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帝王非四海一家者，不为正统。”
作为降将的刘整有这样的言论不足奇怪，因为他所投靠的新朝若非堂堂正朔，自己就难免成为乱臣贼子，所以他当然希望蒙古君王能够一统天下。而忽必烈接受这样的理论就更为正常，他既然有意领受儒学的指导，也就首先必须树立自己的正统地位。否则的话，他就把蒙古帝国放在了夷狄的位置上而自绝于他一贯向往的中国大地了。
不过，事情也并非如此绝对，假如七年前忽必烈派往宋廷的使者不是因为贾似道的拘留而使鄂州达成的协议实施，蒙古朝廷得到了岁币二十万两银绢的利益后是否还会刻意南下？这个问题倒也颇令人困惑。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正如辽、金对待南渡帝国的一贯态度一样，蒙古人同样不会仅仅满足于金银，南下只不过是迟早的事情而已。真正的问题在于，如果局势一旦缓和并持续较长的时间，双方是否会发生势力消长的变化呢？即使我们的帝国已经垂老欲朽，但成吉思汗的事业也绝不会永远年轻。
假设毕竟是假设，对我们的帝国来说，生死决战已经无法避免。
决定性的战役首先在襄阳打响。
回顾帝国抵抗北方侵略的百年历史，特别是对双方的攻守战略进行一番总结，就可以发现这绝非是一个偶然。除了早年的完颜宗弼曾单兵直突两浙追击高宗皇帝外，金兵数度南下基本上选择了三路并进的策略：西攻巴蜀，中取京湖，东侵淮东。如此全面进攻虽能给帝国防线造成极大的震慑，但敌军本身也存在着兵力分散，不能相互支援的弊病。相反，川陕固守要津，轻易不能克服，中部有长江天险，也可有效遏制入侵势头，因此两路呼应，还能乘隙各个击破来犯之敌。淮东虽最不易守，但地域广阔、水网密布，敌军一旦进入到江、淮之间，兵势很难展开，十分容易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事实证明，金人的攻击方略存在着很大的问题。
初期蒙军以伐蜀为主，这明显出于包抄战略的考虑：以长江上游为目标实施重点打击，然后转而向中下游开进。当时蒙古大汗蒙哥的计划可谓相当周全，自己亲率大军攻蜀，同时派忽必烈围攻鄂州进行牵制，使中路宋军不能轻易支援上游，以保证侧翼的胜利。这个战略比金人进了一步，但实际效果也不甚理想。主要的原因是四川一带易守难攻，很难在短时间内一举肃清，因此大军主力无法抽身沿江而下。蒙军既然不能形成对长江防线的有效突破，即使当初内部不发生变故，也不可能实现从西往东扫清宋朝的初衷。
从实际情况上看，南渡帝国的四川和两淮都曾先后失地丧师并一度退守，四川甚至在蒙军的进攻下失掉了成都，但中路的长江防线始终没有被敌军攻破。这个防区包括江北的襄阳、荆门，沿江的鄂州、江陵，几个重镇形成有力的犄角之势，互为依托而以长江天堑为核心，扼守着整个帝国的正面。其中，襄阳府最为关键，它位于汉水之畔，是江防的前哨，维系着整个中部的安危，只要它没有被攻破，沿江防线不仅不会失守，同时还能够三面出击，与各个战场保持有机的联系。最强劲的也就是最重要的，这个道理毋需详说。
正是刘整为忽必烈指出了这一点。
此人是河南人，有机谋，善骑射，因避乱而从金地来到南方，很快就成为孟珙手下数得上的一员将领，鄂州解围后升为知沪州军州事。贾似道当权，大力排斥异己特别是前线诸将，刘整因不附合也在名单之中。景定二年（公元1261年）六月，蜀帅俞兴在似道的授意下诬构刘整，刘整上诉于朝未能如愿，不得已降蒙。刘整是前沿防务的重要将领，他对于帝国的军事虚实情况实在是太了解了，投降之初便向蒙古军成都经略使刘嶷和盘托出。与刘嶷的大喜过望相反，当有人将刘整叛变的情况报告贾似道，提出帝国军事机密有可能因此而泄露时，似道却全然没有加以理会。
咸淳三年（公元1267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刘整在燕京向忽必烈建议伐宋的同时，提出了先攻襄阳的计划：
“攻宋方略，宜先攻襄阳。若得襄阳，则浮汉入江，宋国可平。”
这无疑击到了要害之处。其中的关键是“浮汉入江”四个字，襄阳一得，即可沿汉水入江；沿江东下，整个两浙便尽在彀中。顺水而下的威力是巨大的，自古以来北方王朝克服江南偏安政权，大都采取了这条方针，本朝太祖平定南方诸藩，也曾走过这条路。就目前情形来看，四川宋军实力业已削弱，根本无力出峡东援；而下游宋军出兵增援，由于是溯江而上，兵势又要打上很大的折扣。可见，从中路进击是十分正确的方针。
当然，也并非只有刘整一人认识到襄阳的战略地位。此地原已沦陷金国，端平元年（公元1233年）金廷覆灭后，宋廷江陵制帅李曾伯就立即予以修复，屯驻重兵，重筑为强镇。与此同时，蒙古军中也有人意识到襄阳的重要，有一位将领就曾向当时的大汗蒙哥建议攻取襄阳。此人名李桢，是当时蒙军的前左右司郎中，他认为襄阳乃吴、蜀之要冲，江南之咽喉，得之则可为他日取宋之资。英雄所见略同，即此之谓。
忽必烈接受了刘整的方案可以说是他一生中许多成功的决策之一，到目前为止他还没有犯过严重的错误，这也是他最终成为一代雄主的原因所在。其时在燕京朝廷上不是没人反对这个策略，但忽必烈并未因此而改作它计，在后来近五年中，蒙古帝国的最高决策层始终没有放弃初衷，这显然也是忽必烈意志坚定的表现。在这一点上，新兴的蒙古帝国无疑要优于当年的辽、金许多，后者都因为暂时的顿挫和眼前的利益而使图宋方略虎头蛇尾，并渐渐消于无形。
刘整提出建议约一个月后，忽必烈诏征诸路兵马，以阿朮、刘整为统帅率军向襄阳进发，拉开了南进的序幕。同月，宋廷以吕文焕出知襄阳府兼京西安抚使。
蒙宋正面边境上的第一大镇襄阳位于汉水南滨，三面环水，与北岸的樊城隔水相望，所以又合称“襄樊”。两城相倚而立，互为依托，确实是一个极佳的攻守要地。不过，蒙古在这里也有些基础。
那是景定四年（公元1263年）时的事。当时的襄阳镇帅是吕文德，此人早年随赵癸抗击蒙古，累立战功，后来也曾参与了保卫四川及鄂州的战役。文德虽有些才勇，但判断力并不高明，也就是在老帅宿将被贾似道锄诛略尽的情况下成为宋廷的主要大将。刘整很清楚他的为人，向忽必烈建议说，可以用小利诱使他犯错。这一招确实高明，蒙古派出的使者用一条玉带和一番花言巧语就骗取了吕文德的同意，在襄阳城外宋境内建立了一个榷场也就是贸易场所，此后筑土为墙，内建城堡，俨然成了一个军事要塞。等到文德明白过来，后悔也已经晚了。
滋生奸恶
咸淳四年（公元1268年）八月，阿朮率蒙古大军首先抵达襄樊。九月，刘整也来到前线，他首先做的事情就是制造战舰、训练水兵，并以五千战船、七万水军的规模开始了具体实施。蒙古铁骑的威力是不言自明的，成吉思汗和他的后代们之所以能够扫荡中亚、廓清四合，靠的就是一支劲弓铁马的骑兵。现在对宋作战，单靠骑兵显然是不够的，刘整很清楚这一点。
阿朮同样也是一位有眼光的军事统帅，他在观察了襄樊地形后发现，襄樊一带获得后方如荆门军、江陵府粮草支援的主要渠道就是汉水，如果切断了这条补给线，无疑就是第一个胜利。于是，阿朮立即在白河口、鹿门山两处建筑城堡，扼断了河道。
吕文焕见状十分惊惧，立即以蜡书密报时任帝国军事统帅的胞兄吕文德。岂料文德见书后勃然大怒，他不好责备他的弟弟，便对来人大骂：
“你这是妄言邀功！即使有之，也是假城。”文德似乎对襄阳的物质储备甚有信心，认为襄、樊不仅城池坚深，而且军储至少可支十年，区区两三城堡奈何不了襄樊防守，“回去转告吕六，坚守即可。若刘整胆敢进犯，俟春水来时，吾自率军前往，只怕彼时敌军早已闻风而遁了。”
对文德的大言不惭，朝野有识之士都感到十分可笑。但除了无奈之外，也没有办法改变执政者的固执己见。
九月底，汉水已经被完全切断，襄、樊基本上就成了孤城。
十一月，不甘就此困守的襄樊诸军向沿山蒙古各寨主动出击，希望能夺回对汉水出口的控制，但立即就被蒙军击败，死伤惨重。第二年咸淳五年（公元1269年）五月，阿朮自白河进围樊城，三月初一，进驻鹿门山城堡。十七日，京湖都统制张世杰在赤滩浦阻击来犯蒙军，又遭失利，使阿朮首先完成了对樊城的全面包围。
消息传到临安，朝廷群臣纷纷提议枢密都承旨高达可以承当赴援之责，御史李旺把众人的看法面呈贾似道，但似道不同意：“如果用高达入援，吕文焕怎么办？”似道习惯于玩弄权术，因此他对将领之间争功邀赏的不良习气倒也甚为清楚。不过，似道的真实动机并不在此，他内心里根本就不想增援襄阳。似道一直在天子面前把目前的战况捂得严严实实，大动干戈必然使事态沸沸扬扬，这显然对他的专权不利。
真不明白在这个关键时刻吕文焕如何还有心思去考虑他的既得利益。他在襄阳听说了高达将要到来的误传后，竟然十分不快。照他的想法，襄阳是他的防区，如果接受高达，则势必证明自己的无能，这是无论如何都不堪忍受的事情。于是文焕在门客的出谋画策下，向朝廷谎报大捷，以此来沮消临安起用高达入襄的想法。果然，贾似道本就无心增援，见到奏报后便顺水推舟，基本上放弃了对襄阳蒙军的主动出击。直到此时，贾似道仍没有把襄阳的安危放在心上，他似乎认为这仍不过是一个局部边境战役而已。天子则更不必说，他实际上已经成为似道手中的傀儡，既不知道天下之事，也无心去担忧国是。
在咸淳五年（公元1269年）一年当中，惟一一位贯彻命令实施增援的将领是沿江制置副使夏贵，他在春汛到来水涨船高之际，以轻兵简舟载运粮草突至襄阳城下。但因为惧怕蒙军掩袭，夏贵只能与城头的吕文焕交语而还，没能达到增援的目标。七月份，汉水一带大雨淋漓，夏贵乘势把水军拉到汉水东岸，在略事佯攻后突然转趋西岸的新城，企图攻破这个襄阳后背的要塞。然而夏贵的意图早已被阿朮识破，他不动声色，将水师主力埋伏在虎尾洲，以逸待劳等着夏贵上钩。夏贵决策失误，结果被蒙军大败，损失战舰五十余艘，士卒战死溺毙者不计其数。贾似道的女婿范文虎受命率军入援夏贵，在灌子滩亦被蒙军击败，文虎自己以轻舟遁走。这一仗透露出来的消息是：刘整训练的蒙古水军不仅已经适应了大江大河上的作战，而且在数量及装备上也超过了对手，开始具备与宋军水师全面抗衡的实力。帝国军队在战术上的惟一长处也被敌军制服，如果不在战略规划和主观意志上有所弥补，实在也就无法逃脱失败的命运。
咸淳五年（公元1269年）十二月，吕文德在深深的自责中郁郁成疾，背发疽疮而死。他始终不能为当年允许蒙古人设置榷场的错误而释怀，临终前常常自言自语的一句话就是：“误国家者我也！”其实，他如果早一点识破蒙军合围襄阳的计划，采取必要的措施保障汉水的畅通，也就没有必要为前一件事情后悔。吕文德念念不忘榷场之事而丝毫没有意识到他后来的轻敌之谬，再次证明他并不是一个军事统帅的合格人选。
文德死后，范文虎被贾似道任命为殿前副都指挥使，总领禁军。这个人当然比吕文德还要逊色许多，因为他既不具备军事才能，道德品质上也有很大的问题。严格地说，文虎与他的岳父在某些方面简直就是一丘之貉，后来襄阳的失守从某种程度上讲就是他一手造成的。
咸淳六年（公元1270年）正月，帝国面临的严峻态势已经无法回避了。贾似道终于开始部署决战规划，起用高达为湖北安抚使知鄂州，孙虎臣为淮东安抚使知淮安，吕文福为淮西安抚副使兼知庐州，吴革为沿江宣抚使、黄万石为沿江制置使。同时以李庭芝为京湖制置大使，负责增援襄阳。此时襄阳被围业已两年。
李庭芝原来也是孟珙部下，是一位忠勇有为之士，孟珙死后将他推荐给贾似道，在军事设置方面对似道有过不少襄助。开庆元年（公元1259年）后主管两淮制置司，成绩卓著，声名斐然，被朝野视为良将佳选。此际出任增援重任，确也是众望所归。
但范文虎却极为不满，他在给贾似道的信中说：
“末将率数万兵马进发襄阳，一战可平。只求不受别人节制，如此则事成之后，功业自归恩相。”言下之意，就是不愿庭芝抢功。
似道当然高兴，女婿的功劳也就是自己的功劳，他又何尝希望庭芝独建奇功。于是，似道立即升衔文虎为福州观察使，指使他从中掣肘廷芝。似道此时的地位权势已经俨然就是天子，他以一己之好随心所欲，宗庙社稷的安危存亡不在他的考虑之中。如此君不君、臣不臣，国家本身自然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
虽然我们不能把亡国之责全推到一两个人身上，但奸佞之辈的胡作非为却能够加速败亡的进程，这也就是奸人不生于乱世为害不烈的道理。遗憾的是，这个悲剧似乎总是无法避免，衰世与奸佞实在就是一个不可分割的同一体，衰世必然滋生奸恶，而奸恶只有在疲敝之世才能为所欲为。
李庭芝到任以后，屡屡约请范文虎共同举兵入援襄阳，但文虎就是不予理睬，他以取旨未到为借口，一直按兵不动。在时势岌岌可危之际，文虎依旧日日与妓妾、嬖幸击鞠宴饮为乐，不仅未把李庭芝看在眼里，丝毫也没有把襄阳放在心上。文虎勒兵不进，李庭芝也就巧妇难炊，增援之事一拖就是近一年。
在此期间，朝廷也有不少人为襄樊的安危忧心忡忡，左丞相江万里就曾屡请贾似道增兵入援。然而江万里这个人虽不失忠直，但魄力不够，在似道的沮骇下，最后只有力请外任来逃避现实，并未能在朝堂之上尽到自己的义务。先后离朝的还有王应麟、文天祥等人，都因为力主入援襄阳而被似道排斥。如此一来，朝间仅剩的一些端方忠勇之士也被贬逐略尽，国事遂益无可为。咸淳六年（公元1270年）二月，襄阳守军竭尽全力，派出步骑兵万余人、战船百余艘攻打万山一带，又被蒙军击败。与帝国的迟缓动作相反的是，阿朮与刘整仍然在紧张地打造战舰、操练水军，并加强了对襄樊的压迫程度。到了八月份，襄、樊被围已近三年，渐渐也有疲敝之态。
但我们的宰相贾似道却仍在临安葛岭的府第中逍遥自在，大兴土木，挥金如土，极尽奢侈之能事。在新造的“半闲堂”中，似道挂起了自己的肖像，在像下时时与道士们挥麈闲谈，探究性命之术。似道好色，倡优乃至尼姑貌美者，无不纳入后闱，宫人叶氏有美色，竟然也被他取作姬妾。似道累月不朝，但却常常与群妾踞地而坐，斗蟋蟀为戏。此外，他最喜欢的消遣是收集宝玩，为此建造了一个“多宝阁”，一日一登，迷而忘返。似道嗜于古玩器物的程度近似于疯狂，甚至为了一条陪葬的玉带，竟将功臣大将余玠的墓冢挖开。这位集军政大权于一身、掌握生杀大权的宰相在他的威福臻于鼎盛之时，已经完全暴露出他那种市井无赖的固有禀性。
现在的贾似道已经可以入朝不拜，这是开国元勋才能享受的崇高礼遇。不仅如此，退朝之际，天子尤还必须起立避席，目送他出殿以后才能坐下。很明显，似道不仅成为帝国实际的主宰者，甚至在名义上也凌驾于天子之上，任何一位挟权自重、作威作福的权臣都不可能做到这一点。无须怀疑的是，贾似道既是个轻薄无行之徒，他自然就不会具备士大夫们才有的那种传统理念和道德原则。
就在八月份的一天，度宗问他：
“襄阳已被围三年，如之奈何？”
似道故作诧异：“北兵早已退走，陛下何出此言？”
天子无知，实话实答：“适有女嫔言之。”
似道岂能放过，逼着度宗说出这位宫嫔的姓名，随后立即赐死。自此之后，边事虽急，也无人再敢饶舌。
似道的所作所为常能使天下臣民们想起秦桧、韩侂胄以及史弥远，令他们感到困惑无比的是：从历史事实来看，早年的权臣奸相都曾无一例外地激起了强烈的反抗，如何眼下竟水波不兴？这个问题同样使后人百思难解，他们在痛责这位奸佞之臣的同时，常常也不免感慨万千。尽管这许多疑问都各有各的道理，但却无疑都是庸人自扰，因为其中的道理并不复杂。
牵制政治独裁的惟一力量是军队，如果武装势力不足以与政治权威相抗衡，或者其本身已经被某位独裁者所掌握，那它就不仅不能制约政治，相反却还能成为政治压迫的帮凶。贾似道虽没有能完全控制军队，但帝国的武装力量早已非同往日，握兵大将既然不能立寸功于外，又何以威胁权相？而士子们永远都是手无寸铁，他们的全部所有不过是心中的一腔忠诚而已，书生意气可以指点江山，却无法做到诛桀伐纣，一切都要靠武力来解决问题。最悲哀的是，帝国武将的懦弱并不完全体现在对付敌寇方面，他们在专横霸道的独裁者面前同样胆小如鼠，为了逃避迫害，最后竟还不得不选择投降的道路。那位掉转矛头的刘整不是第一位，当然也不是最后一位。
咸淳六年（公元1270年）十二月，一名蒙军将领张弘范突然发现了襄阳久围不下的一个重要原因。原来，汉水补给线虽被切断，出口也被堵死，但并没有做得很彻底，背后的江陵、上游的归州与襄阳之间始终有零散宋军来往。特别是襄阳西面的粮道被蒙军所忽视，使得间断的补给仍能达于围城之中。于是张弘范郑重向蒙军统帅部提出：筑堡万山以绝其西，立栅灌子滩以绝其东，从根子上切断襄阳与外部的联系。这个建议被采纳，襄、樊终于陷入了真正的苦战。
翌年五月，忽必烈调整了战略，在西线开辟了第二战场。另遣两路兵马扫荡四川，一路由赛典赤、郑鼎率领水陆军西击嘉定，一路由汪良臣、彭天祥、札剌不花等从重庆、泸州、汝州等地顺流而下沿途巡击，意在牵制上游宋军，进一步肃清襄阳的侧翼。忽必烈始终没有在东部动手，这是因为蒙军的优势在西面，攻打襄阳的目的就是为了将来的东下，因此便把两浙先放在了一边。这是一个集中兵力的明智之策，但能否实现的关键还是襄阳战役的成败与否。
襄阳军民的意志力和战斗精神是无可争辩的。他们以孤城寡力独挡数倍于己的汹汹之敌，并能成功坚守了四年，这本身就是一个胜利。由于蒙军的重重包围，襄樊两城顽强抵抗的情况未能被外人了解，但其中的艰苦卓绝可想而知。在久候援军不至的情况下，他们甚至没有放弃主动进攻，在这一年中仍然发动了多次出击，但几乎全遭败绩，七月份的一次战斗一下就牺牲了二千余人。值得庆幸的是，襄阳府丰赡的储备和便利的地形有力地保证了他们的抗战，否则襄、樊就会像历史上所有的孤城一样，最后城未破，粮先绝，酿成屠马割尸、易子而食的千古悲剧。
襄阳的失守
西路蒙军开始行动后，范文虎终于率领两淮水师近十万人的大军慢慢靠近了鹿门山，当时正是多雨的六月，汉水大涨溢出岸堤，对逆水的宋军十分不利。文虎本无谋略，更不能应变，被夹江而阵的阿朮水军一举击溃，十万之众丢船卸甲狼狈而逃，将不计其数的舟船甲仗白白资敌。
在咸淳七年（公元1271年）中，蒙古帝国在军事上并没有取得空前的胜绩，主要原因就是襄阳尚没能攻破。但燕京政府在各个方面都获取了宝贵的经验，它的政治、经济已经渐渐地步入正轨，入居中原后近十年的努力也已使北方的民生状况大大改善，具备了一统天下的思想和物质基础。这一年的十一月十五日，忽必烈改国号为“大元”，这是取汉家经典《周易》所谓“大哉乾元”的意思，代表着一种“本源”和“博大”之意。此后又将首都燕京改名“大都”，当九游白旗飘扬在大都宫殿之上时，忽必烈就从一位马上帝国的大汗变成了一位立足大地坐北朝南的王朝天子。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这不仅是本朝太祖的高见，也是所有有志于天下者的共同意识。在这一天，大元皇帝忽必烈凝眸之处，一定就是千里以外的襄阳。
到了咸淳八年（公元1272年）四月，襄、樊陷入重围已经接近五年。两城之中虽然不乏粮食，但盐、布等物资业已告罄，军民困顿之态亦愈趋严重。最主要的是，援军始终不至给了守军上下以极大的压力，长此以往，后果不堪设想。面对如此情形，樊城主将张汉英决定再次向朝廷求救。五月，他招募了一位泅水高手，将蜡书藏在发髻里，头顶浮草，顺水漂下。
泅到汉水隘口时，元军守卒见水面上漂来一大堆积草，便钩之上岸以作柴薪，结果发现了藏在草下的报信者。元军由此获知了张汉英给朝廷的书信，立即在郢州、邓州方向重兵布防，使最后的一条进援之路亦被断绝。
李庭芝本已到达了郢州，由于力量有限，重点仍是放在了防守而不是进攻上。此时，庭芝也感到情况已日趋严重，绝不能再事延缓，于是立即采取了措施。他先是悄悄地将部队向襄阳附近移动，然后出重赏招募当地义勇。庭芝很清楚地知道，自己这支军队不仅兵员不足，战斗力也十分有限，为了弥补缺憾，只有利用熟悉地形的当地民兵。庭芝一次就成功地招集了三千名骁悍善战的义卒，委任其中两位智勇双全的首领张贵、张善为都统，率领这支敢死队向襄阳突袭。
庭芝训道：“此去有死无生，非出于自愿者请离去，不要坏了大事。”
出乎意料的是，众人无不感奋，没有一人离开队伍。
在一个水急夜黑的晚上，这支突击队驾船出发，船中各置火炮、火枪、炽炭、巨斧、劲弓，首尾结阵，乘风而进，首先在磨洪滩与元军船队遭遇。义军击断铁絙，冲破围堵，与敌军转战二百余里，所向披靡，于黎明时顺利抵达襄阳。襄阳绝援已久，闻知援军大至，无不踊跃过望，一时士气大振，人人奋勇争先，将尾随的元军击退。在此次战役中，元军损失惨重，但义军方面也有相当死伤，张善身中四枪六剑，堕水阵亡。这是襄阳围困以来惟一一次成功的救援，但因缺乏后续攻击，也不可能解决根本问题。
完成任务后，张贵犹想杀回郢州，吕文焕认为敌众我寡，此去凶多吉少，不如一起留在襄阳固守。但张贵自恃其勇，坚欲回师。于是，他先派两人泅水赴郢州向范文虎求救，约其军在龙尾洲接应，自己于九月初九告别文焕，乘夜东下。张贵此军依然英勇，一路断絙破围，奋勇向前，阿朮、刘整亲率水师邀击，亦不能挡。经过一番苦战，张贵船队终于在半夜时分渐渐接近了龙尾洲。
岂料范文虎的接应之军早在两天前就莫名其妙地撤走，而元军得到降卒密报，也已知道了张贵的计划，并在此地伏下重兵张网以待。张贵不知就里，见龙尾洲水面火光通明，以为是接应宋军，喜跃而进，结果被元军舰队迎个正着。张贵全军覆没，自己身被数十伤，力不能支，遂被擒获。张贵被俘以后，犹不失忠贞不屈的高尚节操，坚不肯降，数天后被杀。当阿朮将张贵的尸体送到襄阳城后，城内顿时一片痛哭之声。
从表面看，范文虎的逃跑直接导致了张贵的失利。但严格说来，李庭芝没有接踵其后乘胜进攻而失去了一个绝好的战机，却是襄阳之围未能缓解的主要原因。当然，也许庭芝确实有他的难处，然而张善、张贵能不惜生命以卵击石，庭芝又岂可以孤军深入为意？！贪生怕死的范文虎不能为国分忧是很自然的，这种人已不足与论。而庭芝之辈自许以身委国，竟也优柔寡断不能慷慨赴难，这就注定襄阳的失守只不过是个时间问题。
元军最后能攻破襄阳也有几个战术上的因素，一是阿朮、刘整采取了分割击破的策略，先烧毁了襄、樊之间的浮桥以断其联络，然后力攻樊城，终于在咸淳九年（公元1273年）正月攻破樊城。樊城一下，襄阳失去依靠，遂成瓮中之鳖。第二是元军采用了新型火炮，这种火炮来自西域，威力巨大，元军以此轰击城垣，炮起郛毁。拿下樊城后，元军又以此炮转轰襄阳，使城内城垣楼阁，摧折几尽。宋军从未见过如此厉害的武器，士气大折，军心动摇，并已开始出现逾墙而降的现象。
吕文焕方寸已乱，每次巡城，总是恸哭而下。朝中贾似道接到急报，一方面假惺惺上表请行，另一方面讽使御史上章固留，依旧不以襄阳安危为意。城外宋军诸部，既无心赴援，也毫无办法可想。咸淳九年（公元1273年）二月二十七日，走投无路的吕文焕在元军的招抚下，开门投降。
虽然襄阳的失守并不是文焕的罪过，而坚守孤城五年之久，望眼欲穿一兵未至，他内心的怨恨委屈也确实不难理解。但身为饱受国恩的重兵大将，以个人情怨而抛弃宗庙社稷，这就不能令人原谅。至少樊城就是一个绝好的对照，城破之后，守军犹坚持巷战，将领如范天顺、牛富都自绝而亡，以“生为宋臣、死为宋鬼”的豪迈证实他们对祖国的忠诚。文焕即使做不到这一点，起码也不至于入降以后就倒戈相向，自请为元军前锋去攻打郢州。也许文焕是为范文虎、李庭芝的见死不救而愤愤难平，但一个受过礼义教育的人应该懂得，国家的利益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形下都是高于一切的。也正是这一点，才是是非标准最终极的试金石，古往今来的忠贤愚恶，都会在它的鉴别下泾渭分明。
襄阳的失守宛如一声惊雷，滚过死水一般的临安。
贾似道对度宗道：“臣屡请巡边，陛下不许。向使臣早出，事当绝不至此。”
在我们这个世界上，越是无赖之极，往往就越能生存。尤其是在极易摒弃道德因素的政治领域内，为了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无论这种手段是翻云覆雨或是指鹿为马。同时，政治的目的和标准从来就不是一成不变的，掌握权力者各有各的意图和追求，正直之士向往真理，奸佞之徒属意私欲。既然世上的芸芸众生无法做到老死不相往来，政治就成为必需，而丑恶也就应运而生。
显然，帝国上下已经无心去探讨谁是谁非的大道理了，所以似道的荒谬既不可恨，也不可叹。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布置防务，这是摆在眼皮底下的事，否则就是大军一到，灰飞烟灭。
朝野上下纷纷献上守备之策。四川制置司首先发来奏报，声称获取了刘整的一批私人奏稿，其中提到了攻取江南的策略，建议朝廷早做防备。这次度宗皇帝亲眼看到了这份奏疏，于是下令在淮东清口一线筑城以备。不过，东面的元军虽然大兵压境，但却始终没有动作。
四月，汪立信、赵潜被起用为京湖制置使和淮西总领兼沿江制置使，负责西线和建康防务。六月，曾在四川任职的一位官员张梦发提出应急三策：一是锁汉江口岸；二是扼守荆门与当阳交界的玉泉山；三是在上游峡州以下联置堡寨，保聚流民，且守且耕。张梦发此策很实用，也极有战略价值，其核心就是加固长江中上游防备，坚决堵住元军的沿江东进。然而贾似道偏偏就压下了这份极重要的奏疏，转让京湖制置司审度。遗憾的是，京湖制置使汪立信也没有丝毫采纳，原因是这位耿介正直并还算有点头脑的人有他自己的看法。
汪立信在给天子的奏疏中一方面痛责贾似道、范文虎之流，另一方面也提出应急之策。他认为，应将内地之兵尽数遣出，汰去老弱可得五十万，相距百里而屯，如此往来游徼，刁斗相闻，既可使粮饷不绝，又能互相应援，此乃战守并用之上策。汪立信同时提出，许输岁币以缓其师，二三年后再作主张，这是中策。立信没有明言他的下策，只是在疏中愤激而言道：“二策不果，则天不佑我，那就准备衔璧舆櫬之礼吧。”古者国君死时口中含玉，“衔璧”即指国君战败出降以示亡国当死；“舆櫬”就是载棺以随，古之士子于国亡之际往往如是，同样表示决死之意。可是汪立信有心殉国，贾似道却不想同归于尽，他见到立信的奏疏后勃然大怒，掷之于地，高声大骂：
“瞎贼汪竟敢狂言如此！”立信一目微眇，所以似道这样骂他。
立信无疑犯了一个错误。他不知道在贾似道当国的情况下，这个尽遣举国之力的做法是不可能实现的，更不是他一人所能决策的。相反，张梦发的计策属于具体军务处置，并且在他的管辖范围之内，立信完全有可能自我筹备而不通过贾似道。归根结蒂，有谋者无权，有权者无谋，我们的帝国焉得不败！
咸淳十年（公元1274年）七月，度宗皇帝由于纵欲过度英年早逝，年三十三岁。此际度宗三子俱幼，国事艰难，须赖长君，而建国公赵昰年长，照理可以从权入继。然而贾似道单单拥立了年仅四岁的皇太子赵，用意不言自明。初九，新帝即位，后来的庙号为“恭帝”，太皇太后临朝听政，但实际上帝国的最高权威已经不复存在。
占据襄阳后，元廷上下纷纷建议早日下诏正式伐宋。前线大将阿朮等人向忽必烈奏报道：汉水上流已为我有，顺流长驱，宋国可平。他们都认为，通过几年的战斗已发现宋军弱于往昔，灭宋良机正在此时。忽必烈召来平章军国事史天泽商议，史天泽也同意大家的看法，表示混同海内的时刻已经到来。于是，大元天子忽必烈在咸淳十年（公元1274年）正月定下了决策。
当月，忽必烈就签发了增兵十万的命令，二月，又下诏在汴梁增造八百艘战船；三月，在荆湖、淮西分别设立行省，荆湖行省由老臣伯颜、史天泽并为左丞相，阿朮为平章政事，阿尔哈雅为右丞，吕文焕为参知政事；淮西行省由哈达为左丞相，刘整为左丞，达春、董文炳为参知政事。六月，正式下诏伐宋，借口是贾似道悔约祸民。这是度宗死前一个月的事情，但不清楚我们的天子是否知道了这件事情。
七月二十一日，伯颜辞陛赴任，大元天子专门谕敕道：
“古者善取江南者只有曹彬。你能做到不嗜杀戮，就是我的曹彬。”
曹彬乃本朝开国大将，取西蜀灭南唐，都能禁军屠掠、抚民安邦，曾被太祖给予甚高的评价。忽必烈能诫谕部将效仿曹彬，不管后来的实际效果如何，这位新朝天子甚有本朝太祖之风是没有异议的。
九月，元军在襄阳完成了集结。伯颜兵分两路，一路由自己与阿朮率军沿襄阳入汉水渡长江，以吕文焕为水师先锋。另一路由博罗欢率领取道枣阳陆路径取淮河，以刘整骑兵为先锋：这一战略部署具有相当的水平。
坐襄阳而望临安，无非两条路：左沿淮水南岸趋扬州，自镇江渡江取建康，由建康下逼两浙；右沿汉水下郢州、鄂州入长江，沿江水陆并进而趋江州、池州，与左路会合于建康，即可进取临安。伯颜把大军主力放在了右路，左路方面以牵制为主，战略目标是力保两路大军在江南的会师。到了这年的十二月，伯颜大军就已经控制了长江中游地区，开始泛江东下，新年的正月逼近了池州。毫无疑问，较诸当年的完颜宗弼自建康奔袭临安之举来说，元军这次的攻势，在各个方面都要超过前者不啻百千倍。
大局已定
一路之上，除了郢州及青山矶一带抵抗较烈外，其他宋军基本上是望风披靡。复州知州翟贵、鄂州守将张晏然、黄州守将陈奕、蕲州知州管景模以及改知安庆军的范文虎等率皆投降，尤其是范文虎，尚未接战就主动投敌；两位有战功的方面统帅张世杰、夏贵也兵败而退，其余城镇堡寨，差不多也都被一扫而尽。元军取得了辉煌的战果。元军沿江而下的始作俑者是刘整，因此他力请参与右路的进攻，以实现他建功的宿愿，但伯颜却把他派往了左路。刘整看到元军进展神速，而吕文焕立下头功，万分遗憾，竟至于发愤成疾不治而亡。从中可以看出的是，元军甚至包括宋廷降将的迫切心情和取胜欲望是如何的强烈。
宋室已将新年改元“德祐”，天既不庇，德又何祐？从年号上都可以看出宋廷的无奈。一直阳奉阴违的贾似道听说刘整已死，竟然也胆大起来，亲率精兵十三万出征，月底抵达芜湖。但他做的第一件事情还是立即遣使议和。可伯颜未予接受。
二月初二，起复为江淮招讨使的汪立信受命奔赴建康，在芜湖与似道相遇。似道这时已为亲眼所见的局势所震慑，见到立信竟放声大哭，表示悔不当初之意。立信十分鄙夷，冷冷而言：
“平章公，还能再骂一次瞎贼汪吗？”
似道哪里还能答话，只得讪讪而问立信此去何往。
立信没有正面看他：“江南已无寸土干净，吾只不过是找一块赵家土地赴死而已。总之要死得分明罢了！”言罢即去。立信最后实现了他的诺言，在来到建康后见事无可为，率部数千人北上高邮抗击渡淮元军。宋军芜湖兵溃后，立信遣散僚佐，嘱以家事，慷慨而绝。
似道不久就在伯颜大军攻击下一败涂地，其本人退居到李庭芝驻守的扬州，上书太皇太后请迁都以避，未得响应。月底，似道被同样万般无奈的临安朝廷解除了职务。三月，伯颜军进占建康，除遣军攻击扬州外，同时分兵合围临安。
大局已定。
临安城里的朝廷百官已开始作鸟兽散，纷纷出城逃逸。太皇太后在三月十九日下诏痛责接踵宵遁的大小官员，这道诏书说得倒也十分贴切：
“我朝三百余年，待士大夫不薄。吾与嗣君，遭家多难，尔小大臣，不能出一策以救时艰，内则畔官离次，外则委印弃城。避难偷生，尚何人为！亦何以见先帝于地下乎？”
平心而论，本朝的士大夫并非都是无耻之辈。即从眼前来看，弃城投敌、畔官离次者有之，但急难赴义、慷慨勤王者也不在少数，关键的责任还在天子身上。正直忠勇之士既不能间于国是，那么帝国朝堂之上尽是无耻之徒也就不足为怪。太皇太后下诏切责臣子固然不失道理，但其实更应该罪责的是先帝先君，至少他们养士千日并未能用之一时。
七月，忽必烈下令在鄂州、江州的元军分兵进击，一取荆湖腹地，一取江西，配合建康伯颜军从三个方向进攻临安。同时又命阿朮继续攻击扬州，阻挠淮南宋军南下。九月，淮南元军攻克泰州，大将孙虎臣自杀殉国；南进元军也已进围常州，临安危在旦夕。
八月二十六日，擢为为兵部侍郎的文天祥从江西赣州来到临安。
文天祥本来是个普通官员，宝祐四年（公元1256年）进士第一，及第后恰逢父丧，直至开庆元年（公元1259年）方补授为承事郎、签书宁海军节度判官事。这一年，天祥曾上书请斩宦官董宋臣，但疏入不报。此后十几年里，他在朝内外先后任职，咸淳六年（公元1270年）因得罪贾似道而罢职，此后起复为江西提点刑狱事。天祥在朝中虽没有太大的影响，但他的声名仍很卓著，当年殿上试策时，天祥不为草稿，洋洋万余言一挥而就，理宗皇帝亲拔为第一。考官王应麟评价道：“此卷古谊若龟鉴，忠肝如铁石。”同样也可以用来形容天祥的道德节操。忠臣节士绝不是一日可成的，文天祥也同样如此，只不过此前尚未表现出来而已。德祐元年（公元1275年）正月十三日，天祥接到了去年七月太皇太后所下的征兵勤王哀痛诏和召他入赴临安的别旨，立即招募义士，并自出家资助军，三天后就在江西起兵。并且克日就道直奔临安。然而到了吉州时，沿途的不少守将却十分不满他一力出击的激进态度，向朝廷诬报天祥此军乃乌合之众，不堪大任，宰相陈宜中于是下令不许前来行在。出于舆论的压力，朝廷虽然终于批准天祥入卫皇驾，但这已经使他在外耽搁了近三个月的时间。
此时临安朝堂中差不多已经空无一人。原先的两位宰相陈宜中与王爚因意见不合都先后离去，直到十月份，陈宜中才响应诏命回朝，与留梦炎同时入相。天祥来朝后，随即建议重新布置政治军事，主张将境域划为四大区域，各个集中兵力以抗敌锋。这本来不失为一个可行的应急方略，但朝廷议论下来，却认为过于迂阔。从这件事反映出来的情况看，朝廷决策层显然已经非常矛盾，既想守住最后防线，也有就此投降的意思在里面，否则如何对主动应战之策给予“迂阔”的评价？要想在这种危急时刻力挽狂澜，只有死战到底一条路可走。方法虽不是主要问题，但斗志可鼓而不可泄，如果此际上书言战犹还遭受指责，那实在也就无事可为了。
事实也正是如此。十一月元军攻破临安正面的屏障独松关后，朝廷已经手足无措，只有选择乞和之道。文天祥所提出的以目前残存三四万勤王兵与敌一搏的主张，更不可能得到陈宜中等人的首肯。十二月，临安正式派遣工部侍郎柳岳出使求和，但伯颜未予理睬。元军打到平江府后，陈宜中再遣柳岳径赴大都求乞，走到高邮时为民众所杀。德祐二年（公元1276年）正月初，临安大内慈元殿上，文官只剩下了六七人。此刻，太皇太后方才接受了天祥的主张，派遣诸王分赴福州、泉州。这虽然出自保存宗脉的考虑，但客观上却也达到了分镇境内的目的。否则，临安一陷，帝国也就寿终正寝了。
太皇太后此人虽是一介女流，但在关键时刻倒还有些倔犟。大臣日请东走，她就是不答应，似乎也有点与临安共存亡的想法。不过，太皇太后尽管不失勇气，但仍然不敢死战，数度拒绝了文天祥与另一位领将张世杰召义兵背城死守的建议。可见她或许还是对敌人抱有一线希望，至少幻想着能够以不惜屈辱奉表称臣来逃避灾难。但是，她本人也许可以全首退处，我们的帝国怎么办呢？
德祐二年（公元1276年）正月十八日，太皇太后派监察御史杨应奎奉国玺降表向伯颜无条件投降。伯颜接受降表，要宋廷宰相来营商议具体事宜。当夜，陈宜中就逃往温州，张世杰也退走海上，其他宰执无人愿意出面，天祥只有出来主持残局。但他辞去了宰相衔，而以资政殿学士的旧职出使，想在最后时刻保留一些帝国的颜面，用心可谓良苦。
天祥一去就被拘执，并被伯颜送往北方。所幸在三月初一走到真州时，借机逃离了虎口。同时，伯颜进驻临安，将宋室幼帝及皇太后全氏等皇族遣送燕京，惟有太皇太后以疾暂留。
至此，大宋帝国差不多就可以说走到了尽头。
三百年的岁月两分天下，一分归于东京，一分归于临安。由此看来，王朝兴衰并不完全系于地域之多寡，就是与外敌是否强大似乎也没有决定性的联系。历史虽不乏机遇巧合，但所有震天动地的变故背后也都能找到一些必然。因此，一切的一切都在于我们自身。所以回首往事之时，实在也用不着悲哀。惆怅因缘、喟叹世事从来都是懦弱者的表现，真的勇士，就必须抛弃无谓的空想，敢于直面惨淡的现实，用一点一滴的努力去重塑自我、再造乾坤。说实在的，我们的帝国就是因为缺乏实干的精神土壤，才落下今天这步田地，尽管灾难唤起了沉睡，但毕竟是太晚了。
太皇太后嘱使南行的益王赵昰、广王赵昺分别只有七岁和四岁，在禁兵保护下经过千辛万苦，于德祐二年（公元1276年）闰三月到达温州。第一批闻讯赶来的大臣有礼部侍郎陆秀夫和殿前指挥使苏刘义，接着宰相陈宜中和少傅张世杰分别从清澳和定海被招至两王行营。这一条逃奔路径几乎就是当年高宗皇帝走过的路，温州江心寺里尚还保存着南奔时的御座，众人在此会面，免不了大哭一场。收泪之后，一致推举益王为“天下兵马都元帅”，广王副之，发兵除吏，传檄天下，并准备开赴入闽。其过程似乎也与当年高宗在应天受命危难时同出一辙，但此际时势已有根本不同，他们显然也不会再有高宗那样的运气。
