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二十三年丁酉十月，胶州事闻，有为拊掌喜曰：“外祸亟，吾策行矣。”遍觞亲友，得多金，挟以渡海；沪渎遇文廷式，方罢官侨居，授以书，甚秘。抵京不十日，即草书数千言，求总署代奏。其疏发明兼弱、攻昧、取乱、侮亡四说，末斥帝与诸臣求为长安布衣而不可得。总署得书，大惊，指其疵，令删汰以进。有为执不可，疏卒未上。然有为得廷式书，交通内廷，左右已先为之地。既而给事中高燮曾上书密保，上大喜，欲召对，为恭亲王奕谏止。乃命总署随时接见有为，咨问大计，并索其书观之，大惊叹不置。于是《日本变政考》、《彼得变政记》诸书，以次上达；而请定国是之疏，总署亦为之代达矣。有为颀身修髯，目光炯炯射人，始学经生，继治名法，末乃变为纵横。见人长揖大笑，叩姓名毕，次询何郡邑、物产几何、里中长老豪杰，必再三研诘，取西洋铅笔，一一录其名，储夹袋中。是时天子方开特科，四方高视阔步之士，云集辇下，争睲交康先生。有为亦倾身结纳，终日怀刺，汲汲奔走若狂。
戊戌三月，开保国会于粤东馆，京僚集者四百余人。有为登台演说，谓异时有不忍言之事，我辈士大夫，即欲学钱蒙叟作贰臣，西人设官，各有专门，非专学不能承乏；学熊鱼山作僧，西教专毁佛寺，僧且无依；无已，其蹈海而死，中国既无海军，即无海境，此亦非我干净土矣。众皆拊掌称善。御使李盛铎，初与有为倡议开会，既入康党，又依附荣禄，闻潘庆澜欲参倡会诸人，乃捡册自削其名，先举发之，疏留中勿问。
四月广东学政张百熙，应诏举有为使才，侍读学士徐致靖，论荐尤力。上问翁同騄，同騄雅慕文才，好延揽，凡江浙名流，悉罗致出其门下。当东方兵衅未开，有为上书当道，言日本蓄谋叵测，高丽、琉球，将尽为所啖，后卒次第如其所言，同騄甚奇之。及乙未再来上书，引往事遍告同僚，有援用之志，重于发言。至是适承上询，遂赞上召有为入对。
有为见上，极陈英、德、俄、法之强，教堂遍地，无刻不可起衅，矿产遍地，无处不可要求，骨肉有限，?5削无已，亟宜改用西法，以日本明治之政为政，以俄皇彼得之心为心。上曰：“巨室世臣，多因循守旧，罚不及众，奈何？”对曰：“旧臣何患之有，阳以禄位尊宠之，阴夺其权，则谤议无从作矣。世宗设军机，而内阁如故；文宗设总署，而会同四译馆如故，前事可师也。”上嗟叹再三，即日诏入总署充章京。
有为既蒙召对，自以不时遭际，功名可旦夕成；旨下仅得章京，意颇怏怏。一日诡言出京。潜徙内城，匿僧舍，结珍妃母弟志钅奇，使觇宫中动静；又广交言官王鹏运、杨深秀、宋伯鲁等，日夜聚谋，由是内外党援渐坚。以私意牵合新书，缀成《俄皇彼得传》、《英国变政记》、《普国作内政寄军令考》、《列国统计比较表》、《列国官制宪法比较表》、《法兰西革命记》、《波兰灭亡记》等篇，先后进呈，尽售其保种合群诸谬说，上读其书善之。又左右誉言日进，遂一意倾向新法，恨得有为晚。时翁同騄已罢，廖寿恒新参枢务，上眷有为甚，时有宣问，密授寿恒达之，有为诸陈奏，亦缘寿恒得进。同时四大军机，不尽与闻政谋，而内批稍稍出矣。
五月改上海《时务报》为官报，孙家鼐荐有为主报务，上阳许之，有为藉口进书，实逗留不去。一切变法章奏，皆其主使，力诋各部寺院诸臣老悖不谙外务，请天子御门誓众，仿日本参谋本部，萃天下精兵猛将，拔置亲卫，自将之。又倡议立十二制度分局，都人惊相走告谣传有为力伸民权，将开上下议院，尽革九卿六部诸衙门。既而改律例裁冗官，兵制、学堂、农、工、商、矿各政，日有设施。召谭嗣同、林旭、杨锐、刘光第，以四品卿入参新政，内廷别辟一室，值宿其中，谕旨皆其撰拟。言事者，虽布衣得露章直达，四卿裁决后，取中旨，径付所司，枢府不得与闻。礼部以阻格司曹上书，两尚书、四侍郎，同日褫职。江督刘坤一、粤督谭锺麟皆受诘责。或有献谋裁撤内监者，阉党大惧，则构蜚语谋陷于太后之前，而两宫浸成嫌隙矣。
七月，李岳瑞请易服色，张元济和之，有为实主其谋。上犹豫未决，有为奏曰：“自古言变法者，皆云小民难与虑始，乐于观成。今一二老成人，尚张利口，牵掣执政之权，筑室道谋，安能成事。古异姓受命者，必变服色，将与天下更始，而不一新其耳目，数千年沈痼惯习，其何术瘳之。”上可其奏，潜遣中使购西服五百余袭，杂优人衣冠以进，将改元开化，择吉谒庙，祭告天地。以太后故，趑趄不敢遽发。既又议开懋勤殿，招致东南名士，兼聘客卿，大更制度。
或泄其谋于太后，太后恚曰：“小子以天下为玩弄，老妇无死所矣。”上由藩邸入承大统，谨事太后，不敢示异同；独用有为变法，排众议，毅然行之，不少绌。然左右大臣，皆由太后拔用，内廷奔走宦竖，服侍西宫有年，多为太后耳目。上虽骤欲自强，势孤，恒惴惴如防大敌。至是闻太后恚怒，有违言，内不自安。欲用一人调停，恭王新厌世，奕世铎皆疏远不甚倚重，外廷诸大臣，失职怨望，尤不惬上心。察四卿中，独杨锐沈毅，可属大事。二十九日昧爽，召锐入宫，告以故，泣涕商保全，锐辞曰：“此陛下家事，当谋之宗室贵近，小臣惧操刀而自割也。”上曰：“尔胡然。”出手诏一道，命就有为商之。锐退语嗣同，嗣同捧诏大哭，奔告有为，有为曰：“太后当国四十年，是更变多而猜忌甚，未可口舌争也。”嗣同曰：“是不难，当为主上了之。”引有为入卧室，取盘灰作书，密谋招袁世凯入党，用所部新建军，围颐和园，以兵劫太后，遂锢之。有为执嗣同手，瞪视良久曰：“母后固若是其可劫耶？”嗣同曰：“此兵谏也，事成请自拘于司败，古人有行之者矣。”次日，以告梁启超、林旭。启超称善，旭言世凯巧诈多智谋，恐事成难制，请召董福祥，嗣同不可。
《戊戌履霜录》卷2
康有为之才识
康有为者，康国器方伯之孙辈，康雄飞观察之侄也。改名祖彝，应试乙未，得进士。复改用原名，以长素为号。自命长于素王，其诞妄可知。其实晋人中固有长素之号，未敢为诞说也。未捷前，伏阙上万言书，大谈时政，又著《伪经考》，以惊鄙儒。一时王公大人，群震其名，以为宣尼复生，遂呼为康圣人。甲午会试，各省举子毕集，有为创保国会，士子争辏其门，多有执贽称弟子者。吾友徐积余亦往请谒，归向余说康先生问皖人之有闻者，彼举吾以对。因劝我同往访之。余敬谢不敏，积余怏怏而去。次年礼闱，有为一卷为吾友余寿平所荐，而徐荫轩相国取中。朝殿后引见，以部属用。有为既捷，声名愈大，而趾高气扬亦愈甚。是年秋间，余遇有为于陈次亮座上，闻两人相对妄谈，疾掩耳而去。而有为虚声所播，圣主亦颇闻之，将为不次之擢。常熟窃窥上意，因具摺力保，谓“康有为之才，实胜臣十倍”。既又虑其人他日或有越轨，乃又加“人之心术，能否初终异辙，臣亦未敢深知”等语。以为此等言词可以不至受过矣。孰意大谬不然，斯亦巧妙太过之一误也。乙未之秋，余访陈次亮于西珠市口，坐未定，忽有冠服者，昂然而入，主人略一欠身，客便就坐，问其姓字，则新科部曹康有为也。次亮手摩其首曰：“头痛。”康叹曰：“时事不可为矣，先生何必自苦乃尔。”陈亦咨嗟不已。因言两江曾帅又出缺，今任何人为宜乎？因泛论当时人物，既而曰：“刘岘庄似可，且曾督两江，固当不至蹉跌。”康抚掌称善。陈言便可快计，无用游移，两人问答如此。直忘其一为员外而章京，一为新进之主事，乃妄人耳。余亟掩耳而去。已而两江一席果属刘公，亦可谓善于揣摩者矣。
《蜷庐随笔》
第五册康有为(1858—1927)（4）
康氏生平琐闻
光绪十一年乙酉，先师（康有为）年二十八。是年从事算学，以几何理著《人类公理》，并手定大同之制。时张编修招先师复游京师，二月初将启行，二十三日头痛大作，几死。既而目痛，不能识文字，医者束手，惟裹头行吟于室，数月不出。先师检视书稿，从容待死。已而言曰：“吾既闻道，既定大同，可以死矣。”后得西医书读之，创试西药，如方为之，渐收效。日走村后，大树下，至七月乃瘳。
先师以中国患人满，遍考大地可以殖吾民者，惟巴西经纬度与中国近，地域数千里，亚马孙河贯之，肥饶衍沃，人民仅八百万，若吾迁民往，可以为新中国。于乙未年曾倡议之。当乙未返粤时，遇葡人及曾游巴西者，知巴西曾来约通商招工。巴使至香港，适东事起，驻港候数月，而东事益剧，知事不谐，乃归国。
时翁同騄频被劾，不安于位。先师虑翁去变法无人主持，欲成数事乃行。于十八日草摺请定国是而明赏罚，交御史杨深秀上之。略谓门户水火，新旧相攻，当此外患交迫，日言变法而众论不一，此皆由国是未定之故。昔赵武灵之胡服，秦孝公之变法，俄彼得及日本维新之变法，皆大明赏罚而后能行新政。又草一摺交徐子静学士致靖上之。二十三日奉明定国是之谕举国欢欣。又草请派近支王公游历摺，请开局译书摺，皆由杨深秀上之，奉旨允行。又为宋侍御伯鲁草请催举经济特科摺。又盛宣怀借款八百万，岁息约三十余万，无人敢言其非，乃请提其息为译书设学之费，皆奉旨俞允。是时，先师已定二十四日出京。二十五日诣颐和园，宿户部公所，即见懿旨，逐翁同騄令。荣禄出督直隶，盖训政之变已伏于是矣。先师二十八早入朝房，与荣禄遇，与谈变法事。荣禄入对时，即面劾先师辩言乱政。荣禄下，先师入对，皇上问先师年岁出身毕，先师即言四夷交侵，分割渐至，覆亡无日。皇上言皆守旧者所致耳。先师奏言：“皇上之圣明洞悉病源，既知病源，则药即在是。既知守旧之致祸败，则非尽变旧法与之维新不能自强。”皇上言今日诚非变法不可。先师言近岁非不言变法，然少变而不全变，举其一而不改其二，连累致败，终必无功。皇上然之。先师又奏言，所谓变法者，须将制度法律先为改定，乃谓之变法。今言变法者，是变事耳，非变法也。又请先开制度局，皇上以为然。先师又奏：“臣于变法之事尝参考各国变法之故，曲折之宜，择其可施行于中国者，斟酌而捐益之，章程条理皆已备具，若皇上决意变法可备采择。”皇上曰：“汝条理甚详。”先师乃曰：“皇上之圣，既见及此，何为不厉行之？”皇上以目睨帘外，既而叹曰：“奈掣肘何？”先师知皇上有所碍，又奏曰：“就皇上现在之权，行可变之事，虽不能尽变而扼要以图，亦足以救中国矣。惟方今大臣皆老耄守旧，不通外国之故，皇上欲倚以变法犹缘木求鱼也。”皇上曰：“伊等皆不留心办事。”先师对曰：“大臣等非不留心也，奈以资格迁转，至大位时精力已衰矣。又多兼差，实无暇晷，无法参考新学，实无如何。皇上欲变法，惟有擢用小臣，广其登荐，予以召对，破格擢用。方今军机总署并已用差，但用京卿、御史两官分任内外诸差事，当无不办。其旧人且姑听之，惟彼等事事守旧，请皇上多下诏书示以意旨所在，凡变法之事皆特下诏书，则彼等无从驳议。自割台后，民志已离，欲悚动臣僚之意，团结兆民之心，非得皇上哀痛之诏无以收拾也。”皇上曰：“然。”
先师又奏今日之患在民智不开，而民智不开之故，皆由以八股试士为之。学八股者不读秦汉以后之书，更不考地球各国之事，然可以通籍，累致大官。今群臣济济，然无以任事变者，皆缘以八股考试致大位之故。皇上曰：“然西人皆为有用之学，而吾中国皆为无用之学，故致此。”先师对曰：“皇上既知八股之害，废之可乎？”皇上曰：“可。”先师对曰：“皇上既以为可废，请皇上即下明诏，勿交部议，若交部议，部臣必驳矣。”皇上曰：“然。”皇上曰：“方今患贫，筹款如何？”先师略言，中国矿产遍地，生财有道，但当设法开源，不患财用不足。先师又详奏译书、派游学、派游历各事，每终一事稍息，以待皇上命。皇上犹不命起，重及用人行政未及推广社会，以瀹民智，而激民气，并招抚会匪。因间遂奏谢保国会被劾，皇上为保护之恩。皇上点首称是。久之，皇上点首云：“汝下去稍歇。”又云：“汝尚有言，可具摺条陈来。”先师乃起出，皇上目送之。苏拉迎问，盖对逾十刻，为从来所未有也。
当万寿后，先师进《波兰分灭记》，详言波兰被俄奥分灭之惨，士民受俄人荼毒之酷，国王被俄人控制之苦，守旧党遏抑之深。后国王愤悔变法，俄使列兵禁制不许变法，卒以割亡云云。德宗览毕为唏嘘不置。又赏给先师编书银二千两。七月初四日，总理衙门传言谓当有旨到，命勿出门。既而章京李瑞岳来口传谕旨，即令仆人将赏银捧出。先师仓卒拜受，例应诣宫门谢恩。惟以未降明旨恐有曲折，致为太后所忌，故不敢行。但具摺谢恩而已。又于摺末极陈时变之急，新政变而不变，行而不行之无益。制度局不开零星散杂之无裨。末复举波兰事，反覆言之。摺凡数千言，德宗大感动，非复曩时之迂回矣。
德宗知事中变，欲保全先师，故促先师（康有为）出京也。是夜未见旨，宋侍御伯鲁邀先师饮于其家。酒半酣，李尚书端盞、徐待郎致靖唱昆曲，主宾极洽，而声带变徽曲终哀动，谈事变之急，相与唏嘘感叹。自是夕后，先师遂长为出亡之人，与诸同志永不复见矣。酒罢归，即奉德宗手谕曰：“朕惟时局艰难，非变法不能救中国，非去守旧衰谬之大臣而用通达之士，不能变法。而皇太后不以为然。朕屡次几谏，太后更怒，今朕位几不保，汝康有为、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等可妥速密筹设法相救。朕十分焦灼，不胜冀望之至。”谕由杨锐带出，时七月二十八日也。越四日，又传密谕曰：“朕今命汝督办官报，实有不得已之苦衷，非楮墨所能罄也。汝可迅速出外，不可延迟，汝一片忠爱热肠，朕所深悉，其爱惜身体，善自调摄，将来更效驰驱，共建大业，朕有厚望焉。”谕草于八月初一，初三早由林旭传出，先师跪读痛哭，即草密摺谢恩，并誓死救皇上。令林旭持还缴命，并奏报于初四日出都，并开用官报关防。先师乃召梁先生启超及弟广仁来筹画救皇上之策。徐菊人世昌时在袁世凯幕府，亦来，先师相与痛哭，世昌亦哭，举座痛哭不成声。先师乃属谭嗣同游说袁世凯勤王，率死士数百扶皇上登午门杀荣禄，除旧党。袁曰：“杀荣禄如一狗耳。然吾营官皆旧人，枪弹火药皆在荣处，且小站去京二百余里，虑不达事泄。若天津阅兵时，上驰入吾营，则可以上命诛贼臣也。”自谭嗣同入城后，梁先生启超至金顶庙容纯甫处，刺探消息。先师发留别书检行李。及夜，杨锐、宋伯鲁、李瑞岳、王照来慰。天将署，乃睡。翌日上午九时，访李提摩太与谋，适英公使赴北戴河，不得要领。先师又见伊藤博文，请其游说太后。至夕出城入南海馆，居室墙忽倾，心窃恶之。黄绍箕饯先师，言变将作，荣禄将不利于君。劝先师易装迂道山东，勿经天津。林旭来言英俄已开仗。是夕太后还宫，以为外患方殷，内忧当渐息，心少安。旋弟广仁来劝先师微服行。先师以死生有命答之，乃命广仁留京。广仁送先师出门，遂从此永诀矣。先师独携仆李唐于天未明出京，车中思黄绍箕言欲改从山东行，已而决过天津。薄暮抵津沽，即登招商局海晏船。先师以该船须俟初六日下午四时启轮，恶久滞船中，思另搭别船再运行李入栈。至初六早改搭太古公司重庆船。十一钟启轮，先师以既离天津亦无戒心矣。过烟台购梨及石子，初九日抵上海。下午二时船将入吴淞，登船而瞻眺时，有浙江贡生姚祖义以其所上书来示，先师因与议论，船中人无不争识康某。忽有英人来问曰：“君为康某乎？”先师姑应之。英人即邀先师至一小室，出照片相视曰：“此为君之相乎？”先师曰：“然。”英人问曰：“君在北京曾杀人否？”先师曰：“吾安得杀人，何问之奇也？”英人乃手出上海道蔡钧一函附抄伪上谕一道云：“康有为进红丸弑上，即密拿就地正法。”（案戊戌八月初六日，北京有电旨到上海言皇上已崩，系康有为进红丸所弑，急速逮捕就地正法云云。此电旨上海道持以告各国领事请其协拿，英领事抄传之。）先师览毕，眩然大哭。英人曰：“汝有进丸弑上事否？”先师即抄密谕示之，并哭言其故。英人曰：“我英人濮兰德也。故知君是忠臣必无弑上事，特以兵舰救君，可速随我下轮，勿迟，恐上海道即来搜船。”先师乃随之下小轮，时骤闻上弑之讯，痛不欲生，预为蹈海计，口占一绝句云：“忽洒龙医太阴，紫微移座帝星沈。孤臣辜负传衣带，碧海青天夜夜心。”
《南海康先生传》
第五册康有为(1858—1927)（5）
南海失宠妾
南海宠姬何女土縋理、殇于沪寓邸第。其门下客某制联恭挽云：“天若有情亦老，人难再得为佳。”南海亟奖藉之，时方岁晚，馈遗有加。
《眉庐丛话》
康有为南洋作为
有为亡命南洋岛中，游说侨民集资立保皇党。八国联军事起，征李相入京议和，行至沪得有为书，劝清君侧，逐母后。时上海居民十方杂处，恃租界为护符，扬言无忌，为举国讠皮辞之所自起。李相偶闻人言及此，辄笑曰：“何今之少年中毒若是之易也。”盖至是已微知乱萌矣。有为旋命唐才常密结会匪游勇，谋据武昌。已而，才常及其同党骈诛于市。虽无成功，然定计在辛亥革命十年以前，不可谓不识时务者也。既败，以余资设《时务报》馆，欲以言论之力转移人心，于思乱之一途，积久似有微效。有为死，《清史》本其素志置诸列传之末，而论事实则不然也。
《异辞录》卷3
康南海之图章
康先生有为南海县人也，原名祖贻。应礼闱试时，公车六千余人诣阙上书，康居首。通籍后以德宗内制于母后，外制于权奸，即锐意行新政清君侧，虽以主事进身，颇邀上眷。梁启超系康之门生，同为维新派而意向迥别。忌者乃构蜚语，谓康进红丸蛊闭圣聪，党祸狱兴，遂出亡。当时友人赠以联云：“岂有鸩人羊叔子，恨无草檄骆宾王。”民国成立始返国，二年春，国会议立约法，康屡请以孔教为国教，无效，遂专程赴徐州晤张勋，请协助。勋素重康之为人，即去电请愿，始得于“信教自由”条下添“以孔教为国教”句。现虽此议取消，不能不佩其力崇圣学也。复辟期前进京下火车时，手执大蒲扇，遮遮掩掩而行，论者多疑之。未几康为弼德院长，观此，康虽志在维新，似不与革命同系也。先生文笔夭矫不群，书法亦潇洒出尘。来徐州时，予适在第七路统部司笔札，曾请其书楹联一副，上印大章一方，刊句云：“维新百日，出亡十三年，游三十二国，行四十万里路。”如此印章得未曾有，可谓清季有数人才矣。
《蛰存斋笔记》
康有为学问及其著述
光绪季年文体日趋?!诡，掇拾子史中之奇字僻语，以为博奥。诗宗宋体，实则沿明季公安竟陵余习，皆所谓亡国之音也。其时公羊学盛行，南海康有为因创《为孔子改制说》，肇革命之萌芽。康号长素，盖谓学问长于素王也。甲午会试题为《达巷党人》，曰：“大哉，孔子。”康文结语曰：“夫孔子大矣，孰知万世之后复有大于孔子者哉？”房考阅之，咋舌弃去。旋于乙未成进士，出李芍农侍郎之门。李恶其学说诡异，殿试得康卷，抑置三甲，遂失翰林。康大恨，竟削门生之籍。其人学术、心术虽不纯正，然戊戌后以保皇党为揭橥，鼎革后仍奔走复辟。无论其是非真伪，而抱定宗旨始终不变，视翻云覆雨，惟利是趋者品格终高一筹。
《竹素园丛谈》
其二
康南海著书立说好为创论，而实皆有所因。惟所撰《大同书》，究天人，融儒释，发前人所未发。坐言起行，庶几不负立言之意。自谓当光绪甲申，感国难，哀民生，著《大同书》以为待之百年。不意卅五载而国际联盟成，身亲见大同之行也。余尝创世界经济大联盟论，略谓礼运大同，本合世界经济。先统制经济，推行尽利，使人人皆安居乐业，以共享太平。大同而以礼运出之，衣裳之会，天下一匡，与南海立言之意亦正同也。惜已不及互研讨耳。南海病卒青岛，先草遗疏，叙一生艰险，誓死不二，悲愤动人。自知将不起，感怀今昔，哭笑无端。盖伤心甚矣。疏上拟谥文忠，左右久恶其直言，遂阻不行。同人又议私谥忠文，其门下梁任公等尝与余商，请于崇陵近处，择地公葬，亦皆未就。及身后继起无人，人琴尽散。仅晚纳西湖船家女，独矢守不去，亦可哀已。
南海体格异人，冬日常浴于海，竟不知寒，其人似有魔力，见者辄为所动。游墨西哥时，其总统赠以地数百方里，约为国宾。印度某酋，指巨矿为赆。南海每言及辄自笑其富当可敌国也。
《瓜圃述异》卷上
清末民初之康有为
时康遍游欧西，习闻社会主义之说，乃取其义著《大同书》一种，康又知国人迷信甚深，乃假谶纬之说，以愚徒众，谓己生平有十不死。及孙中山倡导革命，海外华侨弃康而就孙，康势为之日削。双方在海外互争领土，互组党报，政争笔战迄无宁日。无何，民国告成，孙被选为临时总统，康益无以自处矣。是后持复辟之说游说四方，曾与张勋合作，号为文武两圣。勋败，又走依吴佩孚，以吴知大义，不敢言复辟矣。康尝至长安，见某寺有宋本佛藏，绐寺僧以翻印，载之而去；将及潼关，事闻于陕西学界，大愤，遣人追之，得其书而去。好事者夜题其门曰：“国家将亡必有老而不死是为。”
康在“万木草堂”讲学时，倡“素王”改制之说，自字长素，意谓长于“素王”也；字其弟子韩某曰“超回”，字梁启超曰“迈赐”，意谓贤于颜回、子贡也。及其入京时，创“强学会”遍访清才硕望之士，凡稍与周旋者皆列名“强学会”中。前清末叶，外而强邻耽视，内而政治失修，举国惶惶，切望挺生异人以挽垂危之国脉，诚饥者易为食，渴者易为饮之时。惜康得其时而不能善用也。鼎革以还，传食于军阀之间。后筑室于西湖之滨，颜曰“天游别墅”。某日出游，遇榜人女，悦而纳之，时已七十矣。自是不问理乱，?)傺以终。
《近代佚闻》
第五册康有为(1858—1927)（6）
康氏联话
联语康梁皆优为，南海在杭州西湖丁家山营别墅，自题康庄，作联云：“割据湖山少许，操草木鸟兽之权，是亦为政。”“游戏世界无量，极水石烟霞之胜，聊乐我员。”
又一联云：“沧桑多变，陵谷多易，宗教多劫，国土多沦，亭阁看鸡虫得失，无一物当情，历尽成住坏空，觉来栩栩。”“天地不大，毫末不细，大椿不寿，朝菌不短，微尘世界何爱憎。叹我生自度，仍行慈悲喜舍，想入非非。”
杂糅儒佛庄老之语以成联，不为精当，其诗亦如此，正南海之学也。
南海、任公思想政见既异其趋向，颇闻任公备受严斥，而尊礼师门如故，其撰南海七十寿联云：“述先圣之贵意，整百家之不齐，入此岁来，已七十矣。”“奉觞豆于国叟，致欢欣于春酒，亲受业者，盖三千焉。”及南海卒，任公作联挽之云：“祝宗祈死，老眼久枯，翻幸生也有涯，卒免睹斯民陆沉鱼烂之惨。”“西狩获麟，微言遽绝，正恐天之将丧，不独动吾党山颓之悲。”
《鱼千里斋随笔》卷上
康有为之诗
南海先生不以诗名，然其诗固有非寻常作家所能及者，盖发于真性情，故诗外常有人也。先生最嗜杜诗，能诵全杜集，一字不遗，故其诗虽非刻意有所学，然一见殆与杜集乱楮叶。余能记诵百余首，所最爱者，己丑出都七律四首之一云：“沧海飞波百怪横，唐衢痛哭万人惊。高峰突出楮山妒，上帝无言百鬼狞。漫有汉廷追贾谊，岂教江夏贬祢衡。陆沈忽望中原叹，他日应思鲁二生。”又绝句十首之二云：“此去南山与北山，猿鹤哀号松柏顽。或劝蹈海未忍去，且歌《惜誓》留人间。”“南山之下豆苗肥，北山之上猿鹤飞，百亩耕桑五亩宅，先生归去未必非。”
《饮冰室诗话》
其二
南海先生游箱根一旬，得诗甚多；《戊戌国变纪事》四首，即成于彼时也。余最爱诵其五古一章云：“天地大逆旅，家国长传舍。斯人吾同室，疾苦谁怜借。万方凝秋风，闭户谁能谢。既入帝纲中，重重缨络纟圭。荆榛蔽大道，涧谷起寸鑔。解脱非不能，垢衣吾敢卸。化身曾八千，恻怛又税驾。仲尼本旅人，瞿昙乃乞者。我生亦何之，历劫更多暇。信宿席不眗，去住心无挂。灰飞沧海变，时放光明夜。”
《饮冰室诗话》
复辟中之康有为
康有为天才卓越，学贯中西，固一代异人也。戊戌政变后，流亡海外，足迹遍地球各国，真可谓目营八极，胸罗万有。然独于君权思想毕生不变，诚不可解。民六张勋阴谋复辟，事前亦曾得康指示。是年二月，康六旬寿诞，张派员至沪祝寿，并请示复辟机宜，康即力促其成。后张在徐召开督军团会议，康亦有密使居徐，作幕后活动。迨张入京，将有所行动时，康于六月廿八日乘津浦路三等车入京，身衣蓝布粗服，手持大蒲扇，人皆以为乡间老农，赴京探亲，不知彼乃胸怀谲变，将挟风云以俱来之康有为也。康下车，即乘洋车至法源寺，卸下行李后，复乘洋车径至南池子张勋私宅，策画一切。至七月一日，遂有复辟之变。故溥仪第一道上谕，发表各部大臣，即任康为弼德院副院长，赏头品顶戴。及张勋失败，康仍以老农装束，乘三等车出京。当时都中搜捕复辟从犯，康独安然赴沪，无人察出，斯亦异已。
康生平得意门生，一为梁启超，一为谭嗣同。戊戌之役，梁跳免，谭遇难，康挽谭联云：“逄比孤忠，岳于惨戮，昔人尚尔，于汝何尤，朝局总难言，当随孝孺先生，奋舌问成王安在；汉唐党锢，魏晋清流，自古维昭，而今犹烈，海疆正多事，应共子胥相国，悬眸看越寇飞来。”予（作者俞血轮）幼时，即闻先辈诵此联，叹为绝作。
《绮情楼杂记》
康有为暮年
复辟之役，康有为简弼德院长，当时创举用人不拘资格，于有为旧职未之计及也。有为奉诏谢恩，以一品服色往，见者知其未脱草野之气，莫不匿笑。当道不得已，赐以头品秩。有为奔走经年他无所得，仅顶带荣身而已。时敌军露布曰：“将帅则乌云瘴气，几榻烟霞，谋臣则巧语花言，一群鹦鹉。”出于梁启超手，不为有为稍留余地，无论知与不知，皆哂焉。有为仕清终未改节，暮年耽于古刻，游陕西至某大庙，买得宋刊经典以归。运经汴洛道中，为土人所觉，诋为攘夺而追取之，其中什一已携至沪。有为故后，有好事者影印陕中宋藏，其所缺者犹假诸有为之家，始成完璧云。
《异辞录》卷4
第五册梁启超(1876—1929)（1）
梁启超，字卓如，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举人出身，从学于康有为，并成为康氏高足。甲午战争后参与康氏之公车上书，著有《变法通义》，成为戊戌变法核心人物，并称康梁。变法失败后流亡日本，创刊《新民丛报》介绍西方政治学说。辛亥革命后，曾任北洋政府司法总长。1815年袁世凯谋划称帝，策动蔡锷组织护国军反袁。晚年主要从事学术文化活动，大倡“史学革命”“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影响颇大。其著作结集有《饮冰室合集》。
梁启超事略
启超字卓如，亦字任公，广东新会人。当有为讲学万木草堂，以启超学识言辩为最，诸弟子无能及之者。有为既以仲尼自况，而拟启超为颜渊，因以得名。李端典试粤东，睹启超为文如长江一泻千里，不以其肤浅而短之，置前茅，顾左右曰：“此人它日名位出吾上。”招与语，益奇其才，知尚未有室，以女弟妻之。端还朝，盛夸启超于公卿士大夫间，京师靡不知梁孝廉者，争欲一见也。启超与谭嗣同交密，嗣同荐于湘抚陈宝箴，得主讲长沙时务学堂，虽诋毁排满，而鼓吹变法。耆年如王运、王先谦辈，闻而哗然，谓启超莠言乱政，宝箴不为动。盖宝箴素同情康、梁，其子三立尝以强国必变法为辞。学政徐仁铸亦维新之士，既获启超，往往讨论国事至深夜始散，密缄其父致靖，以启超才胜大任，乞荐诸朝。致靖时为礼部侍郎，一日德宗召见，问新政人材，致靖以启超对，得旨赏六品衔，任印书局编译事。将大用，而政变祸作，启超为《时务》官报事已先赴沪，未及于难，亟渡日本，成《戊戌政变记》娓娓数万言，斥那拉后之非，而太息德宗不行获其志。自是久居扶桑，编著《清议报》、《新民丛报》，众以其文字畅达，几人人手置一篇。
宣统末造，郑孝胥、张謇、汤寿潜等设预备立宪公会，与启超互通声气。启超刊《国风报》，指摘亲贵弄权干政，复抗同盟会。时章炳麟方撰《民报》，持论有异同，卒为丑诋。启超不为下，报以恶声，而启超好辩，夫人而知之矣。项城自洹上入都，志欲取而代，既遣唐绍仪、杨士琦南下议和，复召启超归。启超久蛰思动，悉项城优于谋略，遂匆匆就道。自朝鲜经沈阳，东三省盐运使熊希龄迎于郊外，相见语不及私。启超曰：“政治不修，基于贵胄盲从妄作，无预汉族之人。我辈宿主保皇，德宗虽不在人间，幼帝无知，监国昏暗，后死者之责益重。今持民主共和之趋者众，殊不适国情，即论共和，亦当虚君为治。”希龄韪其言，而已为项城所闻，请诏授超司法部副大臣，促速履任。启超濡滞不行，项城复遣亲信要之，遂去。既相见，绝口不谈往事，仅以倒清抑存清为问，项城佯笑曰：“予安敢叛，倘政策不容于当世，旦夕且退。”启超默然。
迨民主之制昭告天下，项城膺元首之选，使入赞密勿。启超辞曰：“非其时不仕，非其官不为。”项城知旨曰：“吾当成子之志，储材以俟他日，子且耐守之。”启超乃著《庸言》月刊，谓性好弄翰，志在立言；复纠合同类创共和党，为文论币制甚详。项城即起为币制局总裁，启超辞勿胜，有以“不才之才，为无用之用”语。岁癸丑，希龄拜组阁之命，请于项城，以百端待举，宜得高尚之才相助为理，荐启超掌司法部，时称第一流内阁。旋退，授参政。筹安会兴，杨度布《君宪救国论》，谓止乱莫如帝制。启超愤然正色曰：“此何时，此何事，项城又何人？而可如是其轻且易耶？”作《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累万余言，讽刺项城，且诋度，一时舆论归之。有告之者曰：“子置身虎穴而履虎尾，可乎？”启超悟，间道走桂林，说陆荣廷举兵，卒成西南护国之图，启超被推为都参谋，而项城死矣。黄陂入继大位，复集国会，以段祺瑞主内阁。对德宣战问题，府、院争论久不决，启超既成《欧战蠡测》一书，力持加入协约国有利，祺瑞谓然，而国会解纽矣。不一月而复辟乱作，黄陂被逼而去，祺瑞张讨逆之师，征启超为左参赞，预戎机。事平，授财政总长，不安于位退。
自是不复出，讲学北之清华，南之东南诸大学间，为报章杂志撰文，谓将以教授与记者终其身，不复从政，其言凄惋。久之积劳撄疾，医断为腰伤，剖腹取左腰而出。越二载，疾革，医以镜视，惊曰：“现存之一腰固损坏者，然则已割之一腰得毋误乎？”亟察影片，始悟损者存，好者去，而启超遂死庸医之手，人皆惋惜不置。倘尽其天年，他姑勿论，著述当益富矣。
睇向斋主曰：有为、启超以师生齐名，论者以有为品德不修，不无可议，论政则弥有坚忍不拔之志，笑骂由人，垂老无贰心，乃其长处；启超则善变，莫测其意旨所在，言行恒为人所疑。是说也，予并存之。
《睇向斋逞臆谈》
还君明珠双泪垂
梁启超乙未（光绪二十一年）会试，副考官李文田极赏其卷，已议取中矣，卒为正考官徐桐所厄，以致摈弃。李氏于落卷批“还君明珠双泪垂”之句，以志慨惜，传为文字因缘佳话。胡思敬《国闻备乘》纪其事云：“科场会试，四总裁按中额多寡，平均其数，各定取舍，畸零则定为公额，数百年相沿，遂成故事。乙未会试，徐桐为正总裁，启秀李文田、唐景崇副之。文田讲西北舆地学，刺取自注《西游记》中语发策，举场莫知所自出，惟梁启超条对甚详。文田得启超卷，批不知谁何，欲拔之而额已满，乃邀景崇共诣桐，求以公额处之。桐阅经艺，谨守御纂，凡牵引古义者皆摈黜不录。启超二场书经艺发明孔注，多异说，桐恶之，遂靳公额不予。文田不敢争，景崇因自请撤去一卷，以启超补之，议已成矣。五鼓漏尽，桐致书景崇，言顷所见粤东卷，文字甚背绳尺，必非佳士，不可取，且文田袒庇同乡，不避嫌，词甚厉。景崇以书示文田，文田默然，遂取启超卷批其尾云：‘还君明珠双泪垂，恨不相逢未嫁时。’启超后创设《时务报》，乃痛诋科举。是科康有为卷亦文田所拔，廷试后不得馆选，渐萌异志。”据余所闻，李批梁卷，仅“还君明珠双泪垂”七字，未引下句也。梁领得落卷后，见李批而感知己，谒之。李闻其议论，乃大不喜，语人以此人必乱天下。梁主本师康有为（时名祖诒）之学说，宜不相投。又相传徐桐之坚持摈梁，系误以为康氏卷。梁代师被抑，而康竟掇高魁焉（中第五名）。时康名已著，其文字议论为旧派人物所恶，斥以狂妄。
《一士类稿》
菊花砚佳话
梁任公启超在湖南日，唐佛尘赠以菊花砚为缔交之始。谭复生撰铭语，江建霞手镌铭曰：“空花了无真实相，用造别偈起众妄。任公之砚佛尘赠，两君石交我作证。”戊戌之变，梁出奔海外，砚亦不知所在。壬寅冬，黄公度贻书梁曰：“吾已为君作蔺相如矣。”且加媵一铭焉，铭曰：“杀汝亡璧，况此片石；衔石补天，后死之责；还君明珠，为汝泪滴。”且以拓本示之。及至，则别一砚也。自是人间有两菊花砚矣。
《东华琐录》
梁任公读书得间
近人有以孔子之“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为愚民政策者。自梁任公改正朱注，于“民可”及“不可”各加一逗，而文意大明，深符庶政公诸舆论之义。而与现代民主主义契合无间，使反孔者无疵可摘，任公不第读书得间，且有功圣道，诚可佩也！
《健庐随笔》
第五册梁启超(1876—1929)（2）
梁启超与康有为
启超籍广东新会，少有奇慧，八岁学为文，能缀千言，十二岁入县学，补博士弟子员，其中乡举，年才十七耳。应礼部试下第归，道经沪上，从坊间购读《瀛寰志略》及各种西书译著，刻意好之，始有志于经世之学。继获交陈千秋，因千秋执贽有为之门，修弟子礼。其自记谒有为情事云：“余以少年科第，且于时流所推重之训诂词章学，颇有所知，辄沾沾自喜。先生乃以大海潮音，作狮子吼，取其所挟持数百年无用旧学，更端驳诘，悉举而摧陷廓清之。自辰入见，及戌始退，冷水浇背，当头一棒，一旦尽失其故垒，惘惘然不知所从事，且惊且喜，且怨且艾，且疑且惧，与通甫（千秋字）联床不能寐……”等语，叙述历历如绘，此见启超《三十自述》文中，当时北面有为，倾服之情，可以概见。
此后即受学于万木草堂数年，逮公车上书，随有为组强学会赞襄其事。会被禁，乃诣上海任《时务报》撰述之役。黄遵宪公度被派出使德国大臣，奏请启超偕行，会使事中辍不果。张文襄之洞屡书招致募府，辞不赴。旋以湖南巡抚陈宝箴之聘，主湖南时务学堂讲席，与黄遵宪、谭嗣同、陈三立规画新政，多所建白。有为既受清德宗之知，启超亦被召，事败，嗣同等被戮，启超遂东走日本，此其与清政局始终之大略也。
至康梁师弟于政治之见解，极相径庭。有为效忠清室，启超则以受知德宗，德宗既逝，即不宜妄冀作回天之举，而破毁民国共和政体。故于有为参预复辟时，设计挠之，有为引为深恨。曾作诗云：“鸱枭食母獍食父，刑天舞戚虎守关。逢蒙弯弓专射羿，坐看落日泪潸潸。”其称逢蒙弯弓事，正为启超发也。
有为之学，早定规模，亦以成学过早，囿于一时思见，而不能采撷新知，以进于广大精微之域。启超则终身锐进不已，惜其治学不专，所嗜之种类既多，又时时以驰政事害其学业。向令以启超之天资思力，专攻一二，其于学术，成就讵可量耶？
《鱼千里斋随笔》卷上
任公轶事
予与任公同为新会人。我乡潮连属东方，任公为茶坑乡属西方，相距颇远。任公有神童之名，年方舞勺，则游邑庠。成童领乡荐，与吾乡陈昭常，卢臣清，同科中式。时正主考为李端侍郎，副主考为王仁堪殿撰。欣赏其文，许为大器。李侍郎有女弟尚待字，乃托王殿撰执柯，欲以女弟归之。任公之父莲涧世丈，在乡授徒，固恂恂儒者。王殿撰乃约与会晤，谈及此事。莲涧丈以寒素之家，齐大非偶，辞不敢受。侍郎使语之曰：“予固知启超寒士，但此子终非池中物，飞黄腾达，直指顾间事。予第物色人才，勿以贫富介介。且予知予女弟固深明大义者，故敢为之主婚，毋却也。”其后任公就婚于京师，归里谒祖，新妇亦谨守妇道，乡党称贤。盖茶坑已僻陋，梁氏更寒俭。以久处都市，习惯奢华之妇女，多慕虚荣，每难处约。而任公夫人，乃能安之若素，诚可嘉也。夫人生长贵州，云贵为鸦片出产之区，男女老幼，殆无人不吸烟。至有携备烟具，沿途卖烟者，或布席于道旁，或伸枪于窗口，零沽现卖，视为寻常。李侍郎家则悬为厉禁，举家不染此癖，则为贵州之特别人家。夫人初至茶坑，见乡人，辄问其吸烟否？盖以为与贵州同俗也。任公与予同学于万木草堂，即广府学宫之仰高祠，日间好为谐谈。其读书作文，多在更深人静时也。暑假各自归里，假后复业。其弟仲策，出示所得诗文一巨帙，盖任公昆仲在里，时作扶鸾之戏，每与乩仙谈诗论文，日以为乐。乩仙不一，或为李白，或为杜甫，真假固不可知，然必为才鬼所托。一日有王摩诘降乩，随笔成文，中多佳句，任公试之曰：“能联句乎？”曰：“可。”任公乃与联句，亦即随时应付。任公又曰：“摩诘好佛，吾与汝谈禅如何？”则又极有禅理，娓娓不倦。观此，即或非真摩诘，亦非有天才，未易伪托矣。又有女仙，为南汉宫人李某娘，题诗一片幽怨。任公详询其身世，为之作传。又忆其乩诗二首。其一曰：“蛾眉谣诼古来悲，雁碛龙堆怨别离。三字冤沈奇士狱，千秋泪洒党人碑。”下四句已忘却。其二曰：“煮鹤焚琴事可哀，不堪回首望蓬莱。一篇鹏鸟才应尽，五字河梁气暗摧。绝域莫回苏武驾，边风愁上李陵台。”下二句又忘却矣。此事在戊戌之前，而诗词隐约道及，岂事皆前定耶？其余诗文尚多，盖镇日以此消遣。与土地公亦甚熟习。平常扶乩，必在土地公化符，请其代邀乩仙。习之既久，可以不必用符，但写一条字便可。有时乩仙久不到，催符再化之，则土地公自着忙，为之邀致。然有时土地公降乩曰：“请勿催符。”或问何故？则曰请问之冥漠，可知符录之用，莫名其妙。费长房能役鬼神，一失符书，即死于鬼手。盖择术不可不慎矣。戊戌后，予与任公同在日本，每宴会，恒作豁拳。任公曰：“我辈新会人，宜操土音。”实则新会土音甚杂，茶坑之于潮莲，其土音亦各别也。横滨商人，有演讲会，常在大同学校夜叙。予亦随众学习，然常预撰演辞，颇以为苦。任公教我，不必自撰，但取他人之演辞，或一篇论说，即作自己演出，便是极好之演辞。此是训练时期，固不以雷同剿说为嫌也。予于是得大解脱，皆任公之教也。任公居东京，然常来往于横滨，或流连于大同学校者累日，叙谈常至夜分。一夕偶动抹牌之兴，时麻雀未行，惟有天九，顾深夜何处得牌？任视案头，曰得之矣。盖予适有卡片一盒，任公即反用底面，以墨笔圈成天地人鹅，相与为戏。予已早睡，晨起视之，则名卡已成天九矣。东京早稻田大学毕业，大隈伯邀大同学校诸君观礼，并在其花园开园游会。予亦随众赴会，花园离大学不远，入园后，见有立式宴会之旗帜，随风荡漾。予固不识其何意，同行者亦梦梦也。既而见日人纷纷持杯碟刀叉，大嚼大咽。予等窃笑之，以为其饕餮若此也。时李盛铎为日本公使，与任公有旧，相与絮谈，亦不及饮食。柏原文太郎与康门甚稔，乃特设椅桌，招待梁李。而引予等至餐所，请取携自便，然此际已杯盘狼藉，所余残炙，掇拾些碎，几至枵腹而归。惟有相视而笑，自怨自艾。以任公之见闻，尚不解此，我辈寡陋更何足怪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