侂胄是个粗率的人。他对自己当政之后种种专权擅政、恃势骄居的作为从来都不加以掩饰，只是率意放纵、为所欲为。内宴之上，常常会看到他与妃嫔杂坐，言语肆意，无所忌惮；而与曹妃的姐妹们出入宫闱，秽声传于朝外，侂胄也不把它当一回事。侂胄既没有受过严格的传统教育，也不像蔡京、秦桧那样富于心计，因此他从来也想不到自圆其说。只要是能够做到的事，侂胄从不考虑是非，当然也就不会去认真地考虑后果。眼下他最迫切的需要是巩固自己已经得到的地位，为达到目的，自然就会不择手段。
当嘉泰二年（公元1202年）年初侂胄匆忙停止所谓的伪学党禁时，他就已经在考虑这个问题，十二月份杨氏立为皇后，促使他进一步确立了方针。为此，他开始作出姿态，不仅追复朱熹、赵汝愚，恢复受排斥人员的官职，同时将一大批长期不受重用的人擢升入朝，其中就有一贯主张用兵恢复的薛叔似、辛弃疾和陈谦，甚至包括年近八十的陆游。其中的陈谦还是赵汝愚的门客，因党禁而被罢斥，但因为力主抗战，也为侂胄起复。从这件事情上看，侂胄的用意已非常清楚。到了嘉泰三年（公元1203年），侂胄开始进行具体的行动：七月，命殿前司制造战船，出封桩库府钱十万缗；八月，增派战略要地襄阳骑兵；十月，命两淮诸州教阅民兵弩手。种种战备措施已全面展开。
不过，最后促使韩侂胄付诸实施的还是客观因素。
这个时候金国的情形很不妙。
本来，金世宗统御的几十年里，金国的国势已经基本稳定，中原地带也逐渐融合在既成的现实环境中。世宗取法汉制，宽厚治政，在相对平和的态势下使久经战争的国家得到了很大程度的休养生息，制度文化以及社会经济等各个方面都得到了发展。但与南渡帝国相似的是，金廷上下对怎样维护长治久安也没有很好的办法，安乐之下，淫逸易生，这个新生不过数百年的民族似乎还是缺乏生存的经验。世宗之后是后来被称为“金章宗”的完颜璟成为金国皇帝，即位后不久，内部的问题就开始渐渐暴露，特别是与中原汉人的矛盾又开始突出起来，成为金廷的一个绝大心病。但最主要的威胁却是来自于它的外部。
得中原者得天下是以不断进取为附加条件的，它是一条进攻之道而并非一个守成之策。金人的窘迫正在于此，它在入主中原之后既未能进而克服南方，相反又面临着北方异族的挑衅，结果两面受敌。对宋朝的休战是个明智之举，使它得以腾出手来对付北面特别是几个渐趋强盛的游牧之族鞑靼、蒙古两部落，因而取得了初步成果。但自金明昌五年（宋绍熙五年，公元1194年）起对北方开始大规模的征讨后，金人才终于感觉到用兵再也不像早年一样毫无顾虑了，因为内部的问题时时在掣肘着它的对外进攻。两年后，契丹人占据信州反叛，远近震动，使得金廷不得不分兵以击；又一年后山东汉人亦纷纷起义，再次给金廷制造了极大的麻烦。此后在边境及境内两方面，这样的事情连续发生，金国政府已是焦头烂额。金人的不幸是因为进驻中原后，它所扮演的历史角色已经有了根本的变化，业已从一个掠夺者成为了反掠夺者。成为中国人是有极大代价的，必须学会付出、学会忍让、学会用精神力量来克服困难。显然，金人尚做不到这一点，历史给予它的时间太短暂了。
金国业已困弱不堪
暗怀心思的韩侂胄自然不像以前的帝国大臣那样对金敌的情况麻木不仁，在嘉泰三年（公元1203年）左右，当不少人将有关情形汇报给侂胄时，立即就促成了他的决策。嘉泰四年（公元1204年）正月，除授浙东安抚使的辛弃疾受命入朝，给天子上了一道奏疏，又给了侂胄决定性的影响。
辛弃疾此时已经六十三岁了，但几十年的光阴并没有让他的报国之心和誓清中原之志有丝毫的衰减。他是一个有眼光的人，即使赋闲家居也没有忘怀国事，一直就注意了解敌国的动向。他与好几位朝廷派往金国的使节有着较密切的交往，从他们那里初步得知了眼下的形势。出任浙东方面的封疆大员后，弃疾又先后派遣了不少人前往北方的河北、山东一带探听虚实，力求掌握第一手资料。弃疾知道，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他对好友程珌说：
“谍者师之耳目，兵之胜负与国之安危皆系于此。”
弃疾给谍报人员布置了很详细的任务，既命其深入幽燕，也让他们到中山、济南等地详细调查，凡是有关山川形势、官寺位置、兵马数目、将帅姓名都在侦察范围之内。弃疾自己就在山东长大，又历经北方诸地，对反馈的情况有着独特的判断能力。他向程珌出示的一幅战略地图，正是根据各种谍报综合处理而绘制的，它的详实程度，颇使程珌叹为观止。
其实弃疾根据手中的材料所下的判断，对目前的局势并不十分乐观。他私下里就对程珌承认，眼下敌人的士马状况还是相当可观的，绝不能掉以轻心。然而弃疾对恢复大业刻骨铭心般的向往，使他仍然觉得这是一个机会而不应白白错过，因此他在给宁宗的奏疏中说：目前敌夷的势态如果继续恶化，金国必乱必亡是肯定的，朝廷可以考虑采取应变之计。弃疾是相当一部分人心目中的将帅佳选，以他的身份提出这样的建议，侂胄不能不予以高度的重视。
但最后促成侂胄贸然开战的却是刚刚出使金国回朝的邓友龙，他对侂胄说：
“臣出使时有一金国的驿使夜半来见，具言金国业已困弱不堪，王师若来，势若拉朽。”
显然，这是根据一个含糊的事实做出的一个极不负责任的臆断，但赌徒最爱听的就是这样的话。
所有的舆论准备都是为某种政治目的服务的。嘉泰四年（公元1204年）五月二十一日，有诏追封冤死的抗金英雄岳飞为鄂王，这无疑是侂胄决意用兵的信号。
其实在两三年前，金廷由于担心宋廷方面趁火打劫，就在沿边聚粮增戍，又禁止了襄阳榷场，中断了部分贸易，致使双方边境上的小规模冲突逐渐开始发生。但自嘉泰四年（公元1204年）起，挑衅就主要来自宋廷一方，沿边地带的宋朝军民趁着金国的内乱，不断进行骚扰活动，进一步加剧了紧张气氛。湖北节帅吴猎第一个开始筹措军务，在重镇襄阳一带蓄积钱粮、整编军队、构筑工事，率先完成了中路的准备工作。十二月，侂胄创建国用司，以宰相陈自强兼国用使，负责战时经济工作。十一日，下诏明年改元“开禧”，这是取太祖年号“开宝”与真宗年号“天禧”合并而成，其恢复祖业的寓意十分明显。新年的三月份，金人截获了一份宋廷书牒，这才得知韩侂胄已在鄂、岳一带布置了重兵。一个月后，金国边境报告说，宋军已进入秦州、巩州一带，金廷上下开始有所警觉。金章宗一方面命枢密院移文宋廷，要求宋廷按照两国和约撤出部队，另一方面命平章政事布萨揆为河南宣抚使，集诸道兵马严备。
侂胄采取了瞒天过海的手法。在布萨揆抵达汴梁后，帝国朝廷由三省及枢密院联名具文答复道：边臣生事，已行贬黜，所置兵亦已抽去。前线濠州的两位指挥官也配合朝廷佯示诚意以麻痹对手，他们派了一些当地的老百姓前去汴梁，向布萨揆报告假情报说：宋军增戍，本意是对付盗寇，且军士多为白丁，穷蹙饥疾，死者甚众，根本不能打仗。布萨揆相信了此话，松弛了防备，并把这些情况报告了燕京。
金廷主要的问题是意见不甚统一，尽管有些大臣认为宋廷意图不轨，但更多人认为南渡宋室连遭败衅，自救不暇，恐怕没有胆量叛盟。就整个金廷朝野的意见来说：确实是不愿意再与宋开战，章宗本人也同样是这个意思。于是在得到布萨揆的报告后，这年的八月，下诏罢停了河南宣抚司。九月，侂胄为了进一步探听金人动向，派陈景俊借贺正旦之名出使金国。章宗明确对陈景俊表示，河南宣抚司业已罢停，意在息战。但十二月份金廷派出的复使赵之杰却没有能很好地贯彻金帝息事宁人的主张，入见宁宗时态度倨傲，在帝国朝廷内外引起公愤。次年正月，陈景俊从金廷使还，带回了金帝明确表示的有关双方互不干涉的意向。金人的委曲涵容是数十年来前所未有的，这无疑又助长了侂胄的骄气。
与金廷的示弱相反，侂胄一直在紧锣密鼓地准备，早在去年六月，朝廷就已秘密下诏给内外诸军，正式下达了进攻的命令。七月，侂胄被加为“平章军国事”，立班宰相之上，三日一朝并赴都堂治事，这就在名义上也完成了韩侂胄的领导身份。侂胄在收纳三省官印于私第的同时，又建立了一个叫“机速房”的特别机构，使战时指挥大权直接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到了开禧二年（公元1206年），事态已是一触即发。
近一年以来，整个帝国上下的气氛极度紧张凝重，大有一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意味。对这件积压心中已久的事情，不少人为之慷慨激昂长吁闷气，但更有很多人惴惴不安，仿佛大难临头一般。当侂胄的开战企图明朗化以后，几乎在帝国的各个阶层都引起了抗议浪潮，最激烈的是开禧元年（公元1205年）四月武学生华岳的上书，他在切谏朝廷不宜开兵边衅的同时，甚至要天子斩韩侂胄等人以谢天下。在这种关键时刻，侂胄当然不能容忍这种行为来阻挠他的大计，于是以强硬的手段弹压反对言论，华岳也被侂胄投入大狱。
道义问题也是一个争论的焦点。一贯主张复仇的丘崈就认为，中国当示大国之体，在金人未必有意败盟的情况下，只能申儆军实以作防备，而不能率先生衅。丘崈为此坚辞了宣抚两淮的职任，在丘崈看来，金人宣抚既寝，我方亦不可轻举。丘崈的这种言论明显是“凡事礼为先”的传统观点，侂胄自然是很难理解的。
在侂胄的坚决态度下，一切都已经无法改变。从开禧二年（公元1206年）二月开始，侂胄已经不再掩饰，帝国军队开始在好几个边境地带主动进击。尽管宋军起初仍然采取一种昼伏夜出的骚扰形式，但也使金廷逐渐感到了问题的严重，金章帝在取得殿前大臣的共识后，于三月份重新命布萨揆在汴梁设置行省，分兵屯守要害。
开禧二年（公元1206年）四月十九日也是一个帝国历史应该记取的日子，这一天，朝廷下诏追论秦桧主和误国之罪，削夺王爵，改谥“谬丑”。制词中有道：
“一日纵敌，遂贻数世之忧；百年为墟，谁认诸人之责！”
这句义正辞严的话让无数人为之一吐积郁，一时都下之口传诵不已。在这一刻，我们的帝国无疑是激动、兴奋而又慷慨激昂的。
然而事情的发展却大大出乎侂胄的意料。本来，从四月份开始进兵后进展颇顺，山东京洛招讨使郭倪收复了泗州东西两城，江州都统使许进收复了新息县，镇江都统陈孝庆收复了虹县，光州义军收复了褒信县，只有江州都统王大节在蔡州失利。在形势大好中，侂胄自以为得计，便于五月初七请天子下诏正式对金宣战。岂料下诏之后，两淮一线宋军各部却进击不利，先后在宿州、寿州、唐州遭受重挫。丘崈受命出长两淮后又单纯退守，使得金人由守转攻，于十月份分九道南下。到了这年冬天，中路及东路宋军开始全线败退。此后，就是陕西河东招讨使吴曦于十二月据蜀叛变，使得整个战局急转直下。
吴曦是当年显赫一时的封疆大吏吴璘的后人，其父吴挺官至利州安抚使。吴氏家族世袭兵柄，长期经营四川，号称“吴家军”，南渡四大将之后，也就只有吴家世代为将独守一方。吴挺死后，在丘崈的奏议下，朝廷召回了吴曦而改用他人镇蜀，这使得吴曦甚为不满，回朝后一直在上下活动，想重回四川。侂胄为了拉拢吴曦，答应了他的请求，于嘉泰元年（公元1201年）七月命他出任兴州都统制。放虎归山，终成后患。
吴曦节镇一地后便开始收拢军政大权，图谋不轨。开禧二年（公元1206年）三月份被命为四川宣抚副使后，进一步加紧了活动。战事开始后，吴曦一直按兵不动，并派人赴金以献关外四州的条件求封蜀王。十二月与金人达成了协议，暗中退兵，使金兵长驱直入。侂胄主持下的朝廷中枢对吴曦的不法行为反应十分迟钝，直到次年正月吴曦公开称王之前，一直都被蒙在鼓里。
半年不到的时间就证明了侂胄发动的这次北伐根本就是一场不可能取胜的战争。
侂胄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他自认为战局的失利是国无贤才的缘故。为此他在六月罢免了两淮宣抚使邓友龙而改用丘崈后，又处理了数位丧师失地的将领，甚至把他的得力助手苏师旦除名抄家。师旦本是侂胄的门客，北伐前后一直是侂胄在军事上的主要谋士，也是力襄北伐的骨干。侂胄对他的处理固然是为了平复人心的需要，但从侧面也说明苏师旦根本就担负不了克敌制胜的重任。七月份，他又调整了中枢的人选，进而在次年正月罢免了擅自与金兵议和的丘崈而改用张岩，同时自出家财二十万补助军需，然而丝毫无济于事。
确实，正如反对开战的人早就指出过的，目前将帅乏人的情况非常严重。陆游、辛弃疾已老，叶适、丘崈等由于和侂胄观点分歧又不愿合作；而薛叔似临事无方，邓友龙柔弱乏力，两人皆不堪大用。剩下的只能是侂胄手下的一帮党徒，其中陈自强、苏师旦无能，许及之胆怯，根本不是将帅之选；等而下之者如张岩，开督府九月，耗费州县官钱三百七十万缗而未立寸功。至于叛贼吴曦则更不用说了。所有这些，都证明了帝国在人才方面的无奈现状。不过，这还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而已。
决定性的原因是帝国实在是没有能力去打赢这场战争。大的因素不论，侂胄的准备就显得过于仓促，疲敝的士气和骄惰的兵卒绝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改变的。五月份攻宿州时，士兵乍遇暑潦就怨声载道，全无军纪，到符离后，金人本欲投降，而当地义军业已登垣肉搏，岂料官军反而妒嫉其功，以箭射之自相杀戮，守城者于是不降。至于攻击不利后，更是兵败如崩，溃卒满野。如此军队又岂能与敌开战！
侂胄的用兵动机也注定了他必然错误地估计了形势。金兵在短短数月的时间里就能发动反攻，证明了辛弃疾的判断不误，敌人尚还没有达到完全崩溃的程度。叶适在侂胄决心下诏宣战时就坚决拒绝了草拟诏书的任务，他在给天子的上书中忧心忡忡地预言说，如果认为“虏已衰弱、虏有天变、虏有外患”而轻率冒进，将是一个“至险至危”的事情。当然，侂胄是绝对不可能接受这一说法的。
所有的一切都可以归结到欧阳修的那句老话上去，如果自身不具备实力，并不一定能够乘人之危，何况敌夷尚还没有危及到让你有可趁之机的地步。
开禧三年（公元1207年）初，由于内外交困特别是来自北方的压力越来越大，金人在取得胜利后便已经有意乘势收手。二月份，吴曦刚刚称王没有几天就被部将所杀，更使金章宗感到十分沮丧，议和之意遂定。对金国来说，对宋休战虽然是目前形势下惟一的选择，但它毕竟是胜利者，就像以前一样，金廷提出了苛刻的条件。八月，宋使方信孺从金营使还，带回了对方的要求。
第一是割两淮，第二是增岁币，第三是索取归正人，第四是犒赏军银，第五——方信孺说：“第五条臣不敢言。”
侂胄坚持要他说，信孺只好嗫嚅而道：
“这第五是要太师的人头。”
侂胄气极而晕。
这当然是不可能答应的。事到如今，侂胄已经没有退路。如果说他当初是为功名地位而赌博的话，现在则是为自己的身家性命而战了。几个月不到，侂胄须发皆白。
祸国殃民
九月初六，无奈的侂胄只得起用辛弃疾，发布诏命委任他为枢密院都承旨，希望能用弃疾的威望和才略挽回颓势。弃疾虽力主恢复，但他并不同意仓促开战，更不愿意与侂胄同流合污，所以一直被侂胄排挤在外。诏命到时，弃疾已经是重病在身，有心杀贼也无力回天，只有上表自辞，四天后即赍志而殁。九月十八日，侂胄以赵淳取代了九个月以来毫无作为的江淮制置使张岩；十月十三日，又促使天子下诏，借罪己而鼓舞士气民心，但败局已定，临事更张根本起不了任何作用。
侂胄身边的党派集团是因为相互的利益才和他走到一起的，既然这个目标已经不可能达到，侂胄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事实上，当敌人指名单要侂胄的人头而不问其他时，侂胄的末日就已经到了。
出身名门的礼部侍郎史弥远是京镗的心腹，与侂胄的关系相对远一些，也并不赞成侂胄的北伐。这个人工于心计，也颇有点干才，属于那种不甘趋人之后的类型。由他来成为侂胄的掘墓者并不是一个偶然。
大约是在十月底或者更早一些时候，史弥远秘密上奏宁宗，以兵兴以来士民涂炭、公私大屈为由，请天子诛杀侂胄。当时宁宗听罢不语，天子既有些不甘就此罢休的想法，同时多少也有点顾虑，毕竟侂胄不是一般人。但皇后杨氏得知后，马上就抓住这个机会。
杨氏先让皇子荣王赵去说服皇上，不果后又请出她的哥哥杨次山劝驾。杨次山明白宁宗的心意，因此对天子保证说，不妨选择可以信赖的大臣共同举事，这才使得宁宗的心思开始活动。次山见天子已经有意，马上返报皇后，杨氏自出御批二件，一份给史弥远，一份给左司郎官张镃，密嘱他们立即行动。不过，皇后这时并未确定一定要杀掉侂胄。
有了天子的默许和宫中的支持，弥远已无后顾之忧。他挑选了两位大臣作为重点争取对象，一是钱象祖，一是李壁，这两人都是侂胄的党徒，时下皆身为副相，特别是李壁，对金人的宣战诏书就出自他的手笔。如果能得到他们的支持，事情就成功了一半。弥远先去说服钱象祖，因为他知道这个人在某些方面与侂胄发生过抵触。果然，钱象祖一拍即合，由他出面，李壁也毫不犹豫地成为了倒戈者。由于事涉多人，难免有些风声走漏，外间已经开始有些传闻。
十一月初二，侂胄在都堂对李壁道：
“听说有人要生变，公知此事否？”
李壁以为事情泄露，吓得面红耳赤，话都说不上来了。
“……恐怕，没有……没有这样的事吧，……”
弥远听李壁说知此事后也十分惊恐，两人立即找到张镃，张镃道：
“势不两立，不如杀之以绝后患。”
史、李颔首同意，弥远拍案对张镃道：“君不愧为将门之后，吾计已决！”张镃是南渡初期大将张俊之后，正如弥远所说，倒也真有些乃祖之风。当年若没有张俊，秦桧也未见得就能杀掉岳飞。
李壁担心事情从缓会有所泄漏，主张就在翌日进行。三人最终订下了计划，由李壁命令殿前司公事夏震领兵三百人埋伏在侂胄上朝的必经之地，伺机擒杀。
十一月初三，侂胄像往常一样怀着重重心事上朝，走到六部桥时，夏震率手下人拦住轿舆，厉声道：
“有旨，太师罢平章事，即日出朝！”
“有旨吾如何不知？——”
侂胄话音未尽，夏震等即抢上前，将侂胄轿乘向宫外拥去，走到玉津园夹墙中，不容侂胄分辩，一阵铁鞭乱棒将他毙命。
当史、钱两人向宁宗报告侂胄已诛后，天子还不敢相信，当确凿无疑的事实摆在他眼前时，我们的天子不能不在心底倒抽一口凉气。在宁宗看来，眼前这个满身杀气的史弥远，与那位霸道十足的韩侂胄似乎并没有太大的区别。
初五，陈自强罢相，贬永州居住；初六，苏师旦贬韶州安置，第二天被杀。几天后，邓友龙、郭倪、郭僎、张岩亦相继被贬。反戈一击的李壁因为主战的缘故也未能脱离干系，被贬抚州安置。
第二年，帝国改元“嘉定”。
无论韩侂胄是怎样的穷兵黩武、祸国殃民，他能在帝国久习安逸之后，毅然仗义复仇，下诏伐金，在道义上并没有错。至于说到客观上的败势，那是帝国衰弊的现实所决定的，不能由侂胄一人承当。侂胄的不幸在于他的动机既不纯净，而判断又发生失误，在错误的时间里发动了一场错误的战争。从这一点上说，他只是个失败者，但绝不应是一个罪恶者。然而我们帝国的新贵们，却在敌夷之辈的凭空要挟下，竟真的就把他的首级拱手相送。
靖康时李纲力主抵抗而深为金人所恶，朝廷也只不过是将他罢官免职。秦桧和议之心可谓坚矣，但也未至于把岳飞送给完颜宗弼。如今侂胄不仅毙命棒下，而且已盖棺入土，可在嘉定元年（公元1208年）三月，朝廷仍然授命临安府斫棺取首，枭之两淮，此后又将侂胄、师旦之首付使送至金营，以交换淮、陕失地。可以说，韩、苏两人的头颅完全是附加的，帝国政府并没有因此而能拒绝金人增岁币三十万和一次性赔款三百万两的休战条件。
金人起初的索首之言当然不过是一种离间，与宋作战有年的金人非常清楚这一手段的效果，但他们也未必想到宋廷真的会送来侂胄的首级。年初议和时，金帅完颜匡就问过宋使王柟，对宋朝方面能否去掉韩侂胄表示怀疑。直到侂胄的死讯传来，完颜匡这才重提侂胄首级的事情，岂料王柟竟一口答应。在帝国朝会上就此事表决时，也只有一位大臣站出来说这事有伤国体，绝大多数人的意见都表示赞同。吏部尚书楼钥的话说明了一切：
“和议重事，待此而决，奸宄已毙之首，又何足借！”
确实，当和议能够避免灾难时，天子可以下跪，土地可以割让，人民可以委弃，金帛可以资敌，则区区一个奸佞之辈的首级又值几何呢？！当政大臣史弥远之流完全有理由为秦桧被侂胄谥为“谬丑”而感到愤愤不平，早在三月初四就已经由天子下诏恢复了秦桧的王爵与赠谥。朝野公议对他们来说无足轻重，因为议论毕竟是议论，与金人的劲马硬弓相比，作用实在是太小了。重要的是金国如果能休兵罢战，帝国的政权就不至于发生危险，而统治者的利益也就能得到保证。侂胄既然愚蠢到连这一个浅显道理都不懂的程度，他也只能落下个身首异处的结局。
五月初，王柟将韩侂胄、苏师旦的首级送至燕京。初九，金章宗御应天门，备黄麾立仪仗受之，百官上表称贺。接下来悬两人首级并画像于通衢大道，令百姓纵观，此后漆其二首，藏之军器库，成为永久的战利品。仪式完成后，金帝问其大臣右司郎中王维翰道：
“宋人请和，复能背盟否？”
王维翰答得好：“宋主怠于政事，南兵佻弱，两淮兵火后，千里萧条。其臣惩杀韩侂胄、苏师旦，无敢执其咎者，其势实不足忧。惟有北方当劳圣虑。”
真是一语中的。
金人的胜利本身就很勉强，衰弊的国势更不容许它继续支撑战局。早在开禧三年（公元1207年）初，重要统帅布萨揆就已经死于军中，九月，左丞相兼元帅崇浩亦相继而殁。宿将凋零，金廷举朝惴惴，生怕宋人乘势反悔。和议能够达成，金人实在也是长吁了一口大气。而北方的情形更趋严重，新兴民族蒙古已在朔漠草原中崛起，开禧二年（公元1206年）十二月，铁木真称帝于斡离河，号曰“成吉思汗”，翦灭诸部，攻入灵州，势力渐盛，不能不给金廷以巨大的震慑。后来的事情证明，假如韩侂胄能迟至两年或三年后再发动北伐，结局将完全是另外一种样子。与侂胄在很多方面颇有一致的宁宗天子为这场北伐最后下结论道：
“恢复岂非美事，只不过没能量力而行罢了。”
世事无情，即使痛心疾首后悔不迭也不能使它重新轮回。侂胄轻率的开战导致失利，实际上就已经使朝廷永远失去了恢复祖业的机会。更严重的是，当韩侂胄被枭首委敌后，所有的正义感和原则力量已经被彻底践踏。灾难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精神与理念的丧失。我们的帝国依然任重而道远。
史弥远在嘉定二年（公元1209年）正月知枢密院事，任命下达的那一天，朝中惟一反对过将侂胄枭首授敌的大臣——权兵部尚书倪思入对，建议天子注意收归权柄。倪思暗示，侂胄虽诛，但枢臣犹兼宫宾，不时被宣召入宫，不是一件正常的事情。所谓枢臣，指的就是史弥远。刚刚被召回朝中的吏部侍郎娄机也向天子指出：如果权臣私意横生，必将败国殄民。娄机虽没有指名道姓，但谁都明白他的话并不单单是针对韩侂胄而发，但这些都没能影响到史弥远在这年的六月入兼副相。不幸的反而是倪思，因为指责弥远的缘故在八月份离朝出知镇江府。
十月份。朝廷中枢机构的人事调整告一段落，钱象祖为左丞相，史弥远右丞相，雷孝友知枢密事，楼钥同知枢密院事，娄机参知政事。一个月后，史弥远因丁母忧去职归治丧事，但第二年五月就起复为相。这是因为太子——也就是与皇后一起力主清除韩侂胄的皇子荣王赵，他在韩侂胄被杀后入为储副，初更名为“帱”，后更名为“询”——一力建议的结果，他专门为此请示天子，请求赐第弥远，让弥远在临安宅第中持服，以便时时咨访。太子现年十七岁，正是应向宰辅大臣们学习的年纪。
在这期间发生了一个小插曲。韩侂胄的一批老部下秘密联结，准备埋伏在钱塘江边的浙江亭附近，俟弥远起复回朝百官迎谒之时，举火为号，尽诛弥远以及宰执大员，然后突入大内挟下诏书。不幸的是这个政变计划被人告发，为首者罗日愿凌迟于市。弥远又专门上书宁宗解释此事道：“陛下昨诛元恶，臣获密赞，故其余党切齿。”天子尽管优诏抚慰，但弥远心里还是有些不安，他不可能不为侂胄余党可能的报复而感到担心，这件事情在某种程度上促使了弥远开始为加强自己地位而做进一步的努力。娄机在嘉定三年（公元1210年）十二月退休，一年以后，曾在诛韩事件中起了关键作用的张镃被除名置象州羁管。张镃的罢职来自于弥远的弹劾，罪名是“扇摇国本”，但似乎没有丝毫的证据。从此时开始，弥远的权威不用说已经是相当可观了。
弥远的优势同样是与宫中的联系。他出入宫禁旁若无人，早已使外议哗然，当年倪思上书还很含蓄，而朝野闲话则明确说他表里杨后，可与历史上的武三思相比。传说当然未必如实，但弥远颇有倚仗杨后之处则是不言而喻的。弥远和东宫太子的关系更不是个秘密，与诸亲王皇子也都有交往，他不像韩侂胄那样是个外戚，因此在这方面尤须花费相当的功夫。弥远显然比韩侂胄要聪明许多，否则以他的资历和能力，要建立强劲的势力是不可想像的。
近五六年内帝国处于相对安逸的状态，除了境内间或有些流寇作乱外，外部方面几乎没有任何警报。金人一心对付蒙古，因此守持和议十分严谨，使天子和帝国政府感到由衷的欣慰。两淮一带虽然尚欠生聚，但对朝廷来说，只要四境安宁就是一个最大的满足。当然也有忧患之士，比如江陵镇守赵方从嘉定五年（公元1212年）起就开始在守地整治战备，既增修三海、八匮以壮山川形势，又在荆门东西两山中构筑堡垒以守遏冲。赵方坚持认为：金人北逼于蒙古，必会南迁。事情不幸为其言中。
嘉定七年（公元1214年）三月，在蒙古骑兵风卷残云般的扫荡下，连年战败的金廷又发生内变。原西京留守胡沙虎弑杀金帝完颜永济，拥立升王完颜珣即皇位，史称“金宣宗”，此时金国已无力再战，遂向蒙古求和屈服。蒙古人尚未摆脱那种旋战旋走的游牧民族固有的秉性，因此在得到相当的收获后便退出了居庸关，返回北方。金廷得以喘息后，宣宗眼见中都燕京实在守不住，便于这年的五月十一日下诏南迁汴梁。
宜姑与币，使得拒蒙古
金廷放弃北方固然是个无奈，但正如当年宋廷南渡一样，选择退避路线并不能挽救失败的命运。迁都南来，实际上就意味着把广袤的关外土地拱手资敌，既丧失了立国的基础，又大大地动摇了人心，百弊而无一利。从战略上讲，燕京固然近敌锋镝，但汴梁四战之地易攻难守，又岂是疲敝之国安身立命之处！当时就迁都问题进行辩论时，有不少大臣就主张迁往山东或者辽东，但宣宗皆不接纳，一意孤行南迁汴梁。金廷的南来对他们来说是一种逃跑，但却又一次给我们的南渡帝国带来了祸患。事情很明显，当金人受逼于蒙古而无以自处时，它必然会在宋国方面打主意，这两个同样衰颓的政权之间的争斗又将不免。
对此，临安政府有两种不同的意见。
七月，迁至汴梁的金宣宗遣使南来督促宋廷交纳两年的步币后不久，起居舍人真德秀上疏，建议罢停岁币，修固两淮。他的理由是“此时当乘虏之将亡，亟图自立之策；不可以虏之未亡，姑为自安之计。”宁宗纳之，遂宣诸朝廷商讨。
淮西转运使乔行简不同意这个说法，他在给宰相的上书中认为：蒙古之势可忧，在这种情况下，金国就不再是仇敌而成为屏障了，因此“宜姑与币，使得拒蒙古”。
朝廷上下议论不决。
两种主张虽各有各的道理，但无疑都不可能达到效果。金国衰败之象已趋明显，它根本无力对抗强大的蒙古军队。既然其已必亡，对我们帝国所可能起到的屏蔽作用便不可能长久，贻送其资，岂非徒劳。但是，罢停岁币则必使金军南侵，以帝国目前的状态，绝难有必胜之机。事物的矛盾往往就在于此，越是无法选择，越是必须选择，岁币问题当然是个细节，但怎样应付目前的时势，却是帝国务必解决的难题。嘉定八年（公元1215年）五月，金中都燕京陷入蒙古，河北地区也随之不保，此时金国的状况，已到了和当年辽国的遭遇如出一辙的地步。真德秀在嘉定九年（公元1216年）十二月向宁宗指出了这一点，他告诫天子“宜以政和、宣和为戒”，这就是说，绝不能再像徽宗皇帝那样麻木不仁。
经过激烈的争辩后，金廷终于在嘉定十年（公元1217年）四月份左右发动了南侵。
这一决定是否明智，很难一概而论。但就金国的困窘来说，选择与宋开战是惟一可行的方针。当时河北已失，山西、河东剽掠严重，各地流亡齐集河南，衣食都发生困难。另外，北面压力未减，四地暴乱不绝，局促于中原显然不是长久之计。假如能成功地向西部和南方扩地立国，这对于金国不失为一个克服危机的办法。当然，能否成功又是另外一件事了。
帝国只有仓促应战，在这年的六月下诏伐金。此次战役中，准备充分的襄阳方面统帅赵方首先立下了大功，在中路抵住了金人的强攻后进而反击，在嘉定十二年（公元1219年）年底彻底击溃了来犯的金军。淮东方面也有相当大的胜利，在这年的三月大败金军，使金人此后六七年内不敢再窥淮东。不过，西南战线的情况不妙，大散关两度失守，使金军连破诸州，抢掠甚夥。但就整个战线来看，宋军的防守还是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为今后的战局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此后从嘉定十三年（公元1220年）至嘉定十六年（公元1223年）近四年中，金国一方面抵抗蒙古和西夏的两面进击，一方面不断向西、南猛攻，明显已是最后挣扎的态势。然而由于财用不济、军势已弱，加之三面作战的窘迫和内忧外患的困扰，金国连年征战毫无所得。嘉定十七年（公元1224年）三月不得不与宋停战。
我们的帝国也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经济是最好的反映，开禧北伐本就耗资无算，而长达七年的往复交战又大损物力，到嘉定后期，帝国的经济情况已经非常不妙。南渡以来的现实本就是土地日蹙、赋役日重，人民伤败而官僚富腴，尽管理财实质上就近乎聚敛，但帝国还是无法遽得财力以应付战时的需要。当年的韩侂胄甚至自出家财二十万资军，可见国用的艰难。因此无奈之下，也只有饮鸩止渴，以增发楮币筹措军费，嘉定用兵期间，政府发行纸币竟达一亿四千万贯。通货膨胀，物价腾踊，其对经济民生的摧毁程度，是无法言喻的。
如果政治上再不思振作的话，后果不堪设想。
当朝宰相史弥远的心思显然不在处置国事上面。身为宰辅，在十几年的时间里竟没有丝毫的建置，虽倒也无可置论，但嘉定后期帝国战事方殷，朝廷上下议论攻守和战时，宰相甚至一言不发，这不能不使人感到惊异。不过，如果认为弥远在整个宁宗后期所做的事情就是领衔修书，不断奏上宝训、会要的话，却也未必如实。弥远自有他的事情要做，而且十分投入。
嘉定十三年（公元1220年）八月，皇太子赵询不幸夭折是事情的关键。
宁宗后宫一直没有生育。早在即位不久的庆元四年（公元1198年），天子便诏育太祖后人燕懿王赵德昭的九世孙于宫中，开禧三年（公元1207年）底诛韩侂胄后立其为皇太子，这就是赵询。可惜的是赵询天不假寿，致使帝国的储位又成为了一个问题。一贯缺乏主见的宁宗在这个时候却自作主张，故伎重演，下诏在宗族中选择合适的人选作为太子，条件是太祖的十世孙，年满十五岁以上。天子的这个做法从道理上来看似乎无可厚非，而且也有先例可循，但实质上是犯了一个重大的错误。
原因是储位之所以成为国家的根本，就在于它的惟一合法性。天子无嗣而不得已选诸宗室，这本是一种无奈的做法，因此必须明辨是非，审慎抉择，绝不能贻人以口实。宁宗的错误在于他的标准并非惟一，太祖十世孙中年满十五岁者绝非一人，这就注定了事情必然会给人造成可乘之机。
史弥远明察秋毫，立即就发现这是个十分有利的机会。弥远很清楚自己与杨后的关系并不是可以长期依恃的，当年之所以结成联盟，不过是在对待韩侂胄的问题上达成了互利的共识而已。假如不能拥有太子，就不能掌握未来，以弥远的聪明，当然不可能不意识到这一点。
为史称远寻找人选的亲信余天锡颇费了一番周折，原因是弥远的想法非常独特，他根本就不想去找一位真正的宗室之子。弥远既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并非是为宗庙社稷着想，自然会从尽善尽美的方面去考虑问题，这似乎并不奇怪。不过，余天锡踏破铁鞋，终于在越州绍兴有了收获。他向弥远汇报道，越州西门一位保长的两位孙子相貌独特，在当地被认为是大贵之人，也许可以作为候补人选。弥远当即嘱使天锡招来一观。
于是天锡返回越州具告这位保长，保长大喜之下，竟然隆重其事，赘产鬻田，治衣宴客，在众目睽睽之下将两位孙子送到临安。这种有可能走漏风声的做法虽然使弥远很恼火，但他也为两兄弟特别是哥哥赵与莒的贵人之相大为惊奇。弥远善相，为此也十分自负，因此最终拍板定计。诡秘的行为之所以往往会掺杂些神异的色彩，这是因为它具有一种增强自信的客观作用。但弥远表面不动声色，立时又把两人送回，这使得一心以为福从天降的保长在姻党乡人之前丢尽了面子。但弥远的目的却达到了，他在一段时间后派遣余天锡秘密地将赵与莒接回临安，改名“贵诚”，对外宣称为宗室之子，以供皇子之选。
但他的努力不幸落空，赵贵诚的大贵之相没能打动天子。嘉定十四年（公元1221年）的六月，原宗室赵希瞿嫡子，入继已故沂靖惠王赵垓嗣子的皇侄赵贵和被选中，立为皇太子，更名为“竑”，而弥远荐来的所谓宗室子赵贵诚只被补为“秉义郎”，代替入为太子的赵贵和入嗣沂王。很明显，赵贵和的入选是宫中势力一意促成的结果，在太子册立的当时就有大臣指出了这一点。如果像建储这样的国家大事都不能断自宸衷而眩惑于左右近习、不法之臣，无疑是相当危险的。弥远同样为此感到忧心忡忡，当然他的出发点与别人迥乎不同。
新太子好鼓琴，弥远马上就在民间买了一位善琴的美女献于东宫，他以厚廪其家的条件，指使美人侦伺太子。弥远强调，东宫的一举一动都务须立即报告。这位美人没有辜负弥远的重望，凭着色艺俱佳而且知书慧黠的素质，立时就得到了太子的宠嬖。
消息很快就传来了，原来太子对宰相的态度近似于痛恨。美人报告说，平日太子就经常在桌几上书写宰相专权的罪恶，进而有一次指着地图中的琼、崖一带对她说，他将来得志，必定要把史弥远放逐到这里去。美人虽是女流之辈，但也知道琼、崖恶州乃是天涯海角之地，历来是贬逐奸恶的极限。惊讶之余，立即就告诉了宰相。
弥远这一惊非同小可。他万万想不到太子对他的厌恶竟会到了这样一个程度，此时的弥远显然为他在立储问题上的优柔寡断十分后悔，如果早知道结局如此，他是绝不会让这位皇子就这么顺利地入居东宫的。现在事实既成，任何补救措旋都已经为时已晚，惟一可做的就是寻找一个根本性的解决方法。弥远不怕冒险，也并不顾忌采取任何必要的手段，无毒不丈夫似乎是弥远一贯的信条。成功地暗杀掉韩侂胄锻炼了弥远的谋略和勇气，他不会就此善罢甘休。从某种角度上说，是太子把弥远逼到了痛下辣手的地步，为身家性命计，即使是再懦弱的人也会狗急跳墙，更何况把持了十几年朝政的当朝宰相史弥远！
弥远第一步考虑的当然是改易太子，为此他在净慈寺中的惠日阁秘密约见了国子监学录郑清之。弥远选择郑清之是有道理的，这个人既是他的同乡，关系也相当不错，肯定不会拒绝他的请托。弥远考虑的另外一点是清之时任清要之官，不太会引起别人的注意。
弥远道：太子不堪负荷，而入嗣沂王者甚贤。吾有意择君为讲官，深望君能善启迪之。”
这一句话就已经再明白不过了。现时的沂王嗣子是宰相所荐，举朝皆知，清之当然立刻就省悟出宰相的深意。
弥远欣然：“事成之后，弥远之位就是君之位。不过话只能出于我口，入于君耳，若有一语泄漏，就是灭族之祸。”
清之如何不知，连道“不敢”。
世事变化之快超出弥远的预料，当谋废太子的行动尚还没有什么眉目时，宁宗天子就已经病重不预了，时间是两年后的嘉定十七年（公元1224年）八月中旬，与金国停战五个月后。
弥远得知消息后立即就让郑清之前往沂王府，转告拥立之意。但出乎清之意料的是，赵贵诚听后竟然沉默不语。清之十分着急：
“丞相使清之从游殿下，相布腹心，今殿下不答一语，叫清之如何回复丞相一片苦心？”
贵诚听罢此语，拱手而言：
“绍兴老母尚在啊！”
这位骤取显贵的沂王显然是个极懂事理的人，他不是没有胆量与史弥远共图大事，而是明白福兮祸之所伏的道理，知道这一去前途未卜祸福难料，弄得不好就是满门抄斩。赵贵诚虽然不为自己担忧，也不能不为高堂老母着想，我们这位未来的天子似乎还没有利令智昏，在这种是非关头多少还能保持一些平常人的本心。不用说郑清之感到诧异，就连弥远听后也是感慨了一番。
然而事态已不容许退却，八月二十七日，宁宗在福宁殿驾崩，时年五十七岁。弥远没有为沂王的犹豫所影响，有条不紊地进行着他的计划。杨后兄长杨次山的两个儿子杨谷、杨石继其父之后成了弥远新的帮手，他们一夜七次往返于掖庭，劝说皇后支持弥远，但杨后始终不答应。两人最后在皇后面前痛哭流涕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