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望中兴的孝宗仍旧未能避免高宗的命运，最终还是不得已与金人求和。尽管这一次的和约看起来比绍兴和议有了大大的进步，比如双方不再称君臣而改称叔侄，“岁贡”改称“岁币”，数量上也减少了十万等，但宋廷一方仍然割去了六个州。帝国的形势原本已一派大好，即使不能渡淮北上，至少也不必再度割地。假如孝宗意志坚决，准备充分，应该是能够避免这样一个结局的。
但我们只能承认这个无奈的现实，这是隆兴二年（公元1164年）十二月的事情。第二年，孝宗改元“乾道”，时为公元1165年，距高宗南渡已近三十五年。它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另一个新时代的来临。
这是雍容富足的时代，这是惨淡萧条的时代，这是安逸平和的时代，这是痛苦无奈的时代，这是湖山歌舞、尽事逍遥的时代，这是志士堪悲、拔剑而起的时代；这是水云浩荡迷南北的时代，这是断肠落日千山暮的时代。
自绍兴二年（公元1132年）高宗自绍兴府移驻临安后，因为敌情的变化，天子行营或因巡幸或因亲征，也曾有过短暂的迁移。当年冬天，宗弼军南下，天子出幸平江；绍兴六年（公元1136年），高宗再次亲征，行在随之北上。绍兴七年（公元1137年）春天，张浚力主北伐，遂鼓动天子移驾建康；赵鼎复相后的绍兴八年（公元1138年）二月，又奉皇帝复还临安。自此以后，始无变动。
临安府所在地杭州本名钱塘，隋始置州，大业初又改名余杭郡，唐复置杭州，五代时吴越王钱俶即定都于此。建炎三年（公元1129年）高宗升其为临安府，属浙江西路。
虽然临安已成为南渡帝国实际上的京师，但在名义上还不算是永久的首都，故仍曰“行在”，朝廷亦称“行阙”，这当然都是不忘故都之意。不过，名号的不正丝毫未能影响它在南渡以后的飞速发展。绍兴初年，临安数遭兵火，户口仅存十之二三，大半还是北方流寓的客户。和议以后，人口激增，到了绍兴末年，户数已臻至二十五万左右，人口近五十五万，使临安一跃而成为一个庞大的都市。整座城池周遭约七十余里，分内外两城：外城一名罗城，在沿袭吴越城垣旧制的基础上有所扩建，形成南跨吴山、左江右湖的极为可观的规模；内城即大内宫城，位于凤凰山下，本乃州治所在，过江伊始因陋就简改作行宫时，不过只添造了二三百间房屋。绍兴八年（公元1138年）至二十六年（公元1156年）间先后建成慈宁等八殿后，宫殿始具规模，但仍只不过是汴京的四分之一。孝宗即位后，大内建制方日趋完备，新建宫殿大都朱钉金户，画栋雕梁，覆以铜瓦，又镌以龙凤飞骧之状，巍峨壮丽，光耀溢目。而规划中的许多亭台楼阁都在陆续营造之中，照其建制预计，假以时日，行宫将来的规模超过旧都汴梁当是毫无疑问的。
临安吸纳诸方精华，渐渐而成繁盛之都，方圆数十里的范围中，人烟生聚，民物阜蕃，市井坊陌，铺席骈盛，数日径行不绝。尤其突出的是，临安已彻底消除了历来天子都会严格划定的坊、市界限，店铺甚至临街而设，通衢坊巷，连门俱是。自然夜市亦应运而兴，交易之盛，一如白昼。各种官办及私营作坊，遍布杭城内外；勾栏瓦舍，不计其数。
临安更是一个美丽的城市。如果说东京汴梁是蕴籍深沉的，行在临安则是秀丽妩媚的，多雨而温暖的南方所具有的那种绚烂的色彩、和熙的氛围，临安无不俱备。春之燕语莺歌，夏之荷钱榴火，秋之金风玉露，冬之梅红雪白，四时之美，齐集于斯。更妙的是，临安城中尚抱有一如珠之水，号曰“西湖”，一城胜景，全在此一勺碧玉中，本朝苏轼曾有诗写其妙处道：“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濛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便是其万种风情的绝好写照。南渡后，湖山之间，堤桥成市，歌舞丛之，走马游船，达旦不息。
温柔的临安像一位绝代佳人，她以温暖的怀抱，化解着无数伤心人的痛苦，销了剑锋，雌了男儿。
经历过苦难的人，才能真正知道欢乐的可贵。太上皇高宗就是其中的一个，这位高寿的太上皇晚年喜静好佛，在优游闲淡的岁月中打发着余生。早先的痛苦记忆随着时间的流逝渐渐褪去，剩下的只是吟风弄月的潇洒和恬适。上皇尤爱西湖，常常泛舟湖上乐而忘倦。平日居于北内，亦甚属意器玩之物，嗣皇帝孝宗秉意承欢，时时网罗人间奇珍以供怡颜，遇得佳物，不复问价。每逢上皇生日，进奉尤甚，孝宗为承上意，曾一次进钱四十万缗之数。宫廷靡奢之习影响甚大，贵近之家、北来豪客，仿效之风不绝，进而也传染到民间。
莫等闲白了少年头
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
聊足安慰的是，新一代皇帝孝宗显然不同于他的前任，他像早年的康王一样，并没有经历过惨痛的教训，因此尚还不失锐意进取的精神。早在藩邸时，孝宗对恢复大业就十分向往，所以在即位不久就有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北伐。然而符离失利使新帝的一腔热情陡然浇灭，从此不敢轻言出师。不过，孝宗并没有忘怀恢复大志，内心深处也时时都在考虑如何去达到这个目标。问题是时势又有所变化，敌国的金世宗果断息兵专治内政，同时不忘广蓄严备，使我们的帝国根本无隙可乘。乾道三年（公元1167年）十一月十三日，天子又一次对辅弼大臣们谈到了恢复故疆的事情，同知枢密院事刘珙的意见反映出一种比较典型的看法。
刘珙道：“复仇雪耻，诚乃当今之要务。但臣以为，若非积十年之功内修政事，恐怕未可轻动。”
刘珙早年曾因忤秦桧被逐，论事峻切，一向主张收复旧地。这样的人说话都如此保守，看来其中似不乏原因。当廷臣中有人提出疑问道：汉之高祖、光武二帝，起于匹夫而有天下，不过数年功夫；帝国恢复之业，如何竟要十年？刘珙说出他的道理：
“正是因汉之高、光起于匹夫，所以他们无所顾忌。陛下躬受宗社之寄，其轻重程度，岂彼两君所能比！”这就是说到点子上了。
帝国所经历的遭遇是前所未有的，在敌人几度兵临城下的危机面前竟能一次次逢凶化吉，更难免让人们心惊肉跳不已。尽管国家用丧失绝大利益的代价换取了暂时的和平，但隐藏的祸患并未根除，久积的弱势也尚未伸曳，若置宗庙社稷之安危存亡于不顾而一味好战，确实也不见得有效果。相反，如果处置不当，还会带来危及帝国根基的灾难，这都是有前车之鉴可以记取的。当然，在有志之士的心中，恢复仍是第一急务，但关键是如何去做到这一点。无疑，刘珙是相信德政和文治的力量的，所以他提出要皇上取法古代的贤王周宣王，“侧身修行以格天心，任贤使能以修政事”。公平地说，刘珙此时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是符合帝国目前的实际情况的，它代表着一种务实的政策，与高宗天子在敌我刀剑相向时尚还固执地坚持委曲退避的投降哲学有根本的不同。
刘珙的意见绝非偶然，整个帝国的心态仍旧不很正常，怕事怯战的懦弱心理很难一日消弭。四个月前，朝廷修治前线重镇扬州的城隍，谏议大夫陈良祐就表示反对，他认为备战绝不能招致敌人之疑，而修扬州城又徒劳无益。这个意见代表了相当一部分人的看法。
孝宗不解：“备战如何无益？”
良祐道：“万一敌人突破时我不能守，则岂非为敌人所筑？今遣二三万人过江治城备战，敌人一旦探知，便有挑衅借口。”
不想到胜而首先考虑到败，这就是目前帝国大臣的通病。他们的畏敌情绪发展到这样一个程度，既有客观因素，也有主观成份，但最终的结果是对国家的利益造成了损害。
天子又问：“若临淮不可，在内地如何？”
就是这样良祐也主张缓行缓施，总之不能被敌夷所乘。所以他说：“今日为备之要，莫过于选择将帅，收蓄钱粮，爱民养士。”
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这种意见占据着绝对的统治地位。就是倾向于锐进的人士，在考虑问题时也变得谨慎小心，试图规划出一条切实可行而又稳妥可靠的路线。他们也清楚，天子目前的心态正处在矛盾之中，过于激烈的方案，必然会被拒绝。乾道六年（公元1170年）五月，一位从北方南来的义士辛弃疾入对，提出明确的抗战主张而未被孝宗接纳，就证明了这一点。辛弃疾献策后不久，张浚的儿子张栻也上疏皇上请求朝廷下哀痛之诏，明示复仇之义。但他同时也承认：当今之势，“我亦未有必胜之形”，为此必须修德立政，用贤养民，选将练兵，把“内修外攘、进战退守”统一起来。张栻在后来又不断向皇上阐述这种观点，从某种意义上说，他的观点虽是刘珙、陈良祐两派理论的综合，但确是大大前进了一步。这年十二月，代表着激进思潮的太学生中有一位叫袁枢的上书天子，也认为今日图思恢复，应当审察至计以图万全之举。显然，在这一点上君臣的意见已经大致相同。
事实上，孝宗垂拱天下的近二十年里，在主观出发点上一直都把人才、财用以及治理得道等内政放在了中心地位。特别是理财方面，朝廷虽然并没有采取大规模的改革举动，但始终予以高度的重视，尽量在加强国家储备上多做一点文章。与金国的和议在客观上为理财创造了条件，而南方优厚的物质基础又使它成为可能，因此帝国开始幸运地走向一条繁荣的道路。人口的增加最能反映出经济的改善，乾道二年（1166年）整个南方帝国的人口数已达到二千五百多万，尽管其中有不少南迁的北方人口，但这个数字还是相当惊人的。临安的风物鼎盛和君臣士民的奢华之风，都是国家财政开始好转的必然产物。
当然，帝国的国力尚远远达不到充裕有余而能应付强大军力的程度，这一点朝野上下都十分清楚。主要的原因是国家的负担依然很重，为了收拢士心而继续采取的优厚政策，使冗官闲士的数量有增无减。既无事职，犹还挂名食俸的现象甚至还要超过南渡以前。国家既重视文治，又必须在经济上予以扶持，所以文化教育事业空前兴盛必然也伴随着物力的消耗。民生条件虽然有一定的改善，但地区之间、贫富之间也存在着相当不平衡的情况。除此之外，财政金融等经济领域里的各项措施，也频繁发生差舛错失，政府有时应付偶发的天灾人祸尚还捉襟见肘，更不用说大规模的用兵征讨了。为了解决这一问题，除了加强中央政府对经济事务如盐、茶、酒专卖的绝对控制外，只有沿袭高宗的做法继续重税重赋。尽管朝廷上下对此反应强烈，要求拿出切实的惠民政策，然而这种情况始终没有多大的改善。帝国的物质状况固然是处于上升之中，但正如刘珙所指出的，生聚教训需要时间。
在采石大捷中立下殊功的虞允文在孝宗初政期间做了一段时间的宰相，在整军肃武、增加军备方面做了不少实事。孝宗对这位有胆识的大臣寄予了很大的希望，为此专门派他到蜀中任职，想让他在富庶的四川地区率先出兵。但允文使蜀近一载，始终没向朝廷报告进兵的规划，于是天子在乾道九年（公元1173年）左右又一次密诏催促。
允文的回答是军需未备，不能出击。
孝宗十分不满，又派人持御札敕谕允文尽早行动。但传令者到时，允文已不幸病殁，使天子的愿望又一次破灭。这是孝宗的第三个年号“淳熙”元年（公元1174年）的事，从此出师之议便再没有被提起过。
无情的时势使孝宗的政治策略最终还是趋向于折中。一年前的乾道七年（公元1171年）二月十五日，孝宗对宰相虞允文等人谈及他的为政之道，曾说过一番意味深长的话。孝宗道：
“近世废弛之弊，宜且纠之以猛，它日风俗变易，却用宽政。”
天子打了一个比方说：“这就好比立一华表，倾则扶之，过则正之，使之适中而后已。”
应该说，天子的本意是想力纠时弊。具体地说，就是更张以往一味退守不思进攻的废弛之政。所以他坚持认为：天地间若无肃杀，就无所谓发生。言下之意，为政之道并不忌讳暂时的用强。为此他发挥出一套“适中”理论，拿来为他的“猛纠”政策服务，其用意不可谓不深。不过，宰执大臣们却不同意皇上的观点，比如虞允文虽然承认救宽之道在于猛，但他也说，虽然“杀之”是为“生之”，但天地之心终归于仁，政治仍须以重德厚生为准则。在这当口，聪明的宰相虞允文固然以阴柔之功巧妙地化去了天子的一腔壮志，但最终让孝宗走向自己反面的东西却是时间，这个造物主最伟大的魔具。淳熙三年（公元1176年）十月，天子终于无奈地承认：本朝家法虽远过于汉唐，但惟独用兵取胜一道，实不及之。孝宗此时已开始更正他的想法，他对宰相龚茂良道：
“治体不可有所偏。比如四时，春生秋杀而能成一岁，若一于肃杀，则物有受其害者。”
孝宗把他自己“无杀则无生”的理论整个颠倒了过来。说这话的时候，我们的天子的心情一定是十分复杂的。
早在几年以前，帝国便已经明显呈现出无为而治的状态。值得赞许的是，政治妥协在客观上总能取得良好的效果，孝宗以他的平和、宽厚的作风在某种程度上又加强了这种效果，从而使整个当政期间的朝廷政治基本上保持了一个平静的局面，这当然是应该肯定的。当今天子的政治作风无疑也有着性格上的因素，孝宗的为人可以说是当得起淳厚英毅四个字，所以他也能和太上皇始终保持着亲密的父子关系。我们这位帝国的第十一位天子以外藩身份入继大统，而能做到克尽宫廷之孝，自古而来确实无有及之者。他后来的庙号为“孝”，就这一点来说实在也是当之无愧。
然而帝国的心腹大患仍然近在眼前，如果安于现状积重难返，后果便不堪想像。天子最后返归到保守的老路上，饱受国禄的宰执大臣们要负主要责任。乾道时期的虞允文等尚还有些作为，但大多数人都是无所建树。本朝人才摧抑之极，在南渡以后终于看出了恶果，严酷剧烈的党派斗争和政治打击，再加上蔡京、秦桧之流的钳网之风，使士气摧损，流弊及于百年之后。士大夫们虽心怀贞志，但在行动上却不求尽忠，但思无过，各有安身立命之术，以使进不贻君子之讥、退不逢小人之怒。正如后人王夫之在《宋论》中所云：举世习与相安，为获一吉人之誉而随事俯仰，始以容容，终以靡靡。孝宗一朝，书生意气也始终充斥朝堂，言战者指斥言和者忘记不共戴天之仇，言和者又嘲讽言战者好大喜功、无所顾忌，双方互执一辞，议论不已而全无实效。最后在天子的妥协方针下，大家彼此消化，又都成了折中路线的实践者。正所谓肉食者鄙，未能远谋，古人的话一点不错。
幸运的是，天下事往往得失参半。不知不觉间，帝国迁来临安已近四十年了，造物主的自然法则使南渡帝国的第二代人开始走上历史的舞台。这一代人大都出生在南渡以后，在相对平和的环境中长大，虽没有亲身经历过靖康之难的血泪洗礼，但他们自束发受教之日起，面临的就是半壁河山的惨痛现实。在父老耆旧的教诲下，他们同样为帝国的奇耻大辱而愤懑难平；即使在耽于安逸无所更张的无奈现实中，犹能不忘砥砺慷慨激昂之志。更重要的是，这一辈人已不同于他们的父辈，他们对国家的命运有着自己独特的思考。正是这年轻的新一代，肩负着帝国未来的重任。
三纲治天下
孝宗登基不久的隆兴元年（公元1163年）十月二十四日，张浚符离失利五个月后，新天子在垂拱殿召见了一位有禄无事的赋闲官员朱熹。一个多月后，一名客居临安的布衣之士陈亮也向天子上书。其时北伐刚受顿挫，天子下诏求言，各种人士纷纷怀牒于朝上书言事，朝野气氛正处于激动紧张的状态。与军事失败后的尴尬情形相比，召对上书一类事情本身并不能引起多少人的注意，但朱熹和陈亮这两个名字，还是给了人们以强烈的印象。
朱熹字元晦，一字仲晦，其家世居南方。父亲朱松进士出身，宣和末年授建州政和县尉，大部分时间在福建一带任地方官。南渡后，一度入朝，因言论与秦桧不合而被贬出。朱熹于建炎四年（公元1130年）生于福建南剑州龙溪，绍兴十八年（公元1148年）时进士及第。陈亮字同甫，婺州永康人，比朱熹小十三岁。其父名次伊，身名不显，大约只不过是一地乡绅。
朱熹与陈亮两人有着相似之处，虽然在年龄上有一定的差距，但同样属于南渡以后的南方新生之辈，且都在少年时期就表现出了聪睿的才智。朱熹幼年就被其父课以《孝经》，自题其眉曰：“不若是，非人也”，从小就对古代礼训产生倾慕之心，十八岁时贡于乡，一举登第。陈亮虽终生未仕（五十二岁时曾被朝廷授以官职，未到任而卒），但一样是才气超迈，卓尔不凡，年轻时就写了一篇洋洋洒洒的《酌古论》，得到了所居郡守周葵的赏识，目为他日国士。
但从早年的经历上看，两人也存在着绝大的不同。朱熹是个沉潜思深之士，对传统有着一种天然的向往，五六岁就知道向天发问，十五六岁时便能读经传而为之警砺奋发，自小就对形而上的问题发生了浓厚的兴趣。自十四岁时父亲去世后，朱熹遵从遗嘱，跟从胡宪、刘勉之、刘子翚三位老师继续学习。这三人都是朱熹的父执之辈，也都是德养深厚的名士，特别是在程颢、程熙所倡之学方面有较高的造诣，对朱熹最后归入二程的洛学起了很大的影响。二十四岁时，朱熹执弟子礼第一次拜见了父亲的同门学友、在当时极为著名的儒学大师延平先生李侗，从此奠定了他一生思想学术的旨归。朱熹当过一任崇安县主簿，此后一直挂衔赋闲，其间不断向李侗请教，同时孜孜于儒学，特别是对二程之学进行了深入钻研，基本形成了自己的人生信仰和哲学观念。早在一年前他就曾向孝宗上书，建议皇上首以明理，次以养气，复以任贤修政经纬其中，以此三纲治天下之事。隆兴元年（公元1163年）时的朱熹三十四岁，已全然是一位饱受圣训且心有所得的儒学之士，在天子的征召下，怀抱着强烈的思想原则和政治理想来到临安，向孝宗上了三道札子。
朱熹在第一札中提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务须以儒学圣典《大学》之道为本；在第二札里明确表示君父之仇不共戴天，主张战以复仇、守以制胜，合战守之事为一；第三札则向皇上推崇“内修政事、外攘夷狄”之道，要天子以真心诚意为主，修德业、开言路、正纪纲。可以看出，朱熹早年的思想尚不失积极进取的精神。遗憾的是，当时孝宗正为军事的失败与和战的选择而大伤脑筋，对朱熹高深的理论并不十分感兴趣。读第一札时，天子尚能温颜酬酢，至第二、三札时，孝宗便沉默不语。失望的朱熹从此辞职归里，专心于探究学问、著书立说，近十年间一直力辞征辟。
陈亮与其不同，他生来目有光芒，迥乎常人，十来岁时就独好伯王大略、兵机利害，慨然有经略四方之志。年轻的陈亮善于机辩，议论风生，同侪不能及；尤能著文，下笔千言立就，具有一种逼人的英气和豪放的性格。他虽然没有师承，但天道酬勤，刻苦的学习使他在世事学问上独具慧眼。一贯器重他的父母官周葵在陈亮来到临安之后入居宰执，在朝士间为他大事揄扬，凡有官员前来办事，周葵必命其访见陈亮，于是一时俊杰，多与结交，陈亮也因此声名鹊起。绍兴末朝廷与金人缔约，天下人多为之忻然庆幸，独有陈亮力持不可。他的禀性是激扬踔励不甘默守，因而断然向天子上书极言抗金。与朱熹的遭遇相同，书入不报，没能得到任何的回应。统治者的下诏求言自古以来都是一种安慰士心的姿态而已，它的意义在于求言本身，而不在于照方行事，所有慷慨上书的忠臣义士除了能达到宣泄的目的外，其实别无所得。
此后的十年间，除了在乾道四年（1168年）以乡贡解元赴临安省试未第，并于次年再度向天子上了一道《中兴五论》外，陈亮一直在故里砺志读书、著述传学，四方学者慕名访问者不绝。所不同的是，陈亮家贫日甚，为生计不得不托于讲授，但乡闾却不信其说，对他的激进言论更有所不满，这使得他的处境十分不妙。
乾道三年（公元1167年），陈亮家童杀人于境，恰巧被杀者又曾与陈亮的父亲有隙，因此其家人向官府状告，陈亮父子遂被执于州狱。朝廷台官认为情节严重，又把父子二人移下大理。当时的宰执中有一位叶衡是陈亮的同乡，对陈亮的印象甚好，于是一力援救，再加上有不少人特别是很有名气的辛弃疾看重陈亮的才志，又从中出力，方使陈亮父子幸免于难。
天降大任于斯人必先劳其筋骨，陈亮走的就是这条道路。十年的磨砺使得陈亮的志气益坚，信仰愈固，他推崇孟子和王通的王霸之学，以“推倒一世之勇，开拓万古心胸”为自己的奋斗目标，因而便与朱熹的主张差之千里。此时，婺州的另一位德高望重的有道之士吕祖谦亦退居故里讲索学问，祖谦极博学，虽亦主张“明理”，但更提倡“躬行”，十分讲究经世致用。陈亮往谒，祖谦一见如故，与之彻夜长谈而不倦。吕祖谦与张栻、朱熹极相友善，陈亮也许正是从他那里开始知道了朱熹的学术蕴义，不用说，他对这种理论是不以为然的。
在朱熹和陈亮之外，第二代人中还有一重要的人物不能不提，这就是为援救陈亮出过大力的辛弃疾。辛弃疾是我们这个民族所具有的那种无以伦比的优良品性的杰出代表之一，在他的身上，凝聚着千百年来中国土地上最光辉的精华，他以自己有限的生命把这种闪光的结晶发挥到极致，从而又一次给天地之间的浩瀚正气添加了一抹壮丽的色彩。辛弃疾的一生再次使我们相信，无论在怎样的艰难困苦的岁月中，对国家民族的赤子忠诚不仅不会消失，相反还能激扬奋发、跌宕升腾而至于永恒。
辛弃疾与朱熹和陈亮等有着绝大不同的是，他是北方人，绍兴十年（公元1140年）出生在济南历城时，整个淮河以北地区沦陷敌手已经十多年。辛弃疾一家和所有无力南来的众多士人百姓一样，都成了无奈的亡国之民。人在檐下，百事艰难，弃疾的祖父辛赞为了全家生计，也不得不出仕金国的地方守吏。辛赞是个普通人，他虽然不能以杀身成仁的壮烈证实他的忠诚，但在心中始终未能忘记对灾难深重的祖国所应尽的匹夫之责，他把这一切都教给了他敏而睿哲的孙子，在弃疾的身上寄托着报效祖国的一腔壮志。弃疾没有让他失望，二十二岁那年，他成功地组织了两千多人，在济南山区英勇起义。
弃疾尽管年轻，但文才武略兼备，他遵从祖父的教导，以精忠报国为己任，因此从未在繁文缛节上下过功夫，而代之以对文韬武略的刻苦学习和广收博蓄。弃疾先后两次借赴金廷科举北去燕京，一路考察山川攻守要略、四方民心向背，开始在心中谋划恢复故国山河的大计。弃疾心怀高志而又能临事有方，正是惨淡现实所磨砺出的那种干略之才。泰山之麓本有一支义军，其首领就是在绍兴末年完颜亮南侵时，被南渡朝廷遥封为“天平军节度使”并节制山东河北忠义军的耿京，弃疾率众起义，正是为了响应耿京。
弃疾来到耿京军中，耿京委任他为掌书记，负责军中书檄文告的工作。但不久之后，弃疾就显示出他文学以外的杰出才能，开始在义军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当时金廷正挥戈南下，为后方安稳计，对起义各军施展以分化利诱和压迫围剿等各种手段。在这种情况下，耿京义军显得内外困窘，处境十分艰难。弃疾当仁不让，他首先为耿京处理了内部的叛贼，然后审时度势，果断向耿京提出南渡淮河归靠朝廷，以保存这支起义力量的建议。这个策略得到了耿京的赞同。绍兴三十二年（公元1162年）正月，辛弃疾等数人经楚州来到当时天子行驾所在建康府，高宗立即予以接见，并同意耿京军南来。
但弃疾返回途中，情形又顿生变化。其时完颜亮已死，金世宗即位后一方面与宋廷讲和，另一方面在境内招抚纳降，采取怀柔政策，使得耿京义军分化日重。耿京部下一位叫张安国的人在弃疾走后，竟联络了一些人杀掉了耿京，劫持部分义军向敌人投降，自己并且去做了金廷的济州知州。弃疾走到海州时得知了这个消息，他当机立断，约集了当地义兵五十人轻骑突袭径奔济州，在张安国五万大兵的军营中将其缚捉，并策反近万人渡淮南归。他在后来回忆此事道：“壮岁旌旗拥万夫，锦襜突骑渡江初。燕兵夜娖银胡，汉箭朝飞金仆姑。”豪迈俊逸之风，溢然言外。可以想见，在弃疾的心目中，上马杀贼是一件多么酣畅淋漓的快事。弃疾的脾性显然接近于陈亮，所以在南来朝廷任职后便全力援救陈亮，并与之在后来结下了深厚的友谊。然而辛弃疾所没能想到的是，他的南来也许根本就是一个错误，南国的半壁河山竟成了埋葬他一腔抱负的坟墓。
乾道元年（公元1165年），辛弃疾向孝宗上了一封共含有十道论札的奏疏，他称之为《美芹十论》。在这篇书奏中，辛弃疾不仅为皇上分析了金国的虚实，提出了帝国御戎的策略，更重要的是他在书中向天子大声疾呼必须破除朝廷上下惧于争衡的懦弱之气，反对承认南北定势而安于东南。在十论书后，弃疾又着重强调，绝不能再把和战之权让于敌夷，尤不可以暂时的失利而放弃根本大计。同样，他的观点也是接近于陈亮而又更富于现实意义。然而天子既已定下了和议的方针，弃疾的主张便同朱熹、陈亮一样，最终还是被无情地搁置。
南来以后，弃疾便再也没有回到军队中。乾道四年（公元1168年），被派往建康府任通判，三年后再度入对，亦未能被天子认同。此后任职朝廷又近两年，其间反复献策宰相虞允文，仍没能达到效果。乾道八年（公元1172年）弃疾赴职滁州，开始了任职地方官的生涯。身怀大志而不能伸，这对弃疾这样一位忠贞之士来说是一个莫大的痛苦，尽管他在各个任所都克心尽力多所建置，但依然不能消解心中的苦闷。辗转徙驻之间，登高临风，悲世伤生，满目江山，献愁供恨，缕缕幽绪岂堪怅惘；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这又是何等的悲楚！
淳熙时代是一个新老交替的分水岭，因为南渡后出生的新一代已逐渐步入了他们的壮年时期。然而现实给我们划下的种种藩篱，常使佼佼者往往不能身居大位，譬如朱熹、陈亮乃至辛弃疾等，他们都未对政局起到过决定性的影响。这样的人还很多，他们大都声名卓著，空怀才智而无处施展。不过，政治并不能替代一切，精神的力量同样推动着历史的进步。第二代中的杰出之辈从个人遭遇来说也许是不幸的，但他们得以把心灵升华在无尽的时空中辉映千古，谁又能说这不是人生的最高境界？！
陈亮与朱熹、辛弃疾相识较早，而朱、辛直到绍熙时期才第一次见面。三人中朱熹的年龄最长，就他们对时局及后世的影响来说，朱熹也无疑要排在第一位。
学术和政治结合
本朝是学术鼎盛的时代，然而迄今为止形成巨大影响的，却只有王安石与二程兄弟这两派理论，这是政治因素的作用。王学与程学的分歧虽然由来已久，但直到徽宗时期，双方的斗争主要还是表现在政治范畴而非思想领域。靖康以后王安石的所谓新学被否定时，程氏兄弟的洛学曾经一度活跃了近十年，但此后也同样遭到了排斥。洛学这一段短暂的兴盛在某种意义上也是权力扶持下的结果，当时的宰相赵鼎并未从理论上真正了解洛学的精蕴，而高宗天子的态度则是来自于对眼前的利益的考虑而并非出于对学术的尊重。至于秦桧当政后在更大程度上禁黜程氏洛学的做法，更是独裁统治必然带来对学术的禁锢和摧残这种一般规律的典型表现，此中道理自是不须分说。
就本朝而言，把学术和政治结合在一起肇始于王安石，元祐时期的种种做法又加剧了这种劣习。思想家如果入主政坛，便不可避免地以政治的眼光来对待学术，王安石与司马光的错误正在于此，二程之一的程颐在某些方面也未能免于此病。学术上的真理绝非是以强权就能树立的，朝市之显学若非是一种手段，便一定是荒谬错陋的俗学。对以往经验的反思使南渡以后的很多人意识到了这一点，反对赵鼎一味扶植程学的张浚，后来主张对学术派别不当一切摒弃的叶谦都是其中的代表。不过，排斥异端是政治的内在要求，并不以人们的善良愿望而转移，有识之士的努力相对于强大的政治权威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的。南渡以后的杰出人物朱熹以在野身份潜心学术所创立的哲学，假如聊备一家而容与修正，本来应该是一个伟大的贡献。难以预料的是，政治却不容许思想意识身处事外，最终必然会选择某种理论标榜于庙堂之上而成为官学，朱熹之学同样也没能避免王安石新学那样的命运。当然，这是本朝后期的事情了，但一种思想能在一个相当漫长的时期里成为钳制其他思想的工具，朱熹的哲学是第一个也是惟一一个例子。如果他知道自己会带来这样一个结果的话，不知是否会黯然神伤。
朱熹的理论直接起源于二程，而二程哲学则是继承发挥了本朝以来一种传统儒学的精髓而形成的，后来的人们将洛学的师承划归于濂溪先生周敦颐的看法虽不一定确切有据，但从二程及朱熹的学术渊源上看，他们接受濂溪之学的影响是确凿无疑的。周敦颐字茂叔，生活在仁、英、神三朝，就其对“心性义理”之学的首发幽暗来说，他可以称得上是所谓“理学”的开山之祖。“理”者，道理、法则也，如果一言以蔽之的话，理学就是有关天人性命定理的哲学。孔孟之后，只有传经之学，性道微言之义既乖，道德人心之用亦绝。敦颐之后，张载、二程、邵雍等大师辈出，这些思深之士始终不懈地锤炼心智、发展性灵，有意识地从具体的现实向形而上转化，以千年的文化传统为积累，转益多师，厚积薄发，从思想上对人生和国家的终极问题展开了更深一层次的思考，终于使集大成者如朱熹等人横空出世，开始奠定未来中国的思想基调。
朱熹的特点是融会贯通，把理学推到了极致。乾道三年（公元1167年），朱熹在长沙访问了张栻，相与两月，从张栻所传的衡山胡（宏）学中得到了很多的启发。乾道四年（公元1168年）编成《程氏遗书》；乾道八年（公元1172年），又撰成《资治通鉴纲目》五十卷，对司马光重视史鉴的格物致知之学也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同年，朱熹纂集了《八朝名臣言行录》，第二年，阐释周敦颐的太极之说而成《太极图说解》等著。也就在这一年，朱熹在与吕祖谦的往复探讨中撰成《伊洛渊源录》，进而在两年后又共同编纂了《近思录》，把周敦颐、张载、二程四君子之说整理成文，标志着理学系统架构的完成。这一年朱熹四十五岁。
朱熹的哲学是一个博大精深的体系，不过，它的核心却十分明了，最重要的一点是把“理”字发展到严密、精致和深邃的境界。他说：合天地万物而言，只有一个“理”，未有天地之前，也只有一个“理”，有此理，才有天地，才有流气发挥万物，所谓“放之则弥六合，卷之则退藏于密”。朱熹认为理与太极是同一的东西，理就是天之道理，此理摄万理，万理又归于此理，理依于气而行，化育流行，涵盖万物。从这一点出发，人之性也就是天赋之理，天理使人具仁义礼智之禀赋，而化气则使人有善恶刚柔之区分。因此天理人欲，不容并立，“修德之实，在乎去人欲，存天理”。
朱熹之学无疑是传统儒学的最高之致，他把人对自身修养的要求提到了一个崇高的地位。若非圣贤，即是禽兽，这是朱熹思想规定下的天理、人欲关系的必然产物。每个人都必须居敬穷理，“内无妄想，外无妄动”，方不失为立于天地之人，这既是朱熹对人性的定义，也是对政治和社会范畴里一切行为的规范。从这个方面来说，无论他本人能不能做到这一点，朱熹的思想都不失为一个伟大的典范，它把我们与禽兽和事物相区分，指示了一条走向终极目标的艰难而又崇高的道路。
但不幸的是，也正是这一点注定了朱熹哲学的荒谬。假如以天理来规定人，人之本身岂非毫无意义？如果照朱熹所说，天理与人欲是绝对的对立，那么造化育人本身就是一个错误，以天理的神圣，又何能容忍气之所化，再赋予人性之恶？当然，也许天理的本意是磨炼我们的意志，但理在气先，气化我成，以我们渺小的形而下又怎能与至高至极的形而上同归一途？朱熹指示的道路太艰难了，也许根本就没有人能做到这一点。事情明显的是，如果做到了这些，人也就不是人而成为“天理”了。从另外一点上考虑，“天理”的标准在哪里？如果这个标准只不过是由圣贤来决定的话，那它还是一个历史的东西而绝非是一个纯粹的原则。朱熹哲学被后来的政治用作统治理论看来并不是偶然的，因为它提供了一种使统治者的强迫手段成为可能的思想基础。
淳熙二年（公元1175年）四月，朱熹送吕祖谦返乡时，来到江西信州铅山的鹅湖寺。由于祖谦的撮合，朱熹与当地的两位人物陆九龄、陆九渊得以相会，进行了一场激烈的学术论争。
陆氏兄弟也是知名当时的思深之士，特别是比朱熹小九岁的陆九渊，刻苦向学，覃思精微，取孟子“放心”之说而发挥，主张以廓复人之本心为第一要务。九渊认为天之所以与我者不过此心，心皆具此理，因此心即天理，不待外求。所以一开始就与朱熹追求名分、讲究行为的观点有着重大的分歧。在赴会之前，两兄弟专门预先讲辩直至深夜，准备折服朱熹。
第一天双方不欢而散，原因是九渊一上来就抢了先手，直截了当地宣称自己的“易简工夫”要胜过朱熹的“支离事业”，这使得朱熹很不高兴。
但第二天朱熹在如何教人求学的问题上展开反击，他坚持认为只有居敬存心才能穷理致知，而致知问学又是涵养尊德的必要过程，二者不可偏废。他对陆九渊“先求本心，然后泛观博览”的教人方法很不以为然，认为过于简单。
九渊仍然也坚持己见，批评朱熹的方法过于支离。朱熹那些“正其衣冠，尊其瞻视”、“守口如瓶，防意如城”的所谓持敬工夫，在九渊看来当然是难以容忍，所以针对朱熹提出的“泛观为先”发出诘难道：
“尧舜之前，何书可读？！”
这话说得就近乎于强辩了，幸好下面的话为其兄九龄所止，否则两人的唇枪舌剑说不定就要闹出伤害感情的结果。
鹅湖之会虽然未能取得一致，但双方通过这场学术讨论多少还是有了一点融合。特别是九渊的哥哥九龄在思想上起了重大变化，自此以后幡然悔悟，转向著书讲学的求道方式，与朱熹取得了契同。朱熹虽然不能同意九渊的“求心”理论，但也对他的为人深表钦佩，一直希望两家能兼补所长，并且后来在某些方面也接受了九渊的理论。只有九渊终身未改其说，他甚至在后来公然宣称：“宇宙即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把“心”的作用同样发挥到一个绝对的境地。九渊在学术上的从一不二，在某种角度上说也是使得自己的“心学”传人在后来与朱学一派发展成水火不容之势的原因之一。
朱、陆虽然分歧严重，但他们的大前提还是共同的，只不过是在具体的认识方法上存在着迥异的见解而已。真正与朱学既殊途又殊归的是陈亮的学说。
浙东婺州一带是南渡帝国的一个经济发达的地区，经济既能导致文化的昌盛，必然也影响着学术思想的内容。婺学有一个共同特色是主张经世致用，带有明显的事功色彩。南渡后最著名的学者先是唐仲友，后是吕祖谦，都无一例外地具有这样的特色。唐仲友与朱熹在学术上甚不相容，由此后来两人之间还发生了互相诉讼的事情；吕祖谦虽然也强调性命之学，对朱熹理学也有很大程度上的契合，但仍未放弃强调躬行实践的初衷，所以他既与张栻、朱熹私交极佳，又能与陆氏兄弟时相过从，同时也能与思想激进的婺州后进陈亮有着亲密的交往。这一切都反映出环境对学术思想所起的影响，确实是不容低估的。
但最能代表婺州事功特色的是陈亮的学说，他与吕祖谦的调和理论完全不同。陈亮从根子上反对性命之学，同时把致用的目标彻底地具林化，明确提出中兴复仇、致达王道霸业的目标。从来也没有人能够像他一样，将功利提到这样一个明确的高度。陈亮的哲学既是环境的影响，也是时势的反映，更是其坎坷境遇的产物。
淳熙四年（公元1177年），陈亮在家居十二年后入太学为诸生，这无疑又是叶衡帮助的结果。在这一年，陈亮于太学的一次试论中再度发表见解，以至于满学之士口语纷然，腾谤之言数月未已。第二年，陈亮再度上书孝宗畅言恢复，结果让锐意恢复的孝宗读后赫然震动，天子当即在朝会上传旨，要将陈亮所上书榜于朝堂，并欲召陈亮授以官职。
不幸的是，当朝宰臣中大多数人一下想不起来陈亮是谁，殿前独有一位叫曾觌的官员知道陈亮，主动提出前去宣召。这个偶然事件从某种程度上说改变了陈亮的一生。
曾觌这个人名声很臭，他早年以父荫补官，孝宗在藩邸时为内知客，因而在孝宗即位后为天子器重。曾觌与另一位经历相似的官员龙大渊恃宠娇纵，横行不法，在当时甚为正直之士所不齿。陈亮是何许人？以他的性格，甚至都不愿见到曾觌，如何又能在他的面前受诏接旨！所以陈亮在居处听到曾觌将到的消息后，立即翻墙而逃，给了曾觌一个绝妙的软钉子。曾觌当然十分怨恨，为此在朝间一力攻击陈亮。而一部分宰执怪罪陈亮出言不忌，也在天子面前谤沮不已。他们受命天子前去复考，陈亮的慷慨陈词尤使这些朝廷大员感到落落不合，遂使得授官之议被暂时搁置。
十天后，陈亮先后两次诣阙上书，反对坐守临安、偏安东南，并对献书数天后没有回应深表遗憾。在第二书中，陈亮把自己向汤思退等朝廷重臣的面进之言和盘托出，言下之意，对某些人的从中阻挠也表示了不满。陈亮的勇气和精神于此可见一斑。
学神州毕竟，几番离合
孝宗仍然十分欣赏陈亮的切直，再度要授官陈亮。然而陈亮得知后不过是淡然一笑而已：
“我的目的是为社稷开数百年之基，岂是以此而博一官？”
陈亮当日便渡钱塘江而归。数罹祸患使陈亮愤懑难禁，归乡后常与同邑知己狂饮，以壶中之物洗浇胸中块垒，醉后拔剑起舞，少不了豪气干云，说出一些狂话来，有些人便把此事告到了刑部。刑部侍郎何澹在省试中黜其下第，陈亮对他曾有所不满而语出不逊，何澹便借此报复，又把他下到大理寺狱中，笞掠批杖以至体无完肤。幸亏天子依然有心袒护，否则这一次陈亮难免就要身遭不测。
出狱以后的陈亮再度归乡发愤读书，潜心思考，终于使自己的思想理论趋于成熟。淳熙九年（公元1182年）二月，陈亮出乡访问朱熹，两人在一起呆了十几天，彼此充分地交换了意见。此后的十年，他与朱熹书信往复，展开了激烈的辩论。这一次的争论虽然不像鹅湖之会那样面对面地进行，但它所涉及到的深度和广度，都无疑要超过鹅湖之辩许多。
一个基本问题始终贯穿在这场辩论中，这就是王霸和义利。陈亮认为，天理人欲不可分割，因此王道与霸业可以并用，义与利也可双行。无疑，这自然遭致朱熹的强烈反对。两人从三代以至汉唐，通过历史事实互为诘难，但谁也说服不了谁。在这个关键问题上，陈亮击到了朱学的要害，他的学说从根本上讲是针对当今的现实而发的，所以在“成人之道”的问题上，陈亮以“志在天下”反驳朱熹的“独善其身”，把自己的哲学发展成为天下生民计利的有为之论，当然比保守的朱熹高明得多。实际上，在陈亮的堂堂英气面前，朱熹根本就无力抵挡，他就像一个年长的禅师一样，故作高深地作着劝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