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已至此，若不立沂王，杨氏一族必无遗类了！”
直到这时杨后才终于明白事情不是她一人之力所能改变的，史弥远既有心于此，当然也就有必胜的把握，至少她已经从两位侄子口中得知，殿帅夏震又一次地站到了弥远的一边。既然现在的问题不是宗庙继嗣是否合理，而是杨氏一族的安危与否，皇后已经没有选择。杨氏沉默了许久，终于缓缓而道：
“其人安在？”皇后显然还不太清楚沂王赵贵诚究竟是何许人。
迢迢银汉谁度
殿下的史弥远立即嘱人速宣沂王，同时郑重叮咛：
“所宣者是沂靖惠王府皇子，不是东宫皇子，如要弄错，回来就把你们全部处斩！
太子也听说了皇帝驾崩的消息，他还不知道大祸将临，犹在居处等待宣召。但久候不至，也感到有些奇怪，便到门口张望。隐隐之间，似乎看见有宫使簇拥一人疾驰而过，但天色已暝，不辨何人。太子十分疑惑，径去皇后宫中询问。
杨氏没有多说，只是拊着他的背道：
“你现在是我的儿子了！”
太子太过于懵懂了，直到最后被召入举哀时，他仍然没有明白过来。当烛影之中最终看到赵贵诚坐在御座之上后，太子犹还犯起倔强，坚不肯拜。这种人没能成为天子是必然的，被人如此轻易地玩弄于股掌之上，注定了他即使入继大宝，也不可能有太大的作为。
新帝是帝国历史上第十四位天子，后来的庙号为“理宗”。理宗最后在赵氏宗庙里占据一个牌位是十分滑稽的事情，因为他与赵氏宗族实在是毫无血缘关系。以本朝礼制谨严的程度，居然也没能避免这种悲剧，实在是令人沮丧。当然，事情能够成功最根本的因素是其中的奥秘尚不为人所知，也许除了弥远与新天子本人之外，就只有那位余天锡知道。最危险的往往也就是最安全的，弥远可谓得之。
十一月，诏改明年为“宝庆元年”。
太子于新帝即位当时被改封济王，出居湖州。权臣操纵废立如此明目张胆，这同样是本朝近三百年以来的首例，尽管朝野上下为这种恐怖行动所震慑而一时噤若寒蝉，但举国为之不平是非常明显的。当济王来到贬地湖州后，当地人潘壬与其弟潘丙、从兄潘甫把不满情绪付诸实施，他们与一位归附朝廷的义军首脑李全联系，准备谋立这位已被废黜的太子。
李全是山东潍州北海人，长于骑射、枪法高明，人称“李铁枪”。嘉定末年夫妇二人率众起义于山东，连破金兵，被朝廷授以武翼大夫、京东副总管，此刻驻扎在淮东一带。此人手中有些兵马，一直欲有所图，因而对史弥远的专权不堪顺从。潘氏兄弟的行动当然颇合他的心意，但李全为人狡猾，表面上答应了潘氏兄弟南北呼应共举大事，但实际上却按兵不动，准备坐收其利。新年的正月初九，久候李全军不至的潘壬担心事泄，遂以其党人及盐贩共千余人起事，他们打扮成李全军的装束，扬言自山东而来，乘夜突入湖州州城，挟持了济王赵竑。当潘壬等人揭榜城门厉数史弥远罪责，并号称有水陆大军二十万时，湖州举城为之震动。但天明之后人们发现，所谓二十万大军竟全都是太湖渔民和一些地方巡尉之卒，不禁大大失望。很明显，潘氏兄弟这群乌合之众成不了大事。
李全的阴险是事情无成的一个方面，另外济王的不肯合作也是使这次拥立行动落败的原因。这位原太子在这个时候又一次显示出他不堪托付的庸人嘴脸，遽闻有变，竟匿于水窦之中，此后被潘壬发现而以黄袍加身时，仍号泣不从。最愚蠢的就是他竟向朝廷密报虚实，尚还幻想着能够侥幸得免。殊不知事情既然发生，他就不可能摆脱干系，潘壬兵败后，弥远借口济王有疾，派门客挟医赴湖州诊视，借机将他缢杀。
潘氏兄弟的反叛行为不可能得到公开的支持，但济王的死却可以让朝廷的反对派得到了一个突破口，起居郎魏了翁、考功员外郎洪咨夔相继上书为赵竑鸣冤，而真德秀则以此事联系目前的现实，向新帝具言治道之要，力请天子选贤任能、重振朝纲。德秀是一个时期以来朝间惟一能有所建言的大臣，他虽没有指名抨击过弥远的专权，但他也一度以挂冠而去表示自己的不合作态度。值得注意的是，此次德秀在上疏中明确提出要天子起用一些耆老之辈，就已经有点与弥远公开决裂的意味。到了这年的五月，进士邓若水在所上封事中就开始力斥史弥远之奸，甚至用了“弑”、“篡”、“攘夺”的字眼。“封事”就是密封的奏章，是群臣禀奏机密的一种方式。但这种皂囊封缄的东西依旧不能越过弥远的耳目，他不仅记下了邓若水的姓名，而且用浓笔将书中的激烈措辞一概抹去。当然抹与不抹都是无足轻重的事情，因为天子显然不会被这种言论所左右。六月，弥远加太师衔，封魏国公，柄国专权钳制内外，任用爪牙销铄正人，与当年的秦桧、韩侂胄已无二致。
毫无疑问，弥远虽然在嘉定年间当了十几年的宰辅，但真正得志是从理宗即位开始的。如果说秦桧反映的是人性之恶，而韩侂胄是人心之躁的话，则弥远无疑可以说是人之淫逸骄奢惰性的最佳代表。整个宝庆和后来的绍定年间的现实是外部风云激荡，而内里积弊丛生，但这都被他的狡黠而一一掩盖。与前此所有的权臣所不同的是，弥远从不在国家大政上做任何决策，因而就避免了由于国事措置不当而引起的外力影响，这也许是他从韩侂胄那里得到教训的缘故。在他看来，天子既已在自己的手中，除了尽情享受这份美妙之外，又何须去做其他。
新帝理宗先天不足，这位起于民间的年轻人无法在很短时间里完全适应身份的变化所带来的那种变化的环境，自然也不可能骤然就成为一位名副其实的皇帝，显然，这一切都需要时间。当然，天子也没有必要推翻他与弥远达成的协议，从道义上说，他还必须为弥远的再造之功和拥立之德尽自己应该尽的义务。事实证明，理宗很好地报答了弥远的恩情，在此后的八年中把朝政完全交给了弥远。在这段时间里，帝国的新一代天子极为理智地把自己巧妙地藏在了幕后，他知道只要史弥远存在，自己就必须等待，这不是单单的知恩必报问题，它同时也是一个保存自己的惟一选择。这种情形一直延续到绍定六年（公元1233年）的十月二十四日，因为在这一天，宁、理两朝为相共二十七年的史弥远终于撒手人寰。第二年，理宗改元“端平”，是为端平元年（公元1234年）。
即使天不寿祚，堂堂大国的败亡也绝非一日所能致。然而南渡以来退守自保不过百年，其中韩侂胄恣意妄为了十年，史弥远又浑浑噩噩了二十有七年，三十七载的岁月，岂堪蹉跎？
史弥远死后，有一种舆论开始抬头。相当一批官员们提出，天下安危系于宰相一身并不是件好事，群臣养交而天子孤立则更是不可容忍。最典型的是时任礼部郎中的洪咨夔，他认为权归人主实际上比政出中书要重要得多。这位在史弥远当政时期曾一度上书抗言的大臣从内心里对大权独揽的宰相并不抱有好感，他在给理宗的奏疏中总结道：中书之臣弊端之大者有四，一是自用，二是自专，三是自私，四是自固，因此他强烈呼吁天子必须将威福操柄收还掌握，使天下在知有朝廷的同时“知有吾君”。
这种思想倾向渊源有自，韩、史以来权臣用事的经验教训太深刻了，它不能不使人们有所警觉。然而，对执政者抱有太大的期望总是十分危险的，对宰相如此，对天子更是如此。绍定六年（公元1233年）十月史弥远死后，理宗亲政，一反过去的沉默无为，改元更化励精图治，一时确有革新之象，但仍然没能改变帝国政治的恶性循环。
天子的毛病正在于矫枉过正。八年的刻意修炼使他逐渐对天子之道有了深入的理解，史弥远的擅权更使他有了一个强烈的比照，因此理宗亲政之后立即表现出一种惟我独尊的基本态势是不奇怪的。在朝野舆论的影响下，天子甚至于一度对朝堂宰执们持有一种强烈的怀疑态度，表现在用人方面，往往是除擢既骤，去之亦亟，任之不专，信之不笃。可见，帝国的制度不能保证折中妥协这一根本政治目标的实现，权归人主就很难做到政出中书，反之亦然。
郑清之这位史弥远操纵废立的帮凶和天子藩邸时的老师，是理宗亲临朝政之后的第一位宰相，他响应了天子更化政治的号召，以廉俭清明的作风独树一帜，并召回了真德秀、魏了翁、崔与之、徐侨、尤焴、游似、洪咨夔、杜范等一批老成持重之士，一度使天下翕然相望。然而维新之象并没有持续多久，自端平二年（公元1235年）五月真德秀去世，十二月魏了翁出朝后，这一大批正直之士又被轻易黜去。走马转蓬的朝廷宰执们相互之间门派林立，议论纷纭，而全无实效。在这种情形下，即使圣明天子扬廷出令，震撼海宇，又有何用？
短短七八年里，天下已经大变。绍定五年（公元1232年）年底，帝国与蒙古达成协议联合攻金，终于使金国土崩瓦解。先是蒙古军在绍定六年（公元1233年）正月攻克汴梁，接着宋军于这年四月大败西逃的金军残余，收复邓、唐数州。端平元年（公元1234年）正月，宋、蒙两军合攻中原腹地蔡州，金室最后两位皇帝一无奈自杀，一死于敌军，金国灭亡。历史惊人的相似，正如真德秀所预见的那样，与宣和末年联金灭辽后极为相同的问题又一次摆在了帝国政府的面前。然而历史教训却没能影响宰相郑清之，他还是接受了分任京湖、淮东制置使的赵范、赵葵兄弟所提出的建议，主张乘金国之亡抚定中原，进据河关以抗蒙古，又一次走上了老路。
如果理宗稍微认真地考虑一下朝廷上下的不同意见，本来是能够避免这个错误的。当时朝堂之上也只有郑清之一人力主其说，从宰执大员到其他方面的统帅甚至包括赵氏兄弟的部将，都异口同声表示反对。他们的理由主要有两点：一是兵兴于外不能解忧于内，所得绝对不抵所失；二是内地的现实和帝国的国势确已不堪再战，北方既未能图，南方或已骚然。这些意见来自许多有经验的朝官和前线的封疆大吏，反映了内外两方面的看法，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并不是空论义理一味求安的懦弱之论。另外，从战略上考虑，用兵的谬误也显而易见，正如淮西总领吴潜所说：兴兵收复河南，“取之若易，守之实难”，若得而不能守，谋据河关岂非空谈？
然而天子的想法是“和不足恃”，这是他当初亲政时就已经牢牢树立的信念。当然，和是不足恃，这也同样是帝国血泪历史的经验总结，但这却不意味着一味冒进就是惟一正确的选择。取胜之道有多种，吴潜同时为郑清之所指出的“以和为形，以守为实，以战为应”就是一个不错的策略。天子有意进取是值得肯定的，不幸的是，美好的愿望代替不了严峻的现实。此次战役基本上就是以宋军完全的失败而暂告停止，自端平二年（公元1235年）起蒙古开始南进后，整个帝国便立即转成守势。
于是，四十年的战争拉开了序幕。当然，这场保家卫国的生死搏斗是无法避免的，理宗的独断只不过是过早开始了这场战事的进程而已。但是，这一决策过程所暴露出来的问题是相当严重的，在如此危急的情况下，天子和帝国宰臣们尚不能认真把握形势，接受谏论而勇于修正，从根本上反映了政治上的腐败已经趋于何种程度。天下的有识之士有理由相信，龙庭和都堂之上已经浮云蔽日，看不到任何希望了。就在这一年，有一位在野之士痛切地向理宗皇帝预言道；天下之势既如人之垂老得疾，实在也就无可救药。尽管我们这个迟暮的帝国又苟延残喘了将近五十载，但这仍然不失为是一个无比精确的论断。
雾失楼台，月迷津渡，迢迢银汉谁度？
迢迢银汉谁度
端平三年（公元1236年）后理宗又改元“嘉熙”，嘉熙元年（公元1237年）二月，魏了翁死于福建安抚使任上。朝廷方面，郑清之、乔行简并相，郑性之知枢密院事。二年（公元1238年）二月，史弥远之侄史嵩之出任副相，并督视京西、荆湖南北、江西四路军事，置司于中部的鄂州，成为帝国全线的最高统帅。
史嵩之与其从父史弥远一样，好于权术而乏于实才，尽管当年曾率军与蒙古军合破蔡州，但并没有证据表明他具有担当帝国最高统帅的素质。此人之所以能出长要职，同样来自于天子的赏识。端平议战时，嵩之曾反对郑清之出兵，师溃之后，理宗在反对派中独独想起了他，一擢再擢，直至此职。嵩之赴任之后未改初衷，立主和议，在军事措置上也并无建树。这年九月，蒙军以和议要挟不果，以八十万大军包围庐州，被守将杜杲击败，但嵩之作为最高节帅也得到了天子奖渝。此后，杰出大将孟珙转战收复襄阳，克复夔州，取得开战以来的重大胜利，嵩之自然也有一份功劳，由此挂衔宰相，封公赏爵。两年后的嘉熙四年（公元1240年）三月，被天子召回临安，在接下去的淳祐期间独相近四年。
嵩之为相期间并无实绩，然而自恃边功，骄狂日盛，引起了广泛的不满。淳祐四年（公元1244年）九月，他的父亲病故，本应卸职丁忧，然而嵩之贪恋权位，竟援引战时特例自我起复。一百四十四位太学生伏阙上书，指责他席宠怙势，殄灭天良，从而导致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学潮。本朝注重教育，国家地方学校林立，学生亦有忠谠直言、为国尽忠的优良品质，眼睛里容不得半点虚伪，因此对嵩之的刻意之奸愤愤不平。而嵩之做法低劣，也给了他们宣泄对权相不满的机会，于是这场风波越闹越大，连不少朝官也参与进来。虽有天子一力袒护，但无奈压力太大，嵩之只有停职归丧。
淳祜年间的几次风波明显表现出朝野士人对政治状况的不满情绪。史嵩之事件后，一批元老与名望之士相继召用，都堂之中如宰相范钟、杜范，参知政事李性传以及时号“端平六君子”的国子祭酒徐元杰、侍御史刘汉弼等人都深孚众望。如果对政治革新的期望过于迫切，人们对事情本身意义的注重就会取代对实际效果的判断，因此朝廷新政者发布一系列措施后，临安士民竟欢呼载道，对更新后的人事表示出了绝对的支持。
然而此后却发生了一系列莫名其妙的怪事，先是淳祜五年（公元1245年）四月杜范病卒，入相仅八十天；两个月后，徐元杰在一天夜里也突然暴疾而亡。太学、京学、武学三学学生相继伏阙上书，对徐元杰的暴死表示怀疑，请求朝廷查验真相。但临安府立案后尚无结论，刘汉弼竟又得肿疾死去，人们进一步怀疑三位宰臣之死有很大的可能是被人下毒所致，刹时之间，临安物论沸腾，都堂会食无敢下箸者。紧接着，史嵩之的侄子史璟卿又成为第四位暴死者，这下舆论矛头开始指向史嵩之，因为大家都知道璟卿曾上书谏责嵩之，并曾吁请天子尽去群小、召用君子，改弦易辙戮力王事。然而因为证据不足，最后仍不了了之。
史嵩之因为受了这件事情的影响，服丧期满后最终未能被起复。淳祐七年（1247年）四月，郑清之再相。清之以拥立之功被天子在史弥远之后委以极高的信任，初相端平也能有清明之誉，但此际入相时，他已经七十二岁了，年衰齿暮，根本无力主政。一位前年曾参与临安学潮的布衣之士郑起登门怒骂清之道：
“端平败相，何堪再坏天下！”这是借他轻率北进之败指责他不知羞耻。
清之气极，执郑起下狱，其母、妹及子郑思肖也被牵连，一时舆论大哗。临安尹也觉得事情过分，只拘禁了郑起一夜就将他放走。但清之犹有未甘，使手下多方搜索郑起，务求泄愤。他的做法激起了更大的愤怒。清之号“安晚”，时人做诗讥之道：“先生自号为安晚，晚节胡为不自安？”嘻笑怒骂可谓鞭辟入里。清之为相数年，政事多出于其侄孙，乏善可陈，自非奇怪。
淳祐七年（公元1247年）到十年（公元1250年），赵癸出长军事，以枢密使兼参知政事。吴潜、陈韡、史宅之、谢方叔、别之杰等人先后入居执政。这个时期基本上是新贵当政的局面，颇符合理宗独操国柄的初衷。淳祐九年（公元1249年）十一月，理宗下诏训诫道，今后士庶上书倘涉私邪，朋奸罔上妄肆雌黄，一律严加追究。这道禁令虽说是天子加强权威一贯做法的延续，也从侧面反映出朝野上下门庭崖岸，党派分歧的现状。
淳祐年间由于两位杰出将领孟珙、余玠的努力，帝国得以与蒙古大军相互对峙在长江沿线。特别是两人先后经营四川——这个古往今来历代王朝最后和最坚固的堡垒——十分成功，不仅击退来犯之敌，犹能整军抚民、治城聚粮，最终使巴蜀之地成为帝国的一个主要依靠。可惜的是孟珙囿于困窘现实而无法伸志，于淳祐六年（公元1246年）悒郁病故，使危难的帝国又损失了一位肱股之才。耐人寻味的是，蒙古军始终都把入蜀放在重要的地位，从淳祐十一年（公元1251年）开始，它在不放弃对四川一带施展压力的同时，竟绕道攻击南方的大理国，此后又入侵西南诸部，明显采取了一条南北夹击的策略。
淳祐十二年（公元1252年）年底理宗再次改元“宝祐”。后来的近十年是理宗政治走向彻底腐败的最后完成阶段。当政二十五年后的理宗，已逐渐从早年的阴影中解脱出来，开始真正懂得了身为人主的乐趣。当一个人终于找到他真正的归宿后，也就无须再用面具藏住他原有的本性。圣人说五十而知天命，也许天命的神威只是让我们的天子懂得生也有涯的悲哀而已。旧年除夕，理宗把一位临安城里的名妓唐安伦召入了宫中，在与这位歌色绝伦的可人缠绵尽欢中，迎来了宝祐时代。
有官员上书道：陛下坏三十年清修之操，都是左右宦官如董宋臣之流引诱的结果。在那个时代，即使坚持原则也不得不采用这种委婉的方式，以推过于人的手法来表示对天子的规劝和讽谏，可见我们的制度从根子上讲是为天子服务的。因此理宗不仅没有能避免权相重新出现的悲剧，而且竟容忍了近幸用事泛滥成灾，并不完全是他的过错，制度和它造就的天子本身应该负全部的责任。
长有一副蓝色面皮的丁大全惟一可自恃的东西，就是与宫中的关系。其中渊源，也不过就是他娶的妻子曾经是某外戚家的婢女而已。然而仅仅如此，大全就能因缘取宠，博升高位，并得以交结了内侍卢允升、董宋臣。就本朝历史来看，单凭这一点背景似乎不足以胆大妄为，但大全却能开一个先例。他在宝祐三年（公元1255年）六月入居右司谏后不到一年，就因私结宰相董槐不果而心怀怨恨，上章劾奏，极尽诋毁之能事。令人难以相信的是，复章未下，他竟然调兵百余人冲入相府强执董槐入大理寺。若非恃宠在身，何来如此嚣张气焰。朝野并非没有人反对权臣当道、奸佞柄国的丑恶政治，但正如秦桧，韩侂胄以及史弥远的旧例一样，天子既然刻意委信其人，其所作所为就无道理可讲。
另一位人物贾似道更是等而下之。此人本是里巷轻薄之徒，从小就胸无大志，日行游博，不事操行。但因为其姊入宫有宠于理宗，似道由此跃龙门，从淳祐三年（公元1243年）升为户部侍郎后，短短数年间就成为封疆大员，淳祜十年（公元1250年）领镇两淮时也不过只有三十岁。出身卑贱者若不能勤于克己，便不免堕入卑鄙，似道的人生信条就是凭借恩宠，及时行乐，因此从不检点行为。就连理宗也知道，西湖上终夜不熄的灯火楼船，除了似道绝不会是旁人。其实，上有好之下必甚焉，似道的无行不过是天子荒逸的一个延伸而已，难怪天子对此从来都是愠而不责。风气的败坏是政治腐朽的最好注脚，君臣淫靡如此，国事复能何为。
丁大全罢于只有一年时间的“开庆”元年（公元1259年）九月。大全去位，贾似道立即就除拜右丞相兼枢密使，此后又将恪守忠直的左相吴潜排挤出朝，开始独领朝纲。此时，蒙古大军在西路取得重大战果后又从东路渡淮南侵，这年二月趋犯京湖，进围长江中游的战略重镇鄂州。似道受命危难之际的表现是可以想像的，入援鄂州后，果然置国家安危于不顾，竟私许割地称臣以求妥协。所幸蒙古内部纷争突起，在鄂州宋军的顽强抗击下又无法遽得全胜，不得已在开庆元年（公元1259年）十一月合军北归，似道恐怕无论如何都没有想到凭空就捞到了一件盖世伟业。年底，似道上表天子，自伐其肃清之捷。失去判断力的理宗龙颜大喜，以再造之功加似道太傅并召班师，同时敕命改元为“景定”。这是理宗最后一个年号。
时势已使人不得不发出季世之叹。
杜范曾对帝国军队的状况做过一个精确的总结：首先是边方帅臣丧尽德操，“黄金不用于反间敌人，而用以刺探朝事；厚赐不用于士兵，而用以交通权贵”；其次是“赏罚颠倒，威令慢亵”，最后导致重任者怙权攘夺，禁兵骄悍难制，兵盗群聚，相为剽劫。军队有名无实，则难当卫国之任，这是最危险的事情。问题绝非仅仅如此，在淳祐年间，杜范对国家的民事状况同样也有一份详尽的报告，报告中的描述更是令人触目惊心：
“旱荐至，人无粒食；楮券猥轻，物价腾踊；行都之内，气象萧条，左渐近辅，殍尸盈道。”
如此情形下，贾似道之流犹在歌舞逍遥不舍昼夜，正因了那句“今日有贫国，有贫民，而无贫士大夫”的精辟之论。主修宁、理两朝实录国史的黄震在后来也说，国家大弊有四：民穷、财匮、兵弱、士大夫无耻，真可谓英雄所见略同。
帝国半壁江山固然富庶丰饶，但历经战乱之后，土地日蹙人民益伤，最后以一百余郡之残力，养赡二万四千余员之冗官犹且不足，又遑论日渐繁重的军费。本朝由于冗官冗军的先天弊病使财政问题在二百年前就已经趋于严重，南渡以来休战之后稍有改观，但同样未能避免重蹈覆辙。问题出在帝国既未能统筹安排开战的时机和规模，就只能长久实行重税重赋的刻薄手段，天下财帛并非取之不尽，于是推剥脧削只能解一时之急而不能消永久之痛。
对王安石理财的否定使南渡帝国在经济制度上无所更张，使伤贫而不夺富的不平等的现象纤毫未变，以至于生齿之民日烦，而权势之家日盛，兼并既滋，百姓益贫。四海之民既不再有应得的权利，又何意克尽应有的义务？
相当一个时期以来，忠臣义士们对帝国的病象的慷慨陈词，始终不绝如缕。畅言忧患从来都不是隔岸观火般的幸灾乐祸，而是一种激扬人心以作最后一搏的真诚呼唤。所谓壮士拂剑、浩然弥哀，其中既有对大道日丧的激愤与悲伤，然而更多的是对积健为雄、横绝太空的向往和期待。
第六部 谁宾谁主
水天空阔
水天空阔，恨东风，不借世间英物。蜀鸟吴花残照里，忍见荒城颓壁。铜雀春情，金人秋泪，此恨凭谁雪。堂堂剑气，斗牛空认奇杰。
——邓剡（公元？——1297年）
地分南北，人有东西。先辈们囿于一井之天，以四海之中之大者自居，把周边他族蔑称之曰“夷狄”，显然是有失公允的。不过，这种情绪也并非空穴来风，塞外大小诸族特别是西、北强劲剽悍之辈，以弦弓毒矢强弱相并，不能驯受教化而又常为中国之患，却也是不争的事实。三代有猃狁，秦汉有匈奴；隋唐之间，突厥为大，其后有吐蕃、回鹘之强。五代之际，名见中国者尤多，其中以契丹最盛，降至本朝而不衰。此后党项、女直以及蒙古又相继而起，为害酷烈，日甚一日，最终甚至发展到了危及我泱泱大国的地步。
求取生存是一切侵掠的主要动机。游牧之族逐水草随寒暑、食兽肉饮其汁，完全以畜牧为生，因此受气候环境的影响绝大。如果一旦发生干旱而使畜群倒毙，只有另辟他径以自救，这种办法一是寻找新的水丰草美之地，一是向他族掠夺资产。显然，缺乏物质蓄聚是其中的关键，当然这又是畜牧本身的生产方式所决定的。以牲畜为本的社会对天灾的防护能力实在是非常脆弱而有限，气候变迁之外，诸如瘟疫、人口膨胀也都会带来致命的问题。这一切都迫使他们不得不仰仗于物产丰饶的农业之国，以获取牛羊以外的其它基本生活资料。假如不能以公平的贸易而达到目的，也只有采取战争的方式。
中国王朝在认识上一直存在着一个相当严重的误区，君臣士庶只看到了夷狄之辈“被发左衽，人面兽心”、“苟利所在，不知礼义”的一面，而没有发现他们不得已而诉诸武力的一面。因此在攻伐不成之后，便采取建城立垣的闭关政策，几乎完全杜绝了与关外诸族的贸易或者只进行非常有限的交换，这就使得游牧社会无法用和平方式取得物质的补充。历代的圣贤们认为中国以田耕为本而自给自足，从根本上讲不需要对外贸易，没有意识到贸易在维护和平上的极端重要性。执政者自恃于国力的强盛，一直把互市也就是相互贸易当作是要挟夷狄的一个手段，却从来没有把它视作是一种自避隐患的良策。殊不知，一旦抵御入侵的能力有所降低时，就无法不被为生存所迫的外族盗掠侵驱。这个问题终于在本朝走向了极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一道长城或许还是罪魁祸首，如果放弃政治偏见而开放边境，允许双方的自由贸易，在互利的情况下保证对彼辈欠缺物资的供应，应该是能够避免兵戎相见的。
早先的中国典籍里找不到“蒙古”的名称，这是本朝以来才有的译名，同时先后还有许多其他的称呼，如萌骨子、朦骨、蒙国斯等。其中的原因一方面是蒙古族的最后形成时间相对较晚，另一方面也是由于这个部族的活动地区十分遥远，大致在今天贝加尔湖以南，西起阿尔泰山东至大兴安岭一线，这个广袤的区域北是山岭牧地，南方则是平坦的草原。也许只有国力强盛的唐朝时期，中原帝国的版图才有及于此。本朝北有契丹，西有吐蕃、党项，基本上没能涉足戈壁和草原，因此无缘得知其间的情形是很自然的。实际上，自从唐朝时期鼎盛一时的东、西突厥逐渐没落，回鹘人又迁出后，那一带的情况就一度晦暗不明，一直到成吉思汗的崛起为止。
当然，仔细考察起来也能发现一些蛛丝马迹，唐五代时有人就记载道，北方的夷狄中室韦部较盛，其中有一支称作“蒙兀室韦”，这可能就是后来的“蒙古”之称。不过，名称不是主要的问题，因为一个新兴的部族绝不可能从天而降，它自有其源远流长的历史过程，尽管我们对这一过程并不能做到了如指掌。从民族的角度上说，生活在该区域的许多部落都属于同一个大民族，也就是后来我们所称的“蒙古”族，与突厥族及属于通古斯族的契丹、女直既有相似之处，也有一定的不同。契丹、女直处于这一地区的边缘，因而得以与中国较早接触，也正是由于契丹的强盛，使蒙古地区的突厥余族被清除，蒙古各族才得以重新活动，开始沿额尔古纳河西迁至斡难河一带。关于这次西迁，蒙古族有一个古老的传说道：一对受天命而生的夫妻“苍狼”和“白鹿”渡过腾吉思湖来到了斡难河源头，生子名“巴塔赤罕”，就是他们的第一代祖先。如果这个传说属实，那么蒙古重新兴起并最终形成一个民族的时间确实相当之晚，因为耶律阿保机直到公元924年才驱逐了该地区的突厥族。
一个小而微的部落在相对较短的时间里变成一个强大的民族，就一定是融合了其他部落而成为一个共同体的缘故，蒙古当然也不例外。这要归功于一个伟大的人物，这就是公元1162年亦即宋朝纪年的绍兴三十二年生于斡难河畔的铁木真。铁木真出生的年代，正是蒙古诸部激烈争战的融合时期，九岁时，身为蒙古乞颜部首领的父亲就在部落战争中死去，铁木真与他的母亲和兄弟们不断受到敌人的袭击，十几年里九死一生。艰难困苦，玉汝于成，铁木真正是在血与火的岁月里成长起来，生活磨炼出他的坚强意志和非凡性格，也教会了他应付时世的智慧和计谋，因此使他最终成为草原民族豪放气概和顽强精神的杰出代表。到了四十岁时，铁木真已经基本统一了蒙古草原上的各个部落，建立了一支强大的军队。公元1206年也就是韩侂胄伐金的开禧二年，铁木真在斡难河召集诸弟、诸子、驸马、部族奴隶以及各部首领召开议事会议，在这次会议上，铁木真接受了“成吉思汗”的称号，树九游白旗，正式建立蒙古帝国。“汗”原是部落首长之意，北方诸族都以此词来称谓本族的君主；“成吉思”的具体含义已无从得知，但它是一种最高权威的尊称则是没有疑问的。“成吉思汗”铁木真的诞生，是世界范围内震天动地的大事。
成吉思汗首先进攻的是西夏和西辽，后者是辽国灭亡后契丹残部西迁后建立的政权，在取得胜势后立即就转向了金国。蒙古对金人的仇恨是简直就可以说是与生俱来，因为金廷长期以来一直对蒙古各部采取极端的压迫政策，甚至在灭辽后，出于对北方各部的恐惧感，每三年出兵掳掠杀戮一次，谓之“灭丁”。如此残酷的灭绝行径，不可能不激起蒙古人的反抗，成吉思汗从嘉定四年（公元1211年）开始伐金后，举国之力几乎全部投入到这场战争中。以蒙古强大的势力，孱弱的金国已根本不是对手，四年后就丢掉了中都而被迫南迁汴梁。
很显然，在这个时候蒙古人尚未完全意识到他们对中原的兴趣，也尚未摆脱游牧民族掠夺的禀性。克服金中都后，成吉思汗带着大批战利品回到了怯绿河上的宫帐中，依旧过着他们传统的游徙生活。大约在两年后，一个偶然的事件促使成吉思汗转而向西，对中亚大国花剌子模帝国展开了征讨。值得注意的是，这场争斗的最初起因也是由于贸易上的纠纷酿成的，这再次证明草原帝国的彼此征伐与物质需求之间的某种天然联系。
这场西征几乎荡平了整个中亚地区，蒙古军队最远一直推进到印度河和克里米亚半岛的第聂伯河。成吉思汗杰出的军事才能在这次西征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蒙古军队也从中得到了充分的锻炼，这场战争同时也使蒙古帝国获取了极大的物质利益，虽然这对于其他国家来说是一个莫大的痛苦。成吉思汗所禀信的那种摧毁一切、消灭一切的信条，其实也是长期以来饱受压迫的民族心理的必然反映，他能把这种心态发展到攻取天下的高度，这对于蒙古民族来说，却不失为是一个伟大的贡献。不过，雄才大略无与伦比的成吉思汗仍旧只是局限在以弓马取天下的范畴里而已，他还没能认识到的一个简单道理是：屠杀并不能解决一切问题。
在征伐金国并占领中都燕京后，成吉思汗听说了一位契丹贵族后裔耶律楚材的名声，并于三年后将他召到帐前，向这位博学之士讨教命相占星之术。耶律楚材出身于一个完全汉化的契丹人家庭，长期侨居中原，已经成了一个地道的中国士人。然而他对于蒙古帝国的巨大影响当时并没有显露出来，因为成吉思汗除了术数之外，对耶律楚材的儒学不感兴趣。
此外，成吉思汗还接触过一位具有相当文化素养的汉人，这就是长春真人邱处机，全真教的掌门人。全真教是道教的一个门派，在金国入主中原后发展兴盛，到了邱处机时，门徒遍及整个北方，具有相当的影响。成吉思汗同样是在燕京听说了这位长春真人的名声，不惜派人万里迢迢把他请到了西征行营。与召见耶律楚材的性质相同，他此次的目的是想请求这位仙风道骨的真人教给他长生不老之术。嘉定十五年（公元1222年）四月，真人在路上走了一年又两个月后，到达了蒙古御营并随之北上。很难猜测真人不畏艰难长途跋涉应召蒙古大汗的动机，因为他自始至终都没有响应过金廷和南渡宋朝的征召。虽然真人知道了成吉思汗的动机后十分失望，但这位道行高深的人并没有以丹鼎灵药之术来迎合蒙古大汗，相反代之以诚恳的劝说，希望他能接受道家的理论而不嗜杀戮。真人强调说，只有清心寡欲才能长生，敬天爱民才能一统天下。显然，成吉思汗并未能为他的高深理论所说服，尽管他始终对真人保持了一种敬重和推崇的态度。宝庆三年（公元1227年）在围攻西夏时，成吉思汗带着遗憾不幸去世，因为他对宿敌金国尚未在他的手中被征服而耿耿于怀。这是颇令人沮丧的事情，假如成吉思汗能够亲自来到中原的话，蒙古帝国所能取得的光辉业绩或许还要更为巨大。
成吉思汗西征后，把灭金的任务交给了太师木黎华，命他负责太行以南的军务。正是木黎华迈出了蒙古民族走向成熟的第一步，他在经略中原的过程中渐渐认识到屠杀抄掠的落后，从而采取占领求治的政策，他的军队纪律肃然，甚为占领区的吏民所欢迎，也为一大批汉人世族所拥护。这一切都为新一代蒙古大汗，成吉思汗的第三子窝阔台灭掉金国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窝阔台在位期间，蒙古帝国已经发生了重大转变，基本开始了从游牧部族向文明国家的过渡，这个过程是所有南进民族取得胜利的必由之路，也是一个历史的必然。耶律楚材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影响。不过，过分夸大个人的作用显然是不符事实的，蒙古人一旦从北方来到中原，它就必须适应环境的变化，也无法避免环境的熏陶，因此耶律楚材所采取的定税赋、立造式、榷宣课、分郡县、籍户口、理诉讼、别军民、设科举等等措施，无非是出于现实的需要而已。是病弱的宋王朝提供了这样一种机会，使契丹、女直以及最后的蒙古人越过长城来到了这个田园之邦，最终成为历史的幸运儿。客观地说，假如我们的帝国像汉、唐那般强大，大多数游牧之族必然还将保持着被发文身、饮血茹毛的状态。可见，融合是多么的重要和伟大。
窝阔台的早死带来了这个庞大帝国的内乱。成吉思汗有四个嫡子，长子术赤、次子察合台、三子窝阔台、四子拖雷，四个儿子都得到了相当可观的封地，而窝阔台则被他指定为继承人。窝阔台死后，先是皇后摄政三年，此后长子贵由继位，不料两年后死于巡幸途中。此后，诸王之间展开了激烈的争斗，拖雷一系向汗位发出了有力的挑战。三年后，年富力强的拖雷长子蒙哥在得到了相当广泛的支持下，登上了汗位。这次政局动荡持续了近十年，不仅使蒙古帝国的中央集权遭到了破坏，也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蒙古向南方的进攻步伐。蒙哥即位后重新开始了对宋廷的进攻，他本人亲率大军侵入四川，派其弟忽必烈从中路攻击。不幸的是蒙古军队尚没能适应在崎岖山区的作战，屡受顿挫，蒙哥也于开庆元年（公元1259年）七月死于合州城下。此时忽必烈已到达长江北岸，他本来无意半道而辍，因此仍然渡江围攻鄂州。但到了十一月份，突然传来了其弟阿里不哥谋取汗位的消息，忽必烈在部属的劝说下终于决定回朝争夺汗位，并于月底匆匆北返。由于这个意外原因，我们的大宋帝国才得以又延续了二十年。
生死决战
翌年三月初一，忽必烈在蒙古帝国最高政事会议上战胜了自己的弟弟阿里不哥，被推举成为新的蒙古大汗，时年四十四岁。在一定意义上，忽必烈才是一位真正具有了入主中国能力的领袖，他早年受命经略中原，此后又转战西南灭掉了宋室的南方藩国大理国，文治武功，高标一时。他的即位，标志着蒙古帝国自北向南战略转移的最后完成。此后的数年中，忽必烈平定内乱，加强集权，同时在燕京营造国都，建立年号，推行汉制，承认汉人文化特别是儒学的正统地位，使原本游移不定的蒙古帝国在中原站稳了脚跟。
忽必烈受他的母亲影响很深。这位贵族出身的王后与他的丈夫拖雷一样，在国家政坛上享有很高的威望，寡居以后她被封在了原属金朝的真定路，以立学养士之政享誉一府五州。忽必烈正是在这个时候开始了与汉人士子的接触，并渐渐形成了一个幕僚集团。蒙古人也称天子未即位前所居之藩邸为“潜邸”，这是取“潜龙在渊”的意思，忽必烈登基后，他的这个智囊团被人称之为“潜邸旧臣”。这个集团的出现最初是来自于一位僧人的建议，这位很有名望的高僧劝说忽必烈“求天下大贤硕儒，问以古今治乱兴亡之事”，有志于天下的忽必烈采纳了这个提议。宋淳祐十一年（公元1251年），忽必烈在蒙哥即位后受命经略汉地，在金莲川设立幕府，开始四方延揽人才，标志着这个集团的正式形成。“潜邸旧臣”的人数众多，高峰时期达到六七十人，大多是富于才学和经世之术的汉人世族士子，蒙古人只占很小一部分。此后忽必烈能够成功地治理汉地、夺取汗位，战胜蒙古保守势力而趋于汉地文明，这个集团起了一个不同寻常的作用。
忽必烈的第一个年号是“中统”，中统二年（宋景定二年，公元1261年），他在中央政府设立了“劝农司”，鼓励百姓开垦荒田、种植农桑，并且禁止了蒙古人占田放牧的旧有做法。这对于蒙古民族来说，同样是一个难能可贵的贡献，较之他的祖父伟大的成吉思汗，似乎也毫不逊色。
从此，中国大家庭中又多了一个新的成员。
回到临安来，我们帝国的气氛依旧萧索。理宗皇帝于景定五年（公元1264年）十月二十六日驾崩升遐，时年六十一岁。皇太子赵禥即位，后来的庙号为“度宗”。第二年，改元“咸淳”，当朝首相仍然是贾似道。
似道知道自己之所以能够取信人主、威震朝野，完全是因为鄂州解围的结果。从那时开始，似道就已懂得了如何利用外敌的威胁来为自己谋得利益。虽然他本人远远算不上是个勇敢的人，但有时也常常为帝国内部的恐惧心态而感到好笑。似道很清楚，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只要刻意而为，世间的任何事情都可以加以利用。咸淳元年（公元1265年）年初，理宗山陵事峻，似道便突然不告而别，回到越州故里。同时密令手下诈报道：蒙古军队正在向下沱猛攻。下沱是江陵府上游的一个重要集镇。
果然朝廷大骇，天子百官手足无措。度宗与太后先后手诏谕敕似道，希望他能立即回朝应付时局。似道当然暗暗窃喜，洋洋自得地回到临安。这是似道给度宗皇帝的一个下马威，他要让年仅二十六岁的新天子知道，没有他这位辅弼大臣，帝位是不可能获得安稳的。显然，他的目的已经达到。四月，贾似道被加衔太师，封魏国公，权威达到顶点。新帝每次朝会必答拜，称之曰“师臣”而不称其名，至于朝廷百僚，则尊称为“周公”。这实在也是一件太过分的事情。
咸淳三年（公元1267年）二月，似道再次故弄玄虚，上疏天子乞求卸职归养，顿时又让度宗龙颜大惊。天子命大臣与宫侍传旨似道表示固留，一日之内来了四五批，至于派中使赴似道府第宣慰加赐，更是走马不歇。度宗为了不让似道离朝，甚至命人卧于第外日夜守之。天子对宰相如此圣恩隆渥固然前所未有，但身为人主如此谦卑无奈也是亘古罕见的。最后，特授似道平章军国重事，一月三赴经筵，三日一朝，治事都堂，这就是明文确立了他的最高宰辅地位。此外，赐第于西湖葛岭，迎养其中。
然而似道每隔五日才上朝一次，而且是乘舟泛湖而来，优哉游哉，轻松闲适。都堂则从来不去，凡有公事处理，则由吏员抱牍就第呈署，大小朝政，一切委之于门客廖莹中和堂吏翁应龙。朝廷的其他宰执大臣，基本上已形同虚设。似道虽然深居简出，但他同秦桧一样，善于将人性中的丑恶因素充分调动起来。朝间贿赂贪污、徇私舞弊、欺上瞒下的风气大盛之时，当然也就是独裁者最安稳最放心的时刻。
自开庆元年忽必烈从鄂州退军后，蒙古帝国近九年之内没有进兵南下，这个新造之邦的版图太大了，当它把重心转移到中原时，无疑需要集中精力修整内部，积聚新的力量。不过，从它以往的进取精神和强大的实力来看，自然是不会就此裹足不前的。咸淳三年（公元1267年）十一月，一位宋朝降将刘整向忽必烈陈言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