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奉告老兄，何必如此撺掇？闲汉在山里咬菜根，与人无相干涉，了却几卷残书，岂非一事？……名教中自有安身处。”
陈亮答道：“风不动则不入，蛇不动则不行，龙不动则不能变化，今之君子欲以安坐感动者，是真腐儒之谈！”
两相比照，优劣尽知。就连朱熹也不得不承认，陆九渊的近禅之学倒并不可忧，因为学者一旦无可摸索，自会弃去；惟有“浙学”专于功利，学者学之便可见效。他为之而感慨万端道：
“陈同甫之学已行到江西，而浙人信响已多。家家谈王霸，可畏！可畏！”
看来朱熹之学后来成为帝国恢复大业的一种拘碍势力同样不是一个偶然，它的核心就包含了反对进取的因素。他所力持的那种“先得吾身好，党类亦好，方能得吾君好，天下国家好”的理论，尽管是种地道的迂腐之谈，但无疑会被人拿去当作逃避的凭据。朱熹过分相信道德修养的力量，并不是他一家的发明，而是本朝以来甚至是有史以来中国这个礼义之邦的通病。它带来的无穷恶果是：天下生民肉体上的血泪痛苦既不能免，而道亦未必能行，心亦未必能安。也许它惟一的长处就是把伦理道德重新倡导起来，在一种虚幻的理想世界里麻醉自己也麻醉别人，从而维持着社会的长期稳定。但是代价太沉重了。
淳熙十一年（公元1184年），陈亮又遭受到一次冤狱，得脱后又为人聚凶徒击于路，卧床一月始告平复。淳熙十五年（公元1188年）二月，陈亮来到金陵、京口，观察沿江山川形势，其后来到临安，再度上书天子极倡恢复，一心内禅退位的孝宗没有加以理睬。陈亮义无反顾地倡言王霸义利、浑无顾忌地疾呼恢复，当然使许多人无法忍受，他们把陈亮视作狂徒，极尽排挤打击之能事。朱熹就认为他是祸由自取，乃平时自处法度之外、不闻礼法的结果，甚至来信要他痛自收敛，绌去王霸并用之说。在落魄境遇中，惟有辛弃疾不断来函抚慰劝励，赋壮词相寄，使得陈亮深为感动。这一年冬天，陈亮约请朱熹前往紫溪与辛弃疾相会，但朱熹负约未至。陈亮遂独与弃疾在江西信州的铅山山中重逢。铅山的主峰就是鹅湖，峰中的鹅湖寺也就是当年朱、陆辩论的所在，陈、辛两人也常常去那里小坐，但他们却不是相与争辩而只是互道衷情、共论时事。两人盘桓近十日后洒泪而别，这一场相逢成了他们不幸人生的惟一可堪慰藉之事。
辛弃疾此时已罢职闲居好几年了，无奈、愤懑、痛楚和不甘交织在他的心里，百转千回而不能已。“近来愁事天来大，谁解相怜？”当陈亮走后的第二天，对挚友的依依难舍之情使弃疾又去追赶陈亮，希望能再与他把酒起舞，倾吐心事。但追到鸬鹚亭时，雪深路滑，实在无法前进，弃疾只有无奈而止。夜宿于道旁孤馆，中宵闻笛，不能成眠，弃疾将一腔愁怅化作歌词，遥寄知己。词中有道：
佳人重约还轻别。
怅清江，天寒不渡，水深冰合。
路断车轮生四角，此地行人销骨。
问谁使君来愁绝？铸就而今相思错，料当初费尽人间铁。
长夜笛，莫吹裂！
陈亮答词有道：
树犹如此堪重别！
只使君、从来与我，话头多合。
行矣置之无足问，谁换妍皮痴骨？但莫使伯牙弦绝！
九转丹砂牢拾取，管精金、只是寻常铁。
龙共虎，应声裂。
弃疾再答曰：
……，
事无两样人心别。
问渠侬：神州毕竟，几番离合？
汗血盐车无人顾，千里空收骏骨。正目断关河路绝。
我最怜君中宵舞，道男儿到死心如铁。
看试手，补天裂！
陈亮又答曰：
……，
斩新换出旗麾别。
把当时、一桩大义，拆开收合。
据地一呼吾往矣，万里摇肢动骨，这话霸、只成痴绝！
天地洪炉谁扇鞴？算于中，安得长剑铁！
淝水破，关东裂！
把忧怀社稷生民的一腔血泪铸成词什最终成了他们惟一的选择。最突出的就是辛弃疾，他的作品肝肠似火，色肖如花，雄奇阔大委婉缠绵之美，不仅独步当时，亦可冠盖古今。也许我们惟有相信，现实的本意就是让真正的志者只能在心中完成他们的壮烈。否则，我们又如何面对这许多泪洒江山的英雄豪杰呢？
淳熙后期的朝廷事务基本上是由王淮主持。王淮字季海，绍兴进士，淳熙二年（公元1175年）入为副相，淳熙八年（公元1181年）拜右丞相，不久升为首相。取法汉制而将左右仆射改为左右丞相是乾道八年（公元1172年）的事情，自此以后，宰相的名号便没有再变动过。王淮此人从总体上讲倒也是个持重之士，风骨清癯，萧然简远，为人冲淡寡欲，喜愠不形于色。但这种秉性的人虽会有善名，但却不一定会有善政。
至少王淮也不是完全像孝宗所认为的那样不党无私。朱唐交讼一事就是个例证。
朱熹在朝廷的一再征召下，于淳熙六年（公元1179年）赴知南康军，两年任满后接受王淮的推荐，出任“提举两浙东路常平茶盐公事”，这是一种经济监察官职，但在其时主要的责任是监督浙东一带的救灾措施。朱熹到职后，先后弹劾多位官员的不法行为。淳熙九年（公元1182年）七月巡按至台州时，发现离任的知州唐仲友有不少问题，遂连章朝廷请予惩罚。王淮起初压下不报，此后又在天子面前为仲友开脱，最后大事化小，以夺唐仲友新授之职转授朱熹的处理了事。
仲友是王淮的姻亲，王淮在这个问题上有点感情用事可以理解，但事情并不那么简单。王淮也是婺州人，与唐仲友一样具有一种讲求经世的思想倾向，所以对朱学有一种排斥心理。尽管他为政宽厚，但在这个问题上同样不能摆脱学术偏见，以至于在不久后默许郑丙、陈贾诸人攻击程、朱之学，开了以政治手段压迫朱熹学术的先例。就事实而言，朱熹所提倡的理论在客观上对帝国的恢复大业确实存在着一定的消极影响，朱熹本人从再度出仕之后，就明确主张“先以东南之事为忧”，反对急功近利妄生衅端。但当时朝廷反对朱熹者并非出自于这个考虑，他们只是攻击朱学之人“饰怪惊愚”、“欺世盗名”，这对于朱熹来说当然不是很公正的。平心而论，只有陈亮对朱熹的批判才具有一种无私的意义。从政治上对学术思想进行压制无论从什么方面来说，都是非理性和非人道的。
王淮罢于淳熙十五年（公元1188年）。虽然他刻意为天子理财治政、区分军务，但不言自明的是，他的努力没有带来任何实质性的效果。山河依然，气氛照旧，帝国政府从没有真正把眼光转向沦陷已久的北方。淳熙十六年（公元1189年）正月，与孝宗并驾齐驱、和平共处的金熙宗去世时，几乎没有引起南方的任何反应。
从高的标准上说，帝国第十一位天子御临天下的时代其实是庸碌和无为的，孝宗皇帝最后一个举动证实了这一点。淳熙十六年（公元1189年）初，皇上几乎在没有任何先兆的情况下就突然宣布自己将禅位太子。他对新任宰相周必大、留正说，准备在旬日之间就把这件事情完成，并密赐当年高宗禅位的手诏给周必大，命令他立即依式进呈诏草。孝宗没有详细说明原因，只是说年来稍觉倦勤，所以想退就休养，同时也可终毕先帝高宗三年之孝。太上皇高宗于两年前返归道山。
这在帝王原则上是不能成为理由的。人主受命于天治御万民，本就应当治道忧勤、宵衣旰食，绝不能以日理万机劳心蚀骨而遽让神器。何况天子不过五十三岁，春秋方盛，圣体未愆，如何竟能以倦勤而想到休养！至于上皇驾崩，哀深慕切，欲以塞耳闭目之道以尽三年之丧，则更悖于古来的圣训。尽孝之大者在于尽道，欲报高宗之恩，犹应殚心竭力以奠安天下，哀毁过礼岂足以慰先人于溟漠？孝宗虽是个淳厚的人，但并非不明事理，他所谓宅忧谅荫以尽丧纪的理由明显是一种饰词。
这件事情确实也让人百思不得其解，朝堂上下一片寂静多少说明了这一点。孝宗把绍兴禅让挂在嘴上，目的是想打动二府的宰执，并不能说明他的真实想法。当年高宗的内禅，明显是出于时势压迫下胆怯懦弱心理的作怪，而眼下虽然国步未康、恢复无功，但依然不失为一个平和熙乐的年代，我们的天子根本没有任何动机去效法先君。至于说他的禅位是因为抱志未伸、不甘屈辱，那只不过是后来臣子美好的愿望罢了，祖宗之仇家国之痛又岂是退处闲适所能销磨的？！值得注意的是，天子急切希望此事能速战速决，正如他计划的那样，从透露风声到最后禅位确实只用了十来天的时间，如果没有难言之隐，又何必惧怕其中的波折？
根子出在已故的上皇高宗。他在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内禅时正当盛年，这个事实使得入继的嗣君只有二十六岁，照本朝诸帝大都御极长久并能享高寿的先例推论，新一代天子像高宗那样再次垂拱三四十年是不成问题的。果然，孝宗居位一转眼就是二十八年，这叫有心大宝的储君如何能堪呢？
太子赵惇排行第三，已经四十三岁了，入为储贰也有近十年的光景。天意难测，以他这个年龄走在皇帝前面也不是不可能的，长兄庄文太子早早而薨就是先例。太子没有父王至淳的修养，因而心怀怨望也就顺理成章。在这个问题上，太子妃李氏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李氏是庆远军节度使李道之女，出身将官之家，既缺乏礼义簪缨之家应有的教育，更没有金枝玉叶所具备的涵养，因此性格粗率又悍妒狭刻，尽管孝宗一度有废去之意，但她成功地掌握了太子，一直我行我素。在李氏的影响下，太子不止一次地做过母后的工作，希望她能说服皇上能效法祖翁而早日内禅。爱子心切的成穆皇后当然也委婉地劝过孝宗，但起初未被天子同意。孝宗对皇后道：
“孩儿尚小，缺乏经历，故不能与之。”
当皇后无奈地回复太子时，太子推起头巾，露出前额：
“儿臣毛发已白，尚以为童，岂非翁翁之罪！”他也许不好指责皇上，所以只能把怨气发泄到祖父高宗的头上。
金戈铁马
上皇高宗的去世是太子的怨气开始表露的契机，当孝宗最后得知这一情况时，不能不在心底有所触动。自古以来，储位之事一直是个两难的问题：久阙不建，对国家来说无疑是一个隐患；但过早确立，也会带来新的麻烦。东宫的影响是很微妙的，历代都不乏太子不道而祸起萧墙的故事，孝宗自然是十分清楚的。从这一点出发，孝宗最后选择当年高宗的道路，以抛弃一切而自求快活的退让来达到折中之道，自与他性格十分契合。太上皇高宗二十几年恬淡的生活给孝宗的印象实在太深刻了，这也是他甘于退却的另一个因素。当然，天子是个至孝的人，以老吾老之义推及幼吾幼之情，是他最终下定决心内禅的根本原因。
不过，孝宗的做法既是一种逃避，就注定不能解决这个难题。受制于悍妇的赵惇并没有因顺利地入继大宝而改变性格，反而愈陷愈深，作了自己皇后的傀儡。李氏当然也没有因为顺利地执掌大权而消释积压已久的情绪，第二年就对曾经有心废己的太上皇孝宗开始报复，不断离间他们父子的感情。一段时间后，两宫的关系竟成隔绝之势，有时太上皇要见儿子都不可得。
这事使得举朝忧虑。一两年来，宰辅百官以至布苇之士，过宫为请者不绝，但亦未能立即改善状况。新天子本就有心疾，在李氏的悍妒暴躁下，震惧成疾，不能视事。孝宗遭此打击，独处在幽深的重华宫里怏怏难捱，后悔不迭，但为时已晚。孝宗的这个失误就如同他二十八年的临政一样，怀有良好的愿望，但从没有良好的结果。
新帝后来的庙号为“光宗”；即位第二年改元“绍熙”，也只做了五年的皇帝。后宫干政是本朝家法所严格禁绝的，在这方面既有着一系列成功的经验，也有强烈的共识。光宗陷入妇人之手的遭遇决定了他必然成为龙銮宝座上的匆匆过客。绍熙五年（公元1194年）五月，上皇孝宗大渐，思见光宗犹不可得。消息传出，朝廷上下顿时哗然。六月初九太上皇孝宗驾崩，光宗又未能赴重华宫尽礼，这导致了光宗帝位的最后终结。以赵汝愚、韩侂胄为首的一批贵戚及宰执大员发动了一场近似于政变的运动，请出寿圣太后——这是孝宗的母亲，光宗的祖母——主持了又一次禅让，使光宗的第二子赵扩成为帝国的第十三位天子。这是绍熙五年（公元1194年）七月初五的事，新一代天子史称“宁宗”，时年二十七岁。
历史的合理性常常使人无比困惑。
以公元十二世纪四十年代以后的宋帝国来说，尽管和议在精神上严重挫伤了国家的气势，然而在客观上也造就了一个休养生息的机会。即使是高宗的退避和秦桧的独裁，在产生不思进取的消极心态的同时，却也使得半壁河山的稳定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在军事上，我们的帝国虽说从原来的基础上又退后了一步，比如十几年的兵戈不兴武备不整使得战斗力已经大大下降；但在另一方面，本来诸事不张的经济却得到了意想不到的繁荣。
第一当然是农业的恢复。以南渡之后的半壁之地支付居高不下的政府开支，首先得依靠农桑，这是天子臣民的共识。为此政府实行了不少政策，比如蠲免租税、招抚流散、经界田亩以去民之扰等，从实际情况看，都起到了良好的效果。特别是大兴水利，使南方河道密布、水泽纵横的地利得以发挥，更使生产水平大大提高，从根本上促进了农业的发展。
农业的恢复带来民间产业的兴盛，举凡采矿冶铸、丝染棉织、造纸制瓷，甚至工艺技术要求甚高的造船业，都能克尽其善。物质需求的强大动力使民生工业在这个时代第一次得到了相当程度的进步，这是很值一提的。其中对我们帝国最大的贡献是造纸的发达，本朝的纸无论从品质、种类来说都已臻致极高的水准，更重要的是它促进了印刷业的繁荣，自然也就保证了文化的积累和传播，这更是划时代的事情。本朝的书被后人称为“宋本”，并不是单单以时代命名，它代表着一种精美和准确的典范，尽管后世不断取法模仿，但始终难以超越。
另一个突出的表现则是商业，这个被传统所忽视的经济成份也在南渡以后的历史条件下蓬勃兴旺起来。它的最好反映就是行在临安和大大小小的城市，比如平江、镇江、衢州、江陵、潭州、襄阳、成都乃至兵燹之后的扬州，工商辐辏，极尽其盛。濒海的福州、泉州、广州又能通舟洋外，商货输入，不计其数，商户富户金珠罗绮，也已经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阶层。
南方优越的物质条件当然是经济繁荣的原因之一，但起决定作用的是政府的南迁。南北之分由来久矣，历史因素使中国的政治中心一向处于北方的中原地区，“圣人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的信条最后固化成一种原则，不断强化着所谓四海归一的向心力。由于这个原因，地利优越的南方始终未能得到充分的开发。南渡的现实打破了这个藩篱，从而使广阔的南国自六朝以后再度成为天下的中心，南人不受重视的时代也已一去不返，因为他们已成为惟一的百姓。绍兴和约使北方移民南来的规模与程度已经大大减低，而靖康一辈又已谢世，第二代人早已融合在这个新的大家庭中而不分彼此。这个事实造就了一切，南渡帝国得以稳居东南的奥妙，也尽在于斯。
但我们若是以这种眼前的利益就承认现实的合理性，那就是大错特错了。世事的合理与否绝不可以一时的结果来下判断，更不能以实际效果来取代是非标准。否则的话，历史就成了称斤论两的数字而不再是一种惩恶扬善的理念了。帝国持续已久的战、和的分歧也就在此，究竟是坚持原则还是图求实利，成为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特别是此刻帝国的现实正处在承平已久、渐得其利的情况下，这个问题便尤显得十分突出。
朱熹在光宗即位的那一年完成了两部重要的著作《大学章句》和《中庸章句》，在完善学术理论的同时，也建立了一种道统，人们称之为“道学”，开始受到普遍的注意。他又在各地任所复古建礼、躬行实践，广泛传播他的学说，影响也越来越大。
在雪耻恢复的问题上，此时的朱熹已经形成了比较系统的观点。他认为恢复之计至少需要有二三十年的辛苦准备，像现在这样既不练兵又不积财，一味高谈恢复就只能是一个空想。朱熹在这个时期内曾对他的弟子们反复强调，除了“战”与“和”之外，尚且还有个“守”字，只要措置得当顽强固守，就不会再为敌夷所侵。他的这种看法基本反映了淳熙以来务实派的思想主张，也成为时下的主流。这种理论就道理上讲固然是不错的，但承认现实就必然会亵渎原则，假如强烈的正义感竟因为“不切实际”而受到指斥，这必将给我们的帝国造成更为严重的危害。
这种风气首先给那些坚持信念的仁人志士带来了不幸。陈亮于绍熙元年（公元1190年）十二月再度入狱，这是某些当政者不满于他狂放如初的结果。幸有大理少卿郑汝谐阅其辨疏，诧为奇才，力言于光宗，陈亮始免一死。出狱后，陈亮虽在绍熙四年（公元1193年）策举进士，第二年又终于被朝廷授以官职，但这时陈亮已经五十二岁，困苦的遭遇使他的身体也受到损害，未到任便突发急病而卒。
闲居十年的辛弃疾在绍熙二年（公元1191年）被朝廷起用为“提点福建路刑狱公事”，为政公正，奉职勤勉，并与朱熹一起也在任所内推行丈量田亩的经界之法。朱辛两人在这一年见了很多次，讨论政事之外，也谈到了双方的分歧。绍熙三年（公元1192年）弃疾奉召入朝，上书皇上建置长江军务，毫无结果。此后又出任福建安抚使近一年，在任职期间撙节钱财、整肃军队，甚至还准备扩充地方军力，但谏垣的一道措辞严厉的弹劾再度扑灭了他的满腔热情，“残酷贪饕，奸赃狼籍”的罪名使辛弃疾罢官卸任，于绍熙五年（公元1194年）八月又回到江西信州的带湖，这一年他五十五岁。
时光荏苒，南渡以来最著名的诗家莫过于尤、范、陆、杨四人，其中曾出使金国不辱使命而享有盛名的范成大死于前一年，而光宗皇帝的老师尤袤已在本年去世，另外两人陆游与杨万里也都已到了古稀之年而致仕在乡。他们两人同弃疾一样，都是满怀抱国之诚而终未得伸的高洁之士。烈士暮年，壮心未已，陆游有一首诗可以略窥其志，这是他在绍熙三年（公元1192年）十一月的一个风雨之夜里所作。
僵卧孤村不自哀，尚思为国戍轮台。夜阑卧听风雨声，铁马冰河入梦来。
金戈铁马的时代总是会到来的。不在战火中新生，就在刀剑下灭亡，没有谁能逃脱掉这个法则。
第五部 雾失楼台
湛湛长空黑
湛湛长空黑。更那堪、斜风细雨，乱愁如织。老眼平生空四海，赖有高楼百尺。看浩荡、千崖秋色。白发书生神州泪，尽凄凉、不向牛山滴。追往事、去无迹。
——刘克庄（公元1187—1269年）
在我们这样一个帝国里，天子的行为法则总是不可理喻的，政治的关键还是在于朝堂之上的衮衮诸公，在于他们的道德修养和个人素质。假如执政者不能尽到士民与皇帝之间的折中之责；国家的灾难便不可避免。
绍熙五年（公元1194年）七月的那场变故既为宗庙社稷带来了一位新天子，也给我们的帝国推出了一位重要人物，这就是韩侂胄。从某种程度上说，正是这位韩侂胄改变了帝国历史的进程。
韩侂胄为内禅得以顺利实现起了一个很关键的作用。当时情形的尴尬程度，在本朝历史上十分罕见。孝宗死后的第二天，宰相留正率百官拜表请天子就丧成服，竟被光宗诏以疾病未愈而推却。国遭大丧，皇帝不出，这是个相当严重的事件，朝廷宰执们受到了极大的震动。在左司郎徐谊及另一位老资格的大臣吴琚的建议下，留正与知枢密院事赵汝愚转趋寿圣皇太后，想请这位两朝太后垂帘主丧，但也被皇太后拒绝。两人一再恳求，寿圣太后也只答应暂代祭奠之礼。显然，这并不能根本解决问题。
尚书左选郎官叶适果断提出以早正储位、太子监国的办法来彻底扭转帝国政治的不良局面。留正赞同此议，当天就率宰执进呈，但疏入不报。六天后再请，天子在奏疏上批复了“甚好”两个字，似乎已经同意了宰相的请求。翌日，留正与众臣将拟好的诏旨递进，请天子正式批付翰林学士院降诏。但这天晚上，光宗突然给宰相来了一道手札，上有八个字：
“历事岁久，念欲退闲。”
这就是有退位的意思了，留正看后大为惊惧。按照他原来的意思，皇帝既以疾病未克主丧，宜立皇太子监国。这样的话，即使无可奈何而行内禅，太子名分已立，自可即位。现在皇上竟然首先想到禅位，这不能不使他大为紧张。留正不敢拍板，便去找赵汝愚商量，但汝愚一向不同意宰相在如此情形下尚还坚持循规蹈矩的做法，此刻更是主张顺水推舟：以太皇太后传旨，宣布禅位皇子嘉王。留正听罢十分无奈。
留正是个聪明人，他心里清楚：储诏未下，遽提内禅，这是不符合礼制的越轨之举。事情顺利便罢，若以后一旦有所变故，宰相必然要负责任。留正显然不愿以一时的冲动而致使日后难处，所以在第二天早朝时假装跌倒受伤，以一乘肩舆离开了朝廷。刚出宫门，便立即上表辞职。他这一走，朝会上人心益摇。这还不算，光宗刚刚出现在殿上，便晕倒在地。朝堂上所有的官员顿时目瞪口呆，就连一向沉稳的赵汝愚也手足无措。
紧急关头，还是徐谊给汝愚出了主意。徐谊认为，禅让事关重大，非皇太后出面不可，知閤门韩侂胄是太后的亲戚，若通过他去说服，事情一定能成。“知閤门事”是閤门司的主管，负责朝会、游幸、宴享以及文武官员、外国藩邦朝见谢辞礼仪，一般有外戚勋贵担任。知閤门等官员虽是一清要之选，但不预政务，若非事出急需，韩侂胄本来是不可能参与到这件事情中的。始作俑者徐谊与他非亲非故，完全是因为他同皇太后的亲戚关系才想到把他派上用场。
侂胄做得很好，他通过内侍张宗尹、关礼两人见到了皇太后，并说服了太后定下内禅之策。侂胄复命后，汝愚这才向另两位宰执陈骙、余端礼通报，并让近卫军统帅郭杲等人分兵把守大内，做好了应急准备，最后使内禅得以完成。应该说，新一代天子宁宗即位的第一功臣是赵汝愚，他是宗族大臣，在这个问题上既怀有为国分忧的忠诚，也有克襄大计的勇气。汝愚在事后尤以“同姓之卿，不敢言功”的谦逊辞让了右相之职并只担任了枢密使，尤不失宗臣的本色。韩侂胄当然在其中也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但相比之下还是略为逊色的。不过，侂胄却并不明白这一点，他自认为自己的功劳十分巨大。
新帝即位后，汝愚主持朝局，裁抑侥幸，起用名士，甚至还召回了留正。同时进行了一系列人事调整奖揄有功，包括以陈骙为知枢密院事，余端礼参知政事，郭杲为武康军节度使等。但出人意料的是，侂胄只被升衔为宜州观察使兼枢密都承旨一职。
侂胄面谒汝愚，希望至少能像郭杲一样加赐节钺而成为一地节度。但汝愚却予以婉拒，对他道：
“吾是宗臣，汝是外戚，何可以言功？只有普通大臣才应当推赏。”
侂胄极为失望。
侂胄是当年的忠献王韩琦的曾孙，父亲娶了高宗皇后的妹妹，官至宝宁军承宣使，而他自己以父荫入仕，并且又娶了寿圣皇太后的侄女，因此既是外戚，也算得上是武臣世家。在此之前，侂胄本身就带有一个汝州防御使的武职，所以他十分想成为封疆大吏的心情是可以想见的。作为元勋子弟，侂胄当然还有一些别人所不具备的特点，那就是对建功立业非常向往，对功迈远祖、光耀门楣有着一种天然的希冀。也许是读书较少的缘故，侂胄为人直率，冲动而不拘小节，他的思想行为与传统的礼训有一定的距离，与朝中那些进士出身的文臣们当然也有相当大的区别。
实际上大家对此也都十分清楚。叶适就对汝愚说过：“侂胄所望，不过节钺而已，与之又有何妨？”但汝愚没有接受。本朝有一种鄙视近幸的传统，特别是对于担任知閤门一类官职的皇亲国戚，更有一种天然的反感，当年陈亮对曾觌的态度就是例子。汝愚多少也有些宗室大臣的傲慢习气，他与不少人从骨子里就看不起身为外戚的韩侂胄，这也是他不同意擢奖侂胄的原因之一。
最典型的就是留正，此人除了老奸巨猾之外，尚还有自以为是的毛病，他把对侂胄的鄙视表现了出来，直接导致了侂胄后来与他们这些文臣们的对立。这是当年八月份的事，天子即位以后，侂胄自恃恩宠，经常到宰相办公所在地发表意见，留正甚为不满，指使省吏转告：
“宰相部堂不是你知閤事日日往来之地！”
这话近似于侮辱，侂胄当然无法忍受，于是他立即就到宁宗面前进言，以留正当初在内禅中的暧昧态度为由，使天子下诏罢免了留正。赵汝愚一向倚重留正，所以不惜在新帝即位后立即将他召回，现在侂胄不先预告就使天子出诏罢免首相，汝愚无法不感到气愤。他像留正一样把这种情绪付诸行动，当侂胄就此事来谒见时，汝愚辞而不见，使侂胄惭忿而返，终于和他彻底翻脸。事后，汝愚为自己失去控制而怒形于色也感到后悔，曾经一度想补救，但被侂胄拒绝。
朱熹在这个月被任命为焕章阁待制兼天子侍讲，这是新帝两位老师黄裳和彭龟年推荐的结果。他们两人因十分推重朱熹的学说，所以经常在天子面前提及这位名噪海内的儒臣。朱熹在孝、光两朝的处境不是太好，有点心灰意冷，此次受诏后曾上章辞谢，但未被接受。朱熹不得已在八月底来到临安，由此也卷入到政治斗争的漩涡中。
侂胄的优势在于接近天子。他不仅是当朝皇太后的亲属，又是宁宗皇后的堂祖父，同时与新帝的婕妤曹氏也有一层亲戚关系。另外，曹氏的几个姐妹通籍禁内，与侂胄的关系亦十分融洽，这都为他邀受皇恩浸预政事创造了条件。新帝遽而登位，本身就缺乏自信而十分需要有所倚仗，侂胄不失时机地走到天子身边，正好填补了宁宗心理上的某种空缺，因而获得他的充分信任是很自然的。患难之交往往牢不可破，侂胄在后来的成功似乎在很大程度上得力于这种难以言喻的感情因素。
当觖望转化成怨恨的时候，单纯的不满便被刻意的报复所代替。侂胄排挤掉赵汝愚只用了不到四个月的时间，事情出乎意料的顺利来自于与侂胄同样心怀怨气的同事知閤门刘，他为侂胄勾画了一条便捷的途径，建议他首先任用台谏以树植势力。台谏一向是宰相的对立面自不待言，关键还在于台谏之官一向是天子任命而宰相不得与闻的，这正好充分利用了侂胄的优势，刘的计策不能不说是相当高明。在十月份，侂胄开始以御笔批出的手法调整台谏人选，两位党人谢深甫、刘德秀先后被他提升为御史中丞和监察御史，为打击汝愚排除障碍。当然，事情伊始就使得朝廷上下一片哗然。
原因是天子御批不由中书的情况太露骨了，而且谁都知道这是侂胄一力左右圣意的结果。第一位被免的谏官黄度就公开宣称侂胄“假御笔而逐谏臣”的做法，具有当年蔡京擅权的性质。而朱熹则进而上书天子，明确指责侂胄窃取圣柄而使“主威下移”，把这个问题提到了原则的高度。侂胄恼羞成怒，立即予以反击，又唆使天子罢免了朱熹。这是绍熙五年（公元1194年）闰十月的事，朱熹担任天子侍讲仅仅四十余天。
侂胄对付朱熹的做法使不少人气愤之余又忍俊不禁。他让一个宫廷优人装扮成峨冠阔袖的形象，在天子面前逗笑，以影射朱熹的迂腐不堪。朱熹的这个毛病由来已久，他坚持居理持敬的修养工夫，也不得不首先使自己道貌岸然，当年的陆九渊就曾讥笑过他，以侂胄的性格，对此当然尤为讨厌。不过，以此细琐小节而进行人身攻击并达到政治迫害的目的，则无疑一个极端荒谬的行径。朱熹的罢职使双方的矛盾进一步恶化，中书舍人陈傅良、起居郎刘光祖、起居舍人吴猎、吏部侍郎孙逢吉、工部侍郎黄艾、吏部侍郎兼侍讲彭龟年等人连章抗议，指责侂胄奸佞不法。而侂胄倚恃天子展开反击，先后将陈傅良、刘光祖、彭龟年罢免，知枢密院事陈骙虽素与汝愚不协，也被侂胄排挤，于这年的十二月份罢职。侂胄引用了一位老资格的大臣京镗入为副相，使汝愚在朝中完全被孤立。第二年，新帝改元“庆元”，这一年的二月，赵汝愚在侂胄一连串的打击下终于罢相。清除汝愚的同时，所有反对者也一概被侂胄诬以汝愚党人而被逐斥出朝，其中既有十数位朝廷大臣，也有六名伏阙上书的太学生，甚至对他有过重大贡献的徐谊也未能幸免。
侂胄在对待汝愚的态度上十分强硬。太府寺丞吕祖俭因上书反对，被侂胄出旨安置韶州。这是一个岭外荒蛮之地，处分已不能不说是太重。有人提出：祖俭是当年社稷功臣吕公著的孙子，投之岭外，岂非过分。但侂胄的回答是：谁要是再敢援救，就把祖俭放到新州去。新州比韶州更远，这下没有人再敢说话。虽然后来侂胄迫于舆论压力而一度将汝愚改置吉州，但仍然对他怨恨未解，一心欲置其于死地。七月，罢停了汝愚祠职，十一月，又使人上书请斩汝愚，未能得逞后，再将汝愚改置永州军。
汝愚自知必死，这时倒反而很坦然。临行前对诸子道：“观侂胄之意，必欲杀我。我死，汝等或可免。”果不出其所料，次年正月二十日，汝愚暴死于贬途衡州，时年五十七岁。
汝愚的政治经验显然很欠缺，他既没能想到侂胄因为求节钺不得而会如此失望，也未能注意到侂胄越来越重的报复心态。在这一点上就连朱熹都比他明智，曾建议他厚酬侂胄以消其预政之望。但汝愚不以为然，认为区区一个韩侂胄并不足为虑，他的幼稚最终使他命丧黄泉。在本朝历史上，从来也没有哪一个宰执大员像他这样不明不白地暴死在异地他乡。
韩侂胄的出现再次暴露出我们的帝国在权力问题上的弊端。太祖以来制定的政策只是一味地限制宰相和重兵大将，结果使天子的权力过重而失去牵制。天子本身是凌驾于制度之上的，蔡京和秦桧的故事早就证明，宰相一旦和天子结合在一起，手中的权力就会极度膨胀，独裁也就应运而生。
政治运动
侂胄得以主宰政局也有一些客观因素。正如本朝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几个专制时期其实都是迎合了某种需要一样，侂胄的强硬手段也是适应了朝野上下某种不满情绪的结果。这种不满当然不一定尽是出于公义，其中的绝大部分甚至是党派之见或个人恩怨的产物。然而事情既然存在，它就必然会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表现出来，绍熙内禅的险恶风波造就了这种气氛，而韩侂胄的恣意妄为又为此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侂胄对朱熹的打击本出于政治报复，但事情最后归结到朱熹所提倡的“道学”上，并不是侂胄本人事先所预料到的。朱熹在淳熙末期对其所谓“正心诚意”之说的过分渲染多少就已经有点哗众取宠的味道，而此后树立严谨的道统，就更明显地表露出自我标榜、独立门户的倾向。人们没有理由把他与孔、孟先师相提并论，因此不能不对他的动机发生怀疑。当然，前些年王淮等人对朱熹的攻击还是不免政治上的因素，但也表明朱熹自高其道的做法并没有多大的市场。淳熙十五年（公元1188年）兵部侍郎林栗指斥朱熹时，有一位婺州人叶适曾经极力为他辩护，反攻王淮、林栗随意创名诬陷朱熹。但也就是这位叶适，在不久之后就开始对朱熹的理论进行了系统的批判，认为朱熹之说完全是背离孔子大统的“浮论”，充分反映出与朱熹对立的思想潮流仍具有相当大的社会基础。侂胄正是利用了这一点。
侂胄先是组织了一场声势颇大的批判运动，反复从理论上论证朱熹之说的伪学性质，然后按照他的需要，将所有不附己者尽数列入“道学”的名单。既然朱熹的“道学”已被指斥为“伪学”，那么道学之人也就是伪党，这对侂胄完成他的政治清洗是再好不过的借口。庆元二年（公元1196年）八年正式申严道学之禁，十二月，朱熹被削职罢祠。这时的朱熹才明白事情的性质已有所转化，但既已错过了反击的机会，除了在福建家里焚烧文稿之外，别无办法。
庆元三年（公元1197年）十月，事态臻于极致，有一位绵州知州王沇上疏，建议订立伪学名录，以便今后处理。这简直就是蔡京“元祐党人碑”的翻版，侂胄当然乐于取法。于是在这一年末，五十九人被列入了这个名单。其中宰执有赵汝愚、留正、周必大、王蔺四人，待制以上官有朱熹、徐谊、彭龟年、陈傅良等十三人，其他官员则有刘光祖、吕祖俭、叶适、黄度等三十一人，甚至还包括武臣三人，普通士子八人。
很明显，这个道学党籍可以说根本就与所谓的“道学”无关。赵汝愚不必说了，留正与王蔺两人也从未涉及过道学，特别是留正，他与朱熹的个人关系甚至都不怎么样；另一位宰执周必大以文知名，更与道学浑不相干。严格来说，五十九人中真正的道学家也许不超过两三位，由此可见，这完全是一个政治运动的黑名单是毫无疑问的，他们之所以名列其中不外乎是与侂胄发生了抵触而已。刘光祖在绍熙元年（公元1190年）曾说过的，“因恶道学乃生朋党，因生朋党乃罪忠谏”，确实不失为先见之明。侂胄禁黜道学之党，其实是从反面证实了自己的朋党事实。
独裁政治的一个最大效应就是趋利之徒奔竞于道路，结党营私排斥异己。世事既不可能清明如水，人性自然也就不会全如光风霁月般纯洁无瑕，即所谓天道流行化育万物，必得是气而有是形，禀得衰颓薄俗之气，便为愚、不肖。在这一点上，朱熹确实是说到点子上了。愚不肖者既然无法避免，那么侂胄一人翻云覆雨如此肆无忌惮，也正是适应了他们的需要。小人当道，则道德沦丧、士风日下就是个必然的结果。
侂胄当政后，吏部尚书许及之谄媚所事无所不至，但两年内却一直未得升迁。及之每次拜见侂胄，总是涕泗俱下，其衰迟之象，就差要跪在侂胄面前。如此次数既多，侂胄恻然生怜，终于把他升为同知枢密院事。有一次侂胄庆贺生辰，及之来迟一步，阍人已经上栓落门，及之无奈之下，只得俯偻而入，奴颜之气，令人扼腕。不过，这还不是最典型的。
相比之下，有一位叫赵师■的比许及之高明得多了。侂胄尝与众客饮于私园，信步之间，他指着山庄中人工修筑的竹篱草舍道：
“真是一派田舍气象，只是缺了犬吠鸡鸣之声。”
话音未落，丛草之中立时就传来犬嗥。众人趋前视之，原来是师■在那里匍匐为狗，侂胄大笑。这一笑给师■笑来个工部侍郎的官衔。
群小之象虽不值置喙，但有些事还是颇发人深思。侂胄兴道学党禁最得力的助手是京镗，这个人比侂胄要大十四岁，早年也是个响当当的人物。孝宗初政锐意用兵，群臣大多附合，惟有他主张徐缓图之；高宗驾崩后奉命报谢金人吊丧而出使，京镗以正为上皇服丧之故，在金廷不肯听乐，金人强之，京镗大义凛然：
“头可断，乐不可听！”
但也就是这位京镗，在侂胄欲逐赵汝愚而苦于无计的关口，竟对侂胄说：
“汝愚是宗室之臣，若诬以谋危社稷，则可一网打尽。”
这简直就是杀人而不择手段，与他当年的作为不啻天上地下。在党禁过程中，京镗也是主要的策划人，对侂胄的襄助甚大。若不是他几年后死去的话，这场政治打击运动恐怕还不会轻易地平息。权力的诱惑实在是太大了，有些人能不畏刀剑，却不免在欲望面前轻易就范，这是无可奈何的事情。
朱熹卒于庆元六年（公元1200年）三月，当朝廷听说朱熹四方信徒可能会齐集信州，为这位道学宗师送葬时，又特别下诏，严饬地方予以约束，禁止彼辈聚会之间妄议时政。结果使朱熹殁后，门生故旧无一至者。但严酷的禁令并不能磨去天下的正义之心，辛弃疾就为朱熹撰写了祭文道：
“所不朽者，垂万世名。孰谓公死，凛凛犹生。”
耄耋之年的陆游也为朱熹的不幸遭遇深表感慨，专门为文祭之并给朱熹以很高的评价。如就两人的思想倾向来说，他们无疑与朱熹存在着一定的分歧，但他们并没有因学术观点上的不同而落井下石，这充分表明韩侂胄的政治迫害是相当不得人心的。
执政的侂胄一方显然非常心虚，因为对立一方虽然遭受重挫，但未必就不会东山再起，有报复就有反报复，这是极为浅显的道理。朱熹死了两年后，侂胄方在很大程度上松弛了道学之禁；这是因为在侂胄看来，目的既然已经达到，再在连他自己都不甚清楚的所谓“道学”上做文章，当然也就没有必要了。
朱熹去世的这一年十月，侂胄进位太傅。有意思的是，以侂胄的外戚身份是不可能出任宰相的，但他却能将太傅这类荣衔变成实职，从而成为宰相的宰相。这再次说明制度这种东西的虚幻，对聪明人来说，它毫无约束力可言。—个月后，皇后韩氏突然病故，这对于侂胄来说是个不小的损失。次年宁宗改元“嘉泰”，嘉泰二年（公元1202年）二月份，侂胄接受了一位党人的建议，突然宣布放宽对道学的禁令，并且先后追复赵汝愚、朱熹两人的官衔，留正、周必大、徐谊等人也渐渐复官还秩，实际上也就是基本停止了这一场暴风骤雨般的政治运动。接下来，一件更大的事情发生，对侂胄后来的人生经历起了重要的影响。
皇后韩氏死去后，坤位虚悬了一年有余，册立新后逐渐提上了议事日程。侂胄与曹婕好相善，按他的意思当然是把想把曹氏扶上皇后的位子。但另一位候选人贵妃杨氏却是个有心计的人，不愿束手就毙，与侂胄展开了针锋相对的较量。就接近于天子来说，杨氏显然比侂胄要得天独厚，控制一位年轻的皇帝，作为女人的杨氏更具备侂胄所没有的条件。嘉泰二年（公元1202年）十二月十四日，宁宗下诏立杨氏为后。新皇后奉受册宝的这一天，侂胄也进位太师，封平原郡王。但这却并没有使他感到一丝一毫的兴奋，侂胄知道，宫苑深处已经出现了一个潜在的威胁，他必须赶紧拿出对策来应付这个变故。正是在这个时候，侂胄发现了他真正应该做的事情，几乎是从一开始他就意识到，这件事将会获得的支持和响应，比禁黜道学不啻要高出多少倍。
侂胄之所以在后来作出这个震惊中外的重大决定，主观因素是最主要的原因。侂胄十分清楚，自己这个近幸出身的人很难以服众，更无法对付由于大兴党禁而带来的普遍反抗，假如不能建立殊绝的功勋，他也就无法永远掌握天子，因而也就不能抵御新皇后的排斥。就目前形势而言，建功立业的最好方式就是恢复故疆、尽雪仇耻，这一点触目可及。同样，这一件光辉大业所能产生的反响，也是无需判断的。帝国为这件事情已经争论了七八十年，从来也未曾在人们的心目中淡忘，侂胄有理由相信，只要抓住这个东西，登高一呼必然应者如云。有一个事实更是昭然若揭：凡是在恢复大业上有作为的人物，不仅能在当时提高威望，也都能在身后受到广泛的赞誉。毋庸置疑，侂胄想望这样一个结果的心情比任何一个人都要强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