仆，并亲自作吴王夫差的马前卒，以此显示越国对吴国的臣服，最终保存了越国力量。三年之后，勾践从吴国回到越国，他发奋努力，富国强兵，十年生息，十年教训，为战胜吴国做好了各方面的准备。越王勾践为了提醒自己不忘会稽之耻，在座位旁置一苦胆，坐卧常看苦胆，吃饭喝水时也口尝苦胆。
而吴王夫差败越之后，却大大放松了警惕。他率吴人北上争霸中原，两次大败齐国。公元前482年，又亲率大军会诸侯于河南封丘，与晋国争做盟主。这消息传到越国，越王勾践见吴国国内空虚，时机已经成熟，就率大军攻入吴国都城，并切断吴王回国的归路。夫差得到捎息，急忙赶回国内向越王求和，他也照猫画虎，请求“以金玉子女赂君之辱”。但越王勾践早有思想准备，勾践近二十年卧薪尝胆，韬光养晦就是为了这一天。于是他断然拒绝了夫差的请求，一举灭掉吴国，成为威震一时的诸侯霸主。吴王夫差和越王勾践，同为国君，前者经不起胜利的考验，暂时取得胜利就忘乎所以，以致最终国破家亡。越王勾践被围会稽，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屈身事敌，忍辱含垢，发奋图强，通过麻痹敌人，暗中发展自己，最后一举实现了理想。由此可见，越王勾践的卧薪尝胆只是他自我提醒的一种形式，而其中真正起作用的却不仅仅是这种形式，而是由这种形式所掩盖的那种屈时能屈、伸时能伸的心计和心术。
自古鲁国就是个礼仪之邦。既以讲礼仪著称，那么就不大可能有效地发展军事。特别是在春秋初期，鲁国的邻居齐国国富兵强，齐桓公一时成为诸侯的霸主。遵照对外交往中远交近攻的策略，齐国率先对近邻鲁国发起攻击。鲁庄公执政期间，齐国多次攻打鲁国，鲁国节节败退。军事实力不如齐国，鲁庄公只好以献出土地和城邑为条件来与齐国讲和。此时鲁庄公手下有位将军叫曹沫，此人在率军对齐作战中屡战屡败，但鲁庄公并没有因此而撤他的职，仍然让他担任鲁国大将。这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鲁庄公认为曹沫不仅勇武力大，而且有侠肝义胆，他总有一天会派上用场。机会果然来了，鲁、齐发生战事不久，齐桓公约请鲁庄公在柯邑盟会，鲁庄公欣然答应。出席盟会时，鲁庄公又带上了曹沫。盟会仪式上，齐桓公依仗自己的实力，要鲁庄公签署一项不平等条约，这时曹沫从台下飞身窜上高坛，手执匕首劫持了齐桓公。曹沫对齐桓公说：“齐国强大，鲁国弱小，你大国侵凌鲁国也太过分了。现在鲁国的城邑一旦崩塌就会压住齐国的土地，您细想想看，该怎么决定吧。”曹沫的突然举动让齐国君臣大吃一惊，齐桓公的左右侍从看在眼里、急在心中，但却不敢上前解救，生怕情急之下曹沫真的要了齐桓公的性命。齐桓公虽是大国之君，平时再威风此时也没办法脱身，只好答应归还齐国在一系列战争中侵占鲁国的一切土地。曹沫见齐桓公答应把土地全部归还鲁国，就扔下匕首，面不改色，从容地走下坛去。
鲁、齐两国的这场斗争表面看来形同儿戏，或者有人认为它只是突发事件。但照常情推测，鲁庄公在赴会前是经过周密考虑的。他之所以带上曹沫这个败军之将，恐怕就是看到了曹沫具有勇武力大和果敢的素质。曹沫虽然在战场上失败，而在这种场合就会派上用场。在鲁庄公这里，战争中力不胜齐、折兵失地时只好忍气吞声，但这笔账他心里是不会忘记的，所以当机会到来时，鲁国君臣配合，在盟坛上顷刻之间就把鲁国在战场上丢失的土地夺了回来。在这一事件中，我们看到的不仅是曹沫的勇武，更主要的是鲁庄公隐忍之后待机而动的心计。
外交手腕:3．对症下药交攻并用
“远交近攻”是战国时期著名纵横家范雎在秦国的一大发明，并且用之于实践也大为奏效。但“远交近攻”也有创造性灵活运用的，那就是对症下药，交攻并用。后周恭帝七年，殿前都检点赵匡胤策动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建立了北宋政权。这期间，南北方特别是南方的地方割据政权仍威胁着北宋的发展。扫平这些政权肯定是必然的，但刚刚建宋的赵匡胤一时还不具备这个实力。赵匡胤为人向来以处事谨慎著称，他先后对南平、南汉、南唐、吴越、后蜀、北汉采取制造借口、寻找借口、弱攻强守、交攻并用的战略，最后全部消灭之。乾德元年，赵匡胤趁南平、武平发生内乱，他又巧施“假道伐虢”计，以借路为名，攻占了位于长江中游的战略要地南平和武平，使得宋军得以长驱直入地挺进江南，为日后入川灭蜀，进入岭南，灭掉南唐创造了有利条件。
赵匡胤灭掉南平、武平之后，后蜀马上感到北宋大兵压境的威胁，在如何对待北宋问题上，后蜀内部形成两种不同意见，一派主张纳贡以自保，另一派则主张凭险据守。主张据守的一派于乾德二年十月派使者前往北汉求援，这一下却给自己找来了麻烦。赵匡胤听到后蜀向北汉求援的消息后高兴地说：“这一下我出师有名了。”殊不知赵匡胤正愁武力攻蜀没有借口，后蜀向北汉求援正为赵匡胤提供了借口，于是赵匡胤就堂而皇之地出兵把后蜀灭掉了。
灭掉后蜀后，赵匡胤又开始谋划南汉，南汉本是小国，赵匡胤本想运用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战略，劝说南汉臣服，不料南汉王刘NB076
顽固死硬，不听劝告。为此赵匡胤很是气恼，但一时又找不到征伐的借口。赵匡胤心生一计，他秘密派人去南汉侦察，搜集刘NB076的情报。当探子回报说刘NB076有种种压榨百姓的暴行时，赵匡胤愤然道
：“我要把那里的民众从水深火热中拯救出来。”于是发兵灭掉了南汉。
南汉被灭以后，南方诸割据政权中就只剩下一个南唐了。南唐与其他诸国不同，在赵宋政权征服其他诸国的时候，南唐臣服赵宋，一直和赵宋政权保持着比较友好的关系，也就是说，它对赵匡胤来说，是属于“交”而非“攻”的对象。因此，赵匡胤一直没有对它下手。但是，当赵匡胤平定南方诸国以后，破灭的命运无论如何也该轮到南唐了。赵匡胤先是向南唐后主李煜发出邀请，企图以请李煜入朝为名扣留李煜。李煜深知此行凶多吉少，所以称病固辞。而赵匡胤则以此为由，举兵进犯南唐。后主李煜听到消息后，派大学士徐铉出使北宋。徐铉其人博学多识，能言善辩，口若悬河，称说南唐无罪，北宋不应该没来由大动干戈。而赵匡胤是狼吃小羊，能找理由的时候就找理由，在没有明显理由，或没有必要找理由的时候，他就要直言不讳了。赵匡胤意在灭掉南唐，所以这次他向徐铉摊牌说：“南唐确实无罪，但现在天下要统一，我的卧榻旁，岂容有他人酣睡?”这样，李煜从此也就成了赵匡胤的阶下囚。
赵匡胤在处理北宋与诸侯割据政权关系问题上，或寻找借口，或剑戟相向，对症下药，交攻并用，其心术的精细周密，手法的灵活多变，是他占据有利形势，取得最后胜利的重要因素。古代帝王在制定外交政策方面，或倾向于“交”，或倾向于“攻”，此种单打一的事例在赵匡胤之前比比皆是，而赵匡胤灵活机智，融会贯通，在短短几年的统一战争中，对症下药、交攻并用，从而创造出一种综合众法的外交范式。
外交手腕:4.施反间计坐收渔利
古代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基本尺度是军事实力，因此战争成为解决外交争端的最后手段。但战争也有各种各样的打法，施反间，不费一刀一镞，就可坐收渔人之利，这当然是很高明，很划得来的。
春秋时，晋国攻打蔡国，蔡国自知难以对付晋国，就忙向楚国求援。楚国派令尹子上率军援救。晋楚两国军队隔NB048
水摆开阵势。晋人了解到楚令尹子上与楚太子商臣之间有矛盾，就派使者对子上说：“我们两军隔河不便交战，为了决一胜负，或者楚军后退把晋军让过河，或者晋军后退把楚军让过河。”子上不明白晋人的真实用意，想在晋军渡河未稳之际攻击晋军，就答应楚军后退，让晋军过河。于是楚军率兵后退。但晋人并未渡河，而是收军回营去了。这时晋人暗中派密使对楚太子商臣说：“我方接受了子上送来的礼物，所以避让楚军。”商臣一听，当即报告了楚王。楚王听信了商臣的话，就把子上召回处斩了。楚军主将被君主召回杀头，楚人不战而自败。而晋人略施小计，就轻松地取得了这场胜利。
魏武帝曹操也善于这样处理对外关系。建安二十四年，蜀汉大将关羽从荆州北进，围攻曹操的樊城。迫于形势，曹操打算迁都。这时司马懿向曹操献计，要曹操利用制造和扩大孙权与刘备之间的矛盾，以解目前困境。曹操听后极为会心，他分析当时的形势是，曹、孙、刘三人都想争霸称雄，孙权早在赤壁之战以后，就开始研究下一步战略目标。孙权以为下一步有两地可图，一是北上攻占曹操的徐州，一是西进夺取刘备的荆州。孙权考虑到徐州易攻难守，此地又便于曹军骑兵作战，而不能发挥自己水战的特长，刘备的荆州则“全据长江”，形势“益张易守”，因此他主意打定先取荆州。为了稳住曹操，孤立蜀汉，在关羽出击襄樊前二年，就曾派人向曹操求和。但不久刘备夺取关中，关羽又在中路出击获胜。孙权见形势对蜀汉有利，不敢轻举荆州，反而向关羽作出愿修和好的姿态。不料关羽刚愎自用，辱骂吴使，孙权这才决定先取荆州。
曹操在了解了这一切之后，随即遣使赴吴，表示愿“割江南以封权”。孙权也表示愿意出兵攻打关羽后方，以助曹操解樊城之围，但他提醒曹操要绝对保密。而曹操这边，口头上答应了孙权的保密要求，而暗中则故意向关羽泄露孙权助曹的消息，这一方面可以加强固守樊城曹军的斗志，另一方面也瓦解了关羽的军心，其目的是加速孙、刘之间的相互拼杀。果然，孙权在打发走曹操的使者以后，就派大将吕蒙袭击了关羽，并擒杀关羽，从此孙、刘两家结下深仇大恨。曹操调动孙权，在孙、刘之间制造矛盾，不仅解除了蜀汉对樊城的围困，同时也把斗争视线从孙、刘共对曹操，转移到孙、刘两家纷争内讧方面去了。
战国末年，齐国在保卫战中对待燕国也使用了外交反间计，并因此获得巨大成功。齐NB14D
王时，燕国派著名将领乐毅攻打齐国。乐毅率军攻入齐国境内，连克七十余座城池，势如破竹，眼看齐国只剩下莒和即墨两城未被攻破。在这种情况下，齐人在将领田单的率领下，以即墨为根据地，对燕军展开了反击。正当乐毅攻齐取得决定性胜利之时，一向信赖乐毅的燕昭王因病去世，继位者为燕惠王，而燕惠王却向来与乐毅关系不和。齐人得到这个消息，意识到战事的转机到来了，他们马上派人四处扬言；“齐NB14D王已死，齐国只有两城未被燕军攻破。乐毅害怕燕王惩罚
他而不敢回国，在齐国战场上他是以伐齐为名，实际上是想联络各地兵马占领齐国后在齐称王，因齐人现在还没有向他投降，所以他现在暂缓攻打即墨城以待时局变化。齐人最担心的是燕王再派其他将领代替乐毅来攻即墨，如果是那样，即墨城很快就会被攻破。攻破了即墨城，齐国也就完了。”这话很快就传到了燕惠王的耳朵里，燕惠王认为此话有理，随即派另一位燕将代替了乐毅，乐毅以前确实与惠王有些矛盾，但他怎么也没想到在自己就要攻下整个齐国的时候会被突然调回国去。乐毅判断，在这个关键时刻被从前方撤换下来，回到燕国绝不会有好结果。于是，心一狠就投奔赵国去了。临阵换将，本来就已经打击了燕军将士的士气；乐毅投赵，更使前线将士对燕惠王失去信任。由此燕军军心浮动，情绪低落，对即墨城的围困也一天天松懈起来。然而这一切全都在齐人的把握之中。齐人眼见反攻的机会到来了，于是就在城中收集了一千多头牛，给每头牛穿上红衣，衣服上画出五彩龙文，把锋利兵器绑在牛角上，然后把浇了油脂的苇捆缚在牛尾上，用火点燃。同时，他们在城墙上凿出几十个洞窟，夜间放出奔牛，命5000名精壮军士紧随牛后。牛尾上的火炬光明照耀，燕军本已戒备松懈，突然间看到饰有五彩龙文的火牛，一个个惊得发呆，火牛所到之处，燕军非死即伤。结果燕军大败，齐军在混乱中杀死了燕将骑劫。燕人四散逃命，齐人奋力追击，被燕国攻下的七十多座城池一夜之间又都回到齐人手中。齐国在极其艰难的情况下略施小计，利用反间计赶走了著名燕将乐毅，从而不仅解除了敌军的包围，收复了失地，也同时在燕国君臣间制造了难解的矛盾，并由此对燕国政治造成了致命性伤害。
立嗣中的计较:1.重要的是政才
帝王夺取天下好比摘人参果，你想吃，他想吃，大家都想吃，于是大家都想方设法捷足先登，争取优先权。
得了天下，做了皇上，就好比人参果到口。可是这果子不仅可口、长寿，而且今生今世吃也吃不完，它可供子嗣世代享受，以至无穷。如此说来，人生易老而人参果不老，打天下的帝王君主不可能长命不衰，那么这使帝王享用不尽的王位就得传给后代儿孙。可古代帝王妻妾成群，儿孙也就多，而王位只有一个，到底传给谁，这一点不同帝王各有标准，但最要紧的，一是要传给自己最喜欢的、自己认为最可靠的人，二是要传给有能力保住这位子的人。为此，帝王们为这传位问题同样需要运筹算计。
人世间有各色人等，而各色人等又各有各的才干。才能分为多种，或有文韬，或有武略，然而作为政治家，特别是作为皇位继承人，那选择的标准恐怕主要是政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