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的衰亡——中国四朝政治兴替启示录》（下）
【西风凋碧树：宋帝国的衰亡】
第一部 东京汴梁
日月如惊丸
城上风光莺语乱，城下烟波春拍岸。
绿杨芳草几时休，泪眼愁肠先已断。
——钱惟演（公元？—1033年）
中国最鼎盛的朝代大唐帝国于公元906年寿终正寝，代之而起的是无数个割据一方的短命王朝。因中原地区先后有五朝立国，史家遂简称此为“五代”。“五代”之世，持续了五十余年。
日月如惊丸。
也只有经历了无数苦难无数离乱无限悲哀无限凄惨的人才能真正体会时间的意义，因为造物主喜欢将流光的推移放在渐变的法则下进行，使之宛如一条静静的河流一样悄无声息，倏忽之间，沧海桑田，世界已经不再是旧日的光景了。幸运的是，忠臣义士却多出于乱世，面对艰难的世界，他们远取诸物近取诸身，仰观天文俯察地理，最终在难以觉察的晷移寒暑中发现了这条真理。尽管也有一些超凡的智者视若无睹，悲哀的愁人空怀愤懑，但苍白的面容下其实都是心潮难平。看起来乱世也多隐者，然而真正的高人却是无法逍遥世外，无论是箪食陋巷抑或是垂钓江渚，他们皆如同身登蓬莱而遥望齐州，九点烟云中，往往慨然浩叹。所以说，总有一种潜在的力量决定了乱世是不会长久的，愈是黑暗，期望光明的程度也就愈为炽烈，尽管没有多少人能真正地知道从黑暗到光明的过程需要多么大的代价。
这种感慨却不是书斋里的无病呻吟，从公元906年开始以后将近半个世纪的岁月，连后来习惯于心平气和不动声色的史官们都常常用“呜呼”两字表达他们对这段黑暗时代的激愤之情，所谓“唐室既衰，五季迭兴，凡易八姓，纷乱天下五十余年”。确实，如果欲节省笔墨而一言以蔽之的话，也没有更好的句子能概括这段不平凡的历史。中国史家自古而来的直笔信条，是严格区分正统与僭伪、王霸与偏安的界限，用到这一场合，便就是把入主中原的五代王朝奉为正朔，但这却丝毫不能掩盖四海之内如火如荼的权欲之斗。五十余年中，山河破碎，生灵涂炭，一茬茬自封的僭位的傀儡的皇帝们杀人、剖骨，铜柱炮烙，酒山肉海；芙蓉帐暖，折磨着可怜的妃嫔们柔嫩的胴体；铜雀春深，聆听着战鼓伴奏下的《玉树后庭》。所有的人文伦理和道德信仰都已在博取生存的实用法则下被践踏殆尽。文明已久的中国何曾有过如此荒唐的岁月？天下势乱久必治，是到了结束的时候了。公元960年，“真命天子”终于降生。
照理，记叙一个新王朝的历史并非一定要把前因后果剖析如缕。但我们对“五代”却不能不提，且把它作为起笔来带出全书，这个用意应该说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它的意义不久就可以随着叙述的深入而渐渐看出。一个极端荒谬的时代必定会带来一种前所未有的、伴随着矫枉过正的革新，这一浅显的道理恰恰又正是历史演进的不二法则，姑且在这里强调出这一点也就足够了。
让我们还是从小处着眼，从大处着墨。
据说，新朝的出现便就是许多大智大慧的人早就成功地预言到了的。比如，这个季世中有位疯疯癫癫的和尚就曾对人说，尔等渴望太平，若要太平，则须等定光佛出世。说这话的时候，狡黠的眼神让人一见便知其人佯狂欺世的本相来。遗憾的是听者大多是粗鄙的百姓，既不知定光佛是何方神圣，更不知去哪里祈祷真神的降临。听者既漠漠，言者更戚戚，于是无话，和尚收起褡裢，飘然而逝。这一走又是数年。
易代之际常常会有这样的故事流传，它们往往都是一些神秘的寓言，被用来揭示一种不可抗拒的未来，表明将要发生的事情都是上天的注定，不是人力所能左右的。当然这都是当时人或后来者别有用心的臆造，一言蔽之，无非是把世事变化定义为合理的演变而已。这在古代称为“谶”，太平时期尚不多见，但每当革故鼎新之举成为必要时，它们便会纷纷出笼。
大宋朝的开国君主、令人景仰的“启运立极英武睿文神德圣功至明大孝皇帝”、史称“宋太祖”的赵匡胤在后周显德七年（公元960年）正月初四这一天，那一场突如其来的事变发生的当时，自己有没有当皇帝的意思，倒是不得而知，但追述已往，这却无疑是他心里存想已久并早就预谋准备的事情。五代是有名的乱世，乱世的特征就在于人人都能取天子而代之。三十四岁的赵匡胤历仕二朝，随着知遇之恩甚重的周世宗南征北战，什么场面没见过？这一套对他来说，实在是太简单不过的了。不过，赵匡胤的愿望却很独特，他要的是兵不血刃而手拿到来。这位后来的新朝太祖皇帝在当时确有一般人不能望其项背的优势，一是因为他勇猛善战，功勋卓著，能做到国家辅弼的高位，业已拥有操纵废立的实力；二是他志存高远，苦心孤诣，有着常人所不能有的超然智慧。另外还有一条原因就是他身边有一批肯两肋插刀的部属，尤其重要的是，这些跟着他混饭吃的人都明白这样一个道理：有了赵匡胤的富贵，才有他们的功名利禄。所以，当后周显德七年（公元960年），检校太尉、殿前都点指挥使赵匡胤率军出京抵御契丹族入侵，兵次开封东北四十里的陈桥驿时，手下的不少人就要他做皇帝。
早在此前，开封城里就有一句民谣在流传，说的就是官为“策点检”的赵匡胤“将为天子”。看来一切早有准备，或者说无论发生什么事情也将都是顺理成章的。但太祖为人仁厚，当然还要点面子，他不愿意落下个乘着少主冲幼而篡夺大宝的恶名，于是很巧妙地喝了几杯酒，略有醉意之后，自去睡觉，事情会有人去处理。其实晚上计议就已结束了，第二天是正月初四，一大早便有人把黄袍披在了太祖身上。
这与九年前的一幕何其相似！那时太祖还是后汉枢密使郭威的部下，当后汉幼主登基时，郭威是顾命大臣之一，手握重兵，独揽大权，与今天太祖的地位相当。也是在率兵御寇兵次途中之际，忽然间诸军将士鼓噪而起，伏拜马前，要郭威做皇帝。郭威当然也表示自己绝不敢当，甚至退居馆驿闭门拒之。可兵士们不依，登墙越室而入，涕泗并下，请为天子。其时乱军山积，登阶匝陛，扶抱拥迫，最终有人扯裂黄旗披在了郭威身上，刹那间山呼震地，郭威感极而泣。就是当年的尧荐舜让，大概也没有如许热闹的场面。
太祖的黄袍加身没有做戏做得如此过火，这是因为太祖弟匡义和后来成为新朝第一位贤相的赵普极懂事理，知道怎样控制节奏。不过太祖话说得太妙了，当一切都结束时，太祖说：
罢，就依你们了，你等要贪富贵，如是奈何！
是“你们”而不是“我”，这是太祖“巧妙”之核心所在，所以他在说这话的时候，还由衷地叹了口气。这也是不能不叹的，因为潜台词表示还有话没有说。于是众人齐道，但凭吩咐。太祖便说出一番话来，太祖说，欲立我为天子，须听从我的命令，不然，我是万万不愿做的。千万不能小看太祖的这番言语，从某种程度上说，正是这个前提奠定了本朝立国的基础，三百年中，竟就没有发生过拥兵自重、犯上作乱的事情。当然这是后话。太祖既然黄袍加身，理所当然地班师回京，当天即整军从开封仁和门入城，一路秋毫无犯。翌日，在崇元殿行禅代礼，太祖就龙墀北面拜受，此后，由宰相扶升殿，服衮冕，即皇帝位。因新帝初所领节度使在宋州，于是号天下曰“宋”，改元“建隆”，大赦天下。
《尚书》上曾把有文德才艺之古帝王称为“艺祖”，这是对开国皇帝的一种美称。本朝人博古尚文，遂称太祖皇帝为“艺祖”，在另一方面，当然也是出于对太祖的崇敬之心。这和当时人们口语中常把天子称为“官家”的意思一样，“官家”来自于“三皇官天下，五帝家天下”的成语，同样表示了一种对皇帝的尊敬之情。确实，太祖皇帝自是与五代如走马灯般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天子们不能同日而语的，他在很多方面当得起“艺祖”这个称号。这一日禅代大典的重头戏是在殿上宣读禅代诏书，这当然是由饱受古训且文笔精湛的大手笔撰写，一个识时务者翰林承旨陶谷早就拟就了这道诏制。尽管就古有之例来看，这种无可奈何的文字并不能说明任何问题，但总的来说这道禅让表还算谦逊平和，也给旧朝留了些面子。以后周幼主柴宗训口气所说的一句“予末小子，遭家不造，人心已去，国命有归”，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活生生的现实。难怪华山隐士陈抟闻宋代周，十分欣喜地说：“天下自此定矣！”
这无疑又是一个善良的谶言，因为天下当然不是一次黄袍加身就能太平了的。但艺祖没辜负天下渴望和平者美好的期望，远交近攻，辅以仁厚爱人之德，先定周境，继平荆湖，灭后蜀，再取南汉、南唐，最后吴越入朝归顺，江南大平。除了北面的北汉、辽以外，差不多也就算得上是天下一统了。不过，这一切将近用了十三年的时间。艺祖陛下完成了这百代功业，竟也就在吴越入朝的那一年，公元976年，驾崩仙逝。御弟匡义（建隆元年太祖即位时改名为“光义”，此际又改名为“炅”）即位，继续太祖未了的事业，在接下的几年里，又收服了江南泉、漳二州十四县，再灭北汉，基本上奠定了本朝的版图。只是连征辽国失败，不得已屈己议和，采取守势。难以预料的是，先知圣人孔子“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的话却没能应验，这一守竟就是三百年！
世事虽不是完全不可预料，但天机又岂能处处泄漏。就是华山隐者陈抟，这位推出《先天图》，发明象数之学的有道高人，也未能指明三百年的后事，又何论奔走尘寰的芸芸众生？人们只是沉浸在新朝初政光宅天下的仁明化浴中怡然自得，饮酒赋诗，歌舞逍遥，享受着人文洋溢礼乐雍然的快乐和自豪。夷狄之辈又何惧许多，在文明的感召下远人来归，定将是迟早的事情。这是久乱而重新归一的时代，天德人文便不可阻挡地大放光辉。从太祖皇帝率兵回师开封，在崇元殿即位的那一刻起，这种基调就已经定下了。
人们常说，每一种事物从它诞生的那一天起就会显现出一种“气象”，这种气象是从涵养深处孕育而生自然流露的，如同春风化雨一般无处不在。或雄壮高古，或粗俗卑陋，决定着攸化神运的起承转合、成住坏空。本朝的气象如何，虽然目前还不能遽下结论，但经历过五代乱世血淋淋的残酷后，新一代天子必须以仁德去服天下，这是毫无疑问的，否则新朝的运祚就会像五代的王朝一般短寿而夭。不过，“仁”的力量并非是无往而不胜的，假如没有廓清四合、荡涤天下的雄威，一切仁德便只剩下徒具其表的外衣，好看而不中用。太祖成为天子后就常常不能安然入睡，他不止一次向他的忠直大臣赵普抱怨说，一榻内外，全是他人鼾睡。事实也正是如此，多年的痼疾并不会因为新朝的建立而一旦消亡，更可怕的是，如果矫枉必须过正的话，那就会带来新的问题，它们与此前的病端虽然不尽相同，但所有的疾病性质总是一样的，一切都以最终危及生命而结束。太祖的一生就是在仁与威的矛盾交织中度过的，不幸的是，它也同样会贯穿着本朝历史的始终。
还是回到大宋朝建立的那一天来。那是公元960年正月初五，这一天本是个平平常常的日子，既无日月星辰之变，也无五行灾异之象，除了任职旧朝的侍卫马步军都指挥使韩通因不从新朝，全家被杀外，由于太祖的严饬，诸如惊犯宫阙、侵凌朝贵及剽掠府库的事情都没有发生，一切都很平静。细述起来，本朝建立的这一天太祖皇帝自然有许多诏令，就像每一位承受天命的受禅者一样，给前所未有的新朝开辟一种崭新的气象，虽然都是形式上的，但却不能不做。比如内外军士赐赏，贬降者叙复，流配者释放，父母该恩者封赠，以及遣使遍告诸国，诏谕诸镇将帅等等；此后，告祭天地社稷，加官晋爵不等。到了正月十七日，最后一项措施立太庙完成之后，新朝便可以说正式开始了。新朝政令没有提到国都的问题，原因也很简单，本朝受禅于周，自是以周之国都为国都，太祖既然是在崇元殿庭中拜受周禅，那么一切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了。于是，大宋的国都便就是开封。因其地旧属汴州，又名汴梁，相对于西京洛阳而言，本朝人遂又称之为东京汴梁。
从来都没有哪一个王朝像我大宋帝国，诞生之初，就是衰亡之始。
宗庙社稷
国家首都的意义就如同“宗庙”、“社稷”一样，也是一个原则上的事情，有很大的讲究。
首都常常又称作是“京都”、“京师”。都者国君所居，人所都会也，故曰“京都”；京者大也，师者众也，天子之居必以众大之辞言之，故又谓“京师”。汴梁本是唐代的汴州，后梁建为东都，后晋称为东京，本朝因其名，定为国都。于京都置开封府，京畿一路辖有五州四十二县，后虽稍有增损，也有十六县。
从古代“天下九州”的意义上来说，这里是“兖州”之域，春秋时为郑地，战国时为魏都，居于中原要地，是有名的天下之冲，四通五达之郊。据说大禹塞荥阳泽开渠以通淮泗，名莨菪渠，就是后来的汴渠。汉时河、汴决坏，汉明帝曾遣使者修治汴渠，隋大业中更令开导，引河水入汴口，名通济渠，再东引入泗，连于淮，至江都宫入于海，亦请之御河，河畔御道植柳，炀帝巡幸，乘龙舟而往江都。自扬益湘南至交广闽中，公私漕运商旅轴轳相接。单从汴梁连接着汴渠与通济渠这一点上，就可见其地位之一斑。
帝国中心枢纽的地位，决定了东京汴梁的迅速兴盛。唐之汴州旧城，周回不过二十里一百五十步，本朝太平兴国年间大事扩充，新城周回增至四十八里又二百三十三步，称为国城，又曰罗城，使东京的面积增加了一倍，没过多久，便一跃而成为帝国最大的城市。东京陷落后，它的风华繁盛成为当时无数人心目中的美好追忆，并被发之笔端。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便是其中最出色的一种，人们从中可以看到正史记载里所无法具备的东京的生动形象。
不过，帝国首都却无险可恃。
汴梁自古就是有名的“四战之地”，即所谓四面平坦无险可守而极易遭受攻击。战国时的赵国也是立国于四战之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不得已采取一条“全民习兵”的政策，以作抵抗外侮之备，但最终还是被以关中险固之地立国的秦国所败。四战之地虽是兵家必争之要冲，却非帝王之居，这个道理是显而易见的。京师乃国家中枢所在，一旦有虞，那就是震动全国的大事，銮舆播迁，政令不行，这种灾祸将足以动摇宗庙社稷。
问题还不仅仅在此。本朝从立国那天起，对国家的威胁主要就是来自北方。太祖平复周境虽然未费功夫，但对北汉就已经有点力不从心了。北汉之地在黄河以北，离汴京就只是相隔一河而已，以太祖受禅后的实力，守虽然可以暂无大碍，但立时克服，却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所以太祖立下的国策是“先南后北”，尽管这是条极富谋略的战略，但多少也是出于无奈。更何况北汉之外，还有辽国，夷狄之心虎视眈眈，随时都有可能挥戈南下，以汴京平坦开阔四通八达之地，又岂能轻易战守而游刃有余？自太祖时起京城陆续汇集了全国的精锐之师数十万之众，目的就是捍卫京畿，但即使是天险，也有险不足恃的时候，更何况汴京这个根本就无险可守之地！
其实在建国后不久，太祖就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
完全是一个偶然，开宝九年（公元976年）三月初四，太祖西幸洛阳。西京洛阳原本是太祖的出生之地，他在此度过了充满美好回忆的少年时光。不过，皇上自从十二岁离开后，十年仗剑漫游，十年戎马倥偬，君临天下后又日理万机，一直再也没能很好地重游故地。此番亲身体验到西洛山川关河的雄壮，一刹那间大生感慨。太祖想，据此险固之地而立都，则可以不繁冗兵而自固，岂非天赐之便？新朝开国皇帝这时开始后悔自己匆匆建都开封的草率，于是提出迁都。一代雄主发自内心地认为：一迁洛阳，再迁长安，效汉唐故事，应该是绝妙的霸策。可惜的是，从驾的大臣无不反对。首先是起居郎李符上疏不可，太祖不听。祭祀先祖罢，皇上赖着不肯起驾东返，那意思就是想造成既定事实。对此，群臣甚是惊骇，一时无有谏者，但有位不肯服输的大臣再度上言。
这是铁骑左右厢都指挥使李怀忠，他的话说的似乎很实在：东京有汴渠，因而便有了江淮每年数百万斛的漕米，都下数十万兵马仰给于此，陛下留居此地，米从何出？且府库重兵皆在大梁，安固已久，岂能动摇根本？！
那就径迁长安！皇上的主意在那一刻还是坚决的，所以他赌气说出此话。
终于有人叩头了，凡是懦弱无识而又自命效忠的人最后总是会祭出这个法宝。这是晋王赵光义，皇上的御弟、新朝主要的军事统帅，同时也是太祖黄袍加身的始作俑者之一，他的话自然有着相当的分量。晋王以首叩地言辞恳切：陛下，安天下者，在德不在险啊！
太祖沉默了。他明白这件事情一旦错了就无法改正，一时间说不出一句话来，只能以沉默回答晋王。晋王退下，太祖长叹：不出百年，天下民力殚矣！这是太祖第二次长叹了，这一次是英明的太祖陛下为顾全大局而作了一个灾难性的妥协。这件事情的影响是如此的深远，以至于它的是非功过，简直无法评说。新朝的开国皇帝在这件事情上确有远见卓识，可惜的是没能得到大多数人的理解。尽管后来也不断有迁都之议，但都不能付诸实施。
太祖于西幸洛阳七个月后去世，开宝九年（公元976年）十月二十一日，御弟晋王赵光义出乎意料又顺理成章地继承了大宝。说出乎意料，是因为历朝历代的继承原则是父丧子代，除非万不得已，没有兄终弟及的道理；但这又是顺理成章的，因为赵光义是新朝的第一功臣，没有他就没有宋家江山，他的仁厚与统御才能更不让于乃兄，在国家初立，外患未平的创制阶段，以他的地位与威望入继大统，当然也是很自然的事情。不过，这多少有点不正常，朝野有些议论和谣言也是事出有因。说起来也是光义有心要当皇帝，否则，有太祖谦虚仁慈的美德在前，即使天子猝死变故突发，朝廷内外一时没有准备而有传位于弟的意向，光义理所当然也还是必须谦让的。
新朝的第二位天子，史称“太宗”。
太祖时期，尚为奠定国统而南征北战，对首都的担心当然显得有些多余。相反，以四战之地取攻防要枢，纵横捭阖，倒有许多战略上的优势。更何况太祖取的是攻势，攻的意义就是在别人的土地上摆开战场，需要以决定性的战略决战一锤定音，于是进退自由的汴梁并非不是一个定都的佳选。可当太宗受挫于辽，国界渐渐确定后，这个问题就开始隐隐约约地严重起来。
太宗的对外国策以“歧沟之战”的失败为标志形成两个明显不同的阶段。
本朝的统一
本朝的统一方略其实并不显得如何雄大。太祖的意思是南方基本平定后，帝国对北方的目标应该主要就是“燕晋”，“晋”是指太原的北汉，也就是后汉的一股残余势力在黄河以北建立的小朝廷；“燕”则是指后晋皇帝石敬瑭割让给契丹辽国的幽蓟十六州之地。特别是在辽国统治下的燕蓟，太祖甚至想先以金钱赎买，假如不果，再徐图以武力。太宗即位后首先于太平兴国四年（公元979年）灭掉北汉，这一胜利使得新朝的嗣皇帝开始对立时收复燕蓟产生幻想。平定北汉后没有多久，太宗便要下令乘胜进军。
但是辽兵的威猛给宋军的印象似乎非常深刻，大家都不能忘怀在攻伐北汉的过程中，辽军不时的侧翼进攻给我方造成了多么大的难堪。军中诸将的疑虑与天子的跃跃欲试形成鲜明的对照，这下，使得太宗本人也显得犹豫起来。幸好殿前都虞侯——领掌宿卫禁兵的中级军官——崔瀚说得斩钉截铁：
乘此破竹之势，取之易如反掌。机不可失！
太宗大喜，决心遂下。于是，宋朝大兵直趋辽境，进而包围了南京。辽国先后设有五京：上京临潢府、中京大定府、东京辽阳府、西京大同府、南京析津府。辽之南京在今北京市，公元938年设，是辽国逼视大宋的军事重地。宋军一路报捷，兵临南京城下，逼得辽守军几无生机，差一点就要大功告成。不幸的是，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却久攻不下，宋军开始产生懈怠，加上大兵聚集，势力钝重，给了辽军反击之机。七月初六，辽宰相耶律沙率援军赶到，宋军不测其多寡，诸将疑惧，协调不力，被辽军分兵夹击，在城外高梁河一战即溃，太宗乘驴车仓皇南走，宋军大败。这一次北伐以优势而落败，给宋军上下又一次造成了沉重的心理压力。
宋军的惨败完全是相互之间不能机动协调的结果，太宗亦未能起到天子亲征所能带来的那种鼓舞士气、指挥得力的作用。在战事的关键阶段，最高统帅部甚至一度中断了与各军的联络，以至于产生一部分军将谋立他人的严重事件。这次事件的当事人是武功郡王赵德昭（太祖的第二个儿子，太宗之侄），还京后因为太宗的责怪，惶恐万分，跑到宫外的一间茶楼里，要了一把水果刀自刎而亡。战争成败的决定因素往往不单单取决于兵力多寡、国势强弱，它还需要心理上的稳定与成熟，更需要上下一心的同仇敌忾与众志成城的必胜信心。说实话，从这次战败来看，太宗并没能具备这样的条件，所以几年后遭受更大的失败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了。
“歧沟”是歧沟关的省称，位于辽境“南京道”之易州与涿州之间，雍熙三年（公元986年）太宗再一次大举北伐，东路军从雄州挥戈直指辽国南京，歧沟是其必经之地。这次北伐的规模是前所未有的，原因是大宋的第二代天子心有未甘，轻信了辽国正起内讧而势有所减的不准确情报，兴三路大兵伐辽。除东路以外，西路军由潘美及北汉降将杨继业率领，目标是辽之西京大同；中路是田重进为统帅，兵出飞狐，穿插包抄，策应东西两路。这一次的失误在于矫枉过正，三路大军又相距太远，根本不能相互呼应。被辽军诱敌深入后，东路的曹彬部便先遭重创。
当时，曹彬已连克新城、固安，四月进围涿州，进兵神速。因辽军坚守，未能及时攻克，加之供给又被敌军切断，无奈之下，退还雄州。太宗接报，非常震惊。
皇上立即飞传诏令，命曹彬暂缓进军，沿白沟河慢慢向米信部靠拢，待西路潘美克复敌后数州，与中路田重进东移，再合力夹进。太宗的这个策略还是非常正确的，岂料西、中两路已率先奏捷的事实，给了曹彬所部上下以很大的压力，众将都认为本军拥有重兵而不能有所攻取，且已退兵一次而丧失战机，纷纷要求立即进兵再攻涿州。
曹彬是本朝杰出的开国将领之一，素来以诚实稳重、中立不倚著称，很得太祖赏识，在平西蜀、灭南唐中立有大功。此番以幽州行营前军马步水陆军统帅的身份领掌东路军北伐，接受的任务本来是佯攻。太宗也曾反复叮咛：“持重缓行，不得贪利。”然而曹彬在诸将喧闹之下，竟也没能坚持原则，以疲惫之师行不得已之役，发军再攻涿州，犯了兵家大忌。结果被辽军以轻制重，在歧沟将曹彬师老疲乏之众一战击溃。兵败如山倒，曹彬主力一败，整个东路军便全被冲垮，十万大军狼狈逃窜，从雄州一直退到高阳。此战宋军死者数万，人畜相蹂践而死者则更不可胜数，可怜曹彬一世英名，毁于一旦。六月初八，败军之将曹彬等人被召回京师，诏鞫于尚书省。当曹彬素服长跪在殿前时，连太宗都忍不住长叹不已。
歧沟之战的失利，使得西、中两路的进攻丧失了意义。五月初九，太宗便命两军回师，潘美退还代州，田重进退守定州，由攻转守。但得胜的辽军却不愿善罢甘休，从六月开始，在诸路兵马都统耶律色珍的率领下，辽军十万人马南侵，一路连克云、朔、寰、应数州，将战场推至宋境。七月初九，杨继业临危受命于西路统帅潘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领孤军出击。行前与潘美及监军蔚州刺史王侁商定，先伏兵于陈家谷口，俟出战不力转至此地时，出兵相救。可王侁在继业出击后，等了三个时辰不见继业回报，使人登高瞭望，见色珍军佯败却以为是辽兵退走，王侁欲争功，便引军离开了谷口。潘美发觉，已不能制，干脆也逃之夭夭。黄昏时分，继业果然退到了谷口。以重伤之躯领数十残兵，望见无人，可以想见，那是一种何其悲哀、绝望的心情。回马再战，结果全军覆没。
杨继业原是北汉大将，被擒后太宗不仅不杀，尤委以信任，使杨继业深为感动，此番负伤被执后，表现出坚贞不屈的高尚风范，绝食三日而死，成为北伐中精忠报国的英雄代表，然而却也是死不得其所。此次战役的失败明显是因为潘美和王侁的渎职，按军法当治以重罪。但太宗却只不过将潘美降职三级，王侁除名发配而已，姑息了这种罪行。军律松弛是自五代石敬瑭以来养成的一个恶习，有时甚至严重到丧师蹙地者一概不问的程度。后来的周世宗虽有所整肃，可到了太祖，复又一味宽容，转战经年平定四合，始终未尝戮一大将。此后，太祖的子孙们遂相袭以为自然，他们似乎不明白一个最简单的道理，没有纪律的军队是无法取胜的，这与天子的仁德是否并没有直接的关系。
此次轰轰烈烈的北伐就这样以三路大军相继被挫后彻底失败了。这次失败的意义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军事挫折，更重要的是它使得本朝北伐的意向从此泯灭，自上而下都完全丧失了与辽军战斗的勇气和信心。务实派如宰相赵普等更是以此为由反对丧师耗财而无一成果的徒劳之举，太宗也终于把一腔热血变成了安于现状的心安理得。这个结果对于太宗和立国未久的帝国来说也许是合适的，但对于王霸大业与国家前途来说，它却是一个无穷的隐患。
雍熙四年（公元987年）四月初七，太宗犹想发兵攻辽，殿前众臣无一赞成。最后殿中侍御史赵孚奏上一表，中心内容是八个字：内修战备，外许欢盟。这下天子龙颜大悦，嘉纳此议，从此奠定了本朝的对辽政策。不过，太宗的所谓“内修战备”在后来的实践中却只是表现为一个“守”字而已。
与辽事实上的分界在太宗后期大致定在今天的山西、河北的北沿，也就是雍熙三年（公元986年）三路大军的出发地代州至雄州一线，在本朝初期的行政区划上属于河北东、西路及河东路的范围，但实际上的防线却很含糊。宋军退守以后，辽师就曾经乘胜深入到深、德、邢等州，这些可都算是本朝北面的腹地了，离帝国中央政府的最后一道屏障——黄河——已经非常的接近。这一带基本是一片广袤的平原，仍旧不好守。为此，有一位叫何承矩的边将提了一条建议。
何承矩在太宗端拱年初出任河北沧州节度副使，颇有善政。此人幼年随其父何继筠转战黄河以北，对该地的山川形势非常熟悉。他的建议是：在顺安寨西挖开易河蒲口，导水东注于海，形成一条东西三百余里、南北五十至七十里的河渠塘泊带，就此筑堤贮水以作屯田，可以遏制敌人骑兵的奔轶之势；同时，岁闲时期又可播为稻田，所谓“收地利以实边，设险固以防塞”，“春夏课农，秋冬习武”，可以一举两得。他的这条计策最后被太宗采纳，结果在淘河至泥沽海口屈曲九百余里的范围内形成了一条二十六寨、一百二十五军铺、百余艘战船、三千余士兵的防线。这道防御屏障当然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甚至到了真宗时期也还未敢轻废，但是它的致命之处却也显而易见。
太宗之所以采纳何承矩的建议，是因为自北伐失败后，从天子到大臣，在原则上已经完全放弃了进攻。河北东路这条防线的设立，基本上就把帝国在北方的军事活动范围定死了，只可坚守，而不能出战，更遑论北进。自此，整体防御的格局也开始形成，尽管这条沟塘湖泊弯曲陂泽之地姑且也算得上险固，但这正如同在家门口筑了道墙一样，假如持险固守而险不足恃，则必至于亡。
契丹源出鲜卑
辽是契丹族建立的国家。契丹源出鲜卑，是鲜卑宇文别部的一支。
鲜卑的宇文别部原居辽水上游，与其他二部慕容部、段部鼎足而三，南北朝时期宇文部不幸为慕容部所破，其残余分为契丹和奚。契丹屡受他族之侵，亦为北朝几代政权所轻视，不得已，从北魏太武帝时起，渐渐内附，岁致朝献。不过，由此也得以与中原交流日多，获得了宝贵的文明经验。唐朝建立后，契丹逐渐中兴，唐贞观二年（公元628年）背离突厥，归附唐朝，从此成为中华大家庭之一员。尽管在传统理念上来看，他们仍是异族，但客观上的存在胜于一切理论上的雄辩，在“四海一家”这个大背景下，他们也要不可避免地走进中国的历史中，虽然这个过程充满着血与火的洗礼和惨痛的创伤。
唐天宝十载（公元751年），契丹贵族中的遥辇家族取代了大贺家族，在后来的一百年中逐渐站稳脚跟，开始从逐寒暑、随水草，以车帐为家的游牧方式向农牧结合、居有定处的先进生产方式过渡，部落之间也不单单再是简单的军事联盟关系，国家的概念与形式也已开始形成。当十世纪初，世里家族的耶律阿保机登上契丹的统治地位时，表明契丹的勃兴正式开始。
阿保机属于那种不甘在蒙昧的环境中固步自封的人，他具有抬起头来放眼寰宇的天性，并能把握住周围一切变化的事物给他造成的感触，同时把这种印象转化成有益的启示。阿保机亲率部落多次南征，他在这些军事活动中不仅仅是获得了粮食、牲畜与奴隶，更重要的是开拓了自己的眼界，接触了一个崭新的世界，这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成就。据说，阿保机能说汉话，通晓汉文，甚至工于书法，从他的作为来看，这些记载并非是夸大之辞。后晋之时，阿保机曾入关取平营二州，率汉人耕种，为治城郭，邑屋廛市一如汉人制度。这座城池名曰“汉城”，在独石口北三十七里处，地可植五谷，有盐铁之利，汉人安之，竟不思归，可见他的气度与韬略非同一般。
先进力量总是能战胜愚昧，阿保机以他的果断与强有力的手腕再一次证明了这条真理。后梁贞明二年（公元916年），阿保机以一次骗局诱杀了另外七个部落的酋长，自称“天皇王”，建立了契丹帝国。此后，不断内事统一，外事开拓，亲征突厥、吐浑、党项、小蕃、沙陀、阻卜等部，连战皆捷，平定西北；又转而东灭渤海国，开辟了契丹历史的新纪元。公元926年，阿保机去世，其次子耶律继光继位，史称“辽太宗”。辽太宗进而征伐中原，并于后晋开运三年（公元946年）占据后晋首都大梁后改号“大辽”，把目标指向了广阔的中原。宋代周而入主中国，便不可避免地开始了与辽长达百多年的故事。
本朝究竟有无足够的力量使戎狄臣服，这本就是个不容易回答的问题。而本朝两位先王于无形中定下的基调，更使这个问题变得扑朔迷离。太祖、太宗的矛盾看起来似乎在于以德服人与以战屈人的两难选择上，而事实是早在本朝开启王运之初，种种迹象就已表明，中原的长久战乱使天下士庶之心逐渐把大唐以来以声威服人的雄伟魄力摒弃在一边了，他们要得是和平的生活而不是空图声名的穷兵黩武。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和”的基本策略并不是仁德天子们的一厢情愿，而是人之常情和时势所逼的产物，应该是无可非议的。歧沟之战后十八年，宋辽之间终于实现了外交上的和解，这个结果可以说是与太祖以来的基本国策一脉相连。不过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假如帝国并不具备以战屈人的实力，那么这种和解就是苟且、脆弱和暂时的，更不能保证“修文德以来远人”宏伟目标的实现。事实上，这次与辽国的和解虽然在客观上给帝国带来了宁静与繁荣，但也成了本朝彻底放弃对外用武的起点。
这是宋真宗，也就是本朝第三位皇帝时期的事。一切也都似乎肇自于辽国大军数月之中便打到了开封城下。景德元年（公元1004年）闰九月，辽军在辽主及太后的亲率下大举南进，定州首当其冲，告急文书一夕五次飞传至京。定州治所在真定府北百余里，一旦为敌所破，整个河北防线便要土崩瓦解，首都东京自然也将无所遮蔽地暴露在敌人的锋芒面前。
任相不久的寇准字平仲，以集贤殿大学士的身份与老一辈的毕士安并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是位有名的刚直不阿之士。他以敏锐的洞察力早就预见到事情的发生，因此他并不像其他人那样慌张。寇准在如此紧急的情况面前依旧神色自如谈笑风生，颇有当年谢安谈笑退敌之风度。不过，临阵不慌既需要勇气，更需要成算，同时还必须具备客观物质上的条件，寇准压下奏报隐而不发，固然表现出胸有成竹的气度，但却不能说明外在的成败因素是否具备。然而，像他这样的人在朝廷中毕竟还是少数，第二天，同僚中有人便忍不住了，朝会上便急急将严重的军情奏报皇上。这是典型的不能为君王分忧的表现。
天子龙颜大惊，急问寇准。寇准说得好：陛下欲解此忧难，五天的时间就够了，但要有一个条件，那就是亲征澶州。澶州是开德府的旧称，在黄河以北，是辽军矛头所指。早在近一个月前，寇准就以禁卫重兵已在河北集结的理由要求天子亲赴该地督战，真宗自己也曾明确表示过愿意前往。但眼下事态已有了不同，此时此刻天子龙銮渡河，便是决一死战的架式。寇准此话犹如平空响起一声惊雷，一朝之臣全被这个提议吓呆了。真宗心里更怕，要起身还内宫，寇准最后把话说得很绝，他以恐吓的口吻对皇上说：陛下这一走，大事去矣。
帝国目前的窘境自然不仅仅在于首都东京的难守易攻，细究原委，更深一层的症结是本朝建立后一系列国策上的变化。这当然也不是一事一地所决定的，所有的后果都是各种复杂因素综合作用的产物，东京的孱弱只不过是最后的表现而已。
太祖皇帝杯酒释兵权的故事常常为后人津津乐道，可耐人寻味的是，太祖收兵权的初衷却在于巩固天子的地位，一开始时并没有把天下的安危当作终极目标。尽管太祖在召问赵普，这位本朝第一位有所作为的宰相时信誓旦旦地把兵革不息、苍生涂地作为他平息天下之兵的由来，但这话可听而不可信。赵普的回答是：“唐季以来，战斗不息，国家不安者，其故非他，节镇太重，君弱臣强而已矣。”正是这话道破了太祖的心事，所以赵普语犹未毕，皇上就说：卿勿再言，朕明白了。太祖明白了什么？在后来的事情中一目了然，皇上首先做的是除去心腹之患，以利害得失的劝谕威胁及恩威并重的手段把功臣石守信、王审琦从典守禁卫的要害之位一夕之间就变成了饮酒相欢终其天年的寓公。如此策略的核心是“强君弱臣”四个字，心腹之患既去，节镇强重的肢体之害便不难破除。太祖与赵普为完成后一个目标花了不少的精力和时间，其处心积虑的程度甚至比前一个举动要大很多。即使这样，最后完成却也是本朝太宗时期的事了。
当然，不论太祖此举的出发点如何，天下苍生受利的结果是不容怀疑的。中国自古战乱频仍，就是号称盛世的前唐，天子们的好大喜功，照样使黎民百姓痛苦不已，更遑论群魔争斗天下纷乱的五代。王道式微则乱臣贼子兴，本朝两位先王最伟大的贡献就在于他们使中央政权变得前所未有的强大。建隆四年（公元963年）的夏天，湖南并入新朝的版图，这时中央政府悄悄颁布了一项任命，以当时任刑部郎中的贾玭等人“通判湖南诸州”。通判一职设立的意义在于，它既是由京官出任，又以儒臣担当，更能与府州同理地方政事，客观上便大大减弱了地方藩镇的势力。在本朝初年，通判的权力甚至一度引起了地方军政长官的一致不满，每当两者发生冲突，通判常用的一句口头禅就是：我乃监郡，朝廷使我监汝。尽管太祖曾下诏劝励，但州郡长官还是与通判格格不入。有一个笑话这样说：后来有一位叫钱昆的，世居余杭，因喜嗜蟹。一日，此人求补外任，人问其所欲何州，昆曰：但得有螃蟹而无通判处则可。这真是个不错的调侃，当然也是中央集权强盛最好的注脚。太宗在此基础上，更下令罢除藩镇领支郡之制，所谓支郡，就是指节度使间接治理之州郡。值得注意的是，这条措施的第一个对象却是倡言削藩镇之权的赵普，另外一位大臣高保寅在出知怀州时因不满于事事为领节度使的赵普所抑，上书太宗乞罢节镇领支郡之制。始作俑者其无后乎，赵普既不免作茧自缚，又遑论他人！太宗太平兴国（公元977年）二年八月，一道诏制中，全国三十余节镇中十八军所领支郡皆直属京师。所谓太祖杯酒之间就把藩镇痼疾一旦消弭的说法显然是一种美化，因为这不是一朝一夕就能解决的，也不完全是太祖个人德行见识的功劳。仔细考察这件事的始末，不难发现其间有着深刻的社会政治背景。
丧权辱国
不惟如此。当年赵普为对付藩镇而建策太祖，还有另外两项内容：一是制其钱谷，二是收其精兵。此两条与夺其权柄一样不可或缺。设想地方藩镇若失去了犯上作乱的资本，又何愁其势不弱！此两项举动皆始于太祖乾德三年（公元965年），后人记载甚详：“申命诸州，度支经费外，凡金帛以助军实悉送都下，无得占留。……又置转运使为之条禁，文簿渐为精密。由是利归公上，而外权削矣。”“令天下长吏择本道精兵骁勇者，籍其名送都下，以补禁旅之阙。”需要强调的是，从后来的进展看，这些都绝非是凭空记录。在军事制度上的改革也是随着这一总体思路来的，集天下之精英者为禁军，领导机构是殿前司和侍卫司，设殿前都指挥使、步军都指挥使与马军都指挥使三帅分领。过于专权必然导致尾大不掉，这在地方与中央是一样的。因此，太祖又在中央设枢密院，主长者为正副枢密使，使之成为调兵机构，与统兵的三帅共掌军务。这样，本朝军事制度的最后格局形成了：在中央，宰相不问枢密军务，战时将领则临时委派，两者皆直属于皇帝；在地方，节度以下，坐食俸禄而已，方面有警，则总师出讨，事已则兵归宿卫，将归本镇。这种格局虽然在国家危难之后引起各方面的怀疑而有所修改，但大致不变，基本贯穿于本朝近三百年历史的始终。这就是所谓的“弱枝强干”，就内政而言，帝王基业和赵家江山在它的庇护下显现出一种从未有过的稳固之态。
所以，定都东京固然是一个无奈，甚至可以说是一个不小的错误，然而中央势力是这样的强劲，一定程度上应该是能够弥补首都四战之地的缺憾的。中央正规军禁军的数量在本朝初年大约是二十万上下，京城驻军即近十万，占了总数的一半。太宗时禁军总数达到三十五万，守卫东京特别是河北防线的部队至少也有十七八万人。此次辽军南下，在人数上并不比宋军优势。只是辽人善于骑射，马军的冲击力强劲，特别是能集中精锐而各个击破河北一带相对弱寡的地方城池，在气势上占了先手而已。宋军主力既已渡河，各道兵马也有合围夹击的可能，无论如何也不至于立时就想到退却的。
但本朝立国以来，朝廷大员中一直不乏那种懦弱于外寇入侵者，此际的典型代表是参知政事王钦若与佥署枢密院事陈尧叟。这两位一是金陵人，一是四川人，此时竟分别密劝皇帝驾幸金陵、成都，开了本朝一个极为恶劣的先例。就原则而论，这种妖言惑主、动摇军心之举，是十足的奸佞行为，可在真宗眼里，他们的建议居然还颇合心意，这种现象是很不正常的，难怪寇准听说以后勃然大怒。寇准以为，以圣朝天子之神武，若车驾亲征，敌人将不战自遁。即使坚守河北，亦可以挠其谋，老其军，从而稳操胜算。岂能远之楚蜀而委弃宗社？寇准在这里稍微灵活了一下，以近似激将的语气使天子自入彀中。果然，真宗在寇准的吹捧中有点昏昏然起来，放弃东京的念头从此打消不提，甚至当辽国主动表示求和时，皇上还有点不大愿意。十一月二十日，真宗终于出京亲赴河北，二十六日，到达澶州。双方皇驾的亲征使这场战事不再仅仅局限于边境冲突的范畴，必将会带来一个具有决定性意义的结果，这就是一个极为著名的停战条约“澶渊之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