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首明清鼎革之际，虽出现了像张煌言、史可法、瞿式和、夏完淳这样一大批忠贞报国、视死如归的英雄人物，但把掌朝纲的更多是诸如阮大缄，马吉翔、马士英一群卑鄙阴险之徒。八旗满州在人关时只六万兵丁，到顺治五年才不过十万余丁，而竟以区区十多万丁最终灭亡二百七十多年拥兵数百万的大明朝，着实发人深省。在王朝摇摇欲坠之时，“数十万人齐解甲，更无一个是男儿养”之类的女子义薄霄汉，挺身而出，出现了张玉乔、李香君以及众位反清英雄烈母贤妻的动人场面，她们或以义激，或以身殉，令中国历史凭添了奇丽的动人风景。封建史家对女子总是吝于笔墨，对张玉乔忍辱偷生、义激枭雄乃至最后舍身成仁的原因和过程更乏深入细致的剖析，扼腕叹息之余，使人想起美国作家米勒对妇女的评价——“女人看似柔弱、沉默，其实她们比男人更加坚韧，道德和良知更加坚定，能够面对人生巨大的变迁和伴侣的兴衰浮沉，并能在关键时刻比男人更果决、更富有远见……”
杂货店里的关公
初人岭南，我很是对大街小巷中的饭馆、杂货店里供奉的关羽神像所不解，当其败走麦城之时，身上也无金元宝、祖母绿或大钻石什么的，何以粤地商贩多供关羽做财神呢?不管那杂货店有多破陋，也无论酒馆多么陈颓，里面的关云长永远是金身不坏，赤面长髯，卧蚕眉下一双丹凤眼乜斜着芸芸众生。在众多的关羽神像包围之中，不由得让人想起历史上真实的关公及几桩非常不光彩但又由罗贯中粉饰涂金的“事迹”。
《三国演义》中写献帝与群臣打猎，曹操用皇帝金箭射杀一物，众人以为皇帝所射皆拜而山呼“万岁”，孟德策马挡住献帝而受之，关羽怒而欲杀曹操，为刘备所止，怕误伤或惊吓献帝。而历史上，关羽欲杀曹操，并不是因为什么君臣大义，而是为了一个娘们儿攘袖而起。当曹操在下邳攻打吕布时，关羽得知吕布下面的将领秦宜禄之妻杜氏姿容甚美，便屡次求曹操城破之后把杜氏赏给自己。不料大英雄孟德公也是个“好色而又淫”之辈，他“疑其有色，先遣迎看，因自留之”，自己搂着杜氏鸳鸯帐里销魂去了，气得关羽须髯皆竖，劝大哥刘备杀了曹操。但刘玄德何其人也，既厚且黑，断不会因区区一女人坏了江山大业……因此，当看到演义传说中描写曹操破吕布后把貂婵赏给关羽，而关羽怒其“红颜祸水”而杀之，不禁令人笑掉大牙。一个姿色平平的杜氏尚且令关公生淫心起杀念，何况倾城倾国的貂禅小姐呢。
再讲关羽降曹操一事。演义中刻划关公力战，有死节死义之心，最后为顾全刘备家眷不得已与曹操大将张辽“约三事”，老大不情愿而又心事重重地拜在曹公麾下。史书中却无此铺垫，《三国志·武帝记》中记述这件事仅寥寥数语：“备将关羽屯下邳，（曹操）复进攻之，（关）羽降”。显然是关羽审时度势，一见曹丞相兵多将广铺天盖地压来先自软了半边，不得不举起青龙偃月刀乖乖投降，而且降后非常卖力地诛杀颜良，全不管大哥刘备也在袁绍军中（文丑不是关羽所杀。文丑和刘备将兵五、六千同曹操战时，曹丞相以六百之众以逸待劳，文丑被杀，刘备鼠窜）。罗贯中是山西人，和关羽同乡，因此他极力渲染关公忠义也是合情合理之事。“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嘛。
建安二十四年（219年），关羽在樊城攻魏将曹仁、于禁、庞德，水淹七军，擒于禁，斩庞德，名声威震海内，吓得恩公曹孟德也与群臣商议徙出许都以避关羽兵锋。而就在此时，关羽离死期已近了。吴将陆逊对关公的评语一针见血“关羽矜其骄气，陵轹于人，始有大功，意骄志逸……今出彼不意，自可禽制”。果不其然，飘飘然的关羽先失江陵，再失荆州，最后败走麦城，他部下吏士“威知家门无恙”，故皆无斗心，作鸟兽散，这次他还上演了一次假降，大开城门，自己只十余骑跟随，从小门逃出。吴国将领潘璋手下一个屁大的司马小官马忠在章乡逮住了关羽、关平和都督赵累，根本不管什么汉寿亭侯，“即斩之”。由此可见，孙权劝降，关公怒骂的煽情场面也是子虚乌有的杜撰，孙权见到关羽时，只见其头，想劝降也是不能够的了。关羽失荆州，实际上已为蜀汉覆亡埋下了伏笔。刘备为报仇，气昏头脑亲自率大军征吴，连赵云都劝他说：“国贼是曹氏，非孙权也”，同意刘备征战的只有汉将张飞，但他临行前又为帐下将张达、范强刺杀。夷陵一战，刘备百里联营，远在魏地的后生曹丕都说“备不晓兵，岂有七百里营可以拒敌者乎!”结果被陆逊烧得大败而逃，病惭之余，客死永安。由此可见，关羽之败，不仅失荆州，又丧张飞，死刘备，其遗祸可谓不小！
此外，史载关羽为人性情残烈，刚愎自用，爱陵暴士人，用今天时髦的话来说就是不尊重知识分子。而演义中暴躁的张飞在正史中则喜于和士大夫名流之士相交往，礼遇士人。由此推断，三顾茅庐的时候随侍刘备的关张二人，按他们的脾气，要放火烧房子把诸葛烧出来见大哥的应是关羽而不是“待文士以彬彬”的张飞。
话题回到本文开头，为什么粤地商贩多供关羽神位呢，我想这一问题如果民俗学家来解答的话可以写上厚厚一本书。我个人以为，岭南自古蛮夷之地，文化落后，而又多奔走流离的商贩，他们之间难免为蝇头小利而尔虞吾诈。传说中关公忠义刚直，大概小贩们都希望其他同行象演义中的关公那么正直不欺，那样的话自己趁机做孟德之辈宁我负人也好多赚点儿铜板，这也符合国人阿Q精神的劣根性吧。
无论关公为人品性到底如何，人们的愿望终究是善良的，《水浒》中也出了个大刀关胜，同样是面若重枣，蚕眉凤目，手中偃月刀，以示关圣帝君有后，实际上，庞德之子随邓艾伐蜀，刘禅出降，小庞德“尽灭关氏族”，冤冤相报，可嗟可叹。国恨家仇，千载之下，关云长之面也不得不赤！
注释：关公，即三国时期蜀汉的关羽，字云长（见图）。当时他与吴国作战而死被封为壮缪候，在当地建庙供奉，唐代以后被视为人鬼。宋徽宗追封其为“忠患公”，佛教将其列为伽蓝神之一，道教传说关羽为老龙化身，列为张天师的神将之一。宣和年间封武安王，明万历时加封为“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震天尊关圣帝君”。
“道”与“心”
“道”与“心”
——小论庄与禅的同异
庄与禅是中国古代艺术哲学中两大神奇而绮丽的瑰宝。它们对于中国古代艺术的发展，都产生过深远的影响，二者既有相通之处，又有不同之点。辨明两者的关系，对于了解和掌握古代艺术哲学大有裨益。从其产生来看，庄子哲学是中华本土的产物，禅宗则是印度佛学传入中土之后，由中国士大夫加以改造吸收之后而成的一个佛教变宗。从真正意义上讲，禅宗的产地是中国，只有当禅进入中国士阶层的精舍书斋之后，它才成为具有哲学意义的并具备无形体系的禅宗。
庄子哲学的“道”与禅宗的“心”具有相近之处，在庄子哲学中，“道”是宇宙的本体，是一个无限的概念。由“道”而产生了天地万物，“道”本身是万物之源，是终极，在时间上无始无终，在空间上无边无际。“夫道有情有信，无为无形，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极之上而不为高，在六极之下而不为深，先天地生而不为久，长于上古而不为老。”(《庄子·大宗师》)。而且，这个“道”是“芴漠无形，变化无常；死与？生与？天地并与？神明往与？何芒乎之？忽乎何适？万物毕罗，莫足以归。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庄子·天下》)。“道”虽如此恢宏博大，神秘莫测，但又不是主宰和统治人的东西，而是一种能赋予人以幸福和力量的东西。人如果获得了“道”，即获得了无限和自由。
同样，禅宗的“心”也是一种神秘而“芴漠”的东西，“心”不是指肉体的心，而是一种哲学理念。禅宗的“心”所包容的也是一种自由和无限，也就是说，从“本心”出发，欲达到超越经验的内心自悟，最终达到存在的本源，获取对宇宙与人生的总体性根本认识，这种境界，即禅宗的“梵我合一”。所谓“梵我合一”，亦即“我心就是一切”的世界观。以此而论，在追求无限与自由这种境界的意义上，庄禅有共同的旨趣。
自然无为与任运随缘
在庄子哲学中，“自然无为”(“无为而无不为”)是“道”的根本特性。在他的言谈著述中，对“自然无为”的溢美之辞随处可见。“吾师乎！吾师乎！万物而不为义，泽及万世而不为仁，长于上古而不为老，覆载天地刻雕众形而不为巧。此所游已。”(《庄子·大宗师》),庄子进而认为一切人为有意的东西都会导致伤损“自然”的后果，他以马为喻，说道：
“马，蹄可以踏霜雪，毛可以御寒；食草饮水，翘足而陆，此马之真性也。虽有义台路寝，无所用之。及至伯乐，曰我善治马，烧之剔之，刻之雒之，马之死者十二三矣。饥之渴之，驰之骤之，整之齐之，前有橛饰之患，而后有鞭策之威，而马之死者已过半矣。……夫马陆居则食草饮水，喜则交颈相靡，怒则分背而蹄子，知已此矣。夫加之以衡扼，齐之以月题，….诡衔窃辔。则马之知而态至盗者，伯乐之罪也。”(《庄子·马蹄》)
马本自然之物，自由驰骋于沃野，本性法天。可人(伯乐)却以自己的意愿约束破坏它的“自然”之性，驱之以役，束之以羁鞍，使马的自由天性遭到毁坏。因此，庄子主张一切任其自然，只有这样，才能达到“天下有常然”。他进而又解释说：“常然者，曲者不以钩，直者不以绳，圆者不以规，方者不以矩。故天下诱然皆生，而不知其所以生；同焉皆得，而不知其所以得。(《庄子·骈拇》)庄子把“自然”当作人生最高的境界，认为“虚静恬淡，寂寞无为”是“万物之本”，人们如果能以此“自然无为”当作准则，就会达到最大的自由。庄子一生所赞美的“真人”、“圣人”、“神人”等等皆是因追循自然无为之道而达到绝对自由的典范。
“至人神矣！大泽焚而不能热，河汉冱而不能寒，疾雷破山飘风振海而不能惊。若然者，乘云气，骑日月，而游乎四海之外。(《庄子·齐物论》)
因此，人自身的“自然”是存在和发展的最高目的，人如果牺牲这一目的，追求功名利禄，那么，“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尽，与物相刃相靡，其行尽如驰，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终身役役，而不见其成功；茕然疲役，而不知其所归！可不哀邪！人谓之不死，奚益？其形化，其心与之俱然，可不谓大哀乎！”(《庄子·齐物论》)。可见，庄子深刻提示了古代社会人的异化，显示出他对作为“人生之大美”的“自然无为”境界的深切热爱与执着追求，而这些也是后来古代诗词和绘画等文学艺术作品所求的境界。
禅宗的“任运随缘”同庄子的“自然无为”名殊而意类。对于枉然的做作追逐，惟政禅师曾加以嘲笑说：“佛乎佛乎，仪相云乎哉？僧乎僧乎，盛服云乎哉？”禅宗太师们把世上的一切均视为“一花开五叶，结果自然成。”(达磨偈)。
永嘉禅师曾言：“忘缘之后寂寂，灵知之性历历，无记昏昧昭昭，契真本空皎皎，惺惺寂寂是，无记寂寂非；寂寂惺惺是，乱想惺惺非。……今言知者，不须知知，但知而已，则前不接灭，后不引起，前后继续，中间自孤，当体不顾，应时消灭。”这些玄而又玄的言语，其中真旨，便是道法自然而“无为无不为”的禅悟。而禅宗徒众参禅的方法，更是“自然无为”这种原则的具体表现，即所谓“著衣吃饭，屙屎送尿”的自然。如果违反自然，违反“任运随缘”的原则，刻意苦心去修什么“正果”，不仅无成，反而虚妄有害。《古尊宿语录》中记载：
“马祖(道一)居南岳传法院，独处一庵，惟习坐禅，凡有来访者都不顾……(师)一日将砖于庵前磨。马祖亦不顾，时既久，乃问曰：‘干什么？’师云：‘磨作镜。’马祖云：‘磨砖岂能成镜？’师云：‘磨砖不能成镜，坐禅岂能成佛！’”。
经此点化，马祖顿然而悟。这个故事，正体现了禅宗“任随自然”的世界马。如果违背自然，强心成佛，就会象“磨砖作镜”一样疾呆无成。
在禅宗里，与“无为”相对的“有为”称作“有修之修”，是生灭法，即有生有灭的，因此修成还废。如果想与万物为侣，与天地同道，就要进行“无修之修”。这种“无修之修”其实和庄子哲学的“自然无为”同出一辙。云门和尚说：“终日说事，未曾道着一字；终日着衣吃饭，未曾触着一粒米，挂着一缕丝。”(《古尊宿语录》卷十五)这也是讲禅家以无为之法而达到“随缘而不变”的道理。只要“任运随缘”，虽处于俗世，最终不为世相所染。
总之，只要深谙“任运无为”的法理，“了此天真自然，不断不修，任运自在，为名解脱。”(马祖语)。当然，比起庄子的“自然无为”，禅宗的“任运随缘”更加放任不拘，最富有怪诞意味的要数德山宣监和临济义玄这两位禅师。
德山宣监曾公然对弟子说：
“诸子，莫向别处求觅，及至达磨小碧眼胡僧到此来，也只是教你无事去，教你莫造作。著衣吃饭，屙屎送尿，更无生死可怖，亦无磐涅可得，无菩提可证，只是寻常一个无事人。”
接着，这位和尚又放言，“这里佛也无，祖也无；达磨是老臊胡，十地菩萨是担粪汉；等妙二觉是破戒凡夫；菩提涅磐是系驴橛；十二分教是鬼神薄；四果，三贤，初心，十地，是守墓鬼，自救得了么？”其实，这些渎神亵圣之语的核心之处，也就是诱导弟子们不要被陈规陋矩所扰，而要任其自然，以获得心悟。
临济义玄更是直口快心，无忌无惧，他言道：“莫受人惑！向里向外，逢着便杀，逢佛杀佛，逢祖杀祖，逢罗汉杀罗汉，逢父母杀父母，逢亲眷杀亲眷，始得解脱；不与物拘，始得自在。”禅宗大师的这种“逢着便杀”也正是要打破一切反自然的桎梏，而“不与物拘，始得自在”之语同庄子的“淡然无极”、“虚静恬淡”几乎是同出一辙。经过分析可见，禅宗的“任运随缘”在艺术哲学的角度上讲要比庄子的“自然无为”更有着深刻的内涵。
道之无限与心能作佛
庄子哲学与禅宗均追求无限，即追求“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境界。纵观《庄子》一书。对无限的赞美不胜枚举。他所赞扬的“大鹏” “水击三千里扶摇而上者九万里。”(《逍遥游》)他所赞叹的“神人”，能够“乘云气，御飞龙，神游乎四海之外”，而且，神人“上窥青天，下潜黄泉，挥斥八级。”(《逍遥游》)就是在庄子著作的字里行间里，也可见出其文气势恢宏，如光电狂风，上击九霄，下抨六级，汪洋姿肆，字里行间无不透出“道之无限”的庞宏。
禅宗的“心”也是包容一切的无限理念。《宗镜录》上讲，“心能作佛，心作众生，心作天堂，心作地狱。”言及了“心”的博伟与无限，与此相类的，还有“三界之中，以心为主，能观心者，究竟解脱，不能观者，永处缠缚。”(《心地观经》)：心量广大，犹如虚空，无有边畔，亦无方圆大小，也非青黄赤白，亦无上下长短，亦无嗔无喜。无是无非，无善无恶，无有头尾。“(《六祖大师法宝坛经·般若品》)这些都从不同角度言及了“心”的广大与无限。
“道”与“心”在哲学上大概都属于唯心主义的范畴，但是，它想所追求的“无限”，在扬弃其中唯心主义的虚幻之后，我们可见出许多积极闪光的东西。这是因为，二者都充分肯定了人在无限的宇宙方面是自由的，肯定了人可以有等同于无限宇宙的力量。庄禅对无限的追求为后世的人格超越提供了积极的范例。
齐死生的洒脱与离境无生灭的放达
在我国古代哲学家中，对生死问题做过最细致详尽探究的，就是庄子。他认为，死生皆为变化之自然，“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人之有所不得与，皆物之情也。”(《庄子·大宗师》)因此，生不必悦，死也不必恶。同时，庄子在生死问题上还表现出极其潇洒安然的风神：“彼以生为附赘悬疣，以死为决疣溃痈。”生乃气, 如赘疣，并无可乐；死为气散，恰似决溃，亦不必哀。这种对于生死的达观，是庄子哲学的一个显著特点，在《庄子》一书的外篇中，还记载了这么一个故事：
“庄子妻死，惠子吊之。庄子则方箕踞鼓盆而歌，惠子曰：与人居，长子，老，身死，不哭亦足矣！又鼓盆而歌，不亦甚乎？庄子曰：不然。是其始死也，我独何能无慨然！察其始，而本天生；非徒无生也，而本无气。杂乎芒芴之间，变而有气，气变而有形，形变而有生，今又变而死，是相与为春秋冬夏四时行也。人且偃然寝于巨室，而我嗷嗷然随而哭之，自以为不通乎命。故止也。”(《庄子·至乐》)上述故事真伪何如，不得而知，但它确实反应出庄子及其后学的生死观，他们把生死与春夏秋冬四时行作等同相待。当然，这种看法也含有否定生命价值的因素，剔除这一消极成分，我们可见出这种思想包含有很大的进步意义：几千年前庄子就已把生死视为自然的变化。这确实令人赞叹不已。
在生死方面，禅宗比庄子更远走一步，慧能大师最有名的一首偈句“菩提本非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坛经·行由品》)既是生死泯界的另一种陈述。既然“本来无一物”，生死又何异哉！这种思想，在后代礼禅的待人伤口中也屡有透露，例如苏轼和其弟子由在渑池怀旧之诗：
“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哪复计东西。老僧已死成新塔，坏壁无由见旧题，往日崎岖还记否？路长人困蹇驴嘶。”
诗中寓理成趣，显示了生死聚散无由无根之理。这些都表明，禅宗不仅象庄子那样对生死问题抱达观态度，而且进一步地声称已“悟透”生死。
恍恍惚惚与以手点空――庄禅的神秘主义
庄子哲学中深厚的神秘主义色彩是显而易见的。《齐物论》中，有这样的记述：
“昔者庄周梦为蝴蝶，栩栩然蝴蝶也，自喻适志与，不知周也。俄然觉，则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梦之蝴蝶与？蝴蝶之梦周也？周与蝴蝶则必有分也。此之谓物化。”
这种身与物化，物我一体的境界，正是庄子神秘主义的一个形象体现，它显示出庄子哲学不仅仅单从物的属性上去寻找人生真谛，而是从我与物的精神联系上去探索，视人生为一种极其高奥深远的境界。这种“庄生晓梦为蝴蝶”的“恍恍惚惚”为后世文学的“意境”范畴奠定了根本。
另外，庄子哲学中的本根――“道”，也是没有“形色声名”、“不可言传”的神秘之物。“世之所贵道者书也，书不过语，语有贵也。语之所贵者意也，意有所随，意之所随者不可言传也，而世因贵言传书。世虽贵之，我犹不足贵也，为其贵非其贵也，故视而可见者，形与色也，听而可闻者，名与声也。悲夫！世人以形色名声为足以得彼之情。夫形色名声，果不足得彼之情，则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而世岂知之哉！”(《庄子·天道》)在《知北游》中，庄子又说：“道不可闻，闻而非也，道不可见，见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知形形之不形乎？道不当名。”总之，庄子哲学有关“道”的神秘主义阐释，是和他们从大自然的生命中所体验到的一种自由无拘的精神境界有紧密关连。这种“道”的神秘同“心斋”、“坐忘”等等神秘的感知同为庄子哲学的深幽奥奇之境。
无独有偶，禅宗也以其神秘主义而闻名于世。
元和年间，当有人向江西信州鹅湖大义禅师问及“如何是禅”时，大师仅“以手点空”，以示犹然。至于禅的立宗基础和体验方法，更是“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直指人心,见性成佛。”而禅宗源起的传说，本身就带有极其浓烈的神秘主义色彩。据传，佛祖在一次灵山大会上，手拈一枝金婆罗花以示徒众。当时，众人皆默然不知所为，惟大迦叶尊者点首微笑。佛祖曰：“吾有正法眼藏，涅磐妙心，实相无相，微妙法门，不立文字，教外别传，付嘱摩诃迦叶。”并向迦叶付之一偈，“法本法无法，无法法亦天。今付无法时，法法何曾法。”(见《传灯录》、《传法正宗记》)。这就是禅宗“拈花微笑”公案的由来。在这拈花微笑，心心相悟的神秘气氛中，迦叶尊者就成为禅宗之祖。
临济宗的“四宾主”，“四照用”等宣教方式，也体现了禅宗在认识论方面的神秘主义。其中，达到“主看主”――即问答双方都已达悟的神秘境界，为参禅之最高妙处。至于禅宗各派在“参话头”中的神秘玄理，则不胜枚举。
曹洞宗的宏智正觉禅师在《坐禅箴》中，也把禅意说得神秘玄妙；
“佛佛要机，祖祖机要，不触事而知，不对缘而照，不触事而知，其知自微，不对缘而照，其照自妙。其知自微，曾无分别之思，其知无偶而奇，曾无毫忽之兆，其照无取而了。水清彻底兮，鱼行迟迟；空阔莫涯兮，鸟飞杳杳。”
由此，可见禅意的神而又妙之处。从艺术哲学的视点观察，禅宗的神秘主义也正体现了艺术心理玄奥的特质，这对于艺术探索具有积极的启发意义。
在对庄禅的相同之处作了一番比较分析之后，接下来，再谈谈二者之间的相异之点。
在讨论庄禅的相同点时，我们确实已经看到二者在生死问题上的洒脱与达观。但是，它们在生死观方面也存有非常明显的歧异。
庄子认为“万物一序，死生同状。”(《天地》)。“生也，死之徙；死也，生之死。”(《知北游》)。他同时大言：“以生为附赘悬疣，以死为决疣溃痈。”表面上看，庄子把生死等一，并有飘然出世之姿。实际上，庄子仍执着于生死，并从内心深处发出“死生亦大矣”的狂野呼声。他的“游心”、“坐忘”、“心斋”等等，都不是真的把此世当作虚幻的蜃景而锐意追求出世“逍遥”，他的目的是要超越此世，把个体精神提高到与宇宙并生的人格高度，以求“物物而不为物所物。”庄子对生命充满了深沉的热爱与无比的眷恋，只是其心灵之上笼罩着一层感伤而神秘的纱帘。
至于禅宗，他们自称已完全悟透生死。他们认为，真实的存在只在刹间的心灵感觉这中，视物我皆虚。因此，庄子哲学中的“超越”在他们看来是荒诞不经的，既然“本来无一物”，又从何谈起“超越”呢。禅宗不重也不轻生，一切顺其自然，禅宗也不象庄子那样以相对主义的理论阐释生死观，而是以生活中的琐细实相来参论生死。禅宗一心追求的，只是心灵瞬间的顿悟。
另一方面，庄子哲学中无时无刻不流露出对“真人”、“神人”、“圣人”的倾慕与欣羡，体现了一种对崇高人格的追求心理。而在禅宗那里，却是“佛也无，祖也无”，连渡江传道的达磨禅师也是个“老臊胡”，一切皆虚，根本无神圣仙灵可言，更无此世彼世之分，一切皆存于“心悟”之中。这，也是庄禅二者比较明显的不同之处。
生活在现在 & “流行文化”的误区
生活在现在
“现在”是个很明晰很简单的时间概念。但是，茫茫人海之中，又能有几个人是真正生活在“现在”之中呢。寥寥无几。大致讲来，世上分为两种人：一种人生活在“过去”，所谓的“悲观主义者”大抵属于活在“过去”的人；另一种人生活在“未来”，这一种人生活态度较前者积极得多，大多数自称为“乐观主义者”。生活在过去的人多留恋当时并不觉得多美好的往昔，时过境迁之后，由于“现在”每每不如意，因此便总是回首从前来时路。生活在将来的人属于另一种自欺类型，他们总是沉迷在对“将来”美好景象的憧憬之中，任凭“现在”流逝，“明天”对他们是个最常用的“词汇”，但他们的“明天”总是步步推迟，似乎永远也不会来临。
德国哲学家叔本华说得好，“最伟大的智慧，就在于充分地享用现在，并把这种享用变为人生的目的。”信哉斯言！“现在”在每一瞬间不知不觉地流逝，不是梦幻，胜似梦幻，然而如果从一种超然物外的高度辩析“过去”和“将来”，人们可以真正地把握“现在”。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过去的已经过去了，再美好的追忆只徒增伤怀而已；而将来又是不可预知的，“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如果依据霍金的“黑洞”理论，我们的星球总有一天会消失在杳不可测的幽暗之中，“将来”的意念因此更令人黯然。只有“现在”是最实的，当你谈到这段文字时你掐一下自己的胳膊，这种感觉能帮助你从基础上了解“现在”的含义。
古往今来，无数贤者睿士，都为“现在”这个时间观念苦恼，真正达观地看待“现在”的并不是很多。李太白放言“得即高歌失即休，多愁多恨亦悠悠”，看似不管过去未来只注重现在，实则是失意后的强自宽解而已。他内心真正的忧思仍是执着于“过去”与“未来”之间：“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今日之日”（现在）仍是烦忧不堪，何谈生活的享受。而“庄生晓梦迷蝴蝶”的寓言更是说明了连象庄子这样近乎圣人的大哲学家也仍挣不脱“生前谁是我，生后我是谁”这样“过去”与“将来”的迷扰之中。
真正能享受“现在”的关键在于相互的心灵和超人一等的智慧，以及面对“向死而生”这一重大人生哲学例题的无比勇气。“浪花有意千堆雪，桃李无言万队春，一壶酒，一竿纶，世上如侬有几人”，词人李煜欣羡的渔父就是能真正享受“现在”的寥寥者之一。素朴的生活和恬然的人生境界使“现在”变得如此生意盎然。此外，历史上还有两个出身知识分子的伟人在生死之际最能表现出他们对“现在”的真正洞悉。一位是明末抗清义士张煌言，在慷慨赴死之际，遥望杭州四周景致，畅然叹曰：“好山色！”另一位是瞿秋白烈士，这位伟大的诗人临刑前饮酒自若，漫步潇洒，至一佳处，从容对刽子手说：此地很好。谢谢。——这生死之际的豁达，如果不是洞悉“现在”的本真，根本无法做到。
生活在“现在”，把握人生的乐趣，并非是及时行乐式的肤浅思想。“万事不如杯在手，百年明月几当头。”南明的弘光帝就是这种浅薄小人，其后伏地受戮于清兵，战战兢兢，无丝毫天子气象。“况是青春日将暮，桃花乱落如红雨，劝君终日酩酊醉，酒不到刘伶坟上土。”李贺此番言语也不是真潇洒，而是个贫弱书生穷困坎 之际的悲鸣而已。
“最不足道的‘现在’，比最显赫的过去都具有现实性之优越。”（叔本华）能真正地把握住抓住了幸福的钥匙，并且能进一步迈向快乐纯真生活的彼岸。
“流行文化”的误区
“我心似明月，碧潭清胶洁。无物堪比伦，让我如何说。”
每当失眠之时，辗转反侧于床上，我心里总是无数遍诵背寒山和尚的禅诗来催眠自己。此种催眠法比数羊要有用得多。也曾试过数羊，一直数到一万八千多只，由于我天生形象思维活跃，每只羊都在我想象的脑海中鱼贯而人，每只羊都有个性，每只羊的蹄角都不尽相同，跳然间忽然数漏了一只，轰地一声我的脑仁儿会因焦虑变得火烫，整夜惦记那只小羊的下落，失眠更加严重。从彼时起，我就决然摒弃数羊催眠法。想一想伟大的寒山和尚禅诗的意境：明月一般透明的心，在一望见底的潭水间幽幽洗灌一一此情此景，无可比拟，寒山和尚都言不可说，我等俗辈更是恍然惚然，如堕五里云雾，不一会就昏然睡去，安躺于那禅境百分百的混沌之中……
近来令我闷肠百结翻来覆去睡不着的原因是晚间播放的那些胡编乱造的电视剧。我毕竟是俗人一个，不能（象法兰西知识分子那样对电视节日一概不看。每每打开电视，扑面而来的电视剧之怪力乱神令人瞠目：《吕布与绍禅》，乍见剧名本来挺兴奋，陈寿《三国志》和罗贯中的《三国演义》均有两位英雄美人的大好戏肉，无论是《曹瞒传》还是《英雄记》，自晋朝起就流传着“时人语”：“人中有吕布，马中有赤兔。”白盔白甲美少年，虽然“狼子野心，诚难久养”、“轻狡反覆，惟利是视”，但其辗门射斡、挠勇非常之英姿已是流传千古的佳话。再看看那位一直怀有“青春之心”的导演所拍片子，令人大跌眼镜：吕布蓬头垢面，呆傻痴愣，又如ponk般戴一鼻环；演招禅者乃导演之妻，和导演比年纪倒是很轻，但那年龄那身段那脸盘早已可做真正招禅小姐的大姨，就这样剧中人还飞来飞去，一会儿手榴弹一会儿电光炮一会儿土行孙，完全是《西游记》、《封神演义》加《大话西游》的杂始。或许导演看多了台湾的Flash，就差给吕布骑辆雅马哈手里再提个方天录音机，五迷三道，不伦不类。本来笔者就对此剧导演前几年花日本钱按日本口味丑化秦始皇大帝和荆柯大英雄的影片有不平之念，现在再看这出电视剧，简直生气之余就替导演叫可惜了。愤激之余，转了另外两个台，一个讲唐朝的太平公主，另一个讲上官婉儿，都是风流才女亲情温柔的形象，满剧的语重心长，教导青年李隆基（唐明皇）要为“大唐”的干秋基业好好干事业，实际上这两个女人皆是史中明载的奸毒淫妇，一心争权夺势。尤其是上官婉儿，虽然诗文可嘉，但也胆大包天，连武则天“老佛爷”的面首也敢染指，两个女强人最后皆死于李隆基之手。纵观二十四史，封建帝王之家一向凶狠残暴，弑父杀子，屠兄戮弟，蒸母淫媳，惨无人伦，以至于南朝齐国的一个王子临被杀前发誓：愿世世勿生于帝王家。不知道为什么编剧导演们如此妙笔生花，把宫廷生活编得这么活色生香、温情脉脉，连给武则天老太太当面首的张易之，也成了一但忧国忧民、志向高远、陪武老太太侍寝之前内心十分痛苦的青年才俊一一这使我想起一个史实笑话：唐朝有侵臣奉承武则天的男宠张昌宗说：“六郎（昌宗）面似莲花（指昌宗脸像莲花一样明艳动人）。”旁边有“两脚狐”之称的内史杨再思大叫：“胡说！”众人皆惊，竟有如此大胆妄为之人！岂料杨再思神闲气定，抖了个“包袱”：“应该说莲花似六郎！”看看今天的电视剧，才发觉今人之滔，胜过古人。
如果上述电视剧还能让人容忍的话，那么香港影人拍的一部《骚东坡》就简直让人切齿痛恨。我们中华民族几干年来少有的智者、杰出的诗人、不随波逐流的政治家、集大成的文学家一一苏东坡先生，竟由一个以演痴呆傻人出名的黑浊胖子扮演，在片头这个胖子侧面对人，猪唇跑齿，腹大如轮，小胖手搭在腰间做指点江山状，戏中充满许多下流而毫不可笑的嚷头。如果我们的儿童将这个胖苏东坡的形象深印脑中，当他们再读“大江东去，浪淘尽干古英雄人物”还会感到豪迈吗？他们还会沉吟“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来世不了因”吗？他们还能浸沉于“但愿人长久，干里共蝉娟”的凄迷之中吗？还能激赏“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的禅智吗？当然东坡学士也并非美男子，但我们心中他肯定是个风骨清奇的智者形象，绝不是一个大腹便便的傻胖子（清代的纪晓岚是个大胖子，但也没有一副痴像）。
痛心疾首之余，忽然又想起一句话：凡是对现实中的事物多有不满者，就是年老的标志。或许自己食古不化，已经跟不上流行文化的趋势，但转念一想罗素的话：最佳的教育在于使人怀疑，又忽然觉得自己有点思想了。
请君暂上凌烟阁，若个书生万户侯？（上）
请君暂上凌烟阁，若个书生万户侯？
――光辉大唐的开国功臣元勋们
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请君暂上凌烟阁，若个书生万户侯？
——李贺《南园》
晚唐奇才李贺一生困顿坎坷，虽属皇族远枝，却一生沉伦下僚，不得仕进通显，一辈子只做过“奉礼郎”之类的小官（从九品）。由于不堪“臣妾意态间”的屈辱，李贺辞官归家，加之身体羸弱，最终郁郁而死，终年才27岁。如此身世反应在其艺术作品中，李贺的诗词集奇峭、诡怪、雄浑、神秘为一体，高出平谷，不拘一格。毛主席也十分喜爱李长吉的诗，“天若有情有亦老”、“雄鸡一唱天下白”等句，几乎就是完全地直接“拿来”，可见长吉在润之先生心目中的位置。本文开头四句诗出自李贺《南园十三首》中的第五首，在此诗中，诗人羡慕初唐那些能被在凌烟阁上图像的功臣们，羡慕他们都生活于一个伟大的时代，皆能以武功奇策博取功名。在《南园十三首》中的第六首，李贺还怨怪自己是“寻章摘句老雕虫”，并幻想有朝一日“见买若耶溪水剑，明朝归去事猿公”（《南园十三诗》第七）。试想，一手无缚鸡之力的瘦弱书生，由于生不逢时，仕途蹭蹬，竟悲哀地幻想自己能像侠客一样手提宝剑，归事猿飞捷走的高人成为武臣，看来穷途末路之中，物极必反，千载一人的鬼才也想效仿浑身武功的奇侠，可悲，可叹！有关李贺生平和诗歌的研究著作卷帙浩繁，笔者不想再班门弄斧。究其究竟只是因“若个书生万户侯”一句，想同长吉前辈商榷一二。徜若这位奇才天上有知，仙班之内，一哂为盼。
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唐太宗李世民派大画家阎立本（现今存有其《步辇图》等画作，诚为“神品”。但当时他对自己“奔走流汗、伏地吮毫”作画的经历很羞惭，可见只是一个御用画仆而已。）在皇宫的凌烟阁内绘制了对大唐创建立有殊勋的二十四位功臣画像，其中有与他一起东征西杀、浴血拼搏的武将，也有出谋划策、博学多德的文士（还真有好几个“书生”出身的“万户侯”），排名如下：赵公长孙无忌，赵郡王李孝恭，莱公杜如晦，郑公魏征，梁公房玄龄，申公高士廉，鄂公尉迟敬德，卫公李靖，宋公萧瑀，褒公段志宏，夔公刘弘基，蒋公屈突通，郧公殷开山，谯公柴绍，邳公长孙顺德，郧公张亮，陈公候君集，郯公张公谨，卢公程知节，永兴公虞世南，渝公刘政会，莒公唐俭，英公李勣，胡公秦叔宝。
贵戚豪族 英冠人杰——长孙无忌
长孙无忌，字辅机，河南洛阳人。其初出自北魏献文帝第三兄，初姓拓跋，由于在部落之中获功最多，世袭大人之号，曾更姓跋氏，为宗室之长，最后在孝文帝时改姓长孙氏。其父长孙晟是隋朝的右骁卫将军。由于家世贵重，世为华丽家族，长孙无忌自幼一直接受良好的教育，通览经史，精晓文义，自少年时代起就和太宗李世民关系极好，妹妹又是李世民的妻子（文德皇后），因此和李世民在君臣份又多了一层亲情。李渊义军渡黄河后，长孙无忌即前去谒见，多次参与李世民的军事行动，出谋献计，殚精竭虑，因功被封为上党县公。武德九年（公元626年），长孙无忌在太子李建成和齐王李元吉咄咄逼人的情势下，暗中劝说李世民先发制人，可称是“玄武门之变”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李世民即位后，马上封这位大舅子为吏部尚书，又因其赞画功劳第一，进封齐国公。此时的长孙无忌是人生最为得意之时，佐命元勋又兼贵戚，恩礼尤重，常常出入皇帝卧内议事，如家人兄弟一般。（李世民杀其一兄一弟十个侄儿，而且世民与建成和元吉皆一母所生，母为窦皇后。看来亲兄弟不免互煎，倒是大舅子成为贴心人。）
任高官积年，有人密奏太宗说长孙无忌权宠过盛，不利于国。李世民亲自拿这封密疏给长孙无忌观瞧，表示自己对他实无疑虑。太宗又召集百官，宣布说：“无忌有大功于我李家，朕诸子皆弱，现在委托给无忌，朕内中非常放心。疏间亲，新间旧，是不顺之举，朕所不取也。”大庭广众之下，皇帝表露了对长孙无忌的信任。同年，李世民进行祭祀礼，下命功臣裴寂与长孙无忌两人和他一起同立于皇帝专用的巨大御车上，宠遇莫比。贞观七年，朝廷册拜长孙无忌为司空，他固辞不受，表示自己以外戚任三公，会有私亲得官的物议。太宗马上表示：“朕受官必择才行。襄邑王李神符是我李家骨肉，但他德行轻薄，故朕不授其任何实官。魏征从前是太子建成死党，朕照旧委以重任。如果真是以外戚之故，多赐长孙无忌金银财帛也就足够，确实是因为他聪明鉴悟，武略不凡，朕因此授以台鼎之位。”言毕，赐《威凤赋》予长孙无忌，表彰他的贤德谦让。贞观十一年，太宗又下令长孙无忌等功臣世袭大州刺史；贞观十三年，太宗又亲自到长孙无忌家里，赏赐长孙亲族；贞观十六年，册拜长孙无忌为司徒；贞观十七年，太宗又命在凌烟阁图长孙无忌等二十四功臣的画像，并下诏褒崇。
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太子李承乾与魏王李泰两人暗中结党争斗，相继被废禁锢。大英雄李世民虽贵为四海天子，仍为家事搞得懊恼无比，朝会散后，他独留长孙无忌、房玄龄以及李世勣三人议事，呆坐片刻，五内俱焦的太宗皇帝叹道：“我三个儿子一个弟弟（三子指齐王李祐、太子承乾、魏王李泰，都阴谋结党夺位。一弟指汉王李元昌，参与太子谋反。）个个干出这样的事情，活着真难受啊。”言毕，从坐椅上自投于地，拔出佩刀想自杀。长孙无忌等惊惧至极，争上前去扶拥抱持，并夺过佩刀递给太宗的儿子晋王李治。解劝半晌，三大臣问太宗想要立谁为储君。“我想立晋王。”太宗答道。晋王李治是李世民第九个儿子，依照次序还真轮不到他。长孙无忌心中大喜，因为李治是他亲外甥，马上就表态：“敬听陛下诏命！如有异议者，请允许为臣我为陛下斩之！”太宗对李治说：“你舅舅已经同意你当太子了，应该拜谢啊。”晋王李治连忙跪倒在地，连连拜谢元舅的提举。李世民还有些不放心，就问：“既然几位和朕意见相同，不知外间物论何如？”长孙无忌跪地应对说：“晋王仁孝，天下归心。陛下如果不信，可以召问百官，肯定众口一辞推举，否则，为臣我负陛下万死！”（此话实出让亲外甥继位的私心。李治日后宠幸太宗用过的才人武氏，连唐家江山差点丢掉，不孝；杀掉长孙无忌等大臣，不仁；）由此，太宗建储之议遂定。日后，太宗也还想另立他所喜爱的吴王李恪为太子，长孙无忌力争，鉴于他是当朝贵臣，又忠贞正真，太宗也不得不从，并亲口表示：“（长孙无忌）虽统兵攻战非其所长，但他善避嫌疑，应对敏捷，自古无比。”
贞观二十三年（公元649年），李世民病重，弥留之际，他单独召见长孙无忌和中书令褚遂良两人受遗诏辅政，并对褚遂良说：“无忌尽忠于我。我有天下，多是此人之力。你辅政后，不要让谗毁之徒陷害无忌，否则，你就不是我李家忠臣。”
高宗李治即位后，当年亲舅推举之景犹然在目，自然心中怀有万分感谢之情，马上进拜长孙无忌为太尉，兼扬州都督，仍知尚书及二省事。长孙无忌也竭尽忠忱，数进良谏，高宗无不优纳。
高宗作太子时，入侍太宗，看见时为太宗才人的武媚娘，心旌摇荡。虽然也好色，李治毕竟和杨广不一样，老爹还没咽气就扑过去搂着父皇的爱妃求欢。太宗崩后，按规矩武才人应落发为尼。高宗以上香为名，于寺庙见到武才人，两人泣下如雨（不知是睹佳人思亡父，还是大喜成悲）。当时高宗的王皇后没有孩子，萧淑妃有宠。王皇后听说此消息马上令武才人留起头发，劝高宗纳武才人为后宫，目的想夺萧妃专宠。没料到的是，武氏巧慧异常，不久就大受高宗宠幸，获封为昭仪，王后、萧妃一齐被冷落，此时二人连手再想扳倒武昭仪，却是永不能够的事情。虽然王皇后失宠，毕竟结发之妻，高宗并没有废后之意。不久武昭仪生下一个女儿，王皇后见了心中真的十分怜爱，抱在怀中逗弄，然后离开。武昭仪暗中潜入，活活掐死自己的亲生女儿，然后等高宗看视时大哭大闹，陷害说王皇后弄死了小公主（武后之毒，历代罕有）。高宗勃然大怒，立马起了废掉王后的心。由于皇后母仪天下，高宗自己还真做不了主，便首先从巴结自己的亲舅入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