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只要深谙“任运无为”的法理，“了此天真自然，不断不修，任运自在，为名解脱。”(马祖语)。当然，比起庄子的“自然无为”，禅宗的“任运随缘”更加放任不拘，最富有怪诞意味的要数德山宣监和临济义玄这两位禅师。
德山宣监曾公然对弟子说：
“诸子，莫向别处求觅，及至达磨小碧眼胡僧到此来，也只是教你无事去，教你莫造作。著衣吃饭，屙屎送尿，更无生死可怖，亦无磐涅可得，无菩提可证，只是寻常一个无事人。”
接着，这位和尚又放言，“这里佛也无，祖也无；达磨是老臊胡，十地菩萨是担粪汉；等妙二觉是破戒凡夫；菩提涅磐是系驴橛；十二分教是鬼神薄；四果，三贤，初心，十地，是守墓鬼，自救得了么？”其实，这些渎神亵圣之语的核心之处，也就是诱导弟子们不要被陈规陋矩所扰，而要任其自然，以获得心悟。
临济义玄更是直口快心，无忌无惧，他言道：“莫受人惑！向里向外，逢着便杀，逢佛杀佛，逢祖杀祖，逢罗汉杀罗汉，逢父母杀父母，逢亲眷杀亲眷，始得解脱；不与物拘，始得自在。”禅宗大师的这种“逢着便杀”也正是要打破一切反自然的桎梏，而“不与物拘，始得自在”之语同庄子的“淡然无极”、“虚静恬淡”几乎是同出一辙。经过分析可见，禅宗的“任运随缘”在艺术哲学的角度上讲要比庄子的“自然无为”更有着深刻的内涵。
道之无限与心能作佛
庄子哲学与禅宗均追求无限，即追求“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境界。纵观《庄子》一书。对无限的赞美不胜枚举。他所赞扬的“大鹏” “水击三千里扶摇而上者九万里。”(《逍遥游》)他所赞叹的“神人”，能够“乘云气，御飞龙，神游乎四海之外”，而且，神人“上窥青天，下潜黄泉，挥斥八级。”(《逍遥游》)就是在庄子著作的字里行间里，也可见出其文气势恢宏，如光电狂风，上击九霄，下抨六级，汪洋姿肆，字里行间无不透出“道之无限”的庞宏。
禅宗的“心”也是包容一切的无限理念。《宗镜录》上讲，“心能作佛，心作众生，心作天堂，心作地狱。”言及了“心”的博伟与无限，与此相类的，还有“三界之中，以心为主，能观心者，究竟解脱，不能观者，永处缠缚。”(《心地观经》)：心量广大，犹如虚空，无有边畔，亦无方圆大小，也非青黄赤白，亦无上下长短，亦无嗔无喜。无是无非，无善无恶，无有头尾。“(《六祖大师法宝坛经·般若品》)这些都从不同角度言及了“心”的广大与无限。
“道”与“心”在哲学上大概都属于唯心主义的范畴，但是，它想所追求的“无限”，在扬弃其中唯心主义的虚幻之后，我们可见出许多积极闪光的东西。这是因为，二者都充分肯定了人在无限的宇宙方面是自由的，肯定了人可以有等同于无限宇宙的力量。庄禅对无限的追求为后世的人格超越提供了积极的范例。
齐死生的洒脱与离境无生灭的放达
在我国古代哲学家中，对生死问题做过最细致详尽探究的，就是庄子。他认为，死生皆为变化之自然，“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人之有所不得与，皆物之情也。”(《庄子·大宗师》)因此，生不必悦，死也不必恶。同时，庄子在生死问题上还表现出极其潇洒安然的风神：“彼以生为附赘悬疣，以死为决疣溃痈。”生乃气, 如赘疣，并无可乐；死为气散，恰似决溃，亦不必哀。这种对于生死的达观，是庄子哲学的一个显著特点，在《庄子》一书的外篇中，还记载了这么一个故事：
“庄子妻死，惠子吊之。庄子则方箕踞鼓盆而歌，惠子曰：与人居，长子，老，身死，不哭亦足矣！又鼓盆而歌，不亦甚乎？庄子曰：不然。是其始死也，我独何能无慨然！察其始，而本天生；非徒无生也，而本无气。杂乎芒芴之间，变而有气，气变而有形，形变而有生，今又变而死，是相与为春秋冬夏四时行也。人且偃然寝于巨室，而我嗷嗷然随而哭之，自以为不通乎命。故止也。”(《庄子·至乐》)上述故事真伪何如，不得而知，但它确实反应出庄子及其后学的生死观，他们把生死与春夏秋冬四时行作等同相待。当然，这种看法也含有否定生命价值的因素，剔除这一消极成分，我们可见出这种思想包含有很大的进步意义：几千年前庄子就已把生死视为自然的变化。这确实令人赞叹不已。
在生死方面，禅宗比庄子更远走一步，慧能大师最有名的一首偈句“菩提本非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坛经·行由品》)既是生死泯界的另一种陈述。既然“本来无一物”，生死又何异哉！这种思想，在后代礼禅的待人伤口中也屡有透露，例如苏轼和其弟子由在渑池怀旧之诗：
“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哪复计东西。老僧已死成新塔，坏壁无由见旧题，往日崎岖还记否？路长人困蹇驴嘶。”
诗中寓理成趣，显示了生死聚散无由无根之理。这些都表明，禅宗不仅象庄子那样对生死问题抱达观态度，而且进一步地声称已“悟透”生死。
恍恍惚惚与以手点空――庄禅的神秘主义
庄子哲学中深厚的神秘主义色彩是显而易见的。《齐物论》中，有这样的记述：
“昔者庄周梦为蝴蝶，栩栩然蝴蝶也，自喻适志与，不知周也。俄然觉，则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梦之蝴蝶与？蝴蝶之梦周也？周与蝴蝶则必有分也。此之谓物化。”
这种身与物化，物我一体的境界，正是庄子神秘主义的一个形象体现，它显示出庄子哲学不仅仅单从物的属性上去寻找人生真谛，而是从我与物的精神联系上去探索，视人生为一种极其高奥深远的境界。这种“庄生晓梦为蝴蝶”的“恍恍惚惚”为后世文学的“意境”范畴奠定了根本。
另外，庄子哲学中的本根――“道”，也是没有“形色声名”、“不可言传”的神秘之物。“世之所贵道者书也，书不过语，语有贵也。语之所贵者意也，意有所随，意之所随者不可言传也，而世因贵言传书。世虽贵之，我犹不足贵也，为其贵非其贵也，故视而可见者，形与色也，听而可闻者，名与声也。悲夫！世人以形色名声为足以得彼之情。夫形色名声，果不足得彼之情，则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而世岂知之哉！”(《庄子·天道》)在《知北游》中，庄子又说：“道不可闻，闻而非也，道不可见，见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知形形之不形乎？道不当名。”总之，庄子哲学有关“道”的神秘主义阐释，是和他们从大自然的生命中所体验到的一种自由无拘的精神境界有紧密关连。这种“道”的神秘同“心斋”、“坐忘”等等神秘的感知同为庄子哲学的深幽奥奇之境。
无独有偶，禅宗也以其神秘主义而闻名于世。
元和年间，当有人向江西信州鹅湖大义禅师问及“如何是禅”时，大师仅“以手点空”，以示犹然。至于禅的立宗基础和体验方法，更是“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直指人心,见性成佛。”而禅宗源起的传说，本身就带有极其浓烈的神秘主义色彩。据传，佛祖在一次灵山大会上，手拈一枝金婆罗花以示徒众。当时，众人皆默然不知所为，惟大迦叶尊者点首微笑。佛祖曰：“吾有正法眼藏，涅磐妙心，实相无相，微妙法门，不立文字，教外别传，付嘱摩诃迦叶。”并向迦叶付之一偈，“法本法无法，无法法亦天。今付无法时，法法何曾法。”(见《传灯录》、《传法正宗记》)。这就是禅宗“拈花微笑”公案的由来。在这拈花微笑，心心相悟的神秘气氛中，迦叶尊者就成为禅宗之祖。
临济宗的“四宾主”，“四照用”等宣教方式，也体现了禅宗在认识论方面的神秘主义。其中，达到“主看主”――即问答双方都已达悟的神秘境界，为参禅之最高妙处。至于禅宗各派在“参话头”中的神秘玄理，则不胜枚举。
曹洞宗的宏智正觉禅师在《坐禅箴》中，也把禅意说得神秘玄妙；
“佛佛要机，祖祖机要，不触事而知，不对缘而照，不触事而知，其知自微，不对缘而照，其照自妙。其知自微，曾无分别之思，其知无偶而奇，曾无毫忽之兆，其照无取而了。水清彻底兮，鱼行迟迟；空阔莫涯兮，鸟飞杳杳。”
由此，可见禅意的神而又妙之处。从艺术哲学的视点观察，禅宗的神秘主义也正体现了艺术心理玄奥的特质，这对于艺术探索具有积极的启发意义。
在对庄禅的相同之处作了一番比较分析之后，接下来，再谈谈二者之间的相异之点。
在讨论庄禅的相同点时，我们确实已经看到二者在生死问题上的洒脱与达观。但是，它们在生死观方面也存有非常明显的歧异。
庄子认为“万物一序，死生同状。”(《天地》)。“生也，死之徙；死也，生之死。”(《知北游》)。他同时大言：“以生为附赘悬疣，以死为决疣溃痈。”表面上看，庄子把生死等一，并有飘然出世之姿。实际上，庄子仍执着于生死，并从内心深处发出“死生亦大矣”的狂野呼声。他的“游心”、“坐忘”、“心斋”等等，都不是真的把此世当作虚幻的蜃景而锐意追求出世“逍遥”，他的目的是要超越此世，把个体精神提高到与宇宙并生的人格高度，以求“物物而不为物所物。”庄子对生命充满了深沉的热爱与无比的眷恋，只是其心灵之上笼罩着一层感伤而神秘的纱帘。
至于禅宗，他们自称已完全悟透生死。他们认为，真实的存在只在刹间的心灵感觉这中，视物我皆虚。因此，庄子哲学中的“超越”在他们看来是荒诞不经的，既然“本来无一物”，又从何谈起“超越”呢。禅宗不重也不轻生，一切顺其自然，禅宗也不象庄子那样以相对主义的理论阐释生死观，而是以生活中的琐细实相来参论生死。禅宗一心追求的，只是心灵瞬间的顿悟。
另一方面，庄子哲学中无时无刻不流露出对“真人”、“神人”、“圣人”的倾慕与欣羡，体现了一种对崇高人格的追求心理。而在禅宗那里，却是“佛也无，祖也无”，连渡江传道的达磨禅师也是个“老臊胡”，一切皆虚，根本无神圣仙灵可言，更无此世彼世之分，一切皆存于“心悟”之中。这，也是庄禅二者比较明显的不同之处。
生活在现在 & “流行文化”的误区
生活在现在
“现在”是个很明晰很简单的时间概念。但是，茫茫人海之中，又能有几个人是真正生活在“现在”之中呢。寥寥无几。大致讲来，世上分为两种人：一种人生活在“过去”，所谓的“悲观主义者”大抵属于活在“过去”的人；另一种人生活在“未来”，这一种人生活态度较前者积极得多，大多数自称为“乐观主义者”。生活在过去的人多留恋当时并不觉得多美好的往昔，时过境迁之后，由于“现在”每每不如意，因此便总是回首从前来时路。生活在将来的人属于另一种自欺类型，他们总是沉迷在对“将来”美好景象的憧憬之中，任凭“现在”流逝，“明天”对他们是个最常用的“词汇”，但他们的“明天”总是步步推迟，似乎永远也不会来临。
德国哲学家叔本华说得好，“最伟大的智慧，就在于充分地享用现在，并把这种享用变为人生的目的。”信哉斯言！“现在”在每一瞬间不知不觉地流逝，不是梦幻，胜似梦幻，然而如果从一种超然物外的高度辩析“过去”和“将来”，人们可以真正地把握“现在”。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过去的已经过去了，再美好的追忆只徒增伤怀而已；而将来又是不可预知的，“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如果依据霍金的“黑洞”理论，我们的星球总有一天会消失在杳不可测的幽暗之中，“将来”的意念因此更令人黯然。只有“现在”是最实的，当你谈到这段文字时你掐一下自己的胳膊，这种感觉能帮助你从基础上了解“现在”的含义。
古往今来，无数贤者睿士，都为“现在”这个时间观念苦恼，真正达观地看待“现在”的并不是很多。李太白放言“得即高歌失即休，多愁多恨亦悠悠”，看似不管过去未来只注重现在，实则是失意后的强自宽解而已。他内心真正的忧思仍是执着于“过去”与“未来”之间：“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今日之日”（现在）仍是烦忧不堪，何谈生活的享受。而“庄生晓梦迷蝴蝶”的寓言更是说明了连象庄子这样近乎圣人的大哲学家也仍挣不脱“生前谁是我，生后我是谁”这样“过去”与“将来”的迷扰之中。
真正能享受“现在”的关键在于相互的心灵和超人一等的智慧，以及面对“向死而生”这一重大人生哲学例题的无比勇气。“浪花有意千堆雪，桃李无言万队春，一壶酒，一竿纶，世上如侬有几人”，词人李煜欣羡的渔父就是能真正享受“现在”的寥寥者之一。素朴的生活和恬然的人生境界使“现在”变得如此生意盎然。此外，历史上还有两个出身知识分子的伟人在生死之际最能表现出他们对“现在”的真正洞悉。一位是明末抗清义士张煌言，在慷慨赴死之际，遥望杭州四周景致，畅然叹曰：“好山色！”另一位是瞿秋白烈士，这位伟大的诗人临刑前饮酒自若，漫步潇洒，至一佳处，从容对刽子手说：此地很好。谢谢。——这生死之际的豁达，如果不是洞悉“现在”的本真，根本无法做到。
生活在“现在”，把握人生的乐趣，并非是及时行乐式的肤浅思想。“万事不如杯在手，百年明月几当头。”南明的弘光帝就是这种浅薄小人，其后伏地受戮于清兵，战战兢兢，无丝毫天子气象。“况是青春日将暮，桃花乱落如红雨，劝君终日酩酊醉，酒不到刘伶坟上土。”李贺此番言语也不是真潇洒，而是个贫弱书生穷困坎 之际的悲鸣而已。
“最不足道的‘现在’，比最显赫的过去都具有现实性之优越。”（叔本华）能真正地把握住抓住了幸福的钥匙，并且能进一步迈向快乐纯真生活的彼岸。
“流行文化”的误区
“我心似明月，碧潭清胶洁。无物堪比伦，让我如何说。”
每当失眠之时，辗转反侧于床上，我心里总是无数遍诵背寒山和尚的禅诗来催眠自己。此种催眠法比数羊要有用得多。也曾试过数羊，一直数到一万八千多只，由于我天生形象思维活跃，每只羊都在我想象的脑海中鱼贯而人，每只羊都有个性，每只羊的蹄角都不尽相同，跳然间忽然数漏了一只，轰地一声我的脑仁儿会因焦虑变得火烫，整夜惦记那只小羊的下落，失眠更加严重。从彼时起，我就决然摒弃数羊催眠法。想一想伟大的寒山和尚禅诗的意境：明月一般透明的心，在一望见底的潭水间幽幽洗灌一一此情此景，无可比拟，寒山和尚都言不可说，我等俗辈更是恍然惚然，如堕五里云雾，不一会就昏然睡去，安躺于那禅境百分百的混沌之中……
近来令我闷肠百结翻来覆去睡不着的原因是晚间播放的那些胡编乱造的电视剧。我毕竟是俗人一个，不能（象法兰西知识分子那样对电视节日一概不看。每每打开电视，扑面而来的电视剧之怪力乱神令人瞠目：《吕布与绍禅》，乍见剧名本来挺兴奋，陈寿《三国志》和罗贯中的《三国演义》均有两位英雄美人的大好戏肉，无论是《曹瞒传》还是《英雄记》，自晋朝起就流传着“时人语”：“人中有吕布，马中有赤兔。”白盔白甲美少年，虽然“狼子野心，诚难久养”、“轻狡反覆，惟利是视”，但其辗门射斡、挠勇非常之英姿已是流传千古的佳话。再看看那位一直怀有“青春之心”的导演所拍片子，令人大跌眼镜：吕布蓬头垢面，呆傻痴愣，又如ponk般戴一鼻环；演招禅者乃导演之妻，和导演比年纪倒是很轻，但那年龄那身段那脸盘早已可做真正招禅小姐的大姨，就这样剧中人还飞来飞去，一会儿手榴弹一会儿电光炮一会儿土行孙，完全是《西游记》、《封神演义》加《大话西游》的杂始。或许导演看多了台湾的Flash，就差给吕布骑辆雅马哈手里再提个方天录音机，五迷三道，不伦不类。本来笔者就对此剧导演前几年花日本钱按日本口味丑化秦始皇大帝和荆柯大英雄的影片有不平之念，现在再看这出电视剧，简直生气之余就替导演叫可惜了。愤激之余，转了另外两个台，一个讲唐朝的太平公主，另一个讲上官婉儿，都是风流才女亲情温柔的形象，满剧的语重心长，教导青年李隆基（唐明皇）要为“大唐”的干秋基业好好干事业，实际上这两个女人皆是史中明载的奸毒淫妇，一心争权夺势。尤其是上官婉儿，虽然诗文可嘉，但也胆大包天，连武则天“老佛爷”的面首也敢染指，两个女强人最后皆死于李隆基之手。纵观二十四史，封建帝王之家一向凶狠残暴，弑父杀子，屠兄戮弟，蒸母淫媳，惨无人伦，以至于南朝齐国的一个王子临被杀前发誓：愿世世勿生于帝王家。不知道为什么编剧导演们如此妙笔生花，把宫廷生活编得这么活色生香、温情脉脉，连给武则天老太太当面首的张易之，也成了一但忧国忧民、志向高远、陪武老太太侍寝之前内心十分痛苦的青年才俊一一这使我想起一个史实笑话：唐朝有侵臣奉承武则天的男宠张昌宗说：“六郎（昌宗）面似莲花（指昌宗脸像莲花一样明艳动人）。”旁边有“两脚狐”之称的内史杨再思大叫：“胡说！”众人皆惊，竟有如此大胆妄为之人！岂料杨再思神闲气定，抖了个“包袱”：“应该说莲花似六郎！”看看今天的电视剧，才发觉今人之滔，胜过古人。
如果上述电视剧还能让人容忍的话，那么香港影人拍的一部《骚东坡》就简直让人切齿痛恨。我们中华民族几干年来少有的智者、杰出的诗人、不随波逐流的政治家、集大成的文学家一一苏东坡先生，竟由一个以演痴呆傻人出名的黑浊胖子扮演，在片头这个胖子侧面对人，猪唇跑齿，腹大如轮，小胖手搭在腰间做指点江山状，戏中充满许多下流而毫不可笑的嚷头。如果我们的儿童将这个胖苏东坡的形象深印脑中，当他们再读“大江东去，浪淘尽干古英雄人物”还会感到豪迈吗？他们还会沉吟“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来世不了因”吗？他们还能浸沉于“但愿人长久，干里共蝉娟”的凄迷之中吗？还能激赏“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的禅智吗？当然东坡学士也并非美男子，但我们心中他肯定是个风骨清奇的智者形象，绝不是一个大腹便便的傻胖子（清代的纪晓岚是个大胖子，但也没有一副痴像）。
痛心疾首之余，忽然又想起一句话：凡是对现实中的事物多有不满者，就是年老的标志。或许自己食古不化，已经跟不上流行文化的趋势，但转念一想罗素的话：最佳的教育在于使人怀疑，又忽然觉得自己有点思想了。
请君暂上凌烟阁，若个书生万户侯？（上）
请君暂上凌烟阁，若个书生万户侯？
――光辉大唐的开国功臣元勋们
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请君暂上凌烟阁，若个书生万户侯？
——李贺《南园》
晚唐奇才李贺一生困顿坎坷，虽属皇族远枝，却一生沉伦下僚，不得仕进通显，一辈子只做过“奉礼郎”之类的小官（从九品）。由于不堪“臣妾意态间”的屈辱，李贺辞官归家，加之身体羸弱，最终郁郁而死，终年才27岁。如此身世反应在其艺术作品中，李贺的诗词集奇峭、诡怪、雄浑、神秘为一体，高出平谷，不拘一格。毛主席也十分喜爱李长吉的诗，“天若有情有亦老”、“雄鸡一唱天下白”等句，几乎就是完全地直接“拿来”，可见长吉在润之先生心目中的位置。本文开头四句诗出自李贺《南园十三首》中的第五首，在此诗中，诗人羡慕初唐那些能被在凌烟阁上图像的功臣们，羡慕他们都生活于一个伟大的时代，皆能以武功奇策博取功名。在《南园十三首》中的第六首，李贺还怨怪自己是“寻章摘句老雕虫”，并幻想有朝一日“见买若耶溪水剑，明朝归去事猿公”（《南园十三诗》第七）。试想，一手无缚鸡之力的瘦弱书生，由于生不逢时，仕途蹭蹬，竟悲哀地幻想自己能像侠客一样手提宝剑，归事猿飞捷走的高人成为武臣，看来穷途末路之中，物极必反，千载一人的鬼才也想效仿浑身武功的奇侠，可悲，可叹！有关李贺生平和诗歌的研究著作卷帙浩繁，笔者不想再班门弄斧。究其究竟只是因“若个书生万户侯”一句，想同长吉前辈商榷一二。徜若这位奇才天上有知，仙班之内，一哂为盼。
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唐太宗李世民派大画家阎立本（现今存有其《步辇图》等画作，诚为“神品”。但当时他对自己“奔走流汗、伏地吮毫”作画的经历很羞惭，可见只是一个御用画仆而已。）在皇宫的凌烟阁内绘制了对大唐创建立有殊勋的二十四位功臣画像，其中有与他一起东征西杀、浴血拼搏的武将，也有出谋划策、博学多德的文士（还真有好几个“书生”出身的“万户侯”），排名如下：赵公长孙无忌，赵郡王李孝恭，莱公杜如晦，郑公魏征，梁公房玄龄，申公高士廉，鄂公尉迟敬德，卫公李靖，宋公萧瑀，褒公段志宏，夔公刘弘基，蒋公屈突通，郧公殷开山，谯公柴绍，邳公长孙顺德，郧公张亮，陈公候君集，郯公张公谨，卢公程知节，永兴公虞世南，渝公刘政会，莒公唐俭，英公李勣，胡公秦叔宝。
贵戚豪族 英冠人杰——长孙无忌
长孙无忌，字辅机，河南洛阳人。其初出自北魏献文帝第三兄，初姓拓跋，由于在部落之中获功最多，世袭大人之号，曾更姓跋氏，为宗室之长，最后在孝文帝时改姓长孙氏。其父长孙晟是隋朝的右骁卫将军。由于家世贵重，世为华丽家族，长孙无忌自幼一直接受良好的教育，通览经史，精晓文义，自少年时代起就和太宗李世民关系极好，妹妹又是李世民的妻子（文德皇后），因此和李世民在君臣份又多了一层亲情。李渊义军渡黄河后，长孙无忌即前去谒见，多次参与李世民的军事行动，出谋献计，殚精竭虑，因功被封为上党县公。武德九年（公元626年），长孙无忌在太子李建成和齐王李元吉咄咄逼人的情势下，暗中劝说李世民先发制人，可称是“玄武门之变”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李世民即位后，马上封这位大舅子为吏部尚书，又因其赞画功劳第一，进封齐国公。此时的长孙无忌是人生最为得意之时，佐命元勋又兼贵戚，恩礼尤重，常常出入皇帝卧内议事，如家人兄弟一般。（李世民杀其一兄一弟十个侄儿，而且世民与建成和元吉皆一母所生，母为窦皇后。看来亲兄弟不免互煎，倒是大舅子成为贴心人。）
任高官积年，有人密奏太宗说长孙无忌权宠过盛，不利于国。李世民亲自拿这封密疏给长孙无忌观瞧，表示自己对他实无疑虑。太宗又召集百官，宣布说：“无忌有大功于我李家，朕诸子皆弱，现在委托给无忌，朕内中非常放心。疏间亲，新间旧，是不顺之举，朕所不取也。”大庭广众之下，皇帝表露了对长孙无忌的信任。同年，李世民进行祭祀礼，下命功臣裴寂与长孙无忌两人和他一起同立于皇帝专用的巨大御车上，宠遇莫比。贞观七年，朝廷册拜长孙无忌为司空，他固辞不受，表示自己以外戚任三公，会有私亲得官的物议。太宗马上表示：“朕受官必择才行。襄邑王李神符是我李家骨肉，但他德行轻薄，故朕不授其任何实官。魏征从前是太子建成死党，朕照旧委以重任。如果真是以外戚之故，多赐长孙无忌金银财帛也就足够，确实是因为他聪明鉴悟，武略不凡，朕因此授以台鼎之位。”言毕，赐《威凤赋》予长孙无忌，表彰他的贤德谦让。贞观十一年，太宗又下令长孙无忌等功臣世袭大州刺史；贞观十三年，太宗又亲自到长孙无忌家里，赏赐长孙亲族；贞观十六年，册拜长孙无忌为司徒；贞观十七年，太宗又命在凌烟阁图长孙无忌等二十四功臣的画像，并下诏褒崇。
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太子李承乾与魏王李泰两人暗中结党争斗，相继被废禁锢。大英雄李世民虽贵为四海天子，仍为家事搞得懊恼无比，朝会散后，他独留长孙无忌、房玄龄以及李世勣三人议事，呆坐片刻，五内俱焦的太宗皇帝叹道：“我三个儿子一个弟弟（三子指齐王李祐、太子承乾、魏王李泰，都阴谋结党夺位。一弟指汉王李元昌，参与太子谋反。）个个干出这样的事情，活着真难受啊。”言毕，从坐椅上自投于地，拔出佩刀想自杀。长孙无忌等惊惧至极，争上前去扶拥抱持，并夺过佩刀递给太宗的儿子晋王李治。解劝半晌，三大臣问太宗想要立谁为储君。“我想立晋王。”太宗答道。晋王李治是李世民第九个儿子，依照次序还真轮不到他。长孙无忌心中大喜，因为李治是他亲外甥，马上就表态：“敬听陛下诏命！如有异议者，请允许为臣我为陛下斩之！”太宗对李治说：“你舅舅已经同意你当太子了，应该拜谢啊。”晋王李治连忙跪倒在地，连连拜谢元舅的提举。李世民还有些不放心，就问：“既然几位和朕意见相同，不知外间物论何如？”长孙无忌跪地应对说：“晋王仁孝，天下归心。陛下如果不信，可以召问百官，肯定众口一辞推举，否则，为臣我负陛下万死！”（此话实出让亲外甥继位的私心。李治日后宠幸太宗用过的才人武氏，连唐家江山差点丢掉，不孝；杀掉长孙无忌等大臣，不仁；）由此，太宗建储之议遂定。日后，太宗也还想另立他所喜爱的吴王李恪为太子，长孙无忌力争，鉴于他是当朝贵臣，又忠贞正真，太宗也不得不从，并亲口表示：“（长孙无忌）虽统兵攻战非其所长，但他善避嫌疑，应对敏捷，自古无比。”
贞观二十三年（公元649年），李世民病重，弥留之际，他单独召见长孙无忌和中书令褚遂良两人受遗诏辅政，并对褚遂良说：“无忌尽忠于我。我有天下，多是此人之力。你辅政后，不要让谗毁之徒陷害无忌，否则，你就不是我李家忠臣。”
高宗李治即位后，当年亲舅推举之景犹然在目，自然心中怀有万分感谢之情，马上进拜长孙无忌为太尉，兼扬州都督，仍知尚书及二省事。长孙无忌也竭尽忠忱，数进良谏，高宗无不优纳。
高宗作太子时，入侍太宗，看见时为太宗才人的武媚娘，心旌摇荡。虽然也好色，李治毕竟和杨广不一样，老爹还没咽气就扑过去搂着父皇的爱妃求欢。太宗崩后，按规矩武才人应落发为尼。高宗以上香为名，于寺庙见到武才人，两人泣下如雨（不知是睹佳人思亡父，还是大喜成悲）。当时高宗的王皇后没有孩子，萧淑妃有宠。王皇后听说此消息马上令武才人留起头发，劝高宗纳武才人为后宫，目的想夺萧妃专宠。没料到的是，武氏巧慧异常，不久就大受高宗宠幸，获封为昭仪，王后、萧妃一齐被冷落，此时二人连手再想扳倒武昭仪，却是永不能够的事情。虽然王皇后失宠，毕竟结发之妻，高宗并没有废后之意。不久武昭仪生下一个女儿，王皇后见了心中真的十分怜爱，抱在怀中逗弄，然后离开。武昭仪暗中潜入，活活掐死自己的亲生女儿，然后等高宗看视时大哭大闹，陷害说王皇后弄死了小公主（武后之毒，历代罕有）。高宗勃然大怒，立马起了废掉王后的心。由于皇后母仪天下，高宗自己还真做不了主，便首先从巴结自己的亲舅入手。
永徽五年（公元654年），高宗和武昭仪亲自临幸长孙无忌家，面见三个表兄弟（长孙无忌宠姬所生的三个小儿子），并当时就封三个小孩为朝散大夫。他还让宫廷画师为长孙无忌画像，御笔亲题画赞，称颂这位元舅的“定策之功。”临来时，又带十车金宝缯锦以赐这位老舅。笑语之间，高宗假装提起王皇后无子的话题，想要老舅接这个话茬，顺竿就讲起换皇后的事情。长孙无忌心知肚明，不为所动，绕过话头讲起别的事情，弄得皇帝和武昭仪很没趣，悻悻而去。武昭仪后来又让亲妈杨氏多次上门，假装和长孙无忌老婆拉家常，祈求太尉答应高宗废旧立新的要求，都被无忌驳回。礼部尚书许敬宗是个马屁精，多次劝说长孙无忌给皇上个面子，对这位下属，无忌“厉色折之”，痛斥不已。
无奈之下，高宗和武昭仪也撕破脸皮，诬称王皇后巫祝厌胜，召集长孙无忌、李勣、于志宁、褚遂良四人入内殿。入殿之前，褚遂良对长孙无忌和李世勣说：“今日圣上召见，肯定是立后之事，上意已决，逆之必死。太尉元舅，司空功臣，不能让皇上蒙受杀害元舅和功臣的污名。我褚遂良出身布衣，备位辅政，受太宗托之恩，当以死争之！”临行，李世勣比较世故，称自己有病没有去。到内殿后，高宗直截了当地说：“皇后无子，武昭仪有子，现在要立昭仪为皇后，怎么样？”褚遂良接过话：“皇后出身名门，是太宗皇帝为陛下所娶。先帝临崩，拉着我的手说：‘朕佳儿佳妇，今以付卿’。陛下您当时在场，言犹在耳。皇后没有过错，怎能轻废！”高宗一时语塞。转天，又把几人召至内殿，声色更加严厉，逼问同样的问题。
“陛下您果真想换皇后，可以从天下名族中仔细挑选。武氏曾侍奉先帝，天下所知。万代之后，后世对陛下会怎么评论呢！”褚遂良言毕叩头言罪：“为臣逆忤陛下，罪当死！”并解下官帽放下手中官笏，请求高宗把他放归田里。由于触及自己和老爸共用一妇的痛处，高宗大怒，命卫士把老头子拉出去。武昭仪也在廉中大叫：“何不扑杀这个乡巴佬！”站在一边的长孙无忌此时再也忍不住，喊道：“遂良受先帝顾命，有罪不可加刑。”同去的于志宁一直低头不语，大气不敢喘一口。过了几天，李世勣入见，高宗问李司空易后之事，老成世故的李世勣说：“此陛下家事，何必更问外人！”皇帝大喜。许敬宗趁机在上朝时对百官宣言：“田舍翁多收十斛麦，尚欲易妇；何况天子欲立皇后，关众人屁事而妄生异议！”
永徽六年冬十月，皇上下诏称王皇后、萧淑妃谋行鸩毒，废为庶人。并立武昭仪为皇后。自此，高宗与长孙无忌的舅甥之情全然消解，一丝全无，而且心中十分怨恨这位老舅的“非暴力不合作”态度。武皇后对长孙无忌更是恨之入骨，只是刚刚当上皇后，摸不准长孙家族的势力和底细，暂时也没有动他。长孙无忌从此在朝中也处于半退隐状态，重大朝议再也插不上手。
高宗显庆四年（公元659年），一直对长孙无忌怀恨在心的许敬宗借一起朋党案件，把长孙无忌牵扯进去，诬称他构陷忠臣，伺机谋反。高宗起初闻言还真吃了一惊，说：“果真如此吗！朕舅为小人挑拨，不至于谋反吧？”许敬宗一脸忠心耿耿：“为臣我推究始末，反状已露，陛下以此为疑，恐怕不是社稷之福。”高宗流泪说：“我家不幸，亲戚间屡有如此事发生，往年高阳公主与房遗爱谋反，现在元舅又干这事，使朕愧对天下人！如果事情属实，怎么处理？”许敬宗答道：“房遗爱乳臭未干，与一女子谋反，能成什么大事！长孙无忌与先帝一起谋取天下，为宰相三十年，天下畏其威名。如果哪天他忽然起事，陛下您派谁能抵挡他！为臣我从前也见过先例，宇文述与宇文化及父子都为隋炀帝亲任，结以婚姻，委以朝政，一夕事发，先杀不附已之人，为臣一家也惨遭杀害，其余大臣惶恐听命，不过数个时辰，隋室已亡！”听毕许敬宗这一番“推心置腹”又极有理的话语，前鉴不远，高宗又泣道：“阿舅真干出谋反的事，朕也不忍杀他，天下、后世将如何评论朕啊！”这许敬宗也是贵族出身，明晓历史通义，马上说：“汉朝薄昭，也是汉文帝的舅舅，也有拥立之功。薄昭仅仅犯了杀人之罪，文帝就让朝臣们身穿孝服齐坐于薄昭家门口哭吊活人，逼得薄昭自杀，至今天下以汉文帝为明主。现在，长孙无忌忘两朝大恩，谋移社稷，其罪与薄昭不可同年而语啊。他是司马懿、王莽一类人，陛下稍加犹豫，后悔无及！”一番话语，高宗深以为然。竟不加亲自推问，就下诏削夺长孙无忌太尉封号及封邑，流放黔州。史书中虽无明言武后在此事件中有何言语举动，但枕边风肯定吹了不少。不久，许敬宗又派人到黔州重审长孙无忌谋反案，到州后逼令无忌自缢而死，并抄没家产，子孙长流岭外荒野之地。
以元舅之尊，定立之功，长孙无忌只因不赞和高宗易立武后，竟遭杀戮，可见昏主遇诈妇，加之奸臣推波助澜，遗祸匪浅！但思及长孙无忌鞠审房遗爱和高阳公主的案件，肯定也在里面做了不少猫腻，而且顺便把太宗宠爱的吴王李恪也牵连进去，枉杀先帝爱子，最后他自己被诛杀，也有报应之理。
宗室名王，独称军功——河间王李孝恭
河间王李孝恭是唐高祖李渊的堂侄。李渊当年攻克京师后，拜李孝恭为左光禄大夫，不久又任其为山南道招慰大使，带军直入巴蜀，降下三十余州。由于李孝恭借唐朝兵威四处征伐，抚慰有加，往往书檄到处兵不血刃，保全了许多性命，可称得上“仁德”二字。高祖武德三年，李孝恭又献计进攻萧铣的割据政权，李渊非常欣赏他的计策，进爵为王，并改信州为夔州，拜孝恭为总管，命他广造大船，教习士兵水战，准备进攻萧铣。
萧铣是后梁宣帝曾孙。当年北周趁梁国内乱入境大掠，象征性地保留了梁国。隋文帝时萧铣的爷爷萧岩叛隋入陈。陈国灭亡后，隋文帝杀掉了萧岩。萧铣自幼丧父，家里很穷，靠卖字作书挣钱养活母亲，为人十分孝顺。由于后来族内的萧氏成为隋炀帝皇后，萧铣沾光被授以罗川令的官职。隋炀帝大业十三年（公元617年），天下纷叛，岳州上下文武官员也趁势想起军叛隋，众人本来要推校尉董景珍为主，这位武人倒有自知之明，他对众人说：“我家世寒贱，起事以我为名没有号召力。罗川令萧铣是梁国王孙，宽仁大度，有梁武帝之风。我还听说帝王龙兴，都有符名吉兆，隋朝的冠带都叫‘起梁’这个称呼，冥冥之中预示着萧家梁国该中兴啊。现在请萧铣为主，不正是应天顺人吗。”大家找到萧铣一说，果然帝王贵胄，没有一般书生畏怯怕事之意，马上大悦应承，即日自称梁公，改易服色，建立梁国旗帜。不久，附近义军和起义官军纷纷来投，隋朝派军来攻，都纷纷败走。萧铣于是称帝，署置百官。隋炀帝被弑江都，一时间天下无主，岭表诸州纷纷归降萧铣，九江、南郡也相继为梁国所据，当时东至三硖、南尽交趾、北据汉川，全都成了萧铣梁国的地盘，胜兵四十余万，成为南方雄国。唐高祖武德元年（公元618年），萧铣迁都江陵，开始与刚刚建唐的李家有了遭遇战。由于萧铣属下将领多横恣杀戮，他就以罢兵为名把诸将召回，想趁机剥夺这些将帅的权力。已经当了梁国大司马的董景珍等人相继怨恨叛乱，纷纷被杀，以至于萧铣的故旧边将各自心怀疑惧，实力大减。
武德四年（公元621年），李孝恭率大军，统水陆十二总管，大兵直逼江陵。萧铣的江州总管盖彦举是个懦夫，乖乖献上五州之地投降，致使梁国门户大开。梁将文士弘等人率兵拒战，但哪里是李孝恭王爷和李靖将军的敌手，立时军溃。萧铣刚刚为了换将而遣散兵士，身边只有几千人的宿卫之士守城。唐军忽至，他急忙下诏追还遣散至各地的军队，但梁国疆土辽阔，山河纵横，众军急忙往江陵赶也赶不及。李孝恭纵兵布长围把江陵围得铁桶一般，很快就攻克了水城，俘获舟船数千艘，依附梁国的交州总管丘和、长史高士廉等人本来是带人来拜谒萧铣的，听说梁国兵败，新主对自己又无恩宠，就都转头到李靖军门投诚。萧铣禀乘梁家一贯的“仁义道德”，自度救兵难于赶到，就对属下说：“天不助梁，数次亡国。如果战至力屈而降，唐军必因军士死伤而大杀城内百姓。怎能因为一人之故而使百姓遭殃呢。现在城池还未被攻拨，我先出降，可能会保全民众。众人失我，何患无君！”于是他亲自巡城下令投降，守城军士都号哭不已。萧铣祭拜太庙后，率官吏赴李孝恭军门请降：“当死者惟有我萧铣，百姓无罪，请勿杀掠。”李孝恭马上派人把萧铣用囚车送至京师。李渊见了萧铣，当面大骂这位玉面王孙的“罪过”，萧铣一脸凛然，对答说：“隋失其鹿，英雄竟逐。铣无天命，故至于此。亦犹田横南面，非负汉朝。若以为罪，甘从鼎镬。”李渊竟下令斩萧铣于都市，时年三十九，称帝五年。萧铣言语不卑不亢，字字有理，他确实与李家唐朝没有深仇大恨，竟不免身死，可见李渊此人小气得很。此外，另一个仁德的大英雄窦建德，也是在兵锋正盛之时忽然被擒，也被李渊下令杀于都市，似乎不得不让人相信“天命”这两个字。
李孝恭平灭萧铣后，被拜为荆州大总管，岭南四十九州皆望风而降。武德七年，他又率兵击败江东辅公袥的反叛，平定江南，拜扬州大都督，江淮及岭南诸州都归他所统摄。隋灭乱起，李氏家族除李世民带兵横行天下外，宗室中只有李孝恭一人能独当一面，并立有击破梁国的大功。然而，李孝恭本性还算得上宽恕退让，没有骄矜自得之色，故而李渊、李世民都对他十分亲待。功成名就之后，这位王爷不喜反悲，对左右说：“我住的大宅子真是太宏丽了些，应该卖掉再买座小院子，能住就可以了。我死之后，诸子有才，守此足矣。如果这些犬子不才，也免得这么好的大宅子便宜了别人。”贞观十四年，李孝恭暴毙，得急病一下死掉，时年才五十岁，正当壮年。李世民亲自举哀，哭之甚恸。
观史书所记，李孝恭只是一个武豪之人，胆识不凡，但也并无十分过人之处，从他对待萧铣就可以看出端倪。如此金枝玉叶一个仁德乱世皇帝，并非是唐朝的叛臣，又没有与李家大动干戈，因以百姓为念前来投降，李孝恭竟无任何礼之亲之的举动，捆起来放进囚车直送京城，没有丝毫堂皇的风度和气魄，更无高贵人格的体现，所以，其知天命之年忽遭横死，也没什么令人值得叹惋的。
贤辅谋深 遭逢明主——莱公杜如晦
杜如晦，字克明，京兆杜陵人。其祖父杜果官至隋朝工部尚书，其父杜咤为隋朝昌州长史。杜如晦自少聪悟，好谈文史，是个典型的彬彬书生。隋炀帝大业年间作为候补官员，只补个滏阳尉的小官，不久就弃官回家。秦王李世民平定京城时，引为秦王府兵曹参军。不久，当时的太子李建成恐怕秦王府内英才云集，日后于已不利，就以朝廷名义把许多李世民的手下文武从秦王府中调去外地任职。房玄龄当时对李世民讲：“府僚去者虽多，不足惜也。杜如晦聪明识达，王佐之才。大王您如果想经营天下，非此人不可！”李世民大惊，忙把已经调离的杜如晦追回。在平定薛仁果、刘武周、王世充、窦建德的战争过程中，杜如晦作为李世民高参，对军旅戎事剖断如流，深为时人敬服。李建成对杜如晦非常忌讳，他对齐王李元吉说：“秦王府中可惮之人，惟杜如晦与房玄龄耳。”随即就借机向高祖李渊讲房、杜两个人的过失，把他们调离李世民的秦王府。
杜如晦虽然被外调，暗中不时潜回李世民处替他出主意。玄武门之变成功后，功劳与房玄龄相等，不久就被太宗拜为兵部尚书，进封蔡国公。贞观初年，他与房玄龄共掌朝政，制定典章，品选官吏，好评如潮。贞观四年，杜如晦病重，李世民亲自去他家中探望，抚之流泪，在他咽气前超升其子杜构为尚舍奉御。即使皇帝如此贵重其人，杜如晦仍旧抗不过疾病之侵，死时年仅四十六。太宗哭之甚恸，赠司空，徒封莱国公，谥曰成，并手诏为制碑文。后来，有一次唐太宗吃块美味的香瓜，不知何因忽然忆起杜如晦，怆然泪下，遣人以所食之半奠于这位文臣的灵牌前，并不时送御馔祭奠。在杜如晦的每年忌日，太宗都派人到他家里慰问其夫人儿子，还一直保持其公府的官吏僚佐职位。“终始恩遇，未之有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